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纵览中国>的一篇文章

戈尔巴乔夫宣布苏联解体演说词

作者：戈尔巴乔夫

修复这个国家和根本地改变这个世界的進程远比我们所能预期的复杂。然而，已经发生的事应该符合预期，这个社会需要自由，在政治上和精神上解放自己，这是一个我们至今没有完全理解的最高目标，因为我们还没有学会如何运用自由。不过，具有历史意义的工作已经完成，很多年前剥夺了整个国家繁荣和兴旺的机遇的极权主义系统已被终结。民主转型之路上的重大進展已经实现。选举自由、出版和宗教自由，代表机构的权力和多党制已经成为现实，人权被视为最优先的原则。 1991年圣诞日演说里，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辞去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总统一职。这一行为和平解体了1917年十月诞生的这个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性质)国家。这份完整的演讲稿于1999年圣诞节公布。 亲爱的同胞们，朋友们：   作为最近建立独立国家联合体这一局面的结果，我宣布辞去我作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总统的职务。我一直以来坚决支持国家的独立、自主和加盟共和国的主权，但同时我也支持维护政权联合，国家统一。 事态发展背离了初衷。即使我不能赞同的解体这个国家，分裂这个政局的政策仍然占了上风。在阿拉木图会议决议之后，我在这个方面的态度仍然没有改变。此外，我确信这一程度的决定应该建立在大众的期待和意愿的基础之上。 然而，我会继续尽我权力所能保证所签署的协议能成为真实可行的条约，同时能使社会摆脱危机和改革進程的困境。我以苏联总统的身份最后一次向您宣告，我认为对1985年以来我们经历的改革历程，尤其是对我关于这充满矛盾，浮浅和主观认识的历程的观点有必要作出解释。 命中注定当我作为这个国家的领袖时，这个国家的形势已经不容乐观。虽然我们拥有丰富的像土地、石油、天然气等自然资源，上帝也赐予了我们智慧与才华，我们的生活依旧远远差于发达国家，我们在落后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原因已经可以知晓：社会被命令和官僚主义的系统压制，注定为意识形态服务，同时也承受着沉重的军备竞赛的负担。国家已经到了它能力的极限。所有的尝试和许多不完全的改革，相继以失败告终。这个国家正在失去它的判断力。我们不能继续这样。一切都应该被根本地改变。 事实证明修复这个国家和根本地改变这个世界的進程远比我们所能预期的复杂。然而，已经发生的事应该符合预期，这个社会需要自由，在政治上和精神上解放自己，这是一个我们至今没有完全理解的最高目标，因为我们还没有学会如何运用自由。 不过，具有历史意义的工作已经完成，很多年前剥夺了整个国家繁荣和兴旺的机遇的极权主义系统已被终结。民主转型之路上的重大進展已经实现。选举自由、出版和宗教自由，代表机构的权力和多党制已经成为现实，人权被视为最优先的原则。 与过去完全不同的经济体制已经形成，各种所有制的平等已经建立，劳作在土地上的人民在土地改革的框架中开始了新生活，自由的农民出现，数以百万英亩的土地被给予那些生活在乡村和城镇的人们。 生产者的经济自由已经合法化，企业制、股份制和私有化势头渐强。在市场经济改革中，重要的是牢记这些都是为了个人而進行。在这个困难的时刻，更应该尽一切可能巩固社会保障制度，尤其是在老人和儿童方面。 我们生活在一个新世界。冷战已经结束，残害我们经济、公众精神和道德的疯狂的军备竞赛已经停止。世界战争的威胁已经消除。我想再一次强调，对我而言，为了保证可靠地对核武器的控制的一切工作已经在转型期内完成。 我们对世界开放自己，放弃对他人事务的干涉和境外军队的使用换来了信任、团结和尊重。 我们国家和国家的公民获得了真正的选择发展道路的自决自由。联邦制民主改革的探索使我们达成了建立新的独联体的最底线共识。这些改变带给了我们极大的焦虑。这种焦虑伴随着不断增长的来自旧势力的反抗，以种种尖锐的斗争表现出来。 旧的体制在新体制未能有足够时间运转之前崩溃，社会危机因此更加严重。 八月政变把社会的普遍危机待到了一个极限。这次政变最糟糕的后果就是国家的解体。今天我担心我们的人民失去了一个伟大的国家的国籍。这种情况也许对每个人来说都将意味着很艰难的未来。 我带着我的忧虑离开这个职位，但是我也带着希望，带着对你们的信心，这种信心来自你们的智慧和精神的力量。我们是一个杰出的文明的继承人，这个文明進入新的、现代化和有尊严的新生取决于你们每一个人。 一些错误完全可以被避免，很多事情可以做得更好，但是我确信或早或晚我们共同的努力会有结果，我们的国家会成为一个繁荣而民主的社会。 谨此向各位致以我最美好的祝福!

—— 读者推荐 本站刊登日期： Saturday, April 30, 2016

关键词: 戈尔巴乔夫 苏联解体

转帖<争鸣>杂志 茉莉女士的一篇文章

嘲諷，抵抗專制的喜劇精神

──談中國的段子搞笑時代

（瑞典）茉　莉

　　前不久曝光的巴拿馬文件，在中國產生了一種神奇的效果──來自民間的喜劇性狂歡。幾十年跟著中共「摸著石頭過河」，卻不知過什麼河的迷糊百姓，突然清醒地大叫起來：「哇哈！原來這條河名叫巴拿馬運河！」

　　馬克吐溫說：「人類只有一種有效的武器，那就是笑。」西方文藝理論把喜劇精神視為弱者與智者對抗困境的手段。喜劇精神的實質，是對自由平等的嚮往和追求。

　　在封牆禁言政治高壓的大倒退時代，不少中國人被迫成為精彩的段子手。他們在網絡上機智地運用片言短語，調侃、挖苦、嘲諷、搞笑，給人帶來認識上的頓悟與心領神會的歡愉，這足以證明，趙家政權無法愚弄所有的中國人。

　　笑話源自「不一致」的偽善

　　笑話的產生有各種原因，其中有一個「不一致理論」。如果假定的事情與真實情況不一致、出現反常乖謬之時，笑話就像春天的蒲公英一樣飛揚起來。

　　例如，高調反腐的習近平宣揚「打鐵還需自身硬」，並教育手下官員說「要管好你的親戚，不要用權力謀取私利」，而習的姐夫鄧家貴，這次卻被巴拿馬文件揭露在海外隱藏鉅額財富。如此驚人的不一致，導致「姐夫」二字瞬間紅火。曾幾何時，社交媒體裡不知「姐夫」是誰的人，立刻就OUT了。

　　有詩歌才華的段子手深情地吟誦著：「小時候／巴拿馬是一條寬寬的運河／太平洋在這頭／大西洋在那頭／……而現在／巴拿馬是一堆泄密的文件／姐夫在這頭／小舅子在那頭。」有人展示書法對聯：「只許姐夫離岸，不許百姓入關。」

　　但是，想跟「中國第一好姐夫」走的人卻找不到門路，因為「姐夫」二字業已在網上失蹤，作為敏感詞而無法搜索了。人們哭泣著到處尋人：「姐夫啊，你在哪裡啊你在哪裡？防火牆回答：他剛離去他剛離去。」人們還創造了與姐夫發音相近的英文名稱「Jeff」，來敘說巴拿馬的驚天秘密。

