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漫长夜 156 那些人和事 9

鸡鸭院有一位处长是老长征，一般人都很尊敬他。他的文化水平不高，为人低调。从不惹是生非。

文化大革命中期，原有的院级领导基本都靠边站了，这时上面要求成立三结合的领导班子，在军代表的指挥之下，把他给结合进去了，并且成了鸡鸭院的革命委员会主任，即第一把手。前文提到过，有一次他对全院职工讲话时，照着他人为他写的稿子念，把"接下页"和"承上页"都念出来了，成为鸡鸭院职工茶余饭后的笑料，他也因此得了"接下页"的外号。

还是在文革之前，大约在63 64年的时候，院方让他给职工讲红军长征的故事。这位老长征到是很忠实于历史，有什么讲什么。他说 那时食品缺乏，红军经过村子时，首要的任务就是搞吃的。个个人显神通，用一切可能的方法搞，不过那时一级压一级，如果一个士兵搞到了吃的，比如搞到两个饭团，必须要藏好，万一被班长排长知道了，他一定要搞走不可。院领导听他这样说也无可奈何，只讲了一次就不再让他讲了。

我到鸡鸭院时，他有老婆孩子，妻子是资料处的，山西人也入了党，文革中很左。造反派当权时，派人去她的家乡调查她的历史，调查的结果令人大吃一惊。她的前夫是个土匪，在当地杀人越货无恶不作，共军进入她的故乡后，没审判便立刻将她的前夫处决了。她带着和前夫生的儿子迁居他乡，隐姓埋名，后嫁给了这位老长征，谎称这孩子是收养的。和老长征又生了儿子女儿。这件事令院领导很难堪，马上把这女人开除了党籍，不过过了些时候，又悄悄滴恢复了此人的党籍。

这件事说明什么呢？好像能说明许多问题，却又什么问题都说明不了，人就是人!

漫漫长夜 155 那些人和事 8

有个姓王的湖南人，外号王二小，是个比较年轻的技术员，未婚。在五七干校抓五一六时，非常卖力，是个真正的打手，受到人们的侧目。一次批斗一位五一六分子时，他模仿列宁，让被斗的人看着他的眼，那人就目不转睛地直视他，反而把他看得低下了头。

根据林彪一号命令，于1969年年底来到五七干校的那些受审查人员是可以带家属的，家属被安排在一个叫南竿铺的小镇居住，南竿铺有集市，我们休息时，有人常去南竿铺购物。

有一次，王二小也去了，他去不是购物，而是趴在一个女厕所墙外看女人大小便。后被当地人发现抓住，把他带到了公社办公室，他连连认错，保证不再犯，并且说回到五七干校要向领导汇报检讨，公社的干部就把他放了。此事传到了住在那里的五七干校人员的家属耳中，凡是挨过整的人都觉得开心。有位姓孟的工人，也带家属来了，他的儿子也在干校劳动。
他目睹了王二小被抓的全过程，平时也痛恨这小子的作为，他看王二小回到干校后并没到校部认错检讨，而是企图沉默掩盖，这个小孟不停地活动，找连部，校部，把王二小的丑行宣扬出去，因他是抓五一六的积极分子，连部总想保他，迟迟不作处理，这小孟就越加宣扬，搞得连部非常被动，最后不得不让王二小在他的小组里做检讨，以后，这小子的颜面尽失，再也不能趾高气扬，受他虐待的那些五一六们开心了。

漫漫长夜 154 那些人和事 7

                                    梁一中的戒指

梁一中是我的上级，也是忘年之交。他出身湖南望族，姐夫王中原是民国时期的陆军上将，曾任湖南省主席，国民政府退守台湾后，他曾任驻韩国大使，1953年到54年，把数万中国战俘接到了台湾。梁的妹夫曾任海军参谋长，其岳父当过湖南省财政厅长。梁一中在抗战期间毕业于西南联大航空系，后赴美国深造，获硕士学位后回国，在鸡鸭院二处任主任工程师。五七干校期间，我们同在一个班，同住一室。成为至交。

从认识他的那天起，我就看到他左手无名指戴着一个白金戒指。

以他的家世，文化大革命避免不了受冲击，文革初期，被抄家多次，抄走两千余元现金，住房被压缩。在清理阶级队伍时，有人怀疑他是"美帝特务"，被隔离审查，这都不在话下，人们发现他的戒指不见了，有人说，这戒指是特务联系的信号，接下来审问他和他正在读高中的女儿，他说已把戒指扔了，再问扔在了哪里，他说扔到了紫竹院公园的一个湖里。二处的一些人便联系紫竹院公园的行政部门，抽干了那个湖里的水，一点一点地挖出烂泥，企图找到这个戒指，忙活了半个月一无所获，最后不了了之。 据说在烂泥中找到了一些步枪子弹，那就不知是谁扔的了，中国有句成语叫"沙里淘金"，这次是"湖底烂泥寻戒"，也算是鸡鸭院在文革中的一段趣闻吧!

漫漫长夜 153 那些人和事 6

                       顾汝亮的拐棍

顾汝亮比我年长十余岁，上海同济大学机械系毕业，在鸡鸭院三处搞铸造。在中共眼中看，他家世清白，他的爸爸是中学教师，无论家庭成员还是他本人，均和"反动党团"无瓜葛。是属于可以信任的人。但是文革一开始，顾汝亮就站在了造反派一边，他甚至还加入了"红造"
这在他那一代研究人员中是绝无仅有的，因此后来也就成了被整的对象。文革初期多次被抄家，一些古玩，首饰都不见了。也丢了不少书。有时抄家后，还列个抄走物品的清单，但等下次来抄时却把这清单拿走。所以究竟抄走什么物品，毫无凭据。

七天半控诉大会上，三处的党支部书记王某被揪到台前，他突然说顾汝亮的妻子有外遇，顾的妻子出身无锡望族，此时正在现场，听到后窜到台前，说时迟那时快，张开手臂打了王书记一个嘴巴。这在当时也是一件相当轰动的事。过了些时候，造反派式微，顾汝亮被揪出批斗，王书记的两个狗腿子，啪啪打了顾汝亮几个响亮的嘴巴子，把顾汝亮左边的牙打得摇动了，不多久统统被拔掉，这也算是一种报复。还把他的肋骨打断。

因应林彪的一号命令，被揪出审查的人都到了五七干校，顾汝亮自然也去了。一段时间以后，受审查的人大多结案，解放，成为和其他人一样的"五七战士"，但是对顾汝亮和另外几个造反派的人如二处的陈玉民，标准处的陈佩云却迟迟不予解放，所以他们要干更重的活儿，不能享受探亲假，不得回北京等等的歧视。在此情况下，这些人在五七干校等于是贱民，许多人不敢和他们说话。我这人向来不信邪，我对他们就和对其他人一样，不分轩轾。
这点很使他们感动，等最终他们回到北京后，都和我成了莫逆之交，和顾汝亮更是通家之好。顾汝亮对我的家人说，我是在五七干校唯一把他当人看的人。

顾汝亮被打断肋骨后，走路不方便，后来就带一根手杖。这一点让鸡鸭院的领导很难堪，软硬兼施让他放下手杖，甚至请出曾在同济大学当过讲师，算是和他有师生之谊的总工程师武霈劝他不要再拿拐棍，顾汝亮却很固执，谁的话也不听，直到我出国，他始终拿着那个拐棍! 鸡鸭院也奈何不得他。

拐棍成了象征和禁忌，倒也是新鲜事!!

漫漫长夜 152 那些人和事 5

薛鸣球 是我在鸡鸭院的同事 上海人 1956年上海交大机械系毕业即分配到鸡鸭院工作。1959年我到鸡鸭院时，他已在那里三年成为老职工了。他一表人才，无论个头儿，身材和五官都是上乘，在我看来，与电影明星吕玉堃，谢晋，京剧演员李世芳相比，毫无逊色。他在鸡鸭院的二处一室工作，为人低调，乐于助人。

他的妻子是上海一位大资本家的千金，在上海工作，二人也是长期两地分居。鸡鸭院能够照顾他的地方是常派他到上海出差。1960年我第一次去上海时人生地不熟，薛鸣球就给我不少的帮助。据说他的妻子曾对他说，我每个月给你62元的工资，你辞掉工作回上海吧! 他没听从，因为那时有一份工作太重要了。

文化大革命前，薛鸣球终于如愿以偿，调到了鸡鸭院属下的上海材料研究所。但好日子并没维持多久就家破人亡。

据说文革混乱期间，薛鸣球的弟弟曾策划搞一条船偷渡到日本，在付诸行动前被上海公安部门发现破获，薛鸣球的弟弟作为主要策划人被铺，薛鸣球本人受到株连，被上海材料所揪出隔离审查。在被隔离期间，薛鸣球跳楼自杀身亡，尸骨未寒时，妻子再蘸，女儿只有十五六岁，无生活来源，上海材料所照顾她，进所当了一名电话接线生。一个家就这样完了。

漫漫长夜 151 那些人和事 4

在物理组工作时，有位女同事姓潘，比我晚一年到鸡鸭院。吉林大学物理系毕业的。共青团员，很积极。公婆是左翼知识分子，丈夫出生在欧洲。他们结婚时，丈夫在兰州一军校任教官，后调到河北保定任教，不久这位潘女士也调到了保定。那时的政策是照顾军人，尽量解决他们的两地分居问题，对其他人则根本不管。例如，我1968年结婚，分居十二年，到1980年妻子才有幸调到北京，这是题外话，不说了。

前文提到过，有一次物理组开会时，这位潘女说，王煜对我们这个社会是格格不入。我心想你说的太对了，但是表面上我还要和她争辩一通。这就是人心的复杂处。

前文提到过，六十年代初，上面提倡学毛的著作时，她主动地和一位据称"又红又专"的孙某结成一个毛选学习小组，周六下午到孙的家中学毛著，被孙的妻子撞见，一个嘴巴打出家门。

1966年年底，我从哈尔滨回到北京便听说，潘女的丈夫在运动中自杀了。此时我不知她做何感想，是格格入了呢？还是也像我一样地格格不入!  不过没多久又听说她再婚了。

漫漫长夜 150 那些人和事 3

申桂轩  是我在情报组的同事 比我大两三岁 原是三处搞铸造的 差不多和我同时调入情报组  五十年代初大学毕业 即到鸡鸭院工作 丈夫是留苏副博士 在湖南某地工作 二人两地分居多年 这种情形在当时的中国很普遍

1964年中央出炉一条政策： 凡是两地分居的夫妇，一方在北京，上海，天津等大城市的，一律调往配偶的工作地方。申桂轩很不愿意去湖南，但政策如此，无法抗拒。1965年8月我被派往哈尔滨四清，那时申桂轩正是要走还没走的当口，等1966年底，我从哈尔滨回到北京时，她已经去了湖南。后不久听说她丈夫在文化大革命中自杀的消息，后又听说自杀的不是申桂轩的丈夫而是她本人。最后证实自杀的确实就是她。具体的原因不知。那时她约有四十岁。

漫漫长夜 149 那些人和事 2

鸡鸭院是1953年左右建的，它的前身一是机械研究院，一是机械工艺研究院。合并后为避免被认为一个吞并了一个，所以称为机械制造与工艺研究院，那时中苏正处于蜜月期，一切以苏联为榜样，而苏联也有一个同样名称的研究院，二者成了对口单位，有密切的合作。鸡鸭院有常驻的苏联专家，也经常有短期来访的苏联专家，所以鸡鸭院招纳了一大批俄文翻译，有大连俄专的，有沈阳俄专的，这些人大都是高中水平，学两年俄文后就业。1964年我被调到资料处情报组，同组的大多是原来的俄文翻译。此时中苏交恶，这些人有点派不上用场了。

到了六十年代初期，才把"机械制造与工艺研究院"这个拗口的名字改为简单明了的"机械研究院"。

大连俄专来的潘维经是这批人中的佼佼者，原因不外是他的"出身好"，学生时代就入党了，爸爸是老工人，家庭"无政治历史问题". 本人又非常积极。所以深得"组织信任"，以至后来本人就成了组织的化身。1964年我去情报组时，他是情报组组长，也是资料处党支部的委员。

1955年全国规模的"肃反运动"后，对干部的内部审查并未停止，鸡鸭院的保卫处就常设有一个审查干部的小组，而保卫处的人员，文化层次都比较低，所以经常借调一些靠得住的人去协助工作，潘维经就是其中之一，他经常是一去几个月，情报组的事就委托他人代理。潘维经的妻子是打字员，也是党员，编制在院长办公室，实际上也是在保卫处的审案小组，打些机密资料。这对夫妻肯定是"体制内"的人。

文化大革命后期，鸡鸭院被军管以后，潘维经又到了保卫处搞些秘密的工作，后来被调到部里的对外司，在我们看来这是冉冉升起的一颗明日之星，前途不可限量!  谁也没料到，突然听到他自杀了，且是双料的自杀，服毒兼投河。

据说，他到部里后，在对外司当头头，春风得意。1975年左右来了一个苏联的代表团，和部里的人开会，潘维经是会议的组织者之一，开会时坐在一位苏联客人的旁边，会后潘维经就失踪了，过了两天在北京郊区的一条河中发现他的尸体，尸检证明，他在投河前还服了毒药，可见死的意志非常坚决。迄今，我们这些局外人，不明白他自杀的理由!

