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局之中 4 高工的一年

北京市立高级工业职业学校坐落在东四北的什锦花园胡同，创办于抗日战争之前，原来的学制是四年，是比北师还要难考的学校.< 高工人>自称物美价廉，因为比起高中毕业的学生，有较为扎实的专业知识，比起大学毕业生，又更具实际操作的特点，北京那些不太殷实的家庭愿意把孩子送到高工或北师读书，可以早点毕业工作. 我有个舅舅是在天津的中日中学读过两年高中后，又以初中毕业的资格考入北京高工的.
我在三中读了一年半，对那里的印象并不好，唯一的好处是离家较近，但从未来升学考虑，不大想继续在那里读高中. 高工在北京的一些学生心目中是相当吸引人的，而我舅舅也颇多称赞他的母校. 所以初中毕业后决定考高工.  其实呢，那时对高工的了解并不多. .
高工设三科：机械，化工，土木. 舅舅是土木科毕业的，我也报了土木科.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接收后把 原来的四年制改为三年制，和普通高中一样了，还规定高级职业学校毕业生必须工作四年以后才可以再考大学.
在高工的这一年，校内校外可写的东西很多.
同班同学的岁数都比较大，有的已是成年人了，在他们眼中我还是个小孩子，小弟弟.有的学生已经结婚生子.同学发明了一种说法，如果结婚了没孩子，叫勋二位，意思是说在被窝里放屁，可以熏到两个人，如果有了一个孩子叫勋三位，以此类推.
高工的课程本来就很重，学制减少一年，自然就更重了，第一年除了普通高中三年应学的物理，化学，代数，三角，立体几何，国文，英语之外，还有大地测量学，制图学，应用力学等，我的手比较笨，在制图上花的时间很多，画出来教师还不满意.
教师阵容相当强，教国文的老师是闻国新，北京西郊门头沟附近的人，读小学时就从家中旧存的<朔风>杂志上看过他的文章. 此时得见真人了. 同学们戏称是<闻国新教新国文>. 英语老师姓田，不记得他的名字了，外号叫田小嘴，因他的嘴特别小，同学们流传一种说法，说他原来的嘴不小，读大学学英语，为了发音准确而做手术把嘴缝小了. 现在想想，这应是无稽之谈.教制图课的是位老先生，教了几个月后去北洋大学教书了. 又来了一位北大工学院航空系新毕业的先生. 教大地测量的是科主任，姓蔺，不记得他名字了，外号叫蔺头，他讲课时在讲台上跳来跳去，很卖力，学生们却一致反映听不懂，不是口音听不懂，而是讲不明白，我们只能靠自己看书. 教立体几何的那位先生外号是<大鬼>，因其长相确实很凶. 他讲课言简意赅，上一届的学生有人说不大能建立立体概念，但我听大鬼讲课，不存在这个问题. 我学完了立体几何后，无论参加任何考试，从来没丢过一分. 这应得益于大鬼. 训育主任是上面派来的西南联大中文系一位毕业生，非常老实，不是干训育这行的材料，教我们公民课，讲不出什么来. 干了半年，就把他换下来了，以后只教国文. 有个训育员姓田，脸特别长，外号叫<马面>，很形象，他是高工的老职工，但其人粗俗不堪，有新生以为他姓马，曾有人当面叫他马先生.他也支支吾吾地答应了
这一年，社会上发生许多事. 我们的教室是在一个南北向的二层小楼上. 两边都有窗户. 那时北平的楼房极少，所以视野极为开阔. 有一天位于东单三条的一个美军汽油库发生爆炸，我们观看到全过程，每爆一桶就又一声巨响，接着升起一股火焰，后听说，面对这种情况，消防队无能为力，只能任其全部烧完. 这次事故的起因到底是什么，就不必说了.
那一阶段，学潮可以说是汹涌澎拜，动不动就上街游行，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等口号层出不穷. 有次传说又有游行，我没敢到学校去，而恰恰这天，高工请了胡适先生到校讲演，使我错失了聆听的机会.