　　涉及巴拿馬文件的西方權貴名流不是辭職就是道歉，令中國的段子手們「鄙夷不屑」。他們嘲笑冰島總理缺乏「三個自信」，竟然不出動坦克，屁大點事兒一天就投降了。英國首相卡梅倫面對危機不會刪帖，不會以「嫖娼」和「尋釁滋事」的罪名抓捕反對他的人。

　　人們嘖嘖稱讚的是：「我們大國領導人展示風範，什麼叫泰山崩於前而色不變？」前總理李鵬的女兒李小琳曾建議給每個中國公民建「道德檔案」，讓人民「知恥」。這一次，網友們紛紛傳閱她的香港護照影印件，驚歎李公主靚麗的身影，竟然又從瑞士銀行飄向巴拿馬。

　　由此看來，笑話來源於「不一致」，是由於邏輯上的自相矛盾，表象與本質的不符。趙家人極其無恥的偽善與欺騙，因巴拿馬文件禁網拘人，實際上是一種「封鎖式招供」。

　　思想耗子鑽洞，公民意識滋長

　　手持世襲的寶杖，篡奪了權力的趙家人漫天說謊，裝腔作勢，讓世人把他們當作「大大」神明來敬畏歌頌。被軍隊的刺刀和警察的棍棒簇擁著，權貴們毫無顧忌地視人民為無知的群氓。

　　然而，就像一隻思想的耗子，來自巴拿馬的消息在重重圍困的大牆上鑽出一個小洞來，使沒穿衣服的皇帝成了千古笑談，陷入恐慌之中。

　　有段子手辛辣地嘲笑說：「共產黨人死都不怕，就怕公佈財產，那是黨內最嚴厲的處罰。」「我深刻理解黨媒姓黨的重要性了」「中國政府打虎的結果是，讓自己變大老虎。」

　　喜劇性的寓言創作也在此時大顯身手。例如，一頭豬認為自家的院子最好，因為那是它出生的地方。驢子告訴這頭豬說，爺爺把錢全存在城裡了。見蠢豬還是不以為然，驢子只好歎口氣說：「你知道那錢是怎麼來的嗎？那可是賣豬肉得來的！」

　　趙家集權是腐敗的成因，他們的政治就是要奪取財富分配權。於是有人用點睛之筆總結說：「一直以為土共那個鐮刀錘子代表農民工人，剛才發現這兩件傢伙的真實含義──鐮刀用來收割民眾創造的財富，錘子用來鎮壓敢反抗的人。」

　　趙家可以封網抓人，但他們無法逃脫喜劇段子射出的犀利之箭。中國人的公民意識也連同喜劇段子一起悄悄滋長，那是人們通往真實與正義的一條迂迴曲折之路。

　　滑稽表現人的痛苦憤怒與反抗

　　妙語如珠的詼諧笑話是帶刺的花冠，有著苦澀的餘味。當人們遭受權力政治的踐踏，面對鎮壓的殘酷與當局的謊言，想到自身所面臨的困境，他們感受到一種強烈的荒誕感，想要吐槽的願望油然而生。

　　去年七月的那個黑色星期五，一夜颶風，中國各地的死磕派律師或被秘密抓捕，或遭威脅騷擾。滿懷悲憤的段子手寫道：「建議以後高考招生的時候，法律系和新聞系招生的老師，負責任地在招生簡章上說明：本系優秀人物有坐牢風險，請各位考生在報考之前諮詢家長。」「我媽說：天通苑的足浴店都停業了，因為坐成一排泡腳屬於聚眾活動……。」

　　今年愚人節時，國內的一個廣泛流行的滑稽段子是：「我們跟對了黨，天天都是愚人節。」執政黨到處展示他們不可理喻的愚昧，這就使傳統的喜劇觀和悲劇觀不再互相排斥。人們既想哭，又想笑，荒誕與深刻的痛苦相互交融，揭示了許多悲劇無法表現的東西。

　　波蘭思想家米奇尼克說：「極權統治的實質就是消除一切自發的政治生活，把社會中的人分裂成一個個的原子，其目的在於使每個人只能孤立地面對整個制度，從而使人感到形單影隻，而且往往茫然若失，敢怒不敢言。」

　　然而，長期遭遇挫折的中國理想主義者，在承受了巨大的焦慮與絕望之後，找到了這種特殊的語言──笑話，一種自我拯救的生存策略。哲學家尼采認為，人因為忍受了極度的痛苦而發笑，「酒神精神」喻示著情緒的發泄。弗洛伊德把夢和玩笑都解釋為巨大的精神能量的釋放，以及對自我深淵的窺視。玩笑在這時已經是對社會現實的蔑視、貶斥與反抗。

　　同樣心懷痛苦的中國人，因為對同一事件發出相同的爽朗笑聲，表現出同樣強烈的關注，於是，他們不再是一個個分裂的原子，而獲得了一種命運相關的親切感。在那個被他們稱為「大精神病院」的國家裡，這些社會批評家們真正懂得了罪惡與苦難，獲得了一種堅定而豁達的人生觀，成為自我反省的社會良知。

　　如孩子扔石子嘲弄干預社會

　　毫無疑問，喜劇搞笑是帶有一定的顛覆性，是對現實的挑釁。優秀的段子手其實和政論家一樣嚴肅，只是他們的說理方式特殊。他們講笑話，像小孩子一樣向一潭死水似的社會扔石頭，激發出喧囂而戲謔的聲響。

　　即使在極其嚴苛的歐洲中世紀，被欺壓的底層人民也可以在狂歡節時，盡情嘲諷權貴。這種嘲笑被稱為「曇花一現的自由」。當今中國網絡上的段子，常遭刪貼，即使是曇花一現，段子手們仍樂此不疲。

　　例如一個段子說：習主席夜半投宿，老嫗問門外是誰，習主席報上他那一長串黨政軍首腦職務。老嫗回答說：「我這住不下這麼多人！」貪權嗜權之人無法被腐朽的體制所約束，但在公眾幽默中往往出乖露醜。

　　好的笑話大都講述令人心酸的故事。例如在關於兩會的笑話裡，有一個記者問大會主持人：現在市場的糧食與蔬菜農藥殘留物已經嚴重超標，老百姓還有安全的食品嗎？大會發言人沒好氣地回答：「提問也不動動腦子！你以為農藥就是真的嗎？」又如台灣為什麼不禁摩托車的問題，大陸段子手的答案是：「台灣的每一輛摩托車上都坐著一張選票，沒有任何一屆政府敢限摩。」

　　喜劇段子就這樣，通過一個小小的場景，幾句簡單的對話，就能使怪誕變得驚人的清晰，令人啞然失笑而又痛心無比。這種無比辛辣的搞笑是對荒謬社會的抨擊。人們對腐敗無能的政權的痛恨，經過文字修飾，使其攻擊性與娛樂性融合在一起，將憎恨提高到藝術的高度。

　　幽默，是非暴力策略

　　當年差利‧卓別林在嘲諷獨裁者等社會醜陋人物時，以原始的方式進行挑釁，拽別人的鬍子，往別人的湯盆扔鼻涕。這些手法，是當今網絡段子手想幹而不能幹的。但後者同樣能嫺熟地使用多種諷刺技巧，以妙不可言的笑話掀起理智與非理智交鋒的高潮。

　　一些才華橫溢的段子手充當了先知和預言家的角色。他們在民間社會搜集趣聞笑料，磨礪其鋒芒，創作出很接地氣的犀利段子。表面上來自草根的娛樂文字如同大白話，但卻如弗洛伊德所說：「引起懸念的笑話，讓人們笑五秒鐘之後，再想五秒鐘。」

