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雖然行過死蔭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為你與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 诗篇二十三
三个月前，我经历了一些事情，在这过程中，诗篇23经常出现在我的脑海。现在，一切都比较稳定，可以写写事情的经过和我的感想了。
六月初，儿子和儿媳远道来看我们，住了一周，他们回去后给教会里学医出身的姐妹胡薇发邮件， 说发现我的记忆力比以前差了许多，请胡薇多多关照我，胡薇在六月十一日打电话建议我做一次脑部的核磁共振检查，我并没多想，觉得岁数大了，也该检查检查了，次日就去见我的家庭医生，医生感觉我说话有点颠三倒四，让我立刻去急诊，急诊医生没查出有多大问题，却也让我做个核磁共振检查，约定6月24日下午到Orsay医院去做。胡薇听说后还觉得拖得有点太久。
那天下午老伴陪我去的，躺下，进入一个大圆筒，呆在里面的时间似乎不短，从圆筒出来后，胡薇已经在那里了。医生没让我回家即建议我立即住院，我也没弄清楚是怎么回事，我想既然让住院，那就住吧，坐上轮椅，一位大汉把我推进了Orsay医院五层神经科病房的重症监护室。房内只有一张床。立刻输液，把检测我生理特征的东西连到仪器上。这时我就不能再下床了。老伴赶紧回家取来我的生活必需品，好在离得近，半小时后回来了。经过胡薇与医生的沟通，才知道，核磁共振成像检查出我的小脑双侧动脉阻塞，是一次尚未发作的中风。这次检查的时间点恰到好处，早几天检查 可能什么问题都查不出来，若迟几天，肯定就发病了。
在重症监护室，对我"管"得很严， 吃饭时， 不能坐起来，只能把床的上半部分抬高，上半身和水平面的角度不能超过45°，护士在我的前胸贴一个饭单躺着吃。病房内有厕所，和我只有咫尺之遥，我却被固定在床上去不了。每解一次小便护士要用掉一双塑料手套。
次日，护士来抽了几管血，每天量三次血压，同时还要从指尖取一点血，过了两天，一位女医生来告诉我说：几次验血的结果表明我体内缺"白蛋白"，我有些奇怪，因为数年来， 我一直在公寓食堂就餐，饭菜的搭配应该是合理的， 不致缺乏营养， 出院后 我从网上查到： 患恶性肿瘤和肝硬化的病人， 会缺乏白蛋白。 我曾患前列腺癌，手术已经过去二十多年， 近年的PSA升高， 有复发的趋势， 也许这是白蛋白缺少的原因。
老伴和胡薇很辛苦， 每天下午都来医院看我 ，有时还带来水果 糕点等， 其实， 医院的伙食不错， 我的食欲始终旺盛， 并没因生病和减少活动而不振， 三餐的饭菜基本吃光。
医院里的工作人员都很和善，护士，助理员大多是美女，每次接触， 几乎都是笑脸相迎。 病房里一位主要的护士是位半白半黑的中年妇女， 她负责做许多事， 做的也认真， 但从脸上看似乎缺乏一种热情。夜班的 主要的护士是位四十余岁的白人女士， 她的态度则好得多。
医院的伙食不错， 营养的搭配， 菜色的多种多样无可指责， 唯一感到不足的是做得火候太大， 吃到嘴里软软的， 几乎不用咀嚼就可以下咽了。基本上品尝不出味道来。
在重症监护室住了三天， 医生用大剂量的药物溶解血管的阻塞物。 27日周四让我转到了普通病房。普通病房分单人间和双人间两种，我去的是双人间，第一天只我一人，后迁来另一人，早我一天出院。
医生群体中 有一位华人， 姓刘， 出生在法国，会说一点普通话， 他的父母是广东人， 曾为我做过B超检查，检查后告诉我说看不大清楚，所以后来又做了一次CT。
到普通病房以后， 我就有了行动的自由。 每天上下午在病房里走一圈， 那时体力很差， 走一圈就有点精疲力尽的感觉。 在重症监护室的时候， 不能洗澡， 换病房后可以洗了, 每天去公共浴室洗淋浴, 坐在椅子上, 不必担心出状况。
教会很关心家里的生活, 考虑到老伴患老年痴呆症多年, 独立生活难于自理, 周一到周五可以在公寓食堂就餐, 问题不大, 特别安排两拨人分别在周六和周日到家里来陪老伴并给他做饭. 也都抽空到医院看我. 到医院看我的人络绎不绝, 充分体现了他们的爱心.
