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eudi 31 juillet 2014

三反运动中轰动全国的两大案

三反运动中 有两个轰动全国的大案,按先后次序,先是有上海药商王康年被控卖假药给中国人民志愿军破坏抗美援朝被枪毙.  而后是北京的八家营造厂承包河北涿县的军用机场,在施工中偷工减料,破坏军用工程,逮捕了这几家营造厂的老板,处决一人,重判数人.
这两个案子都是人为制造出来的假案. 先请看我从网上下载的一篇介绍王康年案的文章.

王康年冤案真相
--作者:sdh121212
上海汉口路456六号是一座三层的西式楼房,原是上海一家小有名气的私人药房“大康药房”的所在地,1953年2月28日,其主人,年仅29岁的王康年被以“贩卖假药、骗取志愿军购药巨款”的罪名执行枪决。
60年过去了,“王康年”三个字,犹如妖魔,成了中国大陆“罪恶的不法资本家”的代名词。然而,透过60年来红色历史的迷雾,人们发现,王康年一案,纯属刻意制造的惊天冤案!
王康年,浙江杭州人,出生于1924年,自幼聪颖好学,17岁进考上海大亚电台任播音员。不久辞职,开办了“大康商行”,经营毛巾、袜子、雪花膏、万金油等小百货,以后又在北京西路开设了“大康行西药部”。由于其为人正派,注重信誉,赢得了顾客良好的口碑,以后生意渐渐做大,抗战胜利后,他又在汉口路 456号开办了“大康药房”,自任经理,经营西药买卖,成为“上海滩”小有名气的一间药房。
1951年,朝鲜战场硝烟正酣,由于前线作战部队急需各类药品,导致全国药品供应十分紧张。1951年8月,志愿军某部军需官来到“大康药房”,要求订购价值3亿多元(旧人民币)的药品及医疗器械,而且要求赊账,王康年向军方表示自己“店小利薄”,资金无法周转,且在此之前,军方已先后2次提走药品,欠下 5亿多元(旧人民币)的药款至今没付,“大康药房”已经实在无力承受“赊账”了。
然而王的解释并没有得到军官的同情,反而遭来一顿训斥。以后该军官两次登门,要求“大康药房”发货,均遭经理王康年的拒绝,由此埋下了杀身之祸。
1951年底,为加紧搜刮战争资金,全国开展声势浩大的“三反、五反”运动(注:即在党政机关人员中开展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在私营工商业者中开展的“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斗争的统称),刀锋直指资本家和工商业者。
1952年1月31日,大康药房的工会主席董渊带着 4名职工来到因病在家休息的王康年家中,勒令其交代“五反问题”。王康年不解地回答:“我没有这方面的问题,如果有的话,希望大家提供材料。”董渊按照“党组织”的统一口径训斥王康年:“职工自有职工责任,材料不能给你,你应该自己彻底坦白交代。”
第2天,大康药房举行了“职工大会”,在党组织的安排下,董渊、马维善、滕仲年等人纷纷上台,“义愤填膺”地对王康年进行了“揭发”,“揭露”他偷漏国家税收,用欺诈手法骗取和拖欠国家银行大量贷款,私套外汇,先后共计盗窃资财26.1亿元(旧人民币),使国家遭受极其严重损失(注:不知这些“职工”是如何得到如此详尽“证据”的)。王康年听了这些无中生有的“检举揭发”,犹如晴天霹雳,脸色变得煞白,王对天发誓,甚至不惜以自杀示清白。
2月4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公安局根据职工“检举”的“材料”,将王康年逮捕。
2月7日,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发表了有关“奸商王康年罪行”的报道,报道揭露:
<王康年为了达到窃取国家资财的目的,用了各种卑鄙无耻的手段来勾引、腐蚀干部。据他自己供认:曾向25个机关的65名干部行过贿。他在大康药房内设立了一个专门做勾引干部工作的机构,叫做“外勤部”。他在1951年一年内记载在账册上的“交际费”就达一亿九千万元,其中百分之九十以上是贿赂干部的。王康年还洋洋得意地对职工说:“大康是干部思想改造所,凡来大康做生意的干部,都可以得到改造。”
王康年不仅盗骗国家资财,就是对人人爱戴的中国人民志愿军也进行盗骗勾当。他骗取志愿军某军定购“消发灭定粉”和“氯霉素”等六种前线急需药品及医疗器械的定货款3亿多元(旧人民币),然后将带菌棉花旧纱布作“急救包”用假药和旧次医疗器械等抵充定货,致使成千上万志愿军伤员用了王康年的“急救包”而遭细菌感染身亡。>
《解放日报》还编造了“大康药房”在解放前因投机失败而倒闭,解放后“全靠”党和国家的资助才兴旺发达的谎言,指责王康年“忘恩负义、恩将仇报”,大量 “盗骗”国家资财。并列举大康药房职工 “检举”的材料,称被王骗取的定货款多达11亿元……。
王康年的“罪恶行径”见诸报端后,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慨,许多人纷纷写信给报社表示:,我们决不能为了个人利益,让这种奸商继续存在。这种连志愿军的药品都要吞没的黑心商人,我们要坚决检举他,和他斗争到底!”