　　幽默總是敵視任何形式的極權，帶笑的利箭總是準確射向最直接的目標，這一類段子不僅闡釋問題，而且剖析問題，可視為「思想喜劇」。

　　正因為段子能夠介入最尖銳的社會矛盾，因此，在國際非暴力抵抗運動中，「嘲諷」被認為是一種可行策略。這種策略比較容易獲得公眾支持，有著強大的功能，可以削弱獨裁政府的合法性，以令大眾拍案叫絕的手法向專制挑戰。

　　只會使用暴力手段的趙家人，因為惱羞成怒曾拘留過兩位搞笑漫畫家──上海藝術家戴建勇和廣東維權律師葛永喜。但在經過喬裝打扮的精妙文字段子面前，智商可疑的趙家人幾乎不知所措。

　　在中國網絡上遍地風流、令人眼花繚亂的笑話段子，來自人心中的一種高尚的痛苦與絕望，蘊含著深切的人文關懷。面對自由喪失的絕境，拒絕麻木的中國知識分子相信，閃閃發光的幽默可以戰勝恐懼。不願呆在黑暗的曠野裡空等戈多，他們以充滿智慧的、具有摧毀力的笑聲，打開黑屋之窗，喚醒一個民族的自由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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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史哪得清如许

作者：傅国涌

王鼎钧在一篇文章中提到，曾有人问一位史家，能不能用简单几句话说明人类全部的历史。结果他拈出了四句话：     　　     上帝教谁灭亡，先要教谁疯狂；     　　     上帝的磨子转得很慢，但是磨得很细；     　　     蜜蜂采了花粉，却使花更鲜美；     　　     当你看见星星时，太阳就快出来了。     　　     这四句谚语，第三句是中国的，其他三句是西方的。第二句尤其让我心动，许多的失望，许多难以释怀、愤愤不平的历史，都可以在这句话中得到安息，慢慢地平静下来，重新获得耐心和信心，重新找回久远的根本的盼望。我们不过处在历史的过程中，磨还在转动，虽然转得很慢，但着急不来，毕竟我们能看见的常常只是现实的表象， 我们并不明白历史何以如此。王鼎钧就这句话也有很好的点评：“历史上每一件事情，都有远因、近因、内因、外因，历史永远在进行，只是你不觉得。这也正是中国人常常说的天道在冥冥之中。历史上重大的改变虽然来得慢，但是常常变得很彻底，冥冥之中进行的，是一件一件慢工细活。”(王鼎钧《一方阳光》，江苏文艺出版社2009年，262页)难怪德国大诗人歌德充满敬畏地将历史称为“上帝的神秘作坊”。1967年9月的一个夜晚，在台湾阳明山官邸，蒋介石对来访的美国众议员的周以德吟诵的就是这四句谚语，只是将第三句放在最前面。周以德曾在中国传教和行医，他们是多年的老朋友了。【陶涵著、林添贵译《蒋介石与现代中国的奋斗》下卷，时报出版2010年，664—665页】     　　     一     　　     看看近世以来中国的转型，帝制瓦解，共和诞生，袁世凯这个新权威看上去已稳如磐石，就是解散国民党、取消民选国会，都无人可以质疑。因此，他一转念就回到了帝制的老路，也是这一转念，他的权威却如同纸糊一般被戳穿了。这一切的发生都在短短几年之间，让人眼花缭乱。     　　     袁氏当国，遇上了开创新局的大好机会，不幸他只有旧手段、旧眼光、旧见识，要他往共和的新路上走，真是难为他了。他与留美博士顾维钧关于共和要多久的问答，确乎生动、真实。袁氏是中国的官场里历练出来，见过世面、经过风浪的人，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他与古老帝国的纠缠极深，也是古老帝国一步步造就出来的，典型的中国史中人。     　　     张东荪在盛年思考中国的过去与将来，苦思冥想，为中国求出路。在当时阶级论思潮勃兴的时代，他也以阶级来分析两千年来之中国，认为中国有三个阶级，官是一个阶级(商也好，士也好，都可归在这个阶级)，农民是一个阶级，军和匪是一个阶级。士和官之间并不能划等号，两者之间关系复杂，有矛盾。农民通过读书考试可以成为士，也可以成为军或匪。他很看重士这个阶级，长远的看，这算是承担责任的一个阶级，也是造成中国的制度、文化和社会长期稳定的支撑力。     　　     清末废科举，改学校，学生中的一部分成为革命党，保留了一些士的气味。辛亥革命却主要由新军起事造成，如果没有新军，光凭革命党，清帝国不可能被撼动。袁世凯何许人，他是官，他更是新军的主要缔造者，在新军造成的新局势中他登上权力舞台的中心，乃是顺理成章的。他是兵的代表，也是官的代表，几乎无人可以替代他。曾几何时，“非袁莫属”不是一句空话。     　　     帝国的落日中，士的光荣毕竟还没有完全过去，在晚清咨议局选举中胜出的各省议员们，或在民初国会选举中胜出的参议员、众议员，多数可以算是旧式的士，或新式的士，他们或是有旧的科举功名，乃至状元(如张謇)，或是留学归来，或是在国内新式学堂(像京师大学堂)出身，他们的政治倾向虽各不相同，或是立宪派，或是革命党，但他们中的不少人是有责任感的，那是古老文化赋予他们的士的底气。可惜，短暂的议会问政岁月，尚未来得及淘洗出一批拥有民主精神的士，来支撑新生的共和制度。在长期的帝制生活中，国民的性格中不可能养成民主精神，来适应和支撑新的共和制度。这样的精神也是需要在时间中商量培养的，在适当的土壤中才能慢慢成长起来的。清帝国开设的咨议局、资政院，民初的国会就是最好的练习场。但是，他们需要时间。维系了二千年帝制循环的士，和他们所代表的以儒家为主体的价值观，也是在长久的时间中转化为民族的政治文化，连游牧民族的统治者也难以改变。     　　     像年轻的“八零后”宋教仁这样对共和、民主有明晰见解，并有着付诸实行的热忱与能力的新人，毕竟只是少数中的少数，还不足以与袁氏这样的旧人竞争。袁氏不愿走一条前途不明朗的新路，而要回到熟悉的老路，背后也是有强大的文化上、思想上的推力的，不仅仅是私人的具体的因素。整个中国还在新旧交替或新陈代谢的路上，上帝的磨还在慢慢的转，庄稼不会一夜就熟了。     　　     袁氏之后，北洋军人主导北方政局十多年，最后被黄埔军人代表的力量取代，骨子里还是军阶级代替了军阶级。     　　     二十几年过去后，到1946年，亲历过辛亥以来中国波澜起伏的变化，以哲学为业的“八零后”张东荪已是六十岁的人了，其时他的《道德哲学》、《科学与哲学》、《思想与社会》、《知识与文化》等著作已陆续问世。大半生对于国事的奔走和思索，使他明白，“如果中国仍走历史上的老路，则不仅中国永远不能变为现代国家，并且中国人亦永久得不着人生幸福。中国要变为民主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就是因为这样的文明在中国历史上没有十分可靠的根基。······所以中国今后要实行民主政治不仅是一个政治上的制度之问题，乃确是涉及全部文化的一个问题。亦不仅是在历史上另划一个新纪元的事情，乃必是把中国从历史的旧轨道中搬出而另外摆在一个新的轨道上。一班人只知高呼一二声民主以为就可了事；我则以为民主二字愈成滥调，则必致离真正的民主愈远。于是我们的问题便为：要实现民主必须先有一班人而足为这样的文明之托命者。倘使中国没有这样的人们，则纵有数千百万的高呼民主者亦必无济于事。非图无益，反而有害。”(1946年10月5日，《观察》第六期影印本， 13页)     　　     二     　　     袁氏当国时，“足为这样的文明之托命者”太少了。即便此时，民国已进入三十五年，又有多少人“足为这样的文明之托命者”？我们当然可以说，这一班人已产生了，张东荪自己就是，刚从美国回来的北大校长胡适之是，北大代校长傅斯年是，民盟中的罗隆基这些人是，正在办《观察》周刊的储安平是，《观察》特约撰稿人名单上的许多人可以算是，吸纳到了国民党体制内的王世杰、雷震、陈克文等人也是······     　　     就是商当中也有陈光甫、卢作孚这样的人。目睹国民党主动吸纳其他党派改组国民政府，陈光甫一度感到振奋，1947年4月23日晚上对王世杰说：“国民党今日自动取消一党专政，可说是一种不流血的革命。”