圣诞节后的一天，早晨第一堂课是英语，田小嘴一进教室就说，昨天北大一个女学生被美国兵强奸了. 同学们群情激愤，要有所表示，连课也不想上了.
第一学期，开始时我住学生宿舍，同屋有化学科一年级的张玉林，土木科二年级的王飞，王棕，这二人是堂兄弟，还有他们的侄子，机械科一年级的王兴邦，这三人是安新县同口村的，和我们是同宗. 张玉林和我成了最知心的朋友，后文还将提到. 王飞没读完，两年后考入空军通讯学校去了台湾. 冬天，宿舍内没取暖设备，连钢笔水都冻成固体了，于是搬回家.
我一直想尽可能多读点书，入学后方知高工毕业后需服务四年才能升学，而我对土木工程一点也没有兴趣，所以入学不久我就不想再读下去，想转到普通高中，将来考大学. 从第二学期起，我就向校方表明我的意愿，制图课我去上课，但我不再交图，省下时间来读有用的书. 第二学期我的制图成绩是零..
吴佩孚将军的家也在什锦花园，他家在路北，大门口很巍峨，高工在路南与之斜对. 那时候有电铃也是一种身份的显示，吴家大门的电铃旁边贴了一张小纸条，有同学看到后就分析说，这纸条象征着吴家的衰落，因为纸条上面写的无非是两种情况!：或者是电铃坏了，或者是指某家专用，如果是前一种情况，表明他家没钱修. 如果是后一种情况，那就是吴家不得不靠出租房子维持生活了..见到吴家大门，我遥想当年七爷一定进出这个门口多次.
现在回想起来，当时高工的校长及其他能影响校务的人，在政治上是偏向共产党的. 那时举办过学生讲演比赛，有人上台介绍列宁，但他所知较少，把列宁说成了列宁格勒，有许多人听不出来，我听出来了，觉得可笑而已，没多想，校方还开过一次全校大会，请一位教师讲演，台上放着几根树枝和一捆树枝，他先把一根根的树枝折断，之后又拿起成捆的树枝，怎么也折不断，结论是团结和组织起来的重要，当时听得有些莫名其妙，现在想想就很清楚了. 学校还请非职业的话剧团来演话剧，两次的剧目分别是<天字第一号>和<抓壮丁>，前者是描述渗入日本占领区的地下工作者的机智勇敢，后者则是暴露国民党基层的腐败.在我入学之前的那个暑假，三民主义青年团曾在西苑组织过一次夏令营，和我同住一屋的王棕参加了，后来偶然的一次听他说，我能在高工操控多少多少人，因他的形象较差，张玉林和我听后觉得可笑，没有当真. 几十年后，听王棕的伯父说，王棕毕业以后就被劳改，被发配到打井队，在乡间打了一辈子井. 这应和他的政身份与关.
我转入普通高中是比较费周折的事，因为高工的课程和高中不同，互不衔接. 普通高中高一学生物，平面几何. 这我都没学过，如果要转高二，插班考试难通过，若重读高一，我又不甘心，最终决定跳一班考高三，入高三要考的是立体几何，物理，化学等，我都可应付. 于是就在三十六年暑假考入了天主教办的盛新中学高三. 入学需要一张高二的肄业证明，那时认识一位同乡，在教育局当秘书，请他找一位市立中学的校长为我开了这样一份证明. 证明是真的，证明的内容是假的. 私立学校的学费很高，幸好那时爸爸在资源委员会的一个下属机构工作，那里的待遇非常好，可以负担职工子女学费的百分之九十，每学年还可报销一套制服费. 我就这样入读盛新中学的高三了，我只有十六岁. 我去办入学手续时遇到一位外籍教师，只能说英语，他问我入几年级，我说高三，他不信，以为我分不清senior和junior，我反复说是senior，他始终将信将疑. 开学后，他教我们英语会话，同学们都叫他<老眼儿>，因他的名字是劳伦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