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ndredi 5 décembre 2014
漫漫长夜 111 冰城之旅 6
从一个人，从他做的事可以看出人心之恶!
有位哈工大毕业的技术员，本省人，其父曾当过土匪，在他的档案中记为"响马"，如果说得更好听一点，应说是绿林好汉。共产党建政以后，"响马"当不成了，回到乡中，被当地政权处以"管制"。这名技术员属于<杀关管>分子的后代。但他上学时非常"积极"，入了团，还当了团干部、毕业时被分配到西北的军工部门。 报到后人家看了他的档案拒绝接受，又被退回到哈尔滨工业大学，重新分派到哈尔滨量具刃具厂。
他的家境很穷困，上学期间完全靠助学金。但他另辟蹊径，找到了一个可靠的经济来源：他考入哈工大第一年，便经人介绍认识了一位农村的姑娘，这女孩身体壮硕，很能劳动，是妇女生产队长。从认识的那一天起，这女孩便从经济上支援他，给他做被褥，买衣服，给现金等等，他则允诺未来的幸福生活。从一开始，这技术员便心怀鬼胎，他和女孩约定，每逢寒暑假见面，便把这期间相互写的信交给对方。这就不会留下任何的把柄。如此这般地持续了五年，女孩也从小姑娘变成了大姑娘，农村人一般结婚早，技术员毕业时，姑娘已成 <剩女>，等技术员稳定在哈量工作后，又经人介绍认识了在铁路工作的一个女子，他便出招要结束和农村女孩的关系，这女孩由她姑姑陪同到哈尔滨两次，找到我们，希望技术员回心转意，重拾旧好，可是此人非常坚决。我们很难办，这不是法律问题而是道德的缺失! 技术室有人骂他是新时代的陈世美，这也无济于事。
八十年代初，我再次去哈尔滨，这次是参加学术会议，到哈量见到了昔日的朋友们。他们告诉我说，那位技术员和铁路女子结婚后后悔不已，因为这女子有毛病不能生育，而且非常厉害，常动手打他，有时打得他不敢回家，便在集体宿舍凑合几天。人们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这话不折不扣地体现在他身上。
jeudi 4 décembre 2014
转帖<民主中国>一篇文章
| 康正果：除诬解魅的史笔担当——读裴毅然《乌托邦的幻灭》 |
| 作者: 康正果 |
上海学者裴毅然生在红旗下，长在“新社会”，也是个乌托邦的过来人，对乌托邦幻灭的灾难，他记忆犹新，至今仍难以消解其痛定思痛的悲情。裴教授因此发愤著述，经过穷年累月的文本侦缉，终于写成这部五十万言的巨著。该书钩沉史料，加以系统的编排，以充足的史实展示毛泽东及其毛共暴力打造“具体乌托邦”的罪行，特别对“延安一代士林”的来龙去脉详加个案追踪，在披露他们种种受难窘态的同时，更历数这一群受害者互相迫害的荒谬现象及其在中共窃据大陆后的一时得意和接踵而来的一连串遭殃，从而深入剖析了中国知识分子百年来感染赤潮的迷误和所陷入的困境。乌托邦与歹托邦乃中共集团一体之两面，它犹如那个叫做风月鉴的镜子，其光洁的正面看起来美好诱人，一进入其中就立即堕入吸血鬼骷髅头狰狞吃人的背面世界。在再现延安这个歹托邦构建过程的工作上所作的努力，裴书差可与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一书比肩。两书均突破了大陆学者评毛批共的禁区，为彻底否定中共暴力夺权的全新史观铺垫了基础，而裴书更从面面俱到的共时性叙述上对高书的历时性叙述作了必要的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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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西方文明善言理想，中国的传统重视正名。 自古希腊以降，从哲学到艺术，从伦理到政治，欧洲贤哲的诸多论述及操作都锐意追求某种高出现实的完美形态，并将其描绘为令人向往的境界和可予仿制的楷模。这就是我们常说的“理想”或理想主义。崇理想的意念可激发文学艺术家创作的灵气，升华发明创造者凝神巧构的想象，也成为鼓舞英雄人物勇于开拓和探险的动力。但用之于国家的建制和社会改造等方面，则易导致乌托邦主义的倾向。乌托邦意指美好的无何有之乡，它形同祥云缭绕的空中楼阁，被悬置于某一无从知其所在的偏远之处，起初只是乌托邦作品的作者笔下虚构的理想社会。虚构的图景多含有讽刺现实的寓意，作者之所以设计出那类制度优越的理想国，既不乏批评和纠正社会弊病的用意，也有其弥补人世缺憾的代偿性满足。设计者并不认为那样的理想国能够完美地实现，更未号召世人在他们脚下的土地上复制其重彩勾绘的乐园图景。但等到《共产党宣言》发表的年月，马克思主义者鼓吹阶级斗争，号召摧毁现存制度和创建共产主义社会，乌托邦主义的诉求就被捣鼓得变了味道，无复往日那诱人的政治童话景象。布洛赫（Ernst Bloch）是德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1918年出版的《乌托邦精神》一书中，即扬言暴力打造乌托邦社会之举，为布尔什维克在苏俄制造的恐怖作“辩证性”的辩护。他力挺正义性暴力的合理性，竟把必要的恶说成是对善的补充。反观毛泽东、蔡和森早年所发的“崇恶”论调，即明显可见东西方恶力相感下的前呼后应。 乌托邦只有在它悬浮于理想形态时才是美好的，只有在它焕发的希望光照出现实的不足之处，从而有助于社会的改进，才具有正面的价值。但某人或某党若妄图把自以为是的理想推至极端，并为实现它而不惜破坏现实中既有的一切，这样的实践活动便走向了乌托邦的反面。其实，早在共产主义幽灵徘徊欧陆之日，欧洲的知识分子即对乌托邦构想有所警惕而提出了异议。他们以启示录式（apocalyptic）的笔法虚拟另类乌托邦的形态，向热心构造乌托邦的人士发出有朝一日，恶梦就会成真的警告。这类作品所描绘的社会被称作dystopia ，即通常所说的“反面乌托邦”，也就是奥威尔《1984》一书中那种极权监控遍及社会各角落的坏乌托邦国度。在以下的行文中，我更喜欢把这个生僻的英文单词音义兼译，定名为“歹托邦”，以便读起来较顺口，意思也更显豁。布洛赫后来在其《希望的原理》一书中所妄谈的“具体乌托邦”，即属不折不扣的歹托邦。凡遭遇共产极权压制迫害者，无需解释，都会从各种歹托邦作品中警觉到赤色神话投下的恐怖阴影。 上海学者裴毅然生在红旗下，长在“新社会”，也是个歹托邦的过来人，对乌托邦幻灭的灾难，他记忆犹新，至今仍难以消解其痛定思痛的悲情。裴教授因此发愤著述，经过穷年累月的文本侦缉，终于写成这部五十万言的巨著。该书钩沉史料，加以系统的编排，以充足的史实展示毛泽东及其毛共暴力打造“具体乌托邦”的罪行，特别对“延安一代士林”的来龙去脉详加个案追踪，在披露他们种种受难窘态的同时，更历数这一群受害者互相迫害的荒谬现象及其在中共窃据大陆后的一时得意和接踵而来的一连串遭殃，从而深入剖析了中国知识分子百年来感染赤潮的迷误和所陷入的困境。 二 “延安一代士林”是此书的副标题。用“士林”一词标签中共集团内的延安一代人，或不无反讽的意味。应该指出，“士林”乃历代各朝对文人士大夫群体的通称，在张之洞办洋务，康有为公交车上书的年代，我们尚可一瞥士林群体主持清议，策动朝野，举足轻重的影响。而随着科举废除，帝制终结，所谓的“士林”，早流于名存实亡。因为政统意义上的士林——仕宦文人——所赖以繁衍的社会文化生态已不复存在，进入民国，只有个别的硕果仅存之士——也就是裴毅然所划分的晚清和五四两代知识分子中某些精英人物——仍在各自的孤立中固守“士”的道统，为后世留下了士林晚照的最后一道绚丽。其中年长者如梁启超、章太炎、林琴南、严几道、王国维、蔡元培和张謇等人，略晚者如蒋梦麟、胡适、丁文江、陈寅恪和吴宓等人。就他们的知识学养来说，前者对西学虽有所涉猎，但仍以深厚的国学修养为主；后者则多有留洋经历，接受了系统的西方教育，且早年也都打下很好的国学基础。他们共有的优势是中西兼容，多少都咀嚼到西学的精华，更以“中体”的丰厚充沛见长。因而在那个传统向现代艰难转型的年代，他们所存养和所抵制的东西最能体现传统命脉与现代潮流的理想连接。不幸其同代人中却另有一类个性浮躁之徒，他们急功近利，思想激进，盲目煽播布尔什维克革命火种，致使继起的野心家趁火打劫，操纵革命权柄，掀起败坏传统精神和误导现代化道路的逆流。比如像李大钊这类中共的先驱人物，早在中共正式成立前就协助苏俄特派人员拉拢地方军阀，乃至公开为苏俄侵占我外蒙叫好，其里通赤帝的行为在当时实不齿于士林。随着李大钊之流掀起的革命逆流日益高涨，残存的士林遂趋于消亡。 裴毅然自选题研究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的嬗变，即有他明确的“代际意识”。在早先出版的《中国知识分子的选择与探索》一书中，他特别对不同年代的知识分子划线归类，依次考察他们所处的时代背景和学历构成，并根据他们在价值观念、行为方式、理想设置等方面显示的异同，分别确定他们的文化品位。在这本考察延安一代人的巨著中，裴毅然仍沿用代际序列的框架，把中共党内诸人划分为大革命一代、红军一代和延安一代。仅就大革命一代的重要人物来说，像陈独秀、瞿秋白这类多有旧学功底，且有出国经验的共产党人，多少仍有些士林余韵，而根本就未曾入流的毛泽东及其新民学会一伙便与前者存在着很大的差距，因而自加入革命逆流，他们即咄咄逼人，崭露其反知识精英的精英姿态（anti-elitist elitism）。这一类中小知识分子旧学与新学都是半斤八两，更缺乏有益的留洋经验，他们即使曾赴法国勤工俭学，或在苏联受过培训，也都谈不上学到了什么特别的专业知识。再加上从学校走向社会后无业可就，自然就很容易走上领取卢布的职业革命家道路。他们既仇视代表传统保守势力的绅士阶层，又对欧美留学归来的高职高新知识精英心怀羡憎交织的情结，因而此两类新旧士林中人物都被他们视为敌对阶级。毛泽东就是这群低品位激进分子的代表人物，他身为知识群体中的一员，却始终以诬名知识分子而撒泼称雄。只要读一下他那篇把众多的知识阶层成员都圈入“反动派”的文章，即不难明白国共两党何以在短暂的合作后即走向分裂，以及梁启超何以会指斥共产党为最危险的“乱暴实力”。等到国共彻底分裂，毛泽东带领工农红军上井冈山搞军事割据之日，中共领导层的中小知识分子就逐渐远离士林，蜕变成新型的绿林人物。他们随后由苏区西窜到延安，经过从党内到军内的一连串权斗，最终在毛泽东操纵下，大革命一代与红军一代相互掺杂，融为一体，构成了军党-党军的新型组合。正如殷海光所描述，他们是“亦政党亦土匪，亦和平亦暴动的多形性的东西”，是“内在地产生于中国底贫困、混乱和落后”。毛从此紧抓军党大权，带领其党军实现武装夺权的目标。暴力必然导致专制，专制自然助长个人独裁，独裁者最不能容忍自由批评。党内外的知识分子，连带革命队伍内任何人的知识分子倾向，于是就都成为毛泽东纠集这支农民军固有的粗暴势力去残酷打击的对象。 明确上述的对峙框架和冲突趋势，乃是我们打开裴书，连通其所述延安一代人的关键。“知识分子”是那时候才流行起来的新名词，它泛指老一代士林群体没落之后读新式学堂成长起来的知识群体。必须强调的是，该词本为一中性名词，涵盖面十分宽泛，在国民教育水平普遍偏低的二十世纪前期，多少有些文化程度的人都会被视为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也就是日常所说的读书人，他们既谈不上有多么高级，也并没被世人视为另类。把知识分子视为另类，而且将该词诬名化的始作俑者乃是毛泽东其人，是他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开始给知识分子加上“封建”、“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这类诬名，致使此类哈耶克所说的“毒化词语”定型为加在知识分子头上的配套定语。而“知识分子”（intellectual）一词在西方语境中原有的特殊涵义——自由批评的精神，对人类基本价值的维护——则被暗中阉割，最后被丑化成毛泽东《反对自由主义》一文中所嘲弄的猥琐情形。毛式诬名在中共夺权后泛滥到洪水滔天的地步，曾一度陷知识分子于没顶之灾，以至于让锐意为知识分子正名的余英时觉得该词的诬名积垢难除，不得不另拈出“知识人”一词，以示区别。 延安一代知识分子就是在知识分子已经被诬名的语境下陆续进入延安的。毛泽东在六十年代初曾对李志绥说过：“中国共产党里，好人早都死完了。现在剩下的都是些行尸走肉。”只有毛这个总是得逞在一批批被牺牲者身后的幸存者敢说出这样的黑话，也只有他深知，中共的幸存和壮大在很大的程度上就是不断靠消耗其优秀成员的鲜血维持下去的，而它的党性更是在不断剥蚀党内外成员人性的过程中锻造而成。这些优秀成员多为有一定理想的新旧知识分子，延安一代人涌入延安，再次为中共的幸存和毛的得逞输入了可消耗的热血。裴毅然这部巨著中做得最令人信服的工作就是层层剥皮，逐步消解，让我们看出延安一代人在各方面更低于大革命一代人的贫乏和平庸。大革命一代的优秀成员多少还残存士林余韵，延安一代在文化底蕴上则比前者浅薄了许多。裴书以详尽的统计资料指出他们粗浅单一的知识结构，确证他们“因单一而偏狭，因偏狭而绝对，因绝对而封闭，因封闭而低浅，因低浅而暴力。”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当时的抗日中心是重庆而非延安，真正爱国的志士和更其纯粹的热血青年很少会接受中共的蛊惑，他们多踊跃参加到“十万青年十万军”的行列中去了，到延安去白吃小米稀饭的人士在知识青年中仅占极少极少的比例。在当时的知识青年整体中，他们这些人多属于失意者或不入流之辈，很少能跻身杰出人才之列。从裴书中所载他们的自白以及他人的评述不难看出，他们的个人情况多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或者说，他们多是些轻重程度不等的问题人物，因而本来就潜在着逃避现实，铤而走险的冲动。有些人是受了亲友的诱导，有些人则迫于各自的艰难处境，于是就在偶然发现有那么个去处可找到出路的情况下，带上各自的问题盲目出走，到延安去投奔了革命，满以为跑到了那里，就能追求到他们口头或书面上被灌输的理想。就他们当时的实际情况来说，延安在他们心目中多被视为谋生求职和拼打前程的落脚点，但等到他们进入其中，成为革命队伍中的一员，才发觉自己已被动地立下投名状，从此再无退路可走。裴书所还原的一系列延安黑风景为我们揭示了乌托邦黯然幻灭，以及歹托邦随之成型的过程。 乌托邦与歹托邦乃中共集团一体之两面，它犹如那个叫做风月鉴的镜子，其光洁的正面看起来美好诱人，一进入其中就立即堕入吸血鬼骷髅头狰狞吃人的背面世界。小小的延安城学校林立，你不能说青年人没得到受教育的机会，但所有的学校都是集训班性质，整风运动中完全被办成洗脑和受训的集中营。就参加革命队伍来说，延安的确让前来投奔的青年觉得男女平等，但不少年轻女子都经党组织网罗，纷纷被纳为领导的妻室。延安是解放区，贫苦农民确实分了地主的土地，但他们上缴的公粮远多于国统区，日子过得比从前更苦。青年们是向往平等和公平才投奔延安的，只是在他们进入其中，才发现了王实味所批评的等级制和领导们享有特权的现象。类似的似是而非现象还有很多，裴书都有详实的描述，书中收集的大量史实展现出延安社会一体之两面，生动地描述了“延安一代士林”失足其中，左右都不是人的尴尬处境。 三 《幻灭》是一部引文充斥，篇幅很长的巨作，对普通读者来说，阅读中容或有一定的挑战。因此我还要强调指出，该书之所以能够自始至终释放出消解乌托邦幻象和彻底否定中共暴力革命的效果，可以说在很大的程度上得力于作者独特的叙述方式，这就是裴毅然自撰写《探索》一书起即开始摸索的“以述为作”之叙述风格。所谓“述”就是从相关数据中选录大量的引文，以侃侃而谈的史话方式展开其散点透视的行文。这些引文并不仅仅是作为单纯的论据被机械地征引进来，而是被作者有层次地镶嵌在各章节之中，组合成上下连贯的构件，让直接引语与转述的段落，以及作者插入的旁白、评判、即兴的反应、加强语气的反问、乃至几个字的感叹，全都错落混杂，融为一炉，形成了多声部的合唱。 这种活用引文以构成夹叙夹议的文体在《幻灭》一书中运用得更趋熟练，规模也更加恢宏，可谓从头到尾，一气贯注，达到了酣畅淋漓的地步。阅读着纸面上那后浪逐前浪一样翻滚下去的引文，再扫视脚注中详列的书名篇名，常常让人感到，作者把他要论述的延安一代人在彼时彼地的声音巧加剪裁后，都按部就班地连通到读者的现时阅读层面上来了。这种顺势挪用史料的引文会给人留下较深的印象，让你感到在读这本砖块般厚重的大书之同时，也顺便涉猎了作者所引用的一系列书籍。此外，引文与作者插入的按语和论断更会产生一呼一应的效果，让读者从引文与引文相粘连或发生踫撞的语气中感受到作者要传达的意思，随之做出他们各自的读者反应。 也许在某些习惯拿学院绳墨来衡量此书的人看来，裴毅然的叙述方式不够规范，缺乏学术严谨，有文学笔调，甚至有重复零乱之嫌。但就笔者的阅读感受而言，此类难免会有的负面反应反倒折射出裴书有待我们耐心琢磨的特征。