《解放日报》连续两天就收到读者来信24封,在这些信上签名的人数达181(另有3个团体)。到9日午后,又收到39封来信,这是从运动开展以来已揭露的案件中读者反映最快最多的一次。这些信件一致愤慨地要求政府把王康年交给人民公审,处以极刑。长江航务局上海分局工人郑家兴、郑宏基等在信上说:“我们工人为了抗美援朝战争胜利,曾经义卖大饼油条、义擦皮鞋、义踏三轮车来捐献给人民志愿军战士,奸商王康年却丧尽天良地把志愿军购买药物的钱骗来做投机,我们绝对不能容忍!”店员陈耀文在信中说:“我们最可爱的人躺在病床上,等着这些药品恢复健康,重上前线。这些药品还能拖延不发吗?连一秒钟也不能拖延!一公分也不准缺少!只有我们的敌人美帝国主义者才希望我们的医药供应越少越好,越慢越好。而利欲熏心的奸商王康年,恰恰满足了美帝国主义者的希望。”许多学生的信中都表示从王康年的案件中进一步认识到资产阶级猖狂进攻的程度和对国家民族的危害。榆林区工商界代表、西药摊贩朱志淮的信上说:“看到奸商王康年这段事实后,我恨不得立刻把他碎尸万段……奸商是人民的敌人,每一个正当的工商业者必须积极行动起来,向危害人民的不法商人作坚决斗争!
中国人民是崇尚善良和正义的人民,他们对“罪孽”和“邪恶”有着与生俱来的“水火不容”。然而他们没有想到,会利用中国人民的善良天性,将无中生有、诬陷捏造的罪名全部套在王康年头上,把王康年制作成一具丧尽天良、十恶不赦的“恶魔”标本,以煽动人们对“阶级敌人”仇恨的情绪。
其实王康年经营的仅仅是一家普通药房,所有药品都是从其他药厂进货而来,“大康药房”只做零售,自身并不具备“制假”的能力。
然而“愈加其罪、何患无辞”,在精心制作下,一个个被打造出来的“妖魔鬼怪”纷纷登场,其中著名的有“收租院”中的刘文彩、“半夜鸡叫” 中的周扒皮、“白毛女”中的黄世仁,将编造的谎言当做历史的真迹,用来欺骗和恐吓民众,以此制造阶级矛盾、煽动阶级仇恨、鼓吹阶级斗争。王康年也成了无数被刻意“打造”出来的 “政治妖魔”中的一个。
由于没有真凭实据,王康年的案子一直拖到了第二年。直到毛对“三反、五反”运动发出指示:“一定要在运动中杀几个做样板,用来教育群众!”上海市人民法院才于1953年2月28日,宣布罪犯王康年“证据确凿、罪行成立,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就这样,王康年成了“三反、五反”运动的无辜祭刀品,如同“土改”时的地主、“镇反”时的前国民党军政人员一样,被当局血淋淋地送上了“红色祭坛”。
在导演的这场“法庭舞台剧”中,除了“罪犯”王康年以外,没有一个人因“受贿”被起诉,没有一家药厂因“制假”遭查封,也没有一名“受害”的志愿军士兵在法庭上出庭作证……,王康年所有的“罪行”均来自于“职工”的“揭发”,本人的“供认”以及报纸的“宣传”。
在司法“黑箱”操作下,一个善良、本分的年轻工商业主,被制作成了一具“黑心黑肺”“面目狰狞”的“妖魔”标本,成为用来恫吓资本家和商人业主的“政治恐龙”。
被关在黑牢中与世隔绝的王康年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在公安局刑侦人员的连续刑讯下,除了招认所有捏造的“罪行”以求速死之外,没有任何为自己申辩的权利,其家人自王康年被逮捕直到枪毙,也没能见上一面。
宣判后的当天下午,一辆黑色的囚车载着五花大绑的王康年驶出了监狱大门,朝着龙华荒野的刑场疾驰而去,这时天空忽然飘起了濛濛细雨,老天也似乎在为这颗冤屈的灵魂送行……
王康年被逮捕以后,全国的资本家和工商业者开始“踊跃”响应“党的号召”,展开了轰轰烈烈的“捐飞机”热潮。据统计,仅上海的资本家和工商业者们“捐款”的金额就高达6千多亿,折合飞机404架,受到了陈毅市长的“高度赞赏”。
1985年盛夏的一个夜晚,在上海福州路云南路口“汇乐里”的一间又暗又破的弄堂小屋里,笔者见到了业已重病缠身,气喘吁吁的王康庆,他就是当年大名鼎鼎“奸商王康年”的亲哥哥。王康年被枪毙以后,“大康药房”的所有资产、房产均被政府没收,王康庆也成了“坏分子”被赶出了药房,成了“管制分子”,从此一生潦倒。
谈起当年的往事,谈起弟弟康年,老人混浊的眼珠里闪动着泪花,身子不断哆嗦着连声说道:“康年啊--小孩子,不懂事体,不懂事体啊--脾气犟啊--”
老人告诉笔者,当年干部曾多次找王康年谈话,让他主动“捐飞机、捐大炮”,支援“抗美援朝”,但年少气盛的王康年没有搭理。他也劝过弟弟几次,王康年也没有听进去,果然过了不久大祸便临头了。
老人哭诉道:“康年他死得冤啊--死得冤啊--怎么弄得过土匪啊--他们不止抢财产,还杀人啊!”老人告诉记者,王康年被处决以后不久,其妻子也服毒自尽了……
王康年在“三反、五反”运动中被处决,所有强加在其身上的“罪行”均系当局伪造诬陷。当年在这场惨烈运动中遭诬陷而自杀的上海资本家和工商业主不下百人,其中最为著名的是中国“船王”--“民生”轮船公司老板卢作孚。他1950年6月率一百多条船从香港回到大陆,希望藉此为“新中国”出力。然而他做梦也没想到,在“五反”运动中,组织居然指使他的养子,一个从小被卢收养的孤儿,在大庭广众下“检举揭发”卢如何“拉拢腐蚀国家干部”的“犯罪行为”。
卢作孚--这位一生光明磊落、正直清廉的爱国企业家,举家回国才短短一年半的时间,就发现受骗上当、痛悔莫及,于1952年2月8日,抛下妻儿悲愤自杀了。
卢死前特意留下遗嘱,嘱咐家人将其“西南军政委员会”证章还给当局。
据说当年上海市长陈毅每晚坐在沙发上品着香茗听取秘书汇报时,总要悠闲地问上一句:“今天又有多少‘空降兵’啊?”意思是问又有多少资本家商人跳楼了。