入院后, 即脱掉了自己的衣服, 穿一件后面开口的长袍和尿不湿。 洗澡后换一套。
出院的前一天， 医院的社会助理员找到我说： 出院后要做一段时间的复健( Kiné)， 问我是自己找复健师还是由她找， 我说当然是请你给找了， 她满口答应。
7月2日出院， 出院前 一位女大夫和我，和胡薇做了长谈， 开了五种药， 可服用三十天。 之后就可让家庭医生继续开处方了。 定于12月10日在门诊部复查。 在此之前要做心脏部位的两项检查，到家后， 胡薇立刻打电话给位于Massy的医院订好了约会。我们公寓和医院只有约不到一公里的距离，所以我是步行回家的。公寓里许多朋友知道我住院了， 都很亲切地问候。
出院后， 体力逐渐增强， 走路的步距大了， 表明小脑的平衡功能在恢复， 每天都带个手杖到对面小公园散步，不太热的时候， 也在那里坐坐。绕草坪转一圈是320步，绕大圈是600步， 行走的距离日渐增加，但感到比起住院前体力有所下降，走上几圈后就大汗淋漓了。
医院规定下午一点开始探视， 所以上午基本没啥事， 住院期间我的大脑运行还算正常，思维在不同的时空驰骋， 利用躺在床上的机会想了一些事：
1.我有高血压家族史。 爷爷在59虚岁时， 突发脑溢血两个小时就走了。 爸爸五十几岁时就因血压高不能正常工作， 57岁中风偏瘫，靠妈妈对他无微不至的照顾，卧床十三年后去世，终年七十。叔叔退休后不久中风，卧床十几年去世。我在北大读书时，血压就不正常，低压经常在110mmHg左右，且压差较小，只有20mmHg，那时靠调整工作节奏，练太极拳得以恢复正常。约20年前，发现血压偏高， 服用一种非常温和的降压药Micardie维持， 服过一些时候之后， 血压正常了， 我就自作主张停了药， 起初还好， 后来发现血压很不稳定， 高的时候达170甚至更高， 低的时候 只有120左右， 胆固醇也比较高， 但所有这些并没引起我的重视，这就是导致我此次发病的原因。由于胡薇的提醒，在做核磁共振的时候发现了血栓， 及时救治使得中风没有发作 ，据医学界的朋友说， 中风几近发病而被发现的情况实属少见。而我恰恰就是这少见中的一员，躺在病床的时候我在想， 如果迟几天去做核磁共振，也许就发病了，后果无非是爷爷的模式或爸爸的模式，此刻我也就不可能坐在这里写住院经过了。
2.纵观我的一生，虽然也经历了一些坎坷，但总的来说，在如此险恶的环境中，过得相当平顺，许多事情表明，前面的坎坷往往是为后面的平顺做铺垫，先经历一些磨难却因此而避免了以后更大的灾难。可以举几个例子说明。
1951年， 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登中共中央文件，号召在职干部投考高等学校，那时我已在天津化工厂工作， 我提出了报考的要求， 人事科长和厂长都一口拒绝， 说你这是好名词掩盖下的坏思想， 你参加工作以来， 组织上哪点不信任你了？不仅不让去，连讨论的余地都没有。 我当然不服气， 多次找他们谈， 他们不听， 最后我请假去北京体检和考试， 考上了北京大学物理系， 这一下， 更触怒了他们， 说我无组织无纪律， 九月开学， 先向北大请了两周的假， 后在无可奈何的情况去报到了。 只上了一天课， 教务处便通知我去面谈， 问我是否办妥了离职手续， 说天津化工厂要我回去， 不允许我上学。 我找到了当时的副教务长杨晦， 他说： 我们同情你， 但没有办法， 你可以先回去， 写封信来要求为你保留一年入学资格， 明年再来， 听了他的话后，觉得 没其他选择， 只好回去。 回去后被整了个死去活来， 开除团籍， 调离人事科. 从"被信任"的人群变成了"不被信任"的人群. 北大也在征询天津化工厂意见后拒绝为我保留入学资格。那时 我求死的心都有。
