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manche 28 septembre 2014
漫漫长夜 78 燕园岁月 48
1958年秋末，正当三面红旗闹腾的最热闹的时候，学校派我们物54级全体学生到密云县一个生产大队帮农民收白薯。干了十天活，我觉得此行<收获>很大!
此时正是大炼钢铁的高潮，村里所有的壮劳动力都到山上炼钢了，余下的尽是妇女儿童和老者。村里种的大片白薯该收了，却没有人手，我不知是通过什么渠道把我们这班学生弄来帮他们。金属班只有十个人，清一色的男生，分住两家。我和另外四位同学住进的那家共五口人，老两口和大儿子及大儿媳，还有个正上小学的十来岁的幺子。他家是三间房，一明两暗。老两口带幺子住一个暗间，小两口住另外的暗间。中间的房子烧柴做饭用，为给我们腾房，小两口临时搬到老两口那间去，一条炕睡五口人，和我们一样。
这位房东老者是特意留下指导我们干活儿的，白天收白薯，天黑以后看不到地里的白薯了，就挑灯挖白薯窖。
因为地亩太多，我们来了也人手不够，不可能认真仔细地收，请农民赶牛犁过一趟，我们就跟在后面把暴露出来的白薯收起来，那些没有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的，被泥土掩盖的就来不及收了，所以能收上来的，估计只是收成的一半! 其余的都将烂在地里!
天黑之后挖窖，大约有一米多深，农民说窖存白薯很有讲究，皮破了的白薯不能入窖，入窖时在窖里干活的人不能放屁，否则，这一整窖的白薯都将烂掉，成一窖水。直到我们离开，他们还没有把白薯放入窖中，我很担心因劳动力不足，无法仔细筛选，从而把让我们收起的白薯都在窖中烂掉。
密云小枣极负盛名，据说是贡品。我久住北京，深知密云小枣的品质，但这一年，所有的劳动力都去炼钢了，连白薯都无人收，更谈不上收小枣了，全都落在地上烂掉了。
我们在那里干活的这十天，全国的形势变化可说是快到以分秒计，刚到那里时，各家各户都还是自己做饭吃，两三天后就改为集体食堂了，每家都搬着小地桌，扶老携幼到食堂领饭吃，因正在收白薯，一天三餐也就都是吃白薯，分开各家吃和合在一起吃基本没差别。
有一天吴辉钊和我被分派和一个农民一起挖沟，沟很深，站在里面露不出头, 此地远离其他同学，我们二人心照不寻地做起了社会调查，我们问现在的生活和过去比如何？ 这位农民老兄一下子就打开了话匣子，说："过去，干一年活，到年底了，赶着马车拉一车花生到北京去卖，可以住几天店，白天逛街采购过年的东西，晚上去戏园子听戏，那才叫享受呀! 现在可好，谁能去北京？ 只有那些干部作威作福!"
我们每次出发干活儿前，都要排队，金属班只有十人，带队的是团干部谭国英，常站在队前说几句话，后我和房东的小儿子混熟了，他偷偷地对我说："你们那当官的好，不骂人!"
我们到了以后，当地的官儿给我们讲过去如何英勇对付日本和国军，我们也不知是真是假，反正老百姓很怕他们。
samedi 27 septembre 2014
漫漫长夜 77 燕园岁月 47
1958年9月，我们已升入五年级，课不太多了，但此时正是全国高举三面红旗凯歌前进的时候，校里的活动很多，动不动就开本系各年级同一专门化学生的大会，物54级和物55级都是到四年级才分专门化，但物56级到他们读三年级时就分专门化了，而1956年是属于冒进的一年，物理系一下子招了三百人，物54级和物55级的金属班都只有十几人，也可能受大炼钢铁，钢铁元帅升帐等口号的影响，物56级分到金属物理班的学生大概有三十人左右。这批不怕虎的初生牛犊，气势非常壮，再加上1957年反右时，他们刚刚入学不到一年，班上的右派不多，即使有，也不是全校闻名的大右派，所以，三四五年级金属班一起开会时，三年级的学生是主导，我们物54级到58年秋季开学时只余十人，其中多一半受到开除团籍或被迫申请退团的处分，物56级的一些学生简直把我们当成敌人看待。三个年级的学生们在一起时，好像三年级学生都是农村中的贫下中农，四年级的学生像中农，我们这班五年级的学生好像农村中的地主富农分子，被三年级生呼来喝去，教研室的人也鼓励这样做，那就没办法了。
记得第一次和物55 级和物56级一起开会时，要自报姓名互相认识，物56级一个学生报了自己的姓名后，他们班的班长或是团支部书记马上指着他的鼻子跟上一句说："他是右派分子!" 那人也只好苦笑一下了事。
58年下半年，全国范围内发起了大办人民公社，大办集体食堂的运动，对在校学生无任何影响，我们本来就是吃食堂。但是街道上也要办公共食堂，弄得妈妈很不安宁，每次周末回家，妈妈就愁眉苦脸地问怎麽办？我也只能说走一步说一步。街道食堂始终没有建立起来。但街道上也建起了炼钢的小高炉，居民委员会组织家庭妇女分班轮流参加，妈妈也被找去往炉子里捅了几下子，好在这种疯劲儿没持续多久就偃旗息鼓了! 炼钢时把家中能找出的铁器都献了! 人类的生产流程是用材料制器具，此时颠倒过来了，是把已制成的器具化为废铁。
记得在日本占领时期，接近日本投降时，当时的汉奸政权曾经命令北京居民每家要献多少斤铜；那时家里没有，是掏钱在德胜门的小市上买了点"制钱"凑合交上的。 1958年大炼钢铁则是把家中正在用的钢的，铁的器具都交上去。
vendredi 26 septembre 2014
漫漫长夜 76 燕园岁月 46
靠意识形态统治的国家，主流意识是无所不在的，甚至进入到科学领域。苏联建国以后，科学界出了个骗子名叫李森科，他反对学术界一致接纳的孟德尔的遗传学理论，李森科为迎合独裁政权的当政者，提出了自己的一套主张。他说生物体的后天性改变，久而久之就可以遗传给后代；苏联学术界反对他的人差不多都遭到了整肃，1949年中共建政后，毛提出一边倒的方针，凡是苏联所做的，中国都接纳，照搬，所以五十年代初，中学生，大学生的生物课都学李森科，米邱林那一套。
苏联的物理学家朗道是个直言的科学家，我读大学时曾读过他和栗弗席兹合著的一套物理学丛书，包括理论力学，热力学，统计物理学，电动力学和量子力学等。朗道和李森科都是苏联科学院院士。据说二人有一天相遇了，朗道向李森科"请教"遗传学的问题。 朗道问："如果把所有的牛的犄角都锯掉，久而久之，以后生出来的牛是否会没有犄角呢？李森科给予肯定的回答。朗道又问：中国妇女缠足已有千年历史，为什么生出的女孩不是三寸金莲呢？李森科答：时间还不够长! 朗道又问：从有人类以来，妇女的处女膜大部分都破了，为什么新生的女孩仍然有完整的处女膜呢？ 这一下，李森可无言以对了。
昨天转帖的介绍叶先生的文章也提到过，叶先生早就认为李森科是骗子，这也成为他不受中国当权者待见的原因之一。
时间是最好的试金石，苏联当权者最终识破了李森科的骗局，把他撤了。可是在他招摇撞骗期间遭受的人力物力损失是很难挽回了。这就是僵化的体制的先天弊病。
由于意识形态的作祟，苏联科学界还不接纳两次获得诺贝尔化学奖的美国科学家保林提出的共振论。
下面要说说我的本行了。若按原子间结合力计算，金属的强度应该比实际测出的强度高十到一百倍，科学家很早就探索其理由，英国人提出说，金属中存在着微小的裂缝，从而降低了金属的强度，但后来人们经过计算发现，如果使金属强度降低如许多倍，肉眼就应能看到那些裂缝了，所以这种假说遭到了否定。上世纪三十年代，有人提出说，金属的理论强度和实际强度的巨大差异是因为金属中存在一种特殊的缺陷，叫"位错"，这位错可以移动，也可以增殖。"位错"论提出后，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苏联的学者不接受，连带着中国的学校里也受影响，不敢公开地讲。北大物理系金属物理教研室主任柯俊是英国回来的科学博士，他是在自由的学术环境中接受的科学训练，应该是完全接受位错理论的，但在给我们上课时，只能采取暧昧的态度，欲言又止! 电子显微镜技术发展以后，已能看到位错的影像，苏联人和中国人不接受也得接受了!
鸣放期间，北大生物系的师生贴大字报说，持有孟德尔遗传学观点的教授被边缘化，不能授课，很年轻的苏联李森科派的＂学者＂来校讲课，有的只有讲师资格，老教授们都得去听他们的胡说八道。
转帖王友琴的一篇文章
原以为在北大七百一十六名右派中，只有六名被处死者，不料二○○九年又发现第七名。而前北大人中的知情者，竟隐瞒五十年，不予透露。
四十年前，一九七○年一月三十一日，毛泽东批示“照办”，发出的三号文件指示︰“按照中央规定杀人由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批准，报中央备案”，“杀、判时要召开群众大会，公开宣判，立即执行”。全国立即逮捕了一大批人。被判重刑或死刑。
根据毛指示而不是法律判人死刑
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教师任大熊，一九五七年被划成“右派分子”，一九七○年三月廿八日被判处死刑枪杀。判决书上写着︰“为了全面落实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批示‘照办’的‘一三一’指示，坚决镇压反革命破坏活动，加强战备，保卫祖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根据党的政策和广大革命群众要求，报请山西省革命委员会核准”，下面判处了包括他在内的十三人死刑。
这个死刑判决书，判处死刑的依据，不是法律条文，而是毛泽东的一个批示，所谓“‘一三一’指示”。中国已经有法律几千年了。被判决死刑的人也可以上诉，不会被立即杀死。而这份判决书，让中国的司法文明倒退了几千年。
二○○七年，我发表了题为〈从受难者看“反右”和文革的关联︰以北京大学为例〉的文章。反右派运动中北京大学有七百一十六人被定为右派分子，其中六人后来被判处死刑。其中黄宗奇（哲学系学生）因与看押他的学生发生身体冲突在“反右”期间被处死。其他五人都被杀害于文革中。他们是︰
中文系学生林昭，一九六八年被处死；
数学力学系教师任大熊，一九七○被处死；
西语系学生顾文选，一九七○年被处死；
历史系学生沈元，一九七○年被处死；
化学系学生张锡锟，一九七六年被处死。
六名右派分子被判处死刑，占全部右派七百一十六人的约百分之一。这非常高的比例。在二○○七年，我以为北大被判处死的右派分子就这六人。因为北京大学毕业生都是“精英”，而且有校友会、校庆纪念，被判处了死刑的学生不可能不知道的。
零九年发现北大右派一个新死者
可是我错了。二○○九年，我发现了第七个死刑。他的名字是吴思慧。我调查和研究文革历史多年。这种“新发现”是最使我痛心的事情。因为这样“遗漏”的事情一次又一次地发生。比如，二○○六年我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曾在芝加哥大学的五名文革受难者〉。在那以后，我已经又发现了五名从芝加哥大学毕业的文革受难者。十个人，加上其中一位的妻子，另一位的妻子和女儿，一共十三人，在文革中被害死。我不知道以后是否还会再发现。
吴思慧，男，四川荣县人，生于一九三二年或者一九三三年（判决书上说他时年三十七岁），一九四八年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他的父亲吴祖楠随国民党政府在一九四九年去了台湾。他在一九五一年和班上三个同学一起参加解放军。（四个人中，一人被枪决，两人后来被逼“自杀”）。一九五三年他复员后到北大物理系（清华物理系已经在一九五二年被取消）继续读书，毕业后又在北大读研究生。一九五八年二月他被划成“右派分子”（从时间看，他是被“补课”划进去的）。一九五九年，他被派去洛阳工学院。同年十二月他被指控“抗拒改造”而被劳动教养两年。劳教期满后，在洛阳修鞋为生。一九六五年被指控“盗窃”判刑十年。一九七○年“一打三反”运动中他被“揭发”和同牢的人说了咒骂毛泽东和江青的话，被河南省革命委员会“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一九八一年，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复查案件，撤销一九七○年的死刑判决。报告说原判认定的“恶毒攻击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污蔑诽谤无产阶级司令部”和“越狱投敌叛国”两项的事实，“均构不成反革命罪”。同时撤销了一九六五年的判决。这样的案子，如果有家属在，会给家属一点钱。比如，一九七○年二月廿七日在北京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王佩英女士，身后留下七个孩子，文革后给了子女三千元。（王佩英的故事发表在《开放》二○○九年第四期上。）吴思慧生前没有结婚，没有妻子儿女。在此之前，北京大学给吴思慧写好了“右派分子改正书”，也找不到地方送。
北大知情者至今隐瞒文革死讯
我问吴思慧的同学，你们为什么不把他的故事写出来呢？今天，你们可以纪念死者，说出真相。你们中有的是聪明才俊之士，你们为什么要把吴思慧的故事隐藏在几个同学之间呢？为什么要让吴思慧成为一个连死后都不得公布名字的人呢？我听到一些解释，但是越听越胡涂。一个说法是，不了解情况啊，吴思慧的女朋友（也是同学）应该比较知道一九五七年的事，但是她已经另外结婚，丈夫还是个所长。还有一个说法是，他的一名同班同学担任过较高的职位，认为吴思慧的事情要缓办，降温，避免不良影响……吴思慧已经被杀害四十年内了，还要“缓办”到什么时候去？曾任较高职位的人就不能同情一下如此不幸的一个同学吗？
正是在这样的语境中，我对北大沈克琦教授更加怀有敬意。他出生于一九二一年，抗战期间毕业于西南联大，文革前任北大物理系的副教授、副系主任。文革中他被“斗争”，被长期关在“牛棚”中。文革后他曾经担任北大副校长，退休后他编写了《西南联大校史》和《北大物理系九十年》。在后者二○○八年修订本中，他印出了北大物理系一百三十九个“右派分子”的名单。其中教员八人，研究生二人，本科生一百二十九人。其中有吴思慧。但是他不知道吴思慧离开北大后的遭遇。
据我所知，这样把政治迫害的受害者的名单全面系统地写出来，是很少见的。这是我对沈老师充满尊敬的首要理由。他年近九十，但是思路清明，做事有条有理。和他谈话，我能感受到他身上那种原于西南联大精神、由理性和道德焕发出来的文雅力量。由毛泽东“一三一指示”开始的一打三反运动，是文革中规模第三大的一场迫害和杀戮。（前两个迫害高峰是一九六六年的红卫兵暴力和六八年的清理阶级队伍。）在北京大学七名被判处死刑的“右派分子”中，有四名是在一九七○年被杀害的。
假使不是毛泽东得了不治之症在一九七六年死亡，文革迫害还不会停止，文革受难者的名单也还要无限期增长。
就在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收到一位中学老师的信。他们那里的历史考卷上，有关于秦始皇的题目，还有“焚书坑儒”。给学生的标准答案是，这在那个时代是必要的，那些儒生反动，阻碍社会进步。这是在文革时代强调过的理论，现在却还有人在灌输给天真的孩子们。当我们书写文革历史以指责迫害的正面作用还不能发挥出来，那些历史?述可能有的负面作用却已经在课堂里泛滥了。
要详细地描述和分析这场四十年前的“一打三反运动”，需要很长的篇幅，所以不适合发表在新闻刊物上。这里写出的只是吴思慧的故事。另外，他的同学希望我能帮助找到他去了台湾的家人，告诉他们吴思慧的遭遇。我在黄埔军校同学录中查到了他父亲的名字吴祖楠，是黄埔四期五连的学生。但是没能找到进一步的信息。希望读者中有人知晓相告。
本贴于 2010-04-15 12:39:30 被【周淮安】修改
jeudi 25 septembre 2014
漫漫长夜 75 燕园岁月 45
上世纪中叶，半导体理论和技术正处于急速发展的阶段，1958年北大大搞<科研大跃进>时，物理系把半导体的研究作为重点，先是在实验室研究，后来发展为建立生产半导体材料和器件的工厂。物56级的一部分学生负责在棉花地操场的北边建工厂，从盖房子开始，其中一位女生脱了鞋袜，光着脚踩泥，挖地基，干得风生水起，一时间成为佳话，赢得了校，系两级领导的赞赏。尽管这位女生的学习成绩很差，她毕业后立即被选为研究生，可惜素质不够，所有研究生的课程，无一门及格，两年后学校没办法，还是按一般的本科生分配了工作。
1958年北京市举办了高校科研大跃进研究成果展览会，半导体专业送去一些展品，由物54级半导体专门化一位共产党员学生在现场讲解，据他说去过几位国务院副总理级的人物参观。我记得很清楚，学校的广播电台先是播送生物系一个研究小组提出了一个非常动听的口号，具体的说法我已不记得了，但是，当把半导体的研究成果送去展览时，那个口号却变成是半导体科研组喊出的了。当时我还有点纳闷，毕业工作以后，看到许多类似的情况，还美其名叫<移花接木>。
1958年喊出的所谓三面红旗是：大跃进，人民公社，大炼钢铁。恰恰此时分了专门化后，我们学一门课叫 "金属学" 从理论上讲，用木柴或煤炭作燃料，根本炼不成钢。我们和教我们这门课的柯 俊先生讨论，在此全国人都头脑发热的环境下，他只能支吾其词。可惜，那时还没有提出："你懂得!"这个词，
北大还好，没有在校内建<小高炉>。
1958年喊出的所谓三面红旗是：大跃进，人民公社，大炼钢铁。恰恰此时分了专门化后，我们学一门课叫 "金属学" 从理论上讲，用木柴或煤炭作燃料，根本炼不成钢。我们和教我们这门课的柯 俊先生讨论，在此全国人都头脑发热的环境下，他只能支吾其词。可惜，那时还没有提出："你懂得!"这个词，
北大还好，没有在校内建<小高炉>。
再转帖一篇介绍叶企孙先生的文章
有朋友来电 嘱我再详细介绍叶企孙先生事迹 现从网上搜得一文 文中所记和我对先生的了解无大出入 现转贴如下：
他少年时立志用科学拯救中华，青年时远涉贡洋，寻救科学真理；归国后致力于科学在他的祖国生根，在科学和教育园地辛勤耕耘，培育了众多科学精英，开创了科学基业；为着民族的解放。他舍生忘死，投身抗战救国。他一生不求名利，惟有奉献。然而，历史在他身上表现得如此“公正”：他年愈古稀，却惨遭凌辱，备受折磨，含冤去世，而且身后数年，九泉之下，也未能洗清所蒙受的不白之冤。
今天，沉冤终于得到昭雪，蒙在他英名上的灰尘已经被掸除，我们终于可以在此忠实地记下他一生的贡献与不幸。
一、他的理想是科学救国
叶企孙，原名叶鸿眷，号企孙，1898年7月16日诞生于上海。叶家是书香门弟，又是官宦之家，企孙的祖父谈人公是清朝的五品官吏，为清政府办理过海运， 因而家中比较富有。企孙出生时，叶家仍不失为殷实人家，境况远较一般家庭优越。
叶企孙的父亲叶景坛（字醴文，号云水，1856--1936） 是上海县邑一位博学的举人，也是一位教育家，他精研国学，对经史子集涉猎颇广，本世纪初曾受清政府派遣，和黄炎培、沈恩俘等一起赴日本考察教育，归国后创办新式学校，致力于现代教育，先后在几个学校担任教师、校长职务。