漫漫长夜 148 那些人和事 1

鸡鸭院中比我年长的那一代知识分子，凡是和我有过近距离接触的，绝大多数都成了我的忘年交，能够在非常困难的环境下相交相知，彼此以诚相待，吐露心声，这是很难得的。

常言说：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与之格格不入者也有，比如陶令桓，徐进之流。

孙文彬是我的至交之一。谈起他来先要介绍一下北大工学院。

抗战以前的北京大学有五个学院，即文理法医农，没有工学院。位于北京端王府夹道的工学院属于北平大学。日本占领时代，北平大学迁走了，工学院仍在，被并入了日伪时期的北京大学。抗战胜利后这个工学院先是被称为位于天津的北洋大学(北）平部，大约过了一两年，这工学院才正式归入北京大学，成为北京大学工学院。1954年我入北大时的团委书记胡启立，原是北大工学院的，1952年院系调整，北大的工学院归入清华大学，原清华大学，中法大学和燕京大学的文学院理学院并入北大，胡启立仍留北大继续任他的团委书记。这个位于北京端王府夹道的工学院，不管它叫什么名字，归属何方领导，他为中国培养了不少人才是不争的事实。抗战后的首任院长是马大猷，年仅三十岁的学物理出身的声学家。我在天津化工厂工作时认识的张辉南，应绳祖都是北大工学院机械系的毕业生, 而鸡鸭院的原总工程师，反右后被降为副总工程师的雷天觉更是这工学院机械系毕业生中的佼佼者，1955年即是中科院技术学部学部委员。下面要介绍的是比雷天觉高一届的孙文彬。

孙文彬是土生土长的老北京，家庭背景非常单纯，在他那一代人中是少有的。工学院毕业后去广西大学机械系任教，后到贵州大学，中共建政后被调回北京筹建鸡鸭院的前身工艺院。孙文彬长我约十四五岁。他的特点是动手能力极强，据说可以达到钳工八级的水平。我初到鸡鸭院时，他是五处的工程师，后调到资料处任主任工程师，1964年我到资料处情报组后与他认识，成为至交。

他的身体非常健壮，身高一米八，没有一点赘肉。饮食习惯与大多中国人不同，从不到单位食堂吃饭，每天都是自己带饭来，喜欢吃杂粮，生菜。那时每周只休一天，他往往是利用周日休息和他的次子骑自行车远行，如去卢沟桥，明十三陵等地。我比他年轻却没有这样的体力和豪情。我常说，孙工像是铁打的一样。

他的妻子不工作，身体不太好，患高血压症，需常年服药。1969年春我们都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他仍在北京，但同年年底，鸡鸭院领导为实施林彪一号命令外迁河南漯河，他必须走了，考虑到妻子的身体状况，他提出退休。这在当时是很不寻常的举动，因那时没有退休制度，都是干到死为止。几经磋商，鸡鸭院同意了他退休，于是留在了北京。他是四级工程师，月薪二百余元，退休后拿原薪的八成，对他的生活不会有影响，只不过每月少些结余而已。(那时我每月才62元工资）1972年我因孩子有病回北京后，和他常有来往。他说退休后并不能过平静的生活，因为中共把所有的人都组织起来了，街道也不例外。他退休后，接到那些小脚老太太不仅常找他开会，还因他识文断字，要交给他许多任务，实在推挡不了招架不住。这个时代农村开始有集体企业，技术力量差，非常需要技术人员的支持。北京郊区大约是顺义或房山的一个企业打听到孙文彬退休在家便找上门来，聘他做技术指导。那时的规定是只能拿"补差"，即退休后少拿的那部分，对孙文彬来说不过是区区四十元而已。他答应这份差事的目的不在钱多钱少，而是摆脱街道上那些妇女的缠绕，这份工作也能发挥他的特长。对这企业的作用很大。他说，企业常常请他吃饭，主客是他一人，作陪的往往有两三桌，无非是借此揩油。

一天突然接到他次子的电话，说孙文彬在乡下企业内中煤气死了。令我们惊讶不已。我们帮助他家料理后事，得知是他在乡下住的房子烧煤炉，夜里中了煤气，次日被发现时身体已经凉了，根本没有救治的可能了。如此壮健的人就这样走了，令人唏嘘。若不是鸡鸭院外迁，怎会有这等事! 以他的体质，活百岁都有可能!

和孙文彬同一代的读书人，很少有像他那样家庭及本人历史"清白"的，这清白二字我加了引号，意即和国民政府，国民党及其他政治宗教团体无任何瓜葛。虽然他没入共产党，但由于他的清白，所以凡是机械工业领域需出国的事，不管是否他的专业，都会派他去充数。他走过的国家很多，连北欧的瑞典都去过。他对西餐有个说法，他认为西餐不过就是一块肉。他说有一次到奥地利，是副总统接待他们代表团，吃饭也是一块肉。 现在我看，是他把头道菜，甜食，奶制品都忽略不计了，只看到了主菜所致。

漫漫长夜 147 五七干校 20

回到北京后，得知了孩子的病况：

先是有些感冒，去鸡鸭院的卫生所拿了点普通的感冒药，服后，他的下肢突然出现许多鲜红的，像针尖样的出血点。妈妈再带他到卫生所，医生说这病我们看不了! 妈妈就抱着他去我二弟工作的朝阳医院，医生说是血小板急剧减少，已达危险程度，凝血时间是二十分钟以上，此时如果有任何出血，都有可能危及生命。医生找不出原因，只给了一点激素。我到北京后，带他到儿童医院看，也没查出原因，在候诊的时候，我这孩子开心地跑来跑去，与正常孩子无异，有些家长看他那种欢乐的样子，问他有什么毛病，我说你别看他表面正常，他的病也许比其他孩子都严重。过了几天，他腿上的出血点慢慢地被吸收，消失了，没再出现新问题，每过两三个月带他去医院查一次血小板，也逐渐恢复到正常的数量。至今不明白那次引致血小板急剧减少的原因。到他十几岁以后，一切正常，我们悬着的心算是彻底放下了!

到此时，我们在五七干校已经干了三年，将来的前景如何，谁也不知道。经历了抓五一六后，当权者的威望尽失，五七战士们的胆子大了，许多人回北京探亲就不再回去，干校当局也睁眼闭眼不管。于是在鸡鸭院的宿舍区，形成了一个特殊的群体，那就是留京不归的五七战士。这些人不必上班，经常聚在一起传播小道消息，臧否时事，有时像家庭妇女一样，结伙去逛街买菜。

总这样也不是办法，后来干校派一个小组到北京催人。我们称他们为"催鬼队"(催归队），从此以后似乎有了一个潜规则，五七战士们在博爱干校干六个月的活儿，就请探亲假回北京住半年，到半年将近时，催鬼队就来了，于是再去干半年活儿再回北京，如此往复循环了四年，到1976年邓小平第二次复出，说是要搞四个现代化了，于是被冷落在五七干校的这批人又成了人才，统统回到了北京。

在别的五七战士每半年回一次博爱五七干校的四年里，因我家庭的特殊困难，我被允许留在北京没有回干校。孩子被送到鸡鸭院的托儿所日托，早晨送去，吃完晚饭去接他，鸡鸭院宿舍离紫竹院公园很近，只要天气不是太冷，接出孩子后便到紫竹院玩，直到天黑回家。托儿所的孩子多半不敢在日托的时间大便，所以带孩子到紫竹院公园的第一件事是找个合适的角落让他拉屎，这几年间，我的孩子没少给紫竹院公园添加肥料。有一次他去一个僻静处，马上就回来了，我问为什么？他说有交朋友的一男一女在那里!

写五七干校已经有二十段，此后我虽编制在五七干校，实际我是在北京过一种寓公的生活，若再继续以五七干校为副题就不太对路，所以这段是五七干校的最后一篇，从明天起就更名为鸡鸭院的人和事。

漫漫长夜 146 五七干校 19

谈我们在干校的事情离不开鸡鸭院的总体情况。

各个工业部都有自己的研究院，例如铁道部的铁道研究院，交通部的交通研究院，冶金部的钢铁研究院和有色金属研究院，化工部的化工研究院等等。这些研究院的院长大多是专业人员，例如，钢铁研究院的院长陆达曾经留学德国，铁道研究院的院长是知名的桥梁专家茅以升。而鸡鸭院的党委书记张伯涛只读过四年小学，院长刘奂只读过一年西北工学院机械系。领导干部的知识程度在关键时刻就显露出来了。1969年年底，林彪发布一号命令，其中的一项内容是要求研究机构迁出北京，这些部属研究机构，只有鸡鸭院闻风而动，急急忙忙地迁到了河南漯河市，把建成不久的院址送给了公安部的一个研究所和北京第二汽车厂。这为以后的工作造成很大困扰，而其他的部属研究院均按兵不动，风头过后，什么事也没有，避免了鸡鸭院的灾难。

漯河的基础设施无法容纳鸡鸭院，所以在那里停留一段时间后又迁到了郑州。鸡鸭院的领导层后悔了草率迁出，从上到下没有一个人愿意离开北京。所以事后搞了许多名堂期望在北京重建鸡鸭院。已迁出的不大能再回来，于是在郑州建了一个机械研究所，把焊接和铸造部分留在了那里，成替罪羊。鸡鸭院在北京已无根基怎么办？不知通过什么途经，在已经外迁的北京农业机械化学院旧址占了一座楼充作办公地, 把鸡鸭院尚未迁走的热处理及锻压部分迁到原电器研究院，取消了电器研究院的名称，把电器研究院原有部分加上原鸡鸭院的热处理和锻压部分合并成立机电研究所。原鸡鸭院并入的部分成为机电研究所的二室。这二室比起鸡鸭院的规模小多了。而鸡鸭院就成了一个科研管理部门，不再有实质的研究活动。

鸡鸭院的行政领导通过一些手段重新在北京立定脚跟后，从五七干校陆续抽调了一些他们认为可靠的人员回去工作，凡是在文化大革命中造过反或未明确站在党委一边者，则继续留在干校改造。我当然在其中。鸡鸭院领导的本意是遇机会就把这批人甩出去，所以人们还在那里劳动时就对每人做了鉴定，如此，调走时就简单了，有了调令，可立刻走人。前文提到，我那个连的指导员姓孙，我主动对他谈了妻子在阜城被整的事，他不仅不帮我，反而说我立场有问题，我则说这是政策问题，双方坚持不下，等做鉴定时，这位孙某又抓机会整我，在鉴定书中写："希望正确站在党的立场....."，这话虽然婉转但意思很明白，那就是我没有站在党的立场，我当然不能接受，他派一个走狗，即被叫阴茎的人来，让我在鉴定书上签字，我不签，这个没有文化的人就胡搅蛮缠，弄得同房间的人不能午睡，其他人看不过，把她轰走了，从此再也没人要我承认这孙某给我写的鉴定书。说实话，我从来就没有站在过中共党的立场，如果真要站在党的立场，那我就不成为我了! 不过，在关键时刻，还不能任人宰割。就像有人说我，对这个社会格格不入，我心中说你说的太对了，但在表面上，我也得抗争一下一样，这就是极权社会对人的扭曲。

我在干校的第一年干大田活儿，犁田，耙地，插秧，挠秧(即除草），收割，打场都干过。第二年是搞基建，打砖坯，建房子等，第三年在食堂干活儿，其他人会炒菜，蒸馒头，焖米饭，我一概不会，所以只能干最简单的活，如洗盘子洗碗，洗菜切菜，抓猪。我们食堂有一个从部食堂下来的会做川菜的二级厨师，他说人民大会堂有大型宴会时，他曾被借去工作过。照中共政策，工人不应当下放五七干校，不知他有什么问题，在实施林彪一号命令时他来了，并且是带着家属来的。我从他那儿学会了做黄焖鸡。

1972年夏天，我正在厨房干活儿，忽然听到校部大喇叭广播说有我的长途电话，幸亏我是在食堂，若去大田干活就听不到了，于是赶紧跑去，是弟弟来的电话，说我的孩子有病，嘱我急速回北京，不知什么原因，我接电话后，心中异常平静，很有条理地安排我的物品，因每月只留二十元花费，十三元交伙食费后所余无几，没有买火车票的钱，于是开口向张彦祥借路费，本想借二十元就够了，他一下子给了我五十元。当天下午校部有车去信阳，我搭车走了，到信阳后买火车票，第二天回到北京家中，此后再没回干校，我的编制却一直在那里，直到1976年。

一年以后，机械工业部的五七干校从河南罗山迁到河南博爱县， 我从未踏足那里。

说什么好呢？

2015年3月22日巴黎华侨教会国语部举行两年一度的执事会选举，国语部共有170名会员，其中22人经常在安东尼聚会点聚会。此次选举，教牧组部分共有123张有效票，行政组部分有120张有效票。安东尼的22张票若能投出，约克占有效票的五分之一。

黄玮珥搞了一系列小动作，使得安东尼聚会点这22名会员很难行使会员权利去投票。3月29日安东尼聚会点的主日崇拜程序表上刊登了黄玮珥的写了一个说明，在这个说明中他罔顾事实为自己的行为辩解。4月4日我给黄玮珥及国语部执事写了一封邮件，逐点分析了他的说明的不实之处。我已经把这封邮件贴到了我的博客上，感兴趣的人可以去看。

任何一个拿到3月29日主日崇拜程序表的人或收到电子邮件的人均可看到黄玮珥的说明，其影响范围很广。我手头没有安东尼聚会点全体会员的邮箱地址，无法把我写给黄玮珥和国语部执事的邮件发出去，因此，我于4月6日给安东尼聚会两位负责人王大台和黄萌珥写了一封邮件，全文如下：

大台 萌珥   你们好  主内平安!  

三月二十九日安东尼聚会点的主日崇拜程序表上 刊登了黄玮珥写的一段文字 经研读后 觉得其内容颇值得推敲  为此 我于四月四日写了一封给他和国语部执事们的邮件 提出了我对一些过程的看法 但我无法发给安东尼聚会点的所有成员 为了能让此间的人从不同的角度了解真相 达到"兼听则明偏信则暗"的目的，  可否请你们核准 请安东尼聚会点负责文字工作的同工 将我那封邮件转发给此间所有的人或请有关人员把安东尼聚会点人员的邮箱地址给我，我自己发。

如果我在那封邮件中所写内容有不妥或不符事实之处，也请你们为文纠正，真理总是越辩越明。

主恩永谐

这封邮件发出到今天，已过去十几天了，一直没得到回复。近日却听到一个消息：4月6日之后两天， 安东尼聚会点两位负责人之一的王大台给聚会点的文字同工发了短信，命令他们不得把聚会点会员的邮箱地址发给任何人，这当然是针对我的那封邮件而发的。

听到这个消息后感到震惊，想不到真有人能干出这等出格的事来。教会内部的事均可通过平等的讨论求得共识和合理的解决，他们收到我的邮件后，不敢和我面对面地讨论处理问题，而是在背后搞这些不大能摆到台面的小动作，如果4月4日我给黄玮珥的邮件中有任何的不妥之处，他们完全可以批评指正! 为什么不正面说呢？ 恐怕是理屈词穷，无话可说吧!  为什么我对黄玮珥所写说明的点评不能让会众知道呢？有什么难言之隐吗？居然把会员的通讯地址当成了阻挡相互联系的武器! 能阻挡得了嘛？圣经不是教导"是就说是 不是就说不是"吗？圣经不是教导我们要圣洁吗？即使做不到圣洁，可以做个正人君子吧! 做不到正人君子，至少要对得起自己那五尺之躯吧？!                
                                                                                                                                                                听到这个消息也立刻想到了许多中国的成语和谚语，如：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等等。教会如果落入这步田地，真是可悲了!