转自新浪网《青石的博客》,版权归作者所有。
文责由作者自负。


另一大案将在下一个帖子中讲述.

漫漫长夜 24 天化 18


拟再回顾在天津化工厂工作生活的一些片段:

南楼原是职员的单身宿舍,二层小楼共三十个房间,每间住两人 共可住60人,按当时的编制 够了. 三反运动期间 在那里隔离了许多被怀疑的大老虎,他们都享受一人一间的待遇,这样一来,房子不够住了,于是,那些有幸未被隔离的人都要搬离南楼了. 厂方在厂外通往寨上镇的一个废弃的私营小工厂的原址建了一些平房做单人宿舍,小间住两人,大间住四人. 这次我和唐纪恕,米得志等人住到了一起. 升学虽然受挫,我仍然利用业余时间读化学物理等书. 唐纪恕是北京高工的学长,土木科出身,我估计他帮不上我的忙,米得志是北洋大学机械系毕业,至少应该学过普通物理,但他从不帮我,即或我问他一句英语,他也推说不知,我倒没有计较他,因他正处于被管制期,每周要向公安科汇报思想和行为. 大概这是不敢帮我的原因.由此也看到苛政之猛,之害.  住其它房间的欧阳福承,曹煜文,邱绪昌等人对我都非常热情. 从不吝赐教.

中共的规矩,人事干部必须是共产党员,1950年化工局分配我去天津化工厂时就说过,要培养我们成为人事干部,到天津化工厂后,一位党总支的干事曾对我说,你们团干部如果申请入党,不必经过小组讨论,可直接向党总支递交申请书,我听后支吾对之,未加可否. 我被开除团籍后,入党的前景已不存在,继续留在人事科就不再合适,所以在两厢情愿的情况下,我离开人事科到了基建组成了一名统计员.

基建组的组长是新调来的张振山,据他自己说,出身于破落地主家庭,十八岁就当过县长,他最佩服的是肖华,说他二十几岁就当相当于旅长的支队长. 在我看来,张振山是共党中稍具人性的人,我们的关系相当不错,他支持我向团中央申诉,对陈西平和王森在三反运动中的做法颇有微词,但限于他的身份,不能多说. 后文还将提及和他的故事.

在通县训练班时,我是在四队七组,五组有位女同学姓邱,大约比我大一岁或两岁. 在通县时就听同学传闻,她的身世比较坎坷复杂. 分配工作时,她被分到大沽分厂. 过了一段时间后又调来汉沽厂部做统计员. 这时我才知道她生在一个大家庭,是庶出,十几岁时家道中落,如果不按家长的安排结婚就不能再读书,在此情况下她和比她大十几岁的一名男子结了婚 读到高中毕业,考到了通县训练班. 她到厂后,她的丈夫曾来看过她,那位男士的样子看起来还比较老实. 两人感情不大和睦,但还彼此尊重,维持一种不冷不热的关系. 这女同学性格有点孤僻,曾和王森副厂长吵架. 和其他同事没有太多联系,生活在自己的不幸当中.

天津化工厂在厂对面的营城村建立了一所职工业余学校,补习小学的课程,有国文,数学,历史,地里等课. 邱和我都在那里教一门课. 开始时是义务的,后有些贴补. 邱家里的生活比较困难,她要养她的妈妈,而我们那时的工资是厂里最低的,比勤杂工还低,所以职工夜校的补助对她来说是相当重要的一项收入. 每次下课,都已经是晚上九点多种,几位教课的职工一起走回工厂.. 记得有两次,在回厂的路上,她把右手搭在我的左肩上,天黑,其他人看不到,但这对我有不小的冲击,我未作任何反应,到厂门口,有电灯照耀,她也就把手放下了. 我从未对任何人讲过此事,我心中同情她的身世和遭遇,但我知道行事的底线.后我要准备功课考大学就辞去这份教职了  1952年底我离开汉沽前,她又调回大沽分厂了. 此后就再也不知她的消息.

mercredi 30 juillet 2014

转帖<纵览中国>的一篇文章

沈从文的后半生:总而言之不醒
作者:李静睿

去年在纽约的时候我见过一次汉学家金介甫(Jeffrey C.Kinkley),他是《沈从文传》(The Odyssey of Shen Congwen)的作者。1977年金介甫以《沈从文笔下的中国》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后来经过几次扩充,成为公认最为详尽的沈从文传记。