1953年开始了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共中央号召把最优秀的干部放到基本建设部门，实际上各单位都借此甩包袱，把最不喜欢的人调走，于是1953年初, 我被调到了重工业部化工局所属的太原工程公司，公司的任务是在太原和晋祠之间的农村承建一个化肥厂和一个制药厂。谁也没料到，此举却成全了我。公司的总经理是位参加过长征的老兵，识字不多。作风不像天津化工厂领导干部那样跋扈。1954年 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再次刊登中共中央号召在职干部投考高等学校的文件，我又一次申请，终于获准，只做了约一个月的准备便匆促应考，再次考入北大物理系。此时的北大已不同于往昔，两年前经过院系调整，与清华， 燕大， 中法大学 的文理科合并迁入燕京大学的校址。三年级时， 辅导我们电动力学的助教彭洪安是1951年入学的，曾和我同班。这时杨晦是中文系主任。
虽然我被耽搁了三年， 聊以自慰的是终于如愿以偿读了自己喜欢的学校和专业。如果没有1954年的机会，或者考入了什么垃圾学校，我将遗憾终生。而1951年挨整的经历让我刻骨铭心，避免了57年的灾难。
1959年末 我参加了全国第一次固体物理会议，那时我刚刚参加工作不久，提不出什么有价值的论文，却藉此认识了这个领域的一些人士。科学出版社发给每位代表一份"选题计划" ，希望代表本人或推荐他人翻译。其中有一本是法国人FRIEDEL 1956年所著的"Les Dislocations" 。
北京外国语学院办了一个"外语业余学校" ，有英德法三个语种， 每两年一届， 1960年是第二届， 给了我工作的单位10个名额： 英6德3法1， 我报名学法语获准， 从1960年到1962年学了两年，所用教材是外语学院本科使用的教材。每周学两个晚上，每次两小时。那正是全国挨饿浮肿的时期， 我克服种种困难， 终于坚持下来了。结业之后， 阅读能力不比本科生差，口语就不行了。
毛时代，一般人生活都很拮据, 发表些文艺作品,做些译著是改善生活的方式之一,等外语夜校结业以后， 我想起了FRIEDEL的这本书， 经与科学出版社联络,他们委托我译这本书. 1963年签约， 差不多译完时， 有的期刊登出广告预告将出版此书的英文增订版。 根据合同， 要按新版重译， 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的1968年6月才完成交稿。1969年以后， 我已经在河南五七干校劳动了， 接到科学出版社的一份退稿信和我的稿子， 退稿信是统一格式，铅印的， 只填个人名和书名， 大意是：您的稿件完成于文化大革命之前，势难满足文化大革命的大好形势，而且， 我们全体成员都将奔赴五七战线， 故此退稿。 在无理可讲的当时，我只能接受。毛死后，中国的情势有所变化， 各项工作逐渐恢复， 科学出版社又开了门， 经过金属物理学界几位大佬： 钱临照 葛庭燧 柯俊和冯端等人的努力， 此书终于在1979年出版。 第一版印了五千册， 很快售罄。 责任编辑李益发和我商量， 再版时是否再增加一些内容， 此时中国人和外国人通讯 不会再被看成是里通外国了， 我给作者写信问他有无新作， 他给我寄来一篇长文， 加到了第二版， 新版也印了五千册。李益发说文革前科学出版社共签了八百五十份合同 ，几乎都被"枪毙"了，文革后仅仅从中选择出版了二十册，Dislocations 有幸是其中之一。我译此书的目的很简单， 赚几文稿费贴补家用而已，在六十年代的中国， 不可能想到其它事。在此要简单地介绍一下FRIEDEL，他长我十岁，在剑桥读博时，师从MOTT，英国有对姐妹花分别嫁给了这两人，先是师生而后成了连襟，也算是学术界的一段佳话. MOTT 获诺贝尔物理奖后说过：这奖其实应该授予FRIEDEL才对。