王大台发短讯命令不得外传会员的邮箱地址这件事肯定不是王大台一个人的主意，也许像他三月八日压下华侨教会的开会通知一样，只不过是代人受过! 难矣哉!

安东尼聚会点选同工，听说前几版的候选名单中都有王大台，最后的名单中，他的名字不见了，不知何故？是不是代人受过这角色太尴尬？!

真的，叫我说什么好呢!

漫漫长夜 145 五七干校 18

稍读过几本书的人，脑子多闲不住，在单位工作的时候，上班忙课题，下班忙家务。没太多闲情逸致琢磨其它的事。到了五七干校，既不忙课题也不忙家务，收工之后就无所事事了，第一年，大家的身体还不太适应强体力劳动，收工后多躺在床上休息，日子久了，人们习惯了，一般是扎推聊天消磨时光，于是就有了一些闲话。

我们干校有两位女士同名不同姓，名字都叫美莉，两人都是上海人，也都很嗲，后来美莉二字就成了嗲的同义语，也以美莉二字给人起外号。鸡鸭院行政处长的太太也是"老干部"，进城后学的很摩登，到了干校后，每天收了工，梳洗打扮一番，换上干净的衣服，在场院里飘来飘去，人们赠她外号为"老美丽"，有一姓隋的科长，也常常顾影自怜，被称为隋美丽。后来就有了一大串"美莉"，成了人们茶余饭后调侃的重点。

人们还把一些人的名字串起来编成顺口溜。如今过去几十年我已不记得全文，只能回忆到几个名字的变音。例如把樊东黎叫"饭桶里"，把秦家梅叫"勤加煤"，把黄理统叫"往里捅"等等。
还有一人叫尹静，人缘不太好，很能整人，有位被她整过的人一直叫她为"殷静"，当时我也没太在意，以为是他发音不准，后来听人说这是在骂她，因为殷静与"阴茎"同音。中国的平上去入四声的妙用在此体现无遗了，妙!

2015年4月15日回复阮恒的一封邮件

 阮恒 你好 谢谢你的邮件 也谢谢你浏览我的博客
>
> 你的两个建议其实是互相关联的，那我就一并回答吧!
>
> 三月二十二日巴黎华侨教会执事会的选举应是教会中一项很重要的事情，直到三月二十一日的上午，我还以为是在安东尼聚会点投票。唯一不清楚的是几点投票，所以我给大台和萌珥发了个邮件， 题目就是<明天几点> 邮件的全文如下：
>
>
> 大台 萌珥 你们好 据闻 明天可以在Antony聚会点投票参与华侨教会的执事会选举 不知要几点到教会 流程如何 请示下    
>                                                       王 煜> 不久，接到萌珥的回信，如下：
> 3月21日
> 王老师，田老师，平安。我在与大台联系，请他直接联系你们和其他会友。萌珥 Envoyé de mon iPad
>
> 到了十一点半 接到大台的电话说 明天不能在安东尼聚会点投票，若自己不能去华侨教会，可以委托他人,这等于是搞了个措手不及，我能委托的人不会电脑，如何委托？其他会友是到了傍晚才接到电话的，翠菊到了周日早晨才接到王大台的电话。 后来我听说三月八日华侨教会国语部就把开会通知带到了安东尼聚会点，可是王大台压下不发，直到三月十五日才发，这明白地违背了会章规定的要在开会前十天发通知，我发邮件问大台，他拒不回答。后来有了黄玮珥在三月二十九日程序表上的说明，稍加推敲，便可看到这声明有许多不实之词，所以在四月四日我写了一封致黄玮珥及国语部执事们的邮件，指出从两个月前起，黄玮珥就搞了许多小动作不让安东尼聚会点的华侨教会会员投票。至于他不让这边的人投票的目的何在，我不做猜测，明眼人一看便知。因我没有安东尼聚会点全体会员的邮箱地址，我又发邮件给大台和萌珥，请他们转请文字同工把这封邮件发给安东尼聚会点的会员或者把会员的邮箱地址告诉我，我直接发。他们不仅拒不回答而且通知文字同工不要把会员邮箱地址给人，显然 这是指的我。(我早就知道这事，为保他们的面子，我没有在之前的博客写，现在你既然提出了，我不得不说，我觉得他们的这做法太小气，不是成年人能干出来的事，真理越辩越明，如果你们认为我写给黄玮珥和国语部执事们的信不符合事实，你们可以写邮件驳正吗! 大概是他们觉得无法反驳，唯一的办法就是不让我的邮件流出.）在受到"围追堵截"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我通过其他渠道得到了一些人的邮箱地址，其中有些人我不认识，可能就有你所说的慕道友。我倒不觉得让慕道友了解教会的真实情况有什么不好。
>
> 谢谢你让我不要多管教会的事，我理解你的用心良好，怕我多管事影响了身体和健康。其实呢，我真的想过一种悠闲的日子。但看到教会的乱象我不能保持缄默，为什么？因为我知道责任之所在。如果面对这些现象不作声，那就是对神的不忠。见到了不说，是我的错；说过了他人不听，那就不是我的过错而是他人的过错了。面对这些恶，不会影响我的信心。你看过<十日谈>这本书吧，其中有一个故事是说，一个人听到教会中许多的负面信息，很受冲击，他决定亲赴罗马了解，等他回来后却信了基督，他说我在梵蒂冈看到了更多的丑闻，我之所以要信是因为教会虽然有诸多的罪恶，但他能延续一千多年，这不能不是 神的作为。
>
> 柴玲如果不作声，能引起华人基督徒对远志明的关心吗？如果我对巴黎华侨教会内有人编造谎言欺骗会众的事不发声，不顺便提到远志明的所作所为，远志明强奸柴玲的事就不能和2013年发生在法国的事联系起来，远志明就不会被彻底揭露，他也不会辞职，所以，该说的就当说，该写的就当写。神会在其中安排一切! 如果没有你的邮件，安东尼聚会点两位负责人之一命令文字同工不得外传会友邮箱地址的事也抖不出来!  真是奇妙!
>
> 我正在构思一篇博客，贴出后也许能解答你的问题，请稍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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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次谢谢你对我和我老伴的关心!
>
> 愿
>
> 神和你同在                                                           王 煜
>

近日发出 没有得到回复的几封邮件

1.三月二十五日给胡薇和萌珥的邮件

胡薇 萌珥 你们好 二十二日华侨教会的执事会选举 安东尼聚会点的华侨教会会员究竟应在何处投票 变化很大 我不明白个中原因 打算写邮件请教他们 汲取上次直接引用萌珥话语的教训 这次我采用间接引语的方式引用胡薇的话 并为慎重起见 在发出前 把相关段落发给你们过目 如无不妥我再发 谢谢

                                   王

老妻和我没有参加三月十五日的主日崇拜，所以，当天没拿到开会通知书。 三月十七日胡薇到我家来，带来了华侨教会发给我们夫妻二人以及孙翠菊的通知书，胡薇说三月二十二日主日聚会前，可以在安东尼聚会点投票。由于胡薇是安东尼聚会点的负责人及植堂小组六人之一黄萌珥弟兄的夫人，所以我们认为二十二日在安东尼聚会点投票，这是正式的通知。 次日，我特意去翠菊的餐馆，把通知书交给他，她说二十二日不一定有空到教会，所以她写了一张委托书，委托田立忠代他投票。 三月二十日，老妻田立忠在Orsay 大街上遇到胡薇，胡薇说明天不能搭他们的车去教会，因为他们早晨参加法国教会的聚会后再去安东尼聚会点就将近 四点了。老妻和我做好了搭乘RER去教会投票的准备。

2.三月二十六日给王大台的邮件

大台 你好 主内平安

华侨教会新通过的会章规定 召开会员大会的通知要在会前十天分发 三月二十二日华侨教会举行会员大会选举新一届的执事会，三月八日就把开会的通知带到了安东尼聚会点并在当天的崇拜前交到你的手中 不知为什么你没有分发 而是在压了一个星期后的三月十五日才发 这已经违背了会章的规定了 

另外 在分发开会通知的时候，为什么你没有说明 在安东尼聚会点聚会的华侨教会会员在何处投票？如果不说明投票地点 分发开会通知能起什么作用？

事实是，由于直到三月二十一日中午，你才明白地宣布要到华侨教会去投票 使得许多会员来不及委托 从而无法行使选举权。

期望给我一个书面答复 ! 

主恩永谐

                                                                   王 煜

3.四月一日给黄玮珥的邮件

玮珥 平安

 

三月二十九日 安东尼聚会点的主日崇拜程序表上刊登了如下一段文字：

母堂執事會黃瑋珥弟兄致安東尼聚會點的華僑教會會員說明書:

3月 8 日丁均姊妹帶上了華僑教會 3月 22日分部會員大會通知書,交給王大台弟兄。

我本人因為兩個月前和大台萌珥弟兄已經計劃於 3 月 22 日舉行安東尼弟兄姐妹確認

同工會議,(當時認為由華僑母堂確認母堂同工,安東尼聚會點確認安東尼同工,合

情也合理)。因此我就請王大台弟兄暫不發母堂分部大會的通知書。

3 月 12 日植堂小組會議中,我們回應安東尼負責同工在收集人選信息需要,和界定

安東尼聚會點同工會性質,我們決定原定的 3 月 22 日的聚會點表決推遲至 4 月 12 日

舉行。於是 3 月 12 日當天,我請賀晗姐妹向所有在安東尼的華僑教會會員發出母堂

分部大會通知書,賀晗姐妹在當天共發出 15 份,其餘 7 份直接由王大台弟兄在 3 月

15 日轉交。

也由於母堂國語執事會沒有確認植堂小組建議的異地投票方案,有會員誤認為該建

議已是決議,使你們未能提早清楚投票方式,我在此深表歉意。我們會在未來,給予

安東尼聚會點確定的教會會員大會和分部會員大會做法。

三月二十二日恰恰是华侨教会国语部投票选举执事会的日子，在安东尼聚会点聚会的华侨教会会员是有权投票选举华侨教会国语部执事会的，不知你们三人在确定上述计划时，是如何安排安东尼的华侨教会会员行使会员权利去投票的？请便中给予答复。 谢谢!

                                                   

4.四月六日给王大台和黄萌珥的邮件

大台 萌珥   你们好  主内平安!  

三月二十九日安东尼聚会点的主日崇拜程序表上 刊登了黄玮珥写的一段文字 经研读后 觉得其内容颇值得推敲  为此 我于四月四日写了一封给他和国语部执事们的邮件 提出了我对一些过程的看法 但我无法发给安东尼聚会点的所有成员 为了能让此间的人从不同的角度了解真相 达到"兼听则明偏信则暗"的目的，  可否请你们核准 请安东尼聚会点负责文字工作的同工 将我那封邮件转发给此间所有的人或请有关人员把安东尼聚会点人员的邮箱地址给我，我自己发。

如果我在那封邮件中所写内容有不妥或不符事实之处，也请你们为文纠正，真理总是越辩越明。

主恩永谐                

5.四月十日给文字同工的邮件

文书 文字同工，你们好 主内平安!  自从老伴跌伤后 她的行动已不太方便 而我也年老体衰 不再能走很远的路 因此 今后不大可能每周都到教会聚会 我们想以后增加与肢体的书信往来 但我们手头的邮箱地址不全 记得以前曾发给我们一份会友的电话号码和邮箱地址 可惜由于我操作不当 已从电脑中丢失 因此可否请再发给我一份 以便于联络 如何之处 请酌 谢谢啦

                                             

点击此处可回复、全部回复或转发

漫漫长夜 144 五七干校 17

可能是由于出身背景接近的缘故，在鸡鸭院的年长的研究人员中，我有许多气味相投的忘年交，到了五七干校，整天在一起劳动，有的同住一室，接触更加密切，彼此更为相知, 叶鹿鸣就是其中之一。

他是浙江人，学化学的，个头不高，非常健壮，据说读大学时，是足球校队。长我三十一岁，我初到鸡鸭院时，他在二处化学室的电化学组当组长。1954年又一起调到资料处情报组。1969年4月我先到罗山五七干校，半年后按林彪一号命令，他也来到五七干校，后同在一组，同住一室。

鸡鸭院的政治学习，五级以上的工程师们聚在一起学，这个工程师学习小组组长是留美归来的丁敬华，他不在时，由一程姓工程师(姑隐其名）代理。叶鹿鸣以敢言著称，在工程师学习小组上他就说过，1960年他回过一次老家，那时他的爸爸身体还很健壮，可是家乡的浮夸风太严重，农村种粮食的倒没粮食吃，情况很悲惨，我看不下去，只住了一天便走了，没多久爸爸就死了，纯粹是饿死的。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这位程工程师从学习小组的记录本中找出叶鹿鸣说过的话，揭发批判。而我所在的情报组有人接力搞叶，说他污蔑大跃进的大好形势，先是停止工作让他打扫厕所，接待外地的红卫兵。后来情报组有人要把他送到公安局，为此逼着每人表态，闹腾一通最后也不了了之，从中却看出人性之丑恶。

在五七干校，收工后吃完晚饭，洗干净，外出散步是一种无奈中的享受。叶老常和我一起出去，他把那些当头头脑脑的说成是拿鞭子的，而我们是挨鞭子的。有一次我们驻足看一只小鸟在山坳里独自嬉戏，这小鸟比麻雀略大，羽毛很美，它常常飞得很高，之后像自由落体一样滴急速落下，快到地面了再一跃而起，如此重复再三。叶鹿鸣感慨地说，这是它最开心的时候了，我们连它都不如，没有这般的潇洒。诚然!

漫漫长夜 143 五七干校 16

鸡鸭院有位S君，是三八式干部，我初到时，他是某一处的科长，几年后升任副处长.

此人原本就是个混混，形象猥琐，语言乏味。据说他的妻子是富家女，遭土匪绑票，S 君凭着机智和勇敢把她解救出来，之后就成了他的妻子，也有人说他的妻子原是国军一军官的外家，即小老婆，国共打仗时，国军打败，军官跑了，S 君把她收归己有。真实情况扑簌迷离，外人搞不清，人们知道的只是二人年龄相差较大，大约差了十几岁。从他妻子的做派，看不出是很有教养的样子。

到了五七干校，闲时聊天无所顾忌，S 君说的一件事令人印象深刻。他说早时他去住小旅馆，穿棉袍，裤子是他用黑纸做的。夜晚住进后，他把纸裤子处理掉，次日起床，他对老板说，我明明是穿着裤子来的， 夜里裤子被人偷走了，老板无奈，只好赔了他一条裤子。若干年前他以这种手段讹了条裤子，已经是相当恶劣了，现在当了官，对此仍津津乐道真是匪夷所思，无法理解。

五七干校主要是种水田，我们有几个"冲"，也有好几个水塘。天热时下了工，人们常到水塘游泳。游泳当然要穿游泳衣，有一次，好像是周日，这位S 君也来和大家一起游泳，可是他不穿游泳衣，光着身子一丝不挂就下水了，有人问他，为什么不穿游泳裤衩，他说：怕什么! 夜里睡觉时，老婆还揪着它呢？! 事后有一个人对我说：不知他的老婆揪过几个呢!

