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undi 31 octobre 2016

接待巴黎华侨教会牧师和执事 追记之三


自从巴黎华侨教会法语部的杨志恒和邱星火对我们的决定表示triste后,接下来就开始对我们动手了。第一个动作是冻结了我们的存款。安东尼聚会点收了奉献不再能存到华侨教会,我们想要用钱也取不出来。这给我们造成很大困扰,等于是卡住了我们的咽喉。收的奉献中有现金有支票,支票的有效期是一年,若在这一年内不存入银行就失效了,而在他们冻结前,我们已收到几张支票,所以为此和国语部管财务的执事白灵瑾通融,蒙他帮助把这几张支票存了进去,后来听说,白灵瑾还因此而遭到邱星火的申饬。我们不得不通知安东尼聚会点的会众,以后不要再用支票奉献。所收现金奉献只能放在我家中,曾存过将近一万欧元的现金。而几个月前我们公寓的一位老人就在光天化日之下在家中遭抢劫。(这里我还要增加一点没有向五位来宾诉说的内容:当我们没有办法只能冒风险把现金放在我家时,听到有人造谣说我只存支票,却把现金握在自己手里,言外之意是我在挪用教会资金。真不知道说这话的人有没有一点起码得人性)花钱就更难了,开不出支票,无法付房租,经与法国教会商量,2012年的租金是用现金付的。

长此以往,不是办法,我们在2012年9月给"植堂小组"写信,希望见面讨论冻结财产问题。收到的回复是他们忙,把见面的时间推到11月17日。此时代表安东尼聚会点参加植堂小组的李雅康已经离开安东尼聚会点,同工会派了王大台和吴豪去。

他们与巴黎华侨教会植堂小组开会及会后的情况更为精彩,那就下回分解了,见追记之四!

dimanche 30 octobre 2016

接待巴黎华侨教会牧师和执事 追记之二


这段博客将记述我是如何向巴黎华侨教会来探访我的五位人士讲述柯志仁,杨志恒,邱星火说谎骗人的经过以及黄玮珥是怎样胡搅蛮缠包庇这几个人的。

有关柯志仁的部分,我基本上是按照日前贴出的题为"突破重围"的博客内容说的,为节省时间精力,此处我不再详述,有兴趣的人,可以参考这篇博客。

关于邱星火和杨志恒骗造谎言欺骗会众的事,我要从源头说起。大概的内容如下:

法国教会牧师Antoine 很通情达理,Orsay团契初迁入时,只有二十多人,且大部分是学生,收的奉献不多,他理解我们,所以收的租金较低,每月只200欧元,2009年我们一次性交了2400欧元。次年 我们主动增加了300欧元,交了2700欧元。2011年,我们也是交了2700欧元。此时安东尼聚会点的人员增加了,有了一些家庭,奉献也就多了。在当年五月,Antoine提出,将本年的月租提到500欧元。于是需要再补交3300欧元。

安东尼聚会点没有自己的银行账户,2009年6月28日第一次主日崇拜后,巴黎华侨教会国语部执事会和安东尼聚会点同工会联席会议决定,在安东尼聚会点建成教会开设账户前,在巴黎华侨教会的账户中单独为安东尼聚会点立一个项目,记录收支情况。待建立教会有了账户后,把余额转给我们。

2009的房租2400欧元是华侨教会为我们交的,。2010,2011年是华侨教会开支票,钱则是从安东尼聚会点的专项出的。由于2011年还需补交3300欧元,五月我告诉华侨教会从我们专项中再开一张3300欧元支票。却迟迟开不出来,理由是开支票需要国语部和法语部的财务人员共同签字,法语部说不知道有个安东尼聚会点。有鉴于此,我们邀法语部的负责人来安东尼看看。

九月初的一个礼拜天,法语部传道人邱星火和法语部执事会主席杨志恒一起来了。我带他们看了教堂的上上下下,介绍近期聚会情况,说每月约有两千五百到三千欧元的奉献,由于没有专职传道人,所以花费不多,现在约有四万欧元的结余存在巴黎华侨教会。这天聚会后,由邱星火和杨志恒主导,有国语部执事会部分成员及安东尼聚会点同工会成员参加开了会,邱星火说,安东尼聚会点建堂不只是国语部的事,而是整个巴黎华侨教会的事,法语部也要参与,于是废除了由国语部执事会和安东尼聚会点同工会联席会议决定成立的"植堂小组",新成立由国语部法国部和安东尼聚会点三方组成的新的"植堂小组",组成人员是国语部的白灵瑾,梁润矶,法语部的邱星火和杨志恒,安东尼聚会点的李雅康和王大台。邱星火为聚会点提出两个选项:
1. 近期建立教会。如此则在安东尼聚会点建立教会时把存在巴黎华侨教会的钱还给我们。
2. 过两三年后建立教会。 那就把安东尼聚会点的钱归给巴黎华侨教会,待将来建堂时,巴黎华侨教会给予财务上的帮助。
不管做哪种选择,巴黎华侨教会都将从各方面帮助我们直到建立教会为止。
事后,安东尼聚会点同工会开会决定:近期建立教会,并制定了教会会章,我们召开全体会员大会,一致同意同工会所做的近期建立教会的决定。
等李雅康和王大台把我们的决定告诉杨志恒和邱星火时,他们却说对我们的决定感到triste。于是就演绎出一系列出乎意料的丑闻和闹剧,那将是下一段博客将要叙述的了。



jeudi 27 octobre 2016

接待巴黎华侨教会牧师和执事 追记之一


上周五,即2016年10月21日 接到巴黎华侨教会国语部执事,也是我们的老朋友方守光的电话,说华侨教会已决定派丁均来安东尼聚会点服侍,在就任前想在下周同成牧师一起来我家探访,我们当然表示非常欢迎。这里要说一下成牧师的来历。巴黎华侨教会国语部的传道人是柯志仁,两年多之前,他去台湾读神学了。国语部没有了牧者,只能临时外聘,因签证问题,来的人只能在此停留三个月。成牧师在加拿大牧会,已处于半退休状态,所以可有时间来法国,已经以这种方式来过几次了。这次是最后一次,十二月成牧师回加拿大后即将完全退休,短期内不会再来了。

成牧师 丁均 守光夫妇和在巴黎华侨教会国语部执事会担任总务的王美芬一行五人于周二,25日下午抵达寒舍。略作寒暄,成牧师即切入主题,问我写回忆录情况,我说已写到到了法国还没入住老人公寓的年代,因为遇上了巴黎华侨教会传道人说谎骗人并且死不认错的事,这成了一个坎儿,总绕不过去,想写其它内容,可是教会的那几件丑闻隔在那儿,其性质太出格了,不把它搞清楚, 别的事就写不了。接下来,我就一条一条地把柯志仁说谎,杨志恒,邱星火无中生有编造出曾在2012年2月华侨教会中法部会员大会上宣布已将安东尼聚会点除名的事,他们还绑架全体会众,导演了强令会众投票把一直属于巴黎华侨教会的安东尼聚会点"重新接纳"回到华侨教会的闹剧,这样离谱的事,居然能在巴黎华侨教会畅通无阻,反映出来的问题太大了。我说曾就此事给国语部执事会写过几十封邮件,请求他们主持公道,按"真相 正义 和解"的原则处理。国语部执事会对我的邮件先是置之不理,后来黄玮珥出面,胡搅蛮缠,连我所陈述的事实都不承认,态度极为恶劣。来的这五位倒是和和黄玮珥的态度大不同,他们完全承认我所讲的事实。他们还说,不仅他们知道,华侨教会其他人其实也都知道。我说这次你们没有胡搅蛮缠,我很满意,是巴黎华侨教会的一大进步,应给以高度评价。

今天先写到这里,后面的事见之二,之三,....之N。 除贴到博客外,还将以微信形式发给守光夫妇和丁均,并请他们代转给牧师和美芬,看他们有无补充和修正。

mercredi 26 octobre 2016

昨天的乐子续编

今天中午到食堂用餐时,服务员又让我们两人回到原来的餐桌,我问是怎么回事,她说大胖子住院了. 因为和大胖子同桌的三位老太也要求换桌,所以最简便的办法是等大胖子出院后,让她换桌,换到离大家都远些的地方,这样,一个人换代替了五人换,是最切实可行的办法。

为半个SMIC 而折腰 而费尽心机 而遭滑铁卢....


