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漫长夜 138 五七干校 11

我们搬到校部后，那里有四条狗，狗必须有主人它才活得自在。最先收养这几条狗的是我的好友沈铁成，先养了一只有狼狗血统的狗，铁成给它取名叫虎子，当时也就只有两三岁，身材矫健，随我们拔麦子时曾捉住过几只兔子。有一只半老的狗，像是默默无闻的人一样，没任何特色，我也忘记它的名字了。 有一只当时身上长满癞疮的老狗，以它原劳改犯主人的名字命名，我们姑且称它为X吧，还有一只刚刚长成的狗，身材滚圆，像是充气的模型,铁成给它取名小粒度。

在干校历练了一年多以后，已经很适应那里的环境，下工后不再感到特别的劳累，所以我们常常在吃过晚饭后，到田野里散步，铁城是我的搭档，我们常结伴而行，他则带着他这四条狗，狗走在我们的前前后后，很有威风。

这四条狗的性格各不相同，虎子活泼开朗，一般总是走在最前面，小粒度则是左右环顾，一会儿在前一会儿在后，它的特点是怕水不敢过桥,无论怎样拉它拽它，它是打定主意死活不过，所以有时我们过桥后在河的一侧走，小粒度在另一侧走。X太老了走不动，总是在最后跟着我们，默默无闻者总靠我们很近。 前文记述我们在无意间宰了一头怀孕即将生仔的老母猪，我们把从母猪肚子里取出的小猪仔给这四条狗，那是最好的美食，吃得可开心了，不过肚腹的容量终究有限，吃过一个后再给它们，就吃不下了。

沈铁成被调到漯河后，这四条狗就顺理成章地归了我，它们很会掌握时间，我们出工的时候，它们不跟从我，各自活动,等我们差不多吃完晚饭，它们就聚集在宿舍门口附近，我把一切安排妥当后，一吹口哨，这四条狗便走到我身旁出发散步了。 我们养这几条狗非常省事，用不着喂它们，干校有足够他们吃的东西，也不必安排他们住宿，他们各有各的宿地，唯一所做的是带领它们。 1971年夏，我因孩子生病急忙赶回北京后，就再未回五七干校，这四条狗又换了主人，新主人是我的学妹陈佩云，后来有人给她起外号叫<带狗的女人>，这是后话了。

常言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实际上动物也是以群分的。有时农民带着他们的牛或狗经过干校的地块与我们的牛或狗相遇时，我们的动物有不同的反应，有时对外来的同种很凶，有时则显出害怕的样子，低眉敛目，不敢抬头看对方，唯独这个老狗X,虽然外形很不好看，老得连行走都步履蹒跚，可是它很凶，当其它狗不敢怎么样时，它却不管那一套，勇敢地扑向对方，往往把外来的狗吓跑，估计我们的牛和狗，以前都和农民的牛狗较量过，彼此都心中有数，怕谁和不怕谁，都是有原因的!

转载曹长青网站一篇文章

苏中杰∶愚人和奸人

作者∶苏中杰（成都）

1、相信盗尽国民财富、享尽顶级美女的权贵集团会放弃其既得利益而实行政改的人，是愚人；明知权贵集团不但不会政改而且更加贪得无厌，但每天还在叫著正在改革的人，是奸人。 2、相信吃特供者能解决食品安全问题的人，是愚人；怕危害自己和家人健康而吃特供的同时，表示自己有决心解决食品安全的人，是奸人。 3、分不清威权和极权的区别，不知道威权可以改良而极权不可改良的人，是愚人；明明知道极权不可改良，但每天还是叫著改良以迷惑大众的人，是奸人。 4、不知道宪政能限制特权而相信运动式反腐能做到廉政的人，是愚人；害怕搞宪政却说能做到廉政、并宣传这样下去有美好未来的人，是奸人。 5、两只小眼只管盯著高层出圣贤搞民主而不懂没有民间力量逼著高层就不会有民主的人，是愚人；明知出不了戈尔巴乔夫却在制造戈尔巴乔夫迷梦的人，是奸人。 6、从染缸里找白布的人，是愚人；大力宣传染缸里多数或大多数是白布的人，是奸人。 7、天天盼著上面推出心怀天下百姓的明君圣主的人，是愚人；每当新主一出都要大唱颂歌、向老百姓宣传新时代来了的人，是奸人。 8、把爱国和爱党当成一回事的人，是愚人；知道党是党国是国，但总是把爱国等同于爱党的人，是奸人。 9、不知道没有选票自己就是奴隶的人，是愚人；成天宣传搞民主选举会天下大乱的人，是奸人。 10、在自己的国家连一张维护个人权利和尊严的选票都没有却在为当代祖国这个自豪那个自豪的人，是愚人；明知道自己的这个自豪那个自豪不是发自内心的，却还在大嚎大叫的人，是奸人。 11、分不清什麽是建国，什麽是建政的人，是愚人；有意把建国和建政混为一谈的人，是奸人。 12、身上的枷锁越来越重却在历史分期上张口闭口“解放前”“解放后”的人，是愚人；让人民的权利越来越少却在大讲“翻身得解放”的人，是奸人。 奸人愚人之分，还有不少例子。 不管是“高级知识分子”，还是贩夫走卒，只要在上述例子中有座位，那麽，愚人就是愚人，奸人就是奸人。 2015-03-25 ——读者推荐。苏中杰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69555c270102vzgq.html 2015-03-28

漫漫长夜 137 五七干校 10

我们搬到校部后 和部办公厅的人同为一个连队。 有一办公厅的人指着另一人对我说："黄敬(即现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俞正声的爸爸）的妈妈吸食鸦片，黄敬死后，这人每月向黄敬的妈妈送一两鸦片，鸦片是从上面领的。"可见，中共的禁毒是选择性的。

和我们同去哈尔滨四清并担任哈量厂社教工作团团长的钱铸帆也下放到了罗山五七干校，和我们不在同一个连队，有时能遇见。四清时是我们的领导，现在则同为农工，谈的话题不一样了。真乃此一时彼一时也。

部里的一个日文翻译，几年前曾随团到过日本，到了日本后想申请政治避难不回中国了，当时成了一个外交事件，在报纸上吵过一段时间，后来这人回到了中国，至于达成何等的交易，一般人不知道。有一点可以肯定：他回来后并没有因这件事挨整，下放五七干校时，此人也去了。写到这里又想起另一个人另一件事：

鸡鸭院下辖四个研究所，即上海材料研究所，武汉材料保护研究所，沈阳铸造研究所和哈尔滨焊接研究所。那时中国的科技人员和外国的交流极少，唯独中国的焊接学会和国外有联系，每两年派两到三人参加国际焊接学会的年会。

大概是1965年，也许是1966年，中国派三人参加在荷兰举行的焊接学会年会，据我记忆，派去的三人中有鸡鸭院四处的技术员，留苏生余果慈，哈尔滨焊接所的一位副所长，还有另一人不详。那时中国的大学中，只清华大学和哈尔滨工业大学设有焊接专业，所以我猜测去的这位副所长应是上述两个大学之一毕业的。这位副所长是共产党员，可能是看透了，所以到了海牙，用中共的语言说就是"企图叛逃"，可能是参加过会议时，曾与美国或其他国家的
代表接触，被中国方面发现了，不再允许他外出，软禁在使馆内(如果那时中国和荷兰尚未建交就是驻外机构），这位副所长用床单编成绳索从窗户坠下，于是发生了当地警方及中国驻外机构抢人的事件，最终是中国人把这位副所长抢回使馆。过了一两天后宣布布此人病亡。接着又宣布把此人遗体埋葬在使馆院内。 国际舆论大哗，一时成为媒体头条，参加焊接年会的其他两人也不得回国，大约住了半年左右才和荷兰方面达成协议，悄悄地回来了。后来鸡鸭院对我们传达说，这位副所长蓄意叛逃，去荷兰前专程回他故乡扫祭父母的坟墓。

现在来看，这人"太急"了点，若能等到毛死邓出，就可顺顺当当出国而不必搭上自己的性命了。

三个选举

近日，三个不同的选举凑在了一起，仔细研究却令人感慨万端!

这三项选举是：法国的省议会选举，巴黎华侨教会每两年一次的国语部执事会选举，华侨教会下辖的安东尼聚会点同工会选举。

-----省议会选举很简单，一切按现行法律办事，选民只要在规定日期和时间前往投票站投票就行了，二十二日已完成第一轮投票，无论是我所在的Orsay市，还是法国全境，没听说在投票过程中有什么舞弊或争执，可以说是顺利完成。明天，二十九日，是第二轮决选。

-----巴黎华侨教会国语部执事会的选举也于三月二十二日完成，投票前和投票中却出现了一些匪夷所思的事。

安东尼聚会点有些人是从华侨教会过来的，本就是华侨教会会员，近年又有一些在安东尼聚会点聚会的人填表加入了华侨教会成为会员，这些人应该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但安东尼聚会点的所在地和华侨教会会址有相当的距离，所以对如何投票应有特别的安排，要使得这边的会员既能行使会员权利又不影响平时的聚会。2009年6月28日安东尼聚会点成立以后，已经经历过2011和2013年的两次华侨教会国语部执事会的选举，当时都做了妥善的安排，会众满意。

此次的国语部执事会选举，我们却遇到连连怪事。

巴黎华侨教会会章规定，召开会员大会，要在开会前十天，分发开会的通知。三月八日有人把此次开会的通知带到了安东尼聚会点交给了安东尼聚会点两个负责人之一的王大台，但是大台没有立即分发，压了一个礼拜，到三月十五日才分发，此时距开会只剩七天了。三月二十六日，我发邮件给王大台，问他为什么迟发，邮件全文如下：

大台 你好 主内平安

华侨教会新通过的会章规定 召开会员大会的通知要在会前十天分发 三月二十二日华侨教会举行会员大会

选举新一届的执事会，三月八日就把开会的通知带到了安东尼聚会点并在当天的崇拜前交到你的手中 不知为什么你没有分发 而是在压了一个星期后的三月十五日才发 这已经违背了会章的规定了 

另外 在分发开会通知的时候，为什么你没有说明 在安东尼聚会点聚会的华侨教会会员在何处投票？如果不说明投票地点 分发开会通知能起什么作用？

事实是，由于直到三月二十一日中午，你才明白地宣布要到华侨教会去投票 使得许多会员来不及委托 从而无法行使选举权。

期望给我一个书面答复 ! 

主恩永谐

    

这封邮件已发出三天，迄今没有接到答复。

三月十五日我因故没去教会，两天后的十七日，有人把开会通知送到我家中并说，在安东尼的华侨教会会员可在安东尼聚会点下午四点的主日崇拜前投票。为此，我还把他送来的给孙翠菊的开会通知送到了翠菊的餐馆，她写了一个委托书，拟委托我的妻子代她投票。三月二十日，我妻子在街上遇到来送开会通知的姐妹，他又重申周日是在安东尼聚会点投票。

 由于不知道二十二日在安东尼聚会点投票的确切时间，所以二十一日上午我发了一封邮件给萌珥和大台，邮件的全文如下：
  
   大台 萌珥 你们好 据闻 明天可以在Antony聚会点投票参与华侨教会的执事会选举 不知要几点到教会 流程如何 请示下     
                                                      王 煜

   过了一会儿，收到萌珥的回复如下：

   王老师，田老师，平安。我在与大台联系，请他直接联系你们和其他会友。萌珥

 又过了一会儿，巴黎时间11H30 接到大台的电话说，安东尼聚会点不设投票点，这里的华侨教会会员必须到华侨教会投票，如果去不了，可以用微信或电子邮件等方式委托他人代为投票。 听了大台的电话，我有一种被涮的感觉。 如果确定不能再在安东尼聚会点投票，何不早说？到了周六中午才告诉大家，谁来得及委托他人？我认识的可以接受委托的人不会用电脑，我也没有可以发微信的 智能手机，如何寻得可以接受委托的人？ 不过人到了最没办法的时候，也能"情急智生"，我发邮件给华侨教会的执事们，请他们转告我所委托的人代我投票。 我的问题解决了并不等于所有人的问题 都能解决，据我所知，在安东尼聚会点聚会的许多华侨教会会员是在二十一日周六的傍晚五六点钟才得到大台的电话通知的，因此大都未能参与投票，等于是剥夺了他们的投票权。

我不知道引致在安东尼聚会点的华侨教会会员难于行使投票权的原因在哪里？是一系列偶然事情积累的结果呢还是其它，不争的事实是这里的许多会员没能投票，不能不说是这次执事会选举中的一个问题。

我居住的Orsay有一万多名选民，左右两派旗鼓相当,好几次的选举结果是两个阵营得票数只差几十票。九十年代是右派主政，一次选举结束后右派当选连任，有人发现投票的那天有一家外出不在Orsay，他们却投了票，这肯定是有人作弊。败选的左派告到了宪法法院，后者裁定选举无效，又重新组织了一次选举。 按理说，这一家即使有十个人，假定都投了右派，也不会改变最终的选举结果，但法国是法治国家，既然发现了选举中有作弊现象，就应宣布选举无效。

教会应该比世俗的机构更圣洁，如何面对这次的问题，请教会的负责人酌定。 我认为如果不宣布此次投票无效并组织重新投票，那么，所有的当选人都会背负一个是在有瑕疵的选举中当选的名声，而在安东尼聚会点聚会的许多会员这次选举未能投票的这一事实，也将和2013年会员大会通过投票重新接纳本就是华侨教会一部分的安东尼聚会点归回一样，成为一出闹剧而载入华侨教会的史册。

-----安东尼聚会点的的同工会选举，截至到现在的信息是：由安东尼聚会点植堂小组确定七位候选人，四月十二日，在安东尼聚会点聚会的已经受洗的基督徒对这七人做信任投票，过半数者当选，选上几个算几个。

植堂小组共六人：法语部的邱星火，李基纳。国语部的黄玮珥，丁均. 安东尼聚会点的王大台，黄萌珥.
李基纳是几个月才到安东尼聚会点来一次，邱星火大概是每月来讲一次道，他们不大会说普通话，不能用普通话和人沟通，邱星火讲道也是用法文，需请人做翻译。，我不知道这二人能叫出此间几个人的名字! 让他们选择安东尼聚会点的同工切实可行吗？ 丁均是2014年10月才顶替柯志仁成为植堂小组成员的，不知她的话语有多大的分量？ 有了这个分析当可看出，未来的同工是由谁选定的了!

由植堂小组确定候选人，再由安东尼聚会点的会众做信任投票，植堂小组给予这里会众的不是选举权，只是否决权! 为什么如此呢？若开放会众提名，可能有哪些植堂小组不能接受的后果，可以摆明让大家知道吗？ 怕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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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没有沈克琦