特别是从延安一代人留下的文字中截取的大量引文，经过作者在书中重组，都一一被罗列到审视乌托邦幻灭的卷宗之上；而这些文字正是延安一代人走向迷误的自供状，也向后世提供了中共集团对知识分子边利用边迫害的证词。在再现延安这个歹托邦构建过程的工作上所作的努力，裴书差可与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一书比肩。两书均突破了大陆学者评毛批共的禁区，为彻底否定中共暴力夺权的全新史观铺垫了基础，而裴书更从面面俱到的共时性叙述上对高书的历时性叙述作了必要的补充。 然而，要揭示真相和表述真实，在书写上依然有很大的难度，克服它很吃力，出力后仍未必会讨好。弗吉尼亚•伍尔夫把这样的文字书写比喻成马拉松长跑，说“真实”跑到终点时往往汗流浃背，疲惫不堪，在观众眼中，并不雅观。我们完全可以想象，裴毅然耗时费神，把他博览精读的那么多传记、回忆录和访谈经过消化和选择，加以重组，编排成既讲史又论史的文本，现在让读者捧书阅读，要逐页追踪他那一圈又一圈的罗列缕述，读起来自然也免不了付出类似于作者写起来所经历的辛劳。 面对裴书中不厌其烦的征引及其辞赋式的铺陈，我更进一步联想到陈寅恪的《柳如是别传》，还有钱钟书的《谈艺录》和《管锥编》，说句老实话，两位大学者的大手笔也都是由大量的引文加上穿插的按语连缀而成。大学者可以做成功，小学者何尝不可一试？这种有针对性的抄书再经编排后转化成著作的叙述方式其实源远流长，古已有之，且与今日后现代书写中惯于用零碎材料和杂拌制作拼凑文本的文体相映成趣。余世存的《非常道》全部属于改编的抄写，书写者对所编写的文字，只加分类，全无评论，反而收取了“不着一字，尽得风流”的效果。该书的可读性和阅读价值因而远胜过那些长篇大论，贩卖搬运性质的学术专著。这样看来，未能理清裴书头绪的读者也许会嫌它行文冗长，但你若能耐心读下去，进入其含量丰赡的脉络，多少还是会获取大量的信息，会对所谓“延安一代士林”的非知识分子化处境和反知识分子化倾向留下生动的印象。 四 这也就回到了本文开头即点明的“正名”问题。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正名的宗旨是名实相符，而中共集团的整个运作却是名实乖违。名实不符从一开始就是中共集团的生存方式，是毛式话语百般护短的政治逆鳞。中共的“伟光正”之名是彻底打败国民党之后才逐步确立起来的，他们起初只是共产国际的中国支部，在国人眼中，不啻为赤帝祸华的走卒。再加上靠打家劫舍维持其军事割据，比土匪只高出了所谓工农组织的等级。因而从起步上来说，他们尚无暇顾及“伟光正”的宣传，而是更急于掩盖自己的“卑黑邪”之实。具体的做法就是对既定的价值反咬一口，先把正面的人和事肆意摸黑。尤其是毛泽东其人，最善于和惯于采取反动修辞，制造种种诬名，用以歪曲让他们觉得相形见绌的人和事，从而达到颠覆既有价值阶序的目的。自古以来，世上的奸佞宵小常用的颠倒是非、混淆黑白之伎俩正是毛泽东师法的样板，这类手段由他经手，再加以马列词语的包装，长期以来，极大地篡改了我们日常用语正确达意的功能，其滋蔓如霉菌繁衍之势几乎报废了传统观念赖以传递价值信息的一系列关键词汇。概念的本质是完善的理想，这一理想在概念的世界中是不变的。比如德、仁、义、理这类在传统社会语境中属于普世价值的名词所指的实质就是永恒不变的，人伦道德，个人的名分地位，端赖此世代维持下来，每一个体才得以在恒定的秩序中各正性命。但一经毛共加上“封建”之类的诬名，从而将被诬名者整死整活，乃至从肉体上消灭，此类关键词语在日常用语中所表达的固有价值就逐渐失效，被掏成空壳。毛共的“卑黑邪”之实——也就是毛所凭借的粗恶势力——于是趁虚而入，用暴力维持了沐猴而冠之辈独占价值领域的权位，更用乌托邦幻象迷惑怀有理想的知识分子。“理想”这一炫目的虚名就顺手被调制成供理想者饮用的毛共牌迷魂汤，延安一代喝了它，也就一失足成千古恨，跌到歹托邦中苦苦打拼，硫磺火内煎熬灵魂去了。 要求得名实相符，必须从严明的证伪工作入手。近三十年来，随着“伟光正”之名日渐剥落，大面积暴露的“卑黑邪”之实已路人皆知，再加上党内外历史意识的觉醒，知识分子群体展开的证伪性书写已传单般撒遍寰宇。历史观的转变乃是一根本的转变，要完成此障碍重重的转变，证伪的工作更应提升到秉持春秋史笔以定褒贬的高度。这一书写活动同时也起到除诬去魅的功效，让书写者在悲剧之宣泄后得以完成灵魂的洗涤。作为人文知识分子，能有勇气和见识从事批判元凶巨恶之担当，其行动本身就是为自己以及知识分子群体完成正名的使命。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裴书的完成与出版又添了一份证伪毛共的证词，更为历史观的彻底转变增强了正名的力量。 |
关键字: 康正果 裴毅然 乌托邦的幻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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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年前一次持续146天的广播寻人
時間：2014-12-04 22:35
吴有训知道后，偕夫人至海淀街头等候，終於有一天在街角碰见。他紧紧握住老友的手，欲语泪先流，对视良久，他掏出一叠钱塞給叶企孙，然后默默地离开了。
我因为工作的关系，经常要翻检一些近现代以来的人物资料，其中大多数看后即忘，并不会挂在心上，但也有少数篇章却使人徒生感慨，难以释怀。前几天编了一篇蒋介石败退台湾时抢救大陆学人的文章，其中一则是写中央大学校长吴有训先生的，当时看了心头一热，觉得有一种异乎寻常的东西打击了我，但随后也就像我所编过的大多数文章一样放下了，谁知没几天，这篇文章里的情节却又像一块浮木一样从我的心头泛起，竟至于一连几天，耳朵里都回荡着中央广播电台寻找吴有训先生的声音：
1948年5月，正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访问的中央研究院院士吴有训先生，一连接到几封蒋介石从国内发来的加急电报，而且措辞一封比一封严厉，要求他尽快回国。迫于无奈，吴有训只好于10月打点行装，匆忙登船返国。甫一到京，蒋介石就迫不及待让他再度出任中央大学校长，而两个月前，他已经在美辞去了中大校长之职，故以健康为由，坚辞不就。
一天，国民政府教育部长杭立武来到吴先生家中，取出一大堆银元和金圆券放在桌上，着急地说，这些钱先解燃眉之急，如还不够，还可再说；并特意补充道，蒋委员长非常挂念你的安危，找你找得好苦，让你一定随他飞抵台湾。走时留下了家中电话和住址，且反复叮嘱吴，什么时候想走就给他打个电话，他会立即办理接运手续。CCP地下党侦悉这一情况后，急忙和吴接头，并秘密转移至上海，住址保密，且时常更换，并嘱咐他深居简出，不要接待任何可疑的来人。就这样，在国共两党的炮火声中，吴有训度过了胆战心惊的几个月。
可就在当晚，他收听国民党中央电台时，听到女播音员正字正腔圆地播送着一则寻人启事：“吴有训先生，你在哪里？听到广播后请你马上启程赴厦门，那里有人接你……”这则寻人启事一连播送了好几遍，而且之后的每一天都能听到这段播音，一直持续到厦门被攻破为止，而我们知道，厦门被攻破的时间是1949年10月17日，也就是说，这则寻人启事从夏到秋，一直播送了将近5个月，共146天。
我不知道吴先生当时蜗居在上海，每天听着他效命22载的政府败退时的召唤是什么感受，我只知道，我看到这里，内心竟升腾起一种莫名的感动。这个政权不管它此前有多少过错，不管它曾在它的百姓面前犯下多少重大的罪孽，但现在它败退了，尽管你可以说这种败退是咎由自取，但无论如何，他在兵败如山、仓皇辞庙之前没有仰仗残余势力自顾自地逃命。它知道这个世界上，除了黄金、权力、美人而外，还有比黄金、权力和美人更值钱的东西，那就是文物和知识分子。文物是死去的知识，知识分子是活着的文物，两者是二而一、一而二的关系。而一个政权尽管它的军队，它所仰赖的官僚体系已彻底朽坏，贪污成风，贿赂公行，但它在自顾尚且不暇之时，没有准备将它的知识人和祖先留下的宝贝丢给敌人和瓦砾，而是尽其可能地用飞机、用大炮护送到它的臂力能够保护到的地方，就说明在这个政权的核心价值观里，有某些超越世俗的东西。那就是对文明的敬畏，对人类智慧凝结而成的死的活的文物的虔诚守望，而从本质上讲，守望文明，就是守望高过诸天的上帝赋予人类的属灵品质。正是有了这种守望和敬畏，才使得一个民族几千年来历经无数兵燹祸乱而文脉不断，才使得一个种族的先知用生命和鲜血积淀下来的精神之花，没有彻底死在腐败的政治中，而是像神灯一样照耀着它的子孙。
以文章开头讲到的吴有训先生为例：146天的电波召唤－－请原谅，我几乎要说它是“永不消逝的电波”－－并没有挽回他对在其治下生活了53载的政府的信心。他决定留了下来。新政权立即任命他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职位仅在以大声赞颂为能事的郭沫若之下。
作为中国第一个核科研计划的制定者，第一个电子技术的探索者，以及金属物理学的创始人，吴有训的真正愿望是全面参与国家原子能的制造和开发。但在新政权看来，他只不过是一名同路人，不要说直接参与制造和开发，就是由他参与创建的一系列研究所都划归军事部门管辖，他昔日的学生，现在参与制造的科学工作者，一个个都进入了保密状态，谁也不肯向他透露有关数据以及重要的理论细节。可以想象，这对一名有着强烈创造欲和自尊心的科学家来说，内心该是一种什么样的滋味？
作为个人，他当然无法反抗这一套内外有别的制度。为了能够直接参与机要，多做实事，吴有训产生了一个天真的想法，那就是尽快入党，让党认为自己是一个“自家人”。果然，吴有训的要求很快就有了回音。只隔了3天，组织上就把吴有训的大女儿，正在北医大第一附属医院工作的CCP党员吴希如请去，对她说，回去做做你父亲的工作，党非常重视并赞赏他的进步要求，但党认为，他继续留在党外，比入了党更能发挥作用。
1964年10月16日下午，在罗布泊上空，突然划过一道明亮的闪电，一团巨大的蘑菇云带着中国人饥馑的梦魇腾空升起。当晚，吴有训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听到了这一消息。这的确是一条令当时许多中国人兴奋的消息。不过，与一般人比起来，吴的心里除了兴奋和喜悦之外，还多了一份失落和苦涩。从1946年制订“数理化中山计划”，到派赵忠尧、毕德显赴美参与加速器研究并购买器材，到自己亲赴美国考察研究，到出任新中国第一任原子能所所长，数十年来，他做梦都想着有朝一日，能亲自参与研制中国第一颗原子弹，但仅仅因为身份原因终于未能亲与其事。他安慰自己说，这颗原子弹差不多都是出自他的学生之手，是他的学生们替他圆了中国原子弹之梦。
在陪同周恩来、陈毅、聂荣臻接见科研人员时，周恩来请他讲话。望着满堂熟悉的学生面孔，他讲话时竟脱口喊了一声－－“同学们”，等他猛然意识到“不合时宜”，有点尴尬地改称“同志们”时，下面的“同学们”已然响起一片“嗤嗤”的笑声－－吴先生潜意识中还以为讲话的地点是在中央大学的礼堂里。
“文革”期间，他本人虽未受到冲击，但他的许多科学同道都被圈进牛棚或身陷囹圄。尤其是他1949年以前的最重要伙伴叶企孙因“特务案”被捕入狱，更令他倍感伤心。出狱后，叶先生孑然一身，贫病交攻，流落在北京海淀街头。一单位职工因探望叶先生而受到“专政”，其亲朋好友也因惧怕祸延自身，不敢与其接近。吴有训知道后，偕夫人至海淀街头等候，終於有一天在街角碰见。他紧紧握住老友的手，欲语泪先流，对视良久，他掏出一叠钱塞給叶，然后默默地离开了。只是不知道，在和老伴回去的路上，面对着满街的大喇叭，他有没有想起20年前那场持续146天的广播？
狄马，江湖烟雨夜读书，原出处标注：本文有删节。
漫漫长夜 110 冰城之旅 5
仪器车间有三十多名技术员和工程师，我都看过他们的档案。从档案中我总结出几种现象：
那些大学毕业的技术员，其高考成绩相差很大，总分有五百多分的，也有三百多分的，这说明人的智力水平很不一样，中学的根基也不同。
那时，中共建政不过十五六年，有些人的家庭变化很大，有名技术员的爸爸在抗日战争后曾任善后救济总署的专员，1949年以后回乡务农，不会干农活，挣不出自家的生活费，这位技术员从大学毕业起就担负起赡养父母的责任。
有位党员技术员，多名家庭成员既是知识分子，又是老革命，地下党。1957年大多落马被打成右派分子，这位从学生时期就入了共产党的人，似乎看穿了一切，很消沉，我也十分理解，从来没有为难过他，后来还成为好朋友。
有位朝鲜族的技术员，从他的档案看，有两个哥哥参加了"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且死在了那里，他自己写的材料记载，何年何月何日，什么人通知他大哥牺牲了，又在哪年哪月哪一天，什么人告诉她二哥也死了。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因为有一次要派一名技术员参加北京的一个展览会，我觉得他去比较合适，有位队长对 我说，"他两个哥哥的问题，你没考虑？" 我说："按他档案记载，他两个哥哥都死在朝鲜" 队长说不是，我去保卫科借他的保卫档案，却又不借给我看。我估计他的两个哥哥并没有死，而是被俘后选择去了台湾。如果真的是这样，1988年以后，两岸可以来往了，他两位哥哥的<复活>，应是他家的大喜事。
mercredi 3 décembre 2014
漫漫长夜 109 冰城之旅 4
孔夫子说： 食色性也。 民间俗语说：饱暖思淫欲 饥寒起盗心。从我在哈量的经历看，确实如此。
我遇到的那个党支部书记，出身微寒，河北人，十几岁时闯关东到了黑龙江的鹤岗煤矿，给把头当小厮，当马弁。投靠共产党后，一路蹿升，当上了车间党支部书记，算是科级干部了。此人淫心很强，当小厮时就和把头的姨太太关系暧昧，我们知道的他当干部后第一件事是把他的小姨子(妻妹）给搞了，在他的档案里有他妻妹写的一篇检举材料，向"组织"报告被他姐夫奸污的全过程，其中的一些细节，看得我面颊发烧，因那时我还没结婚。这支部书记一家和另一家人关系密切，这另家人的男士是省篮球队的成员，女士在哈量行政部门工作，有一次男士到关内参加比赛，支部书记利用此机会又把朋友妻搞了，等男士回来，妻子如实向他报告过程，运动员把支部书记请到家中质问他，支部书记哀求他说："你打我哪儿都可以，求你别打我的脸!" 运动员不听他这一套，左右开弓，一边一个嘴巴子，把两边的脸都打肿，命令他立刻去向党委书记康克报告，于是这位支部书记被撤了职。车间的职工说，书记的办公室是撞锁，没有钥匙进不去，他经常邀女工进去谈话，究竟搞什么名堂，别人不知道。
车间有名质量检查员，有妻子儿女，日子过得很平静，平时也显得与世无争的样子。我们忽然接到一封检举信，是一位没念过书的女士让她儿子写的，揭发当年这位质量检查员当兵时，住在这位尚未结婚的女士家中，如何猥亵她的过程，她儿子尚在读小学，有些字不会写，是用拼音代替的，这女士说，被这人猥亵以后，总觉得对不起自己的丈夫，一直发展到后来精神恍惚，不伸冤不能安心过日子，时隔多年，她是经过多方努力才打听到这位质量检查员下落的。我收到信后，认为不会有假，便找这位质量检查员谈话，也找了几位积极分子与他一起开会，让他交代男女关系的问题，他交代了四五件事，我说还有没交代的事 ，直到最后谈出这事才算罢休，他非常害怕他妻子知道他的这些丑行，但他没有想只为满足自己一时的情欲，害了这位不幸女人一辈子。
车间主任有点心理变态，他是结过婚的，育有一子，妻子也在厂里工作。但他每次到北京上海出差，总要买些女装和假发，等夜深人静时，穿戴出去走一遭，这是他最大的乐趣，妻子发现后，往往是把他买的女装剪碎，把假发烧掉，于是二人有一段时间的捉迷藏游戏，他买来后藏到妻子不易找到的地方，比如缝在被子里。一旦有机会他就穿出去走。夏天夜晚，有些人坐在楼前乘凉，时不时地看到这个楼门里走出完全不相识的女子，有人觉得奇怪，曾跟踪过，发现这女人绕个圈子后又回到楼内，甚至有人以为是特务活动，妻子受不了他的怪异行动最终离了婚，他便带着儿子过。厂党委也知道这事，和他谈过，他倒也坦白承认有此癖好，但也止于是癖好，他人无权干预。
mardi 2 décembre 2014
漫漫长夜 108 冰城之旅 3
哈尔滨是黑龙江省省会，也算是个不小的城市，我在那里将近一年半，却看到了我在北京看不到的穷困。有几个实例可以说明：
我们仪器车间工作队有一当地人，是个五级工，他的家离哈量较远，我问他为什么不搬到哈量宿舍和我们住在一起，他说没法搬来住，因为我家四口人只有两条被子，老婆和我用一条，两个女儿合用一条。如果我带一条被子来，她们三人只剩一条被子。
同一工作队还有一杨姓同僚，回族人，是哈尔滨电机厂的技术员，中技校毕业，工资很低，家中有父母，妻子和一个男孩，妻子没受过什么教育，在电机厂食堂当临时工，有个妹妹读技校。杨的爸爸原是摆小摊卖羊霜肠的，年老不能再做了。全家的负担落在老杨一人身上，老杨也是住家里，每天骑自行车上班，从不在食堂吃饭，而是自己带饭吃。四清开始后约半年，老杨的妻子又生了第二个孩子，还没满月，老杨生病住院，没几天突然大口吐血死了!
