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rcredi 30 avril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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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棺,神聖的隱喻(下)
—— 鄭義流亡文字附筆之六
作者:王 康
 
        1989年後,凱撒主義再次鎮制了耶穌精神,中國的“歷史敘事”,出現了重大轉向。蘇聯解體、東歐易幟、柏林牆坍塌、冷戰終結、全球化時代來臨,中共面臨空前危機,北京祭出韜光養晦旗幡,以部分經濟權益對中國人實行贖買。其秘而不宣的生存策略是,以世俗主義和物質利誘換取中國人對自由、政治權利、普遍人權和人生理想的追求,以守住其僭越多年而日益難以為繼的偽主流偽正統地位,即秦始皇—毛澤東、凱撒—斯大林主義,即東方敵基督身份。
         不言而喻,“非意識形態化”、“去神聖化”成為中共1989後口傳心領的統治秘訣,紅色帝國暫時執行自我坎陷自行潛伏的權宜之計,知識界的相應姿態——犬儒主義、鄉願哲學、“告別革命”、“拒絕崇高”式的精神市儈主義,各種現代後現代主義不一而足——遂為這一秘訣的附錄。一代人下來,中共新一代統治者成功取締了文人學者作家詩人的大腦和心靈,善惡是非的對抗較量悉被消解,巨量財富不僅強化了統治法器,還成功地降伏並馴化了文化知識界,其用心之陰險、嚴密甚至超過毛時代。不應忽視,重新意識形態化,紅色帝國自我神聖化,只是時間問題。
        歷史揭露,政治抗議,重構某種邊緣性理論體系,固有其價值。但是若沒有一種將歷史政治經濟社會的敘事轉向精神與道德敘事,若無一種連接東方與西方、塵世與彼岸、存在與神意、永死與永生的“聖靈敘事”,中國將永在唯物主義和無神論的暗夜爬行。
        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爾斯泰曾親臨索洛維耶夫的“神人類”講座,俄羅斯宗教哲學與俄羅斯文學有過歷史性的遇合,二十世紀俄國流亡文學深受這次遇合的啟示,即使“撞上了非日暦的20世紀”,也沒有淪為廢墟和嚎叫。鄭義以流亡者的孤絕,開始了向十字架的跋涉,他心中被一縷晨光照亮,那里站着他的兄弟姐妹,其中一位就是《素棺》主人、教宗約翰·保羅二世。
        路德、加爾文發動的新教改革,作為基督教一次重大轉向,告別阿奎那、聖奧古斯丁代表的中世紀神學,走向新大陸和全世界。17世紀後歐洲工業革命和文藝復興以及啟蒙運動從西方內部挑戰了基督教。19世紀後,現代社會科學和哲學佔據了傳統基督教的世俗空間,但真正的挑戰發生在20世紀。納粹、共產主義兩大極權主義的興起,兩次世界大戰、熱核戰爭可能性和冷戰,將人類命運帶到整體毀滅的深淵邊緣,世界危機呈現出啟示錄式的徵兆。人們猛然發現,如果不從人類的絕對狀態和終極價值發動一次反思,不在根本存在意義上重新檢查文明,在普遍道德、全球倫理和人類意識的基礎上實現一次內在而超越的精神革新,世界的末日和人類的滅絕只是時間問題。——宗教再次攸關世界人類,基督教的古老使命被要求獲得全新領悟。
        1962年秋到1965年秋,2540名教會領袖參與了長達四年的“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發表了《教會與現代世界憲章》和《告人類書》。標誌着公元325年第一屆尼西亞大公會議1640年後基督教最重大的轉向,直接面對世界的空前危機,直接關切、介入人類命運:戰爭、和平、信仰自由、人權、核污染、道德危機、環境、大眾傳播、文明衝突……《告人類書》直接致意各國執政者、思想和科學工作者、勞工、婦女、青年,申明人類本性與超越性不分離,歷史時代與永恆性不分離,俗務與靈修不分離,生命與恩寵不分離,人類與上帝不分離,“向世界顯示上帝的愛”,特別向“鐵幕内的沉默者”致意。
        如同共產主義傳入中國,遭遇皇權專制和流寇造反而必然變異一樣,西方基督教也必在共產極權主義和意識形態中國發生扭曲。據傳中國現在有一億基督徒,除了官方豢養的偽教徒外,眾多人都相信,信仰是、且只是上帝與個人之間的屬靈關係,“因信稱義”成為中國基督徒的基本信仰之道。此中所涉基督教教義和中國地下與家庭教會種種內在取議,本文不予置評。如果基督教不關切全人類,不為所有人提供自由、真理、信仰、公義、希望和愛,並把人類從精神上團結起來,它的全部價值、公信力和神聖性將立即化為烏有。如果基督教只是單向度的接納信徒的“純粹信仰”而不能生氣勃勃地介入和分享人類命運,那麼世界就會落到敵基督和魔鬼的手中。
        鄭義深契個人生命與上帝之間的根本關係,他在與上帝的感通時分享的充實、喜悅和感動,不僅構成其生命的新活水,而且成為其文學創作的新靈感。神聖性之所以是人類得救的內在基礎,在於只有它才能使個人從自然、社會、國家和歷史的臨時階段脫穎而出,人們才能反向審查和矯正世界,讓所有進程和每個細節都被重新定義而再獲價值。“上帝與個人的私密關係”揭示了基督教信仰世界的某種路徑,但這一信條在我們時代卻可悲地適合於極權主義下的世俗需要,其實是六十幾年來中國唯物主義—無神論和偶像崇拜的變種;在社會道德領域中,屬於極權統治臨時退卻衍生的中國常有的自我保全技俩,隱含着獨特的僭越、貪圖、無知和勢利,某種源自現代虛無主義的自我崇拜,某種隱蔽自洽的偶像替代。
        
                                                       
 
        回到《素棺》,回到教宗約翰·保羅二世。
        基督教與世界一樣,本身需要拯救。這種需求在出現的刹那,立即得到回應,教宗約翰•保羅二世以“道成肉身”的形式,把這個回應轉換成一種歷史進程,一次莊嚴儀式,一個充實光輝的典範人生。鄭義從那個令世界動容——共產中國合於自身邏輯地再次自外於那場感動無數人的場景——的終結性事件中的細節開始,回溯了這位非凡人物的歷史性鏡頭。基督教在現代世界的傑出代表,經過流亡作家鄭義之手,以美妙傳神的中文由此保存於世。
        《素棺》關於約翰•保羅二世的精神內涵極為豐富,述及對象遍及20世紀東西方重大歷史和精神現象。需要一本專著才能闡釋,非本文可以勝任。在此只提出幾點感受。
        鄭義用單獨一段文字追溯教宗一半姓氏“約翰”,似可理解為“正名”。初代门徒约翰曾用一句话概括《圣经》的救赎真理:“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位约翰,就是亲临耶稣殉难现场,并接受耶稣气绝前最后嘱托,把玛丽亚奉为生母的那位约翰。也就是追随耶稣之前在加利利海上打渔为生的渔夫约翰,《约翰福音》的作者约翰,十二使徒中唯一没有被钉十字架或砍头的约翰
        那是《聖經》四大福音書居其一的《約翰福音》中近兩千年一以貫之的精神族譜,除約翰一、二、三外,《啟示錄》就是通過約翰傳布的。20個世紀以降,西方——接著是全球——無數耶穌的信徒和非信徒、約翰的血緣和非血緣後裔、受洗和未受洗的人,都把這個名字作為教名或俗名。與中文相對,果耶穌像征受難和拯救,約翰則寓意著義和仁,合而為愛為凸顯教宗精神其來有自,鄭義特地引用九秩高齡的“初代門徒約翰”最後一次講道中的最後一句教誨:孩子們哪,你們要彼此相愛!然後在講壇上安然謝世鄭義提行寫道:
 
    講述一株玫瑰,使徒約翰始於根系,教宗約翰則始於繁花搖曳的枝頭。
 
         這里顯然省略了無數過程,“根系”與“枝頭”之間隱去了1883年間與“約翰”相關的無數故事,其中包括羅曼·羅蘭的《約翰•克里斯朵夫》
         19371月,傅雷在《譯者獻詞》中對中國讀者說:
 
        真正的光明決不是永沒有黑暗的時間,只是永不被黑暗所掩蔽罷了。
    真正的英雄決不是永沒有卑下的情操,只是永不被卑下的情操所屈服罷了。
    所以在你要戰勝外來的敵人之前先得戰勝你內在的敵人;你不必害怕沉
    淪墮落,只消你能不斷的自拔與更新。
 
       1940年秋,傅雷與中國同陷於民族危急存亡之秋,再在《譯者弁言》結尾留言:
 
      這部書既不是小說,也不是詩,據作者的自白,說它有如一條河。萊
    茵這條橫貫歐洲的巨流是全書的像征。
        尼采的查拉圖斯特拉現在已經具體成形,在人間降生了。他帶來了鮮
    血淋漓的現實。托爾斯泰的福音主義的使徒只成為一個時代的幻影,煙霧
    似的消失了。比“超人”更富於人間性、世界性、永久性的新英雄約翰·
    克里斯朵夫,應當是人類以更大的苦難、更深的磨煉去追求的典型。
 
          傅雷譯《貝多芬傳》譯《約翰·克里斯朵夫》的“個人理由”是,“把我所受的恩澤轉贈給比我年青的一代”,他又說,“我自己也還沒有渡完克里斯朵夫的最後階段”,即羅曼·羅蘭在其《卷十初版序》所預言“我寫下了快要消滅一代的悲劇”。果然一語成讖,不僅一代人,而是三代人甚至更多代人的悲劇降臨中國。
         在渡過潺湲河水涉向洶湧海洋時,聖者約翰•克里斯朵夫“眼看自己在上帝的至高的和平中化掉,眼看自己為上帝效勞,竭衷盡力的干了一輩子,”而向上帝呼叫:
 
        這才是真正的歡樂!
        主啊,你對於你的僕人不至於太不滿意吧?
        我曾經奮鬥,曾經痛苦,曾經流浪,曾經創造。讓我在你為父的臂抱
    中歇一歇吧。有一天,我將為了新的戰鬥而再生。於是,萬物與他一齊歡唱:
        所有的心只是一顆心。日與夜交融為一,堆著微笑。和諧是愛與恨結
    合起來的莊嚴的配偶,我將謳歌那個掌管愛與恨的神明。頌贊生命!
    贊死亡!
 