作者：周启博

北大前副校长沈克琦先生于2015年2月17日去世，他被人称道除了因为对北大物理学科的贡献之外，更因为他对反右的态度。   2007年12月22日笔者谒见沈克琦先生（左）。摄影者为沈夫人。 因为自己的父母1952年之前任教清华，之后任教北大，我对清华北大情况有些了解。1957年夏我是12岁的小学生，去北大附小上学经过未名湖边水塔时，看到校卫队把濒死的投湖女学生头朝下搭在高凳上控水，我挤在围观人群中听成年人议论中有“右派言论”一词。回到家发现父亲的挚友因被划右派也去了未名湖自沉，后来又听说父亲欣赏的学生被划右，父亲因此被批重用右派轻视党员。记得父母连续多日面色凝重，家中气氛压抑。1957年秋我上清华附中初中参加课外无线电小组，辅导员是清华大学无线电系学生。小组活动两三个月，我刚刚学得入门，辅导员就不见了，附中宣布他是右派。他可能是躲过了反右在夏季的第一波，却在秋季“反右补课”时被拉去填了无线电系右派指标。为搞臭“右派”和震慑民众，主持清华大学党委的蒋南翔及其助手刘冰，高沂，胡健，何东昌，艾知生动用大会小会，大字报和校刊污蔑丑化受害教师学生。附中校长孔祥瑛老师德高望重，她丈夫钱伟长教授不幸受害。钱因事来附中，被顽皮学生指指点点出言不逊，使孔老师甚为尴尬。这些见闻给我上了中共如何蹂躏知识分子的启蒙一课。 反右以后清华形成了两个群体。一个是清华原有的蒋刘高胡何艾和校系各级权力者，以及在反右中表现出色得以入党升官的各年级在校学生“积极分子”，这个群体可称为权力者；与之相对的群体则是教工学生中的500余右派和其他因“右倾”而被批判打击的人，可称为受害者。蒋南翔自1952年长清华以来在党内外都有不甚驯服的下属，反右让他得以清除异己，真正君临清华，如毛君临中国。就像“毛泽东思想”在中国，“南翔精神”从此游荡清华几十年至今阴魂不散。权力者除了据此加强党化教育管制师生思想之外，也继续打压受害者群体至今。 1966年毛为倒刘少奇决定暂时抛弃他自己的党组织和各级党棍，蒋南翔也在其中。清华受害者群体中自1950年代即受压制的教工抓住蒋失宠的时机参加蒯大富一派，批判蒋主政清华的十七年而一吐怨气。但好景不长，毛决定把他的党组织捡回来再用，这些教工自然成为反革命再次被整肃。 权力者刘冰在蒋主持清华时对批评上级的下属打压甚力。在1966年与蒋一同失势8年之后，又坐上清华第二把交椅，不过他的上司由蒋换成了毛派来所谓“军宣队”的头目迟群。对于军宣队用毛更左的一套完全取代“南翔精神”刘心有不甘。此时刘原在河南的老同事纪登奎恰巧被毛宠信，纪的女儿正在清华当“工农兵学员”，两人来往中纪告诉刘毛主席对迟群不像外界看到的那样信任。刘因此决定冒一次险，在1975年向毛状告迟群。岂料毛那时尚不想拿掉迟群，刘赌输了被逐出清华。但毛死后刘这一失招又成了他的资本，被下一代清华权力者在校史中颂扬。 1980年代，我在清华无线电系任助教，那时蒋南翔离开清华已经十多年。在教研组十余人的会议上，有教师回忆蒋南翔时代言必称“南翔精神”的崇拜风气，主持会议的系党书记王xx立即说“南翔精神”不能称为“崇拜”，众人马上缄默。冷场数分钟之后，只有教务科长赵国香老师敢再开腔：“都成了“精神”了嘛”，下面未出口的是“还不是崇拜吗？”蒋虽已不在，清华校系位居要津的仍然是蒋南翔团队的第二代，第三代，继续奉“南翔精神”为圭臬。 1989年中国民主运动中，“南翔精神”的代表人物走出清华，在国家级政治舞台上亮相。何东昌主持国家教委，频频出镜，在全世界电视观众面前声色俱厉抨击民主运动。邓小平以两大恶行名世：1957年指挥全国反右（曾亲临清华讲演督战）和1989年下令北京屠城。何两次均与其役，而且为邓前驱，与有“荣”焉。艾知生掌管国家广电部，在屠城前拒绝广播退伍将帅呼吁军队不进城的声明，屠城后从严处置反对镇压的电视主播，表现和1957年在蒋麾下残害右派时一样出色，刚去世一年的蒋泉下有知，足堪告慰。 被害者群体中的右派，被开除学籍公职，投入监狱和劳改，许多人被虐待致死。人数不明的幸存者熬到了1979年右派“改正”。他们22年前风华正茂，是清华大学的学生或青年教职工，科学技术上正可大有作为，权力者剥夺了他们求学，求偶和求业务发展上进的人权。当他们一贫如洗持一纸“改正通知”到清华索取工资和补偿时，在工字厅党办和人事处遇到的态度和22年前蒋处理他们时一样恶劣，因为占据工字厅的是蒋的徒子徒孙。 刘凤麟是受害者的一个典型案例。他被划为右派开除劳教前是工程物理系原子能物理实验室二十三岁的实验员。（注1 ）一九七六年他开始向清华党委申诉冤情索取补偿。清华人事处答“当年你大肆向党进攻，属情节严重，态度恶劣的极右派分子，学校不保留公职，如你不听劝阻要来北京，不予接待，后果自负。” 一九七九年，中共开明派胡耀邦上台，清华500余右派分子全被改正。权力者把持的清华党委通知刘：“你原划右派予以改正，工作由辽宁省彰武县就地安排，即日起发给原工资五十三元，以前的不补发，主要着眼在政治上卸掉二十多年的包袱，要向前看。”（当时刘是在原籍本县西六乡五家村监督劳动的农民，就地安排在本县电机厂当工人。） 1986年，刘和老伴饥寒交迫，继续索赔，党委答复“你在劳教期间的工资不能补发，因国家在经济上有很大困难，希望你要体谅国家的困难。”2000年，人事处回复：“你提到三百九十元退休金无法维持正常生活，要求按清华的标准，补退休金及劳教期间工资和精神补偿，这是不可能的。”刘在清华求告无门，只得向北京市和海淀区两级的公安和法院申诉，这四个机关分别回复：“你的问题归清华解决”，又把皮球踢回清华。2005年，清华人事处回复：“你要求落实的问题，没有政策或法律依据，无法解决。”清华就这样毁了刘一生。 2007年全国受害右派和各界知名人士向中共中央要求全面否定反右。当时党魁胡锦涛是“南翔精神”调教出来的清华学生政治辅导员，当然拒不接受。又给蒋南翔露脸一次。 在人类社会中，如果某个社区有一户强人，加害他人致伤致死，多年后在周围舆论压力下被迫认了错，那么下一步理所当然的是理赔，即使加害者倾家荡产也必须合理补偿受害者。正如中国俗话所言“杀人抵命”“欠债还钱”，拒不理赔的加害者只能被称为恶霸和无赖。如果加害和受害规模扩大到一座大学或一个国家，同样的行为规范继续有效，这应是跨越文化、民族和国界的普世价值起码的内容。 中共自诩“与世界接轨”，那它就不妨看看其他国家：1941年美日开战后，美国政府作为加害者曾把大量日裔美国人关进集中营。二战后美国历届政府因延误对受害者道歉赔偿几十年而饱受责难。1988年里根总统任内，美国政府终于公开道歉，称这一错误的原因是“种族歧视，战争中举止失常和政治领导的败笔”，并向在世被受害者和去世受害者后人共82,219人每人赔偿20,000美元，共约16亿美元。   希特勒德国在二战中加害犹太人犯下大罪，战败时德国已成废墟一片，哀鸿遍野。接过这个烂摊子的联邦德国阿登纳总理曾因反希特勒坐牢，他并不对被害者犹太人说“希望你要体谅我们的困难”，而是在1952年与以色列和世界犹太人组织成立的“索赔委员会”（注2）签约，由联邦德国出钱赔偿被害犹太人及其后人。到1978年，也就是胡耀邦决定改正右派时，联邦德国已经付出530亿德国马克，以后继续付款到今天也未停止。按当年美国财政部公布的兑换率（注3），530亿德国马克折合当时中国人民币428亿元。如果中共承认的55万右派每人平均月工资50元，每人22年赔偿额仅13,200元， 55万人仅需约人民币73亿元。这些钱比起右派及其家属几百万人的血泪和生命微不足道，但胡耀邦恐怕没想参照国外先例作何补偿，而是认为只需一纸“改正”右派就该感激涕零了。 清华权力者半世纪以来对反右受害者作恶多端，其中全国大形势的因素应由毛和中共高层负责，但权力者本人良知欠缺也不容推诿。很多权力者今天的地位发轫于反右打倒了他们的前任，给他们的发展扫清了道路。彻底恢复受害者原有地位和待遇势必危及现在权力者自己的利益，所以他们选择利益高于是非。    我于1963到1983年间在清华就学就业约10年，耳闻目睹了权力者如何党化教育和管制思想。但是反右受害者群体的悲惨遭遇鲜有人提，没有亲历反右者漠不关心，曾经亲历反右者讳莫如深。我的篮球老师曹宝源先生1957年被体育教研组党支部缺席定为右派，我多次试图了解详情，他都欲言又止。权力者在清华营造的文化和气氛使受害者始终处于恐惧之中。我定居美国以后，谋生之余开始留意清华反右的历史记录，从国外媒体和在美清华学长回忆得到国内看不见的资讯，显示官方包办的清华校史和教育入学新生的“反右展览”对反右的记述有明显遗漏和歪曲。因此我注意收集，希望为保存和传播反右真相出一份力。 在我所知反右受害者中，最近发现的邢镇宣可能是最惨烈的一例。邢是山西人，1954年以调干生考入清华土建系，曾任房九一二班班长。学习优良，工作能力和人际关系俱佳。邢在体育项目中喜爱短跑，在几次校运会上代表本系参加男子百米比赛。邢父在三反中被指贪污，受监禁逼供，在关押中自杀，他因此在鸣放发言时较为谨慎，安然度过1957年夏季的第一阶段反右，但秋季反右补课时土建系有新指标要完成，他的厄运就此来临。权力者对他在清华的女友威胁劝诱，得到了他写给女友的信，以他信中的牢骚为罪证划右，对他在本班和全年级各班开会批判。他不服右派帽子，遂以“态度恶劣”升级为“极右”。邢的遭遇囊括中共整人的主要步骤：上级随意下达指标，压迫亲友罗织“罪证”，裹胁群众围攻斗争，不服“罪证”从重惩处；可作为经典案例列入中共“整人手册”。 1958年1月份全校期末考试前一周的星期六晚间，邢两次要求与主持批斗他的党员干部谈话被拒。星期天早晨，清华荒岛旁冰面上几个冰球队员正在练习。他们看到邢在岸上以短跑撞线的速度冲向岩石，以头部触石后倒地。他们把邢送校医院急救时已伤重不治（注4）。邢选择的方式在我所知的清华自杀案例中独一无二，耐人寻味。房九一二班宿舍在学生宿舍1号楼1层，他上到本楼5层阳台就有约16米的高度供他跳楼，自由落体到达地面垂直速度每秒17米多，如头部着地有足够致死的撞击力。此法缺点是自杀者下落过程中需有足够心理素质和体操（或跳水）技能保持身体与地面垂直，头在下脚在上以便头部先着地，如果是其他部位例如腰部先着地，可能造成截瘫而不致死，对自己和家人都更不利。再者楼下水泥制散水向外延伸不多，自杀者起跳时如果水平速度较大就会落在散水之外较松软的泥土地上。文革中我住在与1号楼比邻而且结构相同的2号楼，经历过至少两次学生跳楼，全都落在泥土地上。一个是校男子体操队员张怀贻，我将他送医时已经昏迷，校医院王钟惠大夫诊断说颅内重伤，可以推测是头先着地。另一个大概没有体操技能，下落时身体取向错了90度所以与地面平行，因而腰背部先着地，我看见他在送医时仍未昏迷。失宠将军罗瑞卿水准尚不如这两位清华学生，错了180度所以脚先着地，自杀未遂双腿骨折，遭同僚写诗讥讽之外还被箩筐抬去继续批斗。 邢是系级短跑运动员，百米成绩在13秒以内，因此水平速度应该不低于每秒8米。我推测邢是踏勘了1号楼和荒岛之后选择了荒岛，因为在荒岛能确保头部撞击的是岩石而非泥土，而且相信他自己每秒8米的水平速度能产生足够致死的撞击力。再者，短跑运动员以短跑冲刺结束自己的生命，也是给自己的运动生涯画下圆满的句号。一个优秀青年学生被清华权力者逼上绝路，赴死之前没有六神无主，而是静下心来像工程师搞项目一样确定自杀方案，在开始向岩石冲刺之后有足够定力把方案执行到底，没有因为贪恋生命而临“石”退缩，这些都是与众不同的禀赋。邢如果不死于清华，以后应有大作为。邢的镇定和决绝把自己的不幸演化成了一个悲壮而凄美的故事，这个故事应该记入清华学生体育史，更应该记入清华反右史。荒岛是清华历次政治整肃中受害者的自杀热点，尽管现在权力者在荒岛投巨资建了楼堂馆所，终日歌舞升平，清华老年人都知道那里冤魂密度甚高。为了让年轻一代不忘历史教训， 2012年有德国人发起“夏洛腾堡绊脚石计划”。（注5）他们在自己城市寻找每一个70多年前死于纳粹的人，用黄铜制成铺路砖头形状尺寸的铭牌，铭牌上镌刻着受害者姓名和死亡日期，然后把黄铜砖头嵌入受害者故居门口人行道路面。每个过路行人都不能避免脚踏铭牌，每踏过一个铭牌就被提醒记住一个受害者。清华荒岛是安装这种“绊脚石”的恰当地点。后世清华学子不论到这里运动，歌舞或者幽会都应该被提醒这里在1949年以后的历次政治整肃中发生了什么。 1999年是我所在年级毕业30年，我计划借参加校庆活动之便做些有关反右的事。为保存反右真相，需要借重治史必读的档案和媒体。但中国尚无信息自由，尽管三十年时限已过，清华校方档案也不对我这种平头百姓开放。我退而求其次，希望能翻阅1957年的校刊“新清华”，因为有学长讲当时这张小报充斥加害者对受害者的攻击污蔑和受害者夫妻离异男女朋友断交的声明。为传播反右真相，我写了清华反右迫害简况和思想管制概要，在4月份校庆之前数月作为发言提纲寄给校友会校庆筹备组负责人金xx，要求校庆时在大礼堂发言；同时复制多份，寄给教诲过我的右派教师和熟悉的同年级学友。 校庆筹备组负责人金xx拒绝允许我发言。我和本年级学友商议把发言稿制成传单届时在大礼堂散发，学友说那你以后就别想回国探望父母了。想到父母年过八旬，我退缩了。大礼堂开会我当然无心参加，就去图书馆借阅1957年校刊。馆员要看校友证，我遂去同方部的校友会办公室办理。但办校友证要凭国内身份证，这就排除了所有持外国证件的校友。我再去图书馆说明情况要求通融，被告知去校友会通融。在图书馆和校友会之间往返几次之后，我认输放弃。由于清华权力者的管控，也由于我自己的怯懦，我准备了数月的校庆之行无功而返。此后我只能继续在网上和图书馆中搜罗清华反右有关材料，但我感到自己势单力薄，自认无法给清华校史提供一个反右始末的详实版本了。 沮丧之中，我得到从北大传来的好消息。2003年北大物理系纪念成立90年，编篡了90年系史，其中没有回避1957年反右。北大物理系学生右派的英名对我如雷贯耳：物理系是右派“大系”，北大全校十几个系800余右派中，物理系独占约150人。1950年代北大物理系学生无愧为全国考生中的佼佼者，不但数学和物理基础深厚，写作的逻辑和行文也很出色。时任历史系支部书记的田余庆先生曾告诉我，物理系学生写的大字报，文科各系师生看了都认为文章很漂亮。这部系史令人钦佩的是不但记述反右真相，而且列出全体右派名单。当年划右时张榜公布名单以打击本人，震慑公众，几十年后列出名单则对本人是恢复名誉，对公众是承认当年的罪错。这不啻21世纪的太史简和董狐笔，我在清华的未竞之功在北大实现了。我打听何人出此壮举，获悉编篡者之一是沈克琦先生。1957年沈任北大物理系主任助理和党委委员，当时海归教授任系主任必有年轻党员任主任助理，代表党监督和协助主任。沈不认同反右，但被裹胁进加害者群体，只能违心批判和处理物理系右派师生。但是在处理手续结束之后，全系都对右派横眉冷对时，他敢于对走向劳改的右派说几句鼓励的话，给予一丝温暖，这是需要勇气的。此后沈勤奋耕耘物理系教学与管理，职务从系级领导擢升至负责理科各系的副校长。虽然在中共体制内一帆风顺，他对反右的危害始终耿耿于怀。退休之后他卸去约束在任官员言行的枷锁，却保有前副校长的影响力，他充分利用这个有利条件，从北大官方档案中得到右派名单，用于自己参与编篡的物理系史，了却了自己几十年的夙愿。我敬佩他虽被裹胁而不失良知，曾于2007年12月到北大清华两校蓝旗营小区9号楼沈府谒见，向他当面致敬，表示清华正需要他这种资历身份而又有良知的人士来还清华校史以真相。 从那以后8年过去，北大的沈克琦先生已归道山，留下身后美名；清华的良知人士仍无踪影。这种不同引人思考。两校都是重点大学，文革中两校都由毛的御林军亲信统治，毛死后近40年中两校都由中共教育部直辖，但两校文化和气氛确有区别。 北大权力者从未给傅斯年胡适全面恢复名誉，但校内师生全面认同这两位民国校长的仍有人在，因此民国时代老北大学术独立民主自由理念得以薪尽火存。自1989年以来，北大权力者在校级曾有许多逢迎当道的拙劣表现遭人诟病，但在师生中却不乏谔谔之士隔三差五公开发声，指斥中共劣迹，呼吁维护人权，凸显了人文学者的社会关怀，以致每逢“敏感”时日，北大几个校门都有明显增加的武警站岗。党对北大是不放心的。而几百米以外的清华，权力者虽然允许民国校长梅贻琦照片继续留在校史陈列中，但梅的学术自由，大学独立于政治的办学理念，却已铲除殆尽，换成了“南翔思想”。而多数师生也相对乖巧，不“给党添乱”，因为“南翔精神”的真谛就是你当驯服工具，听话出活儿，自有你的个人利益。党对清华是放心的，也就不必向清华加派军队。 两校中同是右派和右派后人，对于重评反右，追讨赔偿的态度也有区别。右派中后来受招安入党做官的如清华朱镕基者略去不谈，1979年胡耀邦改正右派之后仍然贫寒潦倒者，清华人发声维护自己权益的力度不如北大。博讯网（boxun.com）的“反右50年”栏目刊载了约435篇右派及后人的回忆，公开信，采访记录等材料。以一个人在一篇中出现算作一人次，我粗略统计结果是清华8人次，北大36人次。这个样本抽样量小，发表时间是2007年1月至2014年2月的7年之间，因此不够准确全面，但能看出北大的力度比清华大几倍，而且北大参与的个人有十几个，清华只有学生冯国将，职工刘凤麟和黄万里教授后人黄肖路3人，相信清华500余右派尚有许多幸存者在沉默中。北大右派学生不但动笔动口，而且坐言起行。他们在多种场合集会举牌，向权力者施压，向社会喊冤。每年北大校友会，他们总有十余人到场，前胸后背佩戴诉求标语，在场内默默游行，不为周围小人的嘲讽讥笑所动。主席台上北大当今权力者至今尚未敢对他们大举动粗。北大数学系学生受害者闫桂勋先生年过八旬，每周定期到北大办公楼（北大权力机关所在，相当清华工字厅）内外举牌或静坐，让来北大公干的校外人士一览北大反右罪孽，成为北大一景。北大保安奉命把闫拖出办公楼，闫抱住楼内大盆景的枝干不放，致使树枝折断。对比闫的勇气，我为自己在清华大礼堂临阵脱逃汗颜。 当今清华文化之下，太多的反右受害者还没抬头，令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太多的旁观者像我这样，不敢站出来说话，致使反右是非莫辨，历史真相不明。权力者在清华依然得意，全校师生甚至历届校友的价值取向也唯权力者马首是瞻。蒯大富是毛在文革中先用后弃的打手，文革中的若干命案他有责任。然而他在清华文化氛围中行情不低，到校被称为“文革名人”，校园集体合影他占“首长”位置；校友按不同年级系别组合的餐聚，旅游请他为“贵宾”，餐桌上他居首席……。他本人固然善用曾为毛宠的身份，身怀与毛合影随时示人，但清华文化中毛还没有被拉下神坛也是重要原因。北大聂元梓与蒯有相似资历，在北大却远不如蒯在清华风光。清华文化也远播美国。定居纽约附近的清华教职工子弟在新年集会，权力者和受害者儿女聚集一堂。两位高谈阔论的，一位是何东昌后人，另一位是和黄万里教授争论三门峡/三峡的张xx教授的后人，其他与会者则洗耳恭听。在中国民间，何东昌的六四表现已经令多数人不齿，张xx的水利主张则不被大坝的现实所支持，何与张的后人如在国内公众场合如此张扬就不太明智，但在清华文化占优势的场合他们无需顾忌，因为清华文化中占上风的还是权力而不是是非。黄于2001年病逝于级别很低的清华校医院，公众因此为黄不平。张入住顶级医院，在医疗资源匮乏的中国容易让公众联想是当局对他多年为党服务的酬劳。病人家属对此原应以低调为宜，张的后人却巨细无遗地抱怨医院警卫如何森严，使听众感觉是在炫耀医院级别之高，如果换成清华以外的听众而且熟悉黄王争论始末，恐怕要当场提出质疑。我曾向一位清华受害者教授的后人批评此事，他反驳说我的主张是“让怨恨影响下一代”。我以为“一笑泯恩仇”应该是分辨是非搞清真相之后的事。南非“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就是先搞清真相然后才有和解。清华反右真相未明，权力者对自己一方所欠旧账不还，而且利用权势再造新孽，要让受害者真正与他们和解也难。 我期待自己有生之年能看到清华的沈克琦先生出现。 2015-0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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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住，千万别和垃圾人一般见识
(博讯北京时间2015年3月27日 转载)      
    来源：微信
     

    老虎看见一条疯狗，赶紧躲开了。小老虎说："爸爸，你敢和狮子拼斗， 与猎豹争雄，却躲避一条疯狗，多丢人啊！” 老虎问：“孩子，打败一条疯狗光荣吗？”小老虎摇摇头。“让疯狗咬一口倒霉不？”小老虎点点头。“既然如此，咱们干嘛要去招惹一条疯狗呢？”——不是什么人都配做你的对手，不要与那些没有素质的人争辩，微微一笑远离他，不要让他咬到你。 这个必须看明白，因为许多人正在和疯狗斗那！
    
    一对情侣晚上在餐馆吃饭，漂亮女友被隔壁桌醉汉吹口哨，他说反正吃完了咱走吧。女友说你怎么这么怂啊，是不是男人？男友说犯不上跟流氓较劲。女友急，骂完男友又过去骂那群醉汉，结果醉汉围上来开打，男友被捅三刀，在医院抢救无效死了，临死问了女友一句话：我现在算男人了么？······如果你的女朋友被醉汉吹口哨你会怎么做？你听说过“垃圾人定律”吗？如果北京那位被摔的孩子妈妈知道这定律就可以避免孩子的悲剧！
    
    一位朋友在正确的车道上行驶，突然间一辆黑色轿车从停车位开出，正好挡在前面。 朋友立即踩剎车，车子滑行了一小段路，刚好闪开来车，两车之间的距离就只差个几厘米！这辆车的司机凶狠地甩头，并且朝着我们大喊大叫！我朋友只是微笑，对那家伙挥挥手。我的意思是：我朋友表现得很友善。于是我问他：“你刚才为什么那么做？那家伙差点毁了你的车，还可能伤害我们！”这是当时我朋友告诉的我话，现在我把它总结归纳为“垃圾人定律”。
    
    他解释说：“许多人就像‘垃圾人’”。他们到处跑来跑去，身上充满了负面垃圾：充满了沮丧、愤怒、忌妒、算计、仇恨，充满了傲慢与偏见、贪心不满足、抱怨、比较，充满了见不得人好、愚昧、无知、烦恼、报复、和充满了失望。随着心中的垃圾堆积又堆积，他们终需找个地方倾倒；有时候，我们刚好碰上了，垃圾就往我们身上丢······”
    
    “所以，无须介意！只要微笑、挥挥手、远离他们，然后继续走我们自己的路就行！千万别将他们的负面垃圾接收再扩散给我们的家人、朋友、同事、或其它路人”
    
    这里的底线是：快乐、成功的人绝对不让‘垃圾人’接管自己生活当中的任何一天！人生短暂，绝对不要浪费心思和精力在这些事上！～生活中遇到有人这样的对待你你就一笑而过！最好境界～谁会和垃圾一般见识！
    
    人无好坏之分，“坏人”也会做好事，“好人”也可能做坏事，也许他也只是一时心情不好乱撒气呢。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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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漫长夜 136 五七干校 9

五七干校有一项措施是选派一些人住到农民家里，和他们同吃同住同劳动一个月，此举的目的是对某些人进行特别的"锻炼"。情报组的陈敏铮就曾去过，回来讲述不少当地农民的风俗习惯，很有趣。 有次派到了陶令桓的头上，他提出种种理由不去，最后校部也网开一面不再让他去了，这一来使他在群众中很丢面子，为了弥补这点，有一天他在腿上裹了层纱布，算是带病坚持工作，有个班长叫陆煜众为拍他马屁，居然在全班排队出工前，当众表扬他，说要向陶令桓学习，群众以绝对的沉默来回应，后来有人说："你若愿意向他学习，你去学习好了，你没资格号召任何人向他学习!"