他的妻子因生孩子丢掉了当临时工的机会，全家顿时陷入困境，他的妻子带着两个孩子来哈量四清工作团求助，这里的人也给不了他帮助。着妻子说得也很坦白，"没生活来源只能逼我再嫁!" 但老杨的父母呢？
仪器车间有一位烧锅炉的老工人，将近六十岁了，还是河北人，早年当过兵，做过小生意，无一技之长，最后到哈量烧锅炉，工资显然高不了，年轻时无力结婚，中年以后，在哈尔滨找了一个寡妇，这女人的前夫是山东人，闯关东到了哈尔滨当建筑工人，不幸染病死了，留下妻子和一儿一女，无以为生。这女子带着儿女和烧锅炉的结了婚，谈不上爱情，无非是找碗饭吃。这女子对老头管得非常严，工资和奖金全部交出来。闹矛盾时，这女人还让儿女打他。工厂偶尔发些特别的福利，老头子藏起来不交，方便时喝口小酒，这便是他最幸福的时光。这老人很和我说得来，谈到痛心处 免不了掉几滴眼泪。有时我想，如果他一直保持单身，日子将如何？老了再弄个家，是生理需要还是心理需要？等于是戴上个枷，我也弄不懂!
四清工作队员要两人一组探访所在工作片的职工家庭，所以我常陪人访问技术室以外的人。到过一些工人的家庭，看到他们吃饭时，全家围坐在一起，五六个人 只吃一盘菜，象征性的有菜而已。我们拜访过一个杂工的家庭，所谓杂工是指非技术性工种，如清洁工，搬运工等。他们收入低却往往家中人口多，需要申请工厂补助，记得他们住的那一排平房，大都是
"补助户" 这些人之间还互相监督，攀比；他们没有厨房，天暖的时候在门外做饭，谁家炒菜多放了一点油都有可能遭到邻居的举报，我们去访问时，有人喋喋不休地讲邻居如何骗取补助，我们也只是听听而已，人的恶彰显无遗。
仪器车间的加工间有一个女工，原是车工，因经常流血不能久站，车间照顾她安排她打扫卫生 ，住在哈尔滨的郊区，我们去访问时，看到她住的村子和华北江南很不同，村中谈不到街道，孤零零地有几个土堆起来的"房子"，很矮小，没有院子，进门一条大炕，门窗很小。这女工的爸爸早死了，妈妈只有一条腿，另条腿有半截义肢，行动很不方便，母女二人靠女工每月40元工资维持生活，天暖时老太太可以卖卖冰棍，她说等瓜上市时，冰棍生意就差了。家中连个喝水的杯子都没有，我们去访问，女工还要到邻居家借两个杯子招待。
lundi 1 décembre 2014
转帖<民主中国>一篇文章
按： 我在哈尔滨参加<四清>时，遇到的所有案子几乎都涉及到"男女关系" 今天看到<民主中国>上的一篇文章，谈到性，通奸和爱情，现转帖在这里。
| 老愚：性、通奸及爱情神话 |
| 作者: 老愚 |
新近落马的山西二名女官员，因被当局戴上“通奸”的帽子而备受瞩目。自2014年夏天起用的这项罪名，总算实现了“男女平等”。
“通奸”是曾经的法律用语，该罪是对冲破婚姻和道德约束者的严厉审判。将因情而生的两性关系贬称为“奸”，足以显示立法者强烈的道德立场。奸者，不伦之性关系也。在文学家笔下，不道德的行为背后，人性的迸发与挣扎，才是重点。由恋爱、婚姻一路下去的故事，不免令人乏味，“背叛”才是吸引人的主题。诸多规行矩步的人，也乐于观赏别人斑斓多姿的情感风景。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前的中国，“通奸”是一件大罪，足以令当事人身陷囹圄，身败名裂。1997年新《刑法》废除此罪，代之以“重婚罪”。赞之者称这是尊重性自由，不以法律越俎代庖道德之事；毁之者则言，就此将打开潘多拉之盒，性魔鬼将肆虐神州。十七年来的社会演变，似乎印证了反对者的预言：中国正处于空前的性混乱，忠贞是忠贞者的墓志铭，放荡是放荡者的通行证。在解除对配偶的忠贞束缚之后，人们进入了“我的身体我做主”的自由状态。
但废除通奸罪并非肇因，人性沦丧、道德大崩溃才是性混乱的根源。道德是法律的基础，一个无道德社会，法律注定形同虚设，无论其法律条文何等繁杂严苛，都难以发生实际效用。
按照法律解释，通奸是指已婚人士与配偶以外异性发生性行为，其要点是：双方自愿发生性关系，无欺诈、胁迫之因素。在一个人性正常的社会里，取消通奸罪确实是一大进步，它保护了公民的性自由权利——法律从道德领域退出，让舆论及道德约束维持两性关系的稳定。
在中国，官员与异性的通奸，却属于一种特别的情形。貌似你情我愿，情至性起而同床共枕，实则是权力与色相互为诱因的合谋，双方都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为了什么在做，其中的交易动机可谓心照不宣。看似两人的私密行为，其实是权力与性赤裸裸的勾兑。
本应自愿产生的自然而然的两性关系，变成了直接的利益博弈游戏。在诸多情形下，官员是唯一的赢家，因为他付出的仅仅是权力成本而已，那是由沉默的纳税人支付的。
官员对性的追逐和获取，几乎毫不费力。他们不需要付出额外的努力，不需要展示个人魅力。美或丑、有无气质，这些不可或缺的性吸引元素一点都不重要，因为他们浑身散发着迷人的光彩——不受限制的权力，会让人产生绝对的自信与魔力。他们几乎是手到擒来，对权势者性邀请的拒绝，是要付出巨大代价的。
毋庸置疑，委身雄性官员的那些女人，当然是这个腐烂社会的寄生虫，放荡就能获得他人劳作一生也难以得到的财富和享受。就欲望的满足而言，雄性官员与女通奸者都是大赢家，他们是权力所有制社会财富分配模式的最大受惠者。
官方高调使用“通奸”一词，以为给予了官员严厉的处分——甚于对老百姓的性道德要求，实属高举轻打，既淡化了性腐败的危害——剔除了权力的主导诱因，又免除了官员的道德负担，甚至还会让人们对通奸者产生“性情中人”的误判。该罪名让人们误以为“通奸”双方是“两情相悦”，这无疑给权力与性的交换涂上了一层浪漫的光泽。如此一来，一桩桩无耻的权力交易，摇身一变而为普通的性爱绯闻。毫无疑问，官员是此种污名化的受益者。
愿意被通奸的女人，绝对是性交易的受益者。她们知道怎样通过委身官员而获取最大的利益，她们轻而易举获得了切切实实的好处，同时还享受着权力的庇护。相比丰硕的收益，不道德的罪名可谓轻如鸿毛。
通奸的后果，如果说有的话，那就是：当官员满足不了女方的利益需求之时，你情我愿就变成了诱奸、欺骗，甚至演变成床上反贪的闹剧。要想通奸顺畅，官员须在上升通道中运行，并有足够彪悍的主宰能力。
“与多名上下级保持情人关系”。二女官员的“通奸”丑闻，提供了观察中国官场的另一个视角。在雄性官员占支配地位的社会，必然出现越来越多的雌性官员，此乃“日后提拔”之后果也。越来越多的雌性官员又是通过何种方式不断高升的呢？答案是与上司保持性关系。这种无条件顺从的性进贡，正是上司所需要的放心礼物，更重要的是，女方可以借此保持与通奸者的亲密感，最终成为权力链条上的知己。至于与雄性下级保持性关系，当是雌性官员征服欲的需要，她们要通过捕获尽可能多的下属来证实权力的威力，无须讳言，当然也是为了满足亢进的性欲。因为，性欲与权力成正比。
洪水般泛滥的官员通奸丑闻表明，中国官场已处于绝对无道德状态：权势阶层业已取得逾越道德和法律的特权，获得了空前的自由交配的权利。不受约束的权力，把一个个系统和单位变成了自己的性部落；普遍存在的赤裸裸的性勾兑，编织起性-权力分配王国。糜烂的权力，加速整个社会的流氓无赖化进程，并彻底摧毁了残存的一点廉耻和道德。
“通奸”，这个附着于失势的道德指控表明：一个官员若没有别的问题，性就不会成为政治炸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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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漫长夜 107 冰城之旅 2
<哈量>四清工作团各路人马到齐之后，先开工作团的会，由哈量党委书记康克介绍厂里的全面情况，提到过去的一些案子及其处理。我记得比较清楚的是仪器车间党支部书记李XX乱搞男女关系被撤职待处理，团委书记被查出和一女工同宿在一个被窝里，人们指控他乱搞，他说我们就是睡在一起，没发生任何不轨之事，因此，厂方也不能处理他，还有就是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有人上山打黄羊引起的问题等等，他讲完话之后，工作团党委书记上去讲，说康克同志所讲的只能做参考，事情还会有发展。这之后就召开全厂大会，动员开展四清运动。
1954年我离开重工业部化工局太原工程公司进北大读书，十一年之后到<哈量>四清，我逐渐发现，这期间企业文化已发生很大的变化，企业领导层已经帮派化，各层干部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职工津津乐道党委书记如何排除异己爬上高位，工厂党委书记和厂长之间如何勾心斗角，书记手下的四大金刚是谁等等。所以我认为，在这样的背景下，想在半年 一年内把工厂的盖子揭开，达到四清目的，简直是痴人说梦。何况，四清工作团是匆匆组成的，人员来自四面八方，其中的一些人并不一定比哈量职工觉悟高，做出的事也未见得能服众。因此，到这里来，对事不必认真，也不能认真。对人却一定要真诚。
仪器车间的前任党支部书记因男女关系问题被撤，放在其他车间劳动。现任党支书是转业不久的一位军人，农民出身，姓卢，单纯朴实，得到工人们的拥戴。车间主任姓什么，忘记了，是个悲剧性人物，出身高级知识分子家庭，自己却落得在工厂里混，入了党，被认为无进取心，这车间的产品技术含量高，任务重，这位主任却不是党委书记帮派的人。副主任姓许，上海人，中技校毕业，人极聪明，野心勃勃，正在积极争取入党，技术室主任是车间副主任的同学，姓谢，属于踏踏实实干活儿的人。
从我1951年考学开始，就成为被整的对象，深知被整的滋味，从思想观念上就自觉的站在被整之人的一边，现在，我到技术室，等于是衔命审查这里的人的，如果心术不正，免不了会滋生整人的念头，所以我一直警戒自己，凭良心做事，一定要公道。和技术室的人打交道我也保持平时行事为人的本色，绝不张扬，因此，一年多下来，和几乎所有职工的关系都好，离开那里时，技术室的全体人员在厂前与我合影留念，这是一百余名四清工作队员唯一的。
遇到的许多事情令我印象极深刻，至今难忘，也就成了今日与众人分享的内容。
dimanche 30 novembre 2014
巴黎华侨教会法语部两负责人编造谎言欺骗会众两周年之际 致华侨教会负责人的邮件
巴黎华侨教会国语部各位执事 并请转法语部各执事， 你们好 主内平安!
明天是2014年12月2日，两年前的这一天，
还有， 五年前 2009年11月华侨教会召开国语部会员大会对国语部传道人柯志
国语部 法语部的传道人都有说谎骗人的记录 这说明设么问题呢？!
漫漫长夜 106 冰城之旅 1
<四清>和许多名词一样，是中共治下，特定时间的产物。现在中国的年轻人不懂，外国人更不懂，所以先要介绍一番。
<四清>正式的名称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指的是清政治，清思想，清经济，清组织。至于中共高层是怎么搞出来的，非普通百姓所能知晓。从文件和一些蛛丝马迹得知，毛和刘对四清的态度有根本的差别，<四清>的根据就是中共中央的一份文件，具体的名字忘了，简称二十三条。
四清分成两大块，一是工厂企业，一是农村。鸡鸭院派出的人，一部分去农村，一部分去部属工厂。去农村的要和农民同吃同住，无论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都差。我有幸被派到哈尔滨量具刃具厂参加那里的四清。1965年8月初出发，原说半年可以结束，后来一再延期，直到1966年8月文化大革命爆发还没搞完。文革开始后，四清不能继续了，我们于1966年年底才回到北京。参加四清，丰富了我的人生经历，使我明白了许多的事情，因此可以说收获很大。
哈尔滨量具刃具厂四清工作团的党委书记是哈尔滨市副市长王(名字忘了），团长是机械工业部对外司副司长钱铸帆，参与的有哈尔滨电机厂，哈尔滨锅炉厂，机械部，机械部二局，阿城继电器厂，鸡鸭院等数个单位。约有一百多人。
哈尔滨量具刃具厂是根据1956年中苏协议，由苏联援建的156个大型建设项目之一，规模很大，当时有四千余职工。分成许多的车间。四清工作团按车间分成工作队进驻，我被分配到仪器车间，负责仪器车间技术室的四清。这技术室有三十余名技术人员，中年的以中技校毕业生为多，年轻人则大多是大学毕业生。
我们是1965年8月6日到哈尔滨的，这是我第一次出山海关进东北。这城市有点像天津，街道整齐清洁，建筑物大都是三四层的楼房，地面则是整齐的石块，那时我还没到过巴黎，无法用它与巴黎相比较。我们都住在<哈量>的集体宿舍内，四五个人同住一间。在职工食堂用餐，物价和北京差不多。参加四清不算出差，没有任何的补助，一家人分成两地，花销自然增加，使家中的经济情况有如雪上加霜，但这是没有办法的事，只能忍受。据说那里冬季的温度可达零下三十五度甚至更低。脚部如何御寒成了问题，北京的棉鞋都是塑料底，在哈尔滨穿出去很快就裂开了。
samedi 29 novembre 2014
漫漫长夜 105 鸡鸭院 20
一九六四年，沈增祚工程师给我一张票，是科委举办的一个报告会，请钱学森讲科学研究后方的问题，这票是发给处级以上干部的，沈增祚拿到票后因有事去不了，让我代他去听听。那时我对钱学森还没太大的恶感，这次他讲的也还切实。他讲除了在一线的研究人员外，科研机构的后方也很重要，要与一线研究人员配套。后来他的这篇讲稿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似乎上面也要求各研究单位本着讲话的精神执行。
没料到这事竟和我扯上了关系。鸡鸭院的资料处有个情报组，原有人员都是从前的俄文翻译。没有专业人才。鸡鸭院为充实情报组，要调入一些研究人员和其他语种的人员，于是把我选中了。1964年我正式调入情报组，是唯一能读英俄法文的人。同时调入的有学机械的，锻压的，铸造的，化学的。人员组成仍是以俄文翻译居多。
从一个以学物理者为主的群体突然走入一群俄文翻译中间，确实感到很不适应，说白一点，就是觉得周围的人俗不可耐，无论语言，见识和人品都是如此。情报组这许多人，只有一个共产党员，围绕在党支部周边的积极分子却很多，无论他们如何努力，却总也入不到党内。后来有高人告诉我，党员和积极分子之间的根本矛盾是先天的，因为已经进到党内的绝不愿意其他人也成了和自己一样的人，所以看他们搞来搞去也蛮有意思的。资料处的处长姓刘，原是保卫处长，后不知为什么被贬到资料处，是个啥也不懂且不想懂的农民出身干部。架子很大，无论在路上，在楼道里对面相逢，从不招呼亦无笑容。情报组的一位资深俄文翻译，每见到这位处长便胁肩谄笑，脸上的所有皱纹都舒展开来，有时我替他担心，如果连括约肌都舒展了，后果将如何？
资料处也有位主任工程师，原是搞金属冷加工的，动手能力很强，据说可以达到八级钳工的水平。土生土长北京人，北大机械系毕业后，应聘到广西大学，贵州大学任教带学生的金工实习。因他出身是<城市贫民>，又无政治历史问题，社会关系也极简单，这在他那一代人的读书人中是很少见的，所以成了能够出国的少有的人选之一，只要有机械工业方面的出国任务，不管与他的业务方向有无关系，他定是代表团成员之一。他和我相知甚深，有通家之好。听他说吃西餐很有意思，他巴西餐归结为只有一块肉，他说有一次去奥地利，是奥地利的副总统接待中国机械工业代表团，这种规格的晚宴，也不过是一块肉。
我是1964年9月去情报组的，一年后被派往哈尔滨<四清>，离开这些人很开心。
文化大革命之中和之后，有些物理组的同事和情报组的同事遭遇很悲惨，以后会逐一介绍。
vendredi 28 novembre 2014
漫漫长夜 104 鸡鸭院 19
制造飞机，大炮，机器都是用金属材料，如果某人想用豆腐做机床，人们一定会说他脑子有问题，这里就引进一个材料强度的概念，用金属做飞机大炮和机器是因为金属比豆腐结实，用科学的术语说就是材料的强度高。人们也不用陶瓷做机床，因为人们知道陶瓷强度高，但抗冲击的能力差，给他一锤子，就碎了。这又引进一个冲击强度的概念。
如果用原子间结合力计算，金属材料的强度应该比实际的强度高出一百到一千倍。为什么呢？二十世纪初，英国人Griffith 提出微裂缝理论，即金属中存在着各种微小的裂缝，这就使得金属材料的强度比理论强度低了许多。但后来再深入的分析表明，如果使金属的实际强度比理论强度降低百倍或千倍，金属内部的微裂缝应可以用肉眼看到，所以Griffith的微裂缝理论不能解释金属的强度问题，上世纪三十年代有人提出<位错>理论，即金属中存在着一种特殊的，被称为<位错>的缺陷，它可以移动，增殖和攀移。这理论可以解释金属材料的诸多现象，陆续被学界所接受。可以说，四十年代以后，金属物理界最具活力的研究领域均与<位错>有关。
1959年年末，我参加第一届全国固体物理会议时，科学出版社发给我们的选题计划中有一本书，是法国人Jacques FRIEDEL 的 <Les Dislocations>，是位错理论的一本经典性著作。1962年我结束两年的法语课后，曾通读此书，觉得能读法文原著的中国人不多，有必要把它译出来以飨中国读者，于是和科学出版社联系，出版社很快回信让我试译几千字，我把前言译好寄去，出版社又回信让我译第五章，我知道这是经高人指点，因为全书最精彩的部分在这一章，出版社的编辑们不可能有这样的判断能力。译好寄出后不久就签了合同。
这里要介绍一下Jacques FRIEDEL 是何许人。在Who's who 中可以查得到。他毕业于法国矿业学校(Ecole de Mine) 到英国Bristol实验室师从 Nevill Francis MOTT 读博士，MOTT获诺贝尔物理奖后，说这奖其实应该给FRIEDEL。FRIEDEL是法国科学院院士，瑞典，比利时，巴西和美国的科学院院士，我刚到法国时，他是巴黎十一大的固体物理实验室主任。1989年退休。2014年8月27日逝世，享年九十三岁。他和MOTT是连襟。
1964年我差不多就把这本书译完了，正待整理重抄时，看到国外期刊刊登广告，说FRIEDEL这本书将出英文新版，与科学出版社订的合同规定，翻译期间若有新版，应按新版译。经与科学出版社联络后，原稿作废，等新版书出来后重译。几经周折，终于在1966年8月交稿。大陆中国人都知道，正是此时，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一切秩序被打乱，所有工作都停顿了。出版书籍根本谈不到。 到了1969年我被下放到河南罗山县的五七干校，收到科学出版社的退稿，统一印制的退稿信说：您的著作完成于文化大革命之前，势难满足当前的大好形势，加之，出版社的全体工作人员奔赴五七干校。所以退稿。这稿子是退到鸡鸭院的，应该感谢的是没有丢失一页。
毛死邓出后，各项工作逐步走上正轨，此时又召开了一次全国物理学会会议，金属物理学界的几位学部委员：钱临照，葛庭燧，柯俊和冯端找到参加会议的科学出版社一室主任，强烈建议他出版这部译著。经他们的努力，这本耽延了十三年的译本终于在1979年出版，我的努力没有付诸流水，出版社付给我1800元的稿费，扣除200元所得税，净得1600元，当时我的工资约为百元，这个数目确实令人羡慕。通过此书的编校，我和科学出版社的李义发成了莫逆之交。第一版印了五千册，很快销售一空，出版社决定再印，李义发建议我与作者联络，看他有无新著，此时与外国人通讯，不再被认为是里通外国，我给FRIEDEL写信，很快他又寄给我一份百页的文稿，我把它增补进去，1981年又出版了<位错>一书的增订版。再获800元稿费，用这笔钱给妈妈买了一台国产的冰箱。
李义发对我说：因着文化大革命，仅科学出版社就枪毙了八百五十部书稿，文革后在这些稿子中只选了二十部出版，<位错>就是其中之一。无论怎么说，我都是幸运儿，如果作者没出英文新版，我译的法文版很可能在文革前就出版了，同事们看到我得大笔稿费，文革来了，不要我命也会扒掉我一层皮。
FRIEDEL曾问我愿不愿意来法国工作，那时我的顾虑比较多，婉言谢绝了!