中国的电影，话剧等都是把好人坏人分得很清，完全脸谱化。大概是在我的孩子三岁时，有一次我们对着窗子坐，看到S 君走过，我的孩子突然问我："为什么警察不管他？" 这一问问得我有点莫名其妙，我再问孩子，问什么警察要管他? 孩子说："他不是坏人吗？! 你看他走道的样子，多坏!"

不对等的话语权

巴黎华侨教会国语部在本年三月二十二日进行了两年一次的执事会选举。根据主日崇拜程序表公布的数据,

国语部共有会员 172人，其中22人是在安东尼聚会点聚会的。
出席人数  102人，另有31人委托他人投票。
选举教牧组时，发出 133 票，收回 126票 其中三票无效，有效票 123张。
选举行政组时，发出 133票， 收回 130票 其中十票无效，有效票 120张。

前面写的几篇博客指出，黄玮珥通过一系列的活动，使得在安东尼聚会点聚会的华侨教会会员很难行使投票权，最终绝大多数人不得不弃权。事后，黄玮珥作了一番解释，刊登在三月二十九日安东尼聚会点主日崇拜程序表上。他的解释有多处与事实有出入，为此，4月4日我写了一封致黄玮珥和华侨教会国语部执事们的邮件，指出黄玮珥的说明悖于事实之处，为了让此间的会员能够"兼听则明偏听则暗" ，四月五日我给安东尼聚会点的两位负责人王大台和黄萌珥写了一封邮件如下：

大台 萌珥   你们好  主内平安!  

三月二十九日安东尼聚会点的主日崇拜程序表上 刊登了黄玮珥写的一段文字 经研读后 觉得其内容颇值得推敲  为此 我于四月四日写了一封给他和国语部执事们的邮件 提出了我对一些过程的看法 但我无法发给安东尼聚会点的所有成员 为了能让此间的人从不同的角度了解真相 达到"兼听则明偏信则暗"的目的，  可否请你们核准 请安东尼聚会点负责文字工作的同工 将我那封邮件转发给此间所有的人或请有关人员把安东尼聚会点人员的邮箱地址给我，我自己发。

如果我在那封邮件中所写内容有不妥或不符事实之处，也请你们为文纠正，真理总是越辩越明。

主恩永谐 

          

不出我所料，到今天已经四天了，没收到他们的任何回应。既然不做回应，当然也就不能发给安东尼聚会点的会众了，众会友所能拿到和看到的只有三月二十九日安东尼聚会点主日崇拜程序表刊登的黄玮珥那个解释了。无法得到我对他的解释所做的分析。

话语权不对等，会,众就难于"兼听则明"，这可能是华人教会的普遍现象.前几天，从网络上看到一篇文章，题为<远志明 中国教会和党文化>  转贴在这里，与大家分享!

宋乔∶远志明、中国教会和党文化

作者∶宋乔

最近柴玲公开指责远志明二十年前强奸她，并要求远志明道歉的消息在网上和海外华人中闹得沸沸扬扬。我很少去教会，但我可以想像，各地华人教会一定也是议论纷纷吧。网民们的说法五花八门，有质疑柴玲的诚信，说她瞎编造的；有说柴玲可能有心理疾病的；有批评远志明是个混混，要他公开做出说明的；也有的把远志明，柴玲和海外民运人士通通贬斥为没有道德操守的胡作非为之徒的；也有对基督教和基督教会嗤之以鼻的。 这件事本身十分具有戏剧性，因为两个很有名的民运人士，多年以后又先后信了耶稣基督，成了基督徒，远志明还成了有影响的传道人。这两个人的关系本应更加亲近，但突然之间爆出二十年前的“强奸”事件，其轰动效应可想而知。 这一对男女之间的性关系是否真的发生过，已经很难证明，其性质是强奸还是两情相愿也难以说清。即使证明强奸是确有其事，也早已过了法律追诉时效的期限。照理，这本该是远志明和柴玲之间的问题，最多也是教会内部的事务，或民运分子的家务事。但是其影响却远远超过了教会和民运队伍的范围，也使我产生了从文化的高度来思考这个问题的想法。 据柴玲所说，她找过远志明的某位按立牧师，这位牧师的态度是要柴玲把这事掩藏起来，因为这可能损害远志明的声誉，进而损害教会和传教的事gong。网上也有人指责柴玲不该把几十年前的旧事重提。他们为远志明辩护，称他如果真犯有奸淫罪，也是在信主得救之前，这罪早已得到主的赦免。果真如此吗？其实就是基督教信徒们对此也有截然不同的看法。何春勋、何俊明等十三位华人牧师联合发表了一个声明。他们在这个声明里明确表示∶“教会中任何人都不能以任何理由或藉口，掩盖、袒护、包庇或纵容罪恶。爱、宽容、赦免，都不能取代教会对罪恶的清理。教会必须显明其公平与公义的特质。” 他们还进一步申明∶“柴玲姊妹提出的这些很严重的指控，必须经过公正的调查与澄清。如果确属事实，远志明牧师应该坦诚面对，当就自己信主前和以后所犯的罪，勇敢地、彻底地悔改。我们深信远牧师若真心地悔改，神必赦免、洁净┅┅这将会给远牧师和家人带来心灵上真正的自由，以后也可以安然站在基督的台前。深信神也会赐远牧师恩典和力量去面对一切可能的后果。如果事实并非如柴玲姊妹所言，她也要承担自己的责任。”我百分之百地赞同何春勋等十三位牧师的意见。我坚信，事情非如此办，不可能得到真正的解决。 我一向认为中国人可能是世界上最没有宗教情怀的民族。中国虽然有多种宗教，但中国人里真有虔诚信仰的实在太少。我们中国人对宗教多是抱一种实用主义的态度。人们进寺庙，道观，教堂主要是求平安，求健康，求发财。有时候同一个人可以进出几个不同的宗教庙宇。真正为了信仰而愿意献身的少之又少。各种宗教在中国本土化和世俗化的程度也是最高的。宗教的本土化是一个普遍的现像，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本土化的结果可以让这个宗教变得更好，也可以让他变得更糟。可悲的是各种宗教到了中国后都变得更糟了（可能伊斯兰教除外）。 我们中国文化里的一些坏东西融入了这些宗教。最明显的是封建专制制度对人们的独立意志，自由精神的压制和打击的做法，被很多宗教接受。中国人为尊者讳，为长者讳的习惯融入了中国化的佛教，最早佛教主张的众生平等，容许“呵佛骂祖”的传统荡然无存。以至于谈玄说佛成了某些人追名逐利，自高身价的工具。上世纪著名的马列主义佛学家赵朴初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为了迎合中共“反修斗争”的需要，赵朴初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写了有名的散曲《某公三哭》，嘲笑，谩骂在前苏联领导改革的赫鲁晓夫。他不单骂赫鲁晓夫，连赫鲁晓夫的太太和女婿都一并带上，尖酸刻薄，看不到一点佛家宽容大度的影子。今天的情形更加荒唐，中国的佛教寺院大多成了藏污纳垢之所，僧人们也整天为权势名利而奔忙。 各种宗教在中国逐渐朝坏的方向蜕化的过程现在是愈变愈坏。国内个宗教团体都是在宗教局控制下的，和尚，尼姑，牧师们都是共产党公开或秘密任命的。这些神职人员都有对应的行政级别并享受相应的待遇。除了组织控制外，由于共产党的严厉管制，党文化向各种宗教的渗透日益严重。即使海外的华人教会也受到很大的影响。和美国人的教会比，华人教会的牧师和长老，执事们在行事风格上受党文化的影响极深。从中国大陆出来上了点年纪的人第一次迈进教会都会感到回到了六七十年代的中国。如像国内基层领导干部爱以党的化身出现一样，国外华人教会的牧师，长老和执事们常常自觉或不自觉地以神的化身或代表说话，做决定。国内各级共产党组织都把党的各级负责人打扮成一贯正确，即使他们有各种各样的毛病和缺点，也被他们自己或下属掩饰起来。这样做有一个好听说法叫维护党的威信。这种做法在华人教会也很普遍，流行。这些教会领袖们完全没有意识到基督教的一个根本属性就是尊重和爱每一个个体，因为他们是由神造的，是生而平等的。在教会里大家都不顾世俗的辈分，互相以兄弟，姊妹相称。就是牧师在神的眼里也不比普通信众有更高的地位。每一个信众都有直接与神交流的权利。我听说一个很大的华人教会的主任牧师经常以个人的好恶论断信众，随意地取消信众在礼拜日上台侍奉的权利。但他最终被发现曾经隐瞒离过婚的事实，而他的前妻就在附近不远的另一个教会。事情被揭露出来后，好些人以维护教会的名誉和维护神的荣耀为借口替他遮掩。这事情引起了教会里两派信众的严重不和。 有的牧师或执事还很听不得不同意见，哪怕只是对圣经的不同理解，有时这种理解的差异是非常小的。过去二十多年里我听过冯秉诚牧师多次讲道，但我后来对他的讲道渐渐失去兴趣。他在后来经常举一个例子，说一次他们在街上漫步，恰逢一个跑江湖的在表演特异gong能。当他表演失手时就说∶观众中有牧师或僧人的请离开。言外之意是资深的牧师有特殊的能力能干扰这些特异gong能。看来，冯牧师似乎真以为自己具有某种超自然的能力呢。我很担心他继续这样下去，很可能那一天就成了“冯半仙”了。同时我对当年毛泽东被捧上神坛，他也把自己摆到众人之上有了一点理解。过度的权利和无限的吹捧让他昏了头。我说这些是表示我珍视个人独立的意志和自由精神。失去了独立意志和自由精神，人就可能被欺骗和奴役，成为奴隶。 现在基督教信众在中国飞快地增长。有人估计，中国很快将成为世界上基督徒最多的国家。也有人满怀信心地期望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会对中国的前途起不可估量的正面影响。说实话，我倒没那麽乐观。无论基督教在中国有多大的发展，无论中国的基督徒占全民的比例有多高，如果信众们丧失了独立意志，自由精神，过去几十年在以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的旗号下发生的各种惨剧就会在以耶稣基督的名义和天国的神话下重演一遍。 基督教里和世俗社会对事物的评判有不同的标准。我不欣赏那种硬把神、教会和圣经的概念强加于世俗社会的做法，这样做是一厢情愿的，也是粗暴的。我们看到每一种宗教都自称有高于世俗社会的道德标准。果真如是的话，那大可不必对教徒和神职人员的过错以各种藉口掩饰，袒护，包庇或纵容。我很赞赏何春勋、何俊明等十三位牧师的声明∶“教会中任何人都不能以任何理由或藉口，掩盖、袒护、包庇或纵容罪恶。爱、宽容、赦免，都不能取代教会对罪恶的清理。教会必须显明其公平与公义的特质。” 附∶ 何春勋、何俊明等十三位牧师的声明 读到柴玲姊妹写给教会的信，我们为其中谈到的问题，感到震惊和伤痛。我们在神面前迫切祷告，凭著圣灵的感动与带领，以此信作为对柴玲姊妹公开信的回应。 一. 我们的原则 1. 教会是神从世界中分别出来、用基督宝血所买赎的属灵群体，是耶稣基督的身体和见证。教会应当竭力遵行基督的命令，维护自身的圣洁（以弗所书 1:4,5∶26‐27；彼前 1:15,2:9） 2. 基督徒（包括传道人）作为“蒙恩的罪人”，会有软弱，会犯罪、会跌倒；当基督徒犯罪的时候，教会应当遵行圣经的教导∶“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又当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加拉太书 6:1） 3. 教会中任何人都不能以任何理由或藉口，掩盖、袒护、包庇或纵容罪恶。爱、宽容、赦免，都不能取代教会对罪恶的清理。教会必须显明其公平与公义的特质。 4. 一个人，在没有重生得救之前，可能犯有各样的罪。而当他真正重生之后，就一定会为自己过去的罪真心地忧伤和悔改，并有悔改的表现和行动（见路加福音19:8 撒该信主后的表现）。 二. 我们的态度 据柴玲姊妹在信中所言，她已经按圣经的教导，走完了马太福音 18:15‐17节的过程。但信中也指出，远志明牧师提出了“另一个版本”，因此“并没有达成真正的认罪和解”，使得该事件目前落入了“He said，she said”（各说各话）的情况。柴玲姊妹在公开信中说，她为了证明自己所说的是真相，主动接受了测谎专家的测试。信中说，测试结果表明，她所说的都是真实的。现在她希望教会对该事件做出公正的判断。 鉴于此，作为华人教会的牧者，我们愿意怀著对主、对主的教会、对广大弟兄姊妹、对柴玲姊妹、对远志明牧师负责的态度，以诚挚迫切的心，表明我们的态度，并做以下呼吁∶ 1. 我们写这封回应信的目的，不是要伤害或论断任何人，而是鼓励柴玲姊妹、远志明牧师以及众教会，采取一个符合圣经原则的方式，去积极面对和解决这个问题。 2. 既然柴玲姊妹已经以公开信的形式，将此事件公诸于众，远志明牧师就应该暂停手中的事工，以严肃、诚恳、公开的态度，来面对这项指控。远牧师应该为自己的家庭，为了教会中那些爱他、支持他的弟兄姐妹，更是为了基督的名不受羞辱，采取合宜的行动。我们认为，基督徒接受测谎是一件令人悲哀的事情（“因为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马太福音 5:37）；但如果事情发展到必须依靠测谎才能得出真相时，我们支持远牧师接受测谎。 3. 柴玲姊妹在公开信中说∶“我希望你（指远牧师）对我的性侵犯和后来的两次欺骗行为 （第一次是2011年11月左右对我说的谎话和威胁；第二次是2013年3月对周爱玲牧师说的谎话）书面道歉。”我们认为，柴玲姊妹提出的这些很严重的指控，必须经过公正的调查与澄清。如果确属事实，远志明牧师应该坦诚面对，当就自己信主前和以后所犯的罪，勇敢地、彻底地悔改。我们深信远牧师若真心地悔改，神必赦免、洁净（“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约翰一书 1:9），这将会给远牧师和家人带来心灵上真正的自由，以后也可以安然站在基督的台前。深信神也会赐远牧师恩典和力量去面对一切可能的后果。如果事实并非如柴玲姊妹所言，她也要承担自己的责任。 4. 与此同时，柴玲姊妹在信中提及∶“几位维护远志明的牧师都用神在使用他的理由来说服我不要继续证实真相。并以这件性暴力发生时他还未信主等为他开脱，甚至攻击我为什麽胆敢把这件事讲出来等等”。如果真的有牧师如柴玲姊妹所指出的这样做的话，我们不能赞同这样的做法和说法。 我们深信，神看工人的圣洁，比工人所做的工作更重要；并且，如果一个人带著没有被对付的罪来事奉，既不能被神悦纳，也不会被主记念；我们坚信神的教会不应该掩盖罪恶，而是要靠著神的恩典和怜悯，用耶稣基督的宝血来洗净罪恶。 5. 无论从今日的教会现实还是从教会历史角度，我们都应当严肃、认真地处理此事件。在中国教会的历史上，由于一些类似事件没有“真相”，以至于多年来给教会带来分裂、伤痛、争吵和羞辱。而现在网络中已经有相当一部分信徒在询问此事，感到困惑不解，已经受到打击，又不知所措。为了对主所托付给我们的群羊负责，对基督的教会和教会的历史负责，我们必须找出该事件的真相，给我们牧养的信徒及公众一个答案∶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马太福音 5:37）。掩盖真相，不做任何处理，将对双方都不公平，都是伤害；而最受伤害的，则是主的教会，是教会中许多的小羊。 6. 因此，我们认为，远志明牧师作为该事件的当事人，有责任给关心他的众教会一个清楚的交代。同样，远牧师所在机构的董事会，远牧师所在教会的牧者与长执会，远牧师的按牧委员会，以及湾区牧者联祷会，在寻求澄清该事件之真相方面，有责任为远牧师提供帮助，并且有义务监督远牧师采取正确的行动。为了澄清真相，成立一个有公信力的专门调查委员会是必要的。 三. 我们的盼望 事实上，神若纠察罪孽，没有人能站立得住。我们无论在什麽境况下，各人都当儆醒敬虔度日。因为神是鉴察人心的主，　要我们圣洁。我们诚挚盼望弟兄姐妹为这件事祷告，让这两个家庭以及神的众教会都行走在神的旨意当中。让想藉此破坏教会的魔鬼撒但蒙羞退后。 我们诚挚地呼吁，众教会为此事件迫切祷告，求圣灵动工，使真相得以显露，罪恶得以被清理；受伤害的，得著医治，软弱跌倒的，得以被赦免、被扶持；神的教会得洁净、得复兴，神的名得荣耀。 牧师署名（按姓氏拼音为序）∶ 1. 何春勋牧师 2. 何俊明牧师 3. 黄雅悯牧师 4. 刘传章牧师 5. 刘 康牧师 6. 任运生牧师 7. 王天声牧师 8. 王峙军牧师 9. 文耀铭牧师 10. 辛立牧师 11. 余钧牧师 12. 张道山牧师 13. 赵约翰牧师 ——原载《华夏文摘》（CND） 2015-03-30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悖论与不智