叶企孙七岁时， 母亲顾氏（1856--1905） 病逝。兄弟姐妹七人中，企孙最小。丧妻之痛使醴文公身染重病。病中他立下遗嘱，以作后代的“修身” 指南。遗嘱要求子孙：‘慎择友、静学广才、行已俭、待人恕、勿吸鸦片、勿奸淫、勿赌博、勿嗜酒、勿贪财。这份遗嘱被叶企孙视之为父亲留给他的最宝贵遗产，他一直精心珍藏，伴随他度过一生。考察叶企孙一生走过的足迹， 遗嘱所言，可谓是他品格与情操的真实写照。
醴文公于1936年去世，这份遗嘱显然是立得太早了，不过却使他有足够的时间在企孙身上贯彻自己的思想。叶企孙兄弟三人中，长兄大企孙十多岁，在北洋军阀时代进入政界。然而叶景醴对长子的成就并不满意。次子智力很差，很难有所作为。企孙自幼聪颖，父亲对他抱有很大希望，又因从小失去母爱，父亲对他的成长更是倾注了满腔心血。自五岁起，父亲在家中教他识方块字，稍大，被送入一家私塾读论语。1790年，叶企孙进上海县立敬业学校读书。敬业学校是我国早期引进西方教育的现代学校之一，叶景醴为该校创办人。叶企孙在敬业学习三年，受到比较正规的教育，开始接触到西方近代科学知识。
1911年初， 清政府将原来负责派遣留学生的游美学务处改为清华学堂，并开始招收学生，未及十三岁的叶企孙，在敬业学校尚未毕业，便在父亲鼓励下，毅然报名投考，并一举考中，成为清华学堂的第一批学生。同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清华学堂停课，在北京学习了半年的叶企孙只得返回上海避乱。
1912年春，在家人安排下，叶企孙人上海兵工中学读书。该校偏重于自然科学教育， 著名实业家吴蕴初当时就任教于此，曾为叶企孙的化学老师。叶企孙在兵工中学的同班同学有后来成为地质学家的谢家荣、朱庭枯等。
1913年夏，叶企孙重新报考清华。这次报考不太顺利。身体检查时，大夫说他心律不齐，不能报考。但细心的叶企孙抓住体检表上不贴照片的漏洞，以号企孙为名，重新报考，并请同学帮忙，代验身体，顺利过关，获准参加考试。清华是又一次考取了，不过叶鸿眷从此便成为叶企孙了。一向以诚待人的叶企孙，对于这次蒙骗过关，心中总觉不安，这可说是他一生中唯一的一次弄虚作假。直到晚年，每忆至此，仍深深自责。
这时的清华已从辛亥革命前的清华学堂改为革命后的清华学校了，但仍然是用美国“退还”的庚款办起来的留美预备学校，学制八年，分中等和高等两科，高等科的后两年相当于大学本科的前两年。高等科的毕业生，全部放洋留美。与上次不同，叶企孙这次考取的是清华高等科。人清华不久，他在日记中写下了这样的座右铭：“惜光阴、习勤劳、节嗜欲、慎交游、戒烟酒”。
在学习上，他一如既往，异常的勤奋刻苦，学习成绩在同级学生中通常是名列前茅。不过，也许是性格使然，这时的叶企孙仍然是喜静不爱动，清华园虽有良好的体育设施，却没有激起他对体育活动的兴趣。但在人清华一年后发生的一件事使他对此略有省悟。清华学校一向要求学生全面发展，1914年夏，叶企孙因体育不及格留了一级，以致使他延迟到1918年毕业，高等科四年他却读了五年。
二十一世纪初叶，“科学救国”“实业救国”等口号在中国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颇有市场，在清华求学的叶企孙无疑也深受其影响。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受尽西方列强欺凌， 叶企孙时常为此而忧愤。当他看到“欧美洋货倾销中国市场，而国人仍在轩睡，毫无自振之精神”, 他犹感痛心。他将中国落后的原因归咎于中国实业不振，而实业不振是由于科学在中国之不发达。中国科学落后的现状，父亲的中体西用观，这一切都促使他立志去西方学习自然科学，然后用科学来振兴祖国。他的选择得到了父亲的赞许和支持。在清华求学的五年里，叶企孙通过系统而正规的学习，打下了坚实的现代科学基础，培养起浓厚的科学兴趣。课余，他广泛阅读科学书籍，自觉培养作为科学工作者所具有的基本技能。1915年，我国的第一个科学社团一一中国科学社成立，消息传来，叶企孙立即仿效，他和同学刘树墉等人一起筹办了清华学生科学社。他在拟定的科学社草章中指出：“本社宗旨在集合同学籍课余之暇研究实用科学”,并要求社员做到：“ 一、不谈宗教；二、不谈政治；三、宗旨忌远；四、议论忌商；五、切实求学；六、切实做事”。他献身科学的决心从中可窥一斑。在他们的努力下，学生科学社在清华园内非常活跃，以后延续多年。早期清华毕业生中有许多人在选择专业时都受到了科学社的影响。
1915 年，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位著名教育家梅贻琦（1889—1962）应聘到清华任教， 讲授叶企孙所在年级的物理课程，两人由此结识，从此开始了长达三十多年的友谊。在清华读书期间，叶企孙受梅贻琦的影响颇深，他对这位年轻师长的品德、为人、才干和抱负都非常敬重。叶企孙毕业时之所以选择物理学为奋斗方向，可以肯定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梅贻琦的影响。
早期的清华学校颇似一所美国学校，只不过是建在中国土地上，“洋化”得很厉害，就是一般工友也必须会讲几句洋文才能胜任工作，国学被冷落在一旁。但叶企孙受家庭环境熏陶，一直保持着对国学的兴趣。他入清华的第二年，醴文公也应聘来清华担任国文教员，指导学生阅读古文书籍。叶企孙在父亲的指导下，五年时间里，阅读了《左传》《礼记》《诗经》《苟子》《国语》《史记》《通鉴记事本末》《文献通考》等大量中国古代名著，打下了扎实的旧学根底。他的这一在国学上的优势，又使他不知不觉地对中国古代科学史产生了偏爱。1915—1916年间，他比较系统地研读了中国古代算学名著，如《九章算术》《孙子算经》《海鸟算经》《夏候阳算经》《算法统宗》《梦溪笔谈》《畴人传》《益古演段》等等，还涉猎不少西方科学史著作，这为他晚年从事自然科学史的研究指导奠定了良好基础。在当时，他主要深人研究了中国数学史和天文学史，研究成果发表在《清华学报》和《清华月刊》上。尤其他在1917年发表的《中国算学史略》是我国第一篇用现代方法系统研究我国数学史的通史性文献。该文给出了我国数学发展的历史轮廓，其中许多观点，颇具见地，与今天我国数学史学界的看法基本吻合。
应该说，清华学校的五年，叶企孙所得到的收获，除了严格的现代科学训练之外，还有深深植根干他头脑中的强烈的民主意识。当时的清华，每届学生不过六、七十人，每级都有一个级会，级会的组织形式和会议程序等一切都模拟西方议会，意在给学生灌输西方近代的民主思想。叶企孙积极参加级会的活动，曾多次被推选为级会领导人。早期的这种训练和尔后五年在美国的所见所闻，以及归国前赴欧洲大陆的考察访间，使科学精神、民主意识和儒家的人伦道德观念在他身上并行不悖，而且相得益彰。归国后，他担任教育行政和科研组织的领导工作时，作风民主，平易近人，深受同仁的拥护和爱戴，这与他在求学期间所受到的中西文化训练不无关系。然而，另一方面，我们也不无痛心地指出，他晚年的悲剧，在很大程度上也正是由他所坚持的科学精神和对思想自由， 学术独立的执著追求所造成。
二、实验物理学家
在清华园的学习生活很快就结束了，1918 年夏，叶企孙顺利通过毕业考试，被派往美国留学。10月，他乘坐轮船，渡过浩瀚的太平洋，抵达新大陆，进人位于美国中北部的芝加哥大学，直接插入物理系三年级学习。人学不久，他写信回国向“父亲大人” 报告了他到美后的第一印象：“美国学生早上上课，手拿面包，边吃边赶，匆匆忙忙，分秒必争，做事爽快，不见拖拉疲塌景象。”叶企孙有刻苦求学之志，很快就适应了校内的紧张气氛。
一次大战后， 美国在实验物理学方面有了长足进步，芝加哥大学物理系是当时美国的物理学研究中心之一，素有重实验的传统，在她的鼎盛时代，曾有三位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在此授课，他们是：A.A.Miehelson 、R.A.Millikan和A.H.comPton。他们注重物理实验的态度，形成了芝加哥大学物理系的基调。受环境的影响，叶企孙走上了实验物理学的道路，而实验物理似乎与实业救国有切近之处，符合他的初衷。1920年6月，叶企孙从芝加哥大学毕业，获学士学位。当时留美学生在求学过程中，一般要换一两次学校，其一想增进对美国社会的了解；其二想更广泛地接触美国学者，多熟悉一些学术机关。叶企孙也不例外。1920年9月，他转至美国东部，进人哈佛大学研究院， 从师著名物理学家W.Duane和P.W.Bridgman进行实验研究。叶企孙所从事的第一项物理研究工作是和Duane及H.H.Palmer合作用x 射线短波极限法（sw L 法）测定普朗克常数h。自从19 1 5 年Duane 一Hunt定律发现后，许多人用SWL法测定了h, 而叶企孙及合作者的测量，由于作了许多改进，成为早期普朗克常数测量中比较精确的一次。他们的测定值被国际物理学界沿用多年，A.1.ComPton 1935 年在他出版的名著《X-Rays in Theory and ExPeriment》一书中称其“是一次对普朗克常数的最为可靠的测定”,还有E.R.Cohen的《The Fundamental Constants of physics》等书中对叶企孙他们的这项工作也有记载。
测定普朗克常数的工作完成以后， 叶企孙在其导师、后来的美国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以在高压物理领域内的研究知名于国际物理学界的P.W.Bridgman教授的指导下，开始了压力对铁磁物质磁导率的影响的研究。这项工作于1923年完成。研究成果作为他的博士论文：“The Effeet Of Hydrostatic Presure On The Magnetie Permeability Of Iron Cobal And Nickel”,发表于1925年。
压力对磁导率的影响这一课题，在叶企孙之前，己有人做过一些工作，并发现一些实验现象。最早是1883年，Tomhnson 做过一次尝试，没有成功。尔后1898年日本人长岗和本田对铁、镍进行了实验，所用最大压强仅为300kg/cm²，1905年Frishie女士也研究过压力对铁的磁导率的影响，所用最大压强为1000kg/cm²。但他们所得结果有很大不同，而且他们采用的压强范围也较窄，所取磁场范围也较小。因此，综合他们的实验数据不足以就压力对磁化的影响这一问题得出一个令人满意的概括性的结论。叶企孙的实验试图消除前人试验结果的矛盾，给“压虽对磁化现象的影响”这一课题一个全面的、淮确的描述。当然，他选择这一课题的另一重要理由是，从当时情况看，能够将该项研究深人一步的条件已具备。首先Bridgman长期从事高压物理研究，他的工作已使可控制的压强范围拓宽到0—12000kg/cm²；其次，材料上已经有了突破，能够获得高纯度的铁磁金属样品。
叶企孙使用的是Bridgman设计的压力装置。他在样品形状、实验设置等方面都有合理改进，尽量排除干扰，提高实验精度。严谨的工作作风使他发现了Frishi的错误，其原因在于Frishie在实验过程中未对所用样品完全退磁。他应用热力学理论，推导出磁化引起的体积变化公式， 将体积变化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与磁化压强系数相联系，在弱场中很重要；另一部分叩使磁化压强系数为零时也仍然出现，与弹性系数和总磁场H 相联系，在强场中变得很重要。当磁化达到饱和后，后一部分引起的体积变化仍继续增加，而且二者可能在相反方向上起作用。他的实验结果与此定性符合。
客观地说，叶企孙的这项研究并非开创了一个新领域，而且也没有解决重大的理论问题；这一点在他的研究开始前就基本注定。然而，规律性现象是每一个物理理论的基础，从而发现这些现象的意义也就不言而喻了。从另一个角度上说，巧妙、漂亮地完成一个复杂、困难而又有实际意义的物理实验，无疑是一个实验物理学家的追求。由于这项工作，叶企孙瓜为我国从事现代磁学研究的第一人。叶企孙获博士学位后，原计划再留美一年，做一些实验研究，但因父亲年事已高，盼他早日归国。于是他放弃原来打算，于1923年10月告别美洲大陆，取道欧洲回国。
在欧洲，他游历了英、法、德、荷兰和比利时五国，参观了一些名胜古迹、博物馆、美术馆和一些高等学校的物理研究所，拜会了这些国家的物理学界同行，于1 924年3月回到上海。在美国留学五年，叶企孙成长为一个合格的实验物理学家，而且在美的经历和对欧洲的考察，在他头脑中牢固树立了学术独立和学术白主的观点，这一观点在随后的若干年内顽固地左右着他的思想和行动。
三、教育家
1923 年3月，叶企孙应聘执教于南京东南大学物理系，开始了他半个多世纪的教育生涯。在南京东南大学，他任教三个学期，觉得只是“对教育工作的初次尝试”。他先后讲授了力学、电子论和近代物理，自我感觉良好，看来教育工作很合他的口味。然而，不久东大发生赶校长风波，叶企孙不愿介入，适逢北京清华学校创立大学部，1925年9月，他离开东大，应聘前往清华任教。
然而当时的清华一也并非一块净土，叶企孙回母校任教的前几年， 正赶上清华园内风波迭起。早期的几任清华校长多出身于官僚政客，他们对清华实行封建家长式的专制统治。清华“三孙” —叶企孙、陈岱孙、金龙孙（即金岳霖），还有钱端升、张奚若、张子高等一批年轻教授。他们留学国外，呼吸惯了学术自主的空气，对如何办好教育基本观点一致，自然形成了一股抗拒封建专权的力量。而且正值他们年富力强，对事业极富进取心，不满足清华的落后状态，他们团结一致，形成一个颇具声势的“少壮派”，主张改革清华，提高清华的学术地位，反对官僚政客控制学校，要求实行教授治校。他们很快在反抗清华的保守势力，纠正清华的种种弊端，发展教育事业方面显杀出了力量。他们取得的第一块阵地是“ 清华教授会”, 该会成立于1928年，叶企孙、吴之椿、金岳霖、陈岱孙等教授被选进教授评议会，清华的教授治校始见开端。
新旧势力在清华园又经过几次激烈的交锋之后，终于在1929年2月成立了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由校长、教务长、秘书长和各院院长组成。至此，一个新的校务领导体制在清华建成。在这一体制中，校长的权力受到限制，而教授们则发挥了重要作用，因而人们称此为“教授治校体制”。叶企孙对这个体制的建立，做出了重要贡献。1930—1931 年，清华有较长一段时间没有正式校长，而由叶企孙、翁文颧、冯友兰等人先后主持校务委员会，裁决校务，学校工作仍能顺利进展。教授治校体制在清华这块教育园地牢牢扎根，以致后来反对这种体制的校长，便在清华无法立脚。而且在军阀混战时期，叶企孙等正是依靠这一体制，团结清华师生，避免了军阀恶势力染指清华的企图。
1931 年秋，叶企孙从欧洲进修归来，继续担任清华大学理学院院长，同时接替翁文濒主持清华校务。但考虑到清华久无校长，对学校发展诸多不利，于是屡电坚辞。10月，南京政府教育部任命梅贻琦为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是清华史前期的留美生辛，1930年被派赴美担任清华留美学生监督。在此之前，历任清华教员、教授、系主任、教务长、代理校长等职，“从感情上和对教育的基本观点上说，他和广大教师们是一致的。他平易近人，作风民主”，为人谦和，公正廉明，没有任何政治色彩，因此在清华园深孚众望。作为梅贻琦的学生，叶企孙回清华后又和梅一起共事， 深知老师能负起此项重任，给清华带来新发展。因此，任命一下达，他立即发函给身处太平洋彼岸的梅贻琦：“月涵师定为国立清华大学校长”“吾师需日夜兼程返校，迟恐生变....”梅贻琦接任校长后，结束了清华的长期不稳定局面，清华的教授治校体制也得以巩固下来，开创了清华历史上的“黄金时代”。这期间，叶企孙是梅贻琦的得力助手。俩人在教育思想，办学方针上颇为一致；加上二人情趣相近，如言语不多，不尚空谈，淡泊名利，高度的事业心与责任感，还有他们之间的师生情谊，这都使他们的配合极为默契。他们风雨同舟，度过了近二十个春秋。叶企孙全力支持梅贻琦的工作 使他免除许多后顾之忧；而梅贻琦亦非常尊重、信任叶企孙。学校的大政方针，重要的人事安排也多征求他的意见。梅贻琦遇事离校，多由叶企孙代理校务。梅贻琦经常为学校的一些问题组织专门的委员会来解决，委员会成员由校一长聘任，重要的委员会名单中总少不了叶企孙的名字。在学校的经费分配问题上，他也拥有很大的发言权。在旧清华，个别对梅贻琦和叶企孙有不满情绪的人，背后称他们二人为“狼狈”, 虽系侮辱之词，不过亦可从中看出叶、梅之间的关系。
在梅贻琦掌校期间，叶企孙主持下的清华物理系、理学院获得很大发展，对清华大学迅速跃居国内前列，成为国内外知名的优等学府贡献颇大，略举数点如下：
1.建立了一支高质量的师资队伍。1926年清华物理系成立，叶企孙担任系主任。1923年理学院成立，他兼任院长，他始终把聘任第一流学者来校任教列为头等大事。任系主任后的短短两年间，他先后向颜任光、温毓庆、方先析、佘青松、桂质廷等物理学家发出聘书和邀请，虽然未果，但他毫不放松努力。到抗战爆发前他为物理系、理学院先后直接聘请或建议聘请了熊庆来、吴有训、萨本栋、张子高、黄子卿、李继侗、周培源、赵忠尧、任之恭、霍秉权等一批有名的科学家到清华任教。三十年代，清华大学理学院的教授阵容已属国内前列。就物理系而言，1928年吴有训、萨本栋到校，标志着她度过了草创阶段，开始走向兴旺发达。从此之后，“我国物理学之栋梁多出于清华大学”。到三十年代中期，清华物理系已是精英荟萃，集中了一批年轻有为的物理学家。1932年，中国物理学会成立时，清华大学的会员人数最多，约有二十余人，说明当时的清华物理系具备了当时国内最强的师资研究力量。
2. 重视实验室建设，开创国内高等院校进行科学研究的先河。二十年代中国的科学教育，包括几所有声望的大学在内，尚未有开展实验研究的。叶企孙认识到，要改变我国科学的落后状态，就必须重视实验研究。他主张，高等院校必须开展科学研究工作。为此，他非常重视实验室建设和科学研究工作的开展。以他创办的清华物理系为例，可说是国内第一家在物理学教育方面正式走上研究轨道的。自创办之日到1 931年，不过几年时间，“实验室和研究所已具相当规模，建成普通实验室七所”“另有金工、木工场各一所，为修理及制造仪器之用”。就实验设施而言，三十年代国内各大学的理科院系能与清华物理系相比者确系少见。早期清华物理系的教授们多是从国外学成归来，叶企孙鼓励他们在教课的同时继续进行研究，并千方百计为他们的研究创造条件，如他曾通过在法留学的施士元向居里夫人购买放射源，委托去美人员在美国订购研制电子管的设备，聘请技术精湛的德国技师帮助制造实验仪器等。抗战前，系中教授基本上每人都有自己的研究课题和方向，并取得不少成果，有些达到较高水平，如吴有训的用X 射线研究合金结构、赵忠尧的高频γ射线的吸收和散射的研究、周培源的广义相对论和湍流理论的研究、霍秉权在国内最早制成威尔逊云室等。实际上这种浓厚的科研气氛不仅物理系所独有，在清华理学院，科研水平较高的还有算学系、生物系，“当时的清华化学系曾被称为全国化学研究的三个中心之一” 。
