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在1949年10月就成立了，但直到1952年底，全国仍然是按此前的几个大区进行管理. 那时有东北人民政府，华东军政委员会，中南军政委员会....等，大概是八个或六个，我记不清了. 重工业部直接管理的部分也仅限于原华北人民政府的范围：京 津 冀 察 晋. 化工局自然也不例外，它管辖的只有天津化工厂和天津染料厂而已. 前者比后者的规模大得多，所以天津化工厂和重工业部及化工局的联系相当密切. 重工业部把天津化工厂看作是它的重点企业.
天津化工厂当时有一千多名职工. 技术人员来自全国各地，行政人员和工人当地人居多. 工厂对面是营城村，许多工人是个这村的人.
厂区南面是一排日本时期建的家属宿舍，独立成户的平房.约有三十多套.室内都是日式的拉门，木地板，榻榻米. 再南面就是被称为"南楼"的职员单身宿舍了，是个二层小楼，共三十个房间. 原来是每间住一人，后来，调来的人越来越多就改为每间住两人. 天津化工厂很多故事就演绎在这个不起眼的南楼. 南楼的南面就是一望无垠的盐田了. 在日据和民国时期，工人和职员的划分比较明显，职员的家属宿舍和南楼的西面是用围墙隔开的一个区，那里有工人家属宿舍和单人宿舍，这些房子比起职员宿舍就简陋多了，工人的单身宿舍又称为"大工房"，只一个门，里面是一间套一间，住着二三十个人. 许多技术人员家住北京和天津，他们的家属不愿迁来. 那时，如果某人从大工房迁到南楼居住，应该是很风光的事.
因人事档案在人事科保存，我们得以了解每个职工的学历经历和家庭情况，又因胡钟侠做人事统计，我们也大体了解总体的人员情况. 以工资为例，当时拿最高工资1080斤小米的只有一人，即刚刚从化工局调来的土木工程师，清华毕业的陆继宪. 天津化工厂原有的几位工程师如汪家桢，徐建都，应绳祖，张辉南等都是1020斤. .我们这批刚从通县训练班分来的高中生垫底，每月200斤，比勤杂工还低. 高工毕业的是210斤.
那时仍沿用民国时期的职务称谓，行政系统分为：管理师，副管理师，助理管理师，管理员，助理管理员. 技术系统是：工程师，副工程师，助理工程师，工务员，助理工务员等. 所以那时正牌的工程师不多，天化厂有数位工程师，一位副工程师，其他都是工务员. 1951年全国范围做过一次大的变动，技术人员只有工程师和技术员之分，过去的助理工程师以上的都成为工程师了. 行政系统则废除了管理师副管理师等称谓. 改为处长科长等. 现在回忆，民国时期技术系统的晋升并不慢，我认识的那些工程师们年龄都在四十岁上下. 他们当工程师已有些年头了.
不知是出于什么原因，那些老革命们对留用的技术人员有种天然的仇视心理，有位大我约十岁的工务员，是我邻县高阳人，他读北京的河北高中时还和我一个远房叔叔同学，抗战开始时，他曾短暂参加过游击队，后退出到北京继续读书了，陈西平厂长在背后谈到他时竟用"叛徒"二字称他. 他并没有向日本人投降，也没有出卖什么，我觉得"叛徒'二字和他不搭嘎. 是心理上偏窄的表现. 陆继宪工程师走路时两只脚很平行地前进，既无内八字，也无外八字，看起来有点僵化，有一天，他在外面走，有位深泽县来的老干部从窗玻璃看到他便骂道；"看那副走像!" 这位陆工程师并没招他惹他，不知他从哪儿来的一股邪气.
厂里的留用人员和全国的大多数人一样，开始时对新政权采取观望的态度. 而厂里代表新政权的是军代表，老干部. 结束军代表制后，体现新政权的是共产党员和党的干部，是新来的厂长，人事科的干部，(像胡钟侠和我虽不是从<老解放区>来的，但受过训，穿一身灰色制服，好像也应是体现新体制的. 多年以后，有人告诉我说，那时留用的技术人员背后称胡钟侠和我为<七路半> 意即和真正的<八路>还有那么点差距.）共产党提出：对知识分子的政策是"团结，教育，改造" 姑且不论这政策的正确与否，为了使用这批留用的人，也要知道他们的真实想法. 厂方为了解留用人员的情况，也开过座谈会，约人个别交谈等，但是他们采取的是居高临下的态度，所以听不到真实的声音.与此 同时他们又在这堆人中寻找为他们提供信息的代理人，而他们找到的却是很不堪的人. 这就更增加了疏离感. 因我的家庭背景，受教育情况和那些留用人员相近而我又没有整人的想法，所以我和他们的关系非常融洽，他们也愿意和我吐露心声. 他们把人事干部选定的<积极分子>看成是黑色笑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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