(《王世杰日记》上册，“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2年，856页)他是一位有见识的银行家，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创始人，对国族深怀期待，抗战期间与胡适到美国游说借款。     　　     他们的政见容或有异，在大的方向却是有共识的。他们中大多数大约都可以算是美国人所期待的中国的民主个人主义者，也是蒋介石想要拉拢，一起共度难关的政治力量。然而，他们心里未必准备好了，去做“足为这样的文明之托命者”，时势也没有让他们成为这样的人。何况在汪洋大海般的民众当中，他们不过是少数中的少数。     　　     时局急转直下，人们看到一切都在往另一个方向演变。历史错过了又一次机会，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作为战胜国的中国在制度更新上走上一条和平的宽阔之路。蒋介石苦心焦虑的筹划和努力都成了泥潭中的挣扎，他部下的国民党干部不是可以承担转轨易辙重任的“士”， 那些有一点“士”的气息的知识分子，放在张东荪的三阶级结构中，我们一眼能看出他们的脆弱与无奈，他们面对的是另外两大阶级来势汹涌的挤压。二十年前，蒋氏之所以在国民党内胜出，让胡汉民、汪精卫这些人屈居他之下，就因为他来自军这个阶级，在日本是学军事的，黄埔军校类似于当年袁氏的小站，在激荡的革命和战争当中，唯有军才能掌握局面。(毛泽东可以说是新学生，上井冈山，又结合农民，将两个阶级连接起来了，其力量也来自于此。)     　　     蒋试图通过还政于民、兑现宪政的承诺，获得美国的支持，时机不巧，反而加速了崩溃。但他也不是没有任何机会，只是他手下大多数人理解不了他的苦心，包括推荐胡适为总统候选人在国民党内就一边倒的通不过。罗家伦、雷震等人的日记都记着，1948年4月4日他在国民党中央执行会临时全会上痛言，如果大家不听他的主张，不出二年，国民党有崩溃可能。这番沉痛之语决非戏言。与他同样来自军这个阶级的李宗仁等人，对于时局的判断就与他不同，派系之间的狭隘之见令他深感无奈。     　　     他们诚然缺乏张东荪那样的认识，也不可能安静地坐下来思考更深刻的问题，只能随着时代剧变的风浪颠簸。此前，王世杰在1947年5月4日的感慨是有针对性的：“凡在政治上或社会方面负重责之人，往往因日常事务之繁重，不及腾出时间，从容思考，或阅读有哲学性之古今著作。其实最需要细密思考，而且最需要不时从哲理方面，研讨自己之过去与将来之行动者，恰是这些忙而负责之人。”     　　     7月9日，他为国民党的无办法而深感悲观，因为“无真正具有公心而且具有现代民主思想之人主持党务”。他也确实意识到国民党这架机器中少了“足为这样的文明之托命者”。像他这样有见识、有才能、有操守的读书人，在蒋介石圈中的作用已越来越小，抗战胜利的欢欣转眼化作了忧愁和焦灼，失败的阴影笼罩在石头城上。7月16日，“近来极消极”的王世杰想到了自己何去何从，想到了总崩溃：“盖予今日之选择，一为引退，一为继续尽其力之所能为，以阻止国民政府与本党之总崩溃，不计成败与毁誉。今日之问题诚然是一个防止总崩溃的问题。”(《王世杰日记》上册，858、873、874页)这要比蒋介石的上述痛言早了八、九个月。     　　     三     　　     国民党在应对时代的变局时多有失策，王世杰、雷震、陈克文等人私下在日记里多有议及，蒋介石也并非没有洞悉。对于1947年匆忙取消中国民主同盟，国民党内也有不同的意见，1948年1月25日，雷震读到《大公报》上一篇批评政府对付自由分子失策的文章，在日记中写下这段话：     　　     “去年宣布民盟为不法时，余再三说明不可，并谓可候岳军回来再说，不料次晨见报已由内政部发言人宣布其非法，此事处置大错。今日民盟完全由共产分子掌握，在香港大肆活动，沈钧儒为主席，章伯钧副之，如不解散，由张澜、黄炎培等主持，则比较稳健也。”(《雷震日记》1，台北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 1989 年，3页)     　　     不仅处置自由知识分子的决策失当，他们对于乡村问题的严重性向来也不够放在心上。甚至可以说，国民党上层不大留意乡村的困苦。其实，早在1932年茅盾的《春蚕》系列和1934年沈从文的《边城》问世时，中国乡村从北到南都已陷入饥饿、动荡的危机中，只是日本入侵的危机太深重了，压倒了乡村的危机，但是乡村危机的后遗症终究要以某种方式爆发出来的，那就是国民党政权的出局。只是包括蒋介石在内，国民党上层的许多人未能及时明白罢了。我再次想起“上帝的磨子转得很慢，但是磨得很细”这句话，生活还在继续，历史也在继续。     　　     “老通宝”们的命运看上去似乎渺不足道，无关大局，他们病死，还是饿死，不会上报纸新闻，除了他们的亲人，甚至无人为他们的死而哀伤。然而，人命关天，任何一个时代在土地上讨生活的人，他们的生死决不是可以忽视的，尤其对掌握了政权的人。1930年代中国乡村的苦痛字字如血，潜伏着十几年后局势演变的信号。书斋中的张东荪也许未曾留意到这些线索，但他在思考中国的将来时，曾经设想过士的出路只有两条，一是以教育为终身职业，实行职业自治的社会主义，就是组织同业公会来自治。二是与农打成一片。即将在他面前展开的历史是，那在战场上锐不可当取代国民党的力量，走的似乎正好是后面一途。当然，他想象中的“与农打成一片”并不是这样的。老实说，他对乡村的苦难了解甚少，怎样“与农打成一片”他也没有提出具体的思路和方案。曾与他同在民盟的梁漱溟在乡村建设上有十年以上的实践，而且有系统的理论表述，这些静悄悄的努力不幸被日本入侵中断。晏阳初在河北定县、梁漱溟在山东邹平······这些知识分子迈出的脚步，已超越“书斋中的革命”，直接通往乡间地头，无疑他们也是“足为这样的文明之托命者”，只是历史给他们的时间太少了。     　　     1948年5月20日，蒋介石、李宗仁宣誓就任总统、副总统，当天在场的陈克文在日记中记着，“天气异常隐晦，细雨濛濛，使人对于时局的前途更加感觉沉郁。老河口、临汾都在这两天失落于共产党之手，市场物价又极度的波动混乱，代表民意的立法院也发生许多幼稚和冲动的言论。”不过，他依然认为，“民主是要学习的，更要代价的，我们自然不必因此灰心。”23日，因行政院院长人选问题，许多人私下都非难蒋介石，以为他不够民主，陈克文却不以为然，认为造成僵局的原因更复杂，不能归咎于他一人，国民党和立法院都有责任。“我总觉得民主政治的养成，决不是一朝一夕之功，更不是一二人的意见和努力所能奏效的。我们现在才上第一课，只要大家认定方向，耐心向前走，一定可以慢慢走到目标的。”这些思考没有影响过那个时代，却是认真的，也是切实的。     　　     从这一天，到次年南京易手，只剩下十一个月的时间。对于陈克文他们来说，心情之悲凉是可以想见的。1949年4月23日上午，他怀着无限的凄怆悲伤告别南京，留下一声深长的叹息：“呜呼!国民党的政府竟这样的垮台!”(《陈克文日记》下册，“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2年，1098—1099、1221页)     　　     但，历史不会在这里戛然而止，历史是一个过程。对于政治人物来说，也许成败就是一切，时间、空间是最大的限制，机会失去了就不再回来。而一个思想者能给予时代的最大贡献则是思想。思想的种子一旦落在地上，即能发芽，长叶，开花，结果。思想是最宝贵的，也是最容易被轻忽、被忘却的。思想不能当饭吃，却常常隐伏着一个民族的生命，连接着过去与将来。张东荪早已过去，他提出的“足为这样的文明之托命者”一说，却是不会被时间长久淹没的，时间只会让他的思想更显出生命的力量来。从袁氏称帝到今天正好一百年，一百年很长，大多数人活不到这个岁数，这是每个个体的“小时间”。一百年也很短，在横穿古今的“大时间”中，真的不算长，上帝的磨子还在转。一切都会过去，只有不该过去的不会过去。