3. 创办学术出版物。为及时报道理学院的科研成果，清华理学院于1931年创办了《清华大学理科报告》，分甲、乙、丙三种， 分别是Mathematioal and Physical seienees（吴有训主编） Biologieal Seienees and Psyeology（李继侗主编）和Geology and Meteorology。到1936年共出了四卷十六期，收载了院内研究人员的许多科研成果。这一刊物引起国内外科学界的注意。
4. 积极开展对外学术交流。院内、系内教授利用休假机会，轮流出国游学，达到进修和交流的目的。叶企孙、吴有训、萨本栋等先后到欧洲和美国等地讲学、考察、进修。不仅如此，三十年代，理学院还先后邀请了N.Wiener 、Jaeques Hadamart、P.Langevin、P.A.Dira。等国际著名学者来清华作长期或短期讲学，丹麦著名物理学大师N.Bohr也曾应邀到清华发表演讲。叶企孙对清华大学的贡献，除上面谈到的几点外，尤其值得指出的是他的教育思想和办学弓计。
1932年，叶企孙在《清华暑期周刊》上介绍物理系概况时说：“本系之最浅至最深之课程，均注重于解决问题及实验工作，力矫现时高调及虚空之弊”。可以看出，实事求是是叶企孙办教育的最大特点。他主张办学要先明确其教育方针。清华物理系成立后，他多次强凋“本系教学事业在（一）培植物理学之专门研究者；（二）训练中学大学之物理教师；（三）供给其他各系学主所需之物理知识。”建立理学院，公开申明，目的在于“除造就致用人材外，尚谋树立一研究科学之中心，以求国家学术之独立”。他主持清华物理系、理学院一直坚持重质不重量的培养方针。在物理系他强调，“科目之分配，理论与实验并重，重质而不谊量。每班专修物理者，其人数务求限制之，使不超过十四人， 其用意在于不使青年人徒废其尤阴于彼所不能学者”。这一强调质量的方针，“数年来，颇著成效”。三十年代，整个理学院每年毕业生三十到五十人，物理系每年不过七八人左右，然而他们中的绝大部分后来都成为第一流的科学家。仅以清华物理系为例，抗战前九届毕业生五十余人中出了理论物理学家王竹溪、彭恒武、张宗隧、胡宁；核物理学家王淦昌、施士元、钱三强、何泽慧；力学家林家翘、钱伟长；光学家周同庆、王大布、龚祖同；晶体学家陆学善：固体物理学家葛庭隧；地球物理学家赵九章、翁文波、傅承义；海洋物理学家赫崇本；还有冯秉锉、周长宁、王遵明、于光远、刘庆龄、秦馨菱、戴振铎、李正武等一大批国际知名的物理学家和学行。解放后，中国科学院第一届数理化学部委员中，清华的毕业生占二分之一多，其中大邦分毕业于理学院，这从一个侧面肯定了早期清华理学院所取得的成就和她对我国科学事业的贡献。
多年来，无论教学行政工作多忙，叶企孙一直站在教学第一线，坚持登台讲课。他讲课略有口吃，而且语调也没有特别吸引人之处，然而他对物理概念的透辟理解给学主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讲课颇有研究性质，注意引导学生思考问题。他的学生王大珩所曾这样评价他的授课特点：“在思路上，叶老往往讲出我们看书不易领会的要点。他不是通过内容的堆砌来讲授，而往往是通过提纲掣领式的讲述，整个课程的基本概念、框架结构就都有了。在这点上，他所有的学生大概没有不推崇他的”。叶企孙很有发展教育的战略眼光，他一向关心中小学教育。
早在1929年，他有感于我国当时中学物理教育缺少实验课的不正常情况，编写并自费出饭了《初等物理实验》讲义，设计了四十个供中学生做的物理实验。他说：“中学教育如开物理一科，必开实验课，若否，还不如暂缺此科为愈”。三十年代他把一部分清华物理系毕业生推荐到江苏省各省立高中任教，以发展中学教育。在清华园，他还长期担任清华子弟学校的董事长。他不仅重视学生的课内教育，对课外教育也同样关注； 他不仅关注一个清华园，对校外教育亦表现出极大热忱。可以说，只要是对教育有利、有益之事，凡是力所能及，他无不热心支持、参加。
抗战期间，叶企孙任教于西南联大，和饶毓泰、吴有训等一起培养了一大批物理学人才，创造了战时我国教育史上的奇迹。新中国成立后，他执教北京大学物理系，其主要贡献是造就了一大批磁学人才。
四、科学活动的组织者、倡导者
早在1917 年，叶企孙就报名加人了中国科学社。归国以后，他更是积极地投身于国内科学社团的活动。中国科学社召开年会，他几乎次次必到。他长期担任科学社理事并兼任科学社月刊《科学》杂志的编辑。1933年，他加入中国天文学会，并担任学会理事，1941年他参与组织了到甘肃观测日全食的工作。
三十年代，中国物理学研究队伍初具规模，一些物理学界老前辈商议成立专门学会。1931年法国物理学家Langevin 来华，更让我国物理学界看到了组织物理学会的必要性。1932年8月，中国物理学会正式成立，规定谋物理学乙进步及其普及为学会宗旨。叶企孙为学会发起人之一， 在学会成立大会上, 他报告了学会的发起及筹备经过，并在第一届年会上当选为副会长，以后又多次出任会长、理事长、评议员或理事职务。
作为中国物理学会的创始人和领导者，他为学会的建设和发展做了许多工作。首先，对学会通过的各项决议，他认真负责落实，使学会的组织机构迅速得以健全，如设立学报委员会、物理名词委员会和物理教学委员会、创办《中国物理学报》等，抗战胜利后，他担任学会理事长，又设立了应用物理汇刊委员会。其次，他积极参加学会的各项活动，如年会论文的评审，出席历届年会，担任会议主席，参与物理学名词的翻泽审订 , 还关心高中物理实验仪器的制造。第三，组织对外学术交流。
长期以来，叶企孙在中国物理学界享有崇高声誉，深受全国物理学界的爱戴。三十年代他和饶毓泰、吴有训、严济慈一起被人称为我国物理学界的“四大名旦”。抗战前的几年可说是解放前我国物理学的“ 黄金时代”。这一时期，物理学在我国从无到有，走向繁荣，各个方面都有重大进展：科研、教学队伍迅速壮大；一些物理学家在国际学术界崭露头角；物理学研究取得丰硕成果，仅中国物理学会召开的前五届年会，累计宣读论文近180 篇。这些就显然应首先归功于以“四大名旦”为代表的我国老一代物理学家们的辛勤耕耘。叶企孙除了物理学之外，对文史、地质、地理、气象等学科都有着浓厚的兴趣，他知识面广，看问题富有远见，为我国科学大业的创立做了许多奠基性的工作。从1929年起，清华大学开始招考公费留美生，叶企孙多次主持招考委员会的工作，他总能做到统观全局，从我国科学事业的整体发展来考虑。仅在物理学方面，他和吴有训、严济慈、王守竞、丁西林等老一辈物理学家对发展应用物理分支学科有不少考虑。这种考虑一是表现在叶企孙、吴有训一再鼓励清华物理系的毕业生转到应用学科领域；二是深深反映在留美生的考选中，在抗战前的四届招考中，物理学方面设置了下列专业：应用光学（由龚祖同考取，以下括弧内均为考取者姓名），应用地球物理（顾功叙）、钢铁金属学（吴学蔺）、弹道学（熊弯霭）、理论流体学（王竹溪）、高空气象学（赵九章）、无铁合金金属学（王透明）、电声学（马大献）、实用无线电学（王兆振）等。这批人才学成回国后，大都成为所习学科的创始人和学术带头人。
1941年7月，在西南联大任教的叶企孙在当时中央研究院院长朱家弊的多次邀劝下，受聘出任中央研究院（下称中研院） 总干事。中研院是旧中国的最高学术机关，早在1935年，叶企孙就当选为中研院第一届评议会议员。在叶企孙之前，已先后有杨铨、丁文江、朱家骅、任鸿隽、傅斯年担任过总干事职务。总干事直接负责处理全院的行政事务，叶企孙出任总干事时，正年富力强，很希望在这一重要职位上一展宏图，然而，他适应不了中研院的那种官场气氛。此外，经费拮据也限制了他的活力。在任两年，除主持日常事务外，最明显的成就是创办《学术汇刊》。该刊物是综合性学术期刊，汇总国内外学者近年的重要研究成果，介绍学科发展的现状和历史以及科学家生平。该刊的方针和风格，体现了叶企孙在发展科学上的深刻洞悉力。然而，该刊只出了两期便因经费不足而夭折。在此困境下，加上中研院内存在的派系斗争，有人在院内专横拔息，让人难以与之共事。在其位，难谋其政，不如一走了之，1943年7月，他摆脱了总干事职位，回到西南联大，继续他的教书生涯。
在中国科学史研究方面，叶企孙与李约瑟的交往尤值一提。早在四十年代，李约瑟来华办理中英两国间的文化与科学合作事宜，两人由此结识。叶企孙为李氏搜集中国科技史方面的资料提供不少帮助，李氏对此深表感谢，他在他的鸿篇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第四卷第一册的扉页上写道：“此卷谨献给最热心的朋友叶企孙教授，感谢他在昆明和重庆那段艰难时期里给我提供的宝贵帮助”。五十年代以后，李约瑟又多次来华，到自然科学史研究室访问，叶企孙热情接待，李氏发表演讲，他亲任翻译。对李氏在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史一方面所做出的努力，叶企孙亦深表赞赏，他曾著文评价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并为《中国科·学技术史》前几卷的翻译出版提供不少指导帮助。
叶企孙长期担任《科学史集刊》的编委，发表过物理学史方面的文章，1958年，他主持编写《中国天文学史》一书，但由于是兼职研究， 他把精力集中在培养扶持年轻一代上。他亲自给室里的研究人员讲授《物理学史》《世界天文学史》《墨经》《考工记》等，他具体负责指导天文学史仃面的研究，培养了新中国的第一代科学史研究工作者。然而， 他本人在这一时期关于白然科学史的研究留下的著述并不多，有人据此认为他在这方面是“述而不作”，似乎不无道理。
五、忠诚的爱国者
叶企孙是一位科学家、教育家，但他首先是一位爱国者。他青年时期选择科学救国的道路， 便是他爱国主义的一种白发表现。在以后岁月里，这种爱国主义思想在他身上表现得更为强烈。1928年“济南惨案”发生，叶企孙对日本军队的野蛮行径表示强烈的愤慨；面对“九·一八”以来日军侵略的步步扩大，他竭力主张抗击。1933年热河轻易失守，他十分气愤，和另外四位清华教授一起联名提请召开临时教授会议，给国民政府发了一封措词严厉的电报，遣责不抵抗行径，甚至呼吁严究“蒋委员长”“宋代院长”的责任。1935年11月，日本侵略者策动汉奸进行所谓“华北五省自治运动”，叶企孙起草电文，和梅贻琦、陶孟和、胡适、张溪宕等北平教育界人士联名通电全国，声明“华北民众无脱离中央之意”，揭露日伪汉奸分裂中国的阴谋。1936年绥远抗战，叶企孙和全国人民一样欢欣鼓舞，支持学生赴绥远劳军。同年11月和12月，二十九军在红山口和固安进行两次对抗性军事演习，他和学生一起前去慰间演习将士。半个匡纪后的今天，他的一位学生还记得他当年在课堂上讲过的话：你们学物理不能光搞理论，打起伙来，你们也得做些实事，比如提高蒸汽机效率等。
“七七事变”后不久，北平沦陷，清华大学奉命南迁，与北大、南开一起组成长沙临时大学。1937年9月，叶企孙抵达天津，堆备乘船南下，但不幸染病，只得滞留大津住院治疗。幸蒙他的得意门生之一，清华物理系助教熊大缤的细心照料，病情才较快好转。熊是江西南昌人，1913年出生于上海，1935年毕业于清华物理系。叶、熊二人，相交甚笃，关系非同一般。叶企孙养病期间，清华大学决定在津设立临时办事处，负责帮功清华的师生员工南下和照管清华在天津的财产。办事处由叶企孙领导，熊大镇协助。就在这时，面对全国熊熊燃烧的抗日烈火，熊大缤毅然决定弃教从戎，前往冀中抗日根据地投身抗战。从个人感情和熊大镇本人的前途考虑，叶企孙不同意他前往冀中，然而“ 事关抗日，事关民族救亡，我无法阻止，也没有什么理由可以阻止他” 。
熊大缤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安排下，来到冀中根据地，先是在冀中军区修械所担任工程师，不久即任军区印刷所长。由于熊精明能干，又有专业知识，1938年6月吕正操（当时的冀中军区司令员）任命他为军区供给部长。熊任职后，办起了冀中军区兵工厂，动员了一批技术人才到冀中参加抗日。还组织起了技术研究社，研制烈性炸药、地雷、雷管和短波通讯工具等。他还通过各种关系和渠道购买了大批医药和医疗器械，装备电台的原材料等。他们研制的烈性炸药，成功地炸毁了日军的机车。在熊大缤的领导下，冀中军区的兵工生产一度搞得非常出色，配合部队有力地打击了侵华日军。吕正操说，“熊大缤为创建冀中抗日根据地做出了重要贡献”。
1938年4月初，熊大缤派人到天津与叶企孙联系，请求帮助，希望他为冀中介绍技术人才和购买军用物资，叶企孙“毫不犹豫地答应了”。此后的一段时间里，叶企孙奔波于天津、北平之间，物色技术人才，动员他们前往冀中投身抗日。他先后介绍了汪德熙、李广信、门本中（阎裕昌）、胡大佛、顾宗直等多人到熊大镇那里工作，他们中的多数后来成为冀中军区兵工生产的骨干。当冀中出现技术上的困准时，叶企孙本人一度也曾有过去冀中服务的考虑，但由于各种原因终于未去，坚持留在平津，冒着生命危险，为冀中购买军用物资，其中有医药、炸药原料、无线电零件制备忍管用的化学原料和铜壳、铂丝、电动起爆器等等。购买这些物资所用款项三万多元也由他四处募捐筹集，其中有清华大学基金一万元，清华子弟学校的基金一万八千元，余为私人捐款，他本人手中的积蓄五百元全部拿出。
他在天津英租界内还领导了为冀中制造炸药和装配电台的工作，参加者有林风（清华大学化学系研究生）等人。
1938年9月，叶企孙接到梅贻琦来信，通知他前往昆明西南联大任教，另有两项理由也促使他南行。一是，他为冀中筹借的资金已用罄，在日军占领下的平律无法再筹集，购买军用物资事难以继续进行，他决定去南方后继续为抗日筹款，二是，他在天津的活动已受到日本人豹注意，随时有被捕的可能。10月5日，他离开天津，取道香港赴昆明。
叶企孙到后方后，和冀中抗日根据地一度仍保持着联系，他还想办法为冀中筹集资金，购买制造军事装备的物资等。他还著文介绍冀中的抗战情况，高度评价了冀中军民的抗日斗争。不幸的是，在1939年春的锄奸运动中，熊大填被指控为国民党派遣特务，被冀中军区锄奸部逮捕。
严刑之下，熊大填“供”出了叶企孙是“国民党C.C.特务”（这就埋下了引发叶企孙晚年悲剧的最直接的动因）。受熊案株连的有几十人，平津去的学生和科技人员全遭逮捕。熊大缤被野蛮处决后，共产党上级组织派人到冀中重新审查此案，认为是除奸扩大化的做法，其余人才被释放。造成熊案的原因主要是国共合作气候的变化和党内一部分人对知识分子缺乏信任感。熊大缤的死是令人痛心的，然而更令人痛心的是，近半个世纪后熊案才获平反！而且新中国成立后， 受熊案牵连的人几乎无一例外地演出了一幕幕令人声泪俱下的悲剧。
六、晚年的悲剧
1948年底，解放军逼近清华园，此时的叶企孙依然故我，他一生没参加任何党派，也不追随任何党派。他没有上国民党派来“抢救”教授的飞机，留在清华园， 等待解决，因为他相信共产党也是要办教育、搞科学的。
1949年5月，叶企孙欣然受命担任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主席。1950年3月又被教育部任命为改组后的清华大学校委会主任委员。组织上希望他利用自己的影响配合工作，主观上他也想为教育事业多做贡献，而且也付出了很大努力，然而他所坚持的学术独立、民主办学、教授治校的工作方法及办学方针，与党的要求有一定距离。1952年，对于上级下达的院系调整方案，他认为不妥，出于对教育事业的责任心，他自己搞了一个清华大学的调整方案，绪果遭到从上到下的批评。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他是有抵触情绪的，大多数知识分子在这场运动中自觉不自觉地跟上了潮流，而他成了“落伍者”,他被指责为对“思想改造”没有热情，“分不清敌我界限”,比如梅贻琦是上级点名要批判的“敌人”, 而叶企孙竟对他留恋，并为他的一些言行辩护。解放初，国内在对萨本栋的评价上颇有争议，一些名学者甚至在公开场合也有抵毁萨的言行，叶企孙一生难得撰文，这时却站出来写了澎萨本栋先生事略”一文，高度评价萨本栋对中国科学教育事业和清华物理系的贡献。当然，他这样做的结果，带来的只能是更为激烈的指责和批评。面对现实，他不再作无谓的声辩与反抗，他把别人批评他的话收集整理后，作了两次公开检讨，总算被允许“通行” 。
1952年10月，院系调整后，叶企孙被调到北大物理系任教，从清华大学负责人到北大的一个普通教授，职位是下降了，但他十分情愿，因为在他看来，在新形势下，思想不与上级领导合拍，工作很难进行。能以摆脱领导工作而致力于教学和研究， 实在胜过违心的盲从。
到北大后至文革开始这一时期，他的生活还算安稳，没有大的波动。公开场合，他不与人争，以求安宁。甚至在学术会议上他也很少发言，而把精力放在教学和读书上，以求为国家多培养些有用人才。周围的人总的来说对他还是尊重的，有关方面也希望让他的威望和学识发挥一些作用。他当选为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表面上，他对许多政治问题，保持沉默，采取静观态度，然而他的内心是有一杆秤的，对各种社会现象，他都进行严格衡量，时时在私下不自觉地流露出他的看法，他认为李森科学说是伪科学，他主张学术研究应该兼容并蓄，自由发展，而不是搞什么“阶级斗争”他对我国在外交上向苏联“一边倒” 的政策颇有意见，认为这对我国的发展是不利的；对于许多宣传阶级和阶级斗争的书，他很不以为然，认为这些书完全是建立在阶级分析等基本假设之上的，人们必须先接受这些基本假设才行，大鸣大放时，他有先见之明，认为说了也没用，还可能会带来麻烦，从而没有成为“右派”, 但他对于右派所受到的处理方法坚持认为不妥，在路上碰到右派学生也不避嫌，主动接近，给他们以安慰；“浮夸风” 盛行时，他每日看报旁边必放着纸和笔，对报纸公布的统计数字，一再核对检验，不受欺骗。
那些年里，各种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 但叶企孙因为没有进行正面对抗，平安地度过了十几年，他头脑中绷紧的弦有些放松了，再加上一丝不苟的学术态度和正直感，“文革”前险些惹祸上身：1965年《红旗》杂志上发表了日本物理学家贩田昌一“关于新基本粒子观的对话”一文，有关方面召集北京的一部分著名科学家开展讨论 绝大部分科学家在当时环境下自觉或不自觉地说了一些套话，机械地说明唯物辩证法对科学研究的指导作用，批判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对科学发展的阻碍作用，叶企孙是唯一公开站出来唱反调的人！他觉得那样去理解科学发展和评价著名科学家恐失之于教条。“对历史上著名的科学家必须具体分析，给予正确评价”，并提出话难：“科学史上确有些例子，表明一个有唯心观点或形而上学观点的科学家也能做出重要贡献，为什么是这样？”许多人为他的这一举动而担心，还算侥幸，文革随后爆发，这件事便被冲淡了。