先说明一下,SMIC 是一组法文的缩写字,意指最低工资。2016的SMIC是:(以欧元为单位)

按小时计:毛值9.67     净值7.44      按月计:毛值1446.22       净值1143.72

2009年4月 Orsay 团契迁到安东尼,同年6月28日在安东尼举行第一次主日崇拜,会后举行的巴黎华侨教会国语部执事会和原Orsay 团契同工会的联席会上决定将团契改名为安东尼聚会点,确定了聚会点的发展方向以及和巴黎华侨教会的关系。

2010年春夏之交,我作为安东尼聚会点的负责人写邮件给巴黎华侨教会国语部执事会,提出因聚会点没有专职传道人而影响到事工的开展,希望仿照三年前按立柯志仁,徐小敏的方式按立即将结束神学学习的丁均为传道,请她用半时(即法文说的mi-temps)或部分时间(temps partiel)到安东尼聚会点服侍,没想到遭到黄玮珥的反对, 他说不出可以摆到台面的理由,反对的态度却十分坚决。我问:柯志仁和他妻子徐小敏的按立和被聘是你一手操办的,他们是在结束普世丰盛神学院学习的当天被按立为传道人的。按照普世丰盛神学院的规定:有大学毕业资格的,可以报读道学硕士,没读过大学或没有大学文凭的,只能报读神学士。柯和徐二人读的都是神学士,而丁均在中国是硕士研究生毕业,当过大学教师,所以在普世丰盛神学院读的是道学硕士。为什么柯和徐神学士毕业后可以立即被按立为传道人,丁均读完道学硕士却不能按立,黄玮珥说,当初做的有点仓促,以后就要谨慎行事。 安东尼聚会点就因此而没有传道人。
 一年以后,巴黎华侨教会国语部执事会和安东尼聚会点同工会再次开联席会议,聘请传道人的问题再次被提出,国语部执事会的意见是,丁均要先经过一段时间的实习才能考虑按立的问题。至于如何实习则莫衷一是。国语部执事会有两位执事,叶翘碧和蔡英芳有意请巴黎中华宣道会的简戴德牧师和曾在巴黎华侨教会服侍过的欧耀强牧师指导丁均在安东尼聚会点的实习。她们正在联络其他执事促进这事时,被柯志仁叫停。柯志仁自己通过执事会教牧组提出一个方案:由柯志仁的妻子徐小敏指导丁均在安东尼聚会点实习,实习期间,徐小敏和丁均分享一份SMIC, 具体来说,就是教会发给他们每人每月600欧元。实习结束后,由徐小敏和安东尼聚会点的会众共同确定能不能按立丁均为传道人。此方案一出,丁均即表示,她不要这份资助,巴黎华侨教会国语部执事会有人劝说丁均接受,如果坚决不收,建议她先收下,再放进教会的奉献箱,这一建议也被丁均谢绝。上面讲的这些事,当时我们并不清楚,都是事后我们才知道的。
2010年秋冬之交的一个周六下午,突然接到柯志仁的一个电话,他说要来探访,我回答他说,明天你在安东尼讲道,就可以见面了,何必今天跑一趟,他说我已经在Orsay车站了,在此情况下,我不能拒绝他来,但我不明白他来干什么。十分钟后,他来了,一进门就拿出礼物,一包人参和一听茶叶。2008年他开始在巴黎华侨教会国语部工作,大约一个月来带一次查经,总算起来已来过十多次了,从未见他带过任何东西,连瓶水都没带过。此次强行探访还带礼物不由不引起我的警觉,我明白的告诉他,我王某人绝不会接受收买,所以你有事说事,把东西带回去。他只好又把东西塞回包包里。我问他来是什么事,他连说没事,只是探访。我告诉他说,老伴和我身体都好,谢谢关心探访。 我两人四目相对,过了一会儿他走了。后来我听说,前一天,即周五,他也带着礼物去探访安东尼聚会点的另一位同工曹弟兄夫妇了,曹家也没收他的礼物。次日我们又在安东尼聚会点见了面。他说:聚会以后要开巴黎华侨教会国语部执事会和安东尼聚会点同工会的联席会。等崇拜结束后,华侨教会并没人来,他所说的联席会,代表华侨教会国语部的只有他一个人,这也能算是联席会?! 我们都很纳闷,不过还是开会了, 开到半程,国语部执事蔡英芳来了,这多多少少给他挽回点面子。他召集这次会议的目的只有一个,即告诉我们:巴黎华侨教会差派他妻子徐小敏来安东尼聚会点带领或称指导丁均的"实习",实习之后再决定是否按立丁均为传道。我提出无论从年龄,社会历练,学历和神学学历等多个方面衡量,徐小敏都没有资格指导丁均的实习。柯志仁则坚称没有其他更合适的人,最后他竟把他的想法强加给安东尼聚会点。在这过程中,柯志仁还没忘记"顺便"给丁均造了个不大不小的谣言。会后有几位同工感到气愤,问我如何应对,我说好办,我回了巴黎华侨教会国语部执事会一封邮件说,我们共有八位同工,那天只有四人出席,未过半,所以这只能算是一次会见,交换看法,不能形成决议,交换的看法也无约束力。四两拨千斤,一封邮件就把他的半份SMIC之梦消解了。之后我们八名同工共同签名发信给巴黎华侨教会国语部执事会,谢绝徐丁来安东尼聚会点。

mardi 25 octobre 2016

一个乐子 供大家一笑


我们在公寓食堂就餐 每桌可容四人 老伴和我二人在一桌,无他人。邻桌四人,有一位中国老太太,姓刘,和我们关系很好,另外三人都是法国老太,其中一人比较特别,我们称之为大胖子,有糖尿病,饭量极大。她喜欢吃鸡腿和鸭腿,过去食堂的管理较松,遇到主菜是鸡或鸭时,大胖子通常是吃完一份主菜再要一份,服务员一般都满足她。所以她经常是一餐两个鸡腿或鸭腿,外加两份配菜,当然还有冷盘,甜点和奶制品。近几个月来,可能是预算吃紧,也许是服务员讨厌她了,不再给她第二份,于是她就向同桌那三人求援,别人吃剩的,不管是什么,她也不嫌脏全都揽了去吃下肚。

大胖子平时就爱说,一到吃饭,滔滔不绝。我们和她邻桌,听不清她讲什么,但那种女低音很烦人,这些年,我们都忍受了。近两周来,这大胖子好像是吃错了药或是打了鸡血,每餐饭,从开始说到末后,一会儿也不停歇,声音也越来越高,甚至嗓子都哑了,还说。她同桌那位中国老太说,吵得她 直反胃要呕吐。上周五,我实在无法忍受了,吃到半截,我找到公寓秘书说,给我换个座位吧! 再忍受不下去了。于是从本周一起,换到了离他最远的一张桌子,很安静,吃什么都觉得香。在食堂吃饭的有二十几人,我们突然换了座位,应该是件事儿,可是今天我们进食堂坐到新位置时,没任何人问我们为什么不再坐那里而坐这里。后来,刘老太告诉我们说,在我们进饭厅前她先到了,有人告诉她说,Madame Monsieur 王今天要坐那边了。可见周五我和秘书谈过换桌子事后,已把这事儿传开了! 昨天饭后,我先离开饭厅,等我老伴离开时,大胖子把她叫住,好像不解似地问她,你们为什么换桌了,老伴随机应变说我们bien manger(吃得很好!)问了几次,老伴都如此回答。大胖子无奈,自言自语地慨叹,"她没听懂",由此推断,全公寓只有她一人不明白我们换桌的原因。 今天饭后,我正要离开时,大胖子那桌的一位法国老太趁她不在叫住我说,她们三人也想换桌,已经和公寓主任说过了,主任让她问问我,三个中国人是不是愿在同桌?我告诉她说,我和老伴是夫妻两,吃饭时免不了谈些家里的事或教会的事,有外人在不方便。刘太还是和你们坐一桌较好,这样,她可以有机会练习法语。