法国杂忆 65

从1
该谈谈我的前列腺癌问题了.

1988年密特朗连任总统 次年公开宣布患有前列腺癌并立即做了手术. 一时间 媒体上谈论这种癌症的文章较多  法国的快报周刊(Express) 有文章说 每九个男人中就有一人已经患上或将要患前列腺癌  我自幼就有尿频的毛病  1960年去南口农场劳动还因小便次数多而挨过整  我想 尿频也许是前列腺癌的症状  为了放心 我就挂了泌尿科的号检查检查 医生让我抽血查PSA(前列腺素特别抗原)  还做了膀胱镜检查 这要经由尿道把一条管子伸到膀胱  这种检查很痛苦  查后两三天内小便时  尿道里灼痛 检查的结果是PSA为8  略高于正常值6  膀胱镜检查无异常  医生让我每年去见他一次 我忽视了 也有点害怕膀胱镜检查的痛苦 就没再去  直到1997年 我觉得该再去见医生了才去

1997年夏 去Orsay 医院 PSA  已陡升至20以上 用超声波检查 前列腺并不肥大 只有15克 是正常值 经过反复检查 都如此  医生还做了穿刺 即从前列腺上取几条活体 都没发现癌变 延至1998年 夏  医生说 上次穿刺取的是前列腺中部的肉 这次要取腺体两端的肉再检查  七月初穿刺后一周我去Orsay 医院看结果时 发现应诊的医生换人了 他自我介绍说 以前的医生和他都是叙利亚人
以后就由他给我看了  他说 两端的活体都表明前列腺有癌变  他安慰我说 密特朗发现前列腺癌后存活了十五年 以后我也会像对待总统一样待你 说得我心中暖暖和和的  他让我立刻做全面检查 看有无转移扩散 同时也联系Kremlin-Bicetre 医院的医师Pascal BLANCHET安排给我做手术。检查的结果很好 癌变只局限于前列腺  没有扩散 适合做手术。

这里需要作一注解 密特朗死后 他的医生揭露 1981年他当选总统不久即已发现有前列腺癌且已扩散到骨骼 他违背竞选时的承诺  对民众隐瞒病情  直到1988年连选连任且不得不做手术时，才对外公布患了癌症。所以 密特朗患前列腺癌后的存活期要比十五年长得多!

此时 我是一个人住在Orsay  为了得到家人的照顾 我给91省的 Préfecture 写了一封信 希望让我妻子来法国  很快收到他们的回信 让我请医生出具需要做手术的证明  这位医生马上就写了 我跑了两趟Evry  也很快办妥了家庭团聚的手续。

1998年8月 Dr. Pascal BLANCHET 在 Kremlin-Bicetre 医院为我做了前列腺切除手术 Orsay医院的那位医生也在场 一切顺利 术后约五天出院。一周后去复查，有复健师帮我练习 逐步解决漏尿的问题。一个月后好了， 此时再查PSA  只有0.01。以后陆续追踪检查 都很低。我也就放心了。没有按照医生的要求 定期检查 而是"好了伤疤忘了疼" 把这病丢在了一边。

1999年我妻子来了 到法国仅仅两个月 就拿到了侨民证(Carte Résident)。

此后每当家庭医生让我查血时 我都请他加上一项PSA  数值一直很低 直到2013年达到了3 才引起我的重视 再到Kremlin-bicetre 医院见医生  他对我不满意 说我"消失"了 2013年九月 PSA 突然达到9.9  医生让我每三个月打一针  打过第一针后 PSA 即降到0.2  已维持到现在 2015年12月见医生 他让我暂时停药 不再打针。预定今年八月再去见他  也许那时又该打针了。

997年发现PSA反常地高  到今天已近二十年 目前没有任何症状 唯一的指标是PSA曾经高过， 如此而已  年过八旬 对生死荣辱看得很透  无所谓了  只希望活得有价值。

法国杂忆 64

1994年的中秋节前后 教忠堂的几代人在北京和故乡有次大聚会 我虽未能躬逢其盛 因是教忠堂的大事 颇值得记述

我的祖父一代有弟兄五人和一个妹妹  就是我的姑奶奶  爸爸那一代共有十二位叔伯和七位姑姑 1949年前后 大陆政局巨变之前 我的七爹 八爹 十三爹和小叔(老爹）携眷去了台湾  两岸隔绝三十年 到七十年代末 毛翘了辫子 两岸的关系有些许松动  可以通过美国的亲友传递信息了 蒋经国先生解除戒严令后 台湾的亲人可以来大陆探亲 七娘 十三爹夫妇均曾到过北京 小叔退休后 于1994年组织了一次大规模的探亲活动  因大部分亲人住在北京 所以聚会地点选在北京 在台的七爹和小叔夫妇  已定居美国的十三爹都回去了 八爹尚担任中华民国国民大会的代表 职务在身不便回去 散居大陆其他地方的亲人都到北京聚齐  先是探访在京各个家庭 中秋节那天 在一个餐馆相聚 先是各小家上台自我介绍 之后唱了几首三十年代的歌曲 如渔光曲 买来玉壶春 等等 表弟惠京是搞影视的专业人才 录了像 制作了录像带 分发给各个小家 还给我带来一份  这份录像长达三个半小时  初次看的时候 眼睛都湿润了。我的印象是亲情胜过其它， 相互隔绝的三十年间  人生的道路 政治立场不尽相同 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对立的 但亲情能使大家共聚一堂 无分轩轾  这是最难得的。教忠堂的后代追随独裁体制的人不多 数十年间多数人都能耐得住寂寞 抗得住逼迫而洁身自好 这更是难得。相反 那些姑姑 姑奶奶的后人热衷做附庸的却有几个， 不过 从效果看 并没有捞到什麽。 倒是教忠堂后人一向以忠厚待人 持守本分 也并没倒太大的霉。