金介甫在纽约皇后区一个小大学里教书,办公室大概只有四五个平方,开着极小的小窗,我在排山倒海的资料中勉强坐了下来。他六十几岁,秃顶,离婚,独自住在新泽西州,每次往返学校需要七个小时,需要开车转火车转地铁再转公交车。聊到最后,我忍不住抛弃礼貌,去关心他的生活,问他那本《沈从文传》1999年引进中文版时到底拿了多少版税,金介甫茫然地说:“没有版税啊,就是出版社请我吃了两顿饭。”然后我又问1987年在美国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英文版在美国卖了多少本,他高兴起来:“五百本!这是汉学界的畅销书!”坐车回家的时候我想,这个人真适合为沈从文写传。

沈从文是中国1920-1930年代富于盛名的小说家,1988年他去世时《纽约时报》讣告称他为“中国文学与独立思想的桂冠式人物”。他的代表作品包括小说《边城》与《长河》,以及一系列其他形态丰富的短篇小说;1949年政权更迭后,他转入文物研究,创作《中国古代服饰研究》,至去世再未有小说公开发表。沈从文一生与时局交缠,他身上凝聚这个体与国家之间的冲突感。

金介甫的《沈从文传》以沈从文的文学创作和充满湘西特色的作品为主要研究对象,金介甫写道:“(沈从文)在现代中国的道德群体中表达出自己的乡土意识”,并将沈从文誉为与契诃夫比肩的作家。然而,政治的问题随之而来。这位1949年后在事实上承认了中国共产党地位的作家面临着个人创作与为意识形态写作的冲突,随后又因接受政治改造而逐渐缄默。

2014年7月,由复旦大学文学系教授张新颖撰写的《沈从文的后半生:1948-1988》出版,更聚焦于沈从文与政治交缠放弃小说书写后的岁月。这部新传既提供了一些很少被人提及的资料,如作者本人在书中所说,她要写的是“动荡年代里他个人漫长的内心生活”。

张新颖从1948年起笔,中国大变在前,老朋友们大都兴奋乐观,只有沈从文,在教育家杨振声的霁清轩中消夏时,还写了篇《中国往何处去》:“中国往何处去?往毁灭而已……即结束,我们为下一代准备的,却恐将是一分不折不扣的‘集权’!”到了1949年,沈从文已被郭沫若划定为“粉红色作家”,他精神失常,自杀未遂,又给远在香港的表侄、画家黄永玉写信:“北京傅作义都已成瓮中之鳖。长安街大树均已锯去以利飞机起落。城,三四日可下,根据过往恩怨,我准备含笑上绞架……”黄永玉只觉从文表叔夸张而幼稚。没多久,解放军真的进城,沈从文忙不迭夸他们“威严而和气”,劝黄永玉赶紧回来,“参加这一人类历史未有过之值得为之献身工作”。这种矛盾几乎贯穿沈从文的后半生,他在时局的长河中顺流而下,自有逆流反抗的直觉,却又不断否定自己的直觉,他拿不准,所以独自一人坐在船上,更觉彷徨孤独。

沈从文是发自内心想改造自我。《沈从文的后半生》里写到1949年9月,沈从文给妻子张兆和写信,说自己在把“一只大而且旧的船作调头努力,扭过来了”,后来他写诗,又说自己“已得到一个完全新生”。但一个人无法全情投入自己本就怀疑的狂热,所以在毛泽东登上城楼那天,沈从文完成长诗《黄昏和午夜》:“城楼上大钟大鼓灰尘蒙蒙/沉没喑哑相对已半个世纪./帝国封建的种种,早成传说故事,/慢慢在时间下退尽颜色,/惟剩余点滴片段,保留在老人记忆中,/当作生命迟暮的慰藉。”与之对比的是,诗人何其芳在几乎完全相同的时间段里,写了《我们最伟大的节日》:“是如此巨大的国家的诞生,是经过了如此长期的苦痛 而又如此欢乐的诞生, 就不能不象暴风雨一样打击着敌人,象雷一样发出震动世界的声音……”沈从文没法和自己的情感世界做这样彻底的告别,他的确努力把船调头,但是撞上暗礁,他失败了,所以在如火如荼的1949年之后,他停止了文学创作,埋进出土文物的汪洋大海,只有这个世界让他感觉安全。根据2003年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沈从文晚年口述》的记录,沈从文反反复复强调自己没有资格谈文学,“我的写作应该说是失败了”,因为自己“没有生活”,在那个时刻,可怕的不是整个世界都不知道他的价值,而是他自己也不知道,他以为自己早就过时。

妻子热烈地献身于新中国建设,连读初中的儿子都疑惑他为什么“老不进步”,觉得他“到博物馆弄古董,有什么意思”,家人爱他,却不理解他,沈从文只好从肖邦和贝多芬中寻找慰藉。他深夜写作,第二天又完全扔掉,既因恐惧,也因自卑,他当然不再是过去那个乡下人,连标点符号都不会用却觉得自己会超过契诃夫,但他也没有成为另外一个人,他留在了不能被改造的自我里,微弱抗拒,微弱挣扎。