从这三位老太的动作看,他们也忍不下去了!  我比她们先行一步。

像大胖子这样的人,惹人烦到这种程度,也够难为的了。她却混然不觉。世界之大,无奇不有。

lundi 24 octobre 2016

突破重围


2006年7月22日在我家开始查经,第一次只来了三个人,以后来的人逐渐增加,至2008年,经常来聚会的人已超过二十。我家住的是F2老人公寓,厅里最多能容纳22人。若想团契继续发展,另觅新址势在必行。2008年底, 我们找到了位于Antony的一间法国教会,即安东尼聚会点现址,向那里的牧师提出,希望租用他们的教会,牧师详细询问了我们团契的情况后,经与教会其他负责人讨论后,慨然应允。2008年的平安夜,时任巴黎华侨教会国语部执事会主席的黄玮珥在罗维及我的陪同下与那里的牧师Antoine 见了面,见面后黄玮珥和罗维,我三人在黄的车内讨论了未来的规划,那个时候,黄玮珥非常支持团契迁往安东尼。他主张一月初即可在那里聚会。我把我们的意图告诉Antoine牧师,他也非常愿意配合,2009年1月初便把安东尼教堂的钥匙给了我们,说随时可以开始在那里聚会。

至今我不明白,什么原因促使黄玮珥改变态度,2009年1月9,10,11三天,他通过邮件,电话,找罗维,陈思宇谈话否定了平安夜的话,阻止团契搬迁。 事后我戏称这些行动为"连砍三板斧"   由于黄玮珥的阻挠,迁往安东尼的事就搁置下来了。后来听说巴黎华侨教会把团契搬迁的事委托高玲玉负责,她时不时地在她家召集会议讨论,据说参加会议的有黄玮珥父子,柯志仁夫妇,李国林,刘在胜等,但从来没有召集过团契的人参加,我们Orsay团契的人只是偶尔从小道消息得知有这样的活动。我曾问过柯志仁,何时才可以搬迁,他答称先要培训同工,我再问打算培养谁?他回答的原话是"王老师,田老师,翠菊" 不了解团契的人可能看不懂这话的意义,而在团契的人都明白,这是开玩笑。还有可笑的事呢,正当团契人员翘首以盼,期望巴黎华侨教会开绿灯,让我们尽快迁到安东尼的时候,有一次黄玮珥来,在查经时,表情凝重非常认真地为他平安夜说过的支持团契搬迁的话当众向罗维和我道歉,这是他一贯做法,以退为进,通过道歉否定他的承诺,这类戏码还将一再重演,后文我还会提到。后来听到小道消息说,高玲玉定出的计划是9月搬迁,也许要到2010年才能搬迁。 后我直接打电话给高玲玉,我说,法国教会在1月就把钥匙给了我们,我们拿到钥匙后迟迟不搬,从此也再无音信给人家,如果人家不再租给我们,我们怎么办?她的回答令我终生难忘,她的原话是:"没关系!如果合乎 神的心意,即使他们不租了, 神也会为你们预备更好的地方!" 这话从哪个角度解读都不会错:法国教会不租给你们了,若能找到其他地方,那是你们合乎 神的心意,如果你们找不到聚会的地方,那是不合乎 神心意,你们活该。 听了她的话,我算彻底明白他们的意图了。

Orsay团契的安排是:周六下午四点到六点查经,六点到七点晚餐,七点以后见证交通。2009年3月下旬的一个周六,柯志仁夫妻两人都来了。吃过晚饭后,突然一个想法来到我的脑中,我宣布今天是在我家的最后一次查经,从下周起,我不再开放家庭,Orsay 团契不能再在我家聚会了,愿去哪里去哪里。这一下,许多人都傻了眼。议论纷纷。柯志仁夫妇则要求我继续开放家庭聚会,还说人多地方不够,可以坐在柜子上。这时唯一的出路是将团契移到安东尼。但是柯志仁夫妇极力反对,他们的理由是,安东尼的法国教会周六有活动,不能使用,只能在周日下午用,若把查经改在周日下午,则带查经的人不能正常地参加教会的主日崇拜,不行。我答他说,带查经不是固定的人,而是轮流带领,每人每月充其量轮一次,每月少参加一次主日崇拜有什么妨害,何况他们不是去卡拉OK,带查经也是服侍 神。而且迁过去的目的是建立教会,不久就会有主日崇拜。他们无言以对却坚持不让迁。双方坚持己见争执不下,罗维哭了,她期望双方各让一步,让我再开放家庭两周,在此期间,和法国教会联络,看他们是不是还愿意租给我们。最后议定的是:如果法国教会仍然租给我们,我们就在两周后的四月中旬迁过去,六月二十八日举行第一次的主日崇拜。这次突袭可说是神来之笔,Orsay团契于是就如此这般地冲破重围在2009年4月迁到了安东尼,从此在那里站稳了脚跟。在搬迁过程中,柯志仁扮演的角色极不光彩,他却说是<他建立了安东尼聚会点>,这是百分之百的谎话。所以我对他的忠告是少说些空话少做点秀,首先要学习而且要学会"知耻"。


samedi 22 octobre 2016

转帖"纵览中国"的一篇文章


一名大学毕业生的反思
作者:许彦宇

 