        1915年,瑞典文學院授予羅曼·羅蘭諾貝爾文學獎,“表彰其作品中的崇高理想……,同情和對真理的熱愛”。他是當之無愧的,就憑他為貝多芬立傳並將“約翰”這一神聖姓氏作為其不朽巨著的書名,也該獲獎。
        現在,輪到鄭義陪伴教宗約翰·保羅(“保羅”,基督教另一初代使徒的名字也曾凝聚起多少偉大的心靈,在二十世紀,就有保羅·蒂里希!)渡過約旦河、萊茵河、黃河、恆河、伏爾加河……,走向彼岸。
 
                      
 
        教宗的工作超過了他的所有前任,世界至今分享著他的心血。
       猶如一股自由的信風席卷波蘭,驅走恐懼,帶來信仰、希望和愛”,他與電工瓦文薩、“波蘭的勇氣和希望在一片樹林中“秘密會面”。鄭義引用波蘭歷史上第一位民選總統瓦文薩指出,促成自由波蘭的歷史功勛,“50%歸教宗,30%歸波蘭人民,20%歸里根、撒切爾、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鄭義的評價是:
 
        教宗約翰保羅二世推動了波蘭的自由運動,引發了東歐特別是蘇聯
    的共產總崩潰,由此冷戰終結,人類從核末日的陰影下得到拯救。教宗之
    死,標志著以殘暴著稱的二十世紀正式落幕。
 
       《素棺》傳遞的最給世人慰籍、鼓舞、啟示的信息,是約翰·保羅二世兩句傳遍世界——中國除外——的話語:
 
    不要懼怕。
        在愛裡沒有懼怕。
   
        從那时起,这一句“不要害怕”就成了他的口头语,成了他标志性
    的语言,成了他对基督教世界以及全人类的不断重复的伟大召唤。他以
    此激励普天之下受苦受难者,也以此真诚自勉。
 
        這恐怕是現代中國人最難理喻最覺陌生的兩句大白話,鄭義再三引用,因為它門的含義太深,在它面前,整個現代中國的全部精神求素和道德努力都黯然失色。
        人類太有理由懼怕了。懼怕是生命存在的背景,是生命本能的反映,是死亡、黑暗、非存在和虛無世界對生命的投影。動物在暴力死亡面前會產生懼怕,人的懼怕則是宇宙間最嚴重最陰森的事像。宗教的心理起源來自懼怕,上帝的形象帶有人類企圖消彌懼怕的希望。懼怕產生恐怖,導致痛苦和焦慮,也導致暴力和殘酷。人的特殊使命之一是擺脫懼怕,擺脫死亡、地獄的恐怖,擺脫仇恨、絕望的折磨。別爾嘉耶夫認為,基督教最仁慈的成就是幫助人擺脫魔鬼崇拜和奴役他人與被他人奴役的罪惡。自由、真理、英雄主義、光榮犧牲都能減輕懼怕,而鄭義特別推崇約翰·保羅二世的教誨:在愛裡沒有懼怕
         自從《約翰福音》把“道成肉身”顯示於世,基督教就真正與人的命運和使命不可分離了。約翰·保羅二世在就任教皇伊始說的第一句話“不要懼怕”,其背景包括全部人類歷史,而直指20世紀。“在愛里沒有懼怕”,是這個苦難世紀最深沉最富感召力的黃鐘大呂之音,它是一系列事件的引語,終結於一個新的開端。
        人類第三個千禧年之初,教宗在聖彼得大教堂的大彌撒儀式上,公開發布文告,“竭誠懺悔並祈求上帝寬赦歷代天主教會所犯下的諸般罪行”。不要害怕,不要害怕……这不仅是对他人的劝勉,也是对自己的誓约。因此,他义无反顾地承担起基督教群体在悠长历史中所犯下的种种罪行与过失,其中包括背离圣经,强迫教徒悔罪;十字军东征烧杀掳掠;宗教裁判所迫害异端;分裂基督教;敌视犹太教,对犹太人惨遭种族灭绝保持沉默;强行传教,侵害原住民;贬抑女性地位与尊严;对诸多社会问题漠不关心。
 
        懺悔中的他承受着超常的痛苦,他的手颤抖不止,如寒风中最后一
    片枯叶。最後,他柱著杖,蹣跚着行至一座耶穌受難雕像前,親吻耶穌
    的腳以此宣示認罪之真誠。
 
這一文告和行為,其意義與波蘭、東歐、蘇俄和全世界共產主義崩潰、核陰雲消散、冷戰終結的歷史功勛,形成我們時代兩則無與倫比的奇觀,後者對於挽救虛無、墮落、罪惡的人類精神,在“存在“和“終極”的意義上,以啟示人類一千年。
        蘇俄74年血流成河的罪行,僅僅在《古拉格群島》、《讓歷史來審判》一類書籍中受到揭露,參予埋葬二十世紀第一個紅色帝國、拒絕向自由開火的戈爾巴喬夫、葉利欽,卻沒有代表蘇共向俄國和世界人民悔罪。至今也沒有一位美國總統為贖賣黑奴、屠殺印第安人以及因為決策不當犯下的諸如“丢失中國”一類大錯而違背“登山寶訓”和“獨立宣言”所犯下的過錯悔罪。至於中國,能夠想像中共領導們為其“開國元勛”犯下的彌天大罪,在人民大會堂——而不是在高牆後面竊竊私語,用公開文告而不是秘密文件——向中國人民認罪懺悔嗎?
        鄭義告訴我們,除了中國全世界都知道,教宗約翰·保羅二世本人是極權主義受害者。沒有人會懷疑,如果中國人也能通過電視畫面親眼看見親耳聽見教宗的莊嚴懺悔,其心靈將受到何種難以言說的衝擊和清洗。
        毛澤東在總結其一生時,稱他做了兩件事,掠取了天下和發動了文革,並因此被裝進水晶棺。很難兩相比較,不僅在人格上,即使在純粹客觀歷史進程上,《素棺》主人翁与毛也是雲泥之隔,霄址之別。
         只有歷史—精神背景下,鄭義詳加描繪的教宗被刺,才有了超凡的寓意。
 
                                                十一
 
        列寧被俄國社會民主黨女黨員卡普蘭槍傷後,近兩千名該黨成員和其他布爾什維克政權的異已人士遭到鎮壓;基洛夫被刺殺後(斯大林一手策劃),三萬多人被處決。紅色政權絕不容忍對其領袖發動任何肉身攻擊。七千多名德國天主教徒、貴族、元帥、工會人士先後策動謀刺希特勒,暴君的回答是一律格殺勿論。即使在聖雄甘地身上,以命抵命的懲罰罰也沒有避免,年輕狂熱的凶手、印度教極右分子戈徳賽及其同伙被處絞刑,另五名同盟犯被終生監禁。至於中國,備受毛澤東迫害的人士,幾乎沒有如何消除這個暴君的念頭,卻有數十萬男女橫死於“惡毒攻擊毛主席”的罪名之下。
        與甘地一樣,教宗被刺是其生命中的必然。邪惡和陰謀不能容忍真理與美善不受傷害地顯示。鄭義正確地指出,最關心教宗健康的老朋友蘇聯克格勃”是真正的幕後主使。他們被謀刺的場景一樣:廣庭大眾,笑語歡聲,——與自己的兄弟姐妹同胞和人民無所隔閡的偉大生命,無時不刻不面臨著罪惡子彈的威脅。他們在那一剎那的呼聲完全一樣:噢,羅摩(上帝)!啊,聖母瑪麗亞!——如同每一個正常的中國人喊天呼娘一樣。他們對凶手的態度也一樣,不怨恨槍擊他們的“兄弟”,寬恕並為他祈禱。
        教宗大難不死,“因為神所賦予的結束共產邪惡的偉大使命尚未完成”。專程探望凶手,與他進行“一個人與另一個人、兄弟式”的交談,是比那偉大使命更偉大的使命。鄭義溫柔輕簡地刻劃了那“密密的鐵柱刻碎了窗外陽光的囚室里發生的一切:我为那个枪击我的弟兄祈祷。我已经诚挚地宽恕了他
         中國道德世界不曾出現過“以愛報恨”的奇跡。蔣中正先生在日本投降後曾號召國人“以德報怨”,當時就遭到延安的嘲笑和中傷。好事者為蔣辯護,稱他的原話和本意是“以直報怨”。孔子兩千五百年前就提倡“忠恕”之道,但1949年後的中國奉行的卻是夫子再再傳弟子朱熹的主張: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大規模持續三代之久的則是以惡待善,以怨報德,以暴力宰殺無辜。
 
                                                      十二
 
        教宗本尼狄克十四世曾與伏爾泰進行過一次甚為坦率而富於挑戰性的對話。兩人唇槍舌戰,對上帝、理性、人類本性、教會、革命、信仰、性、歷史責任等十八世紀歐洲最重大的話題的交鋒令人乍舌。伏爾泰作為啟蒙運動的領袖、基督教最大膽無情的反對者,而對同樣博學、開明、深諳歷史與人性的教宗,出語尖刻、充滿譏刺。教宗反唇相譏,毫不客氣。這場對話的背景是,基督教已處於空前退潮中,歐洲正被無神論和理性征服。本尼狄克十四世期望通過與伏爾泰推心置腹地交流,勸阻啟蒙主義的強悍勢頭,為歐洲保留信仰的堡壘,以防止暴政和墮落統治世界。在基督教1800年歷史上,這是教宗與世俗代表、最大的異端進行的首次平等對話。他們誰也沒有占上風,而教宗冒了極大風險。事實上,他立即受到幾乎整個教庭和全部神職人員的譴責。約翰·保羅二世跨出向世界懺悔的一步,其意義遠遠超過包括本尼狄克十四世在內的所有前任。
        教宗的世紀懺悔和寬恕,固然淵源於“十字架上的愛”,出自人類信仰生命之大不忍,然而即使身為教宗,這也是“史無前例的舉動”,基督教世界面臨的譴責和審判並不亞於感動和祝福。
 
     ——千載之罪,普世之過,他那老邁之軀能承擔得起嗎?
 