《沈从文的后半生》中有他在位于北京郊外的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改造时的一段话:“天已接近黄昏,天云如焚如烧,十分美观。我如同浮在这种笑语呼声中,一切如三十年前在军营中光景。生命封锁在躯壳里,一切隔离着,生命的火在沉默里燃烧,慢慢熄灭。搁下笔来快有两年了,在手中已完全失去意义。国家新生,个人如此萎悴,很离奇。”他搞不明白这个世界,也搞不明白自己。1952年沈从文去四川内江参加土改,在信里给儿子描述当时批斗地主的情形:“实在是历史奇观。人人都若有一种不可解的力量在支配,进行时代所排定的程序……工作完毕,各自散去时,也大都沉默无声,依然在山道上成一道长长的行列,逐渐消失到丘陵竹树间。”沈从文自己其实也是如此,被不可解的力量支配着进行时代所排定的程序,与当时的大部分人尚处于政治昏睡状态不同的是,他捕捉到了这一点。多年前沈从文就在《从文自传》里写过,自己不想明白道理,却永远为现象所倾心,他的文字准确描述了政治风暴之中众人的茫然麻木,却全无判断,因他本就糊涂,不知如何判断,现在看起来,他的这些零碎文字成为了那个时代的脚注,不重要,但有总是比没有更好。

我不喜欢总是试图从一个人身上总结时代,因为任何时代里都有那些格格不入的人,在我看来,1949年之后,中国大陆并没有第二个和沈从文一样有着剧烈自我冲突的知识分子。在五十年代中晚期,他写了一些赞颂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文章,新政权真心让他兴奋,但好友丁西林和张奚若请他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时,沈从文还是说自己“没兴趣”。毛泽东和周恩来曾经鼓励沈从文重新写作,1961年他在井冈山住了三个月,雄心勃勃要写一篇关于共产党员的长篇小说,但是什么都写不出来,灰溜溜下了山。“人民”这个词语被作家们高度偶像化,让向来书写“个人”的沈从文无所适从,1949年后他写过一个短篇小说叫《老同志》,写一个劳动模范炊事员,沈从文改了七稿,最后的结尾是“在任何地方……都有老同志一样的劳动人民,在无私无我地为建设国家而努力”,如果抹去作者名,这可能是当时任何一个作家的作品。当被限定为必须为“人民”写作的时候,沈从文丧失了他那迷人的文字天赋,后来他也感慨过,自己并不知道需要他写作的“人民”到底在哪里。

而在个体和国家的关系中,更实实在在是“国家”虐他千百遍,他还待“国家”如初恋。1956年沈从文写给大哥的信里说:“写小说算是全失败了,不容许妄想再抬头。近来文物工作也搞得不好,如又弄错,还不知到换什么工作会对国家有用一些。”他无比积极热心要为国家做点贡献,但在那一年的局势之下,他的“贡献”却是忙着给《红楼梦》写了几百条注释,倾心于研究诸如妙玉的茶具之类可能“国家”和“人民”都会觉得可笑的问题。《沈从文的后半生:1948-1988》记录,当时历史博物馆的副馆长说他“终日玩花花朵朵,只是个人爱好,一天不知道干些什么事”,沈从文在历史博物馆待了二十几年,最后要调入社科院,馆长的意思是要走就走,无人留他,他的单位就像国家的缩小版,其实并不需要他。但沈从文的特别之处在于,在总是遭遇这些屈辱的下半生里,他并没有活得屈辱,他在花花朵朵坛坛罐罐里获得了另外的自由和荣誉,每个人的生命中,都会有一点任何时代与国家都夺不走的光,沈从文抓住了它,这支撑着他活了下来,活到可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八十年代。

瑞典汉学家马悦然(Goran Malmqvist)曾经公开说过,1987年沈从文进入了诺奖评选的最后名单,但那一年得奖的人是诗人约瑟夫•布罗茨基(Joseph Brodsky)。布罗茨基做了一个名为《美学高于伦理》的受奖演说词:“个人的美学经验愈丰富,他的趣味愈坚定,他的道德选择就愈准确,他就愈自由——尽管他有可能愈不幸。”沈从文没有说过这样的话,但这也如同他的人生。早在1930年代蔡元培提出“以美育代替宗教”的口号时,沈从文就为这条口号加上附款:“也要代替政治”。在1949年前夕,革命吸引不了他,他喜欢的那些词语,是美感、博爱、道德、自由与和平。因为美应该凌驾一切,沈从文和布罗茨基一样,并不愿意展示自己的苦难,在布罗茨基流亡美国后,他从来不愿意提及苏联以社会寄生虫的罪名对他进行指控,判处他去俄罗斯北方劳改的经历,他还在课堂上建议自己的学生要不惜一切代价避免赋予自己受害者的地位。沈从文并不这样清晰地论证道理,但他总有一种直觉,在1980年访美的三个半月里,他做了23场讲座,明知听众更希望听到他个人的经历,那些关于苦难的证词,但他的讲座依然一半关于文学,一半关于文物,通通关于美。这才是沈从文的灵魂所在,和它们比起来,苦难并非那样重要。

1957年5月1日,沈从文在上海,他画了一幅速写“六点钟所见”,画旁写着“艒艒船还在作梦,在大海中飘动。原来是红旗的海,歌声的海,锣鼓的海。(总而言之不醒。)”在众生昏迷于一些大而化之的概念之时,沈从文选择沉浸在自己的小小世界里,他总而言之不醒,这就是沈从文的后半生。
 
李静睿是作家,著有短篇小说集《小城故事》和随笔集《愿你的道路漫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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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站刊登日期: Wednesday, July 30, 2014
关键词: 沈从文

mardi 29 juillet 2014

漫漫长夜 23 天化 17

从1949年共产党建立政权到1952年,属于巩固政权,恢复经济和社会秩序的时期. 中共模仿苏联,从1953年起 要开始大规模经济建设了,大规模经济建设的标志是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 1952年下半年起各种媒体连篇累牍地宣传基本建设的重要性,号召各级组织把最优秀的干部输送到基本建设部门.