毛在一篇文章中提出问题：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并自己做答说：人的正确思想是从 生产，革命和科学实验三大社会实践来的。在干校时我们奉命学习讨论这篇文章，我也提出一个问题: 既然正确思想是从这三大社会实践来的，那错误思想是从哪儿来的呢？ 这一下给了陶令桓可乘之机，他利用仅能动员的两员大将，一是前面提到的马小，一是资料处的一位叫周彩霞的描图员对我进行围攻，他们一致的说法是：为什么和毛主席唱对台戏! 显然这是陶令桓授意给这两名无脑儿的，我的学妹陈佩云和我一起对付这两人，最后也不了了之，从这一事件中看出西南联大毕业，也曾在英国呆过的竟然有这等人。

干校规定十点半熄灯。 天热的时候，陶令桓总在室外乘凉到很晚才回房睡觉，我们宿舍有三盏灯，他总要留一盏不熄。其他人敢怒不敢言。有一天他很晚回来躺下后把最后一盏灯熄了。我从床上下来把他头上的灯开了，他要熄，我不让，我说校方规定十点半熄灯，你开灯直到十一点多，为什么许你开到十一点，不许我开到十二点。 他无言以对，说你要开开你那边的灯，我说就开你头上那一盏。他没办法就一直开着，全室的人都睡不着，过了约半个小时，我对班长温浩说关灯，他下床把灯关了，过了一会儿，陶令桓又把灯开了，这次是找安眠药片，服下后熄灯睡下，我很快就睡着了，不知这小子何时才能睡着。

我看这人就是个恬不知耻的人渣。

漫漫长夜 135 五七干校 8

我在五七干校共停留三年，第一年是在鸡鸭院以及机械部科技司共同组成的一个<点>，有三个连队，我所在的连连长是科技司的一位处长，人很老实，据说是刚刚"解放"不久就到干校来了，工作兢兢业业，不多说话。连指导员是科技司的一名普通干部，湖南人姓杨，中技校毕业，原在鸡鸭院工作，很积极，被调到部里。在干校的第一年即将结束时，鸡鸭院的领导响应林彪一号命令的指示，迁出北京落户在河南漯河市，干校的许多人，主要是原三处四处的人都去了漯河，所以鸡鸭院留在干校的人少了，于是裁撤了这个点，余下的人全部归并到校部，我们的连队除鸡鸭院的人外还有一部分部里办公厅的人。和我同住一室的有副院长张协和，陶令桓，总工程师武霈，老工程师叶鹿鸣，梁一中，韩某(忘记他名字了），张某(姑隐其名）和几个技术员，行政处干部温浩当我们的班长。后来又搬来一位老工程师张彦祥，此人很有来头，曾任国民政府湖北建设厅技正，即总工程师，曾和担任过中华民国总统的
严家淦搭档。也曾任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派驻美国的代表，那时所有由资委会派去美国实习的员工都要到他那里报到。这人原是鸡鸭院的一级工程师，1957年被打成右派降为三级。他在中国工程界的人脉是无法动摇的。据说在1950年的所谓"抗美援朝"期间，中共号召全国人向<志愿军>捐献飞机，张彦祥一个人就捐了一架飞机，据我所知，能和他比美以个人名义捐一架飞机的有豫剧演员常香玉等极少的人。

我们这个房间里的人际关系很微妙，照理说，不管原来的官职有多高，到了五七干校就一律成为五七战士，不应再有高低贵贱之分。有的人比较开通，如张协和，他睡双层床的底层，另一人睡他上层，二人相安无事。 陶令桓则利用一切机会摆架子，他和武霈睡房子中间的两张单人床，干校的椅子很少，我们房内只有四把椅子，陶令桓一人占据两张，坐一张，另一张摆他的洗脸盆，我这人不大买账，有几个早晨我趁他到室外打洗脸水，便把我的脸盆放在"他"的椅子上洗脸，他不好说什么，只能和大家一样，蹲在地上洗脸。有两个人很爱拍陶令桓的马屁，其中一个就是隐其名的张工程师，另一是湖北人，中技校毕业的老技术员，那些老工程师们给这二人起外号，称后者为马大，意即马屁大将，前者拍的技术太差，被称为马小。有时干校演露天电影，都是马大替陶令桓拿椅子。

张协和是陕西人，曾读过初级职业学校，早年到延安，是三八式干部，为人随和却好吹牛，比如他说延安大礼堂是他设计的。他会点中医，推崇经络学说。想让鸡鸭院生产经络仪，结果是无销路，大量积压。梅兰芳死后，他说，梅兰芳生病时我正好到沈阳出差，否则梅老板死不了，是我把他给耽误了。中共取得全国政权前，中央曾责成他创办山东工学院，还真的办起来了，他是山东工学院第一任的院长。至今该院还流传许多张协和的传奇逸闻。有一个礼拜天，我们在宿舍里聊天，聊着聊着，他又吹起牛来说，半个小时可以做成一个小板凳。 人们起哄让他做，备好料后计时间，果然只用了31分钟就做好了，虽然超出一分钟，大家仍肯定他的能力。 他读书不多，却能记住许多事，他说一般的搪瓷水碗，深度和直径一样，有人持怀疑态度，于是拿几个水杯一个个地量，果然如张协和所说，直径和深度一样，学过微分的人都知道，这只是个极大值的问题。当容器的直径和深度相同时，容量最大。张协和不懂微分，他记住了结论就能唬一些人。

武霈在同济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曾当过讲师，其他经历不详，成立鸡鸭院后任副总工程师，总工程师雷天觉被打成右派后，二人换了位置，他成了总工程师，雷天觉副之。 从知识的深度和广度以及聪明程度讲，他和雷天觉差的不是一个数量级。 不过他为人正直，不愿多事，人品和陶令桓之流相比，有天壤之别。 在干校常演露天电影，有时一个片子演好几次，记得演过一个朝鲜的反特片，放映过至少三次，情节并不复杂，但武总就是看不懂，我的学妹陈佩云看过一次后就说，谁友看不懂的地方，可以找我答疑，我负责解释每一个细节。后来演过一个五十年代初中国拍的反特片，每个角色都是脸谱化了的，情节非常简单，简单得让人难以置信。武霈看过后说还是中国片子好看。武霈的妻子有轻度神经病，随他来到五七干校，住在南竿铺，开始时武霈每三天回南竿铺一次，给他妻子留药，到后来几乎是每天都要骑自行车回南竿铺伺候他妻子服药，南竿铺距我们校部约十里，对于一个六十多岁的人来说，也真够困难的。罗山的天气较北京热，大约从五月到九月，我们干活儿时，都打赤膊，只穿条短裤就行了，脚踩塑料凉鞋。武霈年龄大，放不开，不肯光膀子，干活儿时总穿件圆领衫，因经常被汗水浸泡，很快就烂了，有一天他说，一个夏天他穿坏了四件圆领衫。

陶令桓是江苏人，抗战时期西南联大机械系毕业，后在昆明的中央机器厂工作，被派到英国实习考察并未取得任何学位，中共建政后回国，开始在北京农业机器厂任工程师，后调入鸡鸭院在三处搞铸造，曾任三处副处长，大约是1963年左右被提为鸡鸭院副院长。此人以善于摆架子著名，并无真才实学。三处有位名陈毅永的工程师和清华大学合作有一项不错的研究成果，发表前，陶令桓让陈毅永在文章结尾处写上：此项研究成果是在陶令桓工程师指导下完成的，遭到陈毅永的拒绝，陈毅永说，"如果让我指导你，你也不一定能做出这样的成果" 这一下惹了大祸，把陈毅永担任的团支部委员职务免了，从此成为运动员，历次政治运动都不能幸免，

张协和和陶令桓彼此在背后都说对方的<小话>，张协和是非常反对西方的人，他总说陶令桓吃过洋面包过分西化，连喝汤都像西方人喝咖啡一样，用调羹转来转去。有一天张协和不在宿舍，住他上床的人偶然地拿起他的矿石收音机打开一听，正好播美国之音的节目，也就是说张协和对准的频率就是美国之音，此人也好事，马上叫了起来，这下让陶令桓逮住了，立刻报告了校部，校部派下人来调查，而当时在房间的大多是受过审查
或正在接受审查的人，心中本就害怕，犹如惊弓之鸟，校部一找，先就有三分害怕，不知又有什么事轮到自己头上了，据说这次倒好，派来的人一开始就开宗明义说，此次找你无关你本人的事，是调查张协和偷听敌台。查来查去最后也不了了之。 但从这事上可看出陶的人品。

漫漫长夜 134 五七干校 7

大概是1970年秋季开始，有一次全国规模的追查五一六分子的运动。这是文革中最惨烈的一个阶段，自杀，被打死的也最多。 至今谁也不清楚抓五一六的起源，是谁发动的，目的何在？

从现象和结果看，是保守派对造反派的反扑和报复。

抓五一六时，喊的口号有："打倒杨余傅!" "打倒肖华!" 杨指杨成武，余是余立金，傅则指傅崇碧，肖华是原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这与他们和五一六有什么关系，为什么喊这口号，没人向我们解释，我们也说不清!

就全国范围来说，在抓五一六分子之前，在内蒙古自治区有过一次抓<内人党> 即内蒙古人民党的运动，死了许多人，后来证明<内蒙古人民党>完全是一个莫须有的，根本不存在的组织。内蒙古的当权者通过抓<内人党>把文革中表达过不同意见的干部和群众整死打垮。

事实证明，所谓的抓五一六分子运动就是内蒙抓<内人党>的一个翻版和扩大化。 鸡鸭院职工在文革运动中，凡是和造反派沾点边的几乎无一幸免，全部挨整，机械工业部也是如此。 鸡鸭院抓五一六是北京，漯河和罗山五七干校同时搞，部里则是北京罗山一起搞。罗山五七干校有一人是部里某位部长或副部长的秘书，三十岁出头的样子，农村来的妻子和孩子也到干校和他同住，这人在文革中肯定是造反派，抓五一六时首当其冲，经无数次批斗，大概是不肯屈服，到后来连走路都要拄个棍子，几乎难以自理生活，他的妻子很贤惠，对他不离不弃，尽可能在生活上帮助他。 批斗五一六分子的程序基本雷同，首先逼你承认在组织上加入了五一六这个反动组织，一经承认就逼你说出是谁介绍你加入的，你又发展了谁加入这个组织，还需要揭发检举参加这个组织的其他人。一般是开排会或班会批判，若被批判的人不承认，就让群众去睡觉，另开由骨干分子参加的小会，小会中各种刑罚都用上了，所以常有人在排会和班会上不肯承认，等骨干组成的小会一开过，第二天就低头认罪了。也有些所谓的死硬分子，无论如何都攻不下，于是就解到北京去，凡是解到北京去的，不管是部里的还是鸡鸭院的，都是很快就认罪。机械工业部有个副部长叫白光，是西北地区的老革命，和刘志丹，高岗，习仲勋等一起的。毛提出有人利用小说反党，就是因为出了一本名为<刘志丹>的小说，毛把当时还活着的西北干部一网打尽，白光自然不能幸免，被罢了官，文革期间再遭批斗，囚在地下室时脑溢血身亡，他的秘书叫刘白笔，取自认是白光的一支笔之意，文革期间是部里造反派的智囊人物，抓五一六时，先在罗山干校批斗，他坚不承认参加过五一六组织，被押回部里，很快就服罪了。鸡鸭院的副院长许毅，也是先在五七干校批斗，被押回北京，囚禁在鸡鸭院，服过量安眠药自杀死了。关于他的死，最近我听到一种说法：说他积攒了二百片安眠药，一次服下，次日被发现后送到北京人民医院，医生对送他的人说，他还有脉搏和呼吸，可以抢救，要不要抢救由你们决定，送他去的人请示了鸡鸭院的领导后对医生说：他是走资派! 于是放弃了抢救，因此许毅一命呜呼! 也就是在这期间，留守在北京的电工张林海自杀身亡。<红造>的头头之一，原一处的一位技术员自杀获救未死。 前文提到的从政治部造反出来的曹国斌被打断了脊椎骨，落的终身残废。刘述意，孙莹夫妇在五七干校被整得很惨。1970年年底我们所在的连队要开个会传达有关探亲假的一些事项，这会是在浴室开的，刘述意所在的排非要借此机会斗一次刘述意，等报告完探亲事后，那个排的人登场，把刘述意牵来，室内有两个平行的洗浴时放脸盆的水泥台，两者相距约一米。这个排的大部分
群众对此并不热心，只是一个班长和两个积极分子坚主开斗争会，这班长是外单位人员，随丈夫到我们干校的，这两名积极分子一姓孙，一姓曹，一是地主出身，一人的爸爸是在押的国军将领。二人已和刘述意鏖战多时，因经常喊，嗓子都已哑了。刘述意低头站到台子上后，这两人像是哼哈二将，一左一右交替地批判喊口号，刘述意仍然不承认加入过五一六组织，说时迟那时快，曹某扯着刘述意的头发往下一拽，刘述意被拽下台子，
往前踉跄两步，差点碰到对面的台子，快要碰到时，这曹君又拉着他的头发猛然往上一抬，才避免了头破血流的惨剧，看到这里，我心悸实在看不下去，就走到外面去了。人们常说天理昭彰 疏而不漏。 未几，这曹某便中风偏瘫，右手不能动了，几个月后，翘了辫子。孙某自己觉得再难在鸡鸭院做人，申请调走了。

三处有一位1957年中技校毕业的技术员，上海人，出身微寒，老上海人都知道，只要说出某人的出生地和居住地，就可知道他的身份，而此人大概是生在<棚户区>，父母都是下层劳动人民，但又是遭中共取缔的<一贯道>的坛主和点传师之类的人物，五十年代初镇压反革命以后，他的父母均受到"管制"处分，他本人就是一个矛盾的体现，照中共的阶级路线，他属于无产阶级，但又是<杀关管>的后代。此人极善钻营，到三处后，先把支部书记的马屁拍好，入了党，又把处长副处长搞定，所以到了六十年代初，已成了三处办公室主任，权力很大。他对资深研究人员，甚至对大学毕业的研究人员有一种天然的仇恨之心。 文革开始后，三处的几名共产党员建立了一个<点鬼台>点出的第一个鬼就是这位姓任却无人性的技术员，他在整个文革期间都是灰溜溜的，他当然不是造反派，保守派却嫌他太臭而不要他，到五七干校时，也是普通的一员，和我一起在犁田班干活儿。可是等抓五一六的运动一开始，他就像打了鸡血一样地活起来，成了连的副指导员，越过指导员和连长，主持抓五一六的工作。在大会上点了一大批人的名字，一时间可说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前文提到过的陈佩云，此时也被打成五一六分子，资料处在五七干校的人开过几次批斗她的会，她拒不承认参加过五一六组织，参加会的那些女士们推她搡她，把她劳动时穿的一件旧上衣全给扯烂了。后陈佩云对我说，作为罪证她保留这件上衣很久。此时有些结了婚的年轻人，一方在五七干校，一方在北京留守或在漯河，被逼承认加入过五一六后，立刻被迫写信给在干校的配偶，要他们也承认参加过五一六，当然这完全是逼供的结果。

抓了许多的五一六分子，最后一个也没有落实，约一年以后，一风吹了事。

长夜漫漫 133 五七干校 6

妻子的预产期是十月初，他一直处于监督劳动状态，她的姐姐于九月初去阜城照顾她，只住了一夜，便被她所在中学的文革负责人撵回北京，说等生了以后通知你再来。十月五日，我们的儿子降生，这时，阜城中学负责人打电话通知家中去人，电话费自然是由我们付了。她的姐姐再去，阜城中学不让他们住在校内，只能租老乡的房子住，先看好一处较好的房子，阜城中学也不让住，最后由阜城中学给找了一处房子，每当烧柴灶做饭的时候，灶膛漏烟，室内烟气熏人。中国政府规定的产假是五十六天，但阜城中学要她休产假三十天后即恢复劳改，经过讨价还价，最终是让她休了四十二天就把他姐姐和孩子赶走了。在此之前，妻子有一阜城中学同事也在文革中挨整，生了孩子不准父母照顾，学校给找一奶妈，实际上这个所谓的奶妈并没有奶，只是为图工钱谎称有奶，平时只喂些小米汤凑合，孩子的营养不够，日渐衰弱，等快要不行时才通知父母，孩子的母亲是天津人，打电话请他哥哥设法来阜城接小孩到天津治病，她哥哥命两个正上中学的女儿到阜城来接孩子，从阜城要乘坐90华里的汽车才能到东光转乘火车。两个半大的孩子带着小婴儿走到东光，婴儿就死了。有这一惨痛的例子在前，妻子把孩子送走，真有生离死别之感，真像是风萧萧兮易水寒。 所幸孩子平安到达北京，当时我在五七干校劳动，爸爸中风偏瘫，我妈妈实在无力再照顾这个刚出生一个月的孩子，所以开始时是由妻子的姐姐照顾的。半年以后交给我妈妈看顾。

正在我们孩子出生的时候，五七干校发生一起食物中毒事件，我是中毒最重的，险些丧了性命。妻子生产前，我和家中约好，一旦知道是男是女，就给我发电报，是男写"母子安"，是女写"母女安" 那天的中午，校部接到电报打电话给我们这个<点>，说是母子安，我就知道生的是男孩，看不看电报已无所谓了。这天下午要到校部开会动员抓五一六分子，会开到一半，我就感到胃部不适，且越来越严重，没办法跑到校部卫生所看，到那里后持续不断地呕吐，先吐食物，继而吐胆汁，胆汁吐完已无物可吐，以后就是胃部一阵阵的痉挛，我是第一个到卫生所的，接下来到卫生所的人越来越多，都是同样的毛病：呕吐不止。校方感到问题严重，派了个中型面包车把我们送到公社的医院，到医院后医生不知道病原也无法用药，唯一能做的是点滴葡萄糖。此时我们已衰弱到极点，不仅无力说话，甚至连眼睛都不愿睁。点滴葡萄糖的效果较好，我们逐渐有力气了，据分析那天中午我们吃的是炒扁豆角，火候不到，还有些生，其中的皂角素未被破坏掉引致中毒。住了一天一夜后，把我们送回干校，再休息几天又开始干活儿了。在呕吐最厉害的时候，我想孩子刚刚来到世上我就要死了，连个面都没见到，太遗憾了。

孩子能够正常出生并健康成长确实是个奇迹，妻子身高不足一米五，孩子生下来却有七斤多! 妻子怀孕期间被监督劳动，不仅食品短缺，缺乏营养，而且连饮用水都受限制。 在她怀孕的后期阜城中学文革负责人让她看高粱地赶麻雀和其他鸟类，天未明就起身拿个栓着不同颜色布条的长竹竿跑来跑去赶鸟，中午鸟儿休息了，又让她拔草，肚子大，蹲不下就在地上爬。 人们常说胎教很重要，怀孕期间若外在环境好，孩子的性格就好，
妻子被专政，红卫兵学生们视她为敌人，平时疾言厉色，更时不时地打骂，弯腰低头，按说这样的胎教够恶劣的了，但谁也没想到，我们的孩子非常健康， 长大后性格温顺，不笨，学术上已小有成就。

2015年3月22日致巴黎华侨教会国语部执事会的信

听取意见和接纳推荐以后，还会由植堂小组最后确认7位同工，在4月12日做信任投票，不做差额投票。不足7位的话，就按照现有同工人数安排。这不是肢体的较量，是一条没有走过的路，我们都在尝试，接纳和尊重，引导。

   可以把这一段概括为：安东尼聚会点的同工会选举，由植堂小组掌控挑选权，给予聚会点会众的只是否决权。

    植堂小组由六人组成：法语部的邱星火和李基纳，国语部的黄玮珥和丁均，安东尼聚会点的黄萌珥和王大台。

    邱星火和李基纳不大会说中国的普通话，邱星火每月来安东尼用法语讲一次道，需要有人翻译成普通话，他也只能用法语和少数人沟通。李基纳是几个月才到安东尼聚会点来一次，我不太清楚上述二人认识安东尼聚会点的几个人。

     黄玮珥从创新神学院毕业后每季度来安东尼聚会点讲两次道，丁均是去年十月柯志仁走后才递补为植堂小组成员的，也是每季度来讲两次道。安东尼聚会点经常聚会的五六十人中，能和黄玮珥或丁均深入交谈超过十分钟的，不知有几人？

     黄萌珥和王大台是在安东尼聚会点聚会的，和会众比较熟悉，但是他们在植堂小组中讲话到底有多大分量，我们不知道!

    抛开广大的会众， 由这样的六个人挑选未来的同工会，到底合适不合适就一目了然了。

    只给否决权不给选举权，到底是怕什么？

                        

漫漫长夜 132 五七干校 5

对于从北京来的人来说，到五七干校后，生活上一大难题是用水问题，特别是饮用水问题。塘里的水有农药，化肥和牲口的排泄物。洗脸洗衣还可凑合，若直接饮用，实在是难以承受。　厨房附近有一口井，有人不停地挑水用于做饭和烧开后给大家灌暖壶。　女战士集体住在围场里，和厨房离得很近，其中有些人不太自觉，有浪费开水的倾向。　五七战士们一致要求尽快解决饮用水的问题。这次校部倒是从善如流，决定打深井建水塔。水井深百米，水塔是用角铁支撑的大型水罐。　一切进行的都很顺利。这时来了个中央检查小组，他们认为建水塔太显眼，方圆数里一眼就能看见，有违上面规定的与农民三同的原则，可是此时深井已经打好了，如果不建水塔，水通不出去，一切等于白费。检查小组丢下这话就走了，校部不敢再建，于是就僵在那里。　五七战士们忍无可忍，一直要求开大会讨论，校方不肯开，最后还是开了。校部的负责人是部里的一个司长，很滑，他就是不表态到底是建还是不建。有人说把水塔放到地面就是革命的，把它架起来就不是革命的，这种逻辑无法服众。最后这会也不了了之。　校部却放出风声说群众围攻领导。　不过以后也未深究，过了些日子，还是把水塔竖起来了，从而解决了群众的用水问题。

从这一事件可以得出许多的结论：

中央检查小组的那些人，心目中根本不在意群众生活最基本的需要，而且无知，缺乏最基本的常识。水塔若无一定的高度如何能送水。

干校校部的领导对上级唯命是从，连解释的勇气都没有。一味地压制群众，群众提了并坚持正确的意见，倒被说成是围攻领导。

群众若能一致行动，就能发挥作用，迫使所谓的＂领导＂让步。说穿了，那些平时惯于吹胡子瞪眼的都是毛所说的<纸老虎>

2015年3月20日回黄玮珥的信

前天写了一封信回复巴黎华侨教会理事会主席 教会国语部执事会执事兼安东尼聚会点植堂小组成员黄玮珥，仔细分析黄玮珥的信后，又引起一些疑窦，拟再补充提几个问题。

一。来信说： "早已在1个月前拟定一个日期，作表决性的信任投票"

       前天的信中，我已经问过，是谁和谁"拟定了日期，作表决性的信任投票？" 是植堂小组吗？若不是，又是谁？谁有权拟定？ 需要再问的是：这表决性的信任投票的形式如何？如何进行？和投票选举有何差异？

二。 来信说：听取意见和接纳推荐以后，还会由植堂小组最后确认7位同工，在4月12日做信任投票，不做差额投票。不足7位的话，就按照现有同工人数安排。这不是肢体的较量，是一条没有走过的路，我们都在尝试，接纳和尊重，引导。

这段话的意思不太清楚，若把"就按照现有同工人数安排"中的"现有"二字改为"当选"二字，就比较明白了，但又出现一个问题，即何者为当选？如果明确地说出，得票超过有效票百分之五十(或六十者）者当选，具有一般智力水平的人读起来就不觉得太困难了。 大凡一个团体或组织能够长期存在 必须有两个机制，即对话机制和自我纠错机制，民主国家的各级议会有各个党派及团体的代表参加，议会本身就是对话机制，争议的问题皆可通过协商讨论和妥协来解决，这样就避免了大部分的街头政治。香港人民的争普选运动就是因为中共只推出钦定的候选人而不允许民众提名候选人引起的. 中共当政后起初采用等额选举的手段控制民众，后来在民意的压力下采用了有限度的差额选举制，结果就使得志在当总书记的邓力群在一次中央委员选举中落选。成为中共左派的一次"马失前蹄" ，这是很好笑的。说明只要铁腕控制一放松，哪怕只放松一点点，民意就能表现出来。上周日宣布安东尼聚会点的会众在投信任票时，不是把所有候选人绑在一起投票，而是对每个候选人分开投票，可以通过投票否决其中的任何人，马上就有人退选，这说明投票方式的重要。 仔细研究一下上面大号字体所规定的安东尼聚会点同工会的选举办法，可以看出，和香港特首选举及中共过去的选举有异曲同工之妙! 香港选特首是不允许民众提名候选人，由植堂小组所主导的安东尼聚会点的同工选举倒是说了"听取意见和接纳推荐"，但还会由"植堂小组<最后>确认七位同工"，按什么标准确认呢？没有说，如何证明最后确认的七位同工是听取意见和接纳推荐的结果而非植堂小组早就定好的呢？若植堂小组只听而不取怎么办？ 甚至连中共都已弃置不用的等额选举制，却被巴黎华侨教会植堂小组捡了起来。不必我多写，看看上面引用的那段话就清楚了。这种办法的实质是会众有权否决其中的一位或几位，却无缘推举自己信得过的人。很可能发生这样的情况：经他们确认的七人中，有人可能只得很少的票，而经会众推荐却被他们否决的人，可能很有人望，得票率会多的多，植堂小组只确认七人，不敢多提候选人，根本问题是缺乏自信和容人的雅量，怕选上自认为不可靠的人从而失去对聚会点的控制，。这是自欺欺人，将越来越脱离群众! 安东尼聚会点的会众智商都不低，不会不明白个中的猫儿腻， 打个比方吧，法国有些餐馆备有份饭，法文称之为Menu，份饭有明确的定价，顾客不必担心花费过多。法式餐一般都有四道菜，即头道冷盘，主菜，奶制品和甜点。份饭的每一道都有几种选择，顾客可任选一种。若把此次安东尼的同工选举比作去餐馆吃份饭，这个份饭比较特殊，即每道菜只有一种，无法选择，顾客呢，爱吃不吃，不吃活该。 信中说这是一条没有走过的路，我们都在尝试。其实呢，那些独裁者早已试过并证明是行不通的，中共在一段时间内搞等额选举，它有足够的威慑力，使得民众不敢不去投票，你们没这个力量!只能在不能足额当选时缺位，也怪可悲的啦! 我在以前写的多封邮件中，已经明确指出，植堂小组建立的基础是杨志恒和邱星火编造的谎言，2013年会员大会投票接纳本来就是属于华侨教会的安东尼聚会点"重新回归"华侨教会只是一场闹剧，而据此建立的"植堂小组"是个<怪胎>，从来没有人否认我所说的和所写的。因此，指望怪胎做出什么合情合理的事来，大概比较难。我也不指望你们回应，不过我还是要说，并把它贴在我的博客上，留作证据。

转载"动向" 一篇文章 当了官就可以不认错

下面是转载的文章 我在教会里看到的是；当了领导，如牧师，传道人，执事等等，也是从不认错的，连诱骗少女也可以<一概否认>  站在讲台上，让人认罪悔改，自己却从不认错， 弄不清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

                                               当了官 就可以不认错!

