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写出《辛亥：摇晃的中国》一书的作者——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鸣是个另类。他在大学体系里浸淫多年，却屡屡放话，直斥当前大学教育的弊端，比如那句很出名的“现在办大学，就像圈地养猪”。近日，他又推出新书《跟着张鸣上大学》，试图给大学生和即将上大学的人一点建设性的建议。
这本书的主题区别于张鸣以往的学术专著或历史随笔，但风格依然犀利。比如在微博上疯转的一段话：“到了大学，先学会读书，多面开花，逮到什么读什么，多进图书馆，少进课堂，老师实在要点名，也带了书到课堂去，他讲他的，你读你的就是。”在张鸣看来，当下的大学教育，老师也该反省。
而在我看来，这本书最特别的地方在于，张鸣并没有一味批判当前大学的弊病，他在书中同样给出了很多方法论的东西。比如他提到，“天下没有完美的制度!难道要等教育制度都改好了才开始成长吗?归根结底，人的根本素质就是适应环境的能力。批判一个制度的人，应该具备更强的能力应付这种制度的弊端，而不是面对这样的制度完全无助、放弃努力。”所以，如果你或你周围有正在或即将念大学的人，不妨阅读此书，应该能带来思考。
很多时候，与其听老师胡说，不如看本小说 深圳晚报：您之前的著作多是跟历史文化随笔有关，这本书算是蛮特别的，促使您动笔写这本书的原因是什么?
张鸣：主要是由于职业的缘故，有话要说。此前也陆陆续续地说过一些，但批评的意味比较浓。后来，一个朋友儿子上大学，找我去给他儿子讲一讲怎么上大学，我讲了之后，他觉得特别好，一个劲儿撺掇我将它写出来，给大学生和即将上大学的人一点建设性的建议。于是，我就写了。
深圳晚报：这本书写了多久?写作过程是怎样的?
张鸣：一年左右。大多都是我从教多年的体会，想好了倒出来就是。因为其间还有其他写作的活儿，穿插在一起做的。
深圳晚报：您在书中开篇第一章就说要多读书。很多过来人都会跟大学生说，要多读书，但好像现实状况堪忧。您觉得大学生通过读书最终应该学会什么?
张鸣：不错。我们的教育，从小学到中学，其实就教会了人们怎么考试。至于读书，连门都没有摸到。看到好些在网上混的人，缺乏对文字的起码理解力，一问，他们居然也是大学毕业。其实，学会读书，就是争取过一种比较丰满的人生，不要想半文盲一样干瘪。当然，真的会读书的人，距离学会做事，也就不远了。
深圳晚报：“先学会读书，多面开花，逮到什么读什么，多进图书馆，少进课堂，老师实在要点名，也带了书到课堂去，他讲他的，你读你的就是。”——这句话在微博上被转了很多，作为大学老师，您这样说好像会让那些老师课堂很尴尬。
张鸣：如果一个大学老师，在课堂上无法给学生一些什么，那就活该被学生这样对待。在很多时候，与其听老师胡说，不如看本小说。我们的教育，老师也该反省。
深圳晚报：这本书的宣传语上写，“《跟着张鸣上大学》，毕业就有好工作”，这句话会不会有功利讨好市场之嫌?还有，现在刚好也是毕业季，有一批大学生出校门，对于这批学生，您觉得什么样的工作才是好工作?
张鸣：真的有这样的广告词吗?不好。我要劝他们改掉。什么叫做好工作，见仁见智，说不好。但总得合适你才行。我个人认为，有发展前景的工作，才是好工作。
如果我选学校，首先考虑大学的图书馆状况 深圳晚报：您在书中尤其提到香港中文大学原校长金耀基先生说过的，学生在大学应该学4种东西：一是学怎样读书，learn to learn;二是学怎样做事，learn to do;三是学怎样与人相处，learn to together;最后是学怎样做人，learn to be——您推崇这种理念的原因是什么?现在的大学教育缺失了哪些?