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化工局的主要基建项目是在山西太原郊区建设一个化工区,第一期工程是建一个化肥厂和一个制药厂. 为此,在重工业部化工局属下组建了一个太原工程公司,公司的人员主要由吉林化工厂,锦西化工厂和天津化工厂抽调人员组成.与这个公司相对应的是太原化学工业公司. 他们是甲方,我们是乙方.

天津化工厂在宣布调往的人员名单前也做了充分的宣传,让人感觉到真的要把最优秀的干部输送到基建部门,调往的人似乎有无上光荣似的.但是等到公布名单,人们就全都明白了,所谓<向基建部门输送最优秀的干部>说穿了就是甩包袱,把厂内最无能,最调皮捣蛋的人一锅端都送到太原工程公司了,我早已成了他们的眼中钉,自然在内. 从这件事上领教到中共各单位"说一套,做一套. 阳奉阴违"的潜规则.

离开天津化工厂前,有人提出我仍是<实习员>,应该有所调整,人事科采纳了这意见,将我改为统计员,增加20分的工资,每月为220分.

1952年12月底,我离开工作生活了将近三年的位于汉沽的天津化工厂. 在北京稍作停留后去了太原. 开始了另一段的人生路程.

漫漫长夜 22 天化 16


被开除团籍后,我的思绪很复杂: 一方面有种<如释重负>的感觉,觉得终于和他们摆脱干系了,很好;另方面,又觉得那些被开除团籍的多是因偷窃,乱搞男女关系等原因,我考大学是光明正大的事,他们抓住我的唯一把柄是我用假电报请假回北京应试. 把我和那些被开除团籍的人归为一类,确实心有不甘. 所以我要申诉. 于是给团中央写了一封很长的信,要求重审天津化工厂团总支对我的处分.

那个时候,上访的人大概不多,团中央很重视我的申诉,不久天津专区团委就派专区团委组织部长和一位干事到汉沽处理这件事. 他们何时到的以及如何与天津化工厂的负责人沟通,不是我能知道的事,有一天团总支书记叫我到他办公室谈事,我去后,团委书记把二人介绍给我便退出了,留下天津地委的二人和我一起谈,可能是来的人仍然感到有些不便,便约我次日下班后到位于寨上镇的汉沽团委去谈,我如约去了,谈了我考大学的过程,我说虽有中共中央的通知,天津化工厂的领导没有任何理由地就是不让我考,在无奈的情况下用假电报请假去考,也谈了三反运动的问题以及我对两位厂长的批评等等. 二人听了我的话后说,他们会向天津化工厂汇报,让我等待. 过后,接到他们的信,说是我的问题交由团汉沽镇委处理. 直到我调离天津化工厂,也没得到汉沽镇团委的答复,我写信去问,镇团委回信说,交给天津化工厂团总支处理了,天津化工厂团总支则回信说,维持原来开除团籍的决定.

我不想对天津团地委的处理方式做任何猜测性的评述,读者会见仁见智.