中秋聚餐后 去保定停留一天 看望了五娘克岳一家 之后乘大巴回故乡端村 看了教忠堂故居 教忠堂原来有四个院 即南院 北院 东院 和连接北院和东院的老厨房院  现只剩下南北两院 土改时分给了几家人住  成了大杂院  东院和老厨房院已经被拆毁。  乘船游览了白洋淀 这时已不是我们童年时乘的帆船而是装有马达的机帆船了。此前的一两年 十三爹回端村时 曾在餐馆摆酒席宴请一些幼年的熟人， 当地人吃过后平安无事 他在回保定时上吐下泻 几乎虚脱  所以这次大规模回乡探亲   谁也不敢在当地吃东西。 据说县政府的人听说教忠堂有人回乡急急派人来想要见面 等他们赶到端村时 教忠堂的人已经结束白洋淀泛舟搭大巴走了。

到上世纪三四十年代 端村大河南王氏家族的人很多 抗日战争期间 教忠堂 武德堂 务本堂和弘毅堂的人陆续离开 1994年 回故乡时 不仅我高祖以下这四个堂已无人留在那里 连旁支的王家人也很少了 只有我曾祖的堂弟四曾祖的儿子十四爷留下一个最小的儿子  叫鹤玄在端村务农 这次的录像带里 还有他。

法国杂忆 63

我有了有效期为十年的侨居证(Carte Résident) 后  到中国大使馆的领事部办了一个侨居的证明 给我办证签字的是一位姓鞠的一等秘书

我儿子是1988年读大学的 1992年毕业 他学的是金属表面和防腐  那时中国政府对出国留学有诸多限制 华侨的直系亲属大学毕业后可以不交培养费直接出国留学  华侨的旁系亲属出国留学需要交很大一笔培养费  和华侨沾不上边的根本不能自费出国读书

我儿子来法国读书的过程复杂到可以写本报告文学的程度 这涉及到海峡两岸 中法台的关系等等 我在这里不便详述  只说几点就足以证明这孩子的运气了。

1992我妻子在北京拿着此间领事馆写的侨居证明到"有关部门"   想让他们确认我的侨民身份 经办人说 非要在国外居住多年 比如 1949年前就在国外的才算侨民 改革开放以后出国留在国外的 不能算是侨民 所以我的儿子不能享受侨民子女的优待

若到法国来读书  需要有一定的法语基础 我儿子毕业后一边工作 一边在业余学法语 到1993年春  我老伴再去有关部门办我的侨民身份 没想到距上次办不到一年 政策就变了  一办就办妥了 于是我的儿子可以不交培养费出国了 这是第一件幸运事

那时法国的内政部长是右派大将巴斯呱 他反对移民 声称在他任期内要将移民数额降低为零 所以那时中国人办法国的入境签证难上加难  十一大有位昵称"阿根"的博士生 在他答辩前 想把妻子办出来玩三个月 由他自己出面邀请 签证被拒 由他导师出面 也被拒 一共申请过五次 均遭拒绝 弄得他们夫妇两人精疲力尽  最终还是没办成 只好在答辩后一个人回去  我儿子办签证 一次就准了  1993年六月到Orsay 后 小李又说："中国人爱攀比  你儿子的到来 又让你得罪一批人"。 这是他的第二件幸运事。

在他到来前 已有位法国朋友为他办好了在Angers 的一所天主教大学的语言培训中心读法语的所有手续  这位朋友说 这培训中心的水平在法国是最高的 儿子来后 在Orsay 住一周后 就去Angers 报到上课了 因他还不太会说法语  我想陪他去 他不让 愿意自己锻炼锻炼  七月八月分别在Angers 和Tour 读暑期班   是我付的学费 九月开学后 他去缴费时 经办人告诉他 已有人代他交了 到第二学期 仍是如此 那时每个学期的学费是六千余法郎  我们共省下了一万多法郎的学费 并且至今不知是谁为我们缴的学费 问谁 谁都不承认。这是第三事。

和他同时入读的有一批台湾来的女生  因为台湾实行义务兵役制 年轻的男生难于出国 能出来的绝大部分是女生 只有极少数男生有特殊原因才能出来 我儿子待人接物很有礼貌 很克己 那些台湾女生都很喜欢我这孩子  有人期望和他进一步交往 我儿子持守个人操守 把和她们的关系处理的非常好 有几个人对我说 因着我儿子的德行而改变了对大陆人的看法 这批台湾女生都是台湾辅仁大学或淡江大学法语系毕业的 我儿子只在1992到1993 的一年间 在工作之余学过点法语  他们在Angers 的语言培训中心学过一年之后 我儿子是从高级班毕业的 那些已在台湾学过四年法语的女生却只能从中级班毕业。我不知是个人素质不同 还是两岸教育体系有差别。

儿子的到来，给我的生活带来的欢愉是多方面的。

再谈谈 Orsay 的野韭菜

两年前 我写过一篇博客 题目是 <Orsay 的野韭菜> 颇受读者青睐 尤其是到了每年的四五月间 韭菜长成的时候  经常有人看  目前的浏览量已达三位数

今天再谈野韭菜  心境有些不同了 采野韭菜似乎已成了中国人的专利 也成为一些中国人春季生活的一部分内容  每到三月底四月初 各方询问韭菜长势的电话就多起来了 认识的不认识的来采韭菜的人就更多了 有人开车从远地来 他们和我们不一样 我们采一点够包回饺子就可以了 远道而来的人 来一趟不容易  往往是装足几个大包小包才走 以至于去年四月初 韭菜还没长太高 十一大入门处的一片韭菜地就被采光了  有人还刨地 连根一起弄走 可能是做长远打算 把带根韭菜种到自己的院子里 这样就破坏了十一大入门处的景观  引起大学行政部门的注意 在那块地周围 拉起了塑料绳 禁止入内 禁止乱采  有些国人根本不管这一套 照采不误 后来采光了 就像笨拙的理发师理过的头发一样 黑一块 白一块 有点惨不忍睹

我们公寓东边的树林里 也有野韭菜 知道那块地的国人不多 我们有些朋友也到那里去采  有位朋友叮嘱我们 不要把这里的韭菜林告诉其他人 好给她留着!  这就有点过分了 那里的韭菜多的是 够几百人采的了  何必表现如此贪心!

还有更可笑的事  简直不可思议 一位朋友打电话来说 她在某个超市看到有卖野韭菜的 她说： "小小的一盒就卖一块九毛九  太贵了!  我们中国人的韭菜 被他们法国人拿到超市卖了"  听了这话我真不知身处何方  明显是 反客为主 烧香赶和尚    法国土地上长出的韭菜怎么一下子变成中国人的了  太怪了!