        鄭義對教宗的肖像素描,是基督教以及文學史上罕見的形像,甚至是人類的一個縮影——也許還是作者自己的某種未來寫照:
 
        低垂蒼老的頭,雙唇微翕,說不清在啜泣或禱告,也許是啜泣著禱
    告。歪扭的面龐上一道道的皺紋,如悲憫之淚衝刷出的火山的溝壑,
    被愁苦之浪撞得支離破碎的海邊的岩石,如懺悔之火焚燒烤過的傷痕累
    累的樹皮。白發凌亂的額頭無力地抵靠着權杖,衰老的軀體勉力支撐,
    一如沉侵於喪子之痛不可自拔的老父。有大風刮起,銀色的絲質長袍
    猛烈飛起,宛若一只受傷的巨鳥掙扎着展開一翼……
    為何教宗的面容總是很悲戚、愁苦?
 
        這是一個問題,必須作出回答。
        不可能在一篇散文中歷述教宗一生“親臨現場”的艱難、苦情、嘆息。他不是僅僅親臨人類不幸的事實,不是以任何名義諸如“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歷史辯證法”、“存在先於本質”、“為有犧牲多壯志”之類古今之外視生命如草芥的荒唐冷酷的邏輯,更不是假借任何主義、世界觀、先進思想乃至階級、民族、國家為大屠殺尋找理由,為無辜受難者提供慰藉。鄭義一直在思考類似問題,面對二十世紀獨有的罪惡和野蠻,以人類理想和世界未來為口號制造的苦難和不幸,幾乎取締了人的存在基礎。20世紀最行時的學問,都對人間罪惡不聞不問:形而上學、邏輯實證主義、存在主義、東方神秘主義、解構主義、現代儒學……只有在“各各他”的十字架映照着無辜者,只有道成肉身於十字架上的耶穌、約翰、保羅們走進人群,他們竭盡所能攙扶起行將到斃者,為無辜不幸者祈禱,以這個時代不熟悉的聲音提供救贖的建議,並且以道成肉身的神聖者的身份與人一同罹苦受死……他們將重心從彼岸移到此岸,約翰·保羅二世走在其中,是離我們最近的一個,——因着《素棺》。
 
        鄭義與教宗一同去到耶路撒冷納粹大屠殺紀念館,老人面色凝重,長時間沉默無語,整個身體都在微微抖顫”;
        他跟隨教宗走進“非洲死亡之心”乍得一間“家徒四壁一貧如洗的土屋”;
        他們去到巴西“最潦倒絕望的貧民窟”。教宗“巍巍摘下自己的戒指,送給遇見的一個不知名姓的窮人……這位精神世界最有權勢的人,那一刻顯然深感無力,那張如苦瓜般皺紋縱橫的臉上,流淌著難掩的懺悔和自責
        哥倫比亞,毒梟、恐怖分子、獨裁者的國度,“在百年的孤獨中掙扎的羊群……
        下面一段文字難以置評,它們敘述的事實和傳達的意旨,超過了漢語世界的認知經驗,也是對“悲戚、愁苦”之問的正面回答:
 
        約翰·保羅二世是歷史上出行最多的一位教宗。在擔任聖職的26
    這位通曉八種語言的傳道者,發表了3000多次演講,訪問了127
    個國家,路程合計100多萬公里,相當於地球到月亮距離的3倍。可謂足
    跡所至,無遠弗屆(中國除外!)。以致於那些以奔走為業的各國記者,
    也尊崇地稱他為“飛行的聖座”。這位“上帝的眾僕之僕”,拄着他的杖,
    風塵僕僕躦行於途,一直走到老病侵尋的暮年走到死。一如舊約時代,先
    知摩西拄着牧杖,帶領百萬奴隸出埃及、過紅海走向自由之地,走向自己
    的死亡。千禧之年,教宗登上西奈山巔,迎着三千多年前吹拂過摩西的高
    原之風,遠眺上帝應許之地。那一刻,他定然如摩西一樣感悟到歲月無情。
        再也走不動了。垂垂老矣。
 
         愛因斯坦在悼念瑪麗·居里——教宗約翰·保羅二世偉大的波蘭同胞——時指出,“由於社會的嚴酷和不平等,她的心情總是抑郁的。這就使得她具有那樣嚴肅的外貌,……這是一種無法用人和藝術氣質來解脫的罕見的嚴肅性。”
         人類歷史上幾乎所有精神卓絕的人物,都具有居里夫人式的嚴肅表情。達·芬奇、米開朗基羅、牛頓、貝多芬、托爾斯泰、索爾仁尼琴……相從心變,這種嚴肅性,出自他們持續終身的高度專注,宇宙的莊嚴和世界的奧秘排斥了輕佻、油滑、奉迎、虛偽,一切世俗的快活、浮浪、無聊都被嚴格禁絕。更不可改易的是,面對人類的不幸和罪惡,他們常懷遠逾常人的隱忍、悲憫和絕望。命中注定,他們是負軛躦行的使徒。在上帝那裡,那是輕省容易的,在他們,卻沉如十字架。
        鄭義,也具有那種嚴肅表情。
       順便說一句,從毛澤東開始,現代中國人的面容,幾乎看不到可冠以“肅穆”、“悲戚”、“憂郁”、“聖潔”和欣悦、欢快、爽朗、光辉的痕跡,墮落、頹廢、邪性、貪婪、陰險、下流等鄙俗的人性質素,不僅腐化了中國人的內心,也可悲地塑造了中國人的面容。
        絕不只限於“悲戚、愁苦”,擅長講笑話的鄭義記下了教宗一則小故事。露天大型集會上,孫輩年齡的少年少女唱起“祝您長命百歲”,教宗“顫抖著嘟嚷了一句:說來容易,做起來難!短暫靜默之後,掌聲驟起,全場笑翻
        毛澤東也有幽默感,迷戀於權利和陰謀,猶在“謙恭未篡時”。比如“重慶談判”期間,毛數此突然尖呼“蔣委員長萬歲!”滿座愕然失笑。
 
                                                十三  
 
         索洛維約夫死於20世紀元年,他以神秘的天賦、熾熱的言辭、磅礡的詩意、聖徒式的悲情和無與倫比的深邃,致力於“神化人類”、“世界之愛”與“永恆溫柔”,為俄羅斯贏得持續一個世紀的世界美譽。他比德國基督教思想家舍勒更早地斥責沙俄帝國對信仰和良心的侵犯,“乃是俄國最嚴重的犯罪”,他強調精神和愛是人的神聖性所依存,它們天然孱弱,完全不具備任何強力,但它們是決定世界意義的根本,生命的價值就在於把自然強力和世俗法則置於孱弱之愛和精神之下,以實現人的最高目標,人而神的合一。關於教宗“總是很悲戚、愁苦”的面容之問,鄭義給出了妥帖的回答:
 
        這面容和軀體所透露出的情感,恰與權杖上端耶穌受難像呼應,那就
    是承擔與悲憫、價值和意義,那就是在一個柔弱的肉體里因愛而生的靈魂
    的力量。
 
         天性與歷練使然,鄭義的觀察力和感受性極強。每臨史詩場景,其文字立即融入那場景內外匯際的氣氛,如葛底斯堡、天安門廣場、紅場,那些流動的畫面、聲響、氣息,變化不居的感受,千年一遇的細節。這時的鄭義,屏聲斂氣,兩眼高度凝神,兩耳充溢鼓蕩。最意外最華美的信息總會如善解人意的猛獸馴順俯就,鄭義與所有天才人物一樣,流露出一種君王般的俯瞰氣像,似乎他本人導演了史詩。
        動人的場景紛至沓來,梵蒂岡聖彼得廣場,燭光如繁星,最後祝福,彌留之際的波蘭話,教庭發言人、索達諾大主教,淚光,祈禱,歡呼,燦爛光輝,貫注萬物的是鄭義心中的贊美詩:
 
        我們沒有想到,在耶穌之後,在現實世界有幸見到如此美好的人性。
    他是耶穌的影子,他預先把天堂展示給我們。與他同世真是上帝賜予我們
    的格外的恩典
 
         壯麗的終場來臨。梵蒂岡,美國三位總統集體下跪,華沙、奧斯維辛集中營所在地克拉科夫、當然有瓦多維采——教宗故鄉,黑紗、禮炮,“為他們慈愛的父親和忠誠的兒子送行”;羅馬,兩千年間蓄積無數愛與恨、希望與絕望的聖彼得大教堂,60萬民眾和各國元首、特使,安魂曲,全球數十億雙眼睛……
         德國神學家朵罗士·蘇勒在紀念20世紀基督教聖徒朋霍費爾時指示,“他將帶領我們進入主後第三千年。”194549日,霍崩費爾走向絞刑架時說,這就是終點,也是我生命的開始,我馬上就要站在上帝面前。五十年後,200542日,鄭義心中的教宗站到朋霍費爾的起點上:
 
                他已經看到並且觸摸到神。
        人世的重負已然放下。
        現在是與神獨對的時刻了。
 
        在鄭義筆下,伴送逝者的“海浪般的沒有休止的歡呼聲,人類生命史上至為輝煌的一刻”如約到來。早春時節,春風骀蕩,天堂之門已經打開……極其壯麗的場面在最後和最初的時刻出現:
 
        在管風琴奏出的聖樂中,12個身穿黑色大禮服的人抬着教宗的素棺
    從聖彼得大教堂正門的陰影走出。當那個簡單樸素的柏木箱剛剛走進明
    媚如初戀少女的陽光,走進羅馬的視線——素棺被放置於一塊紅色地毯
    上,緊貼地面。棺蓋上放了一本打開的大紅封面的《聖經》。
        主教門頭戴白色禮冠,身披深紅法袍,魚貫進入廣場。一浪強風襲
    來,把他們的紅袍吹得凌亂不堪……棺蓋上攤開的《聖經》被吹起十數
    頁,每頁都呈完美弓形,如滿風之帆。
 
        這樣明察秋毫的觀察、精美絕倫的刻畫如此妙不可言的喻旨,出自一名中國作家之手,出自一名被虛無主義淹沒的國度所放逐的流亡者的孤苦而高傲的心,已非人工可以鍛造,只有神跡,只有聖潔與精靈的相逢,才能寫。
          華彩紛呈,波瀾壯闊,無以復加:
 
         不經意間,我窺視了一個難以打破的上帝的奧秘。
         雖然我再也說不出更多的話,但保羅二世,這位泥土所造的謙卑
     者,這位“眾僕之僕所給予我的感動是長存的……
         正如使徒保羅那堅如盤石的字句:舊世已過,看,一切都煥然更新!
 