漫漫长夜 103 鸡鸭院 18
六十年代 因中国大陆经历了大饥荒 全民体质下降 遗留了许多慢性病，六十年代后 不知从哪里冒出许多明间的偏方，据说可以治大病。
六零年左右，流传一种说法，是墨鱼骨可以治砂眼。我听说一所小学利用这种方法治砂眼，因消毒等措施不配套，导致眼病流行。有一天我们正上班，卫生所的两位护士来了，端着墨鱼骨等东西，要给我们在现场治砂眼，一位护士检查我的眼睛后说我有砂眼，要用墨鱼骨治。我坚决拒绝，我说斯大林死后，苏共的那些领导人说，要像保护眼珠一样保护党的团结，你想想这眼睛有多重要，我不知道你们的方法是否有效，会不会引致其他眼病，我这一说，把两位护士说急了，还非要给我治不行，我说 如果我有砂眼，我用传统方法治，绝对不用墨鱼骨去刮，争执很久，反正眼睛在我身上，他们也没办法，最后悻悻而去。
大饥荒后，有慢性肝炎的人很多，先传出一种治法是割虎口，男左女右，男人割左手，女人割右手，据说割开有肝炎的人的虎口，会有一条白色筋状的东西，把它挑出来，肝病就好了。一时之间，广为流行，许多同事的手上都缠着绷带。
割虎口之后又流行打鸡血，据说打鸡血不仅可以治肝炎，还可以治许多病，强身壮体。有些同事抱着鸡来上班，请卫生所的医生护士给打，似乎还听说，白色的来亨鸡效果最好，所以人们还互相打听，谁家有白鸡。到了今天，<打鸡血>一词成了<瞎折腾><无名兴奋>的同义语，源出于此。
对这些，我都嗤之以鼻!
mercredi 26 novembre 2014
漫漫长夜 102 鸡鸭院 17
1960年夏 我到二处办公室去办事 看到教育科的一个通知 说北京外语学院附属的外语业余学校招生，每周上课两次 都安排在晚上 分英德法三个语种，学制两年。可以自由报名。我考虑中学时学过英语，看本专业的文献无问题，不需再学。我在北大读书时，在1957到1958年的四年级时，选过一年德语，现在没必要从头学起，于是我报了法语。鸡鸭院的教育科还真的批准我去学了。事后我听说这业余学校给鸡鸭院的名额是英语六人，德语三人，法语一人，报法语的是我和五处的一名已有家室的工程师，教育科考虑到他不一定能坚持两年，所以让我去了。
北大的学生若选第二或第三外语，物理系学生一般选德语，数学系学生则选法语。我觉得读读法语也不错。毕竟，法国出了许多著名作家和思想家如雨果，左拉，福楼拜，纪德，罗曼 罗兰等人。
1960年9月开学，借用北京四中的一个教室上课。周二和周五晚七点到九点。第一学期教我们的是个年轻人，政治上似乎很进步，因为他用法语说大跃进和毛主席万岁(grand bond en avant，vive le Président Mao）时，那神情；那手势简直就像陶醉了一样，他说这一届有两个法语班，一个班是周二和周五上课 另一班是周一周四上课。读完一个学期后，有些人读不下去了，两个班合并为一个班，这位年轻教师不教了，改由中年教师范本厚教我们。每周一和周四上课。第二学年改在和平门外北京师范大学的一个教室。一直到两年学完。
我们用的教材和北京外语学院本科生的教材完全一样，只是练习口语的机会较少。1958到1960这一届每次上课是三个学时，有一个学时听录音练口语，我们这一届正是全国民众挨饿的时期，所以每次只有两个学时，取消了练口语的时间。
北大的同班同学吴辉钊的尊翁曾留学法国学医，当他知道我学法语时，他也想学，于是我每次去上课时和他同行，让他也混进去。教课的老师也认不得那么多人，居然上了半年的课 第一学期期末考试，他也搞了份试卷， 成绩还不错，第二学期开始时，范本厚先生爱才，竟让他正式注册成为我们班的一员了。
人的智力和努力差别很大，我们是在工作之余学的，复习作业也都用业余时间，学的成绩应说不错。第一学年的班长是一位年轻女士，中共党员，北京广播学院的教师，她是由单位派出来作为工作任务学的，学校给她买公共交通月票，那时还没有小型的录音机，用的都是像个小皮箱样的很大的录音机，她可以把教师的录音带借回单位，单位供她用那种大型录音机反复听。这样的优越条件，她竟然学不好，第一学期考试成绩很差，这业余学校考虑她的具体情况仍让他继续读，第二学期考完就不再让她读了。
第一学期开学时，两个班大约有八十人，两年后修成正果的也就三十人左右。即使在这三十几人中间，程度也很不一样。
鸡鸭院是仿照苏联的一个研究院建立的，这两个研究院有许多联络，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初，常有苏联专家来鸡鸭院短期工作，所以鸡鸭院有一批俄语翻译，这批人多是中学程度，在东北经过两年俄语训练后工作的。中苏关系恶化后，不再有苏联专家光顾，这批俄语翻译没得事情做，鸡鸭院就把北京外语学院业余外语学校给我们的名额给了他们，有学德语的，有学英语的，据我所知，学成之后没有什么人能阅读或翻译德语或英语的资料。
转帖<法国国际广播电台> 一篇报道
按语：从这篇简短的报道看，向守信的遭遇和我在教会的差不多，巴黎华侨教会的国语部和法语部传道人都有<编造谎言欺骗会众的事>，数年来，我给历届理事会 执事会写过无数次邮件，希望他们正视这个事实，寻求解决之道，但我遇到的阻挠和这位向守信先生差不多，有的人一心想把水搅浑，捏造事实掩盖真相，把不回我信说成是尊重而不是回避，这简直是滑天下之大稽；竟然还祭出"教会纪律"来吓唬人，企图让我噤声，但我又是个软硬不吃的人，我只服膺真理，不怕威吓。纪律应该制裁的首先应该是说谎的人，用来威吓寻求真相正义的人岂非本末倒置! 偶然看到法广的这篇报道，很有感概，把它转贴在这里，与大家分享!
两年多来，中国官媒经常以中国西北农村的语言习惯，
法广：习近平上台后反腐打了一些老虎，而在中国的农村，
向守信：在我看来，习近平提出“依法治国”声势浩大如雷贯耳，
法广：习近平在“四中全会”提出“依法治国”后，
向守信：我但愿还有很多信心。我在网上发表了“
法广：那您还充满信心继续奋斗，是吗？
向守信：对，我在网上成为“宪法梦的钉子户”，感到非常荣幸。
以下是向守信先生的联系地址： 吉林省柳河县安口镇清沟子村项守信
电话：04357714703 /13404533429 /15526611941
email: 760580430@99.com
向守信：在我看来，习近平提出“依法治国”声势浩大如雷贯耳，
法广：习近平在“四中全会”提出“依法治国”后，
向守信：我但愿还有很多信心。我在网上发表了“
法广：那您还充满信心继续奋斗，是吗？
向守信：对，我在网上成为“宪法梦的钉子户”，感到非常荣幸。
以下是向守信先生的联系地址： 吉林省柳河县安口镇清沟子村项守信
电话：04357714703 /13404533429 /15526611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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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di 25 novembre 2014
漫漫长夜 101 鸡鸭院 16
人们刚从严重的饥饿状态下走出来不久 全中国大陆就开展了全民学毛选，学雷锋的运动，积极分子们欢呼雀跃，用各种方式响应。 仅仅鸡鸭院，二处和物理组就有许多值得记述的故事。
先从物理组说起。到1963年，物理组的人员已经达到十几人，补充的都是大学毕业生，有中山大学物理系毕业的一对恋人，吉林大学物理系的一位女生，同济大学物理系声学专业的一人，南京大学物理系金属物理专业的一人，安徽大学物理系的一人。与化学组的略显平庸的人员相比，物理组的人似乎个个神通广大，不仅当时如此，几十年后的发展也如此。
1958年就来到物理组的一位学热处理的中技校毕业生，此时早已入党，他说过一句话被鸡鸭院的领导多次引用，这句话是：<毛主席著作随身带，见缝插针就读起来>
安徽大学毕业的朱姓同事，学毛著，学雷锋已达到炉火纯青，出神入化的地步。他住在单身宿舍里，同室的人换下来的衣服，他都给洗了，有人衣服的纽扣掉了，他会把自己的纽扣揪下来缝在他人的衣服上。弄得同宿舍的人换下衣服来或是立刻洗了或是设法藏起来。他每天下班后都到办公室学毛选。经常给上面写学习心得。那时中国人的英语水平较差，科委情报所组织懂英语的人翻译出版每期的<原子能文摘>，我是早期应聘的译者之一，每月译三四千字，约可得二十元左右的稿费，对生活不无小补。大概到1963年，科委情报所要扩大译者群，寄给我十张表格，让我推荐合适的人，出于对这位同事的关心，我给他一张表格，过几天后，他把这表格退还给我说：我的业余时间要学毛选，不能做这事。机械工业部发现了这棵好苗子，在北京专门为他办了一个展览，命名为<活雷锋展览>，这位同事以此为起点一路攀升，据说退休时已达副部级，这是学毛，学雷成功的一个例子。
另一例子不太成功，还略显灰暗。事情的原委如下：有一段时间每周六下午不工作，是法定的学毛著时间，人们可以自愿地组成学毛选小组，人数不限。我们都是凑几个人应付差事了事。二处有一位被认为"又红又专"的偶像，其实呢，据他的同行说，他是名校毕业，读的却是两年制的专修科，业务上什么都不懂，只因为紧跟，一向"政治正确"，受上面吹捧出了名，此人姓S，男性。我们物理组一位女士非要和他组织一个二人的学毛著小组，真的就组成了。二人经常在周六下午到S家中<学毛>。S的妻子在北京一家工厂当技术员，有个周六下午她突然回家，撞见这二人在<学毛>，怒从心中起，恶在胆边生，一个耳光把这女士煽走了。后来这件事传得鸡鸭院无人不知。连我这闭目塞听不关心鸡鸭院事情，又不住在院内的人都听说了，可见其流传之广。
有一次我们物理组开会时，这位女士说：＂王煜这个人和我们新社会格格不入!＂ 我一听，觉得她说的太对了，但表面上还要和她争辩几句。这就是人的恶。
有一天早晨 我到北大医学院口腔医院看病，遇到二处新提拔的一位女性副处长也在候诊，在昏暗的楼道里她正读毛选，有本单位的人看到她，当然会很高兴。但她遇到我和不遇到我一样，我从来没有传扬她的这一事迹。直到今天我才写出来，早已事过境迁，明日黄花了。我也不知道当初她会不会因我没宣传他的事迹而对我怀恨在心。
漫漫长夜 100 鸡鸭院 15
我到鸡鸭院不久， 就接到中科院的通知， 说将于1959年年底在北京西颐宾馆召开<全国第一次固体物理会议>，我们一切都处于草创阶段，肯定没有文章可以报告，却给了我们三个名额
出席会议，开会时，我们物理组去了三人：莫斯科钢铁学院毕业，早我半年来到鸡鸭院的王燕文，一位张姓女士和我参加了会议。
中科院副院长吴有训，物理所的钱临照，沈阳金属所的葛庭燧，北大的周培源， 叶企孙，黄昆，北京钢院的柯俊 肖纪美等人都参加了会议。南京大学的冯端应该也出席了，但那时我不认识他。
除大会报告外，一般是分组开会，我们自然参加金属物理组的讨论，在这个组里，吉林大学的几位与会者出尽了风头，他们搞出一个铁钨硅系列，写了几篇文章。相形之下，北大物理系的物理专业有些黯然失色。
会议开完，还组织代表们参观中科院的几个研究所，王燕文去了自动化所，我去了物理所。那时正是三面红旗大跃进之后不久，物理所的口号指标还相当"时髦"。
中科院下属的科学出版社也派人参加会议并发给每位代表一份<选题计划>，希望代表本人或推荐他人翻译<选题计划>所列的书。
正是这一机遇，改变了我的人生走向。以后会慢慢看到。
dimanche 23 novembre 2014
漫漫长夜 99 鸡鸭院 14
1958年是大跃进的高潮，干了许多不可思议的事情，详细说起来太多，可以写几大本巨著。这里我想要说的是和我有直接关系的事。
1958年要实现全民办教育，中央指令，所有的科学研究机关都要办大学，于是就有了遍地开花的各种大学和学院。比较有名的是中科院长春光机所办了个长春光机学院，一直存在到今天。鸡鸭院也仓促上马，奉命办起了<北京机械科学技术学院>，这校名叫起来都很绕嘴。鸡鸭院的人都戏称 它为<北新桥大学> 因它的校址在北京的北新桥。
这个校址很有来头，日本占领时期，这里是<满铁>所在地，日本投降后成了民国时期的<七十兵工厂> 这两个单位在当时都有许多的特权，他们的职工在社会上可以横行霸道，一般市民不敢惹他们。中共建政以后，这里曾是机床研究所，后因机床所机构扩大，迁到密云去了，几经周转，1958年成为<北京机械技术学院>的所在地。
1958年各高等学校都扩大招生，各地又新建了许多大学或学院，那一年的高中毕业生供不应求，据我所知，北京搞了个第三批录取。像北新桥大学取的学生都是经第一批，第二批录取淘汰下来的最差的学生，这还没有招够，又动员一些中技校的应届毕业生来学习，这仍然不足额，后采取随到随考的方式招生。预先准备好一套试卷，考生可以单独来应考。据说张之洞的孙女曾来应考，考试成绩非常出色，但因其父的政治历史问题而未能录取。学生的水平两极分化，绝大多数智力低下，少数是有才华但因家庭政治历史或本人思想意识等问题未被名校录取而落入这等学校的。比如学自动化的王达，是北京四中的毕业生，据说他爱发牢骚说怪话，第一批第二批都未被录取，最后被<北新桥大学>取了。他的智力比同侪学生高出许多，围棋，象棋都下得好，会下盲棋，据说在徐水那块地劳动时，躺在被窝里和一人下盲棋，令他人叹为观止。王达和我儿子是忘年交，是围棋棋友。还有一位非常优秀的女生，她父亲早年留学苏联，是著名的托派分子，所以女儿考不上好大学，在当时的环境下，北新桥大学能给她一个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也算不错了。比起张之洞的孙女幸运多了!