【原编者按:中国从来不缺乏对教育倾注无限热情的人,大师、学者、作家,不一而足,而学生作为教育最直接的产品,却往往失去了话语权。近日,一篇万言长帖《一名大学毕业生的反思》备受中国人关注。一时间对于教育质量的讨论再次达到了一个高度。帖子如此之长恐怕会花费你的一些时间,但可以保证,真正将该帖完整读完,你一定会为作者所写的最真实,最露骨的大学所揪心不已。你也可以保存,或推荐给其他朋友。】
五年多以前,我进入了全国重点名牌大学:武汉大学读书。我抱着最理想的热情,以为从此走上了一条报效祖国,报效父母的人生坦途,以为我的人生即将要大展宏图!
三年以前,抱着对“我的大学”最大的疑惑和不解,我辞去了分团委副书记的职务,开始认真地大量阅读和思考我的人生,我的大学,我的未来。试图找到对周围一切我无法理解问题的解决方案。这一次的决定,也意味着我放弃了原来一直抱有的,通过“从政”来为国家民族做贡献的“远大理想”。
一年半以前,我自以为已经看清了中国大学的本质,不愿意再继续自欺欺人地“学”下去,主动放弃了学校保研的名额,退出了用青春和热血换取一纸毫无真实内容和分量文凭的游戏,退出了中国虚伪可笑的“精英学历社会”。决心进入企业,踏踏实实地从事“实业”,站到中国经济第一线,为国家和社会以及自己作真实的努力和贡献。因为我不想用镀金的“文凭”和“文化”来糊弄我自己,也糊弄其他人。
今天,在毕业工作一年多后,在我的工作和能力已经得到老板和同事的肯定,马上就要派我出国任职的时候,我却辞职了。我不想违心地接受这个光荣,我决心到远在大山中的一所规模很小的,志在探索中国新教育模式的私立学堂,试图通过投身中国最缺乏,最需要的教育,来实现我人生最大的价值:为我热爱的中国,为中国的孩子和未来,也为我自己,做一点真正有意义的事情,而不是日复一日地在无望的等待中浪费掉自己的生命。
因为,中国真正缺的不是钱,我缺的也不是钱。中国缺文化,缺教育。我也一样!
周围的人都认为我疯了,鬼迷心窍阿了。放弃了中国人从小就灌输的,从小就追求的“最正宗”、“最正确”、“最理所当然”的道路的确令人不解。我也在认真地思考我这样做的理由。在这里,把自己对家人和朋友质疑的回答写出来。你们也可以自己评析:到底是我疯了,还是这个社会疯了?
一、精神缺乏、游戏成风、学生忙着贴金、老师忙着项目——你认识这样的大学么?
当我从那古朴典雅的建筑旁走过,再深入到自己的学习环境和学校其他地方后,我发现这个地方与我之前在书中读到的宁静的大学校园不同,这里各色人等纷纷扰扰,大小汽车进进出出,随处可见各式各样的商业海报或者广告,草坪上遛狗的大妈悠然自得。那种在中小学可以听到的琅琅书声在大学里却寥寥无几,大学怎么竟然不如小学?这些大学生们都不读书么?我很困惑。
在正式开始上课之后,我更加见识了大学里很多人是怎么样上课的:早晨上课铃响了之后有很多人穿着拖鞋边吃早点慢悠悠地晃进教室,吃完早点后看看上面的老师,讲得没意思,于是爬着再补一觉。有的学生干脆一睡不起,大学里有句话是这样流传的:“一觉醒来一看表十点了,继续睡到十一点半,起来连早点、中饭一起吃了。”
晚上十一点后,应该是夜深人静、正值休息的时候,如果你此时走进大学里的男生寝室,你绝对可以看到他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打游戏、玩麻将或者是看武侠小说,好不热闹。鲜见一起读书、共同讨论人生智慧的场景,相反可以看到很多的大学生去网吧包夜,或者在寝室联机打游戏,他们的日常交流沟通内容就是游戏,以至于很多学生迫不得已,为了和同寝室的哥们“打成一片”而“学习”打游戏。游戏已经成为了大学里男生的主要“学习内容”,而且不少人发奋用功地学习了四年。
当我第一次在高我一级的学长寝室楼里看到凌乱的宿舍,散发着异味,一抬头就会看到一个蓬松的脑袋和迷离的眼神,我的灵魂被震撼了!我的心中真的不敢相信,这就是武汉大学的学生?空洞的眼神昭示着灵魂的无知和内心的空虚,在终日游戏的日子里打发自己的青春岁月!这是大学生么?这些人就是“为中华之崛起”而努力学习的新一代?我的内心里有一个强烈的声音告诉我:我绝对不要成为这个样子!
我的一个同学,从大一到大四,四年的时间,除了考试和教室见个面,其他时间全部在寝室打游戏或者看武侠,反正大学里也没有人管。后来因为挂科太多被学院劝退,家长过来求情延缓时间,但于事无补,游戏照打不误,直到大四时无法毕业。另外一个同学,也是因为打游戏挂科太多被劝退,母亲来到学院跪在学院领导面前说:“我自己在家里吃剩的菜叶在供他读书,求你们给他一次机会吧!”当时我听到学院领导讲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我的内心很受震撼。父母吃菜叶供孩子在城市里打游戏,混日子?还要求情“给机会”?给他继续游戏的机会吗?
都说可怜父母心,我想起我辛勤劳作的父母,我想起那千百万把孩子送进大学的天下父母,他们都以为自己的子女在大学里“努力学习”,辛苦地赚钱,无私地供养儿女“上学”,让他们解除“后顾之忧”,不用担心生活的问题。殊不知如今大学校园里,有多少人是在游戏人生。用我在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一位同学的话来说:“如果他的妈妈来在大学住一个星期,就一定会让他退学回去”。因为在中国“上大学”,可能是人生中一段最轻松愉快的时光了。大家可以游戏,看电视,逃课,武侠小说,这是很多大学男生的全部生活。
女生呢?看韩剧,不少女大学生的主要学习内容就是看韩剧等各种连续剧,感情剧,一部接着一部。你能想象这就是“我的大学”么?很不幸的,这一切都是真实的,而且就发生在武大这样的名牌重点大学里。这些人考上大学的时候都是家里的骄傲、很多同学眼羡的对象,可是为什么他们在风华正茂的青春时代里,行为如此令人费解?当时的自己不得而知。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学生都这样混日子,大学里还是有很多人依然比较用功地学习,但是他们也一样困惑:让他们努力学习的原因主要是“恐惧”和压力:怕找不到好工作,怕考不上研究生。
大家都听说就业很困难,武大每年找不到工作的毕业生都很多,因此不敢“放纵”自己。但是很少有学生努力学习是因为追求智慧,追求真理,为国为民而学。这些用功的学生虽然没有“游戏人生”,但是却生活在沉重的压抑心理状态下,思维往往呆滞,慢慢地走上一条被大学生们嘲笑的“越学越傻”的“傻博士”道路。实际上,每年大学里自杀的大学生,往往不是“不用功”的“坏学生”,而是这种心理严重压抑,用功学习的“好学生”。他们一样,从一进大学开始就碰到很多无法解决的困惑,同时被灌输着一些所谓“正确的发展方向”,他们只是愿意服从这些“权威结论”,以自我的压抑而不是以心灵的呼唤来“学习”,这难道就真的比“玩游戏”“看影碟”更好吗?大学的学习到底是要达到什么目的?大学生们为何都迷失了自己的理想。
照本宣科的老师 一学期也见不到几次
首先是专业的学习让人迷惑:很多老师照本宣科,大学里面真正关注教学、关心学生,有上课水平的老师越来越少了,不知道老师都在忙些什么。
老师的本职工作应该是传业授道解惑,可是有的老师一个学期学生也见不了几次,派他的研究生来上课。后来我才明白原来他们都在忙着自己的项目和课题。大一的时候,我们通信工程专业有个博导带物理,学生的评价是这样:“还博导呢,都博成个啥了?讲得稀里糊涂,还经常不来上课。”。大学选用的教材令人费解,明明有很好的全国通用教材,比如高等数学的同济五版,却偏偏要选用自己学校编的教材,艰难晦涩,连选用的习题都是历年研究生考试的数一类,可能是编排教材的老师想提前让我们进行考研准备吧?
后来才知道学校选用这种“自编教材”的原因,是老师们因为要“评职称”。需要“科研成果”,就东拼西凑的乱编一些“教材”来“完成任务”,这种放到书店里根本没有人会要的垃圾教材,他们就利用自己教学的权利,发给大学生们上课用。据说老师们也很可怜,每年都要完成所谓的“科研成果”,要写论文,出书来完成任务,否则就可能降职。有些老师没办法就自己花钱在外面找刊物发表文章,这种可以不花钱出教材,让学生买单的事情也很容易理解了。
大学里的学生生涯,除了要求学生的专业学习之外,鲜有启迪心灵的声音,更重要的是缺乏指导大学生人生发展与定位的课程,能够让大学生明白自己为什么学,为什么活的课程。我自己学习的专业是电子信息科学类,和很多同学一样,我在必修的公选课如高等数学等认真学习,但是我在每天的专业学习之外内心十分彷徨,我不知道这个专业适合不适合自己,不知道这个专业意味着什么?
不知道这个专业的社会发展方向和主流是什么?也不明白这个专业培养的目的是什么样的人才要求?我不知道该怎样进行大学的学习,更不知道前面的路在那里。我该怎样去一步步实现自己的理想?我碰到过很多的大学生也是如此。他们对于自己所选择的专业了解甚少。其实我觉得老师也根本不了解这些专业到底要做什么,后来知道大学里的管理人员,看专业叫什么名字容易吸引学生,就改个名字。看什么专业热门好找工作,就赶快“上马”一个专业,拼凑一些“课程”出来糊弄人就完事了。
很多学生只是为了就业的方便而“选择专业”,但是当他们真正想去定位自己的时候,就反而陷入了“专业思维”而不能自拔。多数人只是为了一份工作而读一个热门的专业,却忘了去关注自己的兴趣、爱好,甚至综合能力的培养和理想的思考。
《大学重建》让我开始了解大学的起源、存在的意义,那就是大学应该是一个社会的良知和思想发动器,大学应该为这个社会培养具有正义、勇气和智慧的学子,在他们走上社会之后能够有能力去逐步改善这个社会中不好的东西,促进社会的发展,并不断致力于人类物质社会的改造,以及科学、艺术文学等精神文明的探索和提升。