        水晶棺里的僵屍,何曾享有這種榮耀?他們留給後世的,除了最初的如喪考妣、天塌地陷的懼怕和恐怖外,就是越來越嫌惡的鄙夷和怨恨。我們總是為晚已晚地意識到,世界的本質,不是水晶棺里面必朽的僵屍,不是僭越神聖的敵基督的“豐功偉業”,而是曾經發生在我們視野外的奇跡,發生在同一個星球上的神喻。我們受害並見欺於狂妄和冷漠,喪失、或從來沒有擁有對真實不虛的偉大人格的敏感,我們更陷溺於粗鄙的唯物主義和邪惡的無神論,竟至於對人類最可寶貴的神聖性不存敬畏、渴慕和贊嘆。我們的先人雖然希賢成聖,但確實欠缺在面臨人類苦難和罪惡時湧現的博愛與救贖精神,以至於我們從來不曾在無辜犧牲的祭壇前顫抖感恩,更無緣親灸讓我們的靈魂哪怕被神觸動過一次的幸福,而一掬熱淚。
      《素棺》是一團燭火,讓它照亮我們內心的黑暗;《素棺》是一個神聖的隱喻,讓它開啟我們依存卻隔絕的世界。
——《纵览中国》首发 —— 转载请注明出处
本站刊登日期: Wednesday, April 30, 2014
关键词: 素棺 鄭義 流亡

mardi 29 avril 2014

转帖王 康的一篇文章

素棺,神聖的隱喻(上)
—— 鄭義流亡文字附筆之六
作者:王康

        世界已不再從屬於由生而死的法則,而是從屬於一個更高的法則,即

   由於代表永恆生命的耶穌之死而產生的由死而生的法則。從那個時刻起,

   世界不再是從前的世界了,大自然已獲得了另一種意義;歷史被改變了,

   而你與我不再是、也不應該再是從前的我們了。

                                                       ——【美】保羅•蒂里希:《愛比死亡更強大》



                                                            

                                  一



         身為拒絕納粹主義並遭受希特勒德國驅逐的第一個“享此殊榮的非猶太學者”,蒂里希與斯賓諾莎和貝多芬一樣,屬於“為上帝而陶醉的使徒”。在現代人對終極關切和人生價值的信念方式普遍動搖之際,他以“向懷疑者傳布上帝福音”為己任,致力於在精神大危機中重新發現並獻身於新的拯救希望。

         把蒂里希歸為美國思想家,只在“流亡”的敘事性質上成立,——這位傑出的德裔基督教哲學家思考的對象遠遠超越北美大陸,正如不能把愛因斯坦稱為美國科學家一樣,——20世紀世界性流亡已在精神上把人類命運結為一體。

         同樣,流亡向鄭義授予一項特權,他據此可以不受阻撓地觀察、發現,按某種邏輯把被時空分割的世界銜接起來。在《紅刨子》、《石磨盤路》和《金棕櫚》中,鄭義已表現出非凡的“銜接”之功,《素棺》則是又一次絕妙的嘗試,在東西方兩種極端對立的像徵物中,為中國人的現代祛魅與心靈甦醒斬伐羅網,並又一次開啟了中國人未曾親炙過的人格世界,塑造了一個神聖的隱喻:素棺。



         世界就是、並且永遠是一個新大陸。

         阿基米德、哥白尼、哥倫布、牛頓、愛因斯坦們之所以出世,就在於隱藏在物質世界後面的奧秘有待於發現和揭示,但丁、莎士比亞、貝多芬、索爾仁尼琴們從事着同樣的工作。與前者不同的是,他們面對的是宇宙中最微妙最複雜最變化莫測的人類精神奧秘,但兩者都擁有一種奇異的契機:世界突然顯露出它那決不輕易示人的奧密。那奧密是一個支點、一個蘋果、大海遠方一條閃動的地平線、一道等式:E = mc²(愛因斯坦质能方程式),或一扇通向天堂的門戶、一個幽靈般的父王、一串敲門聲、一個缩寫Архипелаг Гулаг(“蘇聯勞動改造营管理總局”俄文缩寫)……,它們如同閃電、夢幻,轉瞬即逝。



          “當人們肩着那棺材從彼得大教堂高大的門廳出來,通過幾棵蒼翠的盆栽棕櫚樹,走進南歐那如葡萄酒般令人微醺的春風——”,一個奧秘在鄭義眼中閃現:羅馬梵蒂岡教宗約翰•保羅二世的棺材,竟然是——只是“一個長形木箱,一個包裝箱!”現場二百多位顯貴、幾十萬信眾和全世界數十億電視觀眾,有誰會發現裝殮教宗的原來是一隻“薄薄的未漆未畫未雕的木匣子”,還準確地估算出它的長、寬、高度,甚至辯認出那是一隻“柏木箱”,厚約五公分,屬“常見樹種,經濟實惠”?鄭義立即名之為“素棺”。

        有誰會在極盡莊嚴肅穆的神聖喪禮上,緊盯住逝者的棺木並“感覺到某種來自心靈的震撼?”偏偏有一個人會。就像無數蘋果在無數人面前墜落,偏偏有人沒有無動於衷,那個普通的蘋果竟然把月亮和太陽這兩個——對人類而言——最偉大神秘的星球以及無數天體聯繫起來,宇宙奧秘經由一個蘋果顯示於牛頓。

        牛頓是劍橋大學高材生、微積分創立者和英國皇家學會會長,千年一出的天才。鄭義曾經擁有巨量讀者,如果他不參與嚴重超越作家名份的天安門民主運動,其讀者還將持續增加。當教宗在梵蒂岡撒手塵寰時,鄭義的讀者已門可羅雀。牛頓有畢達哥拉斯、亞里士多德、托勒密、柏拉圖關於宇宙結構與運動規律的經典理論,有哥白尼、伽利略、培根、開普勒、笛卡爾、布魯諾等科學先驅和殉道者開掘前路,他的發現首先歸於其天才大腦,也是歐洲科學界共同的榮耀。流亡者鄭義沒有任何測量儀器,他卻發現了我們時代的一大奧秘,——不能跟牛頓的偉大貢獻相提並論,但在“發現”的意義上,存在比較性價值。

         就其專業而言,鄭義沒有僭越之嫌。他為自己開具的資格認證是:



    我曾經是一個木匠,一瞬之間,我覺得我領悟了教宗棺材所隱含

的寓義。



         在連續幾段木匠的棺材專業的敘述後,鄭義用了一段三段式論證,再次確認自己發現教宗棺材所含隱喻的依據:



當過木匠的作家恐怕不多,做過棺材的作家就更少了,當過木匠做

     過棺材又親睹教宗葬儀且為素棺所震動的作家,全世界有幾位呢?

 


         很難反駁木匠作家的邏輯,但其說服力還不夠充分。

         威斯敏斯特修道院牛頓墓紀念碑上,一幅天像圖,標刻着1680年慧星劃過夜空的軌跡。一個小天使一邊擺弄棱鏡,一邊給太陽和月亮稱重。牛頓劃時代的貢獻在於他對物理世界的偉大綜合。從此,塵世與天堂、自然與人類的兩重世界,被一個相互依存、聯繫和影響的宇宙體系所取代。

         鄭義的深層邏輯指向與教宗的素棺“相關的種種故事”。這些故事都是實際存在於這個星球上,以物化形態控馭過一半人類的東西,它們與素棺共同構成現代世界一種特異而荒誕的聯繫,——與那個幸運的蘋果一樣,簡陋的素棺承載着一個奧秘,因而具有非同尋常的隱喻意義。



                                     二



         即使在網絡時代,鄭義關於五具共產黨領袖水晶棺的描繪所傳達的信息,也格外令人觸目。

         這是五幕陰森、血腥、地獄般的現場描寫。肯定還有更多鄭義和所有局外人都無從知悉的幕後情景,但冰山一角也足以讓人倒抽冷氣了。一個“普遍聯繫”的世界,自然包括曾經統治了近一半人類的共產國家集團。它們由思想體系、社會制度、五年計劃、意識形態、黨、官僚、軍隊、警察以及眾多象徵符號諸如紅旗、宣傳畫、標語口號、巨型雕塑、大型歌舞……構成,凌駕一切之上的則是紅色君王們。鏈接這些現代凱撒與億萬子民、無量暴政元素、震懾天下威儀遐邇的,最終凝結在紅色帝國龐大金字塔頂端的,是共產黨帝王們的陵寢——分佈在莫斯科、北京、河內和平壤的五具水晶棺材。從1924年列寧之死到1994年金日成之死整整七十年間,歐亞大陸五名自稱無神論者的著名共產黨元勳——無論有多少種族和個性差別——都在死後被裝進水晶棺。此外,還有五名共產黨人和社會主義者也先後委身水晶棺:保加利亞共產黨領袖季米特洛夫、蒙古人民革命党創建人乔巴山、捷共主席哥特瓦尔德、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党主席內圖、圭亚那人民全国大会党主席伯纳姆,他們的遺體都由蘇聯專家進行防腐處理,後因種種原因陵幕被毀,水晶棺被拆除。據稱,委內瑞拉獨裁者查韋斯2013年去世後也將享受水晶棺待遇。