十年动乱开始时，叶企孙尚未受到冲击，仍在坚守着教学岗位。然而，好景不长，1967年6月，国家经委、化工部、中国科学院的红卫兵翻出熊大镇案批斗吕正操时，前往北大叶企孙家中进行所谓调查，被北大的红卫兵组织获悉，立即贴出了“打倒C.C.大特务叶企孙”的大标语和大字报，继而开始了对叶企孙的揪斗、审查，并被关进牛棚。肉体上的折磨，人格上的侮辱，使他的身心备受摧残，他精神近乎崩溃，得了幻听症，天天“听”到造反派们在广播里点名批判他并能对他的一切行动做出反应，多么绝望的感觉！然而1968年6月28日，更大的厄运降临，中央军委办公厅竟将他逮捕，关押时间长达一年多，1969年11月放回北大。这期间发生了什么我们无从得知，他后来也绝口不提，说是已答应过要保密。不过，我们至少可以肯定他在里面写过不少交待材料，因为其中一些被装入他的档案；在此期间他患了前列腺肥大症，放出后已两腿肿胀，步履艰难。
叶企孙被送回北大后，学校继续对他的“特务问题”进行审查，工资停发，只发少量生活费，家已被抄，而且住房也已易主，他被安排在一间学生宿舍里。当时不少人在海淀中关村一带见到这种情景：叶企孙弓着背，穿着破棉鞋，踯躅街头，有时在一家店铺买两个小苹果，边走边啃，碰到熟知的学生便说：“你有钱给我几个”，所求不过三、五元而已！除了饱受物质生活方面的困苦外，更难堪的是精神上的折磨，无休止地“交待”“悔过”，人性遭到空前毁灭l 就在如此境况下，他仍以坚韧的毅力，顽强地支撑着，他从不因委屈而向任何人倾诉，而是默默地忍受着一切，这种“儒”味，这种“达观”，曾让不少人百感交集，心酸难禁！物理学家钱临照曾把叶企孙与另一位物理学老前辈饶毓泰紊作比较，深有感触地说：他们两人都很刚强，但饶先生象玻璃，虽然硬，却容易碎，而叶先生象一块钢，不仅硬，还有plastieity（塑性）。然而，正是这种plastieity对他晚年的悲剧起着相当的深化作用。
1972年5月，有关方面对叶企孙的“C.C. 特务” 问题，做出了“查无实据....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结论，以示“宽大”。他恢复了教授待遇，住进北大公寓。
这时他的前列腺肥大症已是很重了，行走不便，因小便失禁，无法就床安寝。1973年教授体检，医嘱需动手术治疗，并警告若不及时采取措施，肾脏随时可能坏死，然而叶企孙认为自己的病状是人体白然衰老现象，他说，“这是一个不可逆过程，无需治疗”。在他看来，他一生要做的事已班本做完，即使做手术治疗能延长几年寿命，也无多大意义。何况，几年来，他已尝够了一世态炎凉，一些本来应该帮助他而且也有能力帮助他的人，避之犹恐不及，提起他的名字就讳莫如深，更不必说主动来过问他的病情，这就更加速了“不可逆过程”的进展。
1977年新年伊始，中华大地已绽出几丝春的暖意，但在叶企孙的生命历程中，却是最寒冷的冬日，疾病一误再误，生命的活力终于耗尽，1月9日有人发现叶企说话混乱，11日完全昏迷，12日才被送到北大校医院，因情况危急，马上送到北医三院，但却不让住院，只准在观察室停留，不得已走后门才算弄到了病床，然而为时己晚矣！1977年1月13日21时30分，叶企孙带着所谓“历史问题”的尾巴，惨淡地告别了人世。
叶企孙去了，然而以他为主角的悲剧却仍在继续，北京大学有关方面为再次表示“宽大”,根据‘敌我矛盾按多、民内部矛盾处理”的办法，于1977年1月19日召开了一个小规模的追悼会。从此之后的近十年间，他的名字和事迹很少有人提起，仿佛这个世界上从未有过叶企孙这个人一样。
1986年8月，中共河北省委做出了为熊大缤平反的决定，至此，叶企孙的所谓“历史问题”终于化为乌有！这种结果虽然是公正的，但却并不是历史的必然，而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某几个人已经死了，而另外几个人还活着！
象生命过程一样，历史的进程也是不可逆的，如果相信未来的历史可以、而且希望它不再出现昨天的悲剧，能更理性地发展，为什么不拾起“历史” 这面镜子了。
《叶企孙的贡献与悲剧》
刘克选 胡升华
自然辩证法通讯
198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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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企孙极其凄凉的晚年，这让我心中陡生无限伤感和悲愤。“文革”期间，不少人在北京中关村经常看到这样一个场景：一位老人衣着邋遢，弓着背在街头步履蹒跚地晃来走去……有一次他在一家店铺里买了两个小苹果，边走边啃，正好碰到一位熟识的学生，就上前木呐地说：“你有钱请借给我几个，让我填填肚子”。他的学生看到老师如此模样，惊诧得半天缓不神来。当然，周围的人谁也没想到这位“乞讨”的老人竟是以前清华大学理学院的院长、中国最著名之一的大物理学家叶企孙！更可怜的是，这位大物理学家厚颜向学生“乞讨”的，也就是为“填填肚子”的三五元钱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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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少年时立志用科学拯救中华，青年时远涉贡洋，寻救科学真理；归国后致力于科学在他的祖国生根，在科学和教育园地辛勤耕耘，培育了众多科学精英，开创了科学基业；为着民族的解放。他舍生忘死，投身抗战救国。他一生不求名利，惟有奉献。然而，历史在他身上表现得如此“公正”：他年愈古稀，却惨遭凌辱，备受折磨，含冤去世，而且身后数年，九泉之下，也未能洗清所蒙受的不白之冤。
今天，沉冤终于得到昭雪，蒙在他英名上的灰尘已经被掸除，我们终于可以在此忠实地记下他一生的贡献与不幸。
一、他的理想是科学救国
叶企孙，原名叶鸿眷，号企孙，1898年7月16日诞生于上海。叶家是书香门弟，又是官宦之家，企孙的祖父谈人公是清朝的五品官吏，为清政府办理过海运， 因而家中比较富有。企孙出生时，叶家仍不失为殷实人家，境况远较一般家庭优越。
叶企孙的父亲叶景坛（字醴文，号云水，1856--1936） 是上海县邑一位博学的举人，也是一位教育家，他精研国学，对经史子集涉猎颇广，本世纪初曾受清政府派遣，和黄炎培、沈恩俘等一起赴日本考察教育，归国后创办新式学校，致力于现代教育，先后在几个学校担任教师、校长职务。
叶企孙七岁时， 母亲顾氏（1856--1905） 病逝。兄弟姐妹七人中，企孙最小。丧妻之痛使醴文公身染重病。病中他立下遗嘱，以作后代的“修身” 指南。遗嘱要求子孙：‘慎择友、静学广才、行已俭、待人恕、勿吸鸦片、勿奸淫、勿赌博、勿嗜酒、勿贪财。这份遗嘱被叶企孙视之为父亲留给他的最宝贵遗产，他一直精心珍藏，伴随他度过一生。考察叶企孙一生走过的足迹， 遗嘱所言，可谓是他品格与情操的真实写照。
醴文公于1936年去世，这份遗嘱显然是立得太早了，不过却使他有足够的时间在企孙身上贯彻自己的思想。叶企孙兄弟三人中，长兄大企孙十多岁，在北洋军阀时代进入政界。然而叶景醴对长子的成就并不满意。次子智力很差，很难有所作为。企孙自幼聪颖，父亲对他抱有很大希望，又因从小失去母爱，父亲对他的成长更是倾注了满腔心血。自五岁起，父亲在家中教他识方块字，稍大，被送入一家私塾读论语。1790年，叶企孙进上海县立敬业学校读书。敬业学校是我国早期引进西方教育的现代学校之一，叶景醴为该校创办人。叶企孙在敬业学习三年，受到比较正规的教育，开始接触到西方近代科学知识。
1911年初， 清政府将原来负责派遣留学生的游美学务处改为清华学堂，并开始招收学生，未及十三岁的叶企孙，在敬业学校尚未毕业，便在父亲鼓励下，毅然报名投考，并一举考中，成为清华学堂的第一批学生。同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清华学堂停课，在北京学习了半年的叶企孙只得返回上海避乱。
1912年春，在家人安排下，叶企孙人上海兵工中学读书。该校偏重于自然科学教育， 著名实业家吴蕴初当时就任教于此，曾为叶企孙的化学老师。叶企孙在兵工中学的同班同学有后来成为地质学家的谢家荣、朱庭枯等。
1913年夏，叶企孙重新报考清华。这次报考不太顺利。身体检查时，大夫说他心律不齐，不能报考。但细心的叶企孙抓住体检表上不贴照片的漏洞，以号企孙为名，重新报考，并请同学帮忙，代验身体，顺利过关，获准参加考试。清华是又一次考取了，不过叶鸿眷从此便成为叶企孙了。一向以诚待人的叶企孙，对于这次蒙骗过关，心中总觉不安，这可说是他一生中唯一的一次弄虚作假。直到晚年，每忆至此，仍深深自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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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的清华已从辛亥革命前的清华学堂改为革命后的清华学校了，但仍然是用美国“退还”的庚款办起来的留美预备学校，学制八年，分中等和高等两科，高等科的后两年相当于大学本科的前两年。高等科的毕业生，全部放洋留美。与上次不同，叶企孙这次考取的是清华高等科。人清华不久，他在日记中写下了这样的座右铭：“惜光阴、习勤劳、节嗜欲、慎交游、戒烟酒”。
在学习上，他一如既往，异常的勤奋刻苦，学习成绩在同级学生中通常是名列前茅。不过，也许是性格使然，这时的叶企孙仍然是喜静不爱动，清华园虽有良好的体育设施，却没有激起他对体育活动的兴趣。但在人清华一年后发生的一件事使他对此略有省悟。清华学校一向要求学生全面发展，1914年夏，叶企孙因体育不及格留了一级，以致使他延迟到1918年毕业，高等科四年他却读了五年。
二十一世纪初叶，“科学救国”“实业救国”等口号在中国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颇有市场，在清华求学的叶企孙无疑也深受其影响。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受尽西方列强欺凌， 叶企孙时常为此而忧愤。当他看到“欧美洋货倾销中国市场，而国人仍在轩睡，毫无自振之精神”, 他犹感痛心。他将中国落后的原因归咎于中国实业不振，而实业不振是由于科学在中国之不发达。中国科学落后的现状，父亲的中体西用观，这一切都促使他立志去西方学习自然科学，然后用科学来振兴祖国。他的选择得到了父亲的赞许和支持。在清华求学的五年里，叶企孙通过系统而正规的学习，打下了坚实的现代科学基础，培养起浓厚的科学兴趣。课余，他广泛阅读科学书籍，自觉培养作为科学工作者所具有的基本技能。1915年，我国的第一个科学社团一一中国科学社成立，消息传来，叶企孙立即仿效，他和同学刘树墉等人一起筹办了清华学生科学社。他在拟定的科学社草章中指出：“本社宗旨在集合同学籍课余之暇研究实用科学”,并要求社员做到：“ 一、不谈宗教；二、不谈政治；三、宗旨忌远；四、议论忌商；五、切实求学；六、切实做事”。他献身科学的决心从中可窥一斑。在他们的努力下，学生科学社在清华园内非常活跃，以后延续多年。早期清华毕业生中有许多人在选择专业时都受到了科学社的影响。
1915 年，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位著名教育家梅贻琦（1889—1962）应聘到清华任教， 讲授叶企孙所在年级的物理课程，两人由此结识，从此开始了长达三十多年的友谊。在清华读书期间，叶企孙受梅贻琦的影响颇深，他对这位年轻师长的品德、为人、才干和抱负都非常敬重。叶企孙毕业时之所以选择物理学为奋斗方向，可以肯定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梅贻琦的影响。
早期的清华学校颇似一所美国学校，只不过是建在中国土地上，“洋化”得很厉害，就是一般工友也必须会讲几句洋文才能胜任工作，国学被冷落在一旁。但叶企孙受家庭环境熏陶，一直保持着对国学的兴趣。他入清华的第二年，醴文公也应聘来清华担任国文教员，指导学生阅读古文书籍。叶企孙在父亲的指导下，五年时间里，阅读了《左传》《礼记》《诗经》《苟子》《国语》《史记》《通鉴记事本末》《文献通考》等大量中国古代名著，打下了扎实的旧学根底。他的这一在国学上的优势，又使他不知不觉地对中国古代科学史产生了偏爱。1915—1916年间，他比较系统地研读了中国古代算学名著，如《九章算术》《孙子算经》《海鸟算经》《夏候阳算经》《算法统宗》《梦溪笔谈》《畴人传》《益古演段》等等，还涉猎不少西方科学史著作，这为他晚年从事自然科学史的研究指导奠定了良好基础。在当时，他主要深人研究了中国数学史和天文学史，研究成果发表在《清华学报》和《清华月刊》上。尤其他在1917年发表的《中国算学史略》是我国第一篇用现代方法系统研究我国数学史的通史性文献。该文给出了我国数学发展的历史轮廓，其中许多观点，颇具见地，与今天我国数学史学界的看法基本吻合。
应该说，清华学校的五年，叶企孙所得到的收获，除了严格的现代科学训练之外，还有深深植根干他头脑中的强烈的民主意识。当时的清华，每届学生不过六、七十人，每级都有一个级会，级会的组织形式和会议程序等一切都模拟西方议会，意在给学生灌输西方近代的民主思想。叶企孙积极参加级会的活动，曾多次被推选为级会领导人。早期的这种训练和尔后五年在美国的所见所闻，以及归国前赴欧洲大陆的考察访间，使科学精神、民主意识和儒家的人伦道德观念在他身上并行不悖，而且相得益彰。归国后，他担任教育行政和科研组织的领导工作时，作风民主，平易近人，深受同仁的拥护和爱戴，这与他在求学期间所受到的中西文化训练不无关系。然而，另一方面，我们也不无痛心地指出，他晚年的悲剧，在很大程度上也正是由他所坚持的科学精神和对思想自由， 学术独立的执著追求所造成。
二、实验物理学家
在清华园的学习生活很快就结束了，1918 年夏，叶企孙顺利通过毕业考试，被派往美国留学。10月，他乘坐轮船，渡过浩瀚的太平洋，抵达新大陆，进人位于美国中北部的芝加哥大学，直接插入物理系三年级学习。人学不久，他写信回国向“父亲大人” 报告了他到美后的第一印象：“美国学生早上上课，手拿面包，边吃边赶，匆匆忙忙，分秒必争，做事爽快，不见拖拉疲塌景象。”叶企孙有刻苦求学之志，很快就适应了校内的紧张气氛。
一次大战后， 美国在实验物理学方面有了长足进步，芝加哥大学物理系是当时美国的物理学研究中心之一，素有重实验的传统，在她的鼎盛时代，曾有三位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在此授课，他们是：A.A.Miehelson 、R.A.Millikan和A.H.comPton。他们注重物理实验的态度，形成了芝加哥大学物理系的基调。受环境的影响，叶企孙走上了实验物理学的道路，而实验物理似乎与实业救国有切近之处，符合他的初衷。1920年6月，叶企孙从芝加哥大学毕业，获学士学位。当时留美学生在求学过程中，一般要换一两次学校，其一想增进对美国社会的了解；其二想更广泛地接触美国学者，多熟悉一些学术机关。叶企孙也不例外。1920年9月，他转至美国东部，进人哈佛大学研究院， 从师著名物理学家W.Duane和P.W.Bridgman进行实验研究。叶企孙所从事的第一项物理研究工作是和Duane及H.H.Palmer合作用x 射线短波极限法（sw L 法）测定普朗克常数h。自从19 1 5 年Duane 一Hunt定律发现后，许多人用SWL法测定了h, 而叶企孙及合作者的测量，由于作了许多改进，成为早期普朗克常数测量中比较精确的一次。他们的测定值被国际物理学界沿用多年，A.1.ComPton 1935 年在他出版的名著《X-Rays in Theory and ExPeriment》一书中称其“是一次对普朗克常数的最为可靠的测定”,还有E.R.Cohen的《The Fundamental Constants of physics》等书中对叶企孙他们的这项工作也有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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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定普朗克常数的工作完成以后， 叶企孙在其导师、后来的美国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以在高压物理领域内的研究知名于国际物理学界的P.W.Bridgman教授的指导下，开始了压力对铁磁物质磁导率的影响的研究。这项工作于1923年完成。研究成果作为他的博士论文：“The Effeet Of Hydrostatic Presure On The Magnetie Permeability Of Iron Cobal And Nickel”,发表于1925年。
压力对磁导率的影响这一课题，在叶企孙之前，己有人做过一些工作，并发现一些实验现象。最早是1883年，Tomhnson 做过一次尝试，没有成功。尔后1898年日本人长岗和本田对铁、镍进行了实验，所用最大压强仅为300kg/cm²，1905年Frishie女士也研究过压力对铁的磁导率的影响，所用最大压强为1000kg/cm²。但他们所得结果有很大不同，而且他们采用的压强范围也较窄，所取磁场范围也较小。因此，综合他们的实验数据不足以就压力对磁化的影响这一问题得出一个令人满意的概括性的结论。叶企孙的实验试图消除前人试验结果的矛盾，给“压虽对磁化现象的影响”这一课题一个全面的、淮确的描述。当然，他选择这一课题的另一重要理由是，从当时情况看，能够将该项研究深人一步的条件已具备。首先Bridgman长期从事高压物理研究，他的工作已使可控制的压强范围拓宽到0—12000kg/cm²；其次，材料上已经有了突破，能够获得高纯度的铁磁金属样品。