我听到了一些激动内心的声音,也似乎抓住了一些东西,但是我的内心依然彷徨,方向不明确,理想似乎越发遥远,而不知如何下手。同时,为什么我们的大学会是这个样子?为什么这么多的学生缺乏精神思考而且没有老师指引?除了在一些讲座上偶尔能够听到一些激动内心的声音外,为什么大学里的老师讲完课就像是打工混日子,无趣无内容,讲完就走人?为什么大学老师从来不与学生探讨人生智慧?为什么我们这么多的大学生对此熟视无睹?这些问题我不得而知,而我自己也在从事学生干部工作的道路上,碰到了更多的困惑。
二、为什么要辞去团委副书记?
大一时我参加学生会新闻部,然后做部长,和一群志气相投的朋友激扬文字,度过一段难忘的日子。在大二下的时候,成功竞选为分团委副书记兼学生会主席团成员。然而在半年后,我就毅然辞去了这个光鲜的职务,你可能会很惊讶,我不是有“总理的梦想”么?为什么要辞去呢?这可是走上“官员之路”的正途呀?在我最开始做学生会一个小小的部委时候,我只是抱着开阔眼界、锻炼自己的想法。到了后来做部长,在我的本职工作之外,我开始思考我做的事情作用在那里?到底能够做那些有价值的事情去服务同学?
大学里的学生有很多的问题需要引导帮助,就像我自己内心就有很多的困惑需要解答,学生会做得这么多活动能够解决了么?没有。从我进学生会开始,我就抱着相机在各种各样的活动跑着,班团会、运动会、文艺比赛等等,在开始我很兴奋,因为生活很充实,活动的确还比较丰富多彩。但是慢慢的,我的内心开始不明白,我发现这些活动组织了、举办了、精彩了、笑过了,却没有更多的智慧启迪,似乎只是一个“政绩”的记录。那些游戏的大学生继续游戏,我内心对于理想的迷惘更没有在这些活动中得到解答。
于是我开始不明白,为什么要花很大力气很多精力组织这一些形式上的活动,而不去关注学生真正的问题、做学生和大学里真正应该做的工作?那个时候我还是学生会的新闻部部长,在面临换届的时候我想过退出,我的内心已经隐约地告诉我这个地方不适合自己。但内心那个朦胧的梦想让我思考:如果我的“地位”更高一些,“权力”更大一些,如果自己可以领导团委和学生会,是不是就可以去做一些真正有意义有价值的事情了?自己也可以通过这个机会锻炼自己,以明确自己的方向。有很多的学生干部就是这样一步步走上从政之路的。
于是我开始努力“提升自己”:凭借自己比较不错的实力和老师的信赖,我成功地竞选为学院的分团委副书记,这可能是学生中地位最高的“官”了。我的内心鼓足了干劲,我要做出一些真正对学生有帮助的事情。可是当真正到了这个位置时候,我才发现我是多么的天真:各种各样的活动,不是我们能够“安排”的,我们只是按照“上面老师”布置的既定程式和内容去走,想要改变其形式上的作用几乎不可能;学院的老师有自己的安排,校团委的领导有自己的想法,一切都要达到一个目的:活动要精彩,形式要多样!可是没有一个人去思考这样的活动带来的实际意义在那里。
我发现自己更加没有个人的“自主权”,必须要面对更多的无聊会议,要去组织很多无意义的活动,这些会议、这些活动大多数对于服务学生或者实现自己的理想都根本没有什么作用,更没有办法去解决我所碰到的诸如沉迷网络游戏、缺乏精神风貌的现状,我甚至还失去了思考和学习提高的时间和空间。
我的内心不明白:为什么我们不能针对性地去解决学生中切实存在的各种问题?为什么不在他们沉迷网络与游戏时加以规劝和引导,甚至采取一些强硬的措施?难道非得等到他们挂课后给予处分、开除学籍么?更有甚者,与其他学院的一些学生干部打交道后,我发现大学学生会里面的学生干部,有不少本人就是“游戏大学”的优等生,但是他们却因为和辅导员老师关系不错而成为学生干部,来帮助老师“管理学生”。这样的学生干部能够引领学生走向哪里?同时,这些人似乎非常自信自己是一个“精英团体”,个个都感觉良好。
学生干部中开始有很多的饭局来“拉进”彼此的关系,喝酒甚至吸烟,所谓的“烟搭桥,酒开路”这样的话,我第一次就是从学生会主席的口里听到的,我很困惑,这是在读大学的有志青年学子么?这就是要引领国家未来的“精英集团”嘛?我们国家就缺这样的“人才”吗?
当面对着这样的现状的时候,我的内心开始痛苦:我可以选择若无其事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做下去,反正都已经做到了这个地步,熬一两年就会有各种优秀的荣誉、保研的机会,通过这个平台可以一步步走上从政之路。但是,我也开始明白了,无论我将来的“地位”有多高,“权力”有多大,我都无法实现自己的理想,我是一个人在与一个庞大的,堕落的,只关心物质利益和为自己捞好处的集团体系作对。
我如果想当上“总理”或者其他能够有决策权的位置,就必须跟他们一样混下去,否则早早就会被这个体制踢开。但我真的希望这样么?如果我把宝贵的时间都花在了一些根本不能起到实际作用的事情上,来收获一些所谓的荣誉和好处,我内心的困惑将怎么办?我之后的道路该怎样继续?难道这就是我的理想?
在经历了深入的思考后,任职半年我就毅然申请辞去这一职务。当时学院的老师很惊讶我的举动,在明确我执意要辞后,非常好心地建议我可以挂名不做事,这样在大四时候就可以获得保研的机会。我不愿意占这个便宜,告诉老师,既然要走就走个彻底,不需要挂名,我的内心不喜欢这样的方式。
于是,我很高兴地脱离了很多无聊的“学生工作”,回到了没有会议,没有那么多我看不懂活动的自由日子。自己读书、听讲座、听武大的“周末艺苑”,让自己的内心自由自在地成长。我努力去重新定位自己的理想,因为我发现从政似乎不适合自己。剩下来的选择还有两个,一个就是大家都很热衷的,也是很传统的“实业救国”之路,我可以去帮助我们国家成为一个经济强国,也帮助自己成为一个“经济英雄”,做“李百万” 另外一条就是冷板凳的“学术之路”:考研,攻博,成为一个学者。
我很敬佩经济学家林毅夫先生,当年作为热血青年,做为一个台湾军官,由于反对蒋家王朝的政治腐败,他“叛逃”到大陆。他当然可以享受“义士”级的待遇,在我国的“党政军”系统里快速地升职。但是,他当时叛逃台湾,绝对不是为了谋取物质利益,而是为了心中的热血理想。我想他后来离开政治圈子,走上学者之路,是不是跟我一样,发现在中国“从政”不能解决“为人民服务”的理想,只好去研究学问,去当学者。否则如果他叛逃的目的,仅仅是想当一个学者的话,当时的台湾条件更好,所以一定有他的难言之隐。他现在已经成为了世界经济学界最好的学者之一,还被提名诺贝尔经济学奖。
到底那条路更有意义和价值呢?我努力去大量阅读,努力去思考,去发现各种线索和事实来帮助我决定,去解决我内心所有的困惑。
三、读懂“大学”,我发现“做学问”在大学也是一条走不通的死路。
我真的能够专专心心去做一个学者吗?像林毅夫那样?在不断地阅读和思考中,我对于大学的认识也越来越多,我也开始明白为什么这个曾经安静和充满追求智慧风气的象牙塔越来越千奇百怪。商业中逐利的浮躁气息充斥着整个校园,学术与商业的挂钩和教师职称评定的畸形化,使得大学校园里越来越多的老师不重视教学而忙于自己的项目,忙于发表论文。因为有了论文,有了项目,才会有职称和金钱,才会有房子、车子和各种名誉,这样的老师那里有时间去传业授道解惑呢?
但是现在的大学校园里,基本上都是这样的老师。因为“理想型”的老师注定要被现实“淘汰”。别的学校不了解,但是全国有名的易中天,在武大的时候却因为个性独特,不愿流俗而被排挤,出走厦门大学。后来是学生们敬仰的武大四大名嘴之一的哲学教授赵林也要离开武大,引起学生轰动。
后来据说校长看民意沸腾,才执意挽留赵林老师,勉强留了下来。但是根子上的问题并没有解决,因为我最近又听说专注学问的知名哲学教授邓晓芒要去华工。一个文科教授,却要离开以文科着名历史悠久的名牌大学,宁愿去一所工科大学任职,武大到底怎么了?珞珈山还是个做学问的地方吗?四大名嘴的尚重生教授也说:当年与他一起留校任教的早期很多有才华的老师,都离开武汉大学了。而且很多离开了大学,离开了学界。难道在中国,学者之路也同“从政”之路一样,是一条不可行的“梦幻之路”?中国之大,放得下一张安静的书桌吗?我很不安地探讨自己从事“学问之路”的可能性。越来越多地发现:所谓的“名牌大学”里,真正的学问根本没有地位。
老师不关心学问和学习。在这样的大学里,缺乏真正传道授业解惑的老师。因为老师在大学里其实是“弱势群体”,他们被一群根本不懂教育的教育官员们“管理”着,迫于生存压力,为了职称,为了提级,为了饭碗等等,不得不向畸形的评定机制屈服。能够独立思考和具有独立人格的老师,可能根本就不见容于这个教育官僚体制。
连知名的教授如赵林,邓晓芒都不得不屈服于“体制”,连四大名嘴尚重生都不断地抱怨无法发挥所长,我一个小小的后生,真的能在“学问”的路上实现理想吗?很多博士生导师会派自己的研究生替代自己给本科生上课,自己忙项目,当老板,追逐金钱和权力地位,这与“官场”和“商场”又有什么不同呢?真正的不同,就是这里更虚伪,贴了一张“教育”的皮,所以更害人。
校长把老师当打工仔 谁也不关心学生
大学的领导不关心学问。他们不关心教师,仅仅是把教师当做打工仔。他们也不关心学生,不理会学生的愿望和要求。很多管学生的“大学领导”在学生面前高高在上,一副“官员”的样子。他们也不关心自己的毕业生到底受不受社会的欢迎,不关心学科的设计是不是符合教育和社会的要求。他们只关心“如何保住位置”,“如何捞取好处”,如何“买卖文凭”,如何与社会上的官员们“交易”。