        萬物都有被辯護的權利。水晶棺確實不該由共產黨創始人負責。列寧本人究竟自然死亡還是死於非命,至今是謎。這位死在54歲的蘇聯締造者曾留有遺囑,本應有時間交代後事。寫下《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的列寧無論如何不會料到,死後被作為20世紀第一個現代木乃伊崇拜的樣品。蘇聯歷史充滿詭密和謊言,關於列寧遺體、水晶棺與紅場,世人所知甚少。據傳托洛茨基、布哈林認為,“把列寧遺體制成干尸是對他形象的侮辱,這與列寧的世界觀完全背道而馳。”列寧夫人曾央求蘇共政治局,“不要把对列寧的哀悼變成對他個人形式上的尊敬,不要修建他的纪念碑和以他命名的宫殿,不要為他舉行隆重的纪念儀式……他在世時对這些都不屑一顧,并把它們看作難以承受的負擔。”當列寧遺體已無可挽回地被強制施行了防腐措施後,克鲁普斯卡娅只能發出無力的抗議:“你們這是拿伊里奇做交易!”斯大林們當然有理由拿列寧的一切做交易,——黨的利益高於一切,列寧死後,斯大林就是黨。直到今天,是否保存列寧水晶棺,仍然是困擾俄國的一个累赘。

         斯大林雖然生前為自己發動了空前的個人崇拜,但這名前神學院學生猝死之後,一場最高權力的爭奪立即開始,以致這名暴君來不及阻擋他那些各懷鬼胎的同僚把他開膛剖肚。斯大林當年爭取到肩扛列寧遺體的前排位置,極富象徵性地爭取到最高繼承人的地位。1953年,蘇聯新統治者重演了這一幕。1976年,中共新政治局作出的最重大決定,就是修建毛澤東紀念堂,打造毛澤東水晶棺。中國人也許永遠無法知曉,曾在死後火化字據上帶頭簽名的毛澤東,怎麼也重蹈列寧斯大林覆轍,違背中國人“人死為大,入土為安,”的風俗,讓自己被他那些同樣各懷鬼胎的接班人最後利用一把。深諳中國權力史的毛當然知道伍子胥鞭尸楚平王的一幕,難以理喻,毛一輩子經營自己的王朝,到頭來卻落得屍骨未寒,老婆親信被擄,老身被體解彌縫的下場。

         毛澤東自稱“徹底的唯物主義者無所畏懼”,他們真的無所畏懼嗎?他們迷戀權柄、名份、天下、萬世一系,貪圖越多者,畏懼越多,當把整個天下玩於股掌後,獨裁者有可能產生厭倦而無所畏懼。讓心理學家去分析毛式人物吧。路易十五稱,我死之後管它洪水滔天。他至少無恥得真誠。毛應有自知之明,他的包括這句譫狂話語在內的許多胡言亂語都出自馬克思列寧斯大林的頭腦和口舌,但他多半不知,像他這種被唯物主義征服後再去征服中國的“特殊材料”已被俄國作家和詩人預表過。陀思妥耶夫斯基、梅涅日柯夫斯基、別爾嘉耶夫和舍斯托夫都告誡過,歐洲的不幸,俄國的不幸,世界的不幸,无一例外地都起源于与流氓痞子市儈無賴及其總精神代表魔鬼同流合污而喪失了上帝,而且後來还以為没有上帝也可以生活、甚至能進入天堂。

          陀思妥耶夫斯基一度撇开了帝国的罪孽,深入到人性邪恶的深淵,發現了能“超逾善惡”的拉斯柯尔尼科夫的可怕性。托尔斯泰很早就轉向宗教和人的得救問題,他们都隱約窺測到二十世紀先是俄國、繼而是中國人遭逢的更為殘酷而複雜的局面。陀思妥耶夫斯基對他所預感到的世界性演變與恐怖,對即將來臨的全人類的生命流失和價值傾覆,對他所憂心如焚的一億俄羅斯人被魔化的未來世纪問道:俄罗斯將走向何方?

  蘇聯帝國警察首腦雅戈達及其同志們,每次洗澡前,都要對特意設置的聖像开槍射擊,每次處决犯人後都要摹仿犯人臨死前的可笑舉動,索尔仁尼琴分析這些武装起來的、制度化和體系化的二十世纪的拉斯柯尔尼科夫們時指出:



   麦克佩斯的理由是無力的──所以受到良心的谴责。雅各也只是一

  只小羊羔。莎士比亞的惡人們的想象力和氣魄也就止于幾十具屍體。……

  歷代的世界文豪──莎士比亞也好、席勒也好、狄更斯也好──接二連

  三地给我們炮制出一些漆黑一團的惡人形象時,我們感到這在現代人心

  目中多少有點滑稽和笨拙了。他們的惡人清楚地意識到自己是惡人,意

  識到自己的靈魂是黑的。



    “因為他們没有思想體系”。索尔仁尼琴认为,俄國二十世纪的悲劇就在于“从西方刮來的那股黑风”,“它折磨和傷害了我們的心靈。”“思想體系!──它使暴行得到所需的辯解,使惡人得到所需的持久的堅强意志。那是一種社會理論,这种理論使惡人能够在自己和别人面前粉飾自己的行為,使他聽到的不是責難,不是咒罵,而是頌揚和稱誉。”

         由於思想體系,二十世纪遭逢了殘害千百萬人的暴行。莎士比亞的惡人不能逾越的界限,有思想體系的惡人卻能越過去──并且他的臉上掛着微笑。晶瑩剔透的水晶棺竟然被用來貯盛魔鬼,20世紀的怪戾和荒誕莫此為甚。


                                    三



         需要幾篇博士論文,才能深入剖析何以蘇共、中共統治集團會光天化日實行水晶棺木乃伊崇拜,究竟是特殊環境或一時靈感,還是其歷史必要性、政治競爭史、統治術、極權主義心理學以及民眾集體意識等共同促成的異常結果,抑或在共產主義經典文獻里雖無蛛絲馬跡的暗示、卻在20世紀國際共運史上公然施行的精神反祖措施。

         究竟是什麼力量讓這些以仇恨、驕狂、搶掠、殺戮、蒙騙為業的暴君作出並非出自其本意的臨終安排呢?是什麼魅惑讓他們的接班人敢於把他們的導師、領袖、統帥、舵手和父親開膛剖肚,與潰爛屍身作無望的抗爭以至最後用假肢假軀長久誆騙世人呢?鄭義給出的初步答案是,“他們的皇儲們為了以先帝之威望確立新君之地位,”因而“這些手握王爵、口出天憲的極權暴君也被他們所創立的制度剝奪了自由”——死的自由。

         鄭義進一步發現,水晶棺貯藏着某種特殊的人性秘密:



這些紅色君王們盡為偶像崇拜者,偶像崇拜的秘密是:以人凌駕於

 神, 把人性的罪惡神化。作為暴君和偶像崇拜者的人,他們身不由己

 地服從於一道鐵則:從他們一生自封神聖的行狀,以及蟄伏於內心深處

 的隱秘慾念,水晶棺應該是一個沒有違背他們意志的邏輯終點。

 


         這幾句判斷,已經本質性揭示了水晶棺主人的可稱正常的人性根據。鄭義卻沒有止於這種發現。把五具水晶棺僵屍聯為一體,把他們忍受令人毛骨悚然的被制作過程以如此可悲的方式聯系起來的,還有一種不能明言的特殊緣由:對死亡、尤其對永死的恐懼。



因為罪惡巨大,所以恐懼也格外強烈,對不朽和萬世長存之物也就

 異常渴求:在他們的集體意識里,能使屍身不朽並供萬世敬拜的水晶棺

,就成了永生、永恆的一個假想的實現。

 


         木乃伊崇拜是人類蒙昧、野蠻與文明開化之間的分水嶺現象。大金字塔壘築的不僅是埃及帝國的強大威儀,也是不朽與永恆的神靈符咒顯現於法老們的塵世圖景。拉美西斯二世的巨大神廟、石雕連同其木乃伊,借助古老的防腐術保存了3,300餘年。基督教的興起,耶穌上十字架又死而复生的神跡,使金字塔式塵國肉身不朽的嘗試,永遠成為迷信。

         某種意義上,埃及法老擁有其合法性。古代帝國的興起與衰落、目的和手段,代表了人類文明草創時期的自然狀態,沒有誰會審判他們。

         歷史顯示,共產主義本質上是基督教在20世紀的異化變種。它宣稱將在地球上建立天國,為達此目的,它自我授權,擁有基本教義、選民、大法官、紅衣主教、異端裁判所和上帝。它同時扮演着古老帝國的異代繼承者,依靠巫術(宣傳)、魅惑(欺騙)、恐怖(暴力)、許諾(解放),賦予這一切以活力的,是最高領袖的“道成肉身”與自我封聖。必須借助宗教性儀式和器皿,才能完成共產主義的世俗目標。

         另一個不能明言的理由是,按照紅色教父們的理論,共產主義的選民主體

——工農大眾——是文明歷史的被拋棄者,在馬克思恩格斯、尤其實際掌權的列寧斯大林毛澤東之前,他們是“沉默的多數”,在砸爛舊世界與創立新世界之間,他們必須擁有一種神聖的合法性。只有從莫斯科到北京的水晶棺,才能喚起一種沉寂了數千年的神聖性,一種類似十字架的救贖—犧牲—复活—永生世界。只有死亡,才能提供這種神聖性。

         共產主義的綱領和實踐,乃是其不義、不合法和罪惡的完整證據和自供狀。它的歷史性失敗的一種人性證據是 ,它的代表者、執行人幾乎無一例外地墮落為獨夫民賊和偽善者,並且最終都凝固在他們堂皇而陰鬱的囚籠——水晶棺中,等待着無數冤魂的唾沫和終難防範的鞭屍之辱。最讓他們永蒙污穢的是,人類全面覺醒與自由的浪潮已在另一半世界和紅色暴政奴隸們的內心匯成主流,十字架的光輝、善的意志和愛的力量,正在奏響新紀元的主旋律,世界歷史的天平已從陰森的墓窟移到陽光普照的廣場。這一偉大的轉移已經經歷了兩千年,幾具丒陋的僵屍不能阻擋。