四月十二日，安东尼聚会点就可以"选举"自己的同工会了，我把选举二字前后加了引号，因为这说不上是选举，连植堂小组的人士都不敢把它说是选举而只说是"确认"。何谓确认呢？是由植堂小组定下七个人来作为候选人，让会众对每人表示认可或不认可。这种"确认"的做法，比中共在五十和六十年代在基层选举中实行的定额选举还要严格，那时官方规定，若不同意官方的候选人，可以在选票上写上自己中意的人的名字。不过那里没有竞选活动，公民不能有横向的沟通，不可能共同选举同一个定额外的人，所以这条规定只是虚设，欺骗群众而已。但此次安东尼聚会点的同工选举连这样一条虚设的规定都没有，会众除了对这七名选定的人表示认同或不认同外，不能再选任何人。足见设计这次"选举"或称"确认"的人多么缺乏自信。对会众的控制比中共控制人民还紧。          

基督徒离不开祷告，我相信四月十二日投票确认之前，一定会有人带着会众祷告，我连祷告词都能猜个八九不离十，定会求 神引领选出合乎 神心意的人。神会怎样想呢？"你们已经把这七个人挑出来了，我能发挥作用的空间非常有限"，只能感动会众或是赞同或是弃权。其实，你们已经代替 神把大部分工作都做了! 当然你们也可以说，挑这七个人，就是 神带领的结果。说这话的可是人哪! 怎能证明这是 神的意思，是 神带领的结果？所以说，人一直在悖论中打圈子!                                                                                                                                                                                                                                                              
 实话实说，这七个人中倒真的没有不能接受的人。安东尼聚会点的人不多，能有投票权的大概不超过六十人，如果开放提名选举，选出的也就是这几个人，不会有大的出入。据说那些风评欠佳却跃跃欲试且志在必得的人，在植堂小组听取会众意见后，"被拿下了"，意即不让他们做候选人了。如果被拿下的人缺乏自我认识，少了些自我反省的精神，他或他们会把不满放在植堂小组身上。而如果开放会众提名，凡是符合会章或其他条文规定的条件者均可参选，选不上的人那就活该了，谁也怨不得。植堂小组不就避免了得罪这些人吗？

所以，植堂小组的作法既悖谬又不智(为了客气，我没用愚蠢二字），根本问题是缺乏自信!

漫漫长夜 142 五七干校 15

五七干校为锻炼人，干过几件令人难忘的事：    

 一是派人住到农民家里，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这在前文已经说过了，不再赘述。只想补充一件趣事：陈敏铮在农民家住了一个月。有一天夜里，他拿着手电筒去院里的厕所小解，完事后正准备回房，听到农民住的房内有声响，估计是有人也要去厕所，出于好心，他亮了手电想替人照路，没料到出来的是房东的儿媳妇，赤身露体一丝不挂，把陈敏铮吓了一跳，赶紧熄掉手电回屋。

二是选了几个人从干校步行到信阳，全程九十华里。被选上的人很无奈，但也没办法，只好从命。记得读大学时，实行所谓"劳卫制"，是从前苏联照搬过来的。全称是"准备劳动与卫国制度" 其中一项是十公里负重行军。听说北京钢铁学院有两个学生行军途中死了，以后各校都选早晨和晚上安排这个项目。五七干校的这九十里走，比当年的十公里行军厉害多了。走去之后再乘汽车回来，毫无意义，而且这些"五七战士"差不多都已进入中年，不比那些毛头小伙子的大学生了。所幸，走了这一趟没出什么事故，原说以后继续搞这项活动，我们都担心被选上。幸好干过这一次以后就不再干了。

三是在几个水塘里投放了鱼苗，养鱼改善伙食，用意本不错，天热的时候下水捕鱼也正常。但天冷了再下水就成问题了。记得我们都穿棉衣了，还挑了几人下水捕鱼，连部买了两瓶二锅头放在池塘边，下水的人干一会儿，就浮到岸边喝两口酒。我在边上看觉得很不是滋味，当时靠酒力顶过去了，很可能就落下毛病，贻害终生。

漫漫长夜 141 五七干校 14

大约是在1971年，五七干校正在大抓516分子的时候，校部接到北京的电话说，王燕文的丈夫杀死两个孩子后上吊自杀了，让王燕文火速回北京处理后事。校部立即找到正在田间劳动的王燕文，谎称她的孩子有病让她回京照顾并派了一位女士陪他一起回去。王等二人前脚离开干校，她丈夫自杀的消息便随即传开了。

王是上海人，1951年入同济大学化学系，一年后被选派留苏入莫斯科钢铁学院读金属物理。1959年初毕业回国，早我半年来到鸡鸭院物理组，我们共事多年，相处不错。她的丈夫顾叔钊是她在莫斯科钢院的同班同学，他们的毕业论文是二人共同完成的同一个题目，回国前在莫斯科结的婚。顾叔钊被分配到二机部原子能研究所，该所位于北京近郊的房山县，他们的家设在了鸡鸭院，顾叔钊每两周可以回北京一次。二人育有一子一女，这两个孩子既聪明又漂亮，人们称这一家是神仙眷侣。

顾叔钊出身知识分子家庭，其父顾仲彝是作家，他写的话剧"秋海棠"在三四十年代名噪一时，曾被改编为电影，记得我幼年时看过，吕玉堃饰演男主角。中共建政后，顾仲彝曾任上海文化局副局长。1951年顾叔钊考入上海交大电机系，次年被选派留苏。

1969年王燕文和我们一起去了五七干校，两个孩子交由顾叔钊带到原子能所看顾。文革初期顾叔钊站在了造反派一边，大抓516分子时也受审查，据说本应对他"隔离审查"，但他有两个未成年孩子需要照顾，所以让他"日托"，即上班后隔离交代问题，下班后回家看孩子。一天夜里顾叔钊先后把两个孩子掐死，之后自己从容上吊身亡。

四口之家的神仙眷侣一夜之间只余下一人，王燕文遭此打击精神近乎崩溃。

漫漫长夜 140 五七干校 13

中共治下，夫妻双方两地分居的很多。因为大城市的户口限制极严，其它地方的人根本无法进入，特别是从五十年代起就把人分为城镇户口和农村户口之后，农民户成了二等公民或贱民，除了考大学一途，根本没有任何指望可以成为城市居民。以我个人为例，我是1968年结婚的。妻子原是北京居民，到天津上大学后，把户口迁到了天津，1961年毕业被分配到河北阜城当中学教师，户口迁到了阜城。我们结婚后，两地分居十二年，直到1980年8月她才调到北京与我团聚。而那时工资低，交通费高，许多人不可能靠自费与家人团聚。与我同年分配到鸡鸭院的一个小伙子，是中山大学化学系毕业的福建人。单身住在鸡鸭院的宿舍内。大概是到了1962还是1963年，节衣缩食积攒了一些钱，他请假自费回福建探亲。他前脚走，我们即后脚听了一个文件传达：从即日起，实行探亲假制度，夫妻分居两地者或未婚与父母分居者，每年可有十二天的探亲假，路费报销。福建这小伙子有点倒霉，如果晚走一个月，就可省下数目可观的往返路费了。写这些都是为了后面的铺垫。

1969年4月，我们去五七干校，同年八月，我以探亲假名义去阜城，之后回北京看望父母小住数日。从干校到阜城的路费可以报销，从阜城到北京的路费就要自掏腰包了。其他同事在北京原是与配偶同住的，要到次年才可享受探亲假。而那些夫妇双方同去干校而把子女留在北京的却无权享受探亲假。在干校都是男女分开住集体宿舍。对他们来说是天涯咫尺。

那些受"审查"的人是无权享受探亲假的。受审查的又分成了两种，一是1969年年底根据林彪的"一号命令"被带到五七干校的所谓"走资派"和历史有问题的人，到干校以后，其中一些人被查清了问题"解放了"，余下的待查的人已不多。二是在五七干校被列入调查的人，主要是原来的造反派，在清查五一六分子时"被揪"的人。例如：和我较熟悉的陈玉民，他是从清华大学调派的留苏生，1958年回国，在鸡鸭院二处工作，因家庭历史清白，曾是鸡鸭院加意培养的对象，俨然一颗冉冉升起的明日之星。只因文革期间站在了造反派一边而被列入了另类。
多年不允许他回北京探望妻子和儿子。他家住鸡鸭院宿舍的底楼，抓516高潮期间，有人向他家扔砖头，打穿玻璃进入房中，幸未伤人。其他如顾汝亮，刘述意，贺XX(忘记名字了）都是多年不允许探亲的。

冲出重围 又来一个短平快

我所在的聚会点隶属于华侨教会，在这里聚会的人有一部分是从华侨教会过来的，本就是华侨教会的会员。 另有一些人填表加入了华侨教会，也有些人没有加入。在这里经常聚会的六七十人中，共有二十二位华侨教会会员。

聚会点成立于2009年6月，华侨教会每两年改选一次执事会，2011年和2013年华侨教会的执事会选举，都为安东尼聚会点的会员参加选举做了妥善安排。

今年不同啦!  按会章规定，召开会员大会前十天，应当把开会的通知分发给每位会员。 今年华侨教会执事会的选举是三月二十二日。三月八日执事会就托人把开会的书面通知带到了聚会点。但受人干扰不让此间的负责人分发，直到三月十五日才发。原说是此间的会员可以在安东尼聚会点投票，但到了投票前一天又告知，不能在安东尼聚会点投票了。我是周六十一点半接通知的，有人接到电话通知已是傍晚了，甚至有人是周日的上午才接到电话通知。 通知告诉大家，如果去不了华侨教会可以通过微信或电子邮件委托那边的天人代为投票，这就为我们设置许多的障碍，我没有智能手机，无法发微信，我拟委托的人又没有电脑，怎么办？看来只有弃权了。 不过人到了没办法的时候也会"情急智生"，我给华侨教会国语部执事会的十个人发了封邮件，请他们告知我的委托人代我投票，我相信这十位执事不会不做，果然就这样终于把票投入了票箱。 我称此事为<冲出重围>，又打了一个短平快。

不过有两个遗憾： 一是聚会点的二十二位会员不都有我这样的坚持，绝大部分人不得不弃权。 二是按规定，委托人要签署一份委托书交给受托人。这次来不及了，是一位执事请受托人代我签名的。 如果按法律追究起来，等于是犯了伪造文书罪。

漫漫长夜 139 五七干校 12

我的妻子是1961年河北大学毕业被分配到河北省阜城县阜城中学任教的，那里的生活条件和工作条件都相当艰苦，饮用水带有苦涩的咸味，每天只能让大伙房灌一暖壶。她是学生物的，因生物课在中学里并不重要，而校内大学本科毕业的教师又不多，所以让她教主科化学和英语。有些内容她也得从头学。

该校教师大体分两类，一是本地人，年龄较大教龄较长，学历都不高，比如专区的师范专科生等；另一类是60年以后从北京，天津等地分派去的大学生，我认识的就有一位家住北京，北京师范大学物理系的毕业生，在那里教初高中的物理。文革前这两类人相处没有什么隔阂。

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各大城市都是以中学生大学生到社会上破四旧开始的，继而是回校
批斗校长教师。阜城中学文革开始时，学生们都比较保守，不敢打人斗人，搞得相当温和。 后来北京六中的一批学生到了阜城串联，向那里的学生传授经验，当天就打死一个语文教师。从此，阜城的学生们像是得了真经，武斗之风一下子起来了，校团委书记刘广智是个中专生，工资较低，平时就嫉妒大学毕业的教师每月有五十元的"高薪"，文革开始后混入红卫兵组织乘机引导，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了京津来的大学生教师。这些外地来的教师几乎无一幸免，全部被揪斗，弯腰低头喷气式，拳打脚踢等成了家常便饭，吃饭前还要到毛的像前认罪。我的妻子平时为人低调，此次挨整也是随大流的众人之一，当地老乡对他们说：本地的教师差不多都拐弯抹角地有亲戚关系，不整你们外来的整谁？!我太天真，得知妻子挨整受委屈后，心中不平，利用回北京探亲的机会到处告状，去过文革接待站，去过国务院接待站，
等把我写的申诉材料转到阜城后，刘广智等人把我妻子提升为第一号斗争的对象，在全县的斗争大会上判我妻子三年管制。 妻子被整以后，每次我给她写信，信封上都写魏新愚 田立忠两个人的名字，魏新愚是阜城中学的校长。因为写给她的信肯定先要经过红卫兵的审查，说不定还被压下不给她，同时写上校长的名字，他们倒不敢扣押了。不了解的人看这信封，说不定还以为这是夫妇两呢!