这个学校的教师都是鸡鸭院的研究人员，被打成右派后降为副总工程师的雷天觉特别重视数学教育，他虽是学机械工程出身，却主动承担一年级的高等数学课程，给他们讲微分积分，学生素质不强，到底能接受多少就不知道了。
我教的那个班是金属热处理专业，。有三十几名学生，大部分学生原是北京一个企业管理学校学会计的，他们没受过一般高中的数理化的训练，我教的是他们毕业前最后一门课---金属X射线学，他们学起来很困难。
给我安排的课很紧，每周一三五上午两节课，周三下午答疑。每次答疑，一位矮个的女生总要缠我一个多小时，直到她离去，我相信她还是没懂。
北新桥大学只办了一期，1958年招生，1962年毕业，毕业后这所<北新桥大学>也就寿终正寝了。可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这批学生的命运却很不错，大部分分配到鸡鸭院或鸡鸭院下属的几个研究所。这些人搞业务当然不在行，搞政治却蛮有一套，有的当了人事科长，研究室的党支部书记，副所长等。目前都已经退休了。毛死之后有一次调工资，硬性规定按参加工作的年份划线，1958年考入清华北大的都是六年制，到1964年才毕业，北新桥大学这批人1962年就毕业了，他们的工资都比名校毕业生高了一级。这是毛的<读书无用论>具体体现。
北新桥大学对我个人的意义很大，因为要教这门课，免得我被发配到东北，也可以说这是我人生的重要转折之一。
转帖<纵览中国>刊出的 胡适先生在1941年的一篇讲演
時間：2014-11-18 21:51胡适：纳粹极权主义与共产主义的特征
（这是胡适一九四一年七月在美国密歇根大学所做演讲，一些洞见比哈耶克、奥威尔、阿伦特更早）
伊司曼为了证实他对这巨大斗争所下的判语确极重要，他列举极权主义的二十个重要特点，“其中每一点在共产主义的苏俄和法西斯主义的德意都可找到，而在英美则找不到”。他所开列的二十点，具体说出这两种相反的生活方式，而这相反的生活方式之所以发生，都是由于主义的冲突。我在这里把他的二十点，加以缩短，抄录在下面。极权主义的二十个重要的特征是：
一、狭义的国家主义情绪，提高至宗教狂的程度。
二、由一个军队般严格约束的政党，来执掌国家的政权。
三、严厉取缔一切反对政府的意见。
四、把超然的宗教信仰，降低到国家主义的宗教之下。
五、“领袖”是—般信仰的中心，实际上，他也就等于一个神。
六、提倡反理智反知识，谄媚无知的民众，严惩诚实的思想。
七、毁灭书籍，曲解历史及科学上的真理。
八、废除纯粹寻求真理的科学与学问。
九、以武断代替辩论，由政党控制新闻。
十、使人民陷于文化的孤立，对外界的真实情况，无从知晓。
十一、由政党统制一切艺术文化。
十二、破坏政治上的信义，使用虚妄伪善的手段。
十三、政府计划的罪恶。
十四、鼓励人民陷害及虐待所谓“公共敌人”。
十五、恢复野蛮的家族连坐办法，对待这种“公共敌人”。
十六、准备永久的战争，把人民军事化。
十七、不择手段的鼓励人口增加。
十八、把“劳工阶级对资 本主义革 命”的口号，到处滥用。
十九、禁止工人罢工和抗议，摧毁一切劳工运动。
二十、工业、农业、商业，皆受执政党及领袖的统制。
罗斯福总统指出，民主政治具有生存及滋长的力量，驳斥那种认为民主政治已没落的毁谤。伊司曼是列举极权主义所有而民主主义所无的各种野蛮特点，显示出这种基本斗争的尖锐化。这样清楚的列举出这些持点，是一种可贵的方法，以应付反民主主义的挑战和攻击。
在本文的后半部，我将把民主主义和反民主主义的冲突，归纳为几种更深刻更基本的哲学上的冲突。使民主政治的生活方式，与反民主政治生活方式互不相存的基本观念，究竟是什么？
我们暂且把已成滥调的口号和理想（如“自由、平等、博爱”及“天赋的权利”等）撇开不谈，我认为民主政治与反民主政治的生活方式之间真正的冲突，基于两种基本的矛盾：（—）急进和过激的革命方式，
不同于进步和逐渐改革的方式。（二）控制划一的原则、不同于互异的个人发展的原则。
极权主义的第二个特征，是根本不容许差异的存在或个人的自由发展。它永远在设法使全体人民，适合于一个划一的轨范之内。对于政治信仰、宗教信仰、学术生活，以及经济组织等无一不是如此。政治活动一律受一小组人员的统制指导，这小组的编制，类似军事机构，对于领袖绝对服从和信仰。一切反对的行为与反对的论调，都遭受查禁和清除。在宗教方面，极权主义的领袖们，声称已由传统的超自然的宗教束缚下，解放出来了。同时更尽量对全体人民宣传反宗教的学说，并竭力压制一切自由独立的宗教团体。在学术方面，不准许有思想言论自由存在。科学与教育只占次等地位，党国的权利高于一切，而且思想不得离“党的路线”。在经济方面，政府将一个划一的制度，强加在整个社会上，以期适应其所规定的经济政策。不论是共产主义，或国家社会主义，或农业集体主义，都是政府不容分说，不择手段，强迫推行一个划一的制度。在极权国家内，劳工运动已经不存在了，因为实业与生产都是由政府通盘筹划的。在这个国家里，不许罢工，不许劳工抗议，唯一可能的消极抗议，只有怠工，但怠工是被认为罪大恶极的。
在上述三方面的生活中，规定人民应行接受的“路线”永远是由党、国或领袖来决定。而这三方面又制定为三位一体，名异实同。任何人不准违反党纲或政策。极权主义者说：“个人是没有自由的，只有国家、民族才谈得到自由。”极权主义者为党的绝对正确性而辩护，不允许一切与党义不合的事物存在。他们说：“因为我们深信，我们的一切行为都是正当的，我们决不能坐视我们的邻人也宣称，他们的行为也是正当的。”
正因为这种在生活各方面过分企图划一与排除异己，才把反民主的政治与民主政治的生活方式标出根本的差别来。
民主主义的生活方式，根本上是个人主义的。由历史观点看来，它肇始于“不从国教”，这初步的宗教个人主义，引起了最初的自由观点。保卫宗教自由的人们，宁愿牺牲自己的生命财产，而反抗压迫干涉的斗争。个人按照自己的意思敬奉上帝，乃是近代民主精神在制度在历史上的发端。这种不从国教的精神，也和其它各种自由，有密切的关系，如思想、言论、出版、集会等自由是。根木的问题是，我人企图获得机会，自由发展与表达其自己的感觉、思想与信仰，于是成了一种争取我行我素的权利的争斗。所谓我行我素的权利，是指一种不必墨守成规，不必遵守命令式的轨范而行动的权利。
民主制度，于是在宗教信仰、智识醒觉、政治言论，以及等等一切生活方面，这种“不从国教”精神的产物。民主文明，也就是由一般爱好自由的个人主义者所手创的。这些人重视自由，胜过他们的日用饮食，酷爱真理，宁愿牺牲他们的性命。我们称之为“民主”的政治制度，也不过就是这般具有“不从国教”的自由精神的人们，为了保卫自由，所建立的一种政治的防御物而已。
就是连民主文明的经济情况，也并不是像一般人心目中所想象的一律都是资本主义的。私人的产权与自由的企业之所以能够长久维持，由历史看来，都是因为这两种制度，具有充分的力量，帮助个人的发展；都是出为这两种制度已使一种极高的经济福利标准，有实现的可能。
（节选自The Conflict of Ideologies，是胡适一九四一年七月在美国密歇根大学所做演讲）
胡适，《纵览中国》，原载：The Conflict of Ideologies
转帖<华商报>一篇报道
其实 这位余万里是个笨人 搞女人落了个身败名裂 那些长袖善舞的聪明人 既得享艳福 又得大名甚至成为偶像 比起笨人如余万里者流 高明多多了
华商报 余万里和女留学生的合影 图片来自《大连晚报》 原标题：受害女留学生：希望制止他侵害别的女孩(图) 专访人物 王静（化名），新加坡籍留学生。2004年进入北京大学读本科。2013年起在北大国际关系学院读博士。王静自称，被北大副教授余万里“诱骗”，多次发生性关系后怀孕。王静还称，余万里多次拍下她的私照并以此相要挟。 华商报记者多次和余万里联系，希望能全面报道此次事件，但都遭到他的拒绝。 专访背景 近日，北京大学因一则“一副教授与学生有不正当关系”的传闻被推到舆论的风口浪尖。 北大毕业生刘伟（化名）实名举报称，北大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余万里诱骗一女留学生，多次与其发生不正当关系。刘伟和该女留学生要求北大对余万里双开。 最新进展 22日晚，北京大学新闻网发布了《关于余万里处理的通告》。 通告称：根据举报，学校迅速调查、核实相关情况，按照查清事实、认定责任、严肃处理的原则展开工作。经调查，我校副教授余万里与女学生王某发生不正当性关系，并造成不良后果，影响恶劣。根据学校教师管理的相关规定，经院系及学校党委研究决定，给予余万里开除党籍、撤销教师职务、撤销教师资格处分，开除出教师队伍。 “他说如果出事，会站出来保护我” 华商报：你和余万里认识多长时间了？能否谈谈当时他追你的过程？ 王静：上学期选修他的课后才认识的。7月份我们一起参加学术活动、一起聚餐，他对我非常关心，此后一直给我发短信示好，我对他也产生了好感。 华商报：你说第一次发生关系时你不是自愿的，为何当时不举报他？还跟他继续下去？ 王静：第一次被他强迫发生关系后，由于不了解对方情况，而且他看起来很年轻，常和许多女孩子一起玩，所以没想到他会有家室。事后，我被他甜言蜜语安抚，相信他是真的爱我，就原谅他了。 华商报：后来你是如何知道他有家室的？ 王静：假期时，他邀请我到他家中玩才发现他是有家室的，但他称因感情问题和妻子分居，妻子和儿子去了英国。 华商报：知道他有家室后，你想过要结束两人的关系吗？ 王静：我当时告诉他，我不做任何人的情人，也绝对不接受不伦关系，因为对我来说不公平。他说碍于他的教师身份和之前没有离婚动力，所以一直在麻木中保持婚姻关系。让我给他点时间处理。 华商报：你相信他的解释吗？ 王静：他说破裂的婚姻和我没有关系，十年前夫妻就没感情了。他坦白之前有一个女朋友交往三年多，因为对方有丈夫和孩子，不愿意改变生活，所以在年初跟他分手了。他说为此他还伤心了一段时间。听后我感到一些安慰，但希望他尽快处理好两人的关系。他说如果出事，他会站出来保护我。 “有人在网上抹黑我，都是捕风捉影和蓄意诽谤” 华商报：你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今年8月份以来他变了，对你性虐待、用裸照威胁你。是你提出什么要求了吗？ 王静：我没有提出任何要求。是我读北大时，一直享受中国政府的奖学金，现有一个很不错的工作，所学专业也不在他的系里，我没有任何地方有求于他。 华商报：在此之前他对你好吗？ 王静：之前他对我很好，七夕节还买了蛋糕在他家里庆祝，我当时相信他真心爱我。他说过我是他一辈子最爱的女人，承诺会给我幸福。 华商报：现在网上有一种声音，觉得你是逼宫不成，想让他身败名裂。 王静：余万里动用了他的社会资源和学生资源抹黑我，让大家觉得我很不道德。捕风捉影和蓄意诽谤对我来说没有意义。如果真有这些事，他为什么不站出来自个说呢？ 华商报：在此之前，你想过和他结婚吗？ 王静：得知我怀孕后，我们提过结婚给孩子一个名分和户口，然后离婚，因为我们之间根本不存在幸福。在媒体介入之前的两周里，曾经有人问我，如果让余万里跟我结婚，我可否接受，我很明确地说不可能，我不可能再跟这样的人结婚。 华商报：你称余万里曾约网友发生一夜情，是否属实？ 王静：完全属实。他甚至提议带我去换妻俱乐部，还有叫我的闺蜜来和他群交。 称余万里不配当教授她要保胎 华商报：你说曾接受他的摆布，当时害怕什么？ 王静：害怕他将我的私照泄露出去，害怕和他翻脸影响我的学业。他一直告诉我，他和院系领导关系非常好。 华商报：是什么让你决定向学校举报余万里？并向媒体说出这一切？ 王静：之前有位前辈不清楚情况，希望我结束和他的关系，这位前辈向校方举报了他。余万里得知后，要求我配合他向校方撒谎，说如果学校调查，就说我勾引他，我也答应了。但发现我怀孕后，他逼迫我堕胎，我拒绝后，他谎称一定要对孩子负责任，却企图骗我去杭州喝“安胎药”，实际上让我去堕胎。我不答应，他便翻脸。他还提出要我找一个男的发生关系嫁祸于他人，否则在中国生下孩子，他就把孩子送人，一辈子不认。我在万分绝望的时候在微信圈发出了消息，希望学校解救和帮助我。 华商报：在你眼中，余万里是个怎样的人？ 王静：之前是善良温暖的学者，现在在我眼里是没有人性的禽兽。他不配当教授。我也希望制止他今后侵害别的无辜女孩。 华商报：有人说你学历高、工作好人又漂亮，为何会上当呢？能否谈谈你对这段感情的反思？ 王静：一个人对别人的信任和是否相信爱情和他的学历、相貌、工作背景、家庭背景没太大关系。除非是有利益诉求的，否则不论年龄性别，都有可能成为受害者。我觉得以后看人真的不能看表面，不应该这样天真了。 华商报：你对肚子里的孩子？有何打算？ 王静：医生告诉我，我有子宫肌瘤，不能堕胎，否则以后会不孕。目前身体非常差，在保胎，长远的打算还没有。我也无法面对拥有中国传统思想的父母。 华商报驻北京记者王蕾 |
samedi 22 novembre 2014
慢慢长夜 98 鸡鸭院 13
从我们物54级金属班同学分配后的遭遇可以看出，北大在我们的档案中不知写了什么东西；以至于接受单位都不敢要，如分到北京钢铁学院的同学遭拒，分到二机部的同学去教职工业余学校等等。57-58年北大反右时，我虽未遭批判，但校方知道我的政治态度，我也很清楚校方未动我是实在找不到我的把柄，彼此心照不宣而已。我是<中右>，即内部掌握的右派分子，这点毋庸置疑。
鸡鸭院接受了我之后，大概也有点为难，一方面警惕，怕我惹事；另方面，也可能觉得我还能做点事，1961年正当我浮肿很严重的时候，通知我调我去东北齐齐哈尔一个机械厂，那时我正在病休走不了，就拖下来了，最后不了了之，不走了。而与我同时被调走的都走了，走后的遭遇很悲惨。如二处的王衡，原是哈工大热处理专业的助教，1957年鸣放时说了几句上面不喜欢的话，被甩到了鸡鸭院，鸡鸭院又把他甩到东北富拉尔基的一个工厂，到那里后立即被补划为右派，妻离子散。十几年后鸡鸭院有人出差到那里，却打听不到这个人，询问良久才遇到一的老人说，王衡被打成右派后，改了名字，想隐姓埋名过一生，所以打听不到他。我之所以能留下，估计二处的主任工程师沈增祚起了相当的作用。自我报到之后，我隐隐感到他和我有一种相知相惜的情愫在，在那种政治高压的环境下，有话是不能明说的，只能会意而不能言传。自从他调到武汉任材料保护研究所总工程师后，每次来北京出差，总要打听我的情况或是设法见面。
1961年鸡鸭院想甩掉我未果之后，就让我到<北京机械科学技术学院>去教一门课。 这段经历很有意思，将是明天的博客内容了。
vendredi 21 novembre 2014
漫漫长夜 97 鸡鸭院12
我是1959年9月到鸡鸭院的，那时毛在庐山会议上刚刚把彭德怀搞下去， 抓出了后来所说的 < 彭黄张周>反党集团。随后在全国范围开展了<反右倾>运动，我刚到鸡鸭院，那里就搞起来了。说起来非常可笑，这次抓出一名叫国洪的干部穷追猛打不肯罢休，原因是他在自我反省时说过一句话。 他说："进城后，思想变了，看着老婆也不漂亮了!" 院党委不肯搞别人，就认定他这一句话，说他进城后蜕化变质。他几次检查都通不过，最后把他逼急了，他说："咱们这些进城的老干部，除了我和保卫处刘处长之外，你们都换了老婆，你们没蜕化变质，倒说我这个没换老婆的蜕化变质了，有这个道理吗？" 经他这样一闹，什么事也没有了! 鸡鸭院的反右倾也就偃旗息鼓了。
后来我了解到，国洪原在军队是团级干部，转业到鸡鸭院当了资料处的一个科长。此人农民出身，文化程度不高，为人非常耿直，夫妻感情很好，晚饭后，人们常看他牵着老伴的手逛紫竹院或溜大街，是少见的恩爱夫妻。另位刘处长没有换老婆，是因他老婆太强势，他不敢。
1960年2月我第一次去南口农场劳动，被整的好惨，那时二处的党支部书记说过一句话："按你平时所说的话，完全可以整你，只因为这次反右倾限于党内，把你放过了!" 看来她还有点心不甘!