法国有些极右派人士反对外国人 目前他们反的主要是那些和法国有过历史恩怨的北非人 如果中国人以这种心态在此行事  说不定哪天 人们会把反对矛头指向我们国人  那时就麻烦了

前几天 看到网上流传的 中国游客在泰国饭馆抢虾的镜头 使人大开眼界 有些国人在这里说不好法语 却对法国的福利制度琢磨得非常透  比本地法国人还清楚  完全不顾自己的尊严和身份  什麽钱都敢拿  着实令人无语 此事过于敏感 不能写得太具体   连我这一向敢言的也恐怕得罪人

还要休息

昨天花较长时间写了段博客  今天早晨起床后 感到右眼不太舒服 所以今天没敢再写  先休息两天再说

法国杂忆 62

三月四日做了右眼的白内障手术后 为避免再次受到辐射损伤 一个多月来 停止了写博客 也减少了与亲朋好友通过邮件的联系  只是转帖了几篇文章 算是我对博客的继续关注

现在 术后的眼睛已经稳定 下周可以去验光配眼镜了 因右眼患视网膜炎已有四十年以上的历史 手术后 视力并没有明显的改善 这是手术前就料到的 所以说此次手术 只能算是一种尝试 试过之后 至少没有更加恶化  也差强人意了

从今以后基本上可以每天写点东西了 写什麽呢  我最初的设计是按时间顺序写 可是有时又会遇到一些现实的问题或突发事件  如果不及时记下来  过后也许就没意义了 所以今后只能是既按时间顺序写  也会时不时地插上一些与回忆录不大相关的事情  读者看的时候可能感觉有点乱 那就请您原谅了

久住法国的华人和老一代的法国人都慨叹 六八年法国社会运动的后果是性解放

在传统上中国人对待两性关系一直比较保守  直到我出国前 国人视婚外情 婚前同居等都是极不道德的行为  人们会从人格上鄙视有这类行为的人  中共干部在两性问题上一直很开放 他们的经历可证明这一点 从三十年代的一些文学作品如"子夜" 也可以看出一些端倪 但是他们掌权后 却要求民众禁欲  甚至把交际舞都说成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 文革后 我恢复工作在机电所上班后 来了一个年轻女孩 属于文革中长大 没受过什么正规教育那一代人  据说其父在部里是个小官  通过关系把她塞进所里来的  她妈妈病故了 自幼 生长环境就不大正常 在所里的表现也比较孤僻 有一次北京突击检查户口 发现她和机电所的一位工农兵学员同居   这在当时是非常见不得人的事 机电所还为此处分了那男生  这事以后 那女孩再不来上班 我到法国后不久 听说她自杀了 此事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人们的社会道德观   近些年 有时周六看看南京电视台的节目"非诚勿扰"   看过几期之后我才弄明白 男女嘉宾所说的前男友或前女友  不是我这一代人所理解的  男女交友仅限于一起看个电影 逛逛公园 心灵交流等等  现在的男友或女友都是指同居的另一半 反观机电所那位女孩 如果现在被查出与人同居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 早了二十年 她就要付出生命的代价!  区区二十年 中国人的观念竟有如此巨大的变化 !

早期中国留学生出来后 遇到中西文化的撞击 首先就体现在两性关系上 中国"改革开放"后 第一批到法国的留学生是在1979年 我于七年后的1986到法国  来后不久 听说一位男生因胃病死了 由这男生提到了一位女生 据说这女生非常聪明 深受导师器重  但在个人生活上却较放纵  先后和多名男生同居 死的这男生也曾和她住在一起  人们的看法是： 这两人若一直在一起 男生也不见得会死。 这位女生是当时中国学生公认的性解放的先驱。接下来是前面博文中提到的 一位来自湖北农村的女孩  倒贴一位没有助学金的东欧男生 生下一个混血的女孩后 这男生拍拍屁股走人了 前几年听说 这位女士仍然单身带着女儿过活 这女儿应该也快三十岁了  这叫做欲速则不达。还有一位和我相当熟悉的女生  是结婚后到法国来的 丈夫有点土  未几 二人离婚了 此后数年 这女生分别和数位中外人士同居 让他人感觉到她一直在寻找幸福  以为换个人能得到更多更大的幸福  可是总也寻不到 形成了恶性循环  至于中国人所看重的德行 贞操 早已被弃为敝屣了。

六八年以来，法国青年间流行的性解放这种破烂  被中国人当做宝贝捡了起来。先在国外实践，很快传入中国 竞相效尤。

转载 旅居瑞典的茉莉女士一篇文章

         当北欧知识分子面对纳粹

          

——瑞典托格尼与挪威汉姆生

  

                                                                  （瑞典）茉莉

1946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汉姆生（Knut Hamsun）因叛国罪入狱，成为“挪威之耻”。与此同时，瑞典报纸主编托格尼（Torgny Segerstedt）的墓园已长满青草，成为欧洲的一个和平朝圣地。

                           

两位杰出的北欧知识分子，在二战黑暗时期选择了截然相反的政治立场：一位激烈地反对纳粹，而另一位却赞扬并投靠纳粹。导致二人立场背道而驰的原因，既有个人道德与智慧方面的差异，也有不同的环境因素，更主要的是，他们承续了不同的思想源流：神学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

◎ 覆巢下中立国瑞典妥协幸存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德国军队就像饿虎吞小羊一样，很轻松地占领了丹麦和挪威。而同属斯堪地纳维亚国家的中立国瑞典，隔着一道水域，因历史上与德国王室联姻，两国关系较为友好，就成了覆巢之下的一颗完好的禽蛋。

尽管侥幸未遭入侵，但瑞典朝野一直战战兢兢。早在1914年一战开始时，瑞典政府就宣告了中立政策。此刻，面对来自德国的威胁，瑞典力图避免大战烽火，采取了忍辱负重的态度。例如，瑞典曾被迫同意德国经由瑞典境内的铁路，运送其军事物资。

处在欧洲近代史上最野蛮的时期，人性也会因此扭曲。与德国人同属日尔曼人，瑞典的政界与商界人士中，也有一些亲纳粹的反犹主义倾向。中立国居于一块“灰色地带”，出于自保之心而放弃道德责任，他们对其他国家生灵涂炭的现实不敢过问。

战时的瑞典资产阶级，仍然在他们优雅的沙龙里享受晚宴、舞会与音乐。为了不招惹德国人，瑞典政府此时执行严格的自我约束政策，例如，对本国的媒体重新实行新闻审查制度，删除一些敏感的时事评论，并对那些不肯放弃个人判断的媒体人进行告诫。

◎ 以坚定道德立场批判苏共与纳粹

在瑞典政府和国王都对德国采取柔顺态度时，《哥德堡贸易和海事报》的主编托格尼·塞格斯蒂特举起了反纳粹主义的旗帜，他以自己手中锋利的笔，不知疲倦地批判纳粹主义，成为北欧抵抗希特勒的一个象征。

                        

托格尼原是一位宗教历史学家、大学教授，早先他为《哥德堡贸易和海事报》做撰稿人，1917年被正式聘为该报主编。在纳粹崛起之前，他的批判矛头针对苏联布尔什维克与十月革命，以其自由主义立场批判共产主义。

列宁逝世时，托格尼曾撰文指出：列宁是人类的祸害，是自由欧洲的威胁。夏日的阳光与植物，那些美好的事物是只会破坏的列宁所不熟悉的。列宁制造了血腥与饥饿，酿成巨大的人间悲剧。

德国的政治和经济问题，也一直是托格尼关注的重要问题。早在一战时，他的文章里就有一个反复出现的观点：签订凡尔赛条约的战胜国政治家表现比较差劲，使德国过分遭受惩罚和羞辱。他希望看到一个民主而强大的德国在欧洲和平发展。