FRIEDEL任巴黎十一大固体物理实验室主任多年，近二十年间，法国有二人获诺贝尔物理奖，都出自这个实验室。Les Dislocations是他的唯一著作。八十年代初 FRIEDEL问我， 是否有意来法国工作， 那时， 局势还不太明朗， 婉谢了。到了1985年， 出国的人多起来了， 中国也逐年派留学生出国， 此时， 我写信给他 ，说希望来法， 经他推荐， 有六个单位愿意接纳， 我选择了十一大的结构冶金学实验室。 于1986年初到了法国。中国金属物理学界有一位杨先生(姑隐其名），1955年武大物理系毕业， 后成为钱临照的研究生，他曾译过好几本固体物理方面的书，都是由李益发编辑出版的，李益发告诉我，杨先生也想去美国，但没能去，因为他那些译著的作者或者已经过气或者名气不够，帮不上他忙, 杨先生有些不平地说："王煜这小子走运，译了一本书就出去了"
从1986年3月到1988年底， 我在巴黎十一大工作了33个月(由法国科研中心CNRS发工资），工作结束后回到北京。那时法国聘中国人来工作，一般只给资助(Bourse）不给薪水(Salaire），即使是文革前已有教授副教授头衔的，每月也只给五六千法郎。而我是与法国人同工同酬的。我在法国的薪水比国内的同僚高了几十倍，引起了部分人的羡慕嫉妒恨(当时的叫法是眼红病），部里对我出国的批文是"国内工资照发，国外收入归己"，但我出国后，我所在的单位立即停发了我的工资，对此我觉得无所谓。即使这样，还是不合他们的意，过了两个月又通知我说：你在国外的收入不是你自己的，你按公派的标准留下，其余的交给单位。记得当时公派的留学生是每月2300法郎，公派的实习生是每月2450法郎。法国是带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国家，许多方面带有二次再分配的性质，比如，在食堂就餐，同样的饭菜，工资高的多付，工资低的少付。那时我要按最高档付，每餐16.40法郎，而靠助学金生活的博士生每餐只付8.60法郎。住房也是如此，我在国际大学城住伊朗楼，每月1600法郎，住丹麦楼的留学生每月付800法郎，如果按外派实习生的标准留，我在这里根本无法生活。这样过了几个月，可能是他们觉得这办法难以得逞，又回过头来问我：这两种办法你可任选其一，我当然是选择前一种了。但等我回去就有了报复的机会， 他们不给我安排工作， 企图把我挂起来。 看到环境的险恶， 我在北京住了两个多月后， 就又回到了巴黎寻找工作。 不久 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六四屠杀。
1989年暑假期间， 我的一位同学借着去意大利出席学术会议的机会逃出中国。 此前， 我介绍他认识了巴黎六大的一位教授POIRIER， 靠这位教授的一封邀请信， 他获得法国的15天签证。 我从机场接他，给他安排食宿。 他明白告诉我； 要想一切办法留下来不再回去了。 有一天中午我带他去Palaiseau的91省警察分局， 他不会说法语， 通过我问可不可以投资移民， 警察笑着回答说：就是你有钱把埃菲尔铁塔买下来， 你也成不了法国人。 他想了想又问可不可以申请政治庇护？警察说：那可以。于是他拿出一张名片给了警察， 中国人的名片往往是很吓人的， 上面写着各种头衔，什么研究员， 博士生导师等等， 警察看了说你是个grande tête(大脑袋） 呀! 于是打电话给省警察局外国人办公室的主任， 约好次日去办。 第二天， 我们如约去了。 到了那里一看， 黑压压的一大片， 大部分是非洲人， 都是申请政治庇护的， 一个一个地被叫进去谈， 我们乘着叫人的机会挤进去说： 我们是有约会的， 工作人员已经被打过招呼， 请一人带我们去外国人办公室主任的办公室谈。 这主任会说英语， 他们是用英语交谈的， 谈妥后， 让他留下十个手指的指纹。 