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漫长夜 148 那些人和事 1

鸡鸭院中比我年长的那一代知识分子，凡是和我有过近距离接触的，绝大多数都成了我的忘年交，能够在非常困难的环境下相交相知，彼此以诚相待，吐露心声，这是很难得的。

常言说：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与之格格不入者也有，比如陶令桓，徐进之流。

孙文彬是我的至交之一。谈起他来先要介绍一下北大工学院。

抗战以前的北京大学有五个学院，即文理法医农，没有工学院。位于北京端王府夹道的工学院属于北平大学。日本占领时代，北平大学迁走了，工学院仍在，被并入了日伪时期的北京大学。抗战胜利后这个工学院先是被称为位于天津的北洋大学(北）平部，大约过了一两年，这工学院才正式归入北京大学，成为北京大学工学院。1954年我入北大时的团委书记胡启立，原是北大工学院的，1952年院系调整，北大的工学院归入清华大学，原清华大学，中法大学和燕京大学的文学院理学院并入北大，胡启立仍留北大继续任他的团委书记。这个位于北京端王府夹道的工学院，不管它叫什么名字，归属何方领导，他为中国培养了不少人才是不争的事实。抗战后的首任院长是马大猷，年仅三十岁的学物理出身的声学家。我在天津化工厂工作时认识的张辉南，应绳祖都是北大工学院机械系的毕业生, 而鸡鸭院的原总工程师，反右后被降为副总工程师的雷天觉更是这工学院机械系毕业生中的佼佼者，1955年即是中科院技术学部学部委员。下面要介绍的是比雷天觉高一届的孙文彬。

孙文彬是土生土长的老北京，家庭背景非常单纯，在他那一代人中是少有的。工学院毕业后去广西大学机械系任教，后到贵州大学，中共建政后被调回北京筹建鸡鸭院的前身工艺院。孙文彬长我约十四五岁。他的特点是动手能力极强，据说可以达到钳工八级的水平。我初到鸡鸭院时，他是五处的工程师，后调到资料处任主任工程师，1964年我到资料处情报组后与他认识，成为至交。

他的身体非常健壮，身高一米八，没有一点赘肉。饮食习惯与大多中国人不同，从不到单位食堂吃饭，每天都是自己带饭来，喜欢吃杂粮，生菜。那时每周只休一天，他往往是利用周日休息和他的次子骑自行车远行，如去卢沟桥，明十三陵等地。我比他年轻却没有这样的体力和豪情。我常说，孙工像是铁打的一样。

他的妻子不工作，身体不太好，患高血压症，需常年服药。1969年春我们都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他仍在北京，但同年年底，鸡鸭院领导为实施林彪一号命令外迁河南漯河，他必须走了，考虑到妻子的身体状况，他提出退休。这在当时是很不寻常的举动，因那时没有退休制度，都是干到死为止。几经磋商，鸡鸭院同意了他退休，于是留在了北京。他是四级工程师，月薪二百余元，退休后拿原薪的八成，对他的生活不会有影响，只不过每月少些结余而已。(那时我每月才62元工资）1972年我因孩子有病回北京后，和他常有来往。他说退休后并不能过平静的生活，因为中共把所有的人都组织起来了，街道也不例外。他退休后，接到那些小脚老太太不仅常找他开会，还因他识文断字，要交给他许多任务，实在推挡不了招架不住。这个时代农村开始有集体企业，技术力量差，非常需要技术人员的支持。北京郊区大约是顺义或房山的一个企业打听到孙文彬退休在家便找上门来，聘他做技术指导。那时的规定是只能拿"补差"，即退休后少拿的那部分，对孙文彬来说不过是区区四十元而已。他答应这份差事的目的不在钱多钱少，而是摆脱街道上那些妇女的缠绕，这份工作也能发挥他的特长。对这企业的作用很大。他说，企业常常请他吃饭，主客是他一人，作陪的往往有两三桌，无非是借此揩油。

一天突然接到他次子的电话，说孙文彬在乡下企业内中煤气死了。令我们惊讶不已。我们帮助他家料理后事，得知是他在乡下住的房子烧煤炉，夜里中了煤气，次日被发现时身体已经凉了，根本没有救治的可能了。如此壮健的人就这样走了，令人唏嘘。若不是鸡鸭院外迁，怎会有这等事! 以他的体质，活百岁都有可能!

和孙文彬同一代的读书人，很少有像他那样家庭及本人历史"清白"的，这清白二字我加了引号，意即和国民政府，国民党及其他政治宗教团体无任何瓜葛。虽然他没入共产党，但由于他的清白，所以凡是机械工业领域需出国的事，不管是否他的专业，都会派他去充数。他走过的国家很多，连北欧的瑞典都去过。他对西餐有个说法，他认为西餐不过就是一块肉。他说有一次到奥地利，是副总统接待他们代表团，吃饭也是一块肉。 现在我看，是他把头道菜，甜食，奶制品都忽略不计了，只看到了主菜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