　不久前中國教育部袁貴仁部長「嚴禁西方價值觀」的命令一發表，有好事者翻出了四年前的《京華時報》，那上面赫然登有袁先生歡迎「外國意識形態」的講話：「更多引進外國資源都沒風險，因為在中國的土地上，有黨的組織，有中國的優勢。我們還派那麼多人出去，在資本主義窩裡都不受影響，還怕在自己這裡受影響？」同一個袁貴仁，只隔了四年的時間，他老兄就同一個問題居然端出了完全相反的答案來，於是引得全國輿論譁然，有人質問你們奉為圭臬和寶貝的馬克思主義就屬於西方價值觀和外國意識形態，是不是也該「嚴禁」？有人懷疑這樣一個前言不搭後語、記憶力嚴重衰退的人竟然當了中國教育界的「老大」，難道真的是朝中無人，找一個既要聽話、看起來順眼，又要記性稍微好一點的「部長」已經很困難了？這些人得理不饒人，很有點「追窮寇」的架勢。

　　「不認錯」是中共官員的傳統

　　其實，站在第三者的立場，平心而論，竊以為上述「嚴禁」命令只不過是部長先生的一個「小疏忽」，他當時也許看到有人不聽他的話，很氣憤，急不擇言，就忘記了在「西方價值觀」前面加一個小小的定語「錯誤的」，即「嚴禁錯誤的西方價值觀」。眾所周知，「西方價值觀」成千上萬，儘管正確的佔多數，也沒有哪個敢說連一件錯誤的也找不出來。議會民主、言論自由、憲政、法治，等等，大家都說是正確的，但希特勒的納粹主義也正確麼？當部長的大都有三寸不爛之舌，發表的講話不計其數，一個小小的口誤或穿幫本來不稀奇，要是在民主國家，向民眾道個歉、認個錯，一句「sorry」就OK了，部長繼續當。遺憾的是，這事發生在中國，中國有中國特色，「不認錯」是他們的傳統，越是高官越是大錯他們越不認。公元一九五七年搞了個喪盡天良的「反右」運動，誣指五十多萬善良百姓為「右派分子」，後來雖然不得不給其中的百分之九十九點九九九……都平了反，但故意留下幾個不平反，以證明他們直到今天還堅持的神話──「反右」運動是正確的，只不過有點「擴大化」而已。大躍進引發的三年大饑荒餓死幾千萬老百姓，比死於日本軍隊槍炮下的還多，何曾見過他們的「偉大領袖」就此說過一句「對不起」？如果說做錯了事「不認錯不道歉」是他們的「東方價值觀」，那麼，「認錯道歉」恰恰就是袁部長們心中的「西方價值觀」，他們肯定認為是「錯誤的」，所以永遠別指望他們高貴的嘴巴裡會冒出「sorry」來。

　　兩種「主人」形成了「頂牛」

　　因而，事情的實質就有了一些變化，從開始的爭論該不該禁止「西方價值觀」，又變成了官員犯了錯誤該不該向民眾認錯道歉，以此判斷是否真是「人民的僕人」。但雖然號稱「僕人」實則從來就是「主人」的部長絕不認錯也不道歉，理論上作為「主人」的民眾對此不依不饒，兩種「主人」形成了「頂牛」。電視台和紙媒體雖然牢牢掌握在黨和政府手裡，力挺袁部長，但各大網站「倒袁」的帖子卻是排山倒海而來，這顯然要影響「穩定」，怎麼辦？說時遲、那時快，有一種「人才」馬上就冒了出來，就是被魯迅罵過的「幫閒」。先是《環球》連發文章進行補救，說袁部長的話不是你們以為的那個意思，你們不要亂解釋。但《環球》的名聲不佳，大家不聽。於是部長的直接下級「路見不平，拔刀相助」，乾脆在自己辦的報紙《中國教育報》上發表了署名袁貴仁的「重要文章」，該文章根本不承認此前「說錯了」，不提網上網下洶洶的民意，無事人一般的講了一通慣常的官話套話空話，然後才不慌不忙地嵌進了最重要的一句「堅決抵制那些傳播西方錯誤觀點的教材進入我們的大學」，一下子就達到了目的：在不認錯不道歉的前提下，對他先前那個憋腳的講話進行了「完善」，並且不露「痕跡」。

　　當然，「不露痕跡」是他們的看法，民眾沒有認可，民眾認為這種「完善」是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無法接受。民眾看出了這種「完善」包藏的禍心，他們還在其中隱藏了重要伏筆，即必須先承認西方教材的觀點「肯定有錯誤的」，然後再具體認定哪些西方教材「觀點錯誤」。由於這種「認定」的解釋權素來操在官方而不是民眾手裡，民眾到時只有聽喝的份，「堅決擁護」的份，一切還是長官們說了算，所以到時候哪怕把所有「西方教材」，不論是政治、歷史、哲學，還是文化、藝術、美學，都認定為「觀點錯誤」，統統拒之中國大學門外，那也是他們的「權力」，並且他們可以「義正詞嚴」，說是早就告訴過你們，不是「不教之誅」，「勿謂言之不預也」。就此鄙人完全可以預告，不信請走著瞧。

漫漫长夜 131 五七干校 4

1969年秋 林彪发布所谓的一号命令 在诸多内容中 有一项是把在运动中受审查的人员清出北京 于是在这年的十一月间，包括走资派 所谓的牛鬼蛇神全部到了五七干校 如果说我们是来劳动锻炼的五七战士，那他们就是以待罪之身到这里接受审查的。院党委书记张伯涛，院长刘奂，副院长张协和，陶令桓，简朴，原政治部主任车敏，总工程师武霈和被打成右派后由总工程师降为副总工程师的雷天觉，原党委组织部部长任勃新全来了，原党委宣传部部长早已随先遣队来了。他们来后和原有的五七战士混合编组，也和大家住在一起。我们搬离的南场院又派上了用场，让新来的人住。据说陶令桓和一级工程师曹萃文一起住南场院，陶还想摆院长架子，被曹萃文臭骂一顿。曹老头是原资源委员会东北钢铁公司的协理，资格比陶老得多，不吃他这一套。

这些当时被封为<走资派>的人，现在虽然落难了，说不定有朝一日会东山再起，所以有些聪明人就开始在他们身上下赌注。早在鸡鸭院的文革期间已经有人在这样做了。有一次造反们要开会斗争车敏，开会前车敏突然失踪，被斗的对象找不到，会当然开不成了。后来得知是二处物理组中山大学毕业的那对夫妻把他藏在了自己家中。从此两家人成了通家之好，日后调工资时车敏帮了他们大忙。在干校也如是，有人处处留心照顾原来的领导，让他们吃好住好 干轻松的活儿，日后均有回报。

我们在干校是六天工作制，周一到周六劳动，周日休息。 离我们的<点>八里地处有个小镇叫南竿铺，那里有自由市场，而这些所谓的牛鬼蛇神们，有的是带家属来的。家属们被安置在南竿铺。 周六收工以后，有家属的可以回南竿铺与家人团聚，没有家属的人也可以在周日早晨去那里买东西，我从来没去过南竿铺。那些当官的人们吃不惯干校的伙食，觉得太素，他们往往不辞辛苦跑一趟南竿铺在那里买点酱肉，甲鱼之类的东西打牙祭。有的人想吃又走不动就托人带。比如听说任勃新经常让人带肉食。民以食为天，在这里得到验证。没有其他的追求，剩下的是只有"吃"这一途了。

这里想介绍一件真实的事： 前面提到的1900年出生的叶鹿鸣工程师也在林彪一号命令之下来到了罗山五七干校，他的妻子也来了，住在南竿铺。有一个礼拜天，叶老先生邀同住一室的韩老工程师到他家里做客，打打牙祭。韩工程师当时也有六十出头了，下午，韩工回到干校的房间躺在床上一动不动，大家也不去干扰他，以为他走路多累了。 过了一会他就侧起身来呕吐，吐出不少未消化的食品；吐完以后仍然躺着不动。有人很着急以为他病了，要带他去卫生所看病，他却说没关系。住他邻床的梁一中工程师受不了，找来掃帚簸箕替他清扫干净，第二天韩老先生好了，照常出工。叶鹿鸣和我是忘年之交，后来他告诉我说： 那天韩工去他家吃饭，先吃了半碗炸花生米，之后又吃炖甲鱼，叶太太共炖两只甲鱼，韩工吃了一只多，还有其他的菜肴，吃得叶氏夫妇都有点怕了，不是舍不得，而是考虑到他的年纪，怕他吃出毛病来，事实果如他们所料。

张伯涛除了爱吃红烧肉外，不懂得吃其他东西，不吃鸡鸭鱼。在干校的时候，和他同住一室的沈铁成得他不少好处，每次吃鸡鸭鱼，张伯涛都把他那一份给沈铁成。

从我们到干校的第二年起，伙食就已经非常好了。

名义上，我在干校共八年，直到1976年才恢复工作。实际上我在干校只待过三年，1971年我的小孩生病，家中打长途电话把我召回北京，我即没再回过干校。校部派原五局的一位处长来我家考察，看到我爸爸因中风瘫痪在床已数年，我的妻子在河北省阜城县当中学教师被打成反革命监督劳动，不能带孩子，我妈妈既照顾我爸爸又照顾我孩子，实在力有不逮，所以干校特准我留京。

我在干校的三年：第一年干大田的活儿，第二年修建宿舍，我当小工，推土和泥，造土坯砖，第三年在食堂做最简单的活儿，如捉猪，洗盘子，切菜等等。

漫漫长夜 130 五七干校 3

罗山县是丘陵地带， 有许多的<冲>。 冲出不少的梯田。冲的最下面是个蓄水的塘。 流经梯田或傍梯田的水都储存在这里。 乡下没有很大的村落， 三户五户人家就是一个居民点。因是丘陵地，所以自行车在这里完全派不上用场。走亲串友，卖卖物品全靠两条腿和肩挑。常看到男士挑两个箩筐，一头是一个或两个孩子，另一头是物品，妻子则跟在一旁走。这可能是回娘家或去婆家。购物需去供销社。要走较长的路。农民家中一般都养几只鸭子，他们卖给供销社是每斤四毛八分，供销社卖出的价是每斤五毛六分，它赚取每斤八分的差价。到五七干校的第一年，这些所谓的五七战士谁也不敢卖鸭蛋改善生活，第二第三年后，人们的胆子大了，也比较熟悉环境了，于是有人买鸭蛋，或是自用或是腌好回北京时带回家去，因为北京买不到鸭蛋，鸡蛋也是限量供应的。 若从农民手里直接买，可能近在咫尺，若去供销社需要在人家上班时间走很长的路.这很不现实。向农民卖，存在一个价钱问题，他们不敢按每斤五毛六收，而五七干部也不敢按四毛八付，于是像君子国似的争执，买的愿多付，卖的则要少收。其实背后隐藏的是猛于虎的苛政。

除了留用的三位原劳改农场的管教干部外，干校还聘请了一位老贫农指导我们的工作。这位贫农还是很认真的，从他的衣着就可看的出来。当地农民一般都穿土布做的衣服。 土布只有两种颜色，或是白的本色或是用土法染成的蓝黑色。有些年轻的女孩子爱美，会买些花布做衣服。无论男女一般都是短装，即上衣和裤子。我们聘用的老贫农每到干校来都穿一件用蓝黑色土布做的长衫以示尊重。我们到达后过了几天，校方请这位老贫农给我们上阶级教育课，忆苦思甜。老人很带感情的说，日本在的时候，这里常闹土匪，所以居民家的窗户都很小。打败日本后，这里常过兵，连吃带抢弄得民不聊生。不过呀，最困难的是六零年过粮关哪! 哪家没死人!以至于在附近这些村子中，像我这样大岁数的只剩了我一人。  他这样直言无讳的讲述让干校的领导很尴尬，只讲了一次就再也不让他讲了。不过我们结交了一些农民朋友，从他们口中得知<信阳事件>的一鳞半爪。我认识一个叫李友的小朋友，个子很矮小，看样子只有十岁左右，其实他已十六七了。 他说过粮关时他已四五岁，早已满地跑了，六零年饿得又不会走了，只能在地上爬。由于生长期长时间挨饿，就像僵猪一样，再也长不大。
县和公社的干部虚报成绩，粮食囤下面装的是土，只在上面放一点稻谷，上级来检查时有人想报告真相，刚一开口，后面的干部就用脚踢不让他说。 有人想跑出去向上级反映饿死人的真实情况，干部们在各个路口设卡，不让走，最后是有一个参军的人回乡探家，向中央揭发了这里严重饿死人的事。他们还谈到，罗山原来的景色很美，丘陵地上长满了树木，1958年大炼钢铁时，把树都砍倒当柴烧，连树根都刨出来烧了，我们看到的确实如此，小山坡上确实没有一棵树，我们犁田想休息一会儿，竟找不到一个可以栓牛的地方，真的连个树根都找不到。所以有时我们拿一根铁钎子插在地上栓牛。

我们刚到那里的时候，有一天吃完晚饭，附近一个生产大队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敲锣打鼓地来到我们的<点>，于是我们马上紧急集合，在一个场院里看他们的表演，我们从北京来的，什么没见过没听过，他们的演出只能用"小儿科"三字来形容，但人家是客人，盛情来表演，我们又不能太过冷淡，所以虽然疲累，仍然等到演出结束我们才散去。校部给了他们不少的礼物，都是当时最流行的，如毛的像章，小红书，毛的石膏像之类。没想到这些礼品引起了其他生产队的垂涎，没过几天，另一生产队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又在旁晚时分来了，校部汲取了教训，这次演出后基本没给礼品，以后就再也没人来宣传毛思想了，我们的耳根清净了许多、

搞任何建筑都需要沙子，离我们的<点>几里处有一条干涸的河床，那里满是细沙，五七干校曾派人开卡车到那里拉沙子，我还去过一次。农民也需要沙子，他们没有卡车，只能靠肩挑，往返数公里是件非常辛苦的事，有天夜里，干校的人出来小解，忽然发现有人像是偷东西的样子，于是大声喊叫，把众人惊醒，人们都跑出来抓小偷， 也弄不清楚是怎么回事就把来的人抓起来了。第二天才弄清楚他们是来偷沙子，而被抓起来的人中，有的就是来我们点演出过的毛思想宣传队队员。后来校部给他们拉了一卡车沙子，这事就平息了。

两个"短平快"

近日很开心，因为干了两个"短平快"

其一是揭露有淫行的一个名人，介入后仅仅一个月，便有调查报告公诸于世，看似强大的泥足巨人轰然倒塌，不得不黯然辞职，虽然嘴硬，"一概否认"，但其实不过是"天桥见!"而已，吓不住人。这称得上是一个"短平快"

其二是同工会选举，现有的两位负责人拟定了一个由九人组成的同工会名单，连分工都订好了，三月八日主日崇拜后负责人召集他们开会，其中四人以各种理由婉拒，只余下五人表示愿意做，负责人说征求植堂小组意见后即向会众公布，不再经过投票了。我闻讯后，于三月十日找到负责人之一说：刚刚通过的华侨教会会章明文规定，执事会由会员投票选举，为什么同工会不投票选呢？他说同工会不是执事会! 我说：二者性质相同，同工会应是执事会的前身，若不选举，是开了一个不好的先例，如果坚持不投票，我会有所行动!  可能是这句话起了作用，次日植堂小组便开会决定，由聚会点全体已受洗的基督徒投票决定同工会的人选，三月十五日当植堂小组的人把此意见告知会众后，又接受会众意见，从即日起到三月十五日，开放会众的推荐或毛遂自荐，重新确定同工会的候选名单，四月十二日投票，此举还差强人意。可以说又打了一个"短平快"

从这两个漂亮的短平快可以看出，事在人为!  不能无所作为。

漫漫长夜 129 五七干校 2

                                                   吃蛇胆


随遇而安 苦中作乐是人们的天性，到五七干校，已到了社会的最底层。 当时尚保留原工资，将来时间长了如何，就很难说了。我们这批人干活儿，吃苦都不如农民，以后若是靠干活儿挣饭吃，恐怕谁都活不下去。如果整天想这些事儿，现在就没法活。 人到了这一步也就只能在现实条件下找乐儿。 下面即将介绍的冯科长吃蛇胆，很具代表性。

冯是三处的一名科长，忘记他名字了，四十岁左右，上海人，很能吹，他的一只眼睛有些斜视，他说吃蛇胆能治眼病，人们问他敢不敢吃，他说当然敢了。三处的田世英等几个小伙子记住了他的话。有一次他们捉来一条蛇，要取出蛇胆来让冯科长吃，冯一看，满脸不屑地说，"这是水蛇，水蛇的蛇胆没用，要吃毒蛇的蛇胆!" 过了几天，田世英等又打了一条毒蛇三杆子送给冯科长，冯又说了："这是死蛇，要吃活蛇的胆!" 这次又被他挡掉了，田世英等过几天又活捉了一条三杆子，提着尾巴回到南场院，冯科长应该没法辞推了，但他仍然有咒念，说："吃蛇胆要有老酒才行，没老酒不能吃!" 他的话音刚落，有一人就说，我带来了一瓶二锅头，马上拿给你!冯已无退路，只能答应吃。田世英立刻把三杆子剖开，取出蛇胆，冯还想推脱，此时天已黑下来，十几只手电筒照着他逼他吃，他只能硬着头皮就着老酒把蛇胆吞下去。

漫漫长夜128 五七干校 1

从北京去罗山 要乘京汉线火车在信阳站下车 再乘长途汽车到罗山县城 我们的五七干校离罗山县城还有约十里的路程需步行。 如果是个人往返 非常不方便 我们初次去时 是集体行动 有大卡车把我们送到鸡鸭院那个<点>，这是个规模不大的劳改农场，像个围场似的圆形建筑 房间的门都是朝里开的，若把总大门一锁，谁也出不去。里面还有关犯人的小号，我们去后当然没用了。 有三个管教干部留用，带领我们干活儿，他们的家都在这里。因我们人比劳改犯多
所以有一部分人住在围场的外面，鸡鸭院三处和资料处的男人住在"南场院"， 这是打场用的地方 有五间房，除一小间是放羊人住外，其余数间都是羊圈，先遣队的人把羊集中在两间内，另外的两间就是我们的住室。刚到时没有床，我们就在地上铺张席子睡觉。羊粪羊尿的味道浓郁，不过住过几天以后，就习惯了。南场院和围场的<点>部相距有一里多，下雨后泥泞难行。早晨上工时带个暖壶放到大食堂，食堂用大锅烧好水给灌满，下工时带回来，这就是一天可以支配的热水了。大约一个月以后，运来了床，生活条件略有改善。南场院没有厕所，大小便都在野地里，称为<拉野屎>。南场院周围的旱地少，水田多，刚住下时，拉野屎很方便，广阔天地可以大有作为，时间稍久，能拉屎的地方都已经有屎了，就很难再找到一块净土任你拉! 我们在南场院住了不到一年，就搬到了在围场外面新建的简易平房，离<点部>近了，又方便了不少。