之后， 这主任问我申不申请政治庇护？ 我说不想申请。 他又问我是什么居留， 我说只有一个临时居留证。 他说你应该有个正式居留， 于是出去拿来我的档案， 让我在一张表格上签字， 其它栏目都是工作人员代我填的。 过了一段时间， 就通知我去警察分局取回了有效期为十年的侨民证。 来法国仅三年， 且在寻找工作期间， 居然拿到十年居留证， 周围的人都说是个奇迹。仅仅是为帮助这位同学， 却一举解决了我的居留问题，也算是好心有好报吧。有了侨民证，许多事情就好办了。有一段时间，中国对自费留学有诸多限制，规定：侨民的直系亲属可以自费出国；旁系亲属出国需要缴付大学阶段的培养费，无侨属关系的则免谈，我的儿子就是援引这一规定，读完本科不足一年就到了法国。
3.上面列举了我一生中的几个关键点是如何度过的，除了这几个重要的经历之外， 还有许多事情也都类似，往往是在遇到难题时，未经特别的努力却在不经意间解决了。用世间的语言可以说是：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这类的事情多了，任何人都会问，为什么你这人总能逢凶化吉，转危为安呢？这里有什么奥妙？我认为，在弄清每件事情的前因后果之后，往更深一层思考，就会看到在诸多具体事情的背后，有一双看不见的大手一直护着我，说白了就是 神爱我! 神一直在看顾我。那么， 又可以问了： 为什么 神那么爱你？莫非你有什么特别值得爱的地方吗？我的答案是没有，我和世上所有的人一样，都生活在罪中!曾经的我， 肤浅 短视 很愿与人攀比，有时也有骄傲和嫉妒，人生的目标也曾很可笑。神之所以爱我， 看顾我， 是因为他让我认识到我很软弱，他要让我认识他，理解他 ， 学习他， 把爱散播到人间。
踏入社会，正是中国发生巨变的时候，因着幼年环境的单纯和缺乏历史知识， 也曾欢呼过"新社会"的诞生，也曾心甘情愿地接受洗脑，发自内心地甘愿做一枚螺丝钉,像蜡烛一样， 燃烧自己照亮人间。但是， 残酷的现实不久就使我看清了漂亮口号背后掩盖的真相。这种体制下 的 "政治"说穿了就是一种欺骗的艺术。经过一段时间的深思，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决定寻求逃避，期望远离尘嚣，在书斋， 在实验室中度过一生。 这也就是我选择升学， 选择物理学的目的。1951年的挫折让我对现实看得更清楚：靠这样一群心胸狭窄， 鼠目寸光的人安邦定国， 简直是缘木求鱼。进入北大曾令我高兴过一阵，最初的三年， 还是相当宽松的.在繁忙的课业之余，读了一些世界名著。可是57年的反右令我梦碎，高等学府绝不可能成为世外桃源, 如果说那些老八路仇视知识分子，他们想整读书人却整不到点子上。到了北大这样的地方，他们是利用知识分子整知识分子。1957年 许多纯真的同学落入了陷阱，我并不比他人高明，但51年刻骨铭心的经历让我心存警惕，我不相信他们有纳谏的雅量，所以绝不做冒险的试探。西语系英语专业三年级27个学生打了9个右派，比例是三分之一，是全校之冠，按百分比算，其次就是我们物三了，我们班右派分子的绝对数又比英三高出许多。那时同房间的同学监视着我们的一举一动，北大有所谓的点头右派和摇头右派，我抱定的宗旨是不仅不说话。甚至连头也不摇也不点，终于逃过了一次灭顶之灾。