jeudi 20 novembre 2014
漫漫长夜 96 鸡鸭院 11
浮肿病的病因很简单，就是吃不饱，挨饿所致。任何人都知道的事却没有一个人敢直接说出来，这就是中国的特色。一般的说法是天气不好，也有人归结为苏联逼债。为了找一点能进口的东西，人们简直是挖空心思. 听说北京城里有人骑车十几里到郊外的白薯地里挖收获后仍然埋在土里的白薯，因去的人太多，白薯地已经被刨过几次了，往往是空手而归，即使能挖到几块，他们所能提供的卡洛里也未必比骑车的消耗高，我那时肿的厉害，根本没想过这主意，也没力气骑车。那时有个电影讲水乡的人补充营养的方法是打野鸭子，因为野鸭子不在国家的控制范围之内，既不要票也不凭本。<打野鸭子>这个词儿竟成了搞外快的同义语。 1965年我到哈尔滨搞<四清>， 工人们说挨饿的时候，人们到山上打黄羊，(黄羊又称狍子，叫打狍子）这是东北人解决挨饿的一种方式。
在我因浮肿而休假期间，我又重读了<战争与和平>，注意到了初读时忽略了的一句话。 托尔斯泰在书中写到："俄国兵没有粮食吃，肿了!" 当时我想，这老家伙幸亏是死了，不然的话，肯定会遭到批斗，说他造谣生事，中国官方的说法是：<肿> 不可能是没粮食吃引起的 而是天气不好所致。
大概是到了1963年，情况开始好转，粮食定量调高了，我从28斤半增加到36斤，在二处开会一人一人地宣布时，大家屏息静听，当听到36斤这个数字时，可能比比死刑犯获得大赦还高兴。此时，副食品的供应也较以前丰富，基本上走出了大饥荒。
1986年我到巴黎十一大后 ，在实验室遇到一个波兰人，他曾在这实验室读博士，回波兰了。有时到法国出差常来实验室看看昔日的师友。那天见到我后显得很亲切，因为都是来自于
<社会主义国家>这个大家庭嘛! 他说："Chez vous comme chez moi!" 表达了亲切友情之后，接下来他就问我，"在你们国家，买什么还需要票证？" 我诚实地告诉他，谷物，食油，蛋，布，肉都还是凭票凭本供应，不过，比起六十年代来，已大为改善，至少在像北京这样的大城市，基本都能吃饱肚子了! 现在每人每月可以有权买两市斤猪肉了!" 他说，波兰的情况比你们还好一些，需要凭票买的东西已不多。
关于饥荒的事，暂时就写到这里吧! 1969年到河南五七干校后，还将谈这个题目。
在我因浮肿而休假期间，我又重读了<战争与和平>，注意到了初读时忽略了的一句话。 托尔斯泰在书中写到："俄国兵没有粮食吃，肿了!" 当时我想，这老家伙幸亏是死了，不然的话，肯定会遭到批斗，说他造谣生事，中国官方的说法是：<肿> 不可能是没粮食吃引起的 而是天气不好所致。
大概是到了1963年，情况开始好转，粮食定量调高了，我从28斤半增加到36斤，在二处开会一人一人地宣布时，大家屏息静听，当听到36斤这个数字时，可能比比死刑犯获得大赦还高兴。此时，副食品的供应也较以前丰富，基本上走出了大饥荒。
1986年我到巴黎十一大后 ，在实验室遇到一个波兰人，他曾在这实验室读博士，回波兰了。有时到法国出差常来实验室看看昔日的师友。那天见到我后显得很亲切，因为都是来自于
<社会主义国家>这个大家庭嘛! 他说："Chez vous comme chez moi!" 表达了亲切友情之后，接下来他就问我，"在你们国家，买什么还需要票证？" 我诚实地告诉他，谷物，食油，蛋，布，肉都还是凭票凭本供应，不过，比起六十年代来，已大为改善，至少在像北京这样的大城市，基本都能吃饱肚子了! 现在每人每月可以有权买两市斤猪肉了!" 他说，波兰的情况比你们还好一些，需要凭票买的东西已不多。
关于饥荒的事，暂时就写到这里吧! 1969年到河南五七干校后，还将谈这个题目。
mercredi 19 novembre 2014
漫漫长夜 95 鸡鸭院 10
1960年北京地区的饥荒开始以后，政府的供应已经指望不上了，只能各显神通，设法自我救济。这种自我救济又分成单位集体层面和纯粹的个人。
在最困难的时候，不知通过什么途经，鸡鸭院在河北省徐水县搞到一块地，可以自主地种粮食或种菜疏。于是鸡鸭院的干部劳动除每人每年一个月的南口农场劳动劳动外，又增加了徐水县的劳动。领导干部以及专事教育他人的政工干部一般是不需要通过劳动来锻炼的，所以能去的人都是科研人员，从大学或中技校毕业不久的学生们。那时我说过这样的怪话，"鸡鸭院有三种人：一种是有权的，领导和政工人员，他们可以决定他人的生死存亡；一种是有钱的，即级别较高的研究人员，一般是民国政府遗留下来的，原来的工资较高，中共来后继续保留原来的工资水平，这些人中，有人有真才实学，有的纯是草包；再有一种是有罪的，就是我们这批二三十岁的研究人员。月薪一般只有五六十元，工作任务重，所有劳动，出差等事全落在这批人身上，而还要不断地自我批判，改造。" 徐水农场的收获由鸡鸭院职工自己分。徐水这地方离我故乡安新就不远了，风俗习惯也相近。因我是严重的浮肿病人，1961和1962年免了我的劳动，所以我未能去过徐水。
个人的自我救济很简单，就是抢块地种庄稼，鸡鸭院的家属宿舍分东西两个区，宿舍楼都是四层的楼房，住在底层的有优先权，把门前的地块开辟成自留地，可以种菜，种粮食。种菜的回报期短，种粮食则要等好几个月。那时我还没住进鸡鸭院的宿舍，据说保卫处的处长拿出当年当农民的劲头儿，开了很大一块地，别人也不敢与他争。
我家住北京西单附近的四合院，院内有两棵海棠树，春天开的花很美，结的果却不大好吃，以往从来没吃过，都是任其掉落，饥荒年代，只要能进口都是好东西，这不好吃的海棠也成了美味品，生吃不好吃就煮煮吃。1961年，小弟的一位同学送给他两个瓜子，他就种在了海棠树下， 没想到到了秋天，这两棵瓜竟然结了十一个瓜，每个不小于十斤，一直吃到那年的春节。
还可以介绍当时北京的供应情况。粮食的定量是由单位确定，没有单位的如家庭妇女则由街道办事处定。很长一段时间是定量的百分之二十是米，百分之四十是面粉，另百分之四十是粗粮，即玉米面。在本单位食堂吃饭，要按这种分类。如果到外面的饭馆或早点铺用餐，都可以交粗粮票。初生的小孩定量为六斤，以后逐年增加，每人每月食用油的定量为五两。每人每月有一张五两的"点心票"，可以买半斤糕点。记得有个礼拜天下午，我走在我所住的胡同里，看到一中年妇女，像是知识分子样子，左手提着一包点心，她旁边是一儿一女，女儿大些，那男孩看来只有五六岁，男孩边走边跳还边喊："回家吃点心喽! 回家吃点心喽!" 听到令人鼻酸。最困难的时候，每人每月凭肉票可以买五两肉。后来放宽到凭购肉本每人每月买一斤。从五月到十月，凭副食本每人每月可以买一两芝麻酱。新年和春节期间还可买一两。此期间每人可以买三两葵瓜子和五两花生，这花生都是半空的，我调侃说，问孩子吃过几次花生就可知道几岁了。
mardi 18 novembre 2014
漫漫长夜 94 鸡鸭院 9
下面可以谈谈我家挨饿期间的情况了。
一， 两只鸡
我们家一向不会养鸡，有时买点小鸡，最终是全部死掉，可能是不会喂食所致。1960年，一位表妹送给我们一只半大的来杭鸡，居然养活了。第二年，表妹又送给我们一只半大鸡也养活了，前者命名为大鸡，后者命名为小鸡。小鸡来的时候，大鸡已经长成型，在喂他们食的时候，都是大鸡先吃，小鸡有时凑上去想吃，大鸡就叼它一口，小鸡马上退走，直到大鸡吃完，小鸡才能安心地用餐，这种关系一直维持到大鸡寿终正寝。
两只鸡产蛋的能力很强，每只鸡每周至少下五个蛋，一周就能有十一二个蛋，在饥荒年代一切都凭票凭本的时候，这两只鸡对我家的贡献太大了。那时二弟正在北京医学院念书，住校。小弟读高中住在家里，正是长身体的时候，所以爸爸 妈妈和我总是想办法让小弟多吃一点，特别是让他多吃点蛋，小弟是非常克己的人，他总是推让不吃，有时就形成<君子国>一样的局面。三四年以后，大鸡显得老迈了，蛋也下得少了，不过，他对小鸡还是继续压制。尽管小鸡比他强壮的多。大概在1965年，大鸡死了。对于这样的有功之鸡，我们不忍食其肉，弄了个纸盒子装起来，小弟骑车到玉渊潭刨个坑把他埋了。小鸡却没有这样好的下场。文化大革命开始时，街道办事处召集各个家庭派人去开会，开会的内容之一就是不允许在院子里养家禽。妈妈开完会回来走到院子，连房间都没进，就把小鸡抓走卖给西单菜市场了，也正是妈妈的当机立断，避免了一场可能的灾难，因为妈妈刚离开家，红卫兵就到了，检查是不是有人养鸡养鸭，如果被他们看到，什么样的事都有可能发生。一天早晨，收破烂的车来了，所谓收破烂就是收购旧报纸，家中没用的物品等；我们一家邻居老头去卖旧书旧报纸，遇到红卫兵，红卫兵检查他卖的东西，发现有一张折着的列宁像，折缝正好在列宁的脖子处，这就构成了大不敬罪，红卫兵问他是什么出身，此时这老头已经差不多被吓傻了，呐呐地说；我是旗人，爸爸很早死了，爷爷曾在浙江当过知府。红卫兵一听，马上把他押回家中，让老头，老太太跪着并开始抄家，老头早上买来的油饼还没来得及吃，红卫兵看到后，扔到地上踩了几脚，踢给他们，让老头老太吃，吃完还问好吃不好吃，二人只能说好吃好吃! 逗得红卫兵小将哈哈大笑。这次抄家抄的很惨，抄走了两平板车物品，天凉后，连御寒的衣服都没有了，不得不重做，却又受限于布票，只能求助于亲朋好友给点布票，做身简单的棉裤棉袄，更倒霉的是，正当红卫兵拉着被抄物品要走时，他的女儿从天津来了，挎着个Roleflex的相机，红卫兵把这相机也拿走了。 回过头来再说小鸡，妈妈在菜市场转了一圈，又到卖鸡的地方去，看到小鸡已被放在笼子里，它从没见过这个阵势，很害怕的样子，其它的鸡都站着，只有它是半蹲着，本来我们是希望他和大鸡一样，得享天年，文化大革命一来，避免不了一刀之命运了，哀哉，连鸡都不能幸免。
二. 二斤粮票
二弟正在读大学，定量是每月36斤，他总想着家中粮食不够吃，所以他也尽可能节省，1962年元旦前夕，他省下了两斤粮票，打算回家和全家人吃一顿饱饭。回家前他到图书馆押借书证借书看，两斤粮票夹在借书证里，还书时取回借书证也没仔细看，到家就说咱们吃顿饱饭，我有二斤的结余。等他在借书证里取粮票时，发现那珍贵的粮票已不翼而飞。 肯定是图书馆的职员拿走了，我们空欢喜一场，该吃多少还吃多少!
漫漫长夜 93 鸡鸭院 8
中国的大部分地区 实际上是从1959年下半年开始就挨饿了 所以1960年夏天 我到上海出差遇到陕西那几个人，吃饭时像饿狼一样。北京上海的饥荒大约比其他地方晚一年左右，到了1960年下半年，想用京沪两地保住面子已经无能为力了，这两个城市进入挨饿时期。
鸡鸭院的浮肿病人日益增多，怎么办呢？ 让最重的浮肿病人休息，发给少量的<康复粉> 记得好像是半个月给一市斤，由卫生室负责发放。 规定是一斤，卫生所的人却说，把大包的康复粉一斤一斤的发给每个人 难免有损耗 所以只发给每人九两，称的时候，秤杆还低低的。实际上也就是八两左右，有当然比没有好。
中共体制一向是保护自己人的。此时有了一批所谓的糖豆干部。怎么回事呢？1962年初 出台一项规定：工程师以上 和副科长以上的干部 每月有权买一斤白糖和两斤黄豆，还可买一条名牌的纸烟。人们称这些人为<糖豆干部> 至于更高级别的干部如何受照顾，就非我们所能知晓了。
我是鸡鸭院浮肿最重的十几个人之一，鸡鸭院先是腾出一些房子让我们集中住在一起，免去上下班的劳累。这时候鸡鸭院为副处长以上的干部和四级以上工程师单开一个小食堂，这个小食堂做的馒头，烧饼比大食堂做的个儿大，副食也较好，照顾我们这些<肿> 号，在他们开饭之前先让我们吃。 说起吃大食堂，我们受的盘剥相当严重，在外面的小饭铺里，用二两粮票买的烧饼比在鸡鸭院食堂买的大得多，但我们没有时间总到外面去买吃的，只能忍受盘剥。 食堂还引用其它地方的经验，搞所谓<双蒸窝头>和<双蒸饭>, 即先把玉米面或米蒸到半熟，做成窝头再蒸，米也是一样，这样做出来的成品看起来个儿大，其实还是那些原料 口感极差。党委还责成一位专职书记负责，每天由他下令做环事不做<双蒸>
我们一些总也养不好的<肿>号，成了单位的负担。后来部里组织各单位的<肿者>一起到南口农场疗养，那里有农场直接生产的产品，可不受票或证的限制，伙食会好一些，在那里养了约一个月，也未见有多大起色。
回到北京城，依旧休息，这样持续了半年左右，基本上习惯了。后来部里来了一位<医生>，检查所有浮肿病号，在他的检查之下，鸡鸭院一个浮肿病人也没有，全部脱<肿>了，脱肿就得上班，就这样把浮肿病人都消灭了。
从1962年元旦开始，推出<高级糖> <高记饭馆>等措施，<高级糖>就是用花里胡哨的玻璃纸包装的硬水果糖，每斤五元。我当时的工资是62元，每月可以买12.4斤水果糖。所谓<高级饭馆>，就是去吃饭不收粮票，每道菜起码五元，有的甚至几十元。鸡鸭院有些级别高的工程师，月入超过200元的，为了活命，忍痛被宰，可能每月花几十元或百元带家人去吃一顿。我们这些每月只有几十元的普通职工只能望洋兴叹。
我们一些总也养不好的<肿>号，成了单位的负担。后来部里组织各单位的<肿者>一起到南口农场疗养，那里有农场直接生产的产品，可不受票或证的限制，伙食会好一些，在那里养了约一个月，也未见有多大起色。
回到北京城，依旧休息，这样持续了半年左右，基本上习惯了。后来部里来了一位<医生>，检查所有浮肿病号，在他的检查之下，鸡鸭院一个浮肿病人也没有，全部脱<肿>了，脱肿就得上班，就这样把浮肿病人都消灭了。
从1962年元旦开始，推出<高级糖> <高记饭馆>等措施，<高级糖>就是用花里胡哨的玻璃纸包装的硬水果糖，每斤五元。我当时的工资是62元，每月可以买12.4斤水果糖。所谓<高级饭馆>，就是去吃饭不收粮票，每道菜起码五元，有的甚至几十元。鸡鸭院有些级别高的工程师，月入超过200元的，为了活命，忍痛被宰，可能每月花几十元或百元带家人去吃一顿。我们这些每月只有几十元的普通职工只能望洋兴叹。
lundi 17 novembre 2014
漫漫长夜 92 鸡鸭院 7
1960年夏天 我出差到上海 住进黄浦江边的浦江旅馆 这个旅馆的历史悠久 有些年长的男性服务员还会说几句洋泾浜英语 住的是通铺 即几个互不相识的人住同一房间 我是一个人出差 单人独马 和我住同一间的是陕西蔡家坡棉纺厂的一组人 有党委书记 厂长 车间主任和采购员等
那些官儿们都端些架子 说话不多 有个采购员心直口快 有话就说 那时 一切都凭本凭票 对出差住旅馆的人有些优待 比如可以每天每一包普通商店买不到的高质量香烟 我从来不吸烟 该我买的那一份都让给了他们 那短短的几天 我们处得很好 浦江旅馆的伙食很好 每天交一斤粮票 开饭时凑足一桌就吃 有大桶的米饭 随便盛 随便吃 菜肴也很丰富 当时北京还没发生饥荒 所以我对这样的就餐方式一点没有什么感觉 有时回到房间 听那位采购员说 妈的 刚才又干了五碗 意即吃了五碗米饭 我有点奇怪 不明白他为什么吃那么多! 书记厂长从来不说吃了多少 只见他们会心地微笑 估计也少不了! 后来才知道，这个时候 除北京上海外 全国已处于全面饥荒状态。
半年后 我再次去上海 仍住浦江旅馆 此时就餐的方式已经变了 交几两粮票 服务员给盛几两的米饭 菜也大不如前了 吃饭时要排长龙 如果不在浦江旅馆的食堂吃饭 每天可以用一斤全国通用粮票换一斤餐馆的就餐券 那时一般市民无权到餐馆吃饭 或者说每月只能用当地的粮票换一斤或二斤餐馆的就餐券 没有就餐券不能到餐馆吃饭 人们告诉我说 有个餐馆的供应好 凑成八人一桌后就可开饭 第一个到这桌子的可以要一盘"红烧带鱼" 非常实惠 都是蛋白质 后到的就无权要了 因为人人都要吃红烧带鱼 所以这八人一桌很难凑得齐 这次出差原计划两周即可回北京 我已经定好了回程的卧铺票 但后来鸡鸭院发来电报让我顺便办另外一件事 只好退票 但我没带那么多粮票 也只好压缩每天的粮食 比如一天吃六两或七两 如此这般坚持数日 回去时买不到卧铺票了 是坐着回去的再加上营养不足 回到北京 两腿肿胀 连鞋子都脱不下来了 那时还不知道什么叫浮肿 只觉得四肢无力 连思维的能力都减弱了 人变得傻傻的。 岂知这样我就成了鸡鸭院第一个浮肿病人
也就在我浮肿的时候，雪上加霜 各单位都重新核定每个人的粮食定量。我从北大分配到鸡鸭院时，仍按学生标准，每月36斤。1961年重新核定为28斤。如果是大月，每月31天，平均每天不到九两粮食。在肉食 蔬菜被全面限制的情况下，这每天九两谷物确实难以保障人的正常生活，所以人们普遍浮肿。
1961年鸡鸭院的浮肿病人逐日增加，全社会也是如此，去看病，无药可用，其实呢，人人心里都明白，治这种病并不需要用药，多吃点就都治好了。
这是大饥荒年代的经历之一。
现在很难对年轻人解释得清楚，在当今的中国，虽然食品安全难保障 如地沟油，三聚氰胺等问题困扰民众，但与1960年代不同的是，人们基本可以吃饱，有足够的副食品，如果每天能吃九两主食，谁也不相信会挨饿。在法国更是如此，老伴和我过日子，两人加在一起，哪个月也吃不了十四公斤的谷物。
1961年鸡鸭院的浮肿病人逐日增加，全社会也是如此，去看病，无药可用，其实呢，人人心里都明白，治这种病并不需要用药，多吃点就都治好了。
这是大饥荒年代的经历之一。
现在很难对年轻人解释得清楚，在当今的中国，虽然食品安全难保障 如地沟油，三聚氰胺等问题困扰民众，但与1960年代不同的是，人们基本可以吃饱，有足够的副食品，如果每天能吃九两主食，谁也不相信会挨饿。在法国更是如此，老伴和我过日子，两人加在一起，哪个月也吃不了十四公斤的谷物。
dimanche 16 novembre 2014
转帖<开放杂志>2014年11月号一篇文章
三百年來唯有陳寅恪
作者： 林方之
更新於︰2014-11-16
陳寅恪（1890~1969）生於湖南長沙，歷史學家、中國古典文學大師，留學歐美，通曉二十種語言，中研院院士，晚年目盲身殘二十年，文革中被迫害致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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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rcredi 12 novembre 2014
声明
收到巴黎华侨教会理事会主席黄玮珥的邮件已经半个多月了 我一直考虑是不是回复以及如何恢复，在此期间我还广泛地征求群众意见，一向固执己见的我，这次从善如流，接受许多朋友和教会肢体的意见，不再做回复!