资料处的男士是一个班，三处的男士也是一个班，这两个班称为<犁田班>，每人一头水牛负责犁田。五七干校拥有的地以水田为主，我第一次知道了什么叫<冲> 第一次看到梯田。犁田要下水，下水要脱脱鞋袜打赤脚，开始踩到田埂时，土块，杂草扎的脚底疼痛难忍，走在牛后边一瘸一拐。很出洋相。 经过半个月后就比较适应了，脚底长出一层厚皮，不怕扎了。牛也会欺侮人，我赶牛犁田时，牛总是慢悠悠地走，用鞭子抽它，也不怕。有时遇到在旁边干活儿的农民，看牛在磨洋工，就接过来替我赶牛，牛缰绳一到农民手里，牛便嗖嗖地往前冲，农民以为牛听话了，再把牛交到我手里，牛又恢复原状磨洋工。现在人们都说气场，可能是我的气场不够强大，连牛都压不住。犁完田是耙地，即把犁过的田弄平以便插秧。所有这一套水田的活儿大体上我都干过一遍，犁田，耙地，插秧，挠秧，割稻，压场，打场。 唯一没做过的是育苗。我们把挠秧叫做给地球蒯痒痒。初去时分不清稻子和稗子，到后来能准确无误地把稗子拔出来。

水田里有蛇，有蚂蝗，我不怕蛇却很讨厌蚂蝗，曾被蚂蝗吸过一次，流了许多血。我们去的这群五七战士特别喜欢打蛇，不管有毒无毒，见蛇就打，当地农民很反对我们打蛇。当地有两种常见的毒蛇，一种叫三杆子，又名火赤链，
可以长到一米多长，身上是红绿黑相间的斑纹，爬行很快。另一种叫土狗子，短而粗，不足一尺长，行动很慢，我们收割麦子时，常在麦垛下面看到土狗子，只要被发现它就跑不了。有次在插秧时我被水蛇咬了一口。

第一年的洗澡很困难，干体力活儿要出汗，出了汗却不能洗，现在的人很难想象那时如何的凑合。 第一年的伙食也很差，原因出在人身上。那时每人每月交13元的伙食费，吃的主食是干校自己生产的，按市价算，蔬菜是由菜班生产的，按每市斤一分钱作价，菜班的班长图虚名，他要尽量提高产量，送给食堂的菜带着泥土和菜根，这都算成他们生产的成绩，所以菜班每次送菜都和食堂的人发生争执。过了些时候，连菜班的人都认识到，图虚名的后果是干校全体人员吃亏。以后菜班再送菜时，都洗得干干净净，把菜根切掉，黄叶子摘掉，送到食堂就可以吃，这样做，菜班的生产额减少了，群众得到了实惠。 干校有人专门负责养猪，我们吃的猪肉都是自己养的猪。这里面也很有讲究。校部有个养猪班。
人们都称之为<猪班>。猪班成员全是部里托儿所的阿姨。各食堂向猪班买生猪是按每斤三角八分计价，我们的食堂想出一个省钱的办法： 向猪班买百斤左右的半大猪，食堂建个小猪卷，找一人负责，用本食堂的泔水等物喂猪，这种半大猪长得非常快，两三个月后就能长到二百斤，此时宰杀，等于是花半价。

知识分子到底是知识分子，在干校食堂的算计上凸显其聪明与睿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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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漫长夜 127 鸡鸭院文革 9

到1968年中，各单位都有两派的对立，两种势力形成僵持的局面。这时上面想出的办法是向各单位派<军宣队>，派到机械工业部的军宣队是第二炮兵的人马，派到鸡鸭院的当然也是二炮的。记得有一位姓陈的，名字忘了，能说会道，据说只是个中尉宣传干事，但到了鸡鸭院就号令一切，俨然太上皇的架势，很引起鸡鸭院职工的反感。我们去五七干校劳动，他们也跟去，但不是去劳动，而是监督我们的劳动。

军宣队的全称应该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派军队支左是上面的决定，到了1968年各省，各部门，各学校都形成尖锐对立的两派，以北京大学为例，以井冈山兵团为一方，北大公社为一方，双方各占据几个学生宿舍楼进行武斗。 其他高校莫不如此。 军宣队进驻后往往是表态支持一方，另一方即处于被动，军宣队进驻鸡鸭院后，起初态度不太明白，后来即转向支持保守派，以<红造>为代表的造反派逐渐处于劣势。组织三结合的领导班子时，也是以保守派为主。

鸡鸭院的运动，在我们去五七干校之前，除了语言上的论辩之外，没有发生过武斗。但到了1970年全国范围内抓五一六分子时，军宣队支持的保守派对原来的造反派进行了残酷的镇压，其面目就暴露无遗了。这事以后会再谈到。

组织三结合领导班子由军宣队主导，他们的工作方式依然是老一套，先找一些积极分子，透露出拟议中的名单，然后开会通过。 群众的意见根本起不到任何作用。如果有人敢于提不同意见，他们就用出身成分来压。

国民政府溃败前，北平被围时，当时的华北剿匪总司令部和北平的地方当局曾派了一些军人进入大中学校，有些学生当着这些人的面公开地说："从来没见过大兵管学生能成功的!"  但是，中共派军宣队进驻高校，中科院和各个研究机构居然能起到暂时的稳定作用，这不能不说是共党的独特之处!

漫漫长夜 126 鸡鸭院文革 8

中共在大陆建立政权后，把它的触角逐步深入到各个层次，甚至直到每个家庭。 各个时期所谓的政治正确，都有明确的标准，积极地按这标准说，按这标准做，自然会得到回报，得到好处。问题是有些人并不认同官方所宣传的政治正确，也不打算身体力行，这样的人就成了落后分子甚至反动分子，我就属于这类人。

毛及其同伙发动文化大革命，号召群众造反，批判斗争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谁是所说的<走资派>，却又没有明确的标准，这就给每人都出了难题： 是听党中央的还是听本单位领导的？如果听前者，那就要造本单位领导的反，如果听后者，那就要和造反派对着干，尽一切努力维护本单位领导。 由此就产生一个如何站队的问题。考量站队的出发点因人而异，有人是从真理正义出发，有人则只考虑利害得失，就好像赌徒的押宝。 押对了，以后好处多多，押错了则可能全盘皆输。鸡鸭院的干部群中有几个例子很生动地说明这一点。 文革前，一处有位新提拔的副处长叫陆志伟，年纪轻轻，既是业务骨干，又是共产党员，还曾派驻中国驻苏联使馆科技处工作过一段时间，可说是一颗冉冉升起的明星。 但是在文革初期，群众纷纷给院党委提意见贴大字报时，陆志伟也写了一张题为<击一猛掌>的大字报，希望党委清醒，从此以后陆志伟便被打入另册，直到退休也只是个副处长。院党委组织部部长任勃新曾紧跟院长刘奂，而党委书记和院长之间一直存在着明争暗斗，抓五一六分子时，也把任勃新当成五一六分子揪斗和贴她的专题大字报。内容都是些捕风捉影的不实之词。刘奂也曾被点名，险些被打成五一六分子。

相反，积极维护原党委的那些人事后都受到提拔重用。这涉及到许多敏感的人，恕我不举实例了。

老来俏!

偱往例，2014年的平安夜是在老赵家过的，和往年略用不同的是，今年改为车接车送。 同席的有万氏夫妇，康太及其女，康则因其尊翁年高体衰回北京了，万太做的罗宋汤，用料讲究，做工细致，堪称一绝。其他食品则如往年，有熏三文鱼，肥鹅肝，生蚝，煎猪排，Buch 等等 很丰富而又不过量，恰到好处。 席间老万提到坊间流传的老年人养生的<五老>，即老窝，老本，老伴，老友，老X(我忘了）， 万自己又加上了<两老>，即"老来俏"和"老顽童"

当他提出"老来俏" 时，我脑子里立刻想起一个人，而万君随后的解释中则直接以此人为例证，我们等于是不谋而合。回到家里和老妻谈到此事，老妻也说，我想到的就是她! 真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英雄所见略同："

耶!

漫漫长夜 125 鸡鸭院文革 7

在文革前，各大城市的医院有巡回医疗的制度，即医院组织一个医疗团队到指定农村去，为当地人看病，普及卫生知识等。北京某市级医院的X医生被派到农村巡回了一番，亲眼目睹了农民的贫困。 回到医院后曾对同事说过："农村的孩子不知道鸡蛋是能吃的，他们只知道鸡蛋是能卖的!"  文革一开始就被有心人把这句话抖出来，说他是污蔑农村的大好形势。 他百口莫辩，只能老实认罪，被罚监督劳动。

我在鸡鸭院的同事王良诚是清华毕业学光学仪器的，湖南人，他的妻子姓刘，出生在北京的湖南人，双方的父母是至交，刘的父亲是北京师范大学的历史系教授，文革之前曾奉林彪之命，为林彪讲过中外历史上的<政变>后来听说文革开始前不久，林彪曾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专门讲过一次<政变>，估计其中的许多资料是从王良诚的岳父处趸来的。文革开始后不多久，王良诚正在鸡鸭院上班，领导突然找他，让他回岳父家看看，他立即赶去，他刚到，他的妻子也回来了，也是单位领导让她回家看看。他的岳父家住一个北京典型的四合院，听王良诚说，那正是红卫兵破四旧的高潮期，红卫兵把他岳父家当成了处置所谓<牛鬼蛇神>的刑场。进得门来，就看见院中躺着几具已被红卫兵打死的尸体，另外的一些人正在被他们用皮带抽打，他的岳母已经被打死，岳父还有一点游丝般的气息，到晚上也死了。

2015年3月13日给巴黎华侨教会的一封邮件

巴黎华侨教会国语部执事会各位执事  你们好 主内平安 奉上一篇文章 请参考 也请回顾一下 在我们教会内部存在的是非不分 包容罪恶等问题  2009年11月 柯志仁在会员大会上谎称他建立了安东尼聚会点 以此夸大他的工作成绩 欺骗会众 骗取支持票 2012年12月2日 当时的理事会主席杨志恒和法语部传道人邱星火骗造谎言欺骗会众 他们谎称 在2012年的会员大会上宣布过将安东尼聚会点除名 但经过我的调查以及包括黄玮珥在内的多人的证言 都证明 他们根本没有在2012年的会员大会上宣布过将安东尼聚会点除名 而且所有的证据都能证明 安东尼聚会点始终是巴黎华侨教会的一部分 从来没有脱离过华侨教会 我曾为此写过许多份邮件 申明此事 但巴黎华侨教会对此或是置之不理 或是不做正面回应 更有甚者 2013年的会员大会竟演出一场闹剧 通过会员投票 把仍然是教会一部分的安东尼聚会点"重新"接纳为华侨教会的一部分，并根据投票的结果 成立了"安东尼聚会点植堂小组" 所以说安东尼植堂小组是建立在谎言的基础之上，因此它从一开始就是个怪胎。

2013年9月植堂小组在安东尼亮相 所做的第一件事是解散了那里合法建立的同工会 不知是谁赋予了植堂小组那么大的权力 植堂小组的人口口声声说不是控制安东尼聚会点而是帮助安东尼聚会点，但他们所做的恰恰与他们所说的相反 典型的口是心非。比如 安东尼聚会点建立之初 安排柯志仁每月讲一次道，他讲道的内容我暂不做评论，但他玩忽职守 十一个月间，他竟迟到四次，所以当时的同工会决定不再安排他讲道，可是植堂小组不管他曾说谎骗人，屡次迟到，却又让他回来讲道，也安排同样说谎骗人的邱星火每月讲一次道。另有一位名叫张和君的人，她经过多个教会都因和那里的人不和而离开，最后到了安东尼聚会点，曾被其他机构按立为"宣教士",2012年初来到安东尼聚会点后 曾安排她讲过两次道，因讲道水平太差，便不再安排他讲了，植堂小组掌控了安东尼聚会点的大权后，不考虑会众的意见，又安排她讲道，她的讲道可以用"错误百出 语无伦次"来概括。比如她鼓吹"善意的谎言" 说圣经记的"打左脸给右脸" 是耶稣教导门徒不吃眼前亏，旧约圣经明白地记载 利未人没有产业，她却硬说希伯伦是利未人的产业，种种错误 不一而足，我曾问过有关人士：为什么让她讲道？ 据答："我们没办法，是那边(指华侨教会）压下来的!" 以上所举实例，是帮助还是控制？一目了然!  华侨教会的传统是：教会的负责人一般不干涉团契的同工人选和活动安排，但是黄玮珥和柯志仁却屡屡打电话给安东尼聚会点青年团契的负责人，让他安排张和君在周六的团契活动中讲道，不知为什么？

最近听说安东尼聚会点要成立同工会了，希望按着刚刚通过的会章，由会众投票选出信得过的人，不要再在此事上搞些不妥的名堂。

主恩永谐                                       王 煜敬上2015.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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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宝胜∶远志明们“和谐了中共、悖逆了基督”

作者∶对华援助协会特约评论员 郭宝胜

香港《明报》于2015年2月12日头版报导了一宗涉及数亿港元的层压式推销骗案，被捕的主要疑犯是已故著名华人牧者滕近辉牧师之子滕潞嘉（Luke Teng）。滕潞嘉于销售讲座中，公开表示父亲是基督教内受尊敬的牧者滕近辉。不少基督徒被吸引参加这些讲座，有的甚至上当受骗。梁永善牧师就此事件指出虽然滕牧师已经离开世界，但这件事不多不少也影响了滕牧师昔日的声誉，也带给滕师母和滕家其他兄弟们很多困惑。他特别为此事求神怜悯，按照公义审判施恩。 除滕近辉牧师外，近年来华人教牧陷入是非纠纷、丑闻甚至罪案当中的名牧不在少数。最有名的当属新加坡最大教会创办人城市丰收教会牧师康希涉嫌挪用教会奉献款案和与华人教会很有关系的韩国赵镛基牧师渎职和贪污案（2014年首尔中央地方法院刑事法庭对涉嫌渎职和贪污130亿韩元的赵镛基做出判决，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5年，并缴纳罚金50亿韩元）。最近某华人名牧的事件虽然尚无定论，但也是沸沸扬扬、满城风雨。纵观多起此类事件，不免让人痛感华人教会公义之缺乏、罪恶之不察、宽容之过度。 彼得前书4:17 ∶“因为时候到了，审判要从神的家起首”。教会出问题很大原因是神学出问题，华人教会长期以来，奉行的是成gong神学、唯爱神学、祝福神学，而绝少提及苦难神学、公义神学、抗恶神学。所以在大部分华人教会中只讲慈爱、不讲公义；只讲怜悯，不讲审判；只讲宽容，不讲原则；只讲包容，不讲是非；只讲祝福，不讲管教与谴责；只谋求个人的“修行得道”，从不批判社会的罪恶腐败；只为中国掌权者祝福祷告，从不为受迫害的国内公义人权人士发声；只与官方三自会与狼共舞，从不支持国内受迫害的家庭教会肢体；不仅不伸张社会的公义，甚至教会内部的公义也荡然无存。没有是非到一个地步只能成为外邦人法庭中的罪案案例，被外邦人耻笑、被异教徒轻蔑。 华人教会不讲公义的神学，造成了教会内部的是非不分、包容罪恶，也造成了基督徒对社会公义的关注乏力。造成这种现像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中国官方教会三自会神学的影响不可估量。三自神学的特点一是丁光训所谓的“因爱称义”，只要对他人有爱心，就可以得救；是否相信耶稣是唯一真神、是否相信人人有罪死后且有审判，都摆到其次的位置，丁光训认为共产党员雷锋、焦裕禄死后都可以升天堂。丁光训非常厌恶旧约中嫉恶如仇、拥有绝对主权、不断施行审判的上帝，他认为的上帝是无限包容和怜悯、甚至包容罪恶包容异教的神。这种唯爱神学对华人教会界教牧影响很大，不敢讲神的审判、惩罚和管教，只讲神的慈爱、包容和怜悯，结果造成教会内是非不分、罪恶被掩盖、隐藏和容纳。 三自神学的另一特点就是目前所谓的基督教中国化，就是将儒家、道家、佛教甚至马克思主义、三个代表、和谐社会、中国梦等等与基督教掺和起来，使基督教不伦不类、丧失特征和原则，也使基督教丢失先知的职分、对当下中国社会缺乏先知般的批判力。海内外华人教牧中那些与中国三自会媾和、联系者，其神学上必然受其影响，在其牧会生涯中也就有包容罪恶的可能性。如华人著名牧师滕近辉，早在1984年9月由国务院提名、访问北京的香港基督教代表团中，就有他。滕牧师是著名的“双轨路线”的鼓吹手，即一手要抓“家庭教会”，另一手也不放开“三自”，即两手一起抓。在“双轨路线”影响下，1990年代前后香港主流教会倒向三自，他们与三自而非家庭教会交流合作频繁，这就如亚伯拉罕的侄子罗得渐渐地迁往南地，不知不觉间陷入在蛾摩拉、索多玛等罪恶之城中（见创世记13章）。 再如2008年12月，某著名牧师等发起旧金山特会通过的《旧金山共识》，因呼应中共的“和谐社会”、以“众教会”遮盖“家庭教会”、决口不提国内信徒受逼迫的惨状，而被有识之士称为是“和谐了中共、悖逆了基督”，该牧师本来可以利用其名声地位为国内受迫害的家庭教会作呼吁和支持，也因其历史背景应积极关注中国的人权民主事业，但他长期以来对国内家庭教会受迫害状况绝少提及、更遑论国内的社会公义、人权自由，不仅如此，他还有意无意配合基督教中国化，使基督教与道家相互混淆，在信徒中引起不小的困惑。 以上案例都说明缺乏公义的唯爱神学、成gong神学不仅对华人社会和教会而且对教牧本身造成了巨大的伤害，纵容邪恶就是罪、没有公义的教会只能成为社会的笑柄和时代的落伍者；没有公义的牧者肯定会有被神管教的时候。痛定思痛，华人教会建立一套公义神学、并在此神学帮助下关注教会公义、关注中国社会公义，已经成为迫在眉睫的历史任务。 公义神学首先应该突出圣经启示的圣父、圣子、圣灵各自的公义属性。诗篇145∶20∶“耶和华保护一切爱他的人，却要灭绝一切的恶人”。诗篇145∶17∶“耶和华在他一切所行的，无不公义；在他一切所作的都有慈爱”。圣父的公义惩恶和绝对主权，比较容易理解。圣子的公义表现在耶稣基督替人上十字架是神对人类的公义审判的实施，耶稣来到世上，是为了“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上帝悦纳人的禧年”（路加福音4∶19）。耶稣基督关心社会公义，叫门徒也关注社会公义∶“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能叫他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你们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马太福音5:13-14）。圣灵“他既来了，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约翰福音 16:8）圣经写明的灵恩不仅有各种恩赐和祝福，最关键的是要叫人履行公义。 公义神学可以发挥《创世记》中人的文化使命、管家权柄；《出埃及记》中神对人的解放、人对暴政的抵抗；历史书中国家、君王、宪政神学的来源；先知书中先知们对当时社会黑暗腐败、君王的昏聩堕落的无情抨击甚至诅咒；福音书中耶稣基督对社会弱势的安慰和关怀，《使徒行传》中“顺服神而不是顺服人”的精神；《罗马书》中对人全然败坏的罪性的揭露以及神的主权的高扬；《启示录》中对神公义的彰显、最后审判的真实揭示，等等圣经神学无疑是构建公义神学的最佳资源。 公义神学可以以约翰加尔文的改革宗长老会神学为基础，吸收现代社会诸多神学家如尼布尔（Karl Paul Reinhold Niebuhr，1892年6月21日－1971年6月1日）、迪特里希•潘霍华（Dietrich Bonhoeffer，1906年2月4日－1945年4月9日）、于尔根•莫特曼（Jurgen Moltmann，1926年－）的神学精华，结合当代拉丁美洲解放神学、马丁路德金的黑人神学等等进行建构，而更具有参照力的台湾长老教会神学、韩国长老教会神学，也应该在建构华人公义神学中成为借鉴。 “世人哪！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麽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弥迦书6∶8）。一套高扬三位一体真神的公义属性、主张在教会和社会中惩恶扬善、实行公义公平；积极参与推进中国社会的公义、公平进程的公义神学，需要新一代的华人教牧们建立起来，这是对海内外华人教会的真正祝福。一切正如诗篇11:7∶“耶和华（神）是公义的；神喜爱公义∶正直人必得见神的面。”（文中特指上帝的ta字本网因技术问题无法展示，故以神字代替。致歉） /2015年3月6日 ——原载《对华援助协会网》。原题∶华人教会公义神学亟待建立 台湾《民报》网页的作者介绍∶ 郭宝胜∶中国时政、宗教事务评论家，美国华人教会牧师，美国对华援助协会特约评论员；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总会中国研究组研究员、台湾海外网专栏作家。六四后北京高校学运主要参与和组织者，以阴谋颠覆政府罪被判刑多年。在美国《民主中国》《纵览中国》《人权双周刊》《博讯》；台湾《基督教会公报》《民报》《自由时报》等媒体发表政论数百篇，并接受美国之音、自由亚洲电台、台湾中央广播电台等媒体访谈，著有《羔羊必胜——基督教视野下的中国教会、社会和政治》（美国华恩出版社）、《拆不毁的十字架》（华恩出版社）、《荣耀职场》（美国证主出版社）、《群体性事件组织手册》（网络电子版）等书。 2015-03-11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漫漫长夜 124 鸡鸭院文革 6