叶企孙使用的是Bridgman设计的压力装置。他在样品形状、实验设置等方面都有合理改进，尽量排除干扰，提高实验精度。严谨的工作作风使他发现了Frishi的错误，其原因在于Frishie在实验过程中未对所用样品完全退磁。他应用热力学理论，推导出磁化引起的体积变化公式， 将体积变化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与磁化压强系数相联系，在弱场中很重要；另一部分叩使磁化压强系数为零时也仍然出现，与弹性系数和总磁场H 相联系，在强场中变得很重要。当磁化达到饱和后，后一部分引起的体积变化仍继续增加，而且二者可能在相反方向上起作用。他的实验结果与此定性符合。
客观地说，叶企孙的这项研究并非开创了一个新领域，而且也没有解决重大的理论问题；这一点在他的研究开始前就基本注定。然而，规律性现象是每一个物理理论的基础，从而发现这些现象的意义也就不言而喻了。从另一个角度上说，巧妙、漂亮地完成一个复杂、困难而又有实际意义的物理实验，无疑是一个实验物理学家的追求。由于这项工作，叶企孙瓜为我国从事现代磁学研究的第一人。叶企孙获博士学位后，原计划再留美一年，做一些实验研究，但因父亲年事已高，盼他早日归国。于是他放弃原来打算，于1923年10月告别美洲大陆，取道欧洲回国。
在欧洲，他游历了英、法、德、荷兰和比利时五国，参观了一些名胜古迹、博物馆、美术馆和一些高等学校的物理研究所，拜会了这些国家的物理学界同行，于1 924年3月回到上海。在美国留学五年，叶企孙成长为一个合格的实验物理学家，而且在美的经历和对欧洲的考察，在他头脑中牢固树立了学术独立和学术白主的观点，这一观点在随后的若干年内顽固地左右着他的思想和行动。
三、教育家
1923 年3月，叶企孙应聘执教于南京东南大学物理系，开始了他半个多世纪的教育生涯。在南京东南大学，他任教三个学期，觉得只是“对教育工作的初次尝试”。他先后讲授了力学、电子论和近代物理，自我感觉良好，看来教育工作很合他的口味。然而，不久东大发生赶校长风波，叶企孙不愿介入，适逢北京清华学校创立大学部，1925年9月，他离开东大，应聘前往清华任教。
然而当时的清华一也并非一块净土，叶企孙回母校任教的前几年， 正赶上清华园内风波迭起。早期的几任清华校长多出身于官僚政客，他们对清华实行封建家长式的专制统治。清华“三孙” —叶企孙、陈岱孙、金龙孙（即金岳霖），还有钱端升、张奚若、张子高等一批年轻教授。他们留学国外，呼吸惯了学术自主的空气，对如何办好教育基本观点一致，自然形成了一股抗拒封建专权的力量。而且正值他们年富力强，对事业极富进取心，不满足清华的落后状态，他们团结一致，形成一个颇具声势的“少壮派”，主张改革清华，提高清华的学术地位，反对官僚政客控制学校，要求实行教授治校。他们很快在反抗清华的保守势力，纠正清华的种种弊端，发展教育事业方面显杀出了力量。他们取得的第一块阵地是“ 清华教授会”, 该会成立于1928年，叶企孙、吴之椿、金岳霖、陈岱孙等教授被选进教授评议会，清华的教授治校始见开端。
新旧势力在清华园又经过几次激烈的交锋之后，终于在1929年2月成立了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由校长、教务长、秘书长和各院院长组成。至此，一个新的校务领导体制在清华建成。在这一体制中，校长的权力受到限制，而教授们则发挥了重要作用，因而人们称此为“教授治校体制”。叶企孙对这个体制的建立，做出了重要贡献。1930—1931 年，清华有较长一段时间没有正式校长，而由叶企孙、翁文颧、冯友兰等人先后主持校务委员会，裁决校务，学校工作仍能顺利进展。教授治校体制在清华这块教育园地牢牢扎根，以致后来反对这种体制的校长，便在清华无法立脚。而且在军阀混战时期，叶企孙等正是依靠这一体制，团结清华师生，避免了军阀恶势力染指清华的企图。
1931 年秋，叶企孙从欧洲进修归来，继续担任清华大学理学院院长，同时接替翁文濒主持清华校务。但考虑到清华久无校长，对学校发展诸多不利，于是屡电坚辞。10月，南京政府教育部任命梅贻琦为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是清华史前期的留美生辛，1930年被派赴美担任清华留美学生监督。在此之前，历任清华教员、教授、系主任、教务长、代理校长等职，“从感情上和对教育的基本观点上说，他和广大教师们是一致的。他平易近人，作风民主”，为人谦和，公正廉明，没有任何政治色彩，因此在清华园深孚众望。作为梅贻琦的学生，叶企孙回清华后又和梅一起共事， 深知老师能负起此项重任，给清华带来新发展。因此，任命一下达，他立即发函给身处太平洋彼岸的梅贻琦：“月涵师定为国立清华大学校长”“吾师需日夜兼程返校，迟恐生变....”梅贻琦接任校长后，结束了清华的长期不稳定局面，清华的教授治校体制也得以巩固下来，开创了清华历史上的“黄金时代”。这期间，叶企孙是梅贻琦的得力助手。俩人在教育思想，办学方针上颇为一致；加上二人情趣相近，如言语不多，不尚空谈，淡泊名利，高度的事业心与责任感，还有他们之间的师生情谊，这都使他们的配合极为默契。他们风雨同舟，度过了近二十个春秋。叶企孙全力支持梅贻琦的工作 使他免除许多后顾之忧；而梅贻琦亦非常尊重、信任叶企孙。学校的大政方针，重要的人事安排也多征求他的意见。梅贻琦遇事离校，多由叶企孙代理校务。梅贻琦经常为学校的一些问题组织专门的委员会来解决，委员会成员由校一长聘任，重要的委员会名单中总少不了叶企孙的名字。在学校的经费分配问题上，他也拥有很大的发言权。在旧清华，个别对梅贻琦和叶企孙有不满情绪的人，背后称他们二人为“狼狈”, 虽系侮辱之词，不过亦可从中看出叶、梅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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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梅贻琦掌校期间，叶企孙主持下的清华物理系、理学院获得很大发展，对清华大学迅速跃居国内前列，成为国内外知名的优等学府贡献颇大，略举数点如下：
1.建立了一支高质量的师资队伍。1926年清华物理系成立，叶企孙担任系主任。1923年理学院成立，他兼任院长，他始终把聘任第一流学者来校任教列为头等大事。任系主任后的短短两年间，他先后向颜任光、温毓庆、方先析、佘青松、桂质廷等物理学家发出聘书和邀请，虽然未果，但他毫不放松努力。到抗战爆发前他为物理系、理学院先后直接聘请或建议聘请了熊庆来、吴有训、萨本栋、张子高、黄子卿、李继侗、周培源、赵忠尧、任之恭、霍秉权等一批有名的科学家到清华任教。三十年代，清华大学理学院的教授阵容已属国内前列。就物理系而言，1928年吴有训、萨本栋到校，标志着她度过了草创阶段，开始走向兴旺发达。从此之后，“我国物理学之栋梁多出于清华大学”。到三十年代中期，清华物理系已是精英荟萃，集中了一批年轻有为的物理学家。1932年，中国物理学会成立时，清华大学的会员人数最多，约有二十余人，说明当时的清华物理系具备了当时国内最强的师资研究力量。
2. 重视实验室建设，开创国内高等院校进行科学研究的先河。二十年代中国的科学教育，包括几所有声望的大学在内，尚未有开展实验研究的。叶企孙认识到，要改变我国科学的落后状态，就必须重视实验研究。他主张，高等院校必须开展科学研究工作。为此，他非常重视实验室建设和科学研究工作的开展。以他创办的清华物理系为例，可说是国内第一家在物理学教育方面正式走上研究轨道的。自创办之日到1 931年，不过几年时间，“实验室和研究所已具相当规模，建成普通实验室七所”“另有金工、木工场各一所，为修理及制造仪器之用”。就实验设施而言，三十年代国内各大学的理科院系能与清华物理系相比者确系少见。早期清华物理系的教授们多是从国外学成归来，叶企孙鼓励他们在教课的同时继续进行研究，并千方百计为他们的研究创造条件，如他曾通过在法留学的施士元向居里夫人购买放射源，委托去美人员在美国订购研制电子管的设备，聘请技术精湛的德国技师帮助制造实验仪器等。抗战前，系中教授基本上每人都有自己的研究课题和方向，并取得不少成果，有些达到较高水平，如吴有训的用X 射线研究合金结构、赵忠尧的高频γ射线的吸收和散射的研究、周培源的广义相对论和湍流理论的研究、霍秉权在国内最早制成威尔逊云室等。实际上这种浓厚的科研气氛不仅物理系所独有，在清华理学院，科研水平较高的还有算学系、生物系，“当时的清华化学系曾被称为全国化学研究的三个中心之一” 。
3. 创办学术出版物。为及时报道理学院的科研成果，清华理学院于1931年创办了《清华大学理科报告》，分甲、乙、丙三种， 分别是Mathematioal and Physical seienees（吴有训主编） Biologieal Seienees and Psyeology（李继侗主编）和Geology and Meteorology。到1936年共出了四卷十六期，收载了院内研究人员的许多科研成果。这一刊物引起国内外科学界的注意。
4. 积极开展对外学术交流。院内、系内教授利用休假机会，轮流出国游学，达到进修和交流的目的。叶企孙、吴有训、萨本栋等先后到欧洲和美国等地讲学、考察、进修。不仅如此，三十年代，理学院还先后邀请了N.Wiener 、Jaeques Hadamart、P.Langevin、P.A.Dira。等国际著名学者来清华作长期或短期讲学，丹麦著名物理学大师N.Bohr也曾应邀到清华发表演讲。叶企孙对清华大学的贡献，除上面谈到的几点外，尤其值得指出的是他的教育思想和办学弓计。
1932年，叶企孙在《清华暑期周刊》上介绍物理系概况时说：“本系之最浅至最深之课程，均注重于解决问题及实验工作，力矫现时高调及虚空之弊”。可以看出，实事求是是叶企孙办教育的最大特点。他主张办学要先明确其教育方针。清华物理系成立后，他多次强凋“本系教学事业在（一）培植物理学之专门研究者；（二）训练中学大学之物理教师；（三）供给其他各系学主所需之物理知识。”建立理学院，公开申明，目的在于“除造就致用人材外，尚谋树立一研究科学之中心，以求国家学术之独立”。他主持清华物理系、理学院一直坚持重质不重量的培养方针。在物理系他强调，“科目之分配，理论与实验并重，重质而不谊量。每班专修物理者，其人数务求限制之，使不超过十四人， 其用意在于不使青年人徒废其尤阴于彼所不能学者”。这一强调质量的方针，“数年来，颇著成效”。三十年代，整个理学院每年毕业生三十到五十人，物理系每年不过七八人左右，然而他们中的绝大部分后来都成为第一流的科学家。仅以清华物理系为例，抗战前九届毕业生五十余人中出了理论物理学家王竹溪、彭恒武、张宗隧、胡宁；核物理学家王淦昌、施士元、钱三强、何泽慧；力学家林家翘、钱伟长；光学家周同庆、王大布、龚祖同；晶体学家陆学善：固体物理学家葛庭隧；地球物理学家赵九章、翁文波、傅承义；海洋物理学家赫崇本；还有冯秉锉、周长宁、王遵明、于光远、刘庆龄、秦馨菱、戴振铎、李正武等一大批国际知名的物理学家和学行。解放后，中国科学院第一届数理化学部委员中，清华的毕业生占二分之一多，其中大邦分毕业于理学院，这从一个侧面肯定了早期清华理学院所取得的成就和她对我国科学事业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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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无论教学行政工作多忙，叶企孙一直站在教学第一线，坚持登台讲课。他讲课略有口吃，而且语调也没有特别吸引人之处，然而他对物理概念的透辟理解给学主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讲课颇有研究性质，注意引导学生思考问题。他的学生王大珩所曾这样评价他的授课特点：“在思路上，叶老往往讲出我们看书不易领会的要点。他不是通过内容的堆砌来讲授，而往往是通过提纲掣领式的讲述，整个课程的基本概念、框架结构就都有了。在这点上，他所有的学生大概没有不推崇他的”。叶企孙很有发展教育的战略眼光，他一向关心中小学教育。
早在1929年，他有感于我国当时中学物理教育缺少实验课的不正常情况，编写并自费出饭了《初等物理实验》讲义，设计了四十个供中学生做的物理实验。他说：“中学教育如开物理一科，必开实验课，若否，还不如暂缺此科为愈”。三十年代他把一部分清华物理系毕业生推荐到江苏省各省立高中任教，以发展中学教育。在清华园，他还长期担任清华子弟学校的董事长。他不仅重视学生的课内教育，对课外教育也同样关注； 他不仅关注一个清华园，对校外教育亦表现出极大热忱。可以说，只要是对教育有利、有益之事，凡是力所能及，他无不热心支持、参加。
抗战期间，叶企孙任教于西南联大，和饶毓泰、吴有训等一起培养了一大批物理学人才，创造了战时我国教育史上的奇迹。新中国成立后，他执教北京大学物理系，其主要贡献是造就了一大批磁学人才。
四、科学活动的组织者、倡导者
早在1917 年，叶企孙就报名加人了中国科学社。归国以后，他更是积极地投身于国内科学社团的活动。中国科学社召开年会，他几乎次次必到。他长期担任科学社理事并兼任科学社月刊《科学》杂志的编辑。1933年，他加入中国天文学会，并担任学会理事，1941年他参与组织了到甘肃观测日全食的工作。
三十年代，中国物理学研究队伍初具规模，一些物理学界老前辈商议成立专门学会。1931年法国物理学家Langevin 来华，更让我国物理学界看到了组织物理学会的必要性。1932年8月，中国物理学会正式成立，规定谋物理学乙进步及其普及为学会宗旨。叶企孙为学会发起人之一， 在学会成立大会上, 他报告了学会的发起及筹备经过，并在第一届年会上当选为副会长，以后又多次出任会长、理事长、评议员或理事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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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国物理学会的创始人和领导者，他为学会的建设和发展做了许多工作。首先，对学会通过的各项决议，他认真负责落实，使学会的组织机构迅速得以健全，如设立学报委员会、物理名词委员会和物理教学委员会、创办《中国物理学报》等，抗战胜利后，他担任学会理事长，又设立了应用物理汇刊委员会。其次，他积极参加学会的各项活动，如年会论文的评审，出席历届年会，担任会议主席，参与物理学名词的翻泽审订 , 还关心高中物理实验仪器的制造。第三，组织对外学术交流。
长期以来，叶企孙在中国物理学界享有崇高声誉，深受全国物理学界的爱戴。三十年代他和饶毓泰、吴有训、严济慈一起被人称为我国物理学界的“四大名旦”。抗战前的几年可说是解放前我国物理学的“ 黄金时代”。这一时期，物理学在我国从无到有，走向繁荣，各个方面都有重大进展：科研、教学队伍迅速壮大；一些物理学家在国际学术界崭露头角；物理学研究取得丰硕成果，仅中国物理学会召开的前五届年会，累计宣读论文近180 篇。这些就显然应首先归功于以“四大名旦”为代表的我国老一代物理学家们的辛勤耕耘。叶企孙除了物理学之外，对文史、地质、地理、气象等学科都有着浓厚的兴趣，他知识面广，看问题富有远见，为我国科学大业的创立做了许多奠基性的工作。从1929年起，清华大学开始招考公费留美生，叶企孙多次主持招考委员会的工作，他总能做到统观全局，从我国科学事业的整体发展来考虑。仅在物理学方面，他和吴有训、严济慈、王守竞、丁西林等老一辈物理学家对发展应用物理分支学科有不少考虑。这种考虑一是表现在叶企孙、吴有训一再鼓励清华物理系的毕业生转到应用学科领域；二是深深反映在留美生的考选中，在抗战前的四届招考中，物理学方面设置了下列专业：应用光学（由龚祖同考取，以下括弧内均为考取者姓名），应用地球物理（顾功叙）、钢铁金属学（吴学蔺）、弹道学（熊弯霭）、理论流体学（王竹溪）、高空气象学（赵九章）、无铁合金金属学（王透明）、电声学（马大献）、实用无线电学（王兆振）等。这批人才学成回国后，大都成为所习学科的创始人和学术带头人。
1941年7月，在西南联大任教的叶企孙在当时中央研究院院长朱家弊的多次邀劝下，受聘出任中央研究院（下称中研院） 总干事。中研院是旧中国的最高学术机关，早在1935年，叶企孙就当选为中研院第一届评议会议员。在叶企孙之前，已先后有杨铨、丁文江、朱家骅、任鸿隽、傅斯年担任过总干事职务。总干事直接负责处理全院的行政事务，叶企孙出任总干事时，正年富力强，很希望在这一重要职位上一展宏图，然而，他适应不了中研院的那种官场气氛。此外，经费拮据也限制了他的活力。在任两年，除主持日常事务外，最明显的成就是创办《学术汇刊》。该刊物是综合性学术期刊，汇总国内外学者近年的重要研究成果，介绍学科发展的现状和历史以及科学家生平。该刊的方针和风格，体现了叶企孙在发展科学上的深刻洞悉力。然而，该刊只出了两期便因经费不足而夭折。在此困境下，加上中研院内存在的派系斗争，有人在院内专横拔息，让人难以与之共事。在其位，难谋其政，不如一走了之，1943年7月，他摆脱了总干事职位，回到西南联大，继续他的教书生涯。
在中国科学史研究方面，叶企孙与李约瑟的交往尤值一提。早在四十年代，李约瑟来华办理中英两国间的文化与科学合作事宜，两人由此结识。叶企孙为李氏搜集中国科技史方面的资料提供不少帮助，李氏对此深表感谢，他在他的鸿篇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第四卷第一册的扉页上写道：“此卷谨献给最热心的朋友叶企孙教授，感谢他在昆明和重庆那段艰难时期里给我提供的宝贵帮助”。五十年代以后，李约瑟又多次来华，到自然科学史研究室访问，叶企孙热情接待，李氏发表演讲，他亲任翻译。对李氏在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史一方面所做出的努力，叶企孙亦深表赞赏，他曾著文评价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并为《中国科·学技术史》前几卷的翻译出版提供不少指导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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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企孙长期担任《科学史集刊》的编委，发表过物理学史方面的文章，1958年，他主持编写《中国天文学史》一书，但由于是兼职研究， 他把精力集中在培养扶持年轻一代上。他亲自给室里的研究人员讲授《物理学史》《世界天文学史》《墨经》《考工记》等，他具体负责指导天文学史仃面的研究，培养了新中国的第一代科学史研究工作者。然而， 他本人在这一时期关于白然科学史的研究留下的著述并不多，有人据此认为他在这方面是“述而不作”，似乎不无道理。