学校的老师告诉我:武汉大学授予了很多官员“特聘教授”的头衔拉拢他们,还送出大量的“博士学位”给各级官员,仅仅因为他们是有实权的“官员”,学校愿意“证明”他们“很有学问”,让他们捞一笔“学问资本”。这些都是公开的秘密。大家都知道前几个月武汉大学的两个校领导被抓,其中一个还是享有“国家荣誉”的获奖“杰出领导”,这暴露了大学一系列问题的冰山一角,据说出事以后,很多有实权的“大学领导”们都惶惶不安,生怕有一天查到自己头上来。我相信这不是武汉大学一家的事情,可能其他大学更腐败。
可是,我关心的是:这说明了什么?这样的大学,难道真的有“大学精神”吗?真的是一个我要做学问的地方吗?
1.我缺钱么?我们的社会缺钱么?我的人生需要去做一件没人需要的事情吗?
现在我们的国家里,大家都在努力创造着物质的财富,每一个城市里可以看到很多忙忙碌碌的人,每个人都在辛苦的追逐着。特别是我在深圳工作,这个节奏很快的城市就是金钱驱动的城市。每一次,我坐公交车的时候,我都会留意下那些等车的和街上走过的人们,很多人的脸上都写着焦虑和疲惫。
大家都在追求金钱以为会带来幸福,可是为什么都这么不快乐?望着车外的人们,我就问我自己:会不会有一天我也会变成跟他们一样? 我问自己追求的幸福是什么?是更多的物质财富,不是,我想幸福于我而言,是一个健康的身体,一份开心有价值的工作并能保障物质生活,一个和睦的家庭。并能把这个幸福的圈子尽自己最大的能力去推广,那么我实业的梦想能够带给自己幸福和更多的人幸福么?
再看看我们的国家,改革开放三十年了,中国已经诞生了很多的企业,华为、联想、等等,人们已经创造积累了很多的物质财富,物质生活也越来越优越。而我们却越来越齐心协力地追求金钱,我们创造了很高的GDP,但同时我们面临着越来越多的社会问题:工业的发展带来了很多的环境污染,大都市白领的生理和心理健康每况日下,都市女性白领越来越多的人不能走进婚姻的殿堂,越来越多的高校毕业的大学生找不到工作,都市人在物质富足的表象里精神匮乏,借以酒吧、网络游戏、聚餐等打发时间,青少年儿童以及高校大学生自杀比率升高,流行文化越来越庸俗甚至恶俗化,以及我在大学所碰到的种种困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问题?怎样去解决?靠追求金钱可以么?
而这些问题却很实在地关乎我们每一个人的幸福,我们这个社会的整体幸福。但这一切,靠钱都不能解决,是要靠文化,靠智慧。如果金钱可以解决,那我们可以用钱买来生理和心理健康,可以买来家庭的幸福和谐,可以买来优秀的文化,我当然应该多赚钱。可惜这一切都买不来。
2. 为什么说中国缺乏真正的教育?
靠文化,靠智慧,人才能够得到幸福,国家才会真正强大。为什么一定要去做教育?答案是只有教育才能从根本上改变一个国家的素质,而我们目前的中国缺乏真正的教育,为什么这么说?看看教育和社会的现状以及我们传统文化的断层现象我们就可以明白。
我们的小学、中学乃至大学教育都在教学生不断地考试,关注考分,然而,做了那么多的试卷,考了那么多的试,拿了学士、硕士、博士文凭就能解决人生和幸福的问题吗?看一看现在的大学生面貌,有多少人不过是在混一张文凭而已,还自欺欺人地以为:这张文凭会给自己带来一份不错的工作和钱途,可能么?那么多经过高考的学生,走进大学为什么就失去了青年人本来应该有的朝气和活力?为什么他们沉迷网络游戏、在无聊中打发着自己最宝贵的年华?为什么那么多的人找不到工作呆在家里成为“啃老一族?”还有工作之后很多成为“月光一族”?
我们最终都要走上社会,我们最终都要独立地去面对生活和生存,我们最终都要为人父母,我们最终都要赡养自己的父母,真正关乎我们人生幸福的问题,诸如怎样去强身健体,怎样去规划人生方向,怎样去处理婚姻问题,怎样去教育孩子,我们的教育有去关注或者启发我们去思考这些问题吗?难道我们的教育就是要在学校里培养一群考试的机器,然后出来成为一个工作的机器?老了成为一个等死的废物吗?
那么什么是真正的教育?德国二百年前的教育宣言曾经如此说道:教育的目的,不是培养人们适应传统的世界,不是着眼于实用性的知识和技能,而要去唤醒学生的力量,培养他们自我学习的主动性,抽象的归纳力和理解力,以便使他们在目前无法预料的种种未来局势中,自我做出有意义的选择。教育是以人为最高的目的,接受教育是人的最高价值的体现。
问一问亲爱的朋友们,在中国目前的小学、中学和大学校园里,有这样的教育么?没有,中国太缺乏真正的教育、缺乏真正的大学了!同时我们回过头来看看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是怎样做的,宋朝一代大儒张载曾如此说过: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从此以后,这句话成为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共识,而现在,我们的社会中有多少这样的学者?我们的大学里有多少这样的教授和博导?我们可以看到为各种利益集团说话的所谓“专家”,可以看到为了金钱奔波在官场和商场的教授和博导。
现在我们的社会很多人都在一味地追求金钱作为人生最高目标,从让我们痛恨的房地产商到现在的医院,从老师到卖奶粉的,很多人都忘了自己本职工作的职业道德,一味地拜金。缺乏文化和责任的富人们给我们的社会带来了越来越高的交易成本和越来越多的危害。我们可曾知道美国的清洁工人的工资可以达到年薪五六万,但是他们的房子只需要三十万左右的美金?而我们国内的老百姓却需要耗费两代甚至三代人的积蓄去买一套房子,就因为一些人昧着良心攫取高额利润,而让多少大学生一毕业就要面临这个严峻的人生大事,房子真的值那么多钱么?孟子曾经告诉过我们:上下交征利,国危矣。三鹿奶粉、各地不断的儿童血铅案例已经用血的事实不断地印证着这句话,而我们的社会还需要多少这样的例子来唤醒大家:如果仅为了钱而忘记了道德,昧了良知,我们的社会将走向何方?
在这么一个逐利的社会里,究竟还有多少中国人会静下心来学习和传承我们博大精神的传统文化?《老子》、《论语》、《大学》、《金刚经》、《资治通鉴》等等,这些经典的遗产我们继承了么?我们该怎样把这些东西交给我们的下一代,如果不能交给,如果不能完成五千年里中国文化的传承,我们何以有颜面自称为中国人?
曾经有句话是这样说的,一个国家破亡而文化存在的民族,一定可以恢复国家(比如以色列),但一个文化破亡了的民族,无一例外地彻底从历史舞台上消失了,比如古巴比伦等。而正是由于这些精髓的传统文化丢失,我们的社会才变得越来越千奇百怪。
学校缺乏真正的教育导致了社会上很多人盲目逐利、精神空虚、各种社会问题曾出不穷,传统文化精髓遗失,后面两者又反过来影响着学校的教育,如此的恶性循环回把我们带向哪里?我们的后代将会生存在一个什么样的社会里?
究竟是这个社会在疯狂地走向一个危险的境地,还是我是一个疯子在危言耸听?
3.为中华之崛起做教育
考虑到如此的地步,我对于自己做实业的想法又发生了深深的怀疑,我对于自己,对于这个社会的生存发展产生了深深地担忧。一百多年前,梁启超先生曾写下《少年中国说》,一百多年后的今天,我们仍然面临着同样的问题,而且更加严重。只有从教育上去入手,培养优秀和有良知的公民及社会领袖,我们才有希望去改变我们社会中丑恶的一面,才能传承我们的文化,我们的子孙后代才会健康、幸福地生存在这块土地上,才能自豪地说:我是一个中国人!
因此我决定走进大山,去一个小小的私立学校做一名普通老师,学习中国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习武修身,传播智慧。为我热爱的这个国家,为中国的孩子和未来,也为自己,去做一些真正有价值的事情!因为唯有文化方能立国,唯有真正的教育才能树人!唯有智慧方能让一个人拥有真正的幸福,让一个社会真正的和谐,让一个国家真正的强大!
注:没有想到文章受到这么多人的关注,在此说明下——由于体制内教育的失败,我不可能加入任何一所官办的应试学校来实现自己做真正教育的理想,而选择了在大山里的这所私立精英学堂(别误会,不是农村支教,那样我再努力也只是为体制培养几个低级打工仔),不提学堂名字的原因,是因为避免有人说我是商业炒作(毕竟是私立的),玷污了这个神圣的教育理想。
同时,这所学堂目前因为超前的教育理念,虽然规模不大,但影响力已波及全国,她必将成为中国未来先进教育的一个范例,因此我也不想借名生辉,借学堂出名。我更愿意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通过自己踏实的努力来让学堂因我而更荣耀而非相反。希望大家理解。
另外,我开始新的工作才两个月。在这里,我第一次尝到了“挫折”的感觉,相对于我一贯的“顺风顺水”,我在这里明显感到了自身能力的不足和思想的浅薄。相比一起工作的,跟我同年毕业的同事和朋友,我感到了实实在在的差异,我需要有更多的努力来提高和完善自己。但是,这反而让我更加高兴,更加认定了自己选择的正确:这是一个可以让我不断提高的地方,这是一个可以让我实现自己理想的地方,去实现自己的教育强国之梦—-去不断提高自己和需要我帮助提高的人。
写这篇文章目的有两个:
1. 能够唤醒大学里沉睡的一部分人去思考自己的人生而非随波逐流、人云亦云,自助者天助之。
2. 引起更多的人对于教育的关注和反思,因为这关系着我们每一个人的幸福。我们不能因为老师、大学和社会对我们不负责任就放任自流,相反正因为学校和社会没有为我们负责,我们更要加倍地为自己负责,更要认真地思考和选择自己人生。如若能达到此两者,足矣,谢谢各位。