他的邮件触发我对一些问题的深入思考 如果日后思有所得，将会在博客上与大家分享。
这就是我的声明。
mardi 11 novembre 2014
漫漫长夜 91 鸡鸭院 6
五十年代末，中国科技界突然刮起了一阵超声波之风，各行各业都想引进超声波提高各自的效率。记得我在北大的最后一年，有位吴姓教师就几次强调超声技术在物理学上的应用，但是同学没人响应，他也就是说说而已。
到了机械院，当时的物理组已开展了金属探伤这项业务。有超声探伤和射线探伤，已从苏联订购了几个档次的钴60。射线探伤因防护设备不足，并没开展起来，购进的钴60任其衰减。
超声探伤是项实用技术，与金属物理无关，我对它无丝毫兴趣。
1959年底，北京市一下子像疯了似的，搞起了超声化，在此之前，二处的主任工程师沈增祚对我说，海淀有个铅笔厂制成了超声嘴子，让我去看看，我听后觉得这是胡闹，没去。这沈老先生很了解我，说过两次我不去也就罢了，后他让一位姓田的技术员去了。等全民搞超声化时，一切正常工作都停了，各部门表态，要日夜加班几天之内实现本部门的全面超声化。所谓超声化就是做个嘴子，用空气压缩机吹，嘴子是什么呢？ 是截一段铜管，把一端压扁，划条缝夹上金属薄片。谁都没有领材料，都是从附属工厂里<拿>的，工厂的紫铜管几乎全被<拿>光。因我是学物理的，让我用示波器测每个嘴子的频率，看是不是达到了"超声"，这些嘴子被吹后波形是乱七八糟的，无法辨识频率到底是多少，好像经我测的那些嘴子 没有一个是"超声"。是不是超声已无所谓，反正弄个嘴子吹就算搞超声了。鸡鸭院的食堂做了个大木槽子，把人们用过的饭碗，菜碟，筷子都放进去，弄个超声嘴子吹一下，就说已经洗干净了，等下顿饭就可用了，结果那阶段我们在食堂吃饭，碗碟都是脏兮兮的，谁也不敢说个不字。这样闹腾了有两个月就偃旗息鼓了，食堂的大木槽子也废弃不再用了。那时人们都用超声开玩笑，有人感冒了，有人说"弄个嘴子<超>一下就好了!"
lundi 10 novembre 2014
漫漫长夜 90 鸡鸭院 5
既然写到了南口农场，那就不再按时间顺序，把我所了解的南口农场的一些事写清楚，这里面牵涉几个家庭的悲剧。
我们这些劳动干部在这里只停留一个月，不管条件如何，咬紧牙关挺住，一个月后走人，这是确定的。
后来我到这里劳动的次数多了，逐渐了解到，除了我们这些短期劳动者之外，还有几个受处分长期在这里的。
一个是鸡鸭院标准处的，原是党员，技术干部，57年被打成右派，被安排到农场长期劳动，太太是位医生，很识大体，对他不离不弃，在北京的一家医院工作，二人能够团聚的机会很少。有两次这右派在我们队干活儿，有时和他一起挑担，到避开众人处说几句话，很投契。文化大革命前，上面有指示，所有右派一律迁出北京，等我再去南口时，见不到这位仁兄了。
还有一家人都在那里劳动，据说男的原是机械部党委宣传部的，57年被定为右派后分在南口农场长期劳动，除夫妻二人外，有一两个小孩在附近村里上学。男士干活很努力，却不大说话。
鸡鸭院院长姓刘，河南人，抗战初期在西北工业大学读过一年左右的机械系，后赴延安参加了革命。中共取得政权后，他一直在重工业部及后来的第一机械工业部工作，曾任科技司副司长，约在1961年左右到鸡鸭院任院长。细剖析起来，家世也很悲惨。那时能读大学的人，一定是殷实之家，刘的父亲在49年前已故。刘有一个姐姐和两个弟弟，姐姐和他的关系最好，丈夫去了台湾，这姐姐也因病去世 ，遗有一女，被刘收养。刘的大弟在临近49年时从黄埔军校毕业，49年后被枪决。刘到北京后，小弟随母亲投奔他来到北京。因他母亲的地主分子身份，刘对母亲和弟弟始终保持距离。他的小弟曾考入北京化工学院，读过一年或两年后，刘不愿再供他，不得不辍学，后安排在南口农场当农工，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刘的母亲即被红卫兵遣送回河南老家，不久死在那里。我们到南口劳动时，收工后经常听到刘的小弟拉二胡，那种如泣如诉的哀怨之声，似乎是倾诉他的人生际遇，怀念他的母亲，姐姐和哥哥，闻之令人心碎。
samedi 8 novembre 2014
漫漫长夜 89 鸡鸭院 4
说起南口农场来，可写的东西太多了。我第一次去那里劳动是1960年2月，给我留下的痕迹和印象极为深刻。可能是巧合，这个月二处去的人特别多，占了鸡鸭院去的总人数的一半，因此鸡鸭院的人分成两个小队，二处的人马是一个小队，其他各处室去的人是一个小队。被任命为二处小队的队长姓孙，是1958年高中毕业没考上大学被分配到鸡鸭院当实验员的，刚刚入了团，想在南口好好地表现，便于今后的提升和入党。二处专职党支部书记也来了，她虽然在这里没有什么名分，却是指挥操控一切的人。1957年后，我在北大读书时，已干过不少体力活儿，所以我不怕劳动，但我看不惯那些虚浮的作风，比如各队都争相缩短从起床到吃早饭这段洗脸刷牙的时间，看哪个小队最早排队进食堂，我们这个队弄虚作假，先排队到了食堂，之后再回到宿舍洗和刷。每天都要写诗歌颂什么什么，每十天休息一天，第九天晚饭后要在大食堂举行文艺汇演，所以每天劳动后累的贼死还要排练节目。第一次文艺汇演我和项恳业没去，躺在宿舍休息了，这引起了轩然大波。次日该休息了，这位党支部书记组织我们这小队的人开会，问我们为什么不去，我说我一向对文艺不感兴趣，有人说，你感兴趣得去，不感兴趣也得去。等第二个十天的文艺演出时，我去了，却拿了一本书，装作低头看书的样子，其实也没看进去，整个演出，我没抬过一次头，用这种方式表示抵制。这次演出后倒平安无事，没整我。
这次去主要任务是刨地栽种苹果树，二月的地面还是冻着的，铁锹进不到地里，用镐头，每次只能刨出一小块，等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把冰冻层刨开，也就该收工了，第二天依然冰冻如故。最后的一旬，干的比较轻松，让我们这个小队刮树皮，用专用工具把已有果树的表皮刮干净，把寄生的虫卵刮掉。
我从小就有尿频的习惯，上学时，每上完一节课，我都得去趟厕所。这次劳动时，干会儿活，我就到无人处小便一次，这位党支部书记认为我是偷懒耍滑，有一次晚饭后，把我叫到女宿舍，也没开灯，除他外我也不知还有谁，他批评我撒尿的次数太多，我说我的尿就是多，你如不信，可以派个人跟着我，看我尿得出尿不出，我说上学时每一节课之后我都尿一次，他以为我炫耀我读书多，说你以为只你上过学，偶们也上过学! 我说上学和上学不一样，有人学这，有人学那，有人只学人手足刀尺。我不知他听没听明白，不说话了。
每一届劳动结束后，都要评选劳动先锋和大队表扬。那位孙队长志在拿个劳动先锋回去，干活很卖力，但因他目的不纯，所以总追逐表面的东西，我长他几岁，一眼就能看穿。等最后评选时，我和几个人联合起来，既没让他评上劳动先锋，也没捞到大队表扬，在这位支部书记的运作下，增加了中队表扬这一项，给了他。
我发觉选择二月去劳动不妥，那时天气太冷，需要带很多衣服。以后我都选择五月去劳动，这时，不太冷也不太热，苍蝇 蚊子都还不多，
vendredi 7 novembre 2014
漫漫长夜 88 鸡鸭院 3
我初到机械研究院时，这单位还处在建设阶段，在东区已建起了六座家属宿舍楼和两座单身宿舍楼。家属宿舍启用了，单身职工也暂时住在家属楼里面。两座单身宿舍楼临时用做办公之用，称之为东单楼和西单楼。院部和主要的职能部门在西单楼，我所在的二处在东单楼。正式的办公楼和实验室尚在筹建之中，所以我们报到之后，没什么事可做。
书记兼院长李安自认为很有水平，所以规定每周五下班吃过晚饭以后，他给全体职工上哲学课。对于住在院内的人无大困难，可以吃过饭坐在那里，一边打饱嗝，一边听或者不听；对于我们住在院外的人就极不方便，首先是必须在食堂就餐，而鸡鸭院的食堂以办的差劲闻名，其次是听完他的讲课已很晚，公共交通工具少了，回到家最早是九点。五年大学生涯学过四年政治课，能在北大讲台上讲课的，应不是白板，起码能自圆其说。但是听这位书记兼院长的哲学课，简直是受罪，车轱辘话翻来覆去地说，味同嚼蜡。却不能不听。
每周有一次军训，时间安排在八点上班前的一小时，即七点开始。我们这个年龄段的叫基干民兵，由二处一位当过兵的技术员担任教官。这人不错，比较能体贴他人。冬天最冷的时候，他允许人们穿着大衣，带着围巾走步。而五处的那位教官非要人们把大衣 围巾都脱掉。
几年军训下来，我们学的无非是稍息，立正，齐步走，向左转走，向右转走和向后转走。有位哈工大毕业的老赵开玩笑说，军训的最高境界是看到敌人后往回跑，所以练到向后转走后就没戏了。
那时体力劳动是改造知识分子的灵丹妙药。鸡鸭院在江西一个农村建了一个点。说是所有工作人员轮流到那里劳动一年，1959年9月我去报到时，第一批去的人已在那里。但是等他们回来后就不再去了，所以那批人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除此之外，每人每年要到一机部建在北京北郊南口的农场劳动一个月。1959年因我是新人，免了。1960年2月我去那里一个月，受尽折磨，详情如何，那将是明天写的内容了。
jeudi 6 novembre 2014
漫漫长夜 87 鸡鸭院 2
机械研究院的建制：我初去时院党委书记兼院长姓李，三八式干部，曾在保定育德中学读过书，据说在"老区"时代是有名的才子。过了一两年，这位书记兼院长调走，从部里调来张伯涛接替他任书记兼院长，没多久又让张伯涛专任书记，调部里科技司副司长刘焕任院长。还有几位副院长和机关党委书记。这位机关党委书记的妻子是我在通县训练班时的同学，此时她在部里工作。设有总工程师和副总工程师。1955年第一批公布的学部委员名单中，一机部共有三人入选，他们是褚应璜，陶亨咸和雷天觉。雷天觉原是机械研究院总工程师，1957年被打成右派，被降为副总工程师，而原来的副总工程师武霈晋升为总工程师，等于是反右的结果使二人调了个过。
院下面是处，每个处有一专属的研究方向，各处设处长副处长，主任工程师和副主任工程师。我被分配到二处的金属物理组，二处的处长姓杨，是位女性老干部，为人比较诚恳，但因文化层次低，很易受他人左右。二处有一位专职的党支部书记，女性，姓刘，据说童年时要过饭，是苦大仇深的贫农女儿，缠过足后又放开了，即人们所说的解放脚。这书记也读书不多，管的事不少。处里的主任工程师沈增祚是三级工程师，学化工出身，民国时期受资源委员会委派曾到美国工作进修过。副主任工程师梁一中西南联大航空系毕业后到美国读过硕士。四级工程师。这两人都是典型的读书人，有操守。很高兴他们都很看得起我。沈增祚后被调到武汉任材料保护研究所总工程师。文化大革命以后梁一中和我成为忘年交，通家之好。
金属物理组的组长樊东黎是1956年哈尔滨工业大学热处理专业毕业的。当时组内有1958年吉林大学物理系毕业的王季苹，莫斯科钢铁学院金属物理专业毕业的王燕文，加上中专生卜志刚，中学生谭学珍等，后二人是共产党员。
前文提到过，北大反右和反右后的清理党团组织以及向党交心运动等都给我们的档案增加了许多内容，以至于被分配到北京钢铁学院的同学去报到时被退回。我到机械研究院报到遇到的是冷漠，后来我才知道，如果来报到的学生政治上正确，一贯紧跟共产党，有可能成为未来的骨干，人事处处长或干部科科长会找去谈话，给予鼓励，我报到时科长处长都不露面，一个退伍军人就把我分到二处了。二处的领导也从没和我谈过。反正去了就去了。 因为我是<中右>，即内控右派。
转帖<纽约时报中文网>一篇文章
| 章立凡：历史轮回：两个文艺座谈会 |
| 作者: 章立凡 |
一头延安，一头北京，两个文艺座谈会的历史出典和出席资格，足以令荣登庙堂的文艺圈人士心醉神驰。1942年5月2日，毛泽东在延安召开文艺座谈会，先后开会三场，发言四十余人次；毛氏前有引言，后有结论。2014年10月15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北京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听取七位文艺界人士发言后，发表了约两小时的讲话。
那一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早已发表，至今被奉为金科玉律。这一头，通稿仅披露了“在北京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部分内容，官媒颂歌四起，艺人尤擅造势，掀起的“学习高潮”，不免重落造神运动窠臼。惟炒作多系花絮，令人分不清哪是原话，哪是诠释。要想“完整地准确地理解”（邓小平语），恐怕只有等到讲话全文正式发表之后。只好凭藉已有史料，略作爬梳以便日后学习。
延安文艺座谈会的政治大背景，首先是延安整风。这是一场毛泽东率中共“农村派”与原共产国际支持的王明等“国际派”的权力斗争。在1941年9月政治局会议上初战告捷后，毛于1942年2月正式发动延安整风，将斗争之火烧向党内中下层。
其次是延安文化人宗派及文艺思想纷争的背景。时任毛泽东秘书的胡乔木说，延安文艺界存在五大问题：首先，是所谓“暴露黑暗”问题。一个时期，“暴露黑暗”、“不歌功颂德”、使用“讽刺笔法”、“还是杂文时代”等主张，几乎成为一种时髦。其次，是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倾向。第三，是学习马列主义与文艺创作的关系问题。如作家欧阳山认为“马列主义妨碍文艺创作”，有作家主张不要把“什么‘教育意义’、‘合乎什么主义’的绳索”套在文艺上面。第四，是“小资产阶级的自我表现”，把注意力放在研究和描写知识分子上面。第五，是文艺工作者的团结问题。30年代左翼文艺运动中就存在的宗派主义情绪，又被带到了延安，而且越来越严重。
在整风的第一阶段，毛泽东提出了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的“整顿三风”任务，欢迎党外人士提意见，利用自由主义猛攻 “国际派”。在毛泽东的感召下，延安文化人丁玲的《三八节有感》、王实味的《野百合花》、萧军的《论同志之“爱”与“耐”》（经毛泽东亲手修改润色）、艾青的《了解作家，尊重作家》、罗烽的《还是杂文时代》等纷纷出笼，对延安的僵化意识形态、待遇等级差序、腐化特权等多有批评。1942年5月2日至23日召开的延安文艺座谈会，就是在这样的氛围下召开的，上述文化人后来都受到了整肃。这套“引蛇出洞”手法，十五年后又如法炮制：先发动“整风”整党内，向官僚主义、宗派主义、教条主义“三害”发起猛攻，后急转“反右”整党外，成功打下五十五万“右派”。
北京文艺座谈会同样有权力斗争和意识形态整肃的大背景。身为中共太子党的习近平，对红色江山有着天然的血缘感情，上台后一手抓枪杆，一手抓笔杆，两手一起抓，两手都很硬。在以反腐败为旗号的权斗中，薄熙来、徐才厚、周永康等“大老虎”先后落网，高层博弈至今犹未终局。八天后公布的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前夕召开的北京文艺座谈会，旨在重振官方道统，亮明主人身份。数日后的四中全会公报，提出“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显示“习氏精神”的意识形态正统地位有望底定。
中共十八大以来意识形态领域的一系列管控，令改革开放以来的思想言论自由空间日见收窄。从批普世价值、反宪政、批“历史虚无主义”到“七不讲”，再从尊孔亲儒、倡导中国传统文化到用“礼法合治”“德主刑辅”诠释“依法治国”，发起反腐，习近平痛心疾首的，不仅是中国社会的世风日下，更有党国秩序的礼崩乐坏。他沿用传统的“内法外儒”治国思路，政治上“专政为体，法治为用”以消灭竞争，意识形态上“马列为体，儒家为用”以统一思想。
如果说延安文艺座谈会开启了毛泽东走向神坛之门，奠定了中共政权的意识形态基础；则北京文艺座谈会将文治教化定于一尊，旨在重振乾纲以保执政地位。
相同主旨：文艺为政治服务
将文艺视为宣传工具，是马列政党的传统思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毛泽东从阶级斗争学说出发，强调“文艺是从属于政治的”“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为艺术的艺术，超阶级的艺术，和政治并行或互相独立的艺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是无产阶级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如同列宁所说，是整个革命机器中的‘齿轮和螺丝钉’”；党的文艺工作“是服从党在一定革命时期内所规定的革命任务的”。
根据人民网的报道，在北京文艺座谈会上，现任领导人习近平同样认为：“文艺事业是党和人民的重要事业，文艺战线是党和人民的重要战线。”他心中的文艺可不是风花雪月的事儿，而是实现中国梦的重要力量。习在讲话中还表达了对文艺界现状的不满，将有数量缺质量、有“高原”缺“高峰”的现象，抄袭模仿、千篇一律的问题，存在着机械化生产、快餐式消费的问题一一枚举，指出“低俗不是通俗，欲望不代表希望，单纯感官娱乐不等于精神快乐”；强调“一部好的作品，应该是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同时也应该是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作品。文艺不能当市场的奴隶，不要沾满了铜臭气”。这些针对文艺工作的现状的批评，既是对文艺圈拜金主义的谴责，也不免令人联想起文化艺术市场上闷声发大财的权贵家族。