五、忠诚的爱国者
叶企孙是一位科学家、教育家，但他首先是一位爱国者。他青年时期选择科学救国的道路， 便是他爱国主义的一种白发表现。在以后岁月里，这种爱国主义思想在他身上表现得更为强烈。1928年“济南惨案”发生，叶企孙对日本军队的野蛮行径表示强烈的愤慨；面对“九·一八”以来日军侵略的步步扩大，他竭力主张抗击。1933年热河轻易失守，他十分气愤，和另外四位清华教授一起联名提请召开临时教授会议，给国民政府发了一封措词严厉的电报，遣责不抵抗行径，甚至呼吁严究“蒋委员长”“宋代院长”的责任。1935年11月，日本侵略者策动汉奸进行所谓“华北五省自治运动”，叶企孙起草电文，和梅贻琦、陶孟和、胡适、张溪宕等北平教育界人士联名通电全国，声明“华北民众无脱离中央之意”，揭露日伪汉奸分裂中国的阴谋。1936年绥远抗战，叶企孙和全国人民一样欢欣鼓舞，支持学生赴绥远劳军。同年11月和12月，二十九军在红山口和固安进行两次对抗性军事演习，他和学生一起前去慰间演习将士。半个匡纪后的今天，他的一位学生还记得他当年在课堂上讲过的话：你们学物理不能光搞理论，打起伙来，你们也得做些实事，比如提高蒸汽机效率等。
“七七事变”后不久，北平沦陷，清华大学奉命南迁，与北大、南开一起组成长沙临时大学。1937年9月，叶企孙抵达天津，堆备乘船南下，但不幸染病，只得滞留大津住院治疗。幸蒙他的得意门生之一，清华物理系助教熊大缤的细心照料，病情才较快好转。熊是江西南昌人，1913年出生于上海，1935年毕业于清华物理系。叶、熊二人，相交甚笃，关系非同一般。叶企孙养病期间，清华大学决定在津设立临时办事处，负责帮功清华的师生员工南下和照管清华在天津的财产。办事处由叶企孙领导，熊大镇协助。就在这时，面对全国熊熊燃烧的抗日烈火，熊大缤毅然决定弃教从戎，前往冀中抗日根据地投身抗战。从个人感情和熊大镇本人的前途考虑，叶企孙不同意他前往冀中，然而“ 事关抗日，事关民族救亡，我无法阻止，也没有什么理由可以阻止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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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大缤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安排下，来到冀中根据地，先是在冀中军区修械所担任工程师，不久即任军区印刷所长。由于熊精明能干，又有专业知识，1938年6月吕正操（当时的冀中军区司令员）任命他为军区供给部长。熊任职后，办起了冀中军区兵工厂，动员了一批技术人才到冀中参加抗日。还组织起了技术研究社，研制烈性炸药、地雷、雷管和短波通讯工具等。他还通过各种关系和渠道购买了大批医药和医疗器械，装备电台的原材料等。他们研制的烈性炸药，成功地炸毁了日军的机车。在熊大缤的领导下，冀中军区的兵工生产一度搞得非常出色，配合部队有力地打击了侵华日军。吕正操说，“熊大缤为创建冀中抗日根据地做出了重要贡献”。
1938年4月初，熊大缤派人到天津与叶企孙联系，请求帮助，希望他为冀中介绍技术人才和购买军用物资，叶企孙“毫不犹豫地答应了”。此后的一段时间里，叶企孙奔波于天津、北平之间，物色技术人才，动员他们前往冀中投身抗日。他先后介绍了汪德熙、李广信、门本中（阎裕昌）、胡大佛、顾宗直等多人到熊大镇那里工作，他们中的多数后来成为冀中军区兵工生产的骨干。当冀中出现技术上的困准时，叶企孙本人一度也曾有过去冀中服务的考虑，但由于各种原因终于未去，坚持留在平津，冒着生命危险，为冀中购买军用物资，其中有医药、炸药原料、无线电零件制备忍管用的化学原料和铜壳、铂丝、电动起爆器等等。购买这些物资所用款项三万多元也由他四处募捐筹集，其中有清华大学基金一万元，清华子弟学校的基金一万八千元，余为私人捐款，他本人手中的积蓄五百元全部拿出。
他在天津英租界内还领导了为冀中制造炸药和装配电台的工作，参加者有林风（清华大学化学系研究生）等人。
1938年9月，叶企孙接到梅贻琦来信，通知他前往昆明西南联大任教，另有两项理由也促使他南行。一是，他为冀中筹借的资金已用罄，在日军占领下的平律无法再筹集，购买军用物资事难以继续进行，他决定去南方后继续为抗日筹款，二是，他在天津的活动已受到日本人豹注意，随时有被捕的可能。10月5日，他离开天津，取道香港赴昆明。
叶企孙到后方后，和冀中抗日根据地一度仍保持着联系，他还想办法为冀中筹集资金，购买制造军事装备的物资等。他还著文介绍冀中的抗战情况，高度评价了冀中军民的抗日斗争。不幸的是，在1939年春的锄奸运动中，熊大填被指控为国民党派遣特务，被冀中军区锄奸部逮捕。
严刑之下，熊大填“供”出了叶企孙是“国民党C.C.特务”（这就埋下了引发叶企孙晚年悲剧的最直接的动因）。受熊案株连的有几十人，平津去的学生和科技人员全遭逮捕。熊大缤被野蛮处决后，共产党上级组织派人到冀中重新审查此案，认为是除奸扩大化的做法，其余人才被释放。造成熊案的原因主要是国共合作气候的变化和党内一部分人对知识分子缺乏信任感。熊大缤的死是令人痛心的，然而更令人痛心的是，近半个世纪后熊案才获平反！而且新中国成立后， 受熊案牵连的人几乎无一例外地演出了一幕幕令人声泪俱下的悲剧。
六、晚年的悲剧
1948年底，解放军逼近清华园，此时的叶企孙依然故我，他一生没参加任何党派，也不追随任何党派。他没有上国民党派来“抢救”教授的飞机，留在清华园， 等待解决，因为他相信共产党也是要办教育、搞科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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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5月，叶企孙欣然受命担任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主席。1950年3月又被教育部任命为改组后的清华大学校委会主任委员。组织上希望他利用自己的影响配合工作，主观上他也想为教育事业多做贡献，而且也付出了很大努力，然而他所坚持的学术独立、民主办学、教授治校的工作方法及办学方针，与党的要求有一定距离。1952年，对于上级下达的院系调整方案，他认为不妥，出于对教育事业的责任心，他自己搞了一个清华大学的调整方案，绪果遭到从上到下的批评。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他是有抵触情绪的，大多数知识分子在这场运动中自觉不自觉地跟上了潮流，而他成了“落伍者”,他被指责为对“思想改造”没有热情，“分不清敌我界限”,比如梅贻琦是上级点名要批判的“敌人”, 而叶企孙竟对他留恋，并为他的一些言行辩护。解放初，国内在对萨本栋的评价上颇有争议，一些名学者甚至在公开场合也有抵毁萨的言行，叶企孙一生难得撰文，这时却站出来写了澎萨本栋先生事略”一文，高度评价萨本栋对中国科学教育事业和清华物理系的贡献。当然，他这样做的结果，带来的只能是更为激烈的指责和批评。面对现实，他不再作无谓的声辩与反抗，他把别人批评他的话收集整理后，作了两次公开检讨，总算被允许“通行” 。
1952年10月，院系调整后，叶企孙被调到北大物理系任教，从清华大学负责人到北大的一个普通教授，职位是下降了，但他十分情愿，因为在他看来，在新形势下，思想不与上级领导合拍，工作很难进行。能以摆脱领导工作而致力于教学和研究， 实在胜过违心的盲从。
到北大后至文革开始这一时期，他的生活还算安稳，没有大的波动。公开场合，他不与人争，以求安宁。甚至在学术会议上他也很少发言，而把精力放在教学和读书上，以求为国家多培养些有用人才。周围的人总的来说对他还是尊重的，有关方面也希望让他的威望和学识发挥一些作用。他当选为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表面上，他对许多政治问题，保持沉默，采取静观态度，然而他的内心是有一杆秤的，对各种社会现象，他都进行严格衡量，时时在私下不自觉地流露出他的看法，他认为李森科学说是伪科学，他主张学术研究应该兼容并蓄，自由发展，而不是搞什么“阶级斗争”他对我国在外交上向苏联“一边倒” 的政策颇有意见，认为这对我国的发展是不利的；对于许多宣传阶级和阶级斗争的书，他很不以为然，认为这些书完全是建立在阶级分析等基本假设之上的，人们必须先接受这些基本假设才行，大鸣大放时，他有先见之明，认为说了也没用，还可能会带来麻烦，从而没有成为“右派”, 但他对于右派所受到的处理方法坚持认为不妥，在路上碰到右派学生也不避嫌，主动接近，给他们以安慰；“浮夸风” 盛行时，他每日看报旁边必放着纸和笔，对报纸公布的统计数字，一再核对检验，不受欺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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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年里，各种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 但叶企孙因为没有进行正面对抗，平安地度过了十几年，他头脑中绷紧的弦有些放松了，再加上一丝不苟的学术态度和正直感，“文革”前险些惹祸上身：1965年《红旗》杂志上发表了日本物理学家贩田昌一“关于新基本粒子观的对话”一文，有关方面召集北京的一部分著名科学家开展讨论 绝大部分科学家在当时环境下自觉或不自觉地说了一些套话，机械地说明唯物辩证法对科学研究的指导作用，批判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对科学发展的阻碍作用，叶企孙是唯一公开站出来唱反调的人！他觉得那样去理解科学发展和评价著名科学家恐失之于教条。“对历史上著名的科学家必须具体分析，给予正确评价”，并提出话难：“科学史上确有些例子，表明一个有唯心观点或形而上学观点的科学家也能做出重要贡献，为什么是这样？”许多人为他的这一举动而担心，还算侥幸，文革随后爆发，这件事便被冲淡了。
十年动乱开始时，叶企孙尚未受到冲击，仍在坚守着教学岗位。然而，好景不长，1967年6月，国家经委、化工部、中国科学院的红卫兵翻出熊大镇案批斗吕正操时，前往北大叶企孙家中进行所谓调查，被北大的红卫兵组织获悉，立即贴出了“打倒C.C.大特务叶企孙”的大标语和大字报，继而开始了对叶企孙的揪斗、审查，并被关进牛棚。肉体上的折磨，人格上的侮辱，使他的身心备受摧残，他精神近乎崩溃，得了幻听症，天天“听”到造反派们在广播里点名批判他并能对他的一切行动做出反应，多么绝望的感觉！然而1968年6月28日，更大的厄运降临，中央军委办公厅竟将他逮捕，关押时间长达一年多，1969年11月放回北大。这期间发生了什么我们无从得知，他后来也绝口不提，说是已答应过要保密。不过，我们至少可以肯定他在里面写过不少交待材料，因为其中一些被装入他的档案；在此期间他患了前列腺肥大症，放出后已两腿肿胀，步履艰难。
叶企孙被送回北大后，学校继续对他的“特务问题”进行审查，工资停发，只发少量生活费，家已被抄，而且住房也已易主，他被安排在一间学生宿舍里。当时不少人在海淀中关村一带见到这种情景：叶企孙弓着背，穿着破棉鞋，踯躅街头，有时在一家店铺买两个小苹果，边走边啃，碰到熟知的学生便说：“你有钱给我几个”，所求不过三、五元而已！除了饱受物质生活方面的困苦外，更难堪的是精神上的折磨，无休止地“交待”“悔过”，人性遭到空前毁灭l 就在如此境况下，他仍以坚韧的毅力，顽强地支撑着，他从不因委屈而向任何人倾诉，而是默默地忍受着一切，这种“儒”味，这种“达观”，曾让不少人百感交集，心酸难禁！物理学家钱临照曾把叶企孙与另一位物理学老前辈饶毓泰紊作比较，深有感触地说：他们两人都很刚强，但饶先生象玻璃，虽然硬，却容易碎，而叶先生象一块钢，不仅硬，还有plastieity（塑性）。然而，正是这种plastieity对他晚年的悲剧起着相当的深化作用。
1972年5月，有关方面对叶企孙的“C.C. 特务” 问题，做出了“查无实据....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结论，以示“宽大”。他恢复了教授待遇，住进北大公寓。
这时他的前列腺肥大症已是很重了，行走不便，因小便失禁，无法就床安寝。1973年教授体检，医嘱需动手术治疗，并警告若不及时采取措施，肾脏随时可能坏死，然而叶企孙认为自己的病状是人体白然衰老现象，他说，“这是一个不可逆过程，无需治疗”。在他看来，他一生要做的事已班本做完，即使做手术治疗能延长几年寿命，也无多大意义。何况，几年来，他已尝够了一世态炎凉，一些本来应该帮助他而且也有能力帮助他的人，避之犹恐不及，提起他的名字就讳莫如深，更不必说主动来过问他的病情，这就更加速了“不可逆过程”的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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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新年伊始，中华大地已绽出几丝春的暖意，但在叶企孙的生命历程中，却是最寒冷的冬日，疾病一误再误，生命的活力终于耗尽，1月9日有人发现叶企说话混乱，11日完全昏迷，12日才被送到北大校医院，因情况危急，马上送到北医三院，但却不让住院，只准在观察室停留，不得已走后门才算弄到了病床，然而为时己晚矣！1977年1月13日21时30分，叶企孙带着所谓“历史问题”的尾巴，惨淡地告别了人世。
叶企孙去了，然而以他为主角的悲剧却仍在继续，北京大学有关方面为再次表示“宽大”,根据‘敌我矛盾按多、民内部矛盾处理”的办法，于1977年1月19日召开了一个小规模的追悼会。从此之后的近十年间，他的名字和事迹很少有人提起，仿佛这个世界上从未有过叶企孙这个人一样。
1986年8月，中共河北省委做出了为熊大缤平反的决定，至此，叶企孙的所谓“历史问题”终于化为乌有！这种结果虽然是公正的，但却并不是历史的必然，而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某几个人已经死了，而另外几个人还活着！
象生命过程一样，历史的进程也是不可逆的，如果相信未来的历史可以、而且希望它不再出现昨天的悲剧，能更理性地发展，为什么不拾起“历史” 这面镜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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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企孙的贡献与悲剧》
刘克选 胡升华
自然辩证法通讯
198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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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企孙极其凄凉的晚年，这让我心中陡生无限伤感和悲愤。“文革”期间，不少人在北京中关村经常看到这样一个场景：一位老人衣着邋遢，弓着背在街头步履蹒跚地晃来走去……有一次他在一家店铺里买了两个小苹果，边走边啃，正好碰到一位熟识的学生，就上前木呐地说：“你有钱请借给我几个，让我填填肚子”。他的学生看到老师如此模样，惊诧得半天缓不神来。当然，周围的人谁也没想到这位“乞讨”的老人竟是以前清华大学理学院的院长、中国最著名之一的大物理学家叶企孙！更可怜的是，这位大物理学家厚颜向学生“乞讨”的，也就是为“填填肚子”的三五元钱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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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漫长夜 74 燕园岁月 44
近些日子写的帖子都是有关北大反右的内容，估计看过后心情会比较沉重，所以今天换个话题，谈谈1958年靠同学们的力量建起的<红湖游泳池>
五十年代的北大有两个体育馆，但没有游泳池，同学们要想游泳，只能去颐和园的昆明湖。
1958年春天，不知是谁的建议，北大当局提出，不用国家的投资，全由学生们动手，在校园的西北角建一个游泳池，学生们热烈响应，很快就开工了，我们这个年级曾几次乘学校的卡车到西山脚下捡鹅卵石，铺在泳池的底部。工程虽有些粗糙，只用了两三个月就完工了。天一暖，游泳池就启用了。我是那里的常客，几乎没天都去。也在那里结识了一些人。闻一多生前邀一位美国人Winter来清华教西语系的英诗。1952年院系调整后来到北大，他也时常去泳池休息，之所以说他是休息，因为那时他年事已高，从没见他以自由式，蛙式或蝶式游泳，而是躺在水上一动不动。好多学生学他这一招却学不好，我也学过，只能躺很短一会儿，之后若不动就要下沉了。没想到，数十年后，我在Orsay的游泳池无师自通，也可以躺在水面休息了，没什么奥秘，其实就是身上的肥肉多了，自然而然地能浮起来了。
还常看到1956年从美国回来的杜连耀教授和他女儿在泳池出没。他原是燕京大学的讲师，去美进修时，全家仍住燕园，所以也就理解他的归国了。
那时效仿苏联，在大学体育教育中推行<劳卫制>，全称是<准备劳动与卫国制>，分为劳卫制一级和劳卫制二级。规定了田径各个项目的最低标准；因我入学时已二十三岁，体力已不能和二十来岁的小伙子相比，除游泳外，所有劳卫制标准我都达不到。劳卫制一级的游泳项目是不计姿势不计时间能游100米，二级则是不计姿势不计时间能游200米。 这两项我都能达到。有了两年在红湖游泳池的锻炼，1960年我曾报名参加北京市组织的横渡昆明湖活动，这可能是我一生体育运动的巅峰。
1986年10月16日 时任北大教务长的崔雄昆跳入红湖游泳池自杀身亡!