—— 原载: 教师吧

jeudi 20 octobre 2016

转帖"纵览中国"上的一篇文章

André 按语:读这篇文章时 心灵受到震撼。在纳粹最猖狂的年代,这位德国的普通工人居然能识透其本质,采取公然对抗的态度,实在是难得,我深叹自愧不如。反省在中国的日子,虽然较早就对共党有看法,知道这帮人的邪恶,绝不是安邦定国之辈,但是在很长一段时间,为了自保,还不得不在表面上应付,别人喊"xxx万岁"时,也得跟着举手。老小子死了,尽管心花怒放,脸上也得装出一副凝重的样子。这都是"罪"的辖制。
值得庆幸的是面对教会里传道人说谎骗人以及教会负责人的胡搅蛮缠掩盖错误时,我没有退却,而是锲而不舍地对他们和广大会众讲事实真相,希望他们回头,认识错误。面对像远志明这样的大牌"牧者",我也是实事求是地揭露他的丑行,终于让海内外的基督徒认清他的真实面目,不至于有人再受他欺骗了。
下面就是纵览中国的文章:

二战中那张令全世界肃然起敬的照片
作者:微信

一位不敬礼的人,直到最后都不抛弃妻子而死,但是他却赢得了世界人民的尊重!
这是一张老照片,也是我所见过最令人尊敬的傲慢之态。
摄于1936年6月13日地点是德国汉堡的布洛赫姆沃斯造船厂。
在这一天,一艘新船下水,工人们举行盛大的集会,并且齐齐地举起右手,向纳粹党及其党魁行礼致敬——只有一个人例外。
在照片中的这个人,双手抱胸,在那片举起的右臂丛林中,是那么的不合时宜;从放大的照片看,他的脸上也充满了不屑和鄙夷。他的名字叫August Landmesser,是这个船厂的造船工人。
Landmesser其实是纳粹党员,他是在1935年,和大多数德国人一样,认为会给自己的工作带来更大的发展而加入纳粹的。而到了这年的8月,随着他与自己深爱的犹太姑娘结婚,这一切给他带来了根本的改变。
希特勒政权对于犹太人的迫害始于1933年,但是直至1938年期间,手段相对温和,通过一系列法案的颁布,限制了犹太人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上的诸多社会性权利。
Landmesser在这个期间已经开始严重怀疑纳粹的根本性质。七八十年后,我无从知道他此时的真实想法,但是从照片上看,在整个德国社会迈着正步走向深渊的时候,他放下了自己的右手,停住了自己的脚步。
到了1938年11月,在纳粹集团及其首脑人物希特勒和戈培尔的策划以及指导下,爆发了针对犹太民族的“砸玻璃之夜”的打砸抢惨案德奥地区的反犹形势急剧恶化。
应该是在这之后不久,Landmesser的女儿还不足半岁,他被投入监狱,因为他的犹太籍妻子;半年后出狱,他仍然没有离开他的妻子,不久后又一次被捕,这一次足足关押了他两年。
Landmesser对妻子的爱并未能阻止纳粹丧心病狂的迫害,在他入狱后不久,他的妻子也被投入了集中营。
1942年1月,臭名昭著的“旺湖会议”召开,确定了彻底灭绝犹太人的行动基调;几个月后,Landmesser的妻子就被投入了集中营的毒气室。
1944年,Landmesser也被编入了由反纳粹分子、民事犯、叛逃者以及失去公民权的人士所组成的炮灰部队,在机枪和大炮的威逼下走上了战场。
1944年2月9日,Landmesser战死,死亡原因和地点,不详。
1991年,德国媒体公开了这张不向纳粹屈服的照片,Landmesser的女儿认出了他。后来这张照片广为流传,一直流传到我们这里。
也许我们没有直面抗争的勇气,但不妨碍我们放下自己的右臂。仅此,向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致敬!
1991 年,一个名为 Irene 的女子,在德国报章「Die Zeit」上找到自己的父亲 August Landmesser,就在上图的方格内。
在照片里,他拒绝作出纳粹式敬礼。
当时的“不敬礼”,到底有多了不起!
August Landmesser 是谁?他无权无势,只是船厂里的一个工人,却能够在那个时代,那个地方,于纳粹海军训练船 Horst Wessel 出航时,于群众都完全臣服于纳粹淫威之下时,拒绝敬礼。
这个人更因为娶了犹太女人而被判劳改两年,并相信于 1944 年被杀,终年不过三十多岁。
不敬礼有甚么了不起?了不起啊,在这么大的群众压力与政治逼害之下,人们有太多理由去妥协︰「只不过举一次手」「反正人人都在做」之类,这时候他的勇气就呈现了,一张照片,证明了人类还是有高贵的道德力量。
这一张照片,胜过一个徽章,因为它能为「平凡人」August Landmesser  留下永远的记录,让历史去表扬他;与此同时,正好也警剔那些丑恶的当权者、既得利益者,历史与照片会记住他们的行为,再多的徽章都没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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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站刊登日期: Wednesday, October 19, 2016