红卫兵从我的信中摘抄了一些话，寄给了我们五七干校，期望以此把我株连进去一并打倒，五七干校接到告发后，立刻派了鸡鸭院政治部的徐雪芬和一吴姓干部去阜城调查，徐雪芬是抗日时期加入共党的干部，多少懂一些政策，看到阜城揭发我的那些材料都是肥皂泡，向五七干校报告说我没问题，所以五七干校那一届的负责人没有整我。他们也理解了我的妻子挨整是冤案。后来这些负责人或是去了漯河，或是回到了北京。校部和连队的负责人都换成另外的一些人。一名叫孙大勇的成为我们连的指导员，此人是鸡鸭院二处的一名技术员，极左，1971年阜城中学更进一步整我妻子，我天真地以为五七干校保留着徐雪芬二人调查的材料，所以我向孙大勇介绍我妻子的近况，期望得到干校的帮助。没料到这一下等于是给这位孙某提供了材料，认为我袒护反革命的妻子。此事不久，上面就传达九一三林彪出逃事件。五七干校中凡是受审查尚未有结论的均不能听传达。我从未被宣布受审查，但这孙某却不让我去听传达。这等于是向所有五七干校的人员宣布我是有问题的。至于什么问题，人们不知道，只能猜。这样一来，我的处境比那些一直受审查的人更尴尬。因为他们的所谓问题是明的，我的问题是个"谜"，孙某人通过这件事整了我一次。 我被"亮相"后，周围的人反应两极，有人一如既往地和我来往，有人却从此不再与我交谈，好像根本不认识我一样。做得最突出的是一个叫把健的工程师，他比我大约十五岁，是搞冷加工的, 情商应该极低，看风使舵却无底线。此时不理我了，走对面连看都不看我，和我似乎是划清了界限。十几年后，我们都回到了北京，1986年我来法国前到他和其他几位老朋友的办公室辞行，他把我叫到楼道里悄悄地对我说，出国后要紧紧地依靠组织，周末多去大使馆汇报。在我被冷落的日子里，学妹陈佩云，老友沈铁成均表现出色，令人感到安慰。当然在此情况下我也尽量少与他人打交道，免得他们为难。

2015年4月4日给黄玮珥和国语部执事的邮件

玮珥 各位执事    主内平安!      
2015年3月29日 安东尼聚会点的主日崇拜程序表上刊登了以下文字：

教會消息:

1. 母堂執事會黃瑋珥弟兄致安東尼聚會點的華僑教會會員說明書:

3月 8 日丁均姊妹帶上了華僑教會 3月 22日分部會員大會通知書,交給王大台弟兄。我本人因為兩個月前和大台萌珥弟兄已經計劃於 3 月 22 日舉行安東尼弟兄姐妹確認同工會議,(當時認為由華僑母堂確認母堂同工,安東尼聚會點確認安東尼同工,合情也合理)。因此我就請王大台弟兄暫不發母堂分部大會的通知書。3 月 12 日植堂小組會議中,我們回應安東尼負責同工在收集人選信息需要,和界定安東尼聚會點同工會性質,我們決定原定的 3 月 22 日的聚會點表決推遲至 4 月 12 日舉行。於是 3 月 12 日當天,我請賀晗姐妹向所有在安東尼的華僑教會會員發出母堂分部大會通知書,賀晗姐妹在當天共發出 15 份,其餘 7 份直接由王大台弟兄在 3 月15 日轉交。也由於母堂國語執事會沒有確認植堂小組建議的異地投票方案,有會員誤認為該建議已是決議,使你們未能提早清楚投票方式,我在此深表歉意。我們會在未來,給予安東尼聚會點確定的教會會員大會和分部會員大會做法。


看了这一段说明之后 引发了更多的疑问：<我本人因為兩個月前和大台萌珥弟兄已經計劃於 3 月 22 日舉行安東尼弟兄姐妹確認同工會議,>安东尼聚会点植堂小组共有六人，即法语部的邱星火和李基纳，国语部的黄玮珥和丁均，安东尼聚会点的黄萌珥和王大台.两个月前，你和大台，萌珥三人是以什么身份确定的这个计划，在你们开会讨论计划前有没有植堂小组的授权，确定计划后有没有向植堂小组其他成员报告，如果这一切都没有，那你们三人确定的这个计划有效吗？2015年3月1日 巴黎华侨教会召开会员大会，为便于在安东尼聚会点聚会的会员参加会员大会，特地停止了当天在安东尼聚会点的聚会。3月22日华侨教会再次召开会员大会，选举国语部的执事会，其重要性不亚于3月1日的会员大会，你们三人却偏偏把安东尼聚会点选举同工会的日子定在这一天，意图就非常明显了，无非是不让在安东尼聚会点聚会的会员去华侨教会投票选举国语部执事会。<,(當時認為由華僑母堂確認母堂同工,安東尼聚會點確認安東尼同工,合情也合理）>这句话又没有主语，没有提当时"谁"这样认为。

 巴黎华侨教会会章规定会员有权利在会员大会进行审议和投票，而国语部执事会决定把将在三月二十二日开会员大会选举执事会的通知发给经常在安东尼聚会点聚会的会员，而且已经在三月八日托人把开会通知带到了安东尼聚会点，那就意味着在安东尼聚会点聚会的华侨教会会员有权参与华侨教会国语部的执事会选举。不管什么来头的人<认为由华侨母堂确认母堂同工，安东尼聚会点确认安东尼同工>就都不管用了，个人意见总不能否定国语部执事会的决定。再者，如果认为<由華僑母堂確認母堂同工,安東尼聚會點確認安東尼同工,合情也合理>, 那么，华侨教会国语部把开会通知发给安东尼聚会点的会员就是不合情也不合理了。如果您坚持认为< 华侨母会确认母会同工，安东尼聚会点确认安东尼同工合情也合理，为什么在长达两个月的期间，不在国语部执事会讨论和安排此次执事会选举时提出您的意见呢？国语部执事会若采纳您的意见，干脆不给安东尼聚会点聚会的会员发通知不就完了吗？国语部已经托人带来了开会通知，您却让王大台弟兄暂时不要发，我要请教您，您把您的位置摆在什么地方了？能凌驾于国语部执事会之上吗？  综上所述，<请王大台弟兄暂不发大会通知书>的理由不能成立。

安东尼聚会点从2009年6月建立以后，已经经历过2011和2013年的巴黎华侨教会国语部的执事会选举，从来没有人认为安东尼聚会点的华侨教会会员没权参加国语部的选举。

<我就請王大台弟兄暫不發母堂分部大會的通知書>，其中的<暂不发> 指多久？

<也由於母堂國語執事會沒有確認植堂小組建議的異地投票方案, 有會員誤認為該建議已是決議,使你們未能提早清楚投票方式,我在此深表歉意>

确定安东尼聚会点的华侨教会会员在安东尼投票，到底是植堂小组的决议还是向国语部执事会的建议？植堂小组由国语部和法语部的人组成，2013年组成后第一次在安东尼聚会点亮相时说过，植堂小组决定的事就是最后决定，不需经过执事会或理事会的认可，植堂小组成立一年半以来，曾有哪件事是要由国语部执事会确认的？ 为什么这件事要由国语部执事会确认？而为什么国语部又没有确认？


植堂小组开会时，应无其他会员参加，如果植堂小组的人不对外宣布开会的内容，未参加会议的其他会员当然无从了解会议讨论了什么议题和做了什么决定。按程序表所引文字，三月十二日开了植堂小组会议。三月十五日王大台分发的开会通知，十七日胡薇把通知送到我们家中，同时告诉我说，二十二日可以在聚会前在安东尼聚会点投票。二十一日我妻子在大街上遇到胡薇，胡薇仍然说可以在安东尼聚会点投票。胡薇是位普通的姐妹，目前在教会中没有职分，但她的丈夫黄萌珥是植堂小组的六位成员之一，也是安东尼聚会点两位负责人之一，当时我没有详细问胡薇，是谁告诉她的可在安东尼聚会点投票，我直观地理解是萌珥开完会后把植堂小组的决议告诉了她让她转告我，因此，没有任何会员误认为该建议已是决议，而是植堂小组成员把会议的决定告诉了其他会员，如果植堂小组只是向国语部执事会建议在安东尼聚会点投票而不是最后的决议，作为一位科学家出身，平时又谨言慎行的萌珥，断不会违背教会纪律如此肯定地说可以在安东尼聚会点投票。如果三月十二日植堂小组会议决定安东尼聚会点的华侨教会会员可以在安东尼投票，那么，提请华侨教会认可，就是多此一举了。如果有人背着植堂小组其他成员这样做，那只是个人行为。

退一万步来说，即使认为植堂小组的决定只算是一个建议，令人奇怪的是，教会国语部竟然在十天之内没有处理植堂小组的<建议> 而作为植堂小组成员和国语部执事会的主要负责人的黄玮珥也没有积极地推动"认可"，听之任之，不了了之。直到二十一日中午，才由王大台出面给每人打电话告知二十二日安东尼聚会点不设投票点. 翠菊则是二十二日上午才接到电话的。这等于是给了个措手不及。为什么如此呢？？  我们无法搞清!


<於是 3 月 12 日當天,我請賀晗姐妹向所有在安東尼的華僑教會會員發出母堂分部大會通知書,賀晗姐妹在當天共發出 15 份,其餘 7 份直接由王大台弟兄在 3 月15 日轉交。>

这段话有含混之处，巴黎华侨教会国语部向每位会员发出的是书面的开会通知，这书面通知是三月八日被带到安东尼的，压了一个礼拜，直到三月十五日才分发。 三月十三日(而非上段话所说的十二日）我收到一封电子邮件，其附件是开会通知。



如果梳理一下上文所记述的事情，可以看到，从两个月之前三人确定安东尼聚会点选举同工的日期；告诉王大台暂时部分发开会通知；到植堂小组决定了的事情还要提请国语部认可，提请之后国语部却又置之不理，始终是一双手在操控，所有这一切活动的结果是安东尼聚会点的大部分华侨教会会员不能行使投票权，正符合了他<<,(當時認為由華僑母堂確認母堂同工,安東尼聚會點確認安東尼同工,合情也合理）> 这一切都是偶然的吗？ 很值得深思!

安东尼聚会点的成员大部分是年轻人，工程师，硕士博士一大堆，难道他们看不透这点小把戏？不要过分低估了他人的智商。更不要弄巧成拙!

请玮珥和各位执事判定： 这一次的执事会选举有多人因人为因素无法行使会员的投票权，正常吗？怎么办？

2015年4月1日 我给黄玮珥发了一封邮件并抄送国语部执事，全文如下：

玮珥 平安

三月二十九日 安东尼聚会点的主日崇拜程序表上刊登了如下一段文字：母堂執事會黃瑋珥弟兄致安東尼聚會點的華僑教會會員說明書:3月 8 日丁均姊妹帶上了華僑教會 3月 22日分部會員大會通知書,交給王大台弟兄。我本人因為兩個月前和大台萌珥弟兄已經計劃於 3 月 22 日舉行安東尼弟兄姐妹確認同工會議,(當時認為由華僑母堂確認母堂同工,安東尼聚會點確認安東尼同工,合情也合理)。因此我就請王大台弟兄暫不發母堂分部大會的通知書。3 月 12 日植堂小組會議中,我們回應安東尼負責同工在收集人選信息需要,和界定安東尼聚會點同工會性質,我們決定原定的 3 月 22 日的聚會點表決推遲至 4 月 12 日舉行。於是 3 月 12 日當天,我請賀晗姐妹向所有在安東尼的華僑教會會員發出母堂分部大會通知書,賀晗姐妹在當天共發出 15 份,其餘 7 份直接由王大台弟兄在 3 月15 日轉交。也由於母堂國語執事會沒有確認植堂小組建議的異地投票方案,有會員誤認為該建議已是決議,使你們未能提早清楚投票方式,我在此深表歉意。我們會在未來,給予安東尼聚會點確定的教會會員大會和分部會員大會做法。


三月二十二日恰恰是华侨教会国语部投票选举执事会的日子，在安东尼聚会点聚会的华侨教会会员是有权投票选举华侨教会国语部执事会的，不知你们三人在确定上述计划时，是如何安排安东尼的华侨教会会员行使会员权利去投票的？请便中给予答复。 谢谢!

迄今没有收到回复，按照黄玮珥以前给我的邮件所述，不回复，不是回避而是尊重。这一次我又得到了他的一次尊重，深感荣幸!

这封邮件发出后，估计也不会得到回复，那我就再次得到尊重吧!