转载<纵览中国>上纪念臧启芳的一篇文章
| 追怀昔日的“大学精神”——纪念民国教育家臧启芳先生逝世五十三周年 |
| 作者：楚寒 |
二月二十八日，是民国一代教育家臧启芳逝世五十三周年的日子。记得三年前，在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之际，一百多位专家、学者和活动家齐聚辛亥革命的策源地——旧金山，举办了一场主题为“辛亥革命风云人物学术研讨会暨先贤臧启芳追思会”的大型学术会议。在这场为期三天(2月26日至2月28日)的学术研讨会上，经由与会人士对历史资料的挖掘、钩稽，一批曾经鲜活而后落寞的民国人物一一清晰地浮现出来，其中有：清末民初女界领袖及女权活动家唐群英、被誉为“中华民国宪法之父”的学者活动家张君劢等人，以及本次研讨会的核心人物、集众学于一身的民国一代教育家臧启芳。
 在那年2月28日的《世界日报》上，我读到了一则题为“刘海岩演讲 缅怀臧启芳”的报道。文中说，这次研讨会邀请了中国天津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刘海岩发表专题演讲，刘海岩的演讲题目是“代理天津市长臧启芳雄才难展的从政之道”，讲述了臧启芳在1930年10月至1931年3月担任天津市长期间致力于解决社会问题的事迹，由此谈及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有志之士精通中、西学，可惜囿于时代大环境，无法在政治事业上一展长才。可同时刘海岩也指出，这些知识分子在学术研究、外交与新闻出版业上为中国奠下良好的基础。后来，我又搜索和查阅了一些有关臧启芳的史料，内心不禁生发了几许惭愧，以前在撰写涉及民国高等教育的文章时，我竟然没有关注过这位民国时期的一代教育家。 在近代中国史上，臧启芳是一位呈现出多重面目的历史人物。身为经济学学者，他先后执教于中国大学、东北大学、东海大学(台湾)等校，讲授经济学课程并著有《经济学》专著，出版译著《美国市政府》和《经济思想史》;身为从政者，他担任过天津市长、东北行政长官公署地亩管理局局长等职;身为教育家，他于抗战期间主持东北大学校务，并担任东北大学校长一职长达十年之久;身为词人，他一生创作了大量古体诗词，并将其中的两百多首词作结集为《蛰轩词草》一书出版;身为媒体人，他担任过中国第一家现代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奉天分馆的经理，迁台后出任《反攻》杂志社的主编，并为该杂志撰写了不少社论和评论文章。 在臧启芳身兼的学者、官员、教育家、词人和媒体人的多重身份当中，我最感兴趣也最为看重的，是他的教育家身份，和他担任整整十年东北大学校长(1937年2月至1947年4月)期间的作为。1926年，32岁的留美归国学者臧启芳来到沈阳，受聘任东北大学教授，主讲经济学，两年后，担任东北大学法学院院长;1937年1月，南京国民政府委任臧启芳为东北大学代校长，翌年，因抗战爆发，东北大学迁往四川三台，1939年7月，臧启芳被正式任命为国立东北大学校长，这一任期直至1947年10月为止。 在臧启芳主政东北大学校务的期间，正值抗日战争的硝烟弥漫中华大地，他在抗战的艰难条件下坚持办学，为处于危急存亡之秋的民族保存了一支高等学府的血脉，与此同时，在他担任东北大学校长的十年岁月里，这位年轻时负笈美国、汲取西方大学理念的校长按照现代大学的理念执掌校务，将东北大学改造成一所契合现代大学原则的高等学府，基于他在近代中国教育办学领域所作出的贡献，可以说，臧启芳有资格跻身于民国时期杰出的教育家族谱之列。至于其教育理念和办学特色，在我看来，有这么几个方面： 第一，在民族存亡之际力促保存东北大学，在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坚持办学。“九一八事变”后，东三省迅速沦陷于日军的铁蹄之下，几年后，抗战形势日趋严峻，中央出现了倡议停办国立东北大学的声浪，这时候，曾担任东大法学院院长的臧启芳面见负责教育的陈果夫，申说停办这所东北地区最高学府的不利后果，力主保存东北大学，东大遂得以保存了下来，随后他被委任为东北大学校长兼文学院院长。1938年3月，东北大学迁往四川三台县，当时正是抗战最艰辛的时刻，学校各项设施简陋，物资匮乏，臧启芳将杜甫草堂寺改建成图书馆，购置各学系所需要的参考书;他又租下了学校北墙外的几十亩旱田，修了一个包括田径赛运动场及各种球场在内的大操场;他看到学校无力购备铅印机器和纸张，便买了两套石印机，以印刷教授们的著作; 第二，提倡学术自由和思想自由，并尽可能地实现大学自治。与东大的前三任校长均系职业政治人物或军阀不同的是，身为第四任东大校长的臧启芳是一位学者出身、拥有海外留学背景的大学校长，他熟谙现代大学理念，因此他竭力为东大师生营造一个自由研究学术、可持有独立思想的学术环境。当时东大校园里师生的思想十分活跃，有亲国民党的，也有亲共产党的，学校图书馆内有国民党的《中央日报》，也有共产党的《新华日报》，学校校本部大门入口处张贴有各种观点的壁报，也经常有各种各样的演讲海报。对于宣扬唯物主义哲学观的赵纪彬教授和庸俗历史观的杨荣国教授，臧启芳亦不加以干涉; 第三，延揽当时中国的一流学者专家来校任教，以提升东北大学的学术水平，营造良好的高校学术氛围。臧启芳在校长任内曾表示：“我聘请教授一向无畛域之见，我所求的是学问品格 ，不问他是哪校出身、哪省人士、哪国留学，这可以从先后在东大任教的教授名册中看出来。”由于他的吸纳群贤，一批饱学之士纷至沓来，造成东大一时间云集了众多的优秀学人，譬如中文系的陆侃如、姚雪垠、外文系的殷仲珊、冯沅君、历史系的丁山、金毓黻、肖一山等; 第四，按照现代大学的格局设立了理、工、文、法、教育等较为齐全的学科，重点建设文理法商等学科，做到人文与科学并重。在建设学校院、系、研究所的过程中，臧启芳对文理两科尤其重视，他告诉师生们，这是为了在东大树立“文化学术”的基础，也即一方面发扬中国固有之文化，一方面昌明世界最新之学术。在这位校长的主政之下，东北大学从抗战初期的两院五系，到1943年发展到了五院二十二学系，另外还有两个研究所，在当时的中国，东大在师资力量、学生人数、学科设置等方面均进入了国内一流学府之列。
由是观之，这一“民国教育家”的办学情怀和治校理念，对于大学精神沦落、高等教育现状百弊丛生的今日之中国，无疑是一份应当汲取的民族教育史上的精神养分。今天，身为后人的我们纪念这位民国时期的教育家，我想最应该记取的，莫过于他的办学情怀、治校理念和他身上章显出来的“大学精神”。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没有学术自由的大学是被阉割的大学，没有思想自由的大学不配称之为“大学”，只因为，现代大学的命根子乃是——学术自由和思想自由，而这，正是臧启芳在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主政东北大学校务期间最为看重的，也是二十一世纪初叶中国大陆高等教育界最为缺乏的。呜呼，在为当今时代中国大陆高等教育的现状痛心之余，不免更让人缅怀这位民国时期的一代教育家。谨以此文纪念臧启芳逝世五十三周年。
     
写于二零一四年三月二十日
注：臧启芳(1894年-1961年2月28日)，字哲先，辽宁盖平人，中华民国政治人物，学者，教育家。曾就读南京民国大学、北京国民大学(后易名为中国大学)，1919年赴美留学，先后就读于加州大学研究院、伊利诺大学，回国后历任中国大学经济学教授、华北大学教席、东北大学教授，1937年代理东北大学校长，1939年7月至1947年10月任国立东北大学校长，1949年赴台湾，1957年任东海大学经济系教授，1961年病逝于台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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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博讯>上 李浔 悼沈泽宜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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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rcredi 24 septembre 2014
漫漫长夜 73 燕园岁月 43
两天之内 通过不同的渠道 得知沈泽宜，黄惟承，肇恒标过世的信息，心情相当沉重。他们都是毛式<阳谋>的牺牲品，他们在北大遭遇横逆，在劳改场，监狱度过他们的青春年华，等到那个不彻底的"改正"到来时，已经是年近半百，智力，精力已不复当年了。
他们罹祸，不是因为他们自私为自己做了什么，恰恰相反，他们遭难正是因为无我，正是因为他们表达了人民的心声，如果说有错，错就错在他们还没认清统治者的凶残。
整整一代人被耽搁了，这固然是个人的不幸，就国家而言，何尝不是一项很大的损失，北大物54 级180人中，打了36个右派，逐出校门送监督劳动18人，数人死于非命! 这笔账应算在谁的头上？
如果说中科院院士资格可以代表学术水平，到现在我们这一级出了五名院士，若没有反右这一劫，这一级该有多少个院士呢？他们以及被以其他方式挨整的同学们该对中国的物理学做出什么样的贡献呢？
愿沈泽宜，肇恒标，黄惟承以及所有死难同学安息! 仍然活在世上的同学永远怀念你们!
mardi 23 septembre 2014
蓄须记
在<童年杂忆>中提到过故乡的两位中医，一是马先生，一是采先生。台湾的小叔看过后来电话说，他也还记得马先生，留着长长的白胡须，看起来有仙风道骨的样子。 小叔的话对我颇有启示，我一直为刮胡子困扰，每周要刮两次，很麻烦，我想如果把胡子留起来，一方面省了事，另方面说不定也能沾点仙风道骨的灵气，于是从七月中旬起就把胡子留起来了，两个月后，现在已有约10mm长。算是小有成绩了! 很高兴!
两月蓄须的经历，让我明白了几点：
1. 如果说土地的肥沃程度直接影响庄稼的生产的话，我发现脸部的不同部位，其肥沃程度也不一样，下巴的右侧较肥，那里的胡子长得快，已比左下巴的胡子长了1--2mm。不用肥沃程度的差异就无法解释其原因。
2。想到关云长，于右任和马先生的美冉，心里就又痒又美，期望胡子长得快一点，赶紧到了胸前或肚脐，好沾点仙风道骨之气儿。
3。心里急，有时就免不了揪一揪，老妻看了说："你揪吧! 揪出来就什么都没有了!" 我想这话很对，偃苗助长急于求成的结果是欲速则不达。
4。 凡事都有它自身的演变规律，外力所能起的作用很小，这就需要有耐心等待。只要期望是合理的，就不愁得不到预期的结果。
5。 有时，自己看到了的事，他人不见得就能看到，这也需要等待. 只要相信人们的良知，等待期间就可以很淡定。
如果两个月可以长一厘米的话，一年就可长六厘米，三年后可以到达胸前，五年后到肚脐，飘飘欲仙了! 我还能活那么久吗？
转帖一位同学今日给我的邮件
王煜兄：告诉你两个不幸的消息，
去年10月曾与他通电话，他说是因为住院检查疑似癌症，
另据燕遯符消息，肇恒标同学于今年四月（大致时间）
“逝者如斯夫，”我们这些同龄人还活在世上，是幸运的。
不管地球上发生了什么，地球按照自己的轨道不停地绕日运行，
祝你和夫人健康快乐！
转帖燕遯符为同班同学肇恒标所写的悼辞
今天收到一位同学的邮件， 附了燕遯符的悼文，现把它转贴在这里 从中也可一窥北大人的精神。
同班同学肇恒标
燕遯符 2014/7/16
迟到的消息.2014年1月,我的同班(物54-3)同学肇恒标走了.永远走
1957年5月19日开始,大字报在燕园爆发。核心内容是抨击新兴权贵,
呼唤公平法治。官媒封锁,不予报导.同学们着急,想尽快把消息传遍
全国,只好用散传单的原始办法。
于是,28斋某宿舍变成了油印工房.肇恒标和数学系赵青等一拨儿人
争分夺秒夜以继日地干开了.经他们之手,一篇篇重量级大字报变成一
摞摞传单分发到同学手中,再邮寄到全国,取名民主接力棒。
接力棒把519思想之光传遍神州,各地大学生纷纷响应......
它的影响还越过国界,直达大洋彼岸.1958年,美国北大校友会举办
60周年校庆,老校长胡适讲话,向国内北大’接力棒’青年学生致敬.
然而此时,我们已经落难.油印那拨人更是全部被打成极右,轰出校门
,劳察劳教......
他们这拨儿人保持着几十年一以贯之的亲密友谊.1979年’改正’后
重获人身自由,立即互相寻访.要是在肇家聚会,偶尔也把我叫上.有时
好几个人在一块儿呆好几天.夜里打地舖睡觉,就像当年在28斋那间
油印工房.白天肇妻焦鸾风做吃的,她厨艺好,饭菜特香.
他们留给我的印象就两个字:低调.当年只是闷头干活儿,并不张牙舞
爪上蹿下跳,更没有’宇宙无闻誓不休’的架势.几十年后,当过右派似
乎未必是件不好的事,没准还能用来捞点儿什么.依然听不见他们炫耀
苦劳渲染悲情.看起来,他们只在乎519的理想信念,没想过借此为自
己挣点儿什么好处.
1994年,从某体制内校友处,我得知一内幕消息.最高当局有一秘密规
定:右派’改正’,不赔偿,不道歉,发一纸’改正通知’一了百了,完事大
本来,我以为,未如’走资派’那样获得赔偿,是因为一些实际困难.原
来,是当局存心预谋!文革挨整并未让他们改邪归正,反而变得更加阴
黑狡诈.我的心,不能容忍这样的侮辱和欺骗.
如何应对?捉摸半天,想出一主意:向北大索赔,专门要赔偿要道歉.又捉
摸,一个人势单力薄,不成气候.于是,满到处找人,广而告之,邀请大家共
同行动......
到1995年,只有肇恒标受我之请和我一起给北大写索赔信.并不是去
算细帐要多少钱,只表达不依不饶咬牙较劲儿的决心.并盘算着以此为
切入点,把519的事再抖落出来,没完没了折腾.
他做这事,得到妻子小焦的充分理解和支持.那时候,谁能料定迈出这
一步会有什么后果?没准儿又进入虎口狼窝,再遭灭顶......她有一流
的胆识和胸襟.我们自然成为知心姐妹,胜过各自的血缘手足.
肇恒标小时候学过中医.但他们家有规矩,只学医不行医,免得低三下
四伺候人.后来当了右派,在工厂被监督劳动,文革中又被遣返回东北
.帮人瞧病能减轻点监管,也就顾不得家规了.
他对医理有深入研究.中医植根易道,与古代天文学关系密切.干支纪
时把时空测度联系在一起.以日月星辰位置的空间分布刻记时间.标示
地球上宇宙场强的起伏涨落.正常人体气血经脉自然随之发生盛衰盈
亏的同步变化......所以,正规中医大夫望闻问切处方配穴,一定考虑
五运六气子午流注等与时间相关的因素.否则,瞎猫抓死耗子,效果肯
定没有准谱.
‘改正’后他回到北京,本职工作是教物理,业余时间帮同学和朋友看
病.逐渐有了名气.2001年5月,应一位美籍华人朋友之请,去到美国加
州。几年后,小焦也去了美国.
他们两个离开北京,我心里有点空落落的.好在已是网络时代,电话电
邮等方便快捷的通讯手段,使’天涯若比邻’成为事实.所以,在许多事
情上,我们依旧能够携手并肩.
肇恒标是满族人,努尔哈赤13世孙.北京图书馆馆藏爱新觉罗氏族谱
里有他的出生记录,可以作证.’大清帝国’时期,凭此项记录,就有皇粮
供养,能够一辈子享受不劳而获的特殊待遇.
他绝不眷恋历史上末代王朝皇族成员的特权,也绝不容忍现实中变相
帝王卵翼之下的新贵特权.正是为这个缘故,才进入了519.