vendredi 14 octobre 2016

迷思之四


按圣经的记载,人能皈依基督,都是蒙 神的拣选,而且是在出娘胎之前就选定了的,所以人不应自夸,要把自己能够信主归之于 神的恩典,而非自己有什麽过人之处,当存感恩之心和敬畏之心。   据教会的说法,凡是全时间侍奉 神的,如担任牧师,传道职分的,都应有 神特别的呼召。在成为传道人之前,需要印证 神的呼召,也要在牧者,会众面前见证 神是如何呼召自己出来侍奉的。这已经成为教会的常例和规矩。  蒙 神呼召这件事又是非常个人化的,是个人和 神之间隐秘的关系,他人不大容易判断。如果有人说,神要呼召他出来传道,其他人没有理由阻拦。只能暂且听信他的见证。

神呼召人出来事奉,肯定有他的标准,也就是新约使徒行传里规定的标准。神不会犯错,不会随便呼召不合格的人。可是我们在教会里确实又曾遇到过一些操守很差,甚至低于一般老百姓道德水平,却自称蒙 神呼召的传道人,这怎么解释呢?比如:当了牧师以后还诱骗少女的远志明,说谎骗人的柯志仁,邱星火 杨志恒。难道他们是蒙呼召以后堕落了?  按我观察,这样的人大多是冒牌货,他们所说的蒙召,恐怕靠不住!解常微分方程时,初始条件决定最后的结果,解偏微分方程时,除了初始条件外,才需有边界条件。二者都说明,起初的心最重要。  以柯志仁为例,他说:神把所有的门都关上了,唯一为他留下的路是侍奉  神。这种说法很属灵,也很动听,可是若换成另一种说法就露陷儿了,那就是,在社会上找不到任何一条糊口之路,就只能到教会中混饭吃了。

从这些所谓蒙 神呼召出来侍奉的人的行为也可以反证他们是不是真的蒙召侍奉。神既然呼召你出来,自然会负责你的一切,就会活得轻松自在,不必为饭碗担忧! 更不必为了谋取或保持一个位置而制造谎言骗取支持票。

安东尼聚会点的前身是奥赛团契,奥赛团契从成立到迁往安东尼共存在了三十三个月,这期间,柯志仁只在最后的一年间来带过几次查经,2008年年底,奥赛团契人数已超过聚会场所的容量,于是团契自己寻到安东尼的法国教会,后者同意接纳我们迁往他们教会周日下午聚会。 在这过程中,柯志仁曾竭力阻挠我们搬迁。这是所有奥赛团契成员亲眼所见的。由于团契的坚持,柯志仁的图谋未能得逞,奥赛团契才得以最终迁到安东尼。2009年11月巴黎华侨教会召开临时会员大会就柯志仁的续聘问题讨论和投票,在投票前,柯志仁报告他一年的工作成绩时罗列了一大堆工作成果,我对其它项目不大了解,不知道是否属实或带有水分.但他说是他"建立了安东尼聚会点",则是彻头彻尾的谎话。我参与了奥赛团契从组建到迁往安东尼的全过程,清楚地看到,团契每进一步都有神的恩典,都是在 神的带领下前进的。柯志仁说安东尼聚会点是他建立的,完全应了文化大革命中人们常说的一句话"贪天之功为己有"

如果他确实是蒙 神呼召做传道人的,难道 神不负责他的生计,用得着他靠说谎骗人以保持他在巴黎华侨教会的这个职分?从2009年开始,我就不断地给教会执事会写邮件,指出柯志仁说谎骗人的事实,教会的执事们或置之不理或胡搅蛮缠保护这说谎的人。可能这也是华人教会一贯的做法,即不维护圣经真理而是维护犯了错误的传道人。柯志仁受到保护,对我的指控置若罔闻。他的欺骗已经持续了七年。 仍然经常地站在神圣的讲台上教导人们认罪悔改,这简直是一幅活漫画。虽然可笑,却是不争的现实。

柯志仁就任巴黎华侨教会传道人不久,我听一位老弟兄带着相当敬佩的神情说,柯志仁每天早晨起床后的第一件事是"朝见 神" 在朝见 神之前,从不先和他的妻子说话。我听这事有点玄,后来柯志仁又在安东尼讲过类似的话,还让大家也照做! 我对这类事只能抱持可信可不信的态度,因为无从考核。从道理上也说不通,难道起床后先和妻子说句话或干点其它的事再"朝见 神",就是不敬甚至亵渎 神了吗?如果每天都以如此的方式见到了 神,神为什么不提醒你检点一下说谎骗人捞取支持票的问题呢??

圣经对禁食问题有明确的说法,说禁食期间要梳头洗脸,不要让人看出你在禁食。柯志仁说每次讲道前都要禁食,把他"禁食"的事嚷嚷的连土地庙前的小鬼们都知道了,但禁食的效果如何呢?是不是讲道的水平有所提高呢?先不必说讲道的内容,只说他"守时"的问题就足以说明了。那时安东尼聚会点每月请他来讲一次道,在十一个月内,他迟到四次。如果说这是禁食的直接后果,简直就是黑色幽默。

"朝见 神" "禁食"等等,无非是一种公关手法,柯志仁玩弄起来很娴熟,但这与信仰无关。

根据我个人的反省和多年在教会的观察,我觉得建立一种信仰是件非常严肃,非常重大的事情。而对基督的信仰,从决志到成长以致最后成为合神心意的人,应是个非常漫长的过程,这需要有个良好的开始,即初心要正,之后要不断地努力,在任何一件事上都有可以学到的功课。信心的道路没有捷径,要踏踏实实,一步一个脚印地走下去才能有所成长。信心绝不只是说几句属灵的话语而是思想,情感,处事方式,即人生观世界观的根本改变。这种改变是生命的自然流露而非刻意的表现或等而下之的表演。许多人信主多年,依然停留在人云亦云的地步,有的人到了一个阶段就不可能继续前进了。这不能不说是教会的悲哀。我看柯志仁以及后文即将提及的其他几个人只是表演而已。  不知教会其他人是不是认同我的判断?

mardi 4 octobre 2016

辽宁贿选案


本来没有选举的国家居然出现贿选 有点匪夷所思 像是女人患了前列腺癌或是男人得了子宫癌 真是 怪事年年有 没有今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