主恩永谐
                                                                王 煜敬上

2015年4月1日致黄玮珥邮件

玮珥 平安

 

三月二十九日 安东尼聚会点的主日崇拜程序表上刊登了如下一段文字：

<母堂執事會黃瑋珥弟兄致安東尼聚會點的華僑教會會員說明書:

3月 8 日丁均姊妹帶上了華僑教會 3月 22日分部會員大會通知書,交給王大台弟兄。

我本人因為兩個月前和大台萌珥弟兄已經計劃於 3 月 22 日舉行安東尼弟兄姐妹確認

同工會議,(當時認為由華僑母堂確認母堂同工,安東尼聚會點確認安東尼同工,合

情也合理)。因此我就請王大台弟兄暫不發母堂分部大會的通知書。

3 月 12 日植堂小組會議中,我們回應安東尼負責同工在收集人選信息需要,和界定

安東尼聚會點同工會性質,我們決定原定的 3 月 22 日的聚會點表決推遲至 4 月 12 日

舉行。於是 3 月 12 日當天,我請賀晗姐妹向所有在安東尼的華僑教會會員發出母堂

分部大會通知書,賀晗姐妹在當天共發出 15 份,其餘 7 份直接由王大台弟兄在 3 月

15 日轉交。

也由於母堂國語執事會沒有確認植堂小組建議的異地投票方案,有會員誤認為該建

議已是決議,使你們未能提早清楚投票方式,我在此深表歉意。我們會在未來,給予

安東尼聚會點確定的教會會員大會和分部會員大會做法。>

三月二十二日恰恰是华侨教会国语部投票选举执事会的日子，在安东尼聚会点聚会的华侨教会会员

是有权投票选举华侨教会国语部执事会的，不知你们三人在确定上述计划时，是如何安排安东尼的华侨教会会员行使会员权利去投票的？请便中给予答复。 谢谢!