时光走过半个多世纪.当年或’左’或’右’的某些人聪明伶俐,与时
俱变,见风使舵,随圆就方.近些年更把北大一九五七和519当成了肥
肉,来回来去搓揉挤捏,榨出不老少油水,抹在自己脸上,瓦光锃亮.
肇恒标与这类人形成鲜明对照.无论风向如何,都不畏强权威逼,也不
受诱惑捆绑.一心一意守护自己的信念.
什么叫死亡?
我想,对于心地纯净的人,死亡,就是高贵的灵魂挣脱躯壳缠缚,升腾飞
扬,弥漫到无限宇宙.
死即非死.
死即永生!
同班同学肇恒标
燕遯符 2014/7/16
迟到的消息.2014年1月,我的同班(物54-3)同学肇恒标走了.永远走
1957年5月19日开始,大字报在燕园爆发。核心内容是抨击新兴权贵,
呼唤公平法治。官媒封锁,不予报导.同学们着急,想尽快把消息传遍
全国,只好用散传单的原始办法。
于是,28斋某宿舍变成了油印工房.肇恒标和数学系赵青等一拨儿人
争分夺秒夜以继日地干开了.经他们之手,一篇篇重量级大字报变成一
摞摞传单分发到同学手中,再邮寄到全国,取名民主接力棒。
接力棒把519思想之光传遍神州,各地大学生纷纷响应......
它的影响还越过国界,直达大洋彼岸.1958年,美国北大校友会举办
60周年校庆,老校长胡适讲话,向国内北大’接力棒’青年学生致敬.
然而此时,我们已经落难.油印那拨人更是全部被打成极右,轰出校门
,劳察劳教......
他们这拨儿人保持着几十年一以贯之的亲密友谊.1979年’改正’后
重获人身自由,立即互相寻访.要是在肇家聚会,偶尔也把我叫上.有时
好几个人在一块儿呆好几天.夜里打地舖睡觉,就像当年在28斋那间
油印工房.白天肇妻焦鸾风做吃的,她厨艺好,饭菜特香.
他们留给我的印象就两个字:低调.当年只是闷头干活儿,并不张牙舞
爪上蹿下跳,更没有’宇宙无闻誓不休’的架势.几十年后,当过右派似
乎未必是件不好的事,没准还能用来捞点儿什么.依然听不见他们炫耀
苦劳渲染悲情.看起来,他们只在乎519的理想信念,没想过借此为自
己挣点儿什么好处.
1994年,从某体制内校友处,我得知一内幕消息.最高当局有一秘密规
定:右派’改正’,不赔偿,不道歉,发一纸’改正通知’一了百了,完事大
本来,我以为,未如’走资派’那样获得赔偿,是因为一些实际困难.原
来,是当局存心预谋!文革挨整并未让他们改邪归正,反而变得更加阴
黑狡诈.我的心,不能容忍这样的侮辱和欺骗.
如何应对?捉摸半天,想出一主意:向北大索赔,专门要赔偿要道歉.又捉
摸,一个人势单力薄,不成气候.于是,满到处找人,广而告之,邀请大家共
同行动......
到1995年,只有肇恒标受我之请和我一起给北大写索赔信.并不是去
算细帐要多少钱,只表达不依不饶咬牙较劲儿的决心.并盘算着以此为
切入点,把519的事再抖落出来,没完没了折腾.
他做这事,得到妻子小焦的充分理解和支持.那时候,谁能料定迈出这
一步会有什么后果?没准儿又进入虎口狼窝,再遭灭顶......她有一流
的胆识和胸襟.我们自然成为知心姐妹,胜过各自的血缘手足.
肇恒标小时候学过中医.但他们家有规矩,只学医不行医,免得低三下
四伺候人.后来当了右派,在工厂被监督劳动,文革中又被遣返回东北
.帮人瞧病能减轻点监管,也就顾不得家规了.
他对医理有深入研究.中医植根易道,与古代天文学关系密切.干支纪
时把时空测度联系在一起.以日月星辰位置的空间分布刻记时间.标示
地球上宇宙场强的起伏涨落.正常人体气血经脉自然随之发生盛衰盈
亏的同步变化......所以,正规中医大夫望闻问切处方配穴,一定考虑
五运六气子午流注等与时间相关的因素.否则,瞎猫抓死耗子,效果肯
定没有准谱.
‘改正’后他回到北京,本职工作是教物理,业余时间帮同学和朋友看
病.逐渐有了名气.2001年5月,应一位美籍华人朋友之请,去到美国加
州。几年后,小焦也去了美国.
他们两个离开北京,我心里有点空落落的.好在已是网络时代,电话电
邮等方便快捷的通讯手段,使’天涯若比邻’成为事实.所以,在许多事
情上,我们依旧能够携手并肩.
肇恒标是满族人,努尔哈赤13世孙.北京图书馆馆藏爱新觉罗氏族谱
里有他的出生记录,可以作证.’大清帝国’时期,凭此项记录,就有皇粮
供养,能够一辈子享受不劳而获的特殊待遇.
他绝不眷恋历史上末代王朝皇族成员的特权,也绝不容忍现实中变相
帝王卵翼之下的新贵特权.正是为这个缘故,才进入了519.
时光走过半个多世纪.当年或’左’或’右’的某些人聪明伶俐,与时
俱变,见风使舵,随圆就方.近些年更把北大一九五七和519当成了肥
肉,来回来去搓揉挤捏,榨出不老少油水,抹在自己脸上,瓦光锃亮.
肇恒标与这类人形成鲜明对照.无论风向如何,都不畏强权威逼,也不
受诱惑捆绑.一心一意守护自己的信念.
什么叫死亡?
我想,对于心地纯净的人,死亡,就是高贵的灵魂挣脱躯壳缠缚,升腾飞
扬,弥漫到无限宇宙.
死即非死.
死即永生!
lundi 22 septembre 2014
漫漫长夜 72 燕园岁月 42
反右之后，除了红专辩论，科研大跃进等活动之外，最重要的一项运动就是向党交心。这意味着，当驯服工具的同时，还得把心掏给党!
交心也可分为自觉的主动地交和被动地交两种。数学系54级几位学生<开了个好头>，在他们宿舍的楼道里贴大字报暴露自己的各种不好的思想并深挖阶级根源，分批地把其它系的学生叫去，听一些学生的现身说法，让其他人跟着做。我已经在通县训练班领教过这一套做法，所以参观听讲后不为所动，没丝毫的反应。那些没有经历过这手法的学生却受到了影响，一时之间，各系学生形成了一个向党交心的高潮。
见我没反应，于是主动出招了。我们年级反右领导小组的张定子同学在我的房门口贴了一张大字报，题为"王煜请了!" 很直接地提出四个问题，问我对当今社会，对党，对运动的看法以及和校内外右派分子的联系。 次日我回了一张很长的大字报，题为："请了，小生这厢有礼!" 我写了1951年考入院系调整前的北大，原工作单位不顾中共中央的决定，硬是不让我入学，我对此非常不满；我说在校内曾用圣经的话安慰已被定为右派分子的刘显声，张承孚，陈世杰。和同样信耶稣的洪侣端有过交谈等等，至于校外，还没听说我的亲友哪个是右派。这里我回避了在牡丹江当牙医的堂弟，我估计他已被打成右派，但没任何人告诉过我说他是右派分子，所以我的回答没有错。我贴了这大字报后再无下文。所谓的交心也就算交完了。
这里要补充一下张定子的情况，他是北京人，北师大附中毕业后入北大。从二年级起和我同住一室，反右开始后成为年级反右领导小组成员。四年级时选读光学专门化后，我们就分开了。同住时我对他比较警惕，从不在室内谈鸣放，谈大字报等事，甚至连面部表情都要严加掌控，因为北大有所谓的"摇头右派"和"点头右派"。如果某人发表言论时你摇头或点头了，即表明你同意或反对他的意见，就有可能因此被打成右派。当然这些都是事后听说的。 现在回想起来，那时活得多累! 不过在当时身临其境，也没觉得怎末样!
教师们已经经历过1951-1952年的思想改造运动，这一套对他们并不陌生。基本没人动，想入党的自然不会失去这个机会，像黄昆就借此表示入党的诚意。理论物理教研室一向被看做是"右倾"思想的大本营，恰在此时，教我们电动力学的曹昌其向胡宁抱怨说运动占用时间太多，胡宁劝他应付应付，不久就会过去! 不知是谁把这段对话捅出来，遭到一些积极分子的批判!
记得也有人贴大字报说，在过去的燕京大学时代，司徒雷登说Dr.褚圣麟总说Yes从不说No，要褚先生回答一些问题，似乎没看到褚先生回应。
最令我难忘的是北大机关党委书记张群玉给叶企孙先生的大字报，贴在了物理北楼最显眼的地方，内容很简单，只提了一件事，说曾多次让叶先生做对台湾广播，叶先生都不做，张群玉要求叶先生说明理由。叶先生也没有理她!
关于对台广播，还需要补充一点，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如果有亲属在台湾，那是很大的问题，会受到机关，街道的注意。中共却也利用这一点开展统战工作。有关部门会要求有亲属在台湾的人利用广播电台向在台湾的亲人喊话，说大陆中国有多么多么的好，让亲人弃暗投明，赶快回大陆。我在高工的同学王飞，于1947年转入设在台湾的国民政府空军通讯学校，北京有关部门就曾让王飞的爸爸做对台广播，点名叫他儿子回来。 以叶先生在中国学术界的地位和影响，他若按中共意图做广播，他的亲朋故旧和学生说不定就会受影响，叶先生不顾个人安危，大义凛然，不上圈套，可能保护了许多人。
一个人的价值，会在关键时刻显露出来!
漫漫长夜 71 燕园岁月 41
从1957年6月开始打右派，一直打到了1958年的春天，在这个阶段每个人的头上都悬了一把斯摩棱斯克剑，谁也不知道下一刻是不是有人找你交待问题，准备接受批判。等这一阶段结束，把右派处理完毕，接下来就是收拾像我这样的人了。
前个帖子提到58年搞<科研大跃进>，给我们物54级金属班的任务是研制高强度铝合金，我们用各种配方熔炼了铝合金，有一两次，它们的拉伸强度确实很高，但不能重复，这就没有学术上的价值，也不能发表。后来又在我们这个小组加进几个物56级的学生，那时他们还没分专门化，但气势很强，好像他们来就是监督我们工作似的。动不动就用政治词汇压人，比如有次电炉的电阻丝坏了，物56的人就风言风语地怀疑有人搞破坏，目标指向我，对这种指责我的态度是根本不理睬，由他去说，说累了，自然就停下来了。但是等这<科研大跃进>告一段落时，他们却组织了一次对我的围攻批判，指责我在这个科研大跃进中不努力不积极，这纯粹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该做的我都做了，没有一天缺席，至于内心深处，当然我不认同这种搞法，从一开始我就觉得不可能有结果，事实也证明，我的预料完全正确。 在这里要插入一段，记述一位同学了。此人就是前文提到过的那位因病休学却又全身心地投入反右运动的Q君。因他的积极表现学校准他回校参加运动后，被安排在我住的宿舍。我从不招惹他，所以倒也相安无事。他因几次搬家，丢了一只运动鞋。丢一只和丢两只是一样的，每天下午的锻炼他没合适的鞋可穿，我出于好心让他穿我的运动鞋，因我的锻炼是打两遍108式的太极拳，做这种运动不必穿运动鞋，穿布鞋就可以了。自此他就每天穿我的运动鞋锻炼。有一天突然有大喇叭广播，校方要求学生们紧急集合，为抗议美英在黎巴嫩的什么事去天安门前集会游行，过去我曾参加过类似的游行，一会儿停，一会儿跑，穿布鞋不方便，但等我想穿我的运动鞋时，鞋已经在Q脚下了。我只能穿布鞋去，那天去了回来倒也没出什么状况。过了两天，我那那双运动鞋刷了，Q君以为我不想再让他穿，从此他不再穿，但对我的态度就变得极端了。我们金属班批判我和他无关，他也参加并且言辞激烈，把我说的一无是处，坐在被批判的位置，我心中却觉得很好笑，我想：你这样的义愤填膺不就是为那双鞋吗!
红专辩论时，我又说了句不合时宜的话，我问，强调参加体力劳动对于像我们这些学纯科学的人究竟有何意义？这下被他们抓到了，把我这句话写成大字报贴在小饭厅前的布告牌上，组织了金属班三个年级的学生对我批判，不过我心中比较笃定，我知道他们把右派分子算作阶级敌人，处理完右派以后，无论骂得多凶，也都是人民内部矛盾，没啥可怕的了。这里还得补充一句，这次对我的批判，Q君也来了，发言时咬牙切齿地说："开右派分子的批判会时，你一言不发!脸色铁青。" 还说："人家反右，你得救!"
后面的贴子还将提到这位仁兄!
dimanche 21 septembre 2014
<是时候了>作者之一沈泽宜今天逝世!
(博讯北京时间2014年9月22日 首发 -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
博讯获悉，2014年9月21日下午14：35，一代诗人、诗歌评论家、北大“五一九”运动点火人之一、湖州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沈泽宜先生在湖州病逝，享年82岁。其遗体告别仪式将在9月23号上午9点在湖州市殡仪馆举行。
著名历史学者傅国涌发出信息说：“2014年9月21日下午14：35，一代诗人、北大「五一九」运动点火人之一沈泽宜先生在湖州病逝。8月4日，我与家人、朋友去看他他以衰病之躯为我们朗诵诗歌，尤其背诵「是时候了」时依然中气十足。1957年5月19日他在北大餐厅前贴出的这首诗，决定了他一生的悲剧命运。他的离世也意味着那一代渐隐入历史深处。”
历史学者范泓也说：“下午陪国涌兄参观某学校，得悉沈泽宜先生两点三十五分在湖州去世，享年八十二岁。先生早年就读于北大，与林昭是同学，毕业后被发配陕北榆林多年，文革中被捕入狱，69年还乡，78年复出任教，为湖州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理事。先生一生未娶，生前撰有三部书稿，两部至今未出版。”
沈泽宜1933年出生，笔名梦洲，浙江湖州人。1953年考入北大西语系英文专业，翌年转入中文系，1957年成为北大中文系学生会负责人和《广场》校刊创办人之一，是北大民主墙第一张大字报诗歌《是时候了》第一作者，并因此被划为右派。1958年北大毕业，至陕西原榆林地区子洲县双湖峪中学做乡村教师。“文革”中被捕入狱，1969年还乡，做泥水小工、搬运工、筑路工等。1978年被平反后，任嘉兴师专（现湖州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为中国作协会员、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理事、浙江文学院特约研究员。出版诗评著作《诗的真实世界》、《梦洲诗论》、《诗经今译》等，著有诗集《西塞娜》、《沈泽宜诗选》等。
“六四”学生领袖封从德说：“沈老师历经五七年北大五一九民主运动和八九民运，是八九民运中少有的和绝食学生同甘共苦坚守广场的知识分子。”为此，沈泽宜还因此入狱半年。傅国涌敬挽沈泽宜：“五七北大，一诗罹祸，是时候了，诗人呐喊成空；八九广场，半年系狱，哀先生兮，书生孤独终身。”
下面是网友和学者对沈泽宜先生的悼念：
@叶匡政：近20年前在湖州与沈泽宜老先生有过聚会交谈，后读过他著的《诗经新解》。哀悼！
@游泳池边的肥松鼠 ：伊甸老师与安琪合成一副悼念沈泽宜老先生的挽联:孤独一生，关怀却如此宽广（诗人安琪叩挽）；才华四溢，苦难竟这般深重（学生伊甸泣拜）。
@南方树 ：【沉痛悼念诗人、诗评家沈泽宜先生】 2014年9月21日下午14点35分，当代著名诗人、诗评家沈泽宜先生在浙江湖州病逝，享年82岁。今晚找出他的专著，读几首他的诗作，想起他充满激情的朗诵，想起他16年前首次褒奖评论我的诗歌，想起他2000年的两次仙居之行。沈先生，您终于走完了孤独的一生，您安息吧！
@蒋二彪 ：在纪录片《寻找》里认识沈泽宜先生，被他的眼神和朗诵时的风采吸引，后来读过他个人的诗集，现在印象最深的是一句“我没有低下头吻你，留下了一生的遗憾”，今天他去世了，希望他在天堂里能见到林昭。
@jessy魏魏 ：沈泽宜老师走好，又少了一个真正的诗人，在我们眼里，您代表了一个时代。
@鄢子和：【诗人、诗评家沈泽宜病逝】 2014年9月21日下午14点35分，当代著名诗人、诗评家沈泽宜先生在浙江湖州病逝。 沈泽宜1933年出生于浙江湖州。著有诗集《西塞娜》、《沈泽宜诗选》等，一生坎坷，独钟诗歌，为推动新时期新诗理论和创作发展作出积极卓越贡献。（）
@诗人余跃华: 沉痛哀悼！沈泽宜老师仙逝！30年来，浙江诗人们的好前辈！好老师 ！
@海青驿站-：我妈妈的同学。当年北大才子，一心要成为马雅可夫斯基那样的诗人。一九五七年那个著名的夏天，他和林昭、张元勋一起点燃火种。2010年我在湖州见到沈先生，一老一少相谈甚欢，谈诗，谈文学。人生如戏。一代人谢幕了、、、、、、[蜡烛]
@saiunhi：张元勋先生才走，沈泽宜先生又去，仍将继续困扰我们的是，什么时候才是时候了呢？先生一路走好！
@zjhzrb一叶知秋：一晚上，先生音容笑貌历历在目。当年听你的课，总是被你的激情点燃，30多年了，依然清晰。
@孙建江：曾与沈先生一同去武夷山旅行，也曾听沈先生声情并茂朗诵《西塞娜》、、、、、、一位有思想、有风骨、不随波逐流的诗人[蜡烛][蜡烛][蜡烛]！
@生香真色界：唉！是时候了！面对这样一个没有罪感的民族，甚至没有耻感的民族，生命是洗不清。
@何家炜：沈老师安息[蜡烛] 刚和泉子通过电话，他正在殡仪馆等待医院开来的灵车。08年时曾拜访沈老师，他正在修改一部24万字自述《北大，五月十九日》，当时拷了文档来读，遗憾的是鉴于内容敏感在大陆无法出版，至今书稿仍在电脑里、、、、、、
@老牛之友 :[蜡烛]今夜，请一起守护这盏灯 让我们用生命的油膏供养它 只要这盏灯还亮着 世界就不会永远由黑夜看管[伤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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