我们婚后，田立忠在北京住了约一个月即回阜城。不久即发现怀了孕。但是阜城中学的文革正处于最紧张的时刻。 文革开始时，并没发生过学生打老师或学生分派相斗的情况，北京六中的一批学生到阜城串联，传授经验，把阜城的运动引向了邪路，阜城中学的教师队伍基本是两类人，一是本地人，大家都是乡里乡亲；再一类是从北京天津等地分配去的大学生。学生们不会斗争本地教师，于是把矛头指向了外来的老师们，田立忠回去后即遭到批斗，
长期的弯腰低头和体力劳动，时不时地还遭殴打，使得腹内的婴儿停止发育却又没流产，这称为"死胎不下" 为此我两次到阜城和当时的掌权者交涉，第一次去时，他们不承认田立忠有病，说她是装病逃避运动。后来因出血不止，等我第二次去时才允许她到衡水专区医院做手术，我陪她去手术后回北京借同事的房子休养一个月，学校拍电报来令她回校，回校后即遭批斗。那时学校根本不上课，教师们无事可干，被揪出来批斗的教师则从事各种体力劳动。
过了些时候，把这些教师分派到各个公社搞<社会主义教育>，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 所谓同吃是轮流到各家去吃饭，每天交一斤粮票一毛钱。后来又派她到油棉厂劳动。

1969年4月我已去鸡鸭院的河南罗山县五七干校劳动，同年年底我利用探亲假的机会到阜城去看田立忠，那时她正在一个叫大张庄的村子和农民同吃同住。我在那里停留约一周即回北京看父母，回罗山五七干校时再过阜城，此时她又怀了孕。九个月后生下了我们的独生子王宪。

田立忠此后又遭到更大的迫害，是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生下我们的孩子的。 这要等以后再叙了。

白忙活了一年

中国的基督徒热衷于传福音，特别是在信主不久的阶段. 相较之下，西方信徒更注意的是提升自我的修养。以自己的言行影响周围的人。

传福音的方法，形式多种多样，大体上可分为两类： 一种是靠点滴的努力，日积月累，从一个短的时间段来看，效果并不明显，但时间长了就可看到其成绩，并且这成效是扎实的。另一种是大哄大嗡，开几千人几万人的布道会，气势可能很强，但若缺乏精心的准备和后续的跟进，这样的活动就像在湖中丢进一块石头，一时间能引起些涟漪，过后，完了就完了，如果主持人道德上有明显的瑕疵，会引起许多的后遗症。

为这样的活动忙活往往成了白忙活，若只是白忙活一年，倒还罢了，人生一般都有好几十个一年呢! 但若一辈子都是这样的白忙活就惨了，最终耶稣说我不认识你，咋办？

其实呢，也在一念之间，到底是为 神还是为自己。 说真的， 这点自己最清楚。

漫漫长夜 123 鸡鸭院文革 5

文化大革命破除了许多的禁忌，无论造反派还是保守派，那些积极分子的活动都特别地多，这就增加了男女交往的机会，从而滋生了爱情。 因造反而结合的例子很多，在正常时期，被认为有违常规的事，却可以在革命的非常时期发生。有个很突出的例子可以说明： 前文提到的孙家文，出身哈尔滨的工人家庭，哈量技校毕业后分配带鸡鸭院附属工厂当工人，长得傻大黑粗，一米八的个头儿，外号叫大老黑即可见一斑。说话还有点口吃，文革时期成了<红色造反团>的头头。另有一位女技术员，陈佩云，1958年考入六年制的北京大学物理系，选学磁学专业，是叶企孙先生的亲炙弟子。1964年毕业后分配到鸡鸭院标准处。陈佩云长得小巧玲珑，身高不足一米五，深度近视，一副书呆子模样，文革时参加了<红造>，她伶牙俐齿，经常在全院大会上发言，一时成为鸡鸭院的风云人物，人们赠他一个外号叫<小辣椒>，很形象。这二人在"革命活动"中产生爱情，后陈佩云到五七干校劳动，大老黑留在北京，到1971年左右，全国兴起了抓<五一六分子>的高潮，谁也弄不清五一六是个什么样的组织，上边要抓，那些保皇派们就用各种刑讯逼供的手段逼造反派成员承认是五一六分子。陈佩云在五七干校受隔离审查，大老黑则在北京被关进隔离室长达数月之久。如此的磨难并没熄灭他们的情爱，等抓五一六事件过去以后，二人最终结了婚，生了两个儿子，现在是白头到老了。婚后的几十年是否幸福，有无共同语言，非外人所能知道的了。

有赵家姐妹二人同时进鸡鸭院，她们只有高中程度，姐姐在三处当实验员，妹妹在一处当实验员。文革前二人默默无闻。姐姐属正统派，文革时是保皇组织的一员，他选找的对象也是具同样观点的大学毕业生。 与之相反，妹妹却颇具造反精神，文革开始后成为<红造>最积极的成员之一，和同是<红造>成员的一名附属工厂的工人相恋并很快结了婚，婚后生一女，但她的这位造反派丈夫因触犯刑律被判刑入狱，二人也结束了婚姻关系。出自同一家庭的同胞姐妹走的路十分不同，结果也不同，不知该如何解释!

我是在文革期间结婚的，说起这桩婚姻来话应很长，和中国的局势都能扯上关系。

沈阳有三个基督教家庭，黄家，陆家和田家，他们先后从沈阳迁到北京定居。 这三家还有些姻亲关系，到北京后常有来往，其结果是每家有一个女孩嫁给了一个北大毕业生：陆家的五小姐嫁给了1958年北大数学力学系力学专业毕业的张伯仁，黄家三小姐嫁给了1958年北大物理系半导体专业毕业的洪侣端，田家的五小姐则嫁给了不才我。田立忠和我认识是由张伯仁和他岳母介绍的。

张伯仁毕业后不久和陆家五小姐结了婚，婚后住在位于西单商场北边一点的甘石桥附近，而我毕业后住在西单皮库胡同家中，两家相距不远，时相往来，我也认识了张的岳母陆老太太，田立忠的妈妈曾托付陆太太留意为第五个女儿田立忠物色对象，这样就趁着1963年的暑假，相约在中山公园和我见了面，见面之前我并不知道她在外地工作，只见了一面她便回河北阜城了，以后是通过信件联系，寒暑假她回北京见几次面，那时她在政治上比我<进步>
所以我们没有太多的共同语言，只是保持联系而已。文革中她和她的家庭受到较大的冲击，想法比较现实了，可能会想到我的观点并不错，此时年龄也大了，所以更主动地对我示好，在此情况下我们就于1968年2月9日到街道办事处登记领了结婚证，次日在鸡鸭院借的一间单身宿舍房中请了几位亲友和同事举行个仪式，便完成了人生的一件大事。那时正是文革最乱的时候，学校不上课，她在北京住了一个月便回阜城，我退了所借的房仍回西单家中住，与结婚前无任何差别。 我们的结婚很简单，只买了几斤糖招待亲友，唯一置办的固定资产是买了一个痰盂，晚上当尿盆用。作为礼品收到了六个暖壶和三个毛的石膏像。这几个石膏像有可能成为定时炸弹，因为若不小心打碎了或者弄脏了，就有可能被定罪，所以很快我们就找个因由送给了他人，把烫手山芋扔出去了。

漫漫长夜 122 鸡鸭院文革 4

文革折腾过一阵后，为稳定局势，各单位纷纷成立三结合的领导班子，名为<革命委员会>，所谓三结合就是领导干部，中层干部和革命组织造反派的代表。鸡鸭院也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因原党委的人都还没有被解放，所以不能参加革命委员会。鸡鸭院革命委员会的主任，即第一把手是原供应处处长，老长征陈长海，此人文化程度很低，留给人们的话柄是有一次开全院职工大会，他在台上念别人为他写的稿子，当念完一页稿子时，他把写稿人所写的
"接下页"及下一页的"承上页"都念出来了。从此以后，"接下页"成了这位老长征的外号，就如顺蛋成为党委书记的诨名一样。革命委员会有一名红色造反团的代表，是哈尔滨量具刃具厂技工学校毕业分配到鸡鸭院附属工程当工人的孙家文，外号人称"大老黑"。革命委员会成立不多久，上面派下任务是执行毛的指示，全体人员都要到<五七干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革命委员会干过的唯一一件事就是到全国各地选择<五七干校>的地址，这些人们乘火车飞机到处找，最终确定鸡鸭院的<五七干校>设在河南信阳专区的罗山县，机械工业部共有两个五七干校，一在湖北，另一个和鸡鸭院在一起设在河南罗山县，那里原是一个劳改农场，我们要去接收它，原有的劳改人员则被转移到其它的劳改场。

1969年3月 鸡鸭院五七干校的先遣队到达罗山，从劳改人员中一点一点地接受整个的农场，劳改人员逐渐撤离，我们的大队人马是同年4月底到的。我们在信阳下火车，临时住在一所中技校中，坐了一夜的火车，已经很疲累了，正赶上毛又发布了什么最新指示，全国人民都得游行庆祝，我们这批人也不能幸免，拖着疲累的身体，随着大家在信阳城里转了一圈完事。次日乘敞篷卡车到九十里外的五七干校。后来发现，住中技校那一夜的后果是被传上了虱子，以后费了很大劲才清除干净。

从时间顺序讲，后面的文章该谈五七干校的事了，但鸡鸭院的文革还有许多的逸闻，不应错过，所以要回过头来补叙一些文革逸事。

漫漫长夜 121 鸡鸭院文革 3

鸡鸭院有位副院长叫许毅，是个比较特殊的人物，1959年我初到鸡鸭院时并不知道有这样一位副院长，大约过了两三年，他出现了，据说他在苏联住过许多年，在各个 机械企业实习考察。 文革开始后，他的面目逐渐显露出来了。据说他是三八式的老干部，在边区当过科长，但他在鸡鸭院被冷落，是唯一一位不是党委委员的副院长。 文革开始后，他似乎是站在了造反派一边， 经常散布原领导层的问题，把党委的一些文件交给群众，但他并没加入造反派的组织。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他很活跃，文革初期好像他没受到过较大的冲击。

到了1967年年中，各单位均分裂成对立的两派，一派是造反派，认为本单位的领导是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文革就是要打倒他们。 另一派是所谓的保皇派，坚决维护现领导，认为造派是一群别有用心的人物。 鸡鸭院也不例外，也分成了以<红造>为主体的造反派和以院长办公室和二处三室为主体的保守派，此时保守派开始攻击许毅，而攻击的内容多是他历史上的问题，比如说他是假党员，说他冒充科长等等，保守派的群众不可能知道这些事，显然是鸡鸭院的领导部门抛出的材料。

这里需要说明一下鸡鸭院的政治部，鸡鸭院以前并没有政治部，大约在1961或1962年，从军队调来一位转业干部叫车敏，据说曾参加过<抗美援朝>，是师级干部，到鸡鸭院后任政治部主任，按我的印象，鸡鸭院的政治部是随他的到来而建立的，起初人并不多，我们也不知他们整天干什么，车敏有点像军队里的政治委员，每次开大会，党委书记 院长讲完话，最后他总要上去讲一通不着边际的话。 比如，1965年8月，我们去四清出发前，他就对我们这些人罗里啰嗦地讲了两个多小时，归纳起来却一句有用的话都没有。等一年半以后，我从哈尔滨回来，鸡鸭院的政治部已大为扩充，不仅有一直吃政治饭的人，比如部里一些领导干部的妻子，还补充进不少
他们认为政治上进步，信得过的人，如二处物理组那位活雷锋就调到政治部专任团委书记，七处有一名根红苗壮的技术员叫曹国斌也调到了政治部，当然调去的不止这两名研究人员。

许毅是鸡鸭院领导层中<起义>站在了造反派一边的人，政治部的绝大多数人是保皇派，其中却出了三个<反叛分子>，他们是刘述意，孙莹夫妇和前面提到的曹国斌。 他们都参加了<红色造反团>，积极地揭发党委的事，
党委内部也不统一，早在文革前，党委书记张伯涛和院长刘奂就貌合神离，手下各有一批人斗来斗去，因刘奂是地主出身，文革一开始，刘奂的妈妈就被红卫兵遣送回河南老家并不久死在那里。从1938年就参加共产党
闹革命的刘奂对此一点办法都没有，只能听之任之，否则会被定罪为<丧失立场>，后果是非常严重的。

挨批斗最惨的党委书记张伯涛手下有一大批人，他们伺机反扑，院长刘奂表面上持超然态度，实际上是支持造反派的，党委组织部长任勃新一向和和刘奂站在一起，文革中自然也倾向造反派，这都为他们日后的际遇
埋下了伏笔，有人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有人如曹国斌，被打成终身残废，有人被边缘化，这些事要以后再谈了。

漫漫长夜 120 鸡鸭院文革 2

1966年底 我回到鸡鸭院后 直到我再去哈尔滨 这一个多月的时间里 鸡鸭院的运动似乎处于停顿状态 腾出一些房间接待红卫兵 这是上面交给各单位的任务 全国各地的红卫兵一下子都涌向北京 在北京街道上可以看到长得奇形怪状的年轻人 带着红袖章 成群打伙地走来走去 各单位必须负责他们的吃喝住 鸡鸭院除腾出一部分单人宿舍和家属宿舍接待他们外 还腾出一部分办公室让他们住 运动初期揪出来的所谓<牛鬼蛇神>被指定伺候红卫兵小将。为他们安排床位，找被褥，他们把住处搞得乱七八杂，要负责打扫整理。这些人也乐得干这活儿，至少可以暂时免去了遭批斗。 情报组有位1900年出生的工程师，为人刚正不啊，他说过他的爸爸就是1960年左右的大饥荒饿死的。这当然犯大忌，文革一开始就被点名批判，后来监督劳动负责打扫办公楼的卫生，他非常负责任，拿来用过的刮胡子刀片，一点一点地刮厕所马桶的污垢，擦洗得干净锃亮。 我的二弟是北京医学院毕业的外科医生，被医院派到不同的红卫兵接待站给小将们看病，他说，这些人到北京来，生活不规律，最多的病是大便干燥，简单说就是拉不出屎来。 服泻药已无效，医生的任务就是给他们抠屎。 他给红卫兵抠了两个多月的屎。自1966年8月开始 毛八次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红卫兵，每接见一次，就把文革的浪潮向前推进一次，接待红卫兵的单位就忙活一阵子。

鸡鸭院最著名的造反组织叫<红色造反团>，简称<红造>以附属工厂的工人为主，领头的叫张志海，很有闯劲，他不是党员，是不是团员我搞不清楚，他宣布把鸡鸭院党委书记张伯涛开除党籍，停止党委的运作。从这件事可以看出当时的混乱情形。各个处室也纷纷成立<战斗队>，我们情报组以陈敏铮为首组织了一个名为<实践>的战斗队，贴过几张不痛不痒的大字报，在整个鸡鸭院的运动中没什么作用。资料处的处长刘立中靠边站了，派了鸡鸭院的工会主席王晓群临时负责全处的工作，而实际上除了开批判会外，已经没有工作可做。当时有些机构是不能停的，比如医院，托儿所，邮局等等，他们照样要看病，照顾孩子，收发邮件，其他比较<虚>的单位都是停止工作搞革命。大中小学全部停课搞革命并进行全国规模的大串联，把北京的文化大革命的火种传播到全国去。当时乘火车不花钱，也有人利用这机会探亲访友。举个实例，由此可见一斑： 有位光明日报的记者，1957年被打成右派，夫妻二人被发配到贵州工作，他们的次女留在北京继续读中学，以她的家庭背景当然考不上好大学，却也勉强有大学上，读过两年后暑假实习时，和同班男友发生了关系引致未婚先孕，当时对这类事情的处理非常严厉，校方以<道德败坏>的名义开除了两人的学籍，二人别无选择，只有登记结婚后回男方的东北农村老家，务了一阵农后，当地有农技学校，聘他们当教员。文革最乱的时候，这位女子带着孩子千里迢迢从黑龙江到贵州探望父母，这是1957年记者夫妇被发配到西南边陲后首次也是最后一次与女儿见面，因为女儿返回东北后不久，记者忍受不住轮番的批斗，跳水自杀了。

鸡鸭院为控诉原党委的恶行以及文革开始以后当权者利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迫害群众，连开了七天半的全院职工大会，像上班一样，每天八点开会，中午休息一小时吃饭，下午接着开会，揭发批判的对象从院领导开始一直到处室干部，甚至那些没有什么名分却一直靠近领导整人的那种人，揭发当中也触及到一些内部的秘密，比如上面曾考虑把信不过的干部调离北京到边远地区工作或从事体力劳动，因为这涉及到当时在位的一些领导人，谈出个苗头就不再深谈，但从中可以看出，毛所搞的<五七干校>其来有自，早在文革之前，就已经酝酿类似的措施了。副院长张协和爱信口开河，有人揭发他曾说毛是O型血，还说古往今来的政治领袖如蒋介石，希特勒，斯大林等人都是O型血，群众批判他把人民领袖和法西斯头子相提并论，是大不敬。张确实是说过，此时不得不竭力否认。 七天半大会最令人难忘的一个情节是三处的党支部书记王某说某位工程师的太太作风不正，有外遇，他没想到，他所说的这位太太
正在会场里，这位太太受到当众的侮辱，心有不甘，跑到这位书记的面前，说时迟那时快，啪的一个耳光就煽到书记的左脸，与会群众一时都愣住了! 后来在整群众时，这位书记的两名亲信，左右开弓连打这位倒霉的工程师几个嘴巴子，把他的几颗牙齿都打得摇动了。

以<红造>为首的造反派，把院党委书记张伯涛拉到他的原籍河北平山县批斗，引起当地百姓的分裂，有一部分农民支持鸡鸭院造反派对张伯涛的指控，也有相当一批人维护张伯涛。以至于鸡鸭院去的人和当地人发生冲突。张伯涛结过三次婚，先是和赵丑女结婚，婚后赵丑女没生育，张伯涛就把赵丑女休了，再与郝心爱结婚，婚后有一女，等共党建政，这批老干部进城后，都离婚再找年轻美貌的女学生结婚，张伯涛也不例外，又把郝心爱休了，这次连女儿也不要了，另娶了一姓顾的女子为第三任妻子，婚后数年，这顾女又不生育，张伯涛便派人到故乡找到郝心爱，把女儿骗过来，当时说让女儿每年回老家看妈妈，但是等那个女儿到了北京以后，就在也不让她与母亲见面了。文革期间，鸡鸭院的造反派先后把赵丑女和郝心爱都请到北京来，参加对张伯涛的批斗会，乡下人赵丑女倒也不怯场，上得台去指着张伯涛的鼻子骂："你这个顺蛋，是混蛋王八蛋!"  原来张伯涛的小名叫"顺蛋" 从此以后，鸡鸭院有几位和我要好的同事提起张伯涛来，都说张顺蛋如何如何! 很有意思!

漫漫长夜 119 鸡鸭院文革 1

这是我家断网期间 2014年12月9日写的

1966年年底 我们从哈尔滨回到北京， 此时北京的红卫兵除四旧运动已告一段落， 大规模的砸牌匾， 烧书， 打人等事件少了， 但其影响仍在。 最有意思的是有一天我走路经过西单西面 北师大二附小附近， 看到有几个四岁到五岁的小孩子围攻一位连走路都不大稳的老太太，这些孩子 一面向她扔小石块，还抬起小脚要踢她， 一面嘴里念念有词地喊："要文斗不要武斗!" 孩子们扔的石头都不大， 大部分也到不了老太身上， 但老太被他们围在中间却不得脱身。 我目睹这一幕觉得非常可笑，我估计在文革开始，破四旧时，这位老太太一定是被斗争的对象，小孩子们看到过，就认定她不是好人，属于该挨斗的一类，每次看到她就效法成年人斗她，如今这批孩子应该有五十多岁了，不知其中的一些人能否明白一些事理？ 这种耳濡目染的教育是很可怕的!

破四旧时我不在北京，没能亲眼目睹一些事，可能是很遗憾的。听同事们说，文革刚一开始，红卫兵上街破四旧，看到有人穿的裤子裤脚太紧或太肥，不符合当时流行的样式，便从下面往上剪，一直剪到膝盖处，看到有人的皮鞋是尖头的，便用刀把鞋的头部剁掉，若男人的头发吹成蓬松状，红卫兵就揪住这人用理发推子推掉一条头发，使之成为阴阳头。同事还指出鸡鸭院的张三李四被剪了裤腿，王五胡六被剪了阴阳头等等。各个家庭都要在室内
贴毛泽东的像，像的下方写一条语录，用红绿的纸条圈起来。 称之为"红角"。我从哈尔滨回到家中，看到家里也有了这玩意儿，觉得可笑。那时的日历是每天撕一张，可是每一页上都有毛的像和他的语录，如何处理撕下来的这一页纸是个很大的难题，弄不好就可能引起杀身之祸，后来我们就每天把它仍在炉子里烧掉。

鸡鸭院发生过一起所谓的<六二二事件> 经过大体是：一处的一些技术人员对本处一位可能将被提拔为副处长的人不满，集合起来向院党委提意见，院党委从来没遇到过这类事，答复得不能令群众满意，发生了语言上的冲突，这事过后，原在二处物理组的那位活雷锋此时已被提拔为院团委书记，他写了一篇题为<六二二事件目睹记>，指责群众，为党委辩护，另有几人也跟着起哄，这进一步引起群众的不满，八月初，文革开始，人们又重提此事，这成为文革初期鸡鸭院的一个焦点问题。

二处物理组的几个人，针尖对麦芒，据说相互间贴大字报，幸亏我已离开那里且不在北京，所以没人想到我。倒是资料处情报组的人没放过我， 文革有一个阶段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由一位吴姓同事推动并牵头给我贴了一张大字报，题目是<王煜---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接班人!> 其内容是东拼西凑，说我看大本小本的书，看科学家传记，只佩服科学家，看不起人民大众等等，文字写得也蹩脚，等我从哈尔滨回来时，风向已经转了，由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转向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即批判领导整群众的路线，吴某等人给我贴这张大字报时，我不在北京，没看到，自然没承受任何的压力，等我回来看到时，这吴某正接受群众的批判，批判他搞反动路线整人，他的那张大字报正好成了他整人的罪证，此时我看这大字报只觉得好玩!