lundi 28 juillet 2014

转帖RFI的一篇文章


荷兰隆重迎接马航遇难者遗体回国 诠释什么叫国民待遇
REUTERS/Petar Kujunzic
作者 北京特约记者 周西
7月23日,马航失事客机首批遇难者的遗体运抵阿姆斯特丹,荷兰以庄严的仪式隆重迎接这些遇难者回国,荷兰国王、王后、首相等领导人也和普通民众-起,专程前往机场迎接,并宣布23日为全国哀悼日。我们今天的话题就从这里说起。据中新网的报道,在阿姆斯特丹机场,人们沉痛默哀,每一具棺木都由六位或八位士兵抬灵,所有遇难者国家的旗帜都降下半旗;正在高速公路上行驶的车辆也全部停下,鸣笛致哀。
对此,有评论写道,荷兰是个不大的国家,但是在这次事件中,我们看到了荷兰政府的真诚和努力。有在现场旁观的中国网友更是发微博感叹:“整个过程场面肃穆、庄重、浩大,让人无比震撼,就仿佛一部电影大片,或许,这就是国家的凝聚力和国民的尊严所在吧”!荷兰——这样的国家让人肃然起敬!因为我们能够感受到文明世界对生命的敬重,对逝者的追思,以及对亲属的安抚,无论你来自何方,也无论种族信仰和国籍,一律平等相待!
作者风青杨V的文章说,其实,灾难和重创会在生命中的任何一个时刻,猝不及防地骤然来袭,但每一次灾难同时也是一次契机,人们可以从中学习如何面对灾难,以及如何尊重生命?!如此对生命的敬畏,无论是平民百姓还是达官贵人,在死亡面前一律平等,生命的价值体现的淋漓尽致!这样的国家,这样的政府,谁又能不爱呢?而与此类似的场景,我们中国人却最多只能在为领导人视察,开道清场时,才能见到。什么是公民和臣民的最大区别,荷兰人此时给出了明确答案。
也许,一个真正尊重和爱护其国民的国家,爱国将不只是义务和道德,而会是某种发自内心真实的情感。在国外为了寻找一个失踪的士兵或者遗骸,他们可以不惜一切高昂代价,因为他们太看重生命了。作家王安忆曾经说过:"每每看到美国政府为了一个战死在异国的士兵遗骸,斤斤计较寸步不让时,一种莫名的感动自心底涌起。每每看到我们自己的生命如同草芥和数字时,一种无以言状的悲凉直达心底"。
"在我们几千年的历史里,你检测不出丝毫关于人的概念,人的权利和人的尊严。没有人在意我们的生死,包括我们自己"。这些年来,无论从地震到暴雨,从火灾到车祸,几乎每一场灾难过后,都有人呼吁,请求官方公布死难者的名单,然而每一次的呼吁,最终都石沉大海。"死难者"这个词在官方的通报上,永远只是一个冰冷的数字。那些阿拉伯字母,有多么简单,就有多么沉重,我们以前有多么熟悉,如今就有多么陌生。
记得作家周国平也曾说过:“我们判断一个社会是好的社会还是坏的社会,用什么标准去判断呢?我觉得一个最起码的标准,其实也是最高的标准,就是看它是不是尊重和保护生命的权利。在一个好的社会里,每个人、绝大多数人的生命权利都是有保障的,人人都有权利去争取自己的幸福,去实现自己生命的价值。只有每一个公民都活得有尊严,这个国家才有尊严;只有每一个死者生命都得到同样的尊重,这个国家才有可能被所有人尊重。
风青杨V的文章最后强调说,也许此次荷兰人让我们见证的,不仅仅只是国家对生命的尊重,还有什么才叫作真正的“国民待遇”。另一方面,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荷兰举国哀悼马航失事客机遇难者之际,目前正居住在荷兰的俄总统普京的女儿玛利亚,却因不堪巨大的舆论压力,被迫逃离其荷兰居所。据中国日报网26日引述英国媒体的报道,马航空难发生之后,荷兰政界和民众纷纷要求将玛利亚驱逐出荷兰。或许是不堪重压,玛利亚据称已经搬离其原住所,目前去向未明。
网友何青青转载的这篇报道又说,玛利亚现年29岁,是普京和前妻柳德米娜的长女。据称,她和34岁的荷兰籍男友一同居住在荷兰某高级社区的一套顶层公寓里,自马航客机失事后,开始有愤怒的民众在网上警告玛利亚“你是时候离开了”。尤其是有乌克兰亲政府活动人士在网上公开玛利亚在荷兰的住址后,她的日子变得更加不好过了。本周早些时候,玛利亚所居住的荷兰希尔弗瑟姆市市长皮特,在作客一档电台谈话节目时,曾经公开呼吁将玛利亚驱逐出荷兰。
尽管这位市长后来在Twitter上为此道歉,称所用言辞不当,但强调那是来自无助感,很多人都会理解。据报道,29岁的玛丽亚正与荷兰籍男友现住在那里,另据当地传媒称,普京去年曾前往探访两人,但普京的发言人对此却予以了否认。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专稿
 
关键词 : 荷兰
国家概况 :

长夜漫漫 21 天化 15


天津化工厂的三反运动结束不久,工厂的团总支就宣布开除我的团籍,那个开除我团籍的"决定"却只许我看,不许抄录. 这个决定当然不提我批评了厂长 副厂长,只能说我无组织无纪律,未经组织同意,自行投考大学,却不说当年中共中央在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登通知,要求各级组织支持鼓励职工投考高等学校. 他们还罗织罪名,说我要到国外上学. 在已经闭关锁国的中国,这个罪名很大,足可说成是企图叛国投敌. 而事实是怎么样呢?记得是民国三十六年或三十七年,看到报纸上有条消息说,英国承认中国的七所大学的毕业生资格,本科毕业即可到英国的大学读研究生,这七所大学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四川大学,武汉大学,齐鲁医学院和华西医学院. 我在和闫光显,徐殿武等人聊天时提到过,说这几所大学水平高,得到了英国的承认,要上就上这样的大学. 他们把这话引申为企图出国留学. 任何有点常识的人都知道,中共取得政权以后,除了和苏联及东欧国家外,和其他国家均无外交关系,出国留学根本无从谈起,但他们在加给我罪名时,却毫不吝啬. 我考学是1951年的事,如前文所述,我从北大回到工厂,先停止我的团籍,不多久又让我"列席"团组织的会议,说是为了"挽救我",在此以后,我并没做错过什么事,不知为什么突然在1952年又以考学为说辞开除我的团籍. 唯一的解释就是我对他们所搞的三反运动,对他们把无辜的人投入监狱,限制人身自由提出了异议.  在他们看来,那些技术人员,本来就是他们的对立面,这些人被搞了提意见不足为怪,而像我这样的人事干部,应该是他们的"自己人",此时站到了挨整人的一边向他们发难,这等于是叛变,是最最不能忍受的,所以要整我. 重拾考大学这事对我开刀.

中共吹嘘<批评和自我批评>是他们致胜的三大法宝之一,他们对<批评>的描述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其实呢,他们是<叶公好龙>,听到批评便火冒三丈,立即打击报复,他们手中有权,可以为所欲为. 我的经历是个很好的例证.