         順便提一句,不知出於何種考慮,鄧小平不僅不為自己另建水晶棺,也不埋屍入土,而是一燒了之。恐怕多少有些“後怕”:遭受楚平王的命運。







         鄭義難以掩飾自己極度厭惡的心緒,記下毛澤東遺體防腐處理過程  ,禦醫們往屍體灌注福爾馬林,“一直把毛灌得全身腫脹,表皮光亮,防腐液如汗水從毛孔中滲出。此刻的毛,形象怪誕,臉如氣球,頸頭同粗,兩耳外翹……”萬事都需付出代價。

         關於共產主義邪惡和罪愆的歷史記錄和政治批判早已成為一門專業學問,鄭義本人在《紅色紀念碑》里曾作過系統分析。在歷述五具水晶棺蓄藏的血腥恐怖骯臟後,他已不再有興致作任何理論辨析,只是引用《聖經•創世紀》中“第一位殺人犯該隱的故事” 。上帝在該隱額上刻下記號,免得為人誤殺,並宣稱“凡殺該隱的必遭報七倍”——死亡是太輕的懲罰,“該隱必帶着恥辱的印記與世長存”。

         天下良善者、好人、君子和聖徒未必能並肩作戰,歹徒、惡棍、姦賊和暴君雖則不共戴天,但卻孱雜一種鬣狗豺狼秉性,一種“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生存魔性。神性總訴諸於每個個人的道德自覺,在具體歷史環境里,不忍之心、謙卑、溫情、虔敬、敬畏、辭讓、博愛,常常抵不過惡,更無力應付制度性的惡。在20世紀,若非自由美國,法西斯和共產主義兩大軸心集團國家,很可能實際統治着世界。——在此意義上,“美國例外”是一個幸運而苦澀的偶然。今天,這一威脅依然存在,這種威脅的軸心從莫斯科、柏林轉移到了鄭義的祖國中國。

         五具水晶棺,如此觸目地嵌於歷史。鄭義的天才在於,將世人熟視無睹的事實如此一目了然地坦陳於世,共產暴政的特殊印記被如此確鑿地定格於歷史的“前額”。鄭義以一己之力,對曾誘騙億萬人匍匐其下的暴君作了集體審判。上帝對該隱說,你做了什麼事?你兄弟的血,從地里向我哀告!鄭義追尋他的神問道:



這樣的一些仇恨與死亡的播種者、死神,怎麼就膽敢盛斂於透明的

     水晶棺里供後世瞻仰呢?

他們與希特勒一起,製造了一個人類歷史上最血腥的世紀,怎麼就

     膽敢奢望永生呢?

他們就不怕後人會指着他們的不朽之身說“那就是他嗎”?

他們就不怕最後的審判嗎?







         1961年,列寧格勒、莫斯科、格魯吉亞和烏克蘭代表團在蘇共22大上聯名要求,盡快將斯大林水晶棺移出列寧墓。大會於10月3日做出決議稱,“鉴於斯大林嚴重違背列寧遺囑,濫用職權,對忠誠正直的蘇聯公民進行大規模鎮壓,再將斯大林的水晶棺保存於列寧墓,將是一種褻瀆” 31日晚,這一決議被執行。斯大林的遺體被落入一個深坑,再澆灌上幾卡車水泥。詩人業甫圖申科在《斯大林的幽靈》中寫道:



大理石不會說話,水晶棺默默閃着光。

筆立的哨兵,臉色曬得又黑又紅。

當他們把他抬出列寧墓大門時,

幾縷青煙在棺木上繚繞,

一絲氣息從裂縫中漏出。

棺材慢慢升起,檫過了哨兵的刺刀。

他沒有說話,他沒有,他沉默着,閉着眼,

緊緊握住他那經過防腐的拳頭。

他只不過是裝死,他在裡面諳中注視着,

他只不過是打個盹兒,他在謀算……

我呼籲我們的政府,我請求你們,

派兩倍、三倍的哨兵來來看守這副棺材,

不要讓他東山再起!



         7月4日,根據蘇聯30個城市數十萬人簽署的致蘇共中央的呼籲書,決定在莫斯科建立一座斯大林時期犧牲者紀念碑,以及有關檔案館、博物館和信息研究教育中心,“以永遠紀念在斯大林恐怖專政下死去的蘇聯公民,培養我國公民不與罪惡和暴力妥協的精神。”斯大林水晶棺被銷毀,是撬動龐大蘇聯帝國柱石的第一步,這個橫跨歐亞的現代“利維坦”再也無法戰勝它賴以存活的內在悖論了。

         歷史在俄國翻過一頁,列寧水晶棺被移走已是時間問題。還有三副水晶棺、尤其在北京和平壤的兩個額印,還橫亙在中國和北朝鮮的心臟上。要鏟除它們,還需要時日,也許還需要流血。

         鄭義不再為此操心:該隱必帶着恥辱的印記與世長存!



         如前所述,人類奧秘乃是宇宙之謎中最複雜最難戡破的黑洞般的幽微世界,它必須通過心靈(而非大腦)方可望抵達。偉大作家不僅必須觸動心靈,而且必須感動心靈,豐富和純化心靈,才可能洞察人類精神的光明本源。否則,一切都可請歷史學家和文獻學家代勞。







         很難說鄭義受哪位作家影響更大,我在《素棺》里的閱讀之樂,似乎更接近雨果風格,即至善與極惡兩極世界的對比描寫。素棺與水晶棺的比較已經判然明晰,如同天使與惡魔。在兩者之間,還橫亙、綿延着無數裝載生命終點的棺材。鄭義沒有忘記,在教宗與共產黨黨酋之間,發生着一場特殊的爭奪。無權無言的“老百姓”在巍然矗立的帝王陵墓前只能感到難以抗衡的威儀恐怖,睡在水晶棺里的統治者遮斷了他們與世界的聯繫。他們很難知悉,還有另一類死亡、棺木和葬禮。鄭義始終懷抱某種“人民”情結。從某種角度,鄭義寫作的特殊動機,是跟共產黨爭奪人民。雨果從來不是人民中的一員,他卻把他最偉大的作品《悲慘世界》獻給了人民。喬治•桑、歐仁•蘇、大仲馬、巴爾扎克、左拉都寫過同情人民的長篇小說,只有雨果心中的人民上升到了崇高的位置:



對苦難人民的愛活在我的心中,

情同手足,我和他們心心相印。

可是啊,怎麼捍衛窮人的權利?

如何幫助徬徨瓢泊的人們?

這一切令我憂心如焚。



           鄭義不僅深懷人民情結,他自己就直接屬於人民,長期跟微賤的人民同呼吸共患難。鄭義身上特別優美動人的經歷和品格,是他對自己人民身份的確認,那份受壓迫受侮辱者的履歷,給予他堅韌、智慧、幽默和靈感的憑證。無論聞名遐邇的年代,還是四海飄泊無所依傍的流亡歲月,在他的言行和文字中,很難找到任何優越感、傲氣或顧影自憐孤芳自賞的痕跡,中國人最為世界稱道的美德——質樸——幾乎就是鄭義的天性。

         在教宗素棺與五具水晶棺之間,鄭義動情地描繪了太行山深處一座煤礦木工廠的師徒們打制“平板棺材”的細節,引用了《神樹》里“活底棺材”令人心碎的盜墓故事,右派反革命的“狼肚皮棺材”以及韓戰期間的“布棺材”。“就在人家那些保密廠、勞動模範、優秀黨員精心研制水晶棺同時,我們木工廠的弟兄們也隔三岔五地打造些尋常木棺”,鄭義還獨自為窮小子“黑小”弟弟趕制了一口棺材。他把兩段文字祭獻給連死亡都應付不起的苦難兄弟。細節,對話,聲響,神情一一逼俏而至。難兄難弟使鄭義恢復了溫柔,——話到人民意便沉。面對水晶棺主人,鄭義是另一付面孔,鐵石心腸,冷漠無遮。在兩萬餘字的《素棺》里,鄭義兩次動粗開罵。一次為那早夭的苦孩子釘死棺蓋時,“沒講究,沒講究,咱窮人家有他娘的啥講究呢!”一次是在計算金日成陵寢造價之昂貴與同期北朝鮮300萬餓殍後:



教宗的素棺、我當木工時和弟兄們打造的木棺,以及那些“活

 底棺材”、“布棺材”、“狼肚皮棺材”、黑小弟弟的棺材之屬,委實

 與水晶棺隔天隔地隔着九重天堂再加上狗日的十八層地獄。這些普通簡

 陋的棺材,裝的盡是無權無勢的窮人、好人。水晶棺則不然,那些以屍

 身不朽來僭越上帝的偶像,無一不是兩手染血的殺人犯。



         業已申明,鄭義的發現絕對不能與牛頓的發現相提並論,鄭義把教宗的素棺跟中國底層人民的簡陋棺材等量齊觀,那是出自也已提請注意的“流亡與自由”賦予他的特權。

         鄭義再次慷慨無私地把又一個貌似尋常的發現,放在我們眼前。一個中國文學長廊不曾出現的形象,一種中國歷史傳統和道德世界不曾產生過的人格,從此問世。







         文風陡變,——敘述對象變了,心緒變了。

         親切,敬愛,溫馨,贊美,全身心的欣悅。

         決非遠離苦難、悲劇、死亡,鄭義強調,素棺與水晶棺,簡樸奢華還在其次,其間深在的意義是死亡——如何理解並面對死亡。

         身為作家,鄭義涉獵深廣,文學、藝術、哲學、歷史、政治、社會學、倫理學、心理學,其學識可稱淵博。流亡賜予他的,是與一切外在、純粹知識有關聯而自成精神—心靈世界的信仰生命。基督教信仰使鄭義的文學創作發生的變化遠非任何知識、學理甚至經歷所能比擬。一種全新的觀照如“一線晨光照亮思維的小徑”。鄭義未必系統地研讀過20世紀基督教神學哲學,蒂里希、舍斯托夫、巴特、舍勒、拉康、西美爾、梅涅日科夫斯基之間的論辯,梵蒂岡宗教會議有關文獻未必都在他的視域內,何光滬、曾慶豹、劉小楓、林安梧等漢語神學譯介也未必增益了他的基督教信仰。正如鄭義的文學創作一開始就不是從政治學、異化理論、權力批判和人道主義切入,而直接受惠於人生經歷、內心體驗和良心一樣,他的宗教信仰也決非借靠基督教歷史、神學理論的門庭進入,而因由某種持久的感動、熱情以及呼吸生死之際的心靈震撼所賜,——正是信仰之為信仰、《素棺》之為《素棺》的奧秘所在。順便提一句,劉小楓近年轉向紅色帝國,認毛澤東為其“國父”,令學界诧異。孔子早已斷言:知及之, 仁不能守之, 虽得之, 必失之。劉之變,此其謂也。