影响力

这是我断网期间2014 年12月6日后写的


十月间植堂小组来安东尼聚会点开会，植堂小组的黄玮珥提出要投票表决： 是维持现在的体制，即仍然让黄萌珥和王大台为这里的负责人，还是在2015年安东尼聚会点成立同工会。 这投票的想法事前并未告诉安东尼聚会点的人，所以任何人都没有思想准备。投票的那天我也不在现场。 投票的结果是29比4。 二十九人主张安东尼聚会点尽早成立同工会，四人同意维持现状。 这件事以后，有人对我说："看来，你的影响力还是满大的!" 过了几天后又说："有许多人是站在你背后的!"

我对他的这种说法颇不以为然。我从来没有企图影响过什么人，尤其是鄙视那些通过不正当手法影响他人的人。 我对此的解释是：1+1=2   1+2=3 这是普遍真理，而 1+1=3  1+2=2 是谬论。如果我坚持认为 1+1=2  1+2=3 而其人也认为应当是 1+1=2  1+2=3 这不能说是我影响了他们，也不能说他们附和了我，而只能说是他们坚持了真理。 我们都站在了真理的一边，我们的想法是不谋而合。那些认为并坚持认为： 1+1=3  1+2=2 的人是如何想的，外人弄不清楚，可能是头脑不清楚不会算账，也许是另有图谋。

社会上的事情，可能不像数学问题那样正误分明，但追究到最根本处，其实是一样的。

美国南北战争结束后，有人说上帝站在了北方这一边，林肯则回答说：不是上帝站在了我们一边 ，而是我们站在了上帝一边。

问题其实很简单，简单的东西最美，可现实世界中有的人非要把水搅浑，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不可。 这也许就是人性中的一种弱点。

2009年11月 华侨教会国语部的临时会员大会上，要对柯志仁的续聘进行投票，投票前他报告他在过去一年的工作时，打出的幻灯片中，在他列举的多项工作成绩中，赫然在目的一项是：建立了安东尼聚会点。知道事情经过的人都觉得这是不折不扣的谎言，数年前我就给当时的执事会写信，指出国语部的传道人用谎言欺骗会众捞取支持票，历届执事会从来没对此事做过明白的答复，包庇的意图明显可见。

2012年12月2日华侨教会当时的理事会主席杨志恒和法语部传道人邱星火在安东尼聚会点的会员大会上一唱一和地说，已经在2012年华侨教会会员大会上宣布把安东尼聚会点除名了，从此安东尼聚会点已经不再属于华侨教会，这种说法是百分之百的谎言，因为所有的证据都能证明，这两个人并没有在他们所说的会员大会上宣布过把安东尼聚会点除名。而安东尼聚会点一直是华侨及偶会的一部分。我就此事已经给华侨教会理事会 执事会写过无数次的邮件，对所有这些邮件或者置之不理，或者胡搅蛮缠，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前些日子贴在我博客上的黄玮珥给我的那封邮件，有兴趣的读者可以翻出来看看，从中可以明白，什么叫厚颜无耻。

人们常说，教会是金灯台，要照亮周围的世界，可是反观我所列举的巴黎华侨教会的种种事实，自己内部都拎勿清，能成为金灯台吗？

迟发的圣诞 新年感想

因为市政府为我家装修房子，老妻和我于2014年12月6日临时迁居到公寓的客房内暂住，那里的房间很小，既不能做饭也不能上网，电话自然也不通。于是过起了与世隔绝的生活。前一个月，每日面窗而坐，静静地思考一些根本问题。想问题的结果是把包括我在内的一些人扒光了，看透了。我想这样下去不得了，久了非要疯掉不可。所以接下来就是读书，读一切能找到的书。

这篇圣诞新年感想是12月23日写的，放在电脑的桌面上，今天看了看，觉得还可以，就把它贴在这里!



今天是2014年12月23日 圣诞新年的管饭活动(原打算写官方活动，打字时少打了一个字母g 而成为管饭活动，细想一下 倒也传神，所以保留），即19日老人公寓的圣诞聚餐和Orsay市府的老人宴，已经参加过了。余下的行程是24日到老赵家过平安夜，31日到Mme。DELMAS家过年尾最后一个夜晚，等待2015年到来。

两项管饭活动引发我不少的感想，先从公寓聚餐说起。我是1998年11月入住Orsay老人公寓的，过了一个多月就赶上公寓的聚餐。记得那顿饭很丰富，头道菜是每人半只龙虾。次年8月妻子来到法国后，我说等公寓聚餐时等着吃龙虾。岂知法国的经济景气不再，不仅1999年的聚餐没吃到龙虾，此后连个虾毛都没见到过。前几年公寓聚餐和市府老人宴的饭前小点心都是表面涂着虾子，熏三文鱼片或奶酪的点心，并且都送给每人一包或一盒巧克力。四五年来，赠糖的事没有了，饭前小吃改为食堂自己烤的面疙瘩。往年聚餐，只请住在公寓的人，今年则改变做法，住公寓的人可以邀请亲朋好友一起共襄盛举。我邀了两人：那静和晓天。并向主任登了记。18日晚上晓天打电话来说，耶来的哥哥从国内出来旅游，目前在巴黎，也想参加明天的聚餐，我觉得不成问题就满口答应。19日早晨，我找主任没找到，于是到楼下去，看到"大眼"和几个人正在包糖，我便对她说了， 岂料她一口拒绝，说是按登记的人数准备的，不能再加人，我说我不吃，把我那份让给我的朋友，她说那也不行，你有优先权，不能把优先权随便让给别人。 照她这说法，那真是死路一条。 正这时，另一位我们称她为小美人"的服务员走过这里，他问我是怎么回事，我又简单地把事情原委说了一遍，她说没关系，没有固定座位可以加人。此时"大眼"听见了从屋内喊起来说："那哪儿行？都是有定额的，哪能随便加人？"我觉得和他们说没有用，就又上楼，这次正好遇到公寓主任，她没推辞说可以。于是就这样搞定了。那静，晓天和耶来的表哥均在开饭前到了。我们选了最好的位置坐在一起，边吃边谈，市长，副市长和市府有关人员都到了，并简短祝贺圣诞新年，晓天他们都是第一次看到这场面，很开心。耶来的哥哥收获颇丰。这种民选官员和民众的关系是在国内见不到的，通过大眼，小美人和主任的三种不同态度，反映出他们人性上的差异。说实话，"大眼"有点像中国人!这次的菜肴还差强人意，本来聚餐的本意也不在吃什么，而是借此机会加强官民的沟通交流，共庆佳节! 和那静邻座的葡萄牙人对她说了些令我们讶异的事，她说公寓里两派的斗争非常激烈，主任卷进去了，所以呆不住明年就要走人了。这使我想起季铮所说，人的权力欲望是无处不在的，中国的养老院中住的多是些有今天不见得有明天的老朽，据说有人还为当不当小组长而气急败坏呢! 如果葡萄牙人所说属实，那不是一样吗？ 由此我想到了教会中的事，负责人不去考究教会的社会效应，却内斗不止，吃教会的那些人更是挖空心思保位置，排异己，耍尽下流手段，还要包上一层神圣的外衣.

20日是Orsay市传统的老人宴。万润南夫妇第一次参加，他们看到这场面很兴奋，万拍了不少照片和录像片。同席的刘老太对她的男友"大英雄"百般照顾，后者则像木鸡一样不说话无表情。九十岁以上的从一开始就被请上台，今年最年长的是住La Futaie 的我们称之为"种族主义者"的九十八岁老太。遇到一些老朋友，大家问候聊天很亲切。有些朋友却未见到，如Deschamps夫妇，有人明显见老，感慨年华之逝。 食物很差，也许是参加老人宴人数逐渐减少的原因，记得最多时有八百多人，去年不足六百，今年可能更少。不过有些人并不在乎这些，依然热心参与，显出与行政当局甘苦与共的心。跳舞的人依然很多，往年的跳舞明星大半都在，刘老太和大英雄也像以往一样，蹭了几次脚底。

过去的五六年，每年两次的老人宴，我们都是固定的五个人同席，即刘老太和她的法国男友大英雄，我和老妻，以及一位九十几岁的法国老太太Mireille，每次都是由老太太张罗确定我们在一桌，而老妻和我则是就餐那天提前去占座位的,今年有了万润南夫妇，如果在一起就多出一个人，前些日子我还考虑如何安排，而不幸Mireille生病不再能去了，听她女儿讲，Mireille 一直住在医院里，已完全丧失自理能力，一会儿清醒，一会儿糊涂，已经不大能认识人，这也是今年一件不幸事。

万润南谈到某位知名大牧时说："你如果是流氓，那你就去耍流氓好了，他人也管不着，社会上的流氓并不少，此人偏偏是又耍流氓，还要假借上帝的名义，这就不能令人容忍了!"

看吧!看此人还能跳多久!


这篇短文是2014年12月23日写的，两个月之后的2015年2月23日，美国的十八位牧师就向公众公布了对这位名牧的"调查报告" 他的真面目被揭露了。

漫漫长夜 118 冰城之旅 13

1966年8月8日 发表了中共中央八届三中全会公报，中央领导人的排名次序与以往不同了，林彪成了中央副主席，排名在刘 周之前，这引起人们的好奇，接下来的一系列动作，如毛等中央领导人在天安门会见人民群众，民众不知道，上面究竟发生了什么事，那时我远在哈尔滨，得不到北京的任何消息，偶尔听北京回去的人说，中学生上街破四旧，砸旧招牌，改路名等，说得很模糊，似乎人们不敢说真话的样子，当时就感到有一种风雨欲来的样子。

未几，哈尔滨的中学生们就组织起来冲击政府部门和其他机构了，有些学生来到哈尔滨量具刃具厂，要和厂里的负责人辩论，我们四清工作团的人夹在中间，有点不知如何是好，形势的发展很快，到八月中旬，哈尔滨也发生砸四旧，批斗走资本主义当权派的事。哈量的工人们不仅在厂内搞文革，也常参加市里和省里的活动，如黑龙江省批斗省长李范五等人时，哈量厂去了许多人。省委书记任仲夷倒没受过批判。

哈量厂的首要批斗对象当然是党委书记康克，群众揭发他当年当副厂长时，并没参加过厂领导和苏联专家的会见，为了突出他的个人形象，他竟指示管照片的人，利用换头术，把一张照片中另一个人的头换成他的头。而恰恰在此时，中央也揭发出一个换头术的丑闻。这事搞得康克很被动。另外就是康克原来的四大金刚之一陈生和他反目后，受到康克的压制，文革一来，陈生有了报复的机会，贴了好几张大字报揭发康克。那时流行乘着敞篷车(即运货的卡车）游斗当权派，被斗者戴高帽，胸前挂着大牌子站在卡车前面，沿哈尔滨的主要街道走一圈。起初；所谓的走资派还怕，到后来习以为常，游一次两次已无所谓，皮了。

厂里的职工搞了走资派之后，就转向了生活不检点的人，用当时的话说，就转向了破鞋。
哈量厂有个公认的破鞋，是仓库管理员，外遇无数，据说在<困难时期>，有人给她四个粘豆包，她就跟人睡，文革开始不多久，就把她搞出来，身上挂了一串破鞋，在厂里绕了一圈，绕完也就完了。似乎她也不大在乎这样的羞辱。

仪器车间的书记，因男女关系问题而被撤职劳动，这次又被揪回车间接受批斗，此人很配合，戴着高帽弯腰站在职工面前，每当职工喊口号："打倒走资派李XX!" 他就把腰弯得更低。似乎是表示认罪的样子。

仪器车间主任有一特殊癖好，就是男扮女装夜里到街上走，他的妻子就因为这事和他离了婚，离婚后，他旧习不改，往往等他的孩子睡了以后，他仍着女装夜行。文革开始后，工人在他家中抄出整套的女装和化妆品，有的工人批斗他的时候非要他穿上女装，他也听话，让穿就穿，于是戴上假发，穿上女人衣服站在众人中间，这样一来，群众倒没什么办法了! 批斗之后，他照样当他的车间主任。

前文提到的那位赵姓监察干事，在文革中也遭到批斗，戴高帽，帽子上写<阴间判官>，他知道这事是我主导的，曾在私下里说要报仇，等1966年底，我们回北京后，他又鼓动一个造反派到北京揪我回哈尔滨给他平反，我和好友于凤杰一起回去了，在那里住招待所呆了将近三周，他找一些人开会要我承认搞他搞错了，我始终未承认，我说当初根据他写的报告，我组织车间职工再做调查，调查结果证明他强加给秦怀让的三条罪名均不成立，搞他并没有错，与会的人也没办法否认，到了春节前夕，我就打道回家了!

漫漫长夜 117 冰城之旅 12

文化大革命发轫于北京，很快便传遍全国，哈尔滨自然不能例外，除四旧时，主要街道上也砸了有洋名的商店，最有意思的是刨了"苏军烈士墓"，和砸了人们称之为<喇嘛台>的东正教教堂。人们仇苏的观念不自今日始，而是由来已久。中共建政前后，需要向全国人民解释的有关苏联的三件事是：拉走机器，强奸妇女和霸占中长铁路。 中共御用的宣传机器竭尽全力淡化苏军在东北强奸妇女的罪行， 说是个别人的行为；说有些军人原是囚犯；有的苏联军人误以为奸污的是日本妇女等等。 我到哈尔滨后听到一些职工介绍亲眼所见的苏军暴行，所谓的苏军烈士实际是中国人对苏军暴行忍无可忍，有时趁苏联军人走单了，把他们打死泄愤，也有是他们正在强奸中国妇女时，被附近的中国男人捉住打死的，因此，所谓的苏军烈士实际是一些作恶多端的强奸犯。 刨苏联军人墓这一特点是其他城市少有的。

剃阴阳头也普及到了哈尔滨，有次我乘公共汽车，看到一位四十多岁的男子戴着个帽子，那正是八月天热的时候，起初我觉得奇怪，后我仔细看他帽子底下的脖子处，看到他是被剃了阴阳头的，我到哈医大附属医院看病，医生开处方时不能有外国字，比如tid 表示每日三次，现在不能写了，要写"每日三次"  医生如此写的时候，表情是无奈。

转载"纵览中国"的一篇文章 傅斯年

傅斯年：青史高标国士魂

作者：李宪堂

在中国现代史上，傅斯年是一个无论如何也不可等闲放过的人物。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健将、学生运动的领袖之一，他参与创办了《新潮》杂志，组织、指挥了五四运动的学生大游行，在历史的潮头浪尖上风云一时;他创办了历史语言研究所，组织了殷墟发掘和明清大库档案的整理，以身作则倡导科学的研究精神和方法，亲手提拔、培养了大批历史、语言、考古、人类学等专门人才，以其忘我的工作热情和卓越的组织能力极大地推进了现代中国学术的发展;他在抗战胜利、北大复员之际以舍我其谁的气概艰难自任，于泥沙翻涌的混乱局面下一举奠定了北大的朗朗乾坤，1949年初，赴台任台大校长后，在专制铁幕日渐沉重的肃杀氛围里一柱撑天，捍卫了学术的独立和尊严，从而以一个实干的、富于牺牲精神的教育家在中国现代教育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在抗战期间他以书生报国自矢，左右舆论，指点时政，炮轰孔祥熙，痛砭宋子文，以区区一介国民参政员赶走两任行政院长，从而积极地影响了抗战的局势和进程。他兼擅文理，通贯中西，为人、为学无不淋漓畅快，包举天下的气概与洞彻幽微的识见，传统的体贴功夫与科学的实证方法、情感的蓬勃热力和智性的清明条理、嫉恶如仇的风骨与人性自然的温情，在他身上完美地结合在了一起，使他作为传统文化所哺育的一代大师而具有了永恒的魅力。 　　然而，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大陆对傅斯年的学术研究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才起步，而马亮宽先生就是少数几个先驱者之一。在本书面世前，以先后出版了《傅斯年教育思想研究》《傅斯年社会政治活动与思想研究》(博士论文)等专著，本书（《傅斯年传》）是作者在长期积累基础上的集成之作，称得上是有关傅斯年研究的名山之撰。 　　马亮宽长期工作于傅斯年的故乡。他是怀着推扬先贤的虔敬心和使命感、以一种“同情”态度从事研究的，多年来兢兢业业，“升天入地找东西”，唯恐有憾于古人。据笔者所知，马亮宽先生从1988年开始对傅斯年进行专题研究，20余年来，曾赴北京、天津、重庆、广州等地拜访傅斯年的亲属故旧和学生门人，并先后四次去台湾进行学术访问和交流，全面查阅了存放于台湾中研院、“国史馆”等处的傅斯年档案，因此本书的价值首先体现在资料的翔实可靠上。正是由于通过深入调查获得了大量第一手材料，并充分引用了尚未公开的原始档案，作者得以在众多材料参伍比对的基础上揭示和还原历史真相，如为证明傅斯年抗战时期曾是国民政府最高决策集团的智库成员，有权参加“星期座谈会”，作者就引用了傅斯年、陶希圣、王世杰等人的书信手稿，而这些都是尚未公之于众的第一手档案资料。 　　当然作者并不是要提供一套关于傅斯年生平行状的流水账。通过张弛有度的轮廓勾勒、详略得当的细节点染，作者揭示了傅斯年性格的各个侧面，凸显了其生命的各种原色，把一个有血有肉的傅斯年呈现在读者面前，高揭了一代国士的傲骨和风标：他一生大气磅礴，无往而不利，所孜孜以求只在于宏扬文教、振起国风民气，从来没有为一己之私而奔走经营;他手眼通天，深得最高统治者赏识，却坚持议政而不从政，作为政府的批评者指点江山、挥斥风云;面对势力强大的贪腐之徒、盘根错节的文化汉奸，他如雷霆动于九天之上，以不共戴天之决绝口诛笔伐，绝不妥协、宽贷;对于困顿穷厄的亲朋故旧、孤苦无助的后生学子，他如春风起于幽谷之中，以古道热肠的温情手拉心援，毫不迟疑、计较;他可以在蒋介石面前高跷二郎腿侃侃而谈，也会在母亲因家庭琐事生气时长跪不起;他是天才的学问家，凭数量不多的著述便跻身于一代宗师之列，却同时在现实事务中举重若轻，所向无敌。胡适曾称他这位得意门生是“一个力量的代表”，说他“有学问、有办事能力、有人格、有思想、有胆量，敢说话，敢说老实话。这许多才性使他到处成为有力量的人”(《〈傅孟真先生集〉序》);罗家伦称傅斯年“代表的是宇宙间一种混茫浩瀚的元气”(《元气淋漓的傅孟真》);傅斯年去世后蒋介石签发的褒奖令中称他是“学行并茂之全才，亦民主自由之斗士”。总之，正如史语所同仁挽联中称赞的，傅斯年可谓集才学、风骨和魄力于一身的“五百年名世奇才”，通过马亮宽先生从容不迫的叙述，读者可以真切而充分地领略到这位旷世奇才的气度和风采。 　　马亮宽称傅斯年是“一个具有现代思想又有浓厚传统意识的知识分子”，并强调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应当“对社会有强烈的责任意识，对政治采取批判的态度”，然而在专制传统支配下的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群体不仅发育不良，而且地位尴尬。傅斯年凭借无与伦比的人格力量，以孤标自振的践行试探了在专制体制下一个追求独立的灵魂所能飞翔的高度，所能开辟的空间。因此本书的意义，还在于它以傅斯年为样本、为范例，揭示了一个有理想、肯担承的知识分子在现实与历史的多重制约下如何自我定位、自我期许、自我成就。作者起高立远，夹叙夹议，在沧海横流的时代大环境中，在傅斯年波澜壮阔的人生经历和丰富多彩的生活世界中，对其思想、理论以及人格与情感展开分析和评说，并着重剖析了处在中华传统与西方文明、传统理念与现代价值的双向撕扯中的傅斯年那令人动容的内在张力与冲突，使读者感到那曾经叱咤风云的历史人物就行走在自己身边，从而精神一振，不自觉地反身自求，把批判的眼光投向自己的生存处境和精神状态，或许因此而挺一挺腰杆，隐忍而坚定地踏着先贤的足迹走下去。 　　从傅斯年去世至今已过去了半个世纪。对于50年后的我们来说，“现代知识分子”仍然还是一个空洞得几乎没有分量的概念。对于知识分子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方式、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和自我定位等问题的探讨，我们无论在理论还是在实践上都无所建树。从当初为体制所收编集体失语，到今天各自在琐碎的学术研究中放任自流，我们与士人的理想渐行渐远，像失掉飞翔能力的鹰隼安于在泥土中刨食，忘却了先行者以血肉之躯搏击出的天空。在这种情势下，如果我们回过头来重新审视傅斯年，会有所启迪，有所感悟，有所深思。 　　傅斯年曾经是一个时代的象征，在今天仍然是一个意味深长的符号。我想马亮宽先生此著的意义，不仅在于它提供了大量第一手的材料、“为其它相关的专题研究提供资料线索和史实借鉴”，或提出了关于傅斯年研究的富有创见的一家之言，更在于它提供了一个交流的平台，一个争论的契机——关于傅斯年，随着讨论的深入，人们会发现有越来越多的话要说。可以说，本书不仅是对傅斯年行迹和事业的评传，更是为一代人杰雕刻的丰碑，彪炳着这位无双国士耿耿不寐的英魂，和以天下为担当的真正知识分子的道义与良知。

—— 原载: 《中华读书报》

漫漫长夜116 冰城之旅 11

哈尔滨有所谓"三大动力厂"，即锅炉厂，电机厂和内燃机厂。锅炉厂和电机厂都派人参加了哈量的社教工作团。其中有一位女士长得很特殊，像银盆一样的大脸上有两道八字眉，长着一对人们称之为吊死鬼的眼，概括说来就是其丑无比，丑到值得多看两眼的程度。在群体中，最美的当然引人注意，丑到像这位女士这样的人，人们也不会轻易放过。 此人是技术员，分在某一车间的工作队。

我所在的"技术工作队"有一位来自机械部二局的老大姐，比我大四五岁，人很热心，是共产党党员。我们相处得不错。当四清工作进行了几个月后，这位老大姐突然找我谈心，她知道那时我未婚，却不清楚我有无女友，等我告诉她我尚无女友时，她就提出要给我介绍一位，我问是谁，她转弯抹角地说是我在此段小文中前面提到的那一位，她这一说倒使我吃了一惊，当时我直接的想法就是：莫非我只配和这样的人交女朋友吗？是不是太看得起我了？!
老大姐还说：她虽然长得差一些，但她是党员，她爸爸是大学教授。我一听就觉得更离谱了，我们家里一个共产党员都没有，甚至在那时我都觉得这是引以为傲的事情，我可承受不起党员进入我的家庭。所以就非常客气地谢绝了。我在写这段博文时，想起另一件事，值得插在这里说一说。八十年代初，我所在的单位来了一批工农兵大学生，其中有一位姓李，住海淀，曾插过队，北大毕业分配到我们所时，年纪已经不小了，很着急找对象，有一年春节过后刚上班，她对我说，有人要给他介绍男朋友，本来已经说好春节见面，但她姐夫不小心说漏了嘴，说了她是党员。对方一听马上改变主意，连面都不见了。她气愤愤地说："TMD，他们干坏事，却让我为他们顶包。"  后面这件是八十年代的事，而我早在六十年代就已看到了这一点，所以老大姐不明白我的心思，碰了壁。至于说她爸爸是教授，我也不是要和他爸爸过一辈子，教授不教授与我何干!