从我后半生的经历看,天津化工厂对我的报复起到了<打预防针>的作用,五年以后我在北大读书时,未落入毛泽东所设的<阳谋>,在所谓的<鸣放期间>,我谨守<只看不说>的原则,未被他们抓住把柄.逃过了反右这一劫.  这就是中国古人所说的:< 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 应该谢谢天津化工厂.

dimanche 27 juillet 2014

转帖<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一篇文章


































《思想的毁灭》:“民族魂”鲁迅阴暗的灵魂
時間:2014-07-28 01:32
法广

鲁迅去世78个春秋以来,鲁迅研究已经成为当代中国的显学,鲁迅的传记、介绍和研究鲁迅的着作,用汗牛充栋来形容毫不夸张。但是住在加拿大多伦多的华人学者孙乃修,却又写出了一本《思想的毁灭:鲁迅传》,由明镜出版社出版。
本期“明镜书刊”节目,我们请参与编辑这本书的《新史记》总编辑高伐林先生给我们介绍。

 
http://192.237.216.218/MIBM/upimages/Book/P00000758.jpg

法广:高伐林先生,听说旅居美国的中国著名作家郑义相信:《思想的毁灭:鲁迅传》的出版,“可能震动中国鲁迅研究界”?爲什么郑义会这么说呢?
高伐林:我想,这是因爲,这本鲁迅新传的作者孙乃修,并非想用自己这本书来加入那些汗牛充栋的鲁迅研究着作,而是正相反,他要颠覆他所认为的那些跪着吹捧鲁迅的巨量文字垃圾。
法广:作者是什么人,敢于这样自信地宣称?
高伐林:孙乃修是“文革”后的第一批大学生,从复旦大学中文系文学评论专业毕业后,又获得比较文学硕士。他是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学者,美国哈佛大学高级访问学者,后在加拿大一所大学教授中国文学、鲁迅专题课程多年。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孙乃修曾在中国大陆、香港、台湾出版三十馀部着作、译 着,策划、主编多种大型丛书。
法广:他这本书颠覆了什么呢?
高伐林:最主要的,是颠覆中共领袖毛泽东对鲁迅所做的高度评价。毛泽东1945年写下一大段话,赐封鲁迅为“文化新军的旗手”、“文化革命的主 将”、“伟大的文学家”、“伟大的思想家”、“伟大的革命家”,说“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是“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 雄”。此后数十年,研究者无人敢越此“三个伟大”“六个最”雷池一步,都是在这个框架内“研究”。用孙乃修的话说:“那一亩地不知被多少人翻了多少 遍!”
孙乃修却得出了与毛泽东的讚誉相差十万八千里、也与历来和时下的“鲁学”专家大相径庭的结论:他用这本新书,推倒一尊谎言垒砌的巨像,剖析一个阴暗偏狭的灵魂。
法广:作者难道不担心有人反驳,说这些说法是故弄玄虚、哗衆取宠?
高伐林:作者坚信,他的论断是建筑在坚实的第一手材料——也就是鲁迅自己写下的白纸黑字上的,是运用鲁迅自己的着作、书信、日记,尤其是着力将大量手稿、手迹,与结集成书的文字反复比对,去僞存真,对鲁迅做了全方位的还原透视。
《思想的毁灭:鲁迅传》,从鲁迅家族和家庭——绍兴周家大院人物群像开始挖掘,勾勒其各位先辈,包括鲁迅的祖父、著名的清末科场案主谋者和涉案者的经历;然后对鲁迅一生行为、作品、性格、心灵,逐一探讨。
法广:您能给我们举例来说明吗?
高伐林:好。就拿毛泽东高度称颂“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的“民族英雄”来说吧。孙乃修在书中单闢了一章:“对日军罪行保持缄默与亲日立场”。他统计,1931年“九一八”日本侵佔中国东北前,鲁迅致日本人的书信仅有1920年、1926年的两封,但“九一八”事变后至1936年鲁迅去世,致日本人书信多达98封。孙乃修列举了多达30馀段信文实例,展示鲁迅对日本侵略中国及其暴行没有表露出一丝愤怒、抗议或谴责,日益深重的民族苦难,似乎并不是鲁迅的苦难。这些书信毫无民族尊严立场,不但不谴责日军对中国的侵略,却把中国文坛的飞短流长散播给敌国人士,大谈自己对政府和同胞的满腔怨言。他在信中倾诉他对日本的思念:“我也常想看看日本”;还多处表露对敌方权力者和文化的好感,例如,1933年4月1日他给一位日本女性山本初枝写信,以尊敬的口吻, 称讚侵华决策者之一、正当权的日本陆军大臣荒木贞夫的评论“荒木君的文章上半篇很好”;1934年12月13日他给山本初枝另一封信中,阻拦她学中文,还说:“我是排斥汉文和贩卖日货的专家”;鲁迅在去世前半年的1936年3月4日的一封残存信件中还称讚说:“日本国民性,的确很好”,那正是日本已侵占东北近5年,而且在华北虎视眈眈、不断挑事之际!
法广:这些,作者都有鲁迅书信作爲论据?
高伐林:是的。作者逐一披露鲁迅历次大闹文坛的原因、各种笔战的实质,尤其是在左联问题和30年代中期“国防文学”、“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两个口号的论争中,如何兴风作浪,与毛泽东派到上海的秘密代表冯雪峰如何互相利用。这本书还追究了鲁迅爲何从不谴责日本侵华、为何临死前要搬家的心态,以及他病故的真实原因。
对民族主义应该如何评价,这是另一个问题,鲁迅的这些看法、说法对不对,也可以具体分析。但是在作者举出的这些白纸黑字面前,毛泽东所说的“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是“民族英雄”,显然离史实太远。作者在回答我的专访时介绍:他对鲁迅的研究受到一些人的抨击,称他意在推倒“民族的脊梁”。作者反问: “民族的梁”这一说法有何依据?这一说法来自你的真知,还是道听途说?这“梁”是真还是假?如果名不副实,为何不应当剥掉这顶桂冠?
法广网址:
http://www.chinese.rfi.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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匿名網友
發表於:2014-07-28 10:44:34我要評論引用 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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