张鸣：现在的大学，基本上就是职业技术学校。但很多专业，又没有起码的手艺，比如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哲学，历史等等。即使有手艺的专业，其实教师们也不懂怎么做，不过照本宣科。所以，现在的大学，是一种失去根本的教育。学校已经忘记了，是要培养学生综合能力，而不是给他们一门技术。
深圳晚报：在选择学校和专业上，您是否对那些高考生有何建议?貌似很多学生并不清楚自己适合或者喜欢什么，往往专业和学校都是听家长的，结果去了发现不是那么回事。
张鸣：其实，现在考生选择大学和专业，都是家长听中学老师的，考生听家长的。有关的NGO应该举办一些相关的讲座，全面准确地介绍大学和专业状况。但我要提醒的是，如果是我来选择，我首先考虑的是这所大学的图书馆状况，其次看大学的师资，有没有几个真正做学问的老师。
深圳晚报：您提到大学教育要教学生像野狗，会自己生存，在这个过程中，用老师的言传身教，让学生具有责任心——但事实上，很多学校的大学老师跟学生关系并不密切。应该说是老师和学生都有问题?
张鸣：现在大学，师生之间就像陌客。老师教完走人，学生自己玩自己的。很多大学城，里面根本没有老师。我曾经说过，现在办大学，就像圈地养猪。
深圳晚报：您在这本书里很批判，说的是教学生如何度过大学时光，但其中看到更多对高校教育的批判。但您自己其实一直处在这样的环境下，好像您并不担心得罪人。
张鸣：现在人称我是公共知识分子，其实，我原本是想做书斋学者的。但大学的现状，让我不能不说话，不说话，良心过不去。我的批评，最早就是冲着大学去的。走到今天，怕不怕的，已经无所谓了，反正就得说，不说，良心过不去。现在，我在大学很边缘，但学校要开除我，也有难度。
大学里只看见官，没有别的了 深圳晚报：大学教育的行政化话题并不新鲜，不过我好奇的是，大学教育跟市场的关系，有的人会觉得学问跟市场太密切太像学术明星不太好，您怎么看?
张鸣：别的教授跟市场关系如何我不知道，但我的确跟媒体关系密切，书在市场上也能卖。我觉得，一个教授如果跟行政权力过于密切，资源都从权力哪儿来，还不如走市场。走市场，至少得有点本事。当然，有些人走市场，根本没有学术。但我自以为我还是做学问的，我的专论和随笔，都是读了很多书才写出来的。一些所谓通俗史学的讲者，胡编，或者让别人胡编自己讲。我跟他们不是一类。
深圳晚报：从您念大学，到后来在大学执教多年，您觉得现在的大学氛围跟以前有什么最大的不同?
张鸣：上世纪80年代的大学，比较自由。思想特别活跃。虽说整体知识水平不高，但人们在很真诚地讨论问题，学术上可以交锋。现在这个自由已经没有了，学术交锋，也已经不存在了。教授都在混课题，互相吹捧。行政化的面目，越来越清晰。可以说，大学里只看见官，没有别的了。
深圳晚报：现在回头看，您的大学生活对您最大的影响有哪些?有遗憾吗?
张鸣：我的大学生活很无趣，工科的教育，课业很重，成天忙于应付作业。我遗憾当初没法读文科，但也没办法，当年就是那么个情况。
深圳晚报：看您以前的访谈，好像您提到说，决定认真扮演好“公知”角色，当下环境下您对“公知”看法是怎样?以及您自己的“公知”身份呢?
张鸣：原来我一直不承认自己是“公知”。但现在“公知”被骂成这样，我就是“公知”了。做好我自己的事情，坚持对公共事务发言，言之有据。这就可以了。别人怎样，跟我无关。
深圳晚报：您现在的生活状态是怎样?阅读类型和下一步的写作计划呢?
张鸣：无非就是读书和写作，基本上是写历史。目前在写一个多卷本的近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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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鸣语录
“我喜欢契诃夫的名言：大狗叫，小狗也要叫——这个世界上大狗很多，豺狼虎豹也很多，大家都可以叫，小狗也有权利叫。”
“‘教改’不能成为教育部手里的一个玩意儿，因为它不是教育部后面小院里的那点小破事儿，要让它变成一个全民的运动。”
“我能干什么呢?我不是记者，不是官员，又不是法官，我什么都干不了。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喊一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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