漫漫长夜115 冰城之旅 10

从北大毕业来到鸡鸭院，感觉到似乎是从一群智者中走入平民百姓。此间人们关心的事情离不开地面。等我到哈尔滨去四清，感到又降一个档次，那里人们关心的不过就是柴米油盐酱醋茶。很少有人能跳出这个窠臼。

那里有人说，车间里的技术员干久了就变成调度员，因为要制造一台仪器，先要把它拆解为各个零件，每个零件的加工需要哪些工序，都是固定的，技术员了解了车间每台机床的性能以及操作人员的水平特性，等于是做调度工作。久而久之都程式化了，没有了一丝创新的意味。

工厂不同于教育机构或科研机构，工厂以工人为主体，技术人员是少数，所以我看到的婚姻关系，绝大多数的技术人员是和女工结合，连哈量非常有才华的总工程师的妻子也是一名女工，比起其他技术人员的太太，可能更具一点姿色而已。

哈量附设有一个技工学校，早期是小学毕业投考，学制三年。后来改为初中毕业投考，技工学校毕业后大部分留哈量厂工作，成为技术工人的主体。 这些工人虽然相当于高中毕业生，但眼界，基本素质都不太强。比起北京名校的高中生差远了。那时读书基本是免费的，如果在小学或初中的学习成绩突出，家长也不忍心让自己的孩子读技工学校，所以除个别人外，读技工学校的大多是成绩较差，升学前景堪忧的。

四清的基本根据是中共中央颁布的所谓<二十三条>，在这份文件中首次提到"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仪器车间的工人比起其他车间工人应该是素质更高的，就这样一句"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他们就搞不懂，连当权，当权派也弄不懂，有人甚至认为所有当官儿的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工人，技术人员婚后的生活，除了上班干活儿，就是柴米油盐，很少有人有读书的习惯,所以这样的人群很容易操控。 上边说什么就是什么!

职工的业余生活相当贫乏，工厂有个俱乐部，经常组织歌咏，棋类比赛等，每周演一次两次电影。图书馆的书多是洗脑之类的作品，我曾去过省图书馆，那里的藏书也很有限，连我所译的"位错"这样的书都没有，由此我就想到，1949年我在通县受训时，常去县图书馆，那里的藏书绝不亚于黑龙江省图书馆，通县图书馆藏有林纾 魏易 翻译的系列丛书，老舍的早期作品二马，骆驼祥子 等等。那时图书馆采购图书是按它的学术水平，而后来则是按政治水平考量，纯文学的作品出不来，更不必谈收藏了。

转帖"纵览中国"的一篇文章 梅贻琦

师表校魂之清华校长梅贻琦

作者：叶胜舟

梅贻琦之于清华，正如蔡元培之于北大。他是清华大学任期最长的校长，经常用“生斯长斯，吾爱吾庐”，表达对清华园的眷恋。清华人也尊称这位可信、可亲、可敬的校长为“永远的校长”、“终身的校长”。   　        梅贻琦(1889-1962)，字月涵，天津人。“庚子赔款”首批赴美留学生，1910年入美国伍斯特理工大学研读电机工程，1915年任清华学校物理学教师，1926年任清华学校教务长，1931年至1948年任北京清华大学校长，1955年至1962年任台湾新竹清华大学校长(前期为清华大学原子科学研究所)。 　　生斯长斯 吾爱吾庐 　　1914年11月5日，梁启超应邀赴清华学校作了《君子》的磅礴演讲，以《周易》卦辞“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勉励清华学子“吸收新文明，改良我社会，促进我政治。”此后，“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成为清华校训并镌刻在校徽上。 　　与今日清华不一，老清华极富自由主义传统，为捍卫学术独立，闹学潮的斗志、水准和北大半斤八两，也是蛮拼的。1928年至1931年，由于派系斗争、人事倾轧、反抗党化教育等因素，教授支持学生“三赶校长”。最匪夷所思的是，1930年6月，清华校友乔万选带着武装卫兵前来上任，学弟学妹们并不怠见，在校门口竖起“拒绝乔万选”的大旗，还把乔万选一人请进小礼堂，出来时拿到他签署的“永不任清华校长”承诺。 　　1931年12月，梅贻琦从清华留美学生监督任上回国救场，接任清华校长。不足10年，清华这所有名气但无学术地位的留美预备学校，一跃成为既有学术地位也有学术名气的著名高校，深受同行、世人瞩目。清华文学院院长冯友兰认为，梅先生自有一套当校长的本领。梅贻琦治校本领，知易行难，简而言之就是“四论”。 　　1、“大师论” 　　1931年12月3日，梅贻琦在就职清华大学校长的演讲中，提出了他最为经典、最受称道的大学理念：“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在演讲中他还声明，“学术的造诣，是不能以数量计较的。”“一个大学之所以为大学，全在于有没有好教授。” 　　梅贻琦聘请名师，不唯学历、资历，只凭真才实学，照样可以在清华当教授。他求贤若渴的诚意，在华罗庚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华罗庚只有初中学历，20岁因一篇学术论文引起清华大学算学系主任熊庆来关注，梅贻琦与熊庆来两位伯乐欣然不断“破格”：一破格召进清华大学培养;二破格从系资料员转升为助教，允许修习大学课程;三破格送到英国剑桥大学深造;四破格28岁未经讲师、副教授台阶直聘为教授。 　　以1952年院系调整为界，新清华素以工学著称，这个根基是梅贻琦一手打下。老清华的文学院、理学院历史悠久，不比北大逊色。蔡元培停办北大工科，送给天津的北洋工学院。梅贻琦发猛力办工科，亲兼清华首任工学院院长，而且打情感牌引进“栋梁之材”。顾毓琇是MIT电机系获得博士学位的第一位中国人，时任中央大学工学院院长。1932年8月，梅贻琦要顾毓琇回母校协助创办工学院。基于对清华和梅贻琦的深厚感情，他果真辞职回清华，任电机系首任系主任和两个研究所首任所长，次年接替梅贻琦任清华大学工学院院长。 　　“校长的任务就是给教授搬搬椅子，端端茶水的”，“学生没有坏的，坏学生都是被教坏的”，展示了梅贻琦作为一个教育家，择天下名师而聘之、择天下英才而育之的宽广胸襟。在他的调理之下，清华“中西兼容、文理渗透、古今贯通”的学术风格更为鲜明。 　　2、“自由论” 　　1929年6月2日，王国维自沉两周年，清华立碑纪念。清华国学院四大导师之一陈寅恪为此撰写碑文，首提“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宣示了清华乃至中国知识分子菁英孜孜以求学术自由、思想自由的品格和风骨。 　　梅贻琦坚持学术自由、政治中立。战火纷飞的西南联大还能开课1600门，有的同一门课，三个不同教授同时开，学生自由选择，互为印证。他不干涉限制师生开什么会，参加什么活动，更没有因政治原因开除过一个师生员工。校内有国民党党部，有三青团分部，有地下党组织，有中国民主同盟的组织。闻一多、张奚若、罗隆基等左、中、右的教授，经常公开批评蒋介石、国民党。 　　1945年11月5日，梅贻琦在日记中吐露心声：“余对政治无深研究，于共产主义亦无大认识，但颇怀疑。对于校局，则以为应追蔡孓民先生兼容并包之态度，以克尽学术自由之使命。昔日之所谓新旧，今日之所谓左右，其在学校，应均予以自由探讨之机会，情况正同。此昔日北大之所以为北大;而将来清华之为清华，正应于此注意也。” 　　梅贻琦对民主斗士闻一多的“过激”言论并不认同，在日记中不止一次颇有微词。“未必切实际，难免为阴谋者利用耳。”“民主自由之意义被此辈玷污矣。然学校之将来更可虑也。”但当局企图解聘闻一多等数名进步教授，梅贻琦从未理睬，更不执行。 　　20世纪20年代，梅贻琦批准冯友兰考察苏联，回校公开宣讲苏联的优越性。30年代，他宽容吴晗、闻一多在校园内公开进行革命宣传。吴晗公然左倾，在清华的绰号就是“吴晗托夫”，国民党准备为难他，梅贻琦就让人通知他离开清华。得到国民党当局的逮捕名单后，他提前通知名单上的学生，许多学生就在叶公超、冯友兰、朱自清等教授家躲藏。对于国民党在大学中推行的党化教育，梅贻琦不硬抗叫板，常打太极拳应付了事。他甚至捐了十元大洋作为中共地下党的活动经费，也主动找到中共地下党干部问：“你们的人都躲得怎样了?” 　　3、“从众论” 　　梅贻琦尊重清华“教授治校”、“民主治校”的传统，教授评议会在清华掌握实权。他虽任校长，不大权独揽，只要教授提出的建议合理、有利清华，他就会颔首微笑：“吾从众”。 　　遇到工作中问题，梅贻琦总先问旁人“你看怎样办好?”吴有训教授常与他“唱反调”，他不以为忤。冯友兰回忆，当年清华流传着一句话：“教授是神仙，学生是老虎，职员是狗。” 　　清华饱学之士众，恃才傲物者多。梅贻琦仅是留美硕士，却得到清华师生的一致敬佩认可，关键就是梅贻琦治校民主、尊重人才。朱自清在为梅贻琦《中国的大学》作序时称赞他，“使清华在这七八年里发展成一个比较健全的民主组织，同仁都能安心工作，乐意工作。” 　　1940年9月，在昆明的清华师生为梅贻琦服务母校25周年举行了一次公祝会。梅贻琦在答辞中谦逊地以京剧中的“王帽”自喻，形象地说明了校长定位。“好戏通常是并不由他唱的，他只是因为运气好，搭在一个好班子里，那么人家对这台戏叫好时，他亦觉着‘与有荣焉’。” 　　4、“从游论” 　　梅贻琦在《大学一解》中提出通才教育的理念，认为在大学期间，直接培养目标应该是“通才”，不应该也不可能培养“专才”。“通专虽应兼顾，而重心所寄，应在通而不在专。” 　　1933年，他在秋季开学典礼上说：“理工为实用学科，固宜重视，但同时文法课程，亦不宜过于偏废。”同年，清华开始实行文法学院大一不分院系，工学院大一分院不分系的措施;开创了与国外进行学术交流的先河，首先与德国约定互派研究生。 　　梅贻琦认为，“办大学，应有两种目的：一是研究学术，二是造就人材。”还提出“从游论”，生动比喻学校、师生的关系。 “学校犹水也，师生犹鱼也，其行动犹游泳也。大鱼前导，小鱼尾随，是从游也。从游既久，其濡染观摩之效自不求而至，不为而成。” 　　梅贻琦不以学术著称于世，也没有“大师”头衔，重病卧床，去世前3个月才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但他为清华聘请了众多的大师，为后世培养了众多的大师，人才济济，众星璀璨。为世界贡献了李政道、杨振宁、李远哲3位诺贝尔奖获得者，为新中国培养了14位“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共23位)，涌现了吴有训、叶企孙、顾毓琇、陈岱孙、陈省身、吴大猷、赵忠尧、王竹溪、华罗庚、朱自清、闻一多、潘光旦、钱钟书、钱学森、钱三强、钱伟长等一批“国宝级”学术大师。 　　中兴业 须人杰 　　“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这是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歌的歌词，也与梅贻琦的治校育材理念呼应共振。“做教师做学生的，最好最切实的救国方法，就是致力学术，造成有用人材，将来为国家服务。”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前，清华就对战局预判清醒，而且付诸行动，梅贻琦的远见卓识可见一斑。1936年2月，梅贻琦与工学院院长顾毓琇等赴湖南，与湖南省主席何健商洽筹设分校，双方签订了合作协议，何健拨长沙岳麓山空地100余亩赠与清华作为建校之用。1936年冬，清华秘密运送一批图书、仪器到汉口，每批10列车，每车约40箱。这些图书、仪器成为以后长沙临时大学、西南联合大学珍贵的教学设备，开展了有限的学术研究。 　　1938年至1946年，清华、北大、南开合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张伯苓、蒋梦麟、梅贻琦三位校长任校务委员会常委。张伯苓、蒋梦麟在重庆陪都另有职务，西南联大校务实际由梅贻琦一人主持。他殚精竭虑，呕心沥血，创造了中国教育史的辉煌奇迹。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学界认为西南联大才是“中国最好的大学”不乏其人。 　　联大之难，不仅在于国难，还在于“联”难。三校之中，清华的人数、资金、设备显著占优，但梅贻琦不偏不倚，公正无私，三校师生很服气、很拥戴。例如梅贻琦利用清华工学院的设备和清华校友的资源，开办了“清华服务社”搞创收，设机械工厂、机制木材厂、农场、碾米场等。又将该社所获利润，与西南联大全体同仁分享，每人多发一个月的酬薪，皆大欢喜。 　　西南联大“八音合奏，终和且平”，和谐到什么程度呢?流传着一个“通家之好”的故事，成为美谈。1941年4月，清华大学三十周年校庆，重庆的张伯苓校长告诉南开大学秘书长黄钰生，清华和南开是“通家之好”，应隆重庆祝。黄钰生在会上解释了“通家”缘由──清华梅贻琦是南开学堂第一班的高材生(其实黄钰生也是先念南开、再念清华)。接着，冯友兰登台叙起清华、北大的“通家之好”：北大文学院院长(胡适)是清华人，他是清华文学院院长，出身北大。之后会议氛围热烈，纷纷列举三校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情形。毫无门户之见，其乐融融，如同一家。 　　对照鲜明的是，与国立西南联大同时成立的国立西北联大办不下去，分家了之。“带头大哥”天津的北洋工学院强势，内部矛盾重重，离内战战场又近，1938年3月西安临时大学改称为国立西北联合大学，6月国民政府教育部就指令西北联大一拆为五。 　　寡言君子 别具一格 　　君子讷于言而敏于行。梅贻琦寡言慎行，他自己也说“为政不在多言，顾力行如何耳”。西南联大校园曾流传一首打油诗，“大概或者也许是，不过我们不敢说。可是学校总认为，恐怕仿佛不见得。”调侃梅贻琦是“寡言君子”。 　　但熟悉的朋友知道，梅贻琦言语不多，很有主见定力，思考周全之后，行动迅捷。陈寅恪曾称赞，“假使一个政府的法令，可以和梅贻琦说话那样谨严，那样少，那个政府就是最理想的。”而且他很有幽默感和人情味。赵元任夫人杨步伟曾说：“月涵与元任都有慢吞吞的诙谐习惯。” 　　国难当头，学潮迭起。梅贻琦理解、同情学生的爱国情怀，学生进城游行，梅贻琦就派卡车接回;当局逮捕、开除学生，他总想方设法予以保释、保护。学生们也很体谅梅贻琦，每次闹学潮，总要先贴出“拥梅”标语，口号常常是“反对×××，拥护梅校长”。有人问梅贻琦有何秘诀，他回应：“大家倒这个，倒那个，就没有人愿意倒霉(梅)!” 　　冰心的先生吴文藻毕业于清华，书生气十足，日常生活糊涂，笑料颇多，被戏谑为“傻姑爷”。例如“买萨其马”点心说成“买马”;“丁香花”说成“香丁花”。有次梅贻琦和清华校友们到冰心家，冰心当场写了首逐句加字的宝塔诗取笑：“马/香丁/羽毛纱/样样都差/傻姑爷到家/说起真是笑话/教育原来在清华。”梅贻琦听了解释后，哈哈大笑，当场续作两句，以退为进调侃：“冰心女士眼力不佳/书呆子怎配得交际花。” 　　刚毅坚卓 忧道安贫 　　君子忧道不忧贫。梅贻琦人格高洁、一生正气、两袖清风，令清华师生、达官贵人肃然起敬。马约翰称赞他，“不但是一位真君子，而且是一位中西合璧的真君子。” 　　1931年出任清华校长，按规定可以享受免交电话费、免费雇家庭帮工、免费拉两吨煤等“特权”，梅贻琦主动放弃了。写报告、公函的草稿纸都用废纸的反面。 　　在西南联大时，梅贻琦与教授一样租民房，将校长专用车交给学校共用，自己家庭符合条件却不拿补助金。1941年7月去成都公差，已订好回昆明的飞机票，恰好可乘邮政汽车，为给学校节约200多元，梅贻琦毫不犹豫地退掉机票，宁受日机空袭之险、山路颠簸之苦。 　　梅贻琦身居高位，清贫如洗，从不利用职权为妻子、儿女谋利。梅夫人韩咏华回忆，在昆明“经常吃的是白饭拌辣椒，没有青菜，有时吃菠菜豆腐汤，大家就很高兴了。”生活拮据，梅夫人不得不自谋生计，摆地摊挣了10元招待客人有之，走街串巷提篮卖“定胜糕”有之，62岁到衣帽工厂、首饰店、医院、盲童学校打短工4年有之。最后山穷水尽，梅贻琦骨癌住院付不起医疗费，清华校友半年募捐台币65万元。躺在病床上的梅贻琦看到爱心募捐记录，“阅后半晌无语，后曾流泪颔首”。他的丧葬费也是清华校友捐助。在病床旁有一只随身携带的手提包，去世后打开一看，是雄厚的清华基金历年账目，一笔笔清清楚楚，分毫不差。 　　梅贻琦为人处世外圆内方，颇有章法。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作为地主，在人、财、物等方面关照西南联大甚多。联大附中教育质量高，龙云因女儿龙国璧报考落榜，让秘书长找梅贻琦通融，秘书长磨磨唧唧不干，如实相告：“梅校长的女儿梅祖芬也未被录取。”龙云不死心，特地登门拜访梅贻琦，请求破例收录。梅贻琦没有马上表态，而是留龙云在家里吃饭，并请联大教务长潘光旦作陪。在酒席上，梅贻琦请潘光旦派老师晚上为龙云女儿辅导功课，以便明年再考，并言明老师的家教费由龙云出。在这样的君子面前，龙云无酒也是醉了，只好从了。 　　梅贻琦不但对别人坚持原则，对近亲念书也不“开后门”。他的侄子梅祖武报考清华大学，成绩不理想，去了北洋大学。他的女儿梅祖芬报考清华大学，成绩不理想，去了燕京大学。 　　梅贻琦主掌清华期间，前期军阀割据，中期日寇入侵，后期国共对峙。“在这风雨飘摇之秋，清华正好像一条船，漂流在惊涛骇浪之中。”作为掌舵的船长，他秉承中国知识分子忧国忧民忧天下的传统，坚持学术自由、思想自由的良知，肩负为民族复兴伟业播下火种的使命，一生专注一事：守护清华、壮大清华。 　　梅贻琦之于清华，正如蔡元培之于北大。他是清华大学(含北京、新竹)任期最长的校长，经常用“生斯长斯，吾爱吾庐”，表达对清华园的眷恋。陈岱孙称梅贻琦“一生的业绩和清华结合在一起”。清华人也尊称这位可信、可亲、可敬的校长为“永远的校长”、“终身的校长”。 　　梅贻琦去世之后，台湾新竹清华大学将他的遗体安葬在校园内，命名为“梅园”，供世人瞻仰。北大老校长蒋梦麟执笔悼词，评价他“粹然儒者，躬行身教，对国家之贡献独多且要”，“中国崛起而与于近代文明国家之林，厥功之伟，莫之与京”。 　　对于安葬校园的决定，当时曾有异议，“如果每一位校长死后，都葬在校园内，那将来校园不就成了校长墓地了吗?”但这并未动摇治丧委员会的决定，他们说：“我们认为以梅校长和清华的关系，不是任何一个学校校长和学校的关系所能比拟的。其他学校的校长，不可以校园作为墓园，但是梅校长可以，因为他和清华已经融成一体了。”     　　(2015年3月2日。在时政评论微信公众号“sswypl”同步发布)

—— 原载: 共识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