这时我思考的不再停留于张三被打成了右派分子或李四成了反右英雄，而是人们的普遍罪性。幼年读教会学校时的一些金句开始起作用，既要考虑人的罪性问题，也要寻求自我救赎。靠着高我一级的一位基督徒同学的带领， 参加了北大基督徒团契和北京宽街教会的活动。北大学生团契对我的帮助很大，我像个初生的婴儿，如饥似渴地学习基督信仰的基本要义，同学们的关爱令我感动至深。至于宽街教会则另当别论，因为中共进城以后就着手渗透 改造 打压教会。坚持真正信仰的如王明道进去了，留在外面继续崇拜活动的不得不小心翼翼适应当政者的要求，教会逐渐失去了它的本色。比如1958年毛在北京开展打麻雀运动，全市都要配合，工厂停工， 学校停课，宽街教会也配合行动，在崇拜时提出：众人以为美的事 要努力去做，所指众人以为美的事就是打麻雀。1958年中共把北京的几十间教会合并为四个，大部分神职人员被下放到北京东郊农场修理地球。宽街教会也合并来两位牧师，在我看来 他们可能是地下党员。1963年我带了一位被打成右派分子在北京一工厂劳动的同学去，这位牧师在台上讲道时看到了这个新面孔，等散会后我们离开，他竟追出一百多米盘问这同学的底细。显然这绝不是出于教会对慕道友的关心，而是要向他的主子报告，自此之后，我再没踏入这个教会。
人的救赎， 靠自己是做不来的。要靠神， 神会启示该怎么做。在57年反右的后期，我因一件小事不经意间得罪了一位反右积极分子，这件事现在听起来可笑：他在搬家时，丢了一只球鞋，下午锻炼身体时不方便，那时我不参加同学的集体锻炼，而是自己打太极拳，打太极拳用不着穿球鞋，我就对他说，你穿我的球鞋吧。他就一直穿我的球鞋锻炼。有一天半夜，突然大喇叭广播，让同学们去天安门游行，好像是支持中东一个什么国家，考虑到游行时，跑跑停停，穿布鞋可能会把鞋跑掉，我想穿球鞋去，可是，此时那双鞋已经在他脚下了。后来，我把鞋刷了，他以为我不愿意给他穿了，就恨上了我。在反右后的"整改"阶段，如红专辩论，因我的观点和主流观点不同，批判了我好几次，此时他和我已不在同一班，可是批判我的时候， 他从不缺席， 言辞之犀利无与伦比，还捏造一些事攻击我，每当他"义正词严疾言厉色"地批判我的时候，我就觉得好笑，心想不就是因为那双球鞋吗？。虽经几次批判， 可惜此时， 北大定的右派名额已满，以后只做思想批判不再打右派了。他的攻击除了暴露他的人品外， 对我没起作用。多年来， 我对此一直耿耿于怀。在法国受洗成为基督徒时，我清理自己的思想，觉得不管他做得怎么样，我心中不能对他有苦毒，于是主动写信给他，他也表示：往事不堪回首。从此成为通信之友。约十年前他病故了。他的妻子电话告诉我说，他是因肝癌去世的。临终前相当一段时间， 全身疼痛难以忍受， 服冷杜丁等止痛药已无效，多次要求安乐死， 医院不给做， 最终是痛死的。听到这个消息，我当然表示哀悼并安慰他的夫人。从我受洗到他故去， 我所做的， 从表面看无可挑剔。但后来我发现， 听到他的死信后，我内心最深处， 隐隐有一丝感觉是"恶有恶报" ，靠着 神的提醒， 我察觉到这种想法有问题， 如果我真的全然饶恕了他， 应该不会想到恶有恶报。在这方面，还需要 神的继续带领。
前面提到的那位申请政治庇护的同学，实际上是中共的宠儿，在那里能得到的他都得到了， 八十年代初就去美国工作了一年多，使之产生怨恨的是从美国回来后，没有如他所预期地重用他。当然也不排除对六四屠杀的不满，所以在89年的七月 借着去意大利开会之机离开中国， 靠Poirier的一纸邀请函获得15天的法国签证。我把他从机场接来，为他租了房，因正值暑假， 还为他借了一张可以在十一大食堂就餐的卡片。他不通法语，无论到哪里去， 我都有求必应地陪伴。他办完政治庇护有了居留权后， Poirier给了他为期一年的临时工作，因六大在巴黎市内，我建议他迁到城内免得每天往返，我自己觉得能做的都为他做了。等他迁居到巴黎国际大学城后，他让房东老太为他转信，并且告诉老太不要把他的地址告诉我。
写这篇回忆时，我考虑再三是不是写上这一段，最终我还是写了， 我无意谴责谁，而是告诉人们，世界很复杂，什么样的人都有，不要因着有了什么样的人而失去爱心，说到底，我还是很感谢他呢，因着陪他申请政治庇护，使得我提前拿到了相当于美国绿卡的侨民证，从此办一切事都方便了。这叫做无心插柳柳成荫。