        基督教信仰的垂臨,使鄭義的文學發生了哥白尼式的革命、路德式的新生。

        1949年以前,西方傳教士入華傳教400餘年,中華帝國解體,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始肇。即或發生俄國十月革命、《凡爾賽協議》和日本入侵,中國也可望經由辛亥革命、北伐戰爭、抗日戰爭,而成為正面接納包括基督教在內的西方文明的東方大國。但是《雅爾塔秘約》與蘇聯出兵中國東北,造成中華民族發生內戰,代表中國歷史傳統和與西方主流文明匯合的中華民國被向蘇聯“一邊倒”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導致中國民族生命與精神生命發生空前分裂。基督教和西方主流文明被指斥為西方帝國主義全球征服的精神入侵。與此同時,歐洲文藝復興、啟蒙運動和法國大革命宣揚的人道主義、理性原則、懷疑精神和批判哲學遭遇馬克思主義、社會達爾文主義、種族主義和尼采超人哲學,演化成激進主義與虛無主義,嚴重損毀了歐洲古典主義和基督教,造就兩次世界大戰和俄國、德國兩大極權主義。基督教幾個核心觀念諸如天國即將來臨的末世論、彌賽亞救世主義、選民優越性、最後審判,由於馬克思列寧主義對中國的勝利,在中國不可避免地異化為民粹主義、共產極權主義,最後徹底滑向其反題,不僅激活了秦始皇大一統帝國宿夢,而且引入現代人類最大的“敵基督”——馬克思列寧主義,建立起唯物主義無神論的中華紅色帝國法統。中國1949年以後的灾禍之所以具有如此邪惡而強大的破壞性力量,既不只是中國兩千年皇權專制、也不只是西方—俄國現代極權主義,而是兩種惡力在中國聯手結盟的集大成後果。中國儒學與基督教成全人類、救贖世界的神聖理想,都被可悲地遮蔽和取代了。

        1949年後,傳統儒生及其賴以依存的社會結構遭到犁庭掃穴式的摧毀,西方文明和基督教淪為最大禁忌,乃是上述集大成惡果和歷史宿命維持其異端正統性、非法合法性的邏輯必然。全部中國知識界遭受整肅和迫害,所有中國基督徒被囚禁、流放、處決的事實,明白無誤地表明,現代中國悲劇,不僅因為江山易手,而系於文明的大顛覆。偌大中國,凡受傳統文明和西方文明濡染者,無一幸免地飽罹磨難的慘劇表明中國現代噩運的雙重性質:秦始皇壓倒了孔子,凱撒僭越了耶穌,羅馬征服了耶路撒冷。

         如果一定要劃分輕重,那麼今天可以看得清楚,從西方和俄國輸入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斯大林模式遠遠重於秦始皇到朱元璋的亞細亞專制帝國的份量。北京政權的合法性來源連同其國家基本制度、意識形態體系、社會結構、憲法文本以及文學藝術、美學符號……都源自莫斯科——第三羅馬。在此意義上,基督教以某種極端詭譎的變異形態,征服了中國,中國成了最大的敵基督國。

        對於中國,“敵基督”是一個完全陌生的概念。傳統中國,與聖賢、君子、豪傑、大丈夫相對應的是暴君、小人、懦夫、鄉願,善惡標準出於道德裁決。《聖經》顯示,使徒約翰最早發出“敵基督”將會出現的警告。按照基督教,凡是偽稱代表上帝者、擅自以彌賽亞自居者,都是基督的敵人。在約翰兩封書信(约翰一书、约翰二书)裏,“敵基督者”以單數和複數兩種形式出現。敵基督是耶穌的反面,耶穌極端仁愛,敵基督極端邪惡;耶穌是聖父、聖子、聖靈三位一體的其中一位,敵基督是龍、獸、假先知三位一體的其中一位;耶穌從天父得到權柄,敵基督從撒旦獲得權柄;耶穌基督以拯救人類脫離苦難的為使命,敵基督以陷人類於大災難為目的。敵基督是人類罪惡勢力的集大成者,他的出現成為史無前例大災難的象徵。無疑,希特勒、斯大林、毛澤東、金日成等正是大大小小的敵基督。

        作為莫斯科紅場列寧、斯大林水晶棺的仿作,北京天安門毛澤東水晶棺,即是敵基督這一象徵難以遮掩的物證。越來越多的中國人都意識到,毛不是通常的獨裁者、暴君,而是一個難以理喻的怪物,即與耶穌孔子爭奪世界的撒旦魔鬼——敵基督。“敵基督”是分析、判斷20世紀幾大暴君最合適的概念,舍此不能作出公正而有效的審判。需要神學、社會學、歷史學、政治學、心理學等學科的綜合分析。鄭義沒有使用“敵基督”一詞,而素棺與水晶棺的對比已經鮮明地擘畫了上帝與魔鬼、耶穌基督與敵基督的兩重世界。
——《纵览中国》首发 —— 转载请注明出处
本站刊登日期: Monday, April 28, 2014
关键词: 素棺 鄭義 流亡

samedi 26 avril 2014

转帖余杰一篇文章

近日 网络上对柴玲给天安门母亲的一封公开信 炒得沸沸扬扬 VOA卫视的<时事大家谈>和<焦点对话>节目对此也做过专门讨论 我看过柴玲的信后 感到好像是误吞了一个苍蝇 本想写点什麽 今晨看到<纵览中国>网站余杰的短文 比较认同 现把它转帖在这里
余杰 柴玲几乎是同时在北大读书 同样都自认是基督徒 但他们认知的差异竟如此巨大 难解!
当然 同一时期 北大也造就过像孔庆东这样的人 说怪也不怪 一九四九以后 北大早已今非昔比
下面是余杰的文章

柴玲,請学习什么叫敬畏
作者:余杰
 
看到柴玲几近神经错乱地发表了一封給天安门母亲丁子霖的公开信,我出离地愤怒了。一个人可以犯一次错误,可以犯两次、三次错误,但不能一辈子都犯错误。一九八九年的时候,二十多岁的柴玲在学运中犯過严重错误,可以用年少轻狂来掩蓋;但近年来,她一而再、再而三地借耶稣基督之名为屠夫民贼开脱,炫耀自己的富贵与幸福,为自己涂脂抹粉,讓人忍无可忍。一个已经四十多嵗的成年人,为何如此缺乏基本的理智与情感呢?

柴玲在这封公开信中提到「不必为政府是否平反六四而绊倒和苦恼」,而是应该以「感恩的心等待神的时间带来」,俨然一副居高临下的姿态,教导天安门母亲們如何做人。然而,这几句话反倒显示出她并没有认真阅读圣经,完全不明白圣经真理。作为公共人物,柴玲的此类公共表达,不是在傳福音,而是曲解圣经和基督信仰的本质,讓世人对基督信仰产生错误和负面的影响。柴玲应当学习安静和敬畏,不要再羞辱主的名了。

圣经中的愛与悲悯,绝对不是自以为是地、高高在上地炫耀和施舍,而是“与哀哭者同哀哭,与捆绑者同捆绑”。耶稣常常为那些深陷在苦难中人们难过流泪,柴玲为何偏偏为“六四”屠杀而感到“喜悦”呢?这是一种多么扭曲和怪异的情感。如今,柴玲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不再是当年的无知少女了。那么,为什么她不能以一颗母亲的心,去理解与敬重天安门母亲呢?倘若她自己的孩子是在天安门屠杀中死去的孩子,她会哀哭切齿嗎?她还能如此轻飘飘地站在一边說风凉话嗎?

圣经反复强调愛与公义的平衡、恩典与律法的平衡,没有公义的愛毫无疑问就是伪善。上帝多次借先知的口甚至亲自来诅咒、惩罚暴君和暴政。对暴君和暴政一厢情愿地和解、纵容,其实就是对被杀戮者和被压迫者的犯罪。柴玲所标榜的原谅和宽恕,是有明确的选择性的:中共政权太强大了,她不愿继续与之对抗,所以要以一种低姿态换取进入中国做买卖的入场券。而此前拍摄纪录片《天安门》的导演卡玛,因为对有柴玲做过负面报道,柴玲就仗势欺人,不依不饶地用打官司的方式,讓其倾家荡产。这样的做法,連中国独立知识分子王力雄都看不下去了,遂撰文严厉谴责柴玲。那个时候,柴玲的宽恕之心究竟到哪里去了?她連一个批评她的媒体人都不能宽容,有什么资格教导天安门母亲宽容刽子手呢?

不懂得什么是敬畏的人,往往情不自禁地將自己当做上帝。昔日在天安门广场上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柴玲是如此;如今一掷千金、把基督教当做独享的“惩恶扬善令”的柴玲更是如此。

所以,我只能对柴玲說,你信的神不是我们这些认罪悔改并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信的神。

 
——《纵览中国》首发 —— 转载请注明出处
本站刊登日期: Saturday, April 26, 2014

mardi 22 avril 2014

转帖美国之音的一项问卷调查

中共不少贪官是苦出身,所谓根正苗红,为何猛结贪腐之果?
 