1933年希特勒上台之初，许多人认为希特勒只是一个小丑而已，但托格尼却清楚地认识纳粹意识形态的危害性。他警告说：无休止挑衅的希特勒必然会导致战争。如果欧洲继续采取绥靖政策，纵容希特勒鼓吹种族仇恨，那么纳粹力量增长后，将会把人类带回原始的暴力时代。

在托格尼发表的文章里有一句经典的句子：“希特勒先生是一个侮辱。”他的意思是，希特勒上台是对欧洲文明的一个侮辱。此文迅速地以各种语言传播开来，在欧洲产生很大的反响。

 ◎ 遭德国恐吓，与瑞典官方冲突

形势倏然绷紧到了顶点。就在文章发表的当天，创立“盖世太保”的纳粹头目赫尔曼·戈林立即以德国国会议员的名义，致电瑞典《哥德堡贸易和海事报》。戈林写道：

“我对你们今天发表的反对德国总理的文章，表示最强烈的抗议。作为瑞典人民的真诚朋友，我们两个国家的亲切友好关系遭到严重的危害，例如从这篇肮脏的文章中所看到的。在进一步采取行动之前，我要求你们告知我，该报编辑是否会在未来采取行动反对这种观点。”

面对戈林的这个赤裸裸的威胁，《哥德堡贸易和海事报》只在一封短信中冷冷地回复道：“看来，戈林先生是把瑞典视为德意志帝国的某种形式的附属国了。”托格尼的这种顽强抗争的姿态，令瑞典官方忧虑万分。

当时，斯德哥尔摩上层阶级盛行实用主义和绥靖立场，主张不惜任何代价维持和平中立。出于对德国的恐惧，很多人谴责托格尼，说他损害了瑞典的利益与安全。指责托格尼的人有外交大臣、司法大臣，有与托格尼以前关系要好的首相，还有一些银行家、实业家朋友。一些读者也写公开信抗议报纸反纳粹的倾向。该报被禁止在德国发行，也在本国被多次没收、被扣押，还被提起诉讼。

1940年，就在德国闪电侵入丹麦和挪威之后，瑞典国王古斯塔夫在王宫召见了托格尼，亲自劝诫这位桀骜不驯的学者停止攻击希特勒。国王说托格尼正在冒险把瑞典拖入战争。托格尼不肯向国王低头，回答说：“也许站着死比跪着生更好。”这之后，托格尼继续他对纳粹的犀利批判，直到他去世为止。

瑞典官方最终没能封杀托格尼和他的报纸，是因为早在1776年，瑞典就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允许新闻言论自由的国家。无论政府还是国王，都无权限制报纸和作者的言论。作为中立国，瑞典官方必须对交战各国保持不偏不倚的态度，但这只是针对国家立场而言，国家的中立政策并不能限制个人立场的自由表达。

 ◎ 汉姆生表彰纳粹的“理想倾向”

就在瑞典的托格尼谴责纳粹焚烧书籍，并呼吁各国抵制1936年的柏林奥运会之时，挪威一位更著名的文化人汉姆生却撰文支持希特勒。汉姆生是1920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为了表彰纳粹的“理想倾向”，他将自己的诺奖奖章转手颁发给纳粹文化教育部长戈培尔。

                                      

                                         1943年，汉姆生去德国向希特勒鞠躬

当纳粹入侵挪威，汉姆生直接为纳粹效劳。1943年汉姆生和他的夫人前往德国，获得戈培尔和希特勒的接见。1945年希特勒自杀后，汉姆生还在挪威报纸上发表讣告，赞扬希特勒是 “第一流的改革人物”，称自己是“他的后继者”。

从“挪威魂”到“挪威奸”，曾为挪威创造文化财富的汉姆生，令原来敬仰他的挪威人痛心疾首。如此矛盾反常的现象需要得到解释，在战后大半个世纪里，人们一直在追问其中原因。

由于汉姆生的言行丧失理智近乎疯狂，人们首先怀疑他的精神状况。在纳粹崛起的三十年代，汉姆生已是七十多岁的耳聋老头，住在消息闭塞的挪威小镇，他当时就有一些病态的表现。在1947年受审时，奥斯陆精神病院诊断汉姆生是 “一个精神能力长期被损害的人”。

                                                

                                                              汉姆生与他年轻的太太玛丽

其次，汉姆生有一位年轻而又虚荣的后妻玛丽·安德生，这位夫人在汉姆生的投敌事件中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玛丽原是一个漂亮却不太走红的女演员，她利用丈夫耳聋的毛病，做丈夫的发言人，表达她自己亲纳粹的观点。为了荣耀，玛丽拉着丈夫走向世界大舞台——去德国朝见希特勒。

◎ 在十字路口决定选择的是思想

文化人的政治立场受身边女人的影响，这一点同样适用于瑞典的托格尼。托格尼在哥德堡报社有一位情妇，那是该报董事长阿克塞尔的妻子玛雅，他们保持了一种开放的情侣关系。玛雅是一位富有而能干的犹太女人，她经常参与报纸的编辑事务，竭力支持托尼谴责纳粹的写作。

                                    

                                                                电影剧照：托格尼和他的犹太情妇玛雅

指责托格尼的人因此说，托格尼的反纳粹立场取决于他的犹太情妇玛雅。这种指责如同把汉姆生的投敌之罪都归咎于其妻一样，也是不公平的。在历史的十字路口，决定一个人选择的关键因素，还是人的观念和思想基础。

每个人在自己的成长过程中，由于环境等各种因素，不知不觉地形成思想观念。例如，汉姆生出身于挪威贫苦家庭，他从小流浪挨饿，因此在文学中描绘无产阶级的处境，崇尚急风骤雨式的政治暴力斗争。汉姆生还从小受德国文化影响，继承了尼采的“超人哲学”，崇拜英雄。

金发碧眼的挪威人和德国人一样同属日尔曼民族，在具有种族主义思想的汉姆生看来，只有伟大的日尔曼民族日建立共同体，才能引领全人类摆脱“世界末日” 的厄运，他因此毫不犹豫地投入纳粹的怀抱。作为被占领国家的人，汉姆生认为自己这样的立场对祖国挪威有利。

而出身于牧师家庭的的托格尼，早在年轻时就继承了西方的自由主义精神。作为神学自由派，他打破了基督教的保守传统，转向世俗的人文主义，提倡进步与改革，重视个人权利与公民自由。以自由主义做思想底色，托格尼视民族主义和纳粹主义为不共戴天的对手，誓不与之妥协。

     当年，托格尼批判纳粹的文章篇篇掷地有声，在欧洲上空震响。英国BBC经常广播他的文章，这大大鼓舞了在前线作战的抵抗战士。至今一些挪威人、丹麦人还记得，他们当初听到托格尼文章播音时的激动之情。也有瑞典人回忆自己当年如何用节省下来的零钱，清早就去购买登载托格尼文章的报纸。在那艰难的日子里，托格尼是“旷野里的一个孤独的声音”。

1945年3月31日，就在希特勒覆灭之前不久，纳粹的克星、68岁的托格尼因病撒手人寰。二战结束后，瑞典社会才醒悟过来，人们把托格尼誉为“民族英雄”，为他修建了高耸的纪念碑，还有街道和电车以Torgny Segerstedt的名字命名。而挪威的读者则纷纷跑到书店，以退回汉姆生书籍的做法，表示他们对那位纳粹追随者的鄙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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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香港《争鸣》杂志2016年4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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