在法国，我去过法国教会，更多的是中国人的教会。起初我对教会看得很单纯，很敬仰传道人，可是在教会中经历的几件事却动摇了我起初的想法。
安东尼聚会点是从奥赛团契发展起来的，迄今已有十几年的历史。在团契的阶段，只和巴黎华侨教会国语部发生关系，成立安东尼聚会点后仍然如此，所收奉献列为专项存在华侨教会，一直如此，从未出现问题。我们付房租时由华侨教会开支票，钱从我们的专项存款支出。支票要由巴黎华侨教会国语部的财务及法语部财务共同签署。据说有一次法语部的财务说我们对安东尼聚会点一无所知，不愿签，我们得知这个信息后，为了让法语部对我们有所了解，我们请法语部的传道人邱星火和执事会主席杨志恒来参观，当时我作为安东尼聚会点同工会的负责人带他们二人楼上楼下看了一遍。岂料从此法语部就介入聚会点的事务了。
巴黎华侨教会每年三四月间召开一次国语部法语部联合会员大会 。2012年的9月间，法语部的邱星火和杨志恒突然对安东尼聚会点说，今年的会员大会上，我们已经宣布将安东尼聚会点除名了，你们现在的聚会是非法聚会，如果你们想继续隶属于巴黎华侨教会，你们要先开会投票决定是否愿意回去，如果愿意，到明年(即2013年）巴黎华侨教会召开会员大会时，再由华侨教会全体会员投票表决是否接纳你们回去，这一下把我们搞懵了，我们询问参加过2012年会员大会的许多人，是否听到过宣布将安东尼聚会点除名，有人说不记得了，有人说杨志恒报告工作时我去厕所了，大部分人说，根本没有这么一回事，从没听到过宣布将你们除名。可是，我们拗不过身为传道人和执事会主席的邱杨二人，在安东尼聚会点几个人与之里应外合的配合下，终于按着他们设计的路线走完全程，安东尼聚会点"又回到"了巴黎华侨教会。唯一的后果是将原属安东尼聚会点专项存款约四万欧元归了华侨教会。这是一次设计得漏洞百出的"编造谎言欺骗会众"的丑陋表演，自始至终我是抵制的，万万没想到，这种恶行居然在所谓"神的家中通行无阻。编造谎言欺骗会众的人现在仍然站在讲台上宣讲认罪悔改重生得救的道理。
另一件事是华人基督教界曾经名噪一时的牧师远志明，企图诱骗安东尼聚会点一位年轻的姐妹，此事我已经多次写过博客，此处就不赘述了。
这些年来，我看到一些人从慕道友，受洗成为基督徒，继而接受神学培训而成为传道人，对此我当然很感恩，感谢 神引领他们走上"事奉"之路，有的传道人还作见证说，神把他在世上所有的路都堵死了，留下唯一的路是事奉 神。如果有了这样的认识，理应全身心地服侍 神了，很遗憾，人们之后看到的正好相反，他们的追求和世人所追求的的并无二致，只不过是把"抓"的场所从社会移到了教会而已。前述法语部说谎骗人的人不就是如此吗! 如果只限于他们也倒好了，可惜，还有且不在少数。这是非常令人痛心的事。如果教会被这样的人把持，那还称的上是教会吗？
当然，还有一些事例引人深思，我不愿让人觉得是在揭发华人教会的阴暗面，所以就不多说了。
"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 神的荣耀" 这是圣经上的话，传道人，牧师也是人，他们也可能犯罪犯错，也应该得到宽恕和赦免，这是绝对正确的。但我认为宽恕的前提应该是认罪。他们虽屡经提醒却置若罔闻，在我看来，这就是另一种性质的问题了。每位看过我博客的人，会有自己的判断。
4. 今年我已八十八岁，过完了米寿，在华人中间已算是高龄了，我所住的老人公寓内，有好多九十以上的老人，我还算不上太老，目前生活能够自理，每天都能为墙内的朋友提供外面的信息，也算没有白占土地，可聊以自慰。未来不可能再有八十八年了，究竟是几天，几个月，几年，我不知道，谁也不知道。不过，无论还能活多久，我都心存感恩。唯一寄望的是不要成为他人的累赘。走的时候像爷爷一样，嘎嘣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