孟子把"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视之为<士>这个阶层的道德标准.
民国期间确实有这样一个知识分子群体，他们不畏权势，针砭时事，臧否人物. 在混乱的局势中，似乎令民众对未来还能抱持一线期望. 因此，把他们归类于清流，社会的良心.
抗战胜利的举国狂欢不多久，社会上就笼罩着挥之不去的阴云惨雾，接收大员的无能，无德.国共两党为一己之私的争斗，物价飞涨，有些人的日子甚至比日本统治时期还艰难. 这时只有一些知识分子能表达民众的心声.提出对时局的批判. 例如：傅斯年撰文抨击行政院长，题为<这样的宋子文必须走开>，不久宋即辞职. 民众为之喝彩.
<观察>杂志的封面列有撰稿人名单. 都是当时的知名知识分子，单从这个名单就可掂量出这份杂志的分量.记得看过题为<呼吸英雄的气息>的文章，作者是谁已忘记了，这文章推崇法国作家罗曼 罗兰.称他为时代的英雄. 受此文的影响，我读了<约翰. 克里斯多夫>，也很喜欢这书的主人公以及小葛拉齐亚. 直到数十年后，我来到法国，得到更多的资讯后才知道，罗曼 罗兰也有其人性软弱的一面，三十年代，斯大林把他邀到莫斯科，安排他住到已被毒死的高尔基的故居，连续两天和他做竟日之谈，说他是当今世界上最伟大的作家，对他灌足了迷汤. 罗兰回到法国后，对三十年代早些时候的莫斯科审判和三十年代初农业合作化时代的大饥荒只字不提，知识分子的良知哪里去了？相反，一向被视为亲共的作家纪德访问苏联回到法国后，写了一本<访苏归来>，毫不留情地揭露独裁统治下的黑暗，这才是真正知识分子的风骨.从此以后，我对罗曼 罗兰的评价打了折扣.
拿破仑说过，使人屈服的方法很简单，一是收买，一是威胁. 在两者交替使用的情况下，在<生与死>的抉择关头，能保持住文人风骨的不多.
有些中国的知识分子在国民党时期敢做敢言，但是到了红朝就变了，五十年代初，在所谓<思想改造>运动中，一些被认为有骨气有担当的知识分子趴下了，到反右时，又被打断了脊梁骨.文化大革命时就只能跪安了.这一现象正好证明了<观察>总编储安平先生的判断，"在国民党时代，民主是多与少的问题，到了共产党时代，则是民主有无的问题"
郭沫若只是众多丑类中较为显眼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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