转载 纵览中国 一篇文章

水木风雨，清华百年－从清华历史到清华精神

作者：唐少杰

清华的历史有多长？现代中国的历史有多长，清华的历史就有多长。清华孕育于清王朝“逊朝”的前夜与中华民国“分娩”的黎明之际。清华诞生的1911年是中国现代历史的起始年份。20世纪30年代清华校友提出的“与国同寿”的清华校庆口号，今天看来远远不够了，因为清华比中华民国的历史更长。 　　 　　清华的天地有多大？现代中国的天地有多大，清华的天地就有多大。放眼当今中国党、政、军、民、学，纵观现代华夏东、西、南、北、中，清华的影响可谓无所不及。无论有形的还是无形的空间，清华都与现代中国相互包容。例如，台湾海峡两岸，就有两个同名的“清华大学”（北京海淀“清华”和台北新竹“清华”）。众多中国大学在海峡两岸同名的，这在整个中国仅此一例。 　　 　　北京清华与新竹清华，尽管同属广义上的清华，但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它们又分属两个范畴，即海峡两岸这两个同名的“清华大学”有着各自不同发展的途径。本文涉及的是北京清华的问题。 　　 　　一 清华的“发祥” 　　 　　大学作为欧洲文明进入中世纪后期出现的一大硕果，迄今约有一千年的历史。大学随着“欧洲化”或“西方化”普及、深入到世界其他地区，它也以近代化、现代化的一种“普世”方式，成为人类数百年来教育发展的主力军和科学进步的发祥地，特别是近百年来，成为一个民族先进与否或一个国家发达与否的关键。作为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大学，清华的孕育、形成和发展无疑是一百年前中国与外国之间的文化冲撞、东方与西方之间的文明交流的产物，换言之，清华乃至大学在中国的出现或确立，既不是纯粹中国因素的使然，也不是纯粹外国因素的油然，而是“华夷之辨”直至“华夷之变”的必然。大学进入中国并在中国成长起来，表明了中国文化新纪元的来临。中国进入近代和现代的历史包含了教育由传统和本土到渐进开放和渐近西化的历程。西方教育的介入和作用使得中国的教育发生了巨变，而清华的孕育和出现表明了中国教育在东西交汇、中外砥砺的过程中所形成的时代主流和社会趋势，亦即大学及清华问题本身就凸显了近、现代中国文化及教育所蕴含的东西文化双重性的价值和中外教育双重性的取向。 　　 　　另一方面，毋庸讳言，美国对于清华的建立起到了重要的甚至是独到的作用。缘起1900年（庚子年）事变而于1901年签订的致使清王朝气数已尽的“辛丑条约”，美国获得的赔款额度为2444多万美元（3200多万两白银），此款项约占“庚子赔款”4·5亿两白银总数的7. 8 %，名列当时外国列强获得赔款数目中的第六位。至1905年底，美国就获得了上述赔款。在当时所有外国列强中，美国与中国的地理距离最远，两国关系起步较晚，但是，无论人们今天如何斥责美国怀有的是“文化野心”或从事的是“教育侵略”，作为最年轻的“帝国主义”国家，美国在当时比起其他所有外国列强的一个不同就是它要开辟出与其他国家有所区别的对华关系，它要用今天所说的“软实力”方面赶超其他国家的对华影响。经过美国朝野上下以及不同人士的努力，1908年5月，美国国会通过退款决议，决定将1078.529612万美元，从1909至1940年逐年按月地“退还”中国，用于在中国办一所留美预备学校。这就是清华的直接由来。在当时美国众多的对华退款建议中，伊利诺大学校长詹姆士（E. J. James）1906年给罗斯福（T. Roosevelt）总统的信就最有代表性：“中国正临近一次革命……哪一个国家能够做到教育这一代青年中国人，那一个国家就能由于这方面所支付的努力，而在精神和商业的影响上取得最大的收获。……那么，我们现在一定能够使用最园满和巧妙的方式，控制中国的发展。这就是说，使用那从知识上和精神上支配中国的领袖的方式。”① 　　 　　清华的历程也是中国现代文化发展特别是中国现代大学教育发展的一个缩影。清华先是帝国主义或准殖民主义文化与中国古老文化相结合的一个“怪胎”，后是中国人自己兴办大学、主导大学教育的一处“重镇”，它所走过的“清华学堂”—“清华学校”—“清华大学”的百年历程，既折射了西方大学制度及其理念在中国生根、开花和结果的过程的折射，也展现了中国大学教育观念及其实践的生成、转型和自主的过程的。 　　二 百年清华的五个时期 　　 　　回首清华百年历史，我认为，可以分为五个时期，每个时期都有其值得我们深切反思和积极转化的特定内容或蕴涵。 　　 　　清华历史的第一个时期是1911年春至1925年春，可谓清华“史前期”。这一个时期清华没有自己的特色，几乎是美国大学文化在中国的翻版，正如英国哲学家罗素1920年代初来华讲学时，访问过清华，他在答记者问时说，清华完全是一个美国化的学校。②但是，这一时期的清华有两个重要特点：一方面，清华作为美国化的学校机构，这既不同于中国传统的学校及学堂，也不同于此一时期中国的那些教会学校。最为引人瞩目的就是这个时期清华培养的众多学子，经过日后留学美国等国，学成归来，成为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中国一大批著名的学者、专家甚至文化泰斗，如胡适先生。另一方面，清华在美国的部分庚款退还支持下，没有遇到当时中国不少大学所出现的经济拮据问题。清华有财力上的充分保证，这为清华后来的发展奠定了可靠的基础。 　　 　　清华历史的第二个时期是1925年春至1937年夏，可谓清华“创世纪”。1928年清华改制，由“清华学校”改为“国立清华大学”。这一个时期清华有两大“突破”：第一是1925年初，在清华过去的“初等部”和“高等部”的基础上，亦即在过去为留美预科培养的初中生和高中生的水平上，新建了“大学部”，清华已不是单纯给美国输送预科学生，而是开始培养自己的大学生。第二亦即更加重要的事情就是同年清华建立了自己专门研究中国文化的机构——“清华国学研究院”，聘请了著名的“四大导师”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招收志在研究中国文化和中国精神的研究生。清华国学研究院不仅成为清华教育上的一大飞跃，甚至是清华学科史上的某种“绝唱”，而且也是中国20世纪学术史、学科史和思想史的一个绝无仅有的“奇观”。这一时期清华还有两件大事值得关注：一是1931年底，清华留美第一届学生梅贻琦出任清华校长，经过他和清华同仁的努力，清华步入了中国著名的大学、世界知名的大学的行列，清华迎来了自己短暂的、仅有六、七年时间的第一个黄金时期，亦即“崛起的时期”。二是1935年底由清华学生发起的“一二九运动”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领导的全国性的青年学生运动，这一运动为中共培养和输送了不少的干部。尽管“一二九运动”无法与“五四运动”（指五四新文化运动及五四青年爱国运动）相提并论，但是由青年学生为主体的“一二九运动”比起“五四运动”来更多地是一场救亡运动，也是后来的中共学生运动的滥觞。 　　 　　清华历史的第三个时期是1937年夏至1946年初，可谓清华“西南联大期”或“传奇期”。这个时期由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南开大学组成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借西南边陲一隅，鼎力协作，众志成城，保证了在抗日战争极为艰难困苦的条件下，既没有使中国的大学教育薪火熄灭，也没有使中国的高等学术偃旗息鼓，更没有使中国的林林总总的杰出人才告罄阙如。今天，这三个学校在各自校园所共同矗立的纪念碑上的铭文“西山苍苍，南国荡荡，联合隽彦，大学泱泱”，就是“西南联大” 作为当时中国大学首屈一指的楷模的明证。“西南联大期”既是清华历史的一个传奇，使得清华教育流光溢彩，也是中国现代大学教育史上的一段佳话，给后来的中国大学教育留下了难以言尽的思索和追寻。我总是在询问：是什么、又是为什么包括清华在内的三所大学在民族危亡和祖国危难之际，办起了并且办好了“西南联大”这样一个卓越的大学，使得当时中国的大学没有落伍于世界大学发展的水平和主流呢？ 　　 　　清华历史的第四个时期是1946年初至1948年底，可谓清华“复员期”或“过渡期”。这一时期也是清华历史最短的一个时期。抗战结束，清华复员北上，但由于国共两党的决战提到了历史议程，清华难以正常办学。清华历史开始进入一个根本性的转折。 　　 　　清华历史的第五个时期是1949年至今，可谓清华“新时期”。这一清华历史最长的时期分为三个阶段：1949年至1966年夏、1966年夏至1976年底、1977年至今。这一与新中国六十年余年历史几乎同步的清华时期，前三十年基本上是整治、折腾、动荡，清华不断地处在政治漩涡之中甚至处在政治风暴中心，后三十年基本上是休养、恢复、建设，清华驶入回归大学角色和重建大学职能的航道。无论从哪一方面来讲，这一时期对清华的今天和清华的未来都关系至大，影响至深。 　　第一个阶段1949年至1966年夏的“十七年”是清华脱胎换骨的阶段。清华不仅在政治上进入了中共政治绝对领导的岁月，而且在教育制度及其理念上进入告别欧美化、汲取苏联模式的时代。这一阶段对清华命运和清华建设影响最主要的方面是：1、1952年全国性的“院系调整”致使清华成为失去了文科、法科、理科、农科而只拥有工科的大学，这一调整给清华的学科结构和学科发展带来了半个多世纪的负面后果，到今天都没有使清华恢复过元气。2、1957年清华的“反右斗争”致使约571名师生员工被打成“右派”（约占全校师生员工总数的5%多）。③清华居于全国“反右斗争”的前列。3、1958年清华进行了三个多月的“教育革命”，这种革命可谓教育乌托邦实践的个案，并与文革“教育革命”有着一定的历史渊源。4、1964年清华几近半数的师生员工下乡从事某种文革预演的“四清运动”。此时清华如同全国一样，越来越激进、偏执。 　　 　　第二个阶段1966年夏至1976年底的“十年”是清华生死磨练的阶段。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所有单位中，清华对于文革的作用独占鳌头，即清华成为一个从最高领袖到群众、从中央到基层、从首都到全国、从大学到社会的独一无二的“文革样板”，成为一个有文革理论变异、有文革实践创举和有文革思潮新径的“文革典型”。清华在文革中的具体意义可以通过下列非凡事例来界定和显现：首先，清华提供了“红卫兵”这个文革初始的生力军和突击队。如果说文革在北京大学点火引爆，那么文革在清华找到了其杀向全国的“冲击波”。清华能够成为红卫兵运动和红卫兵组织的策源地，表明文革绝不是偶然的。其次，清华是文革“无产阶级司令部”战胜“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前沿。通过“工作组问题”和“蒯大富问题”，清华把文革最根本的问题即群众性问题无以复加地展现出来，把文革群众与干部的矛盾异常深切地揭示出来，进而把文革造反派运动推向一个极致，表明文革从根本上不同于以往中共的任何政治运动及群众运动。再则，清华带来了结束文革群众运动、终止红卫兵运动和断送造反派运动的契机。清华在文革头两年所出现的群众论战和分裂不但注定了文革的异化，而且铸就了文革群众的自我异化。清华1968年4月23日至7月27日进行的“百日大武斗”实质上敲响了文革最初的丧钟，拉下了整个文革初期历史的帷幕。还有，清华是文革“教育革命”的首要基地。从1970年开始，清华把文革最具有乌托邦“魅力”及其破坏力的“教育革命”推向全盘的实践，这种“教育革命”嬗变为反知识、反教育、反文明、反现代性以及封建特权（“走后门”上大学）等等的大杂烩。最后，清华是文革最后一场运动即“批邓运动”的发源地。1975年刘冰、惠宪钧、柳一安、吕方正四人两次写信给毛泽东反映清华问题的事件，演变成了翌年邓小平被再次打倒，促使文革走入了历史的死胡同。文革十年对清华意味着什么呢？这里，仅用数字来回答：清华在文革中约有1228名教职员工“被立案审查”（约占教职员工总数的20%），178人被定为“专政对象”、58人“非正常死亡”，受伤人员数以千计，经济损失无法估算。④毋庸置疑，清华这一占据清华历史十分之一时间的阶段是整个清华历史中最为惨痛、最应铭记和最不该回避的。 　　 　　第三个阶段1977年至今的三十四年是清华长足进步的阶段。相比较于以往的清华历史，这三十多年是清华发展比较迅速、显著和顺利的时期，特别是从1993年开始，清华的发展在2001年校庆九十年前后达到一个小高潮。 　　 　　清华百年的历史实际上是以清华20世纪的八十九年（1911—2000年）为主干的。无论是清华百年历史，还是清华20世纪八十九年的历史，我个人认为，真正属于清华自身相对稳定、相对和平、相对持续发展的时间也就只有七十余年，因为，日本侵略的“外祸”和文革的“内乱”至少使清华陷于二十年不止的动荡和灾难。显而易见，清华的百年历史属于清华独自享有的、弥足珍贵的时间实际上不足百年！质言之，清华的百年历史既是中国大学百年变革的多重性的凝聚，也是中国精神百年进化的多维性的映照。 　　 　　三 清华精神 　　 　　清华百年历史影响重大，意义非凡，这总会促使人们从思想意识层面去加以探寻、概括清华的某些方面，诸如清华校训、清华传统、清华学风等等，我把这些方面统称为“清华精神”。那么，有无清华精神？什么是清华精神？这无疑是非常复杂、众说纷纭、见仁见智的问题。 　　 　　梁启超先生1914年冬天来清华演讲，他引经据典对清华学子的殷切鼓励变成了今天人们耳熟能详的清华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⑤如同杜维明先生所言，这一校训是所有的中国大学校训中最富有内涵的校训。⑥ 有人把清华传统概括为“古今贯通，中西融汇，文理结合，综合创新”，⑦有人把清华学风称作“严谨、勤奋、求实、创新”等等，不一而足。这些都涉及到如何从精神的维度看待清华，也即从清华历史引出清华精神、从清华精神来把握清华历史的问题。 　　 　　如果说大学校训是一个大学精神的生动体现，那么大学传统、大学学风等则是大学精神的内在凝聚，由这些方面所构成的大学精神是一个综合体，即大学精神既是大学办学的固有机制和根本理路，又是大学治校的特定目的和基本取向。但是，对于清华精神而言甚至对于整个清华大学而言，由于清华百年历史的多变和曲折使得清华不可能有一成不变、持续稳定、牢固深化的清华校训、清华传统、清华学风，因而也就给清华精神带来了在上述的清华五个不同时期的不同风貌和不同蕴涵。⑧ 以清华校训为例，在1949年之前为“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在1949年至1966年变为“又红又专”，即政治上的“红”和业务上的“专”；文革年代又变为迟群所说的“清华大学只有一个专业，这就是斗走资派的专业”；1977年之后，有人批评以工具主义的方式把清华校训诠释为“听话、出活”；⑨直至1996年之后，清华才逐渐肯定和重新确立最初的清华校训为自己的校训。 　　清华精神的多变甚至脆弱无疑会制约着清华文化的积累和清华底蕴的延续。由上所述，不难发现，不仅清华百年历史的五个时期有着深刻的差异，而且清华前四十年的历史与后六十年的历史也不可同日而语，甚至有过相互的牴牾或隔阂。即使是在同一时期，例如清华在1949年之后至今的那三个阶段之间的相互对立也颇为明显，具体地说，清华文革阶段对清华文革前的阶段的否定、清华文革后的阶段对清华文革阶段的排斥已是不争的事实。 清华精神的流变及其凝重还特别体现在20世纪上半叶和下半叶清华两位著名校长的不同的大学教育理念及其实践上。 　　带领清华崛起的梅贻琦校长为清华所倡导并且所奋斗的是：一、通才标准。这是清华培养学生的标准，亦即“自由教育”（liberal arts）的标准；二、教授治校。这是清华治校的原则及其运作机制；三、学术自由。这是清华办学的理路和氛围；四、大师办学。这是清华办学的宗旨和目标。梅校长那句“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⑩名言，应该视作清华精神的隽永神韵和最好定位。我认为，20世纪上半叶中国有两个大学校长居功至伟：一是北京大学蔡元培校长“开风气之先”，另一个就是清华大学梅贻琦校长“落建设之实”，即梅校长比较成功地把现代大学制度及理念贯彻到清华、落实到清华。1948年底，梅校长离开清华出走海外，这与其说是梅校长本人的挫折，不如说是清华精神的一次裂变。 　　 　　在20世纪下半叶清华历史上无出其右的蒋南翔校长给清华带来的主张和举措：一是坚持中共党的政治领导，保证清华的政治方向，建立“学生政治辅导员”制度；[11] 二是坚持“又红又专”的人才标准，确保清华学生在政治上和学业上的双项合格；三是坚持教学、科研和生产的“三结合”原则，使清华具有多种职能；四是坚持以质量为主、以数量为辅的策略，保证清华稳步发展。蒋校长更多地是一位“政治校长”，他作为1949年至1966年“十七年”中国大学教育模式“第一人”，在今天的清华依然发挥着影响，例如，清华的干部队伍一度就被喻为“没有蒋南翔的蒋南翔队伍”。文革的来临以及在清华的得势，这与其说是蒋校长本人的失败，不如说是包括清华在内的“十七年”大学教育模式的溃败。 　　 清华精神是历史的、具体的和多样的，它仿佛在清华那不可能一以贯之或始终如一的百年历史中经历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即在清华早年所独立特行的精神或其某些因素，由后来某个清华历史阶段所否定、所抛弃之后，又有可能被重新认识、重新确立甚至重新弘扬。上述的清华校训之经历就是一个例证。虽然人们不可能对清华精神有着一致的理解，但是清华百年历史的业绩还是孕育出并且聚集着为清华所特有的、所不断前行的清华精神。今天的清华一些人士把清华精神主要概括为“明耻与自强”、“独立与会通”、“科学与实干”三个方面，[12]我认为这有一定的合理性，当然，即使是这些方面及其内在关系也在不断地得以阐释、充实和升华。 “明耻与自强” 是清华精神的动力。清华最早在时间上的形成和空间位置上的确立都渗透着近代中国以及中华民族的奇耻大辱，清华在历史上表现出的第一痕迹或历史给予清华的最初烙印就是“耻”。清华数代学人没有在这个“耻”面前退却、萎缩和沉沦，而是发愤图强，自强不息，把一个“留美预科班”学校改造成了中国数一数二的著名大学，这是中国大学的荣耀，也是中华民族的骄傲。总令我感慨不已的就是清华办学的最初动机与清华的后来及清华的现状之间的差距何止十万八千里！ “独立与会通”是清华精神的理路。清华的成长显然是中国人办大学的一个比较成功的尝试，正如冯友兰先生所言：“清华大学的成长，是中国近代学术独立自主的发展过程的标志。”[13] 这种独立主要是指清华在历史上对于美国文化的独立关系，还不是人们所更加注重的精神独立和思想自由，而这种精神独立和思想自由对于清华来说依然是有待努力、有待奋斗的目标。清华要建设自己的学科大业，就不可能在西方化或美国化上徘徊游弋，也不可能在复古维旧上抱守残缺，而是在中外、古今、文理三大关系上加以“会通”，即会合变通，就有可能使清华趋向一个现代的、多元开放的和世界性的大学。 　　“科学与实干”是清华精神的方法。朱自清先生说过：“清华的精神是实干。”[14]长期以来，清华学人保持和发扬的是“科学救国”、“实干为民”的作风，一度被视为“红色工程师的摇篮”，一度在毗邻的北京大学喊出“振兴中华”的时代口号而随即提出“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的务实主张，等等，这些“科学为本”和“实干为先”的精神都为清华的崛起和发展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硕果。然而，相比较于中国其他优秀大学所具有的精神，清华精神有着浓厚的、过重的科学主义气息。问题在于：清华作为中国有着较为强烈的的科学主义、实证主义和实用价值氛围的高等学府，清华精神应该如何不断地通过人文主义、理想主义和普世价值的精神来加以会通或互补？以王国维先生当年所期望的科学主义（“可信的”）与人文主义（“可爱的”）之间的协调与融合，如何来使清华“更上一层楼”实现既可信更可爱的统一？ 　　清华精神现今缺失的是什么？这又与清华现今的历史有着密切的关系。1993年，清华大学新一届领导班子决定：在清华建校百年之际，把清华建成世界一流大学。1998年北京大学百年校庆之际，这一决定演变成了中共党和国家政府决定在21世纪之初把十一所（后来变成二十余所）中国大学办成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稍后就是中国大学界著名的“211工程”的实施。2011年的到来，不仅中国还没有世界一流大学，就是清华领导班子自己也把建成世界一流大学的时间表推迟到2020年。清华领导班子的规划变动旨在用三个九年的阶段即共计二十七年（1993—2020年）的时间来把清华建设成为世界一流大学。清华急于跻身世界一流大学之列，但是很有可能不会准时地或适时地如愿以偿。清华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它是否具备了世界一流大学的精神？因此，具体地讲，清华精神缺失的是世界一流大学的精神！ 　　 　　清华领导班子在提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时并没有也不可能对世界一流大学的标准作出规定或明示，这有点类似于胡适先生，他于1947年9月发表《争取学术独立的十年计划》的谈话时提出过争取十年建立五个、十个“第一流大学”，但对“第一流大学”的标准却语焉不详。虽然人们对于何谓世界一流大学不可能作出一致的、公认的评定，但是世界一流大学至少应有三个“底线”：世界一流的教师、世界一流的学生和世界一流的校长（广义上的大学管理职员及体制），只有这三者形成鼎足之势，才有可能真正造就出世界一流大学及其风范。一些人评价清华时总是看重从清华走出了诸多中国著名的政治领导人（“大官”）、实业家及金融家（“大款”）、社会名流如体育、影视明星（“大腕”），尽管这些人物的出现确实是清华成就的多种体现，但绝不是清华成为世界一流大学的定位所在。毫无疑问，一个大学是否成为世界一流大学的主要“指标”，不在于其有大官、大款、大腕，而在于其有世界一流大学的精神，特别是在于有生成、保持和发扬这种精神的大师。套用梅贻琦校长的那句名言来说：“世界一流大学者，非谓有大官、大款、大腕之谓也，乃谓有大师之谓也！”。因为，大官、大款、大腕完全可以为非一流大学或者非大学的机构所培养出来，而大师者，只有在一流大学中并且通过一流大学才能最终确立起来。由于种种原因，不仅仅是清华大学在迄今为止的的六十余年里没有出现过大师，而且包括清华在内的所有的中国大学在这过去的六十余年里没有培养出大师级的人才，亦如钱学森先生在其晚年所发问的令人深思不已的“钱学森问题”（即“为什么我们长期缺乏杰出人才”），“没有大师”这一事实或“缺失大师”这一现象的重大作用和深远影响绝不限于一代人的历史，而是波及到数代人的历史。概言之，中华人民共和国六十年来没有出现大师、没有造就大师，这说明了什么呢？何谓大师？大师不只是一流大学的“标杆”，最主要、最重要的是大师之所以为大师就是其对于思想、对于科学、对于文化的创造性变革和开拓性促进，并由此而带来的对于人类生活的造福和社会历史的推动，不是限于地区的、民族的、暂时的和某一大学及某一学派的，而是世界的、人类的、持久的和跨大学的及超学派的，也就是说，大师是对于思想、科学和文化作出了世界级的、世纪性的成就和贡献的杰出人才。“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15]大师之道就是大师精神。 　　 　　世界一流大学的精神重在大师精神。今天，从整体上而言，清华可能有世界一流的学生，但没有世界一流的教师和世界一流的校长（广义的）。面对人们提及清华在当今中国是“英才半国，名师荟萃，学子莘莘，人杰辈出”等等时，更应看到清华还没有世界顶级的大学教师和学术流派，清华还没有世界一流的大学学科及相关专业，清华从总体意义上还没有取得世界尖端的教学与研究的成就或业绩，清华还没有达到世界领先的大学教育的成果和效益。清华的教师和校长（广义的）还处在由过去的或传统的“士”、文人、学者、教书人、专家到可能的或现代意义上的“公共知识分子”和“独立知识分子”的转变过程，距离由知识分子之中产生出思想大师、科学大师、文化大师直至教育大师等等还相当遥远。例如，六十余年来，清华没有雄厚而深重的人文社会科学的传承，没有开创性的、普世性的人文社会科学的成果，没有培养出清华自己的思想家、哲学家、历史学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法学家、教育学家、宗教学家、伦理学家、逻辑学家、美学家、心理学家、语言学家、政治学家等等人才，没有对清华异常稀薄的人文学科所具有的异常丰富、厚重和珍贵的人文资源进行应有的开掘和提炼，这些都不能不给清华历史留下了空白，不能不给清华精神造成了缺憾。 　　 　　如果说一个英明的大学校长是一流大学的“灵魂”，那么诸多优秀、卓越的大学教师就是一流大学的“骨骼”，而众多出类拔萃的大学学生就是一流大学的“血脉”。世界一流大学不可能是“形象工程”的产物或“政绩工程”的结果，而应该是闪耀着“至真、至善、至美、至圣”及其相互统一的一流“大学精神”的精髓乃至伟大“时代精神”的真谛，更应该是对于全人类和对于全世界作出划时代的思想贡献、科学发明和文化创造的一个“大本营”。 　　 总之，追溯清华历史和探寻清华精神，则是由于清华在当今中国大学的特殊地位以及它肩负的责任和使命所致。因而，我要把清华大学誉为“中国大学的王子，中国希望的眸子”。清华百年校庆之后，清华历史能否欣欣向荣，清华精神能否蒸蒸日上，让我们翘首以待。 注释： ① 转引自清华大学校史组编著：《清华大学校史稿》（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页2。 ② 闻奇、周晓云编著：《清华精神九十年》（北京，民族出版社，2001），页10。 ③ 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编：《清华大学九十年》（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页212。 ④ 参见唐少杰：《清华大学文革中的“非正常死亡”》，载《二十一世纪》2006年2月号，第九十三期。 ⑤ 黄延复、贾金悦：《清华园风物志》（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增订版，页3-4。 ⑥ 杜维明先生2010年5月15日在清华大学哲学系建系85周年及复系1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致辞。 ⑦ 参见徐葆耕：《紫色清华》（北京，民族出版社，2001），自序，页1、页145。 ⑧ 清华学长王铁藩（铁凡）在清华校庆九十年前夕所写的一文，对这个问题做了比较深入的探讨；参见王铁藩著：，转给笔者本人的电子文本打印稿，2001年3月8日定稿。 ⑨参见徐葆耕：《紫色清华》（北京，民族出版社，2001），页145。 ⑩ 梅贻琦著、刘述礼、黄延复编：《梅贻琦教育论著选》（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页10。 11蒋南翔1953年元旦正式出任清华大学校长之后，决定建立“学生政治辅导员制度”，即为清华大学每个学生班级配备“政治辅导员”（与每个学生班级“班主任”相并列，这一体制有些类似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各级部队的“军事首长”和“政治首长”共同负责制），从学生中选拔出管理学生的“政治辅导员”，一边学习，一边工作，又称“双肩挑”学生干部。至1966年初，清华共出现了618名学生“政治辅导员”，其中不少人后来成为中共党和国家领导干部，如胡锦涛、吴邦国等。 12 参见徐葆耕：《清华二题》，载《人在清华》（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3），页45-46。 13 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一卷（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页308。 14 闻奇、周晓云编著：《清华精神九十年》（北京，民族出版社，2001），序页1。 15 韩愈：《韩昌黎全集》（北京，中国书店，1991），卷十一，页185。

—— 原载: 香港《二十一世纪》 本站刊登日期： Wednesday, April 01, 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