毋庸置疑，延安时代建构的一元化意识形态体系，在“文革”后期已面临普遍的信仰危机，改革开放后更遭到市场经济大潮的迅猛冲击，在市场的力量面前，原本控制文化人命脉的“单位制度”威风不再，党文化的传统领地不断遭遇蚕食。2013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或许文化市场将是个例外。从“政治正确”的党文化观出发，习总不能听任文艺由党的驯服工具转为市场的奴隶，文化艺术必须迷途知返，继续为政治服务。他试图通过提振“正能量”来收复文化市场，要求“中国作家艺术家应该成为时代风气的先觉者、先行者、先倡者，通过更多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文艺作品，书写和记录人民的伟大实践、时代的进步要求，彰显信仰之美、崇高之美。” 习近平与毛泽东同样强调文艺的人民性，然而比起一心要“资本主义绝种”的毛，习未便小觑市场的力量，提出的方案相对中庸，在文艺座谈会上他说：“优秀的文艺作品，最好是既能在思想上、艺术上取得成功，又能在市场上受到欢迎。”
与嗜好《红楼梦》、《水浒》、《西游记》等中国古典文学名著的毛泽东不同，习近平似乎更偏爱外国文学。据人民网报道，座谈会上总书记谈及几十本大书，且特别钟情于海明威的名著《老人与海》。该报道还重提习今年在俄罗斯和法国公布的两张阅读“书单”，其中有俄罗斯的克雷洛夫、普希金、果戈里、莱蒙托夫、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等，法国的卢梭、狄德罗、圣西门、傅立叶、萨特、蒙田、罗曼·罗兰等。与今年2月访俄时公布的名单相比，俄罗斯作家中增加了克雷洛夫和涅克拉索夫，而前苏联官方文学的代表人物高尔基、法捷耶夫却神秘消失，原因不得而知。
如何解读思想上、艺术上的成功与市场的关系？不妨以史为鉴。所有为人类文明贡献了不朽思想和伟大作品的先驱们，无不具备“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认真阅读过上述作家和思想家作品的读者，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他们是引领时代的人物，既不是市场的奴隶，也不是官场的奴隶。
殊途同归：与会者的命运
延安文艺界山头林立，素有“两个阵营（“鲁艺”和“文抗”）、三大系统（中央文委系统、边区文化系统和部队文艺系统）、四个山头（“鲁艺”、“文抗”、“青艺”和边区文协）”之称。其间不仅有传统的文人相轻，还有军队工农干部与城市知识分子之间的格格不入。其中最主要的宗派，是以文化人士周扬为首的“鲁艺派”和以作家丁玲为首的“文抗派”。周的圈子中有文化人何其芳、周立波、陈荒煤、沙可夫、沙汀、刘白羽、林默涵、贺敬之等人，丁的圈子内是文化人萧军、舒群、艾青、白朗、罗烽等人。
周扬指“鲁艺派”主张“歌颂光明”，而“文抗派”主张“暴露黑暗”。两派互相排斥，势如水火，创作思想分歧甚大，其源流可追溯到三十年代上海左翼文学的宗派之争，以及1936年周扬、周立波等的“国防文学”和鲁迅、冯雪峰、胡风等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两个口号的论争，毛泽东当时是支持“国防文学”的。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文革”中周扬遭整肃，“国防文学”又被打成投降主义。
主动找毛泽东反映延安文艺界情况的作家萧军发现，其实毛泽东对文艺圈很不熟悉：“我知道他是对一切隔阂着，从文协负责人不知是谁，丁玲低调工作不知道，不晓得艾青、罗烽等来……就是一个证明”。（《萧军日记》）与此同时，文艺家们也有些忽视“资深文青”毛泽东和延安的文艺界领导，高华在《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一书中说：
在这一时期，文艺界人士虽然尊重毛泽东，但并没有把毛泽东视为中共唯一领袖，尤其没把毛看成是精通文艺问题、可以指导自己创作的理论大师。不少文艺家还未养成尊重党在文艺方面领导人的习惯。一些来延安前就有较高成就的文艺家， “孤芳自赏” ，独立特行，根本不把“文艺界领导同志”周扬放在眼中，经常对周扬的领导作风反唇相讥。
按当时党内分工，洛甫（张闻天）以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任中宣部长，分管宣传文化教育，毛泽东分管军事、外交。但整合各派一统江湖，是他最喜欢扮演的角色。毛泽东乘洛甫率“延安农村工作调查团”往晋绥的一年间，安排凯丰代理了中宣部长职务，自己则轮番约谈众多延安文化人，不断吹放“自由化”的春风放火烧山。直烧到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出土，毛才突然变脸，拍案疾呼“这是王实味挂帅，还是马克思挂帅？”他对老友萧三宣称：“我本来不管文艺的，现在文艺的问题碰到鼻子上来了，不能不管一下。”于是，王实味遭遇口诛笔伐，不仅无缘文艺座谈会，还成了延安文化界第一个被祭旗的牺牲，最终掉了脑袋。
与会的中共领导人中，与毛联名下帖请客并主持座谈会的政治局候补委员、代理中宣部长凯丰，在中共“七大”上被排除出中央委员会，博古、王稼祥、邓发被逐出权力中心。延安文艺界两大宗派的纷争，客观上为毛泽东夺取意识形态领导权、荣登文坛霸主宝座铺平了道路。与会的中共领导人中，与毛联名下帖邀请并主持座谈会的政治局候补委员、代理中宣部长凯丰，到中共“七大”时被排除出中央委员会，博古、王稼祥、邓发被逐出权力中心。此后三十多年间，作为座谈会分母的“鲁艺”和“文抗”两派文化人，被领袖玩弄于股掌之间，交替利用，互斗互整，历经延安整风、1957年“反右”至1966年“文革”，最终殊途同归无人苟免。可怜一代热血才俊，被洗脑改造成权力的奴隶，灵性被摧磨殆尽，沦为史上匆匆过客，鲜有佳作传世。
七十二年后的文艺座谈会，人民网赞曰“群英荟萃、少长咸集”，又有七十二人同襄文坛盛举，最年长者是年届九旬的红学家冯其庸，最年轻的是80后“网络作家”周小平，上应孔门弟子之数，下合历史年轮。此时席间已无萧军、丁玲，更不会有王实味；庙堂上文艺人士缅怀延安文艺座谈会，却无视延安先辈们被洗脑为奴的前车之鉴。与会各路文艺堂口掌门皆为歌德高手，连胡乔木、周扬那种有些学养的文胆党鞭，都克隆不出来了。
北京文艺座谈会上隆重推出的“后起之秀”，是无知无畏的新生代“网络作家”周小平，一时左右两翼眼镜大跌，蓦然发现“原来彼此都不是这个时代的主流”（薛之白：《方舟子驳周小平另掀波澜》，联合早报网专稿）。今年全国宣传部长会议曾提出：对基于互联网的新型知识分子，加强政治引领和政治吸纳，促左右两翼回归主流。前有覆辙，后继乏善，党国文宣的豢宠品味，很难令招安对象自降身份与周为伍，引领大计前景堪虞。
据周小平会后在他的个人博客中独家披露，习近平还有这样的说法：“一些丑化人民群众，丑化中国，丑化英雄人物的现象，是在毁坏我们的信仰根基，是历史虚无主义，其危害是巨大的。文艺工作者，应该积极弘扬正能量。”“文艺作品不能以追求到国外获奖为目的，抱着这种目的去创作是没有前途的……”。这些话被坊间解读为“不点名批评”与会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是否如此？不得而知。
对文学艺术家而言，今后的作品评价体系或许不再与国际接轨，而是在普世文明标准之外，另立“中国特色”标杆。继设立国际“孔子奖”之后，财大气粗的中国，未来是会否自设一批国际奖项，以期与诺贝尔、奥斯卡、普利策等国际性大奖抗衡，也未可知。
会风迥异：从群言堂到一言堂
说完两个文艺座谈会的雷同之处，再来说说不同看点。
一是会前沟通。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之前，刘白羽、萧军、欧阳山、草明、艾青等重点人物，曾多次被毛泽东约见或书信征求意见；李伯钊、丁玲、萧三、罗烽、舒群、周文、草明、塞克、于黑丁等也蒙召垂询。毛还以集体谈话方式，与鲁艺的周扬、何其芳、严文井、周立波、曹葆华、姚时晓等部分党员交流。还有一段轶闻是：延安青年艺术剧院院长塞克，接毛泽东约谈通知后提出条件：“有拿枪的站岗我不去！”后在其他人劝导下赴约，发现沿路岗哨全撤，很远即见毛在窑洞外伫候。当日一谈四五小时，还被留共进午餐。塞克事后反思，颇为自责。（朱鸿召：《延安文艺社会生态论》）
其次是自由参会。延安文艺座谈会与会的人数，至今众说纷纭。据说留下的合影系由三张照片合成，一些人物被遗漏。合影照的105人（一说104人）中间，被识别出96人（一说95人）。收到请柬的人中间，一些人因各种原因未赴会，如作家高长虹拒绝参加，身在前线的画家莫朴、音乐家贺绿汀、作家周而复、一二九师宣传部长朱光等人来不及参加。有的人（如美学家王朝闻）没有赶上座谈会开幕，但参加了第二或第三次会议，还有人（翻译家如吴亮平、作家吴奚如）参加了前两次，缺席了第三次会议。更有人（如诗人方纪和郭小川）并未收到请柬，得到消息后自行前往旁听，赶上了第三次会议并合影。鲁艺与会的人数最多，戏剧家阿甲被张庚临时拉去赴会，周扬也直接通知了一些人与会。据作家潘奇回忆：“鲁艺参加座谈会的人有一个规定，即助教以上的教师包括助教在内，都参加座谈会。”会议闭幕的5月23日，鲁艺还通知了一批教师以外的研究人员去听毛泽东的结论报告。（参见高浦棠：《延安文艺座谈会参加人员考订》、朱鸿召：《延安日常生活中的历史》）
最大不同是自由发言。延安文艺座谈会在1942年5月2日、16日、23日分三次召开，就文艺的立场、态度、对象、材料、生活、学习等六个问题畅所欲言，先后发言约四十多人次。
第一次会议就爆发了激烈争论，在毛泽东的提议和丁玲的鼓动下，萧军首先开炮，捋起衣袖讲了约三刻钟。他宣称：我是相信罗曼·罗兰提倡的新英雄主义的，我不单要做中国第一的作家，而且要做世界第一的作家；还宣布要继马、恩、列、斯、毛之后，做“老子天下第六”。他自称从来不写歌功颂德的文章，作家是独立的、自由的，鲁迅在广州就不受哪一个组织的指挥，表示要用自己的一支笔，监督国共两个党。“党内人士、非党人士、进步人士是一家，政治、军事、文艺也是一家。虽说是一家，但它们的辈分是平等的，谁也不能领导谁”。胡乔木起而反驳：“文艺界需要有组织，鲁迅当年没有受到组织的领导是不足，不是他的光荣。归根到底，是党要不要领导文艺，能不能领导文艺的问题。”双方当场争执了两个回合。会后毛泽东请胡乔木吃饭，祝贺他开展斗争。（朱鸿召：《延安日常生活中的历史》）
第二次会议上激辩再起，萧军继续放言：你们共产党现在又开文艺座谈会，又在整风，我觉得你们的整风是“露淫狂”。你们现在整“三风”，将来总有一天会整“六风”。你们为什么不在十年以前就提出来呢？他对整风能否整得好表示怀疑。胡乔木、吴亮平等群起驳之，罗烽则力挺萧军。双方唇枪舌剑，旗帜鲜明。会场气氛活跃，吴亮平、欧阳山均因发言太长被轰下台来，张庚还公开表示：我也不赞成主席的有些意见，提高是非常必要的，我们的共产党的文化运动搞了那么多年，难道不要提高吗？（朱鸿召《延安日常生活中的历史》）
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毛泽东礼贤下士，不仅邀请了两派不同观点的文化人，还允许萧军等人唱对台戏，当面颇有“雅量”，算账留待秋后。1953年北京开会讨论过渡时期总路线时，梁漱溟又想唱一出对台戏，毛泽东立时变得忍无可忍。到1957年翻手整风、覆手反右之后，对台戏已成绝响。
2014年北京文艺座谈会，按“政治正确”的标准遴选与会者，发言者依官会传统念稿，同声合唱主旋律。
中断外访飞奔赴会的作协主席铁凝深情地说，归途中想起了七十二年前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今天，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党中央召开这样一个文艺座谈会，对于激励和引导全国文艺工作者，全身心地投入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宏伟事业中去，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自称部队文艺“老兵”的空政文工团一级编剧阎肃，发言壮怀激烈：“我们也有风花雪月，但那风是‘铁马秋风’、花是‘战地黄花’、雪是‘楼船夜雪’、月是‘边关冷月’。就是这种肝胆、这种魂魄教会我跟着走、往前行，我愿意为兵服务一辈子！所以，我、我们心中常念叨的就是6个字：‘正能量、接地气’，在部队来说就是有兵味战味！”（新华网：《文艺工作座谈会发言摘编》）这番永远定格于战争年代的豪言壮语，当场荣获总书记点赞。
其他与会者的格式化发言，中规中矩各守本分。会后冒出的花边新闻，或自阉，或自恋，或兼而有之。如1989年发表“去国声明”出走，迷途知返又发“归国声明”的画家范曾，与会后率拥趸创作了九首七律，唱出“皇图八万沐初阳，耸嶽奔川隱佛香”“一代天骄承大梦，千秋伟业向康庄”的颂圣乐章，俨然以诗劝进。受到“习大大”勉励的周小平则发文抒怀，自称“我待祖国如暖男”，还大胆僭越，独家传达了几段新华社通稿以外的最高指示。无缘与会的小品演员赵本山，自称学习讲话后“激动得睡不着觉”，被网友讥为“吓得睡不着觉”。
延安自由随意的会风，今日已无从奢望。从在野党到执政党，从群言堂到一言堂，会风的精妙之处，就在于到什么山唱什么歌。
历史地位：政治意义重于文化意义
延安整风是毛泽东走上党内神坛的第一步。毛泽东从洛甫（张闻天）手中夺走了其分管的意识形态大权，接下来以中央总学习委员会（总学委）架空了政治局和书记处，利用对“教条主义”（王明）和“经验主义”（周恩来）的清算斗争，震慑了整个党内高层；又假手康生，以“抢救运动”的恐怖整肃，驯服了党内中下层。在刘少奇的合作下，以“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紧密结合”为框架，将“毛泽东主义”奉为中国革命的指导理论（后为避免斯大林不悦，改称“毛泽东思想”）；又在胡乔木等人的配合下，以《联共（布）党史》为样板，根据自己的需要修正中共党史（按：若论“历史虚无主义”，毛氏才是鼻祖）。1945年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彻底将王明等“国际派”钉上了党史耻辱柱。在同年召开的中共“七大”上，党的集体领导格局寿终正寝，最终确立了毛泽东不容挑战的领袖地位。
延安整风创造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原始版本。上世纪40年代的延安连收音机都未普及，仅有壁报、书报纸媒和一万多读者（根据毛泽东的统计），闭塞的环境成为造神的道场。闭关锁国的1950-1970年代，意识形态一元化得力于资讯的垄断，造神运动曾一度登峰造极。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神圣的光环才逐渐消褪。自延安时代开始的文艺繁荣神话，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时只剩下八个样板戏……
在人类文明的高速路上逆行，显然缺乏可持续性；信息时代文化的多元化，使思想掌控变成一种西西弗式的无效劳作。从延安到北京，展示意识形态权杖的文艺座谈会，政治意义重于文化意义，有文化史上的研究价值而难言文化价值。
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描述了一种政治祭祀仪轨：“求助于过去的亡灵，借用他们的名字、战斗口号和服装，以便穿着这种古代的神圣服装，说着这种借用的语言，来演出世界历史的新场面。”然而历史环境变了，无论是有请马克思加秦始皇，还是有请马克思加孔夫子，降神咒语均已失灵。历史的衣冠道具可以仿造，但很难复制出新的毛泽东。
本文写作参阅的著述包括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胡乔木回忆毛泽东》、《谢觉哉日记》、《萧军日记》、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连动的来龙去脉》、朱鸿召《延安日常生活中的历史》等。
章立凡是中国近代史学家，独立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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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字: 文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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