1.1%
 
50.7%
 
22.3%
 
25.9%

vendredi 18 avril 2014

记阎华堂先生


阎华堂先生是位体育教师 他和我有过两段师生缘
1943年 我考入北京的志成中学 刚入学上初一的时候 教我们班的体育老师是阎华堂先生 那时他三十多岁 年富力强 教我们一些体育的基本动作 记得有一项动作是对着墙托排球 考试时 初一的小孩子能托三个就是六十分 出乎我意料的 我竟托了七个 按我自己的计算方法 既然三个可得六十分 托六个应是一百二十分 我托了七个 应该得一百三十多分了 因我在小学时  音乐体育 美术 劳作这所谓的小四门 从来没得过高分 上中学后 排球这一项 我比其他同学托得都多 心中颇为得意 期待着得高分 没想到 分数出来 我不是预期的一百多分 而只是七十几分 有点失落感 就到体育老师的办公室去找他  阎先生很耐心地对我说不是按你想的那样记分 他拿出一张表 上面列着初一生托三个是六十分 四个 五个。。。。各是多少分托得再多 也不能超过一百分 他是按着表格给的分数 一点没错
志成中学那时共有三位体育教员和一位国术老师 国术老师叫韩其昌 当时有四十多岁了
1948年我高中毕业后 参加了工作 1954年考入北大物理系 入学后发现 阎华堂先生 韩其昌先生和志成中学另一位体育教师都是北大体育教研室的 他们三位原来都是燕京大学的体育教师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 侵华日军接管了占领区内所有的教会学校 包括我就读的崇慈小学 所以我不得不转入另一所小学 燕京大学于1941年被迫关门 教职员工只得自谋生计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阎先生等才被迫到中学任教 抗战胜利后 燕京大学复校 阎先生等人自然回校  1952年院系调整 燕京大学并入北大 阎先生等人也到了北大
我入北大时 已经二十三岁 体力比不上十七八岁的小伙子 体育分班时 我选择减轻一组 相对于大部分同学的正常组 及格线略低 比如 正常组跳高 1.25米及格 减轻一组的学生跳过1.20米就可以了 其他项目也类似  我读大学时 一 二年级有体育课 我读到二年级时 又是阎华堂先生教我们体育 这是时隔十二年以后 我再次受教于阎先生 感到很亲切 此时 他已四十余岁 体力也不如从前 不能再教正常组 只能教减轻组了阎先生教了我们一年 没什麽特别值得记述的 有个小插曲 比较好玩 不妨写下来 供大家一笑 有一位俞姓同学 在上体育课齐步走时 可能有点紧张 走起来手和脚不配合 左脚在前时 他的左手也在前 阎先生发现后 把他叫出来单独走一趟 结果 他更紧张 手和脚还是一顺 阎先生问他说 你平时走路也这个样子吗?逗得同学们笑得前仰后合
几个月前 偶然看到文化大革命中北大被迫害致死的人员名单 阎先生的名字竟在其中 很令我惊讶 他教了一辈子体育 没有惹是生非 不知为什麽未能逃过这一劫 不知他是被打死还是忍受不了虐待而自裁
阎先生曾留学美国学体育 他的专长是篮球 是篮球的国家裁判 还是全国篮球协会的副会长 1949年之前 北京育英中学有个名为木乃伊的篮球队 在当时的北平水平最高 比起几个大学的篮球队都强  燕京大学和育英中学都是教会学校 两校有推荐保送的关系 这木乃伊队就得到过阎先生的指导 木乃伊队的几位主力队员后来也被聘到北大教体育
写此短文  纪念阎华堂先生 愿先生安息

jeudi 17 avril 2014

Orsay 的<野韭菜>


Orsay 位于巴黎西南约二十公里处 行政上属大巴黎地区 常住人口约两万 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已超过千年 由于巴黎南大学理学院(又称巴黎十一大)设在这里 附近还有国家科研中心下属的许多研究所和实验室 法国原子能委员会也在邻近的Saclay 所以 这里居民的人文素质较高 社会秩序良好
Orsay 是一丘陵地 Yvette河贯穿全市 森林绿地均多 物产丰富 这有大片的栗子树林 山坡上有柿子林 每年九月底到十月底 可以拣到不同品种的栗子 再晚些时候可以到山上采摘柿子  十一大校园内 还有苹果树 李子树
Orsay 最著名的还是中国人所说的<野韭菜>
十一大正门入口处 有一片树林 每年三月大地复苏之时 林中生出一种像是野草的东西 叶子较宽 和铃兰花的叶子相似 五月结籽 之后就枯萎不见了 1978年后 最早来法的留学生住在附近的宿舍 其中有学农的 经过这里时 闻到韭菜的香气 而后又看到它的籽粒和韭菜差不多 这引起了他们的兴趣 请教法国人 法国人称这种草为野蒜 (l'ail sauvage) 这些学生对这种草进行分析化验 证明没有毒性 试着当韭菜吃 如炒蛋 包饺子等 效果很好 于是称这草为<野韭菜>
开始时 享用这种天赐野味的只限于在十一大工作学习的中国人 后来越传越广 据说连瑞士 德国都有人知道了巴黎十一大的野韭菜 来采的人越来越多 周末 常见有华人远道开车来采
我因肚子大 蹲不下 没法采 老伴有爱心 每年的三月底到四月中旬 她都在周五周六采许多 周日带到教会送给弟兄姐妹
除了十一大校园外 附近的森林中也有大片的野韭菜 只是外地人多不大知道 他们来 全是奔着十一大校园 我老伴则多是在校外的林中采
今年是暖冬 三月中旬 野韭菜就长出来了 采的人特别多 有人可能是想把它移植到自己的花园 所以不只是采而且像挖地雷一样地连根挖走 大学进门处的林中 地面坑坑洼洼 植被都被破坏了十一大的行政当局不得不在韭菜地周围栏上胶带 贴布告禁止再采 布告是用法文写的 还不晓得来采的华人看不看得懂 不过 看不懂也罢 因为经过长时间的洗劫 十一大里已经没有韭菜了
中国人往往把事情做到极致这< 野韭菜>就是一例

lundi 7 avril 2014

北大教授造谣骗人 可以有人指责 教会的传道人骗造谎言欺骗会众却平安无事 继续站在讲台上 让人认罪悔改 这玩笑是否太大了

毛左编造米歇尔北大演讲遭呛声谣言被指恶犬爱国
作者 北京特约记者 周西
近日,北大教授孔庆东在自己实名认证的微博上透露了一个消息,说什么有北大女生向来校演讲的美国第一夫人米歇尔发难,结果米歇尔被问得哑口无言等等。我们今天的话题就从这里说起。米歇尔此次在北大演讲,曾谈到“当所有公民的声音和观点都能得到倾听时,国家就会变得更加强大和繁荣”。对此,一位北大女生站起来反问她:“美国的强大是不是因为,美国情报部门在倾听民众的声音?你能否告诉我们,在美国,倾听和监听的区别在哪里吗”?对此,米歇尔哑口无言,最后只好说此行不谈政治。
作者李吉诃德的文章说,孔庆东的这条微博有声有色、有来有往,仿佛真的身在现场一般。《环球时报》的“战略评论员”, 著名毛左戴旭不仅迅速转发这条微博,更是加注了“北大的女生够强悍!希望多几个进入外交部门”等等。左派网民欢欣鼓舞,点赞逾千,各色人等趋之若鹜,转发过万。孔教授无疑是想以此来证明,那些整天将自由平等权利挂在嘴边的人,在行动上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
孔庆东的上述言论很快遭到网络质疑,凤凰卫视记者胡玲迅速便在个人微博上驳斥孔庆东,称“这完全是造谣!”。胡玲表示:“我当时就在现场,米歇尔北大演讲近20分钟,根本没有什么北大女生站起来质问,同时,胡玲还将米歇尔在北大演讲的完整版视频链接帖出,以正视听。这件事在网上掀起了轩然大波,大家都觉得这是奔着500条转发量去的,纷纷出手立志要将这条微博的转发拱到500次,以求警方干预。然而事情又起波澜。
作者六朝闲话的文章说,一个网名叫染香的人主动挺身而出,说这只是他编的一个段子,他做了鱼饵,孔庆东只不过是甩杆而已。染香女士大无畏地声称,她原本就是故意造谣,有能耐的向她开炮,不过请放过孔教授!真是义薄云天了!染香女士和孔庆东先生历来都是拥护政府打击网络谣言的,那么为什么要明知故犯呢?孔庆东也不含糊,不仅默认了此事,还将其另外贴了一个标签称,他们男女合作,是在钓鱼!要通过这种方法,让所有的汉奸露出原型!并把自己的行为形容为是在拿一块骨头遛狗玩。
《钱江晚报》的文章说,孔教授想给大家上一堂爱国主义的课,可听到的人却感觉就像是误吃了一只苍蝇,十分恶心。他不仅成功地让一部分不明真相的人,相信了他所编造的故事,又捎带着把所谓“美国走狗”的骂名,扣到了另一部分想说明真相的网友头上。我猜想,孔教授当时必定不在现场,要不然也不会捅出这么大一个娄子,当发现不是那么一回事时,便立即展开自救活动。见风就是雨,圆不了的时候就说这只是一个段子,显然,这个段子一点都不好笑。
六朝闲话的文章又说,毛左分子用这种方式来赢得主子的欢心,如此忠诚,不免让人敬佩!但谣言就是谣言,像这样耍流氓手段,正是他家太祖思想的精髓,比如明明是专制独裁要搞家天下,他却偏偏要骗人说,是什么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再比如明明要骗人上当是个阴谋,他却偏偏要说自己玩的是阳谋。至于今天的亲密战友,明天的叛徒内奸,信口雌黄都是金口玉言。可笑的是,骗骗自己可以,骗别人也骗不了长远,最终只能在绝望中死去。
崇拜政治流氓哲学的染香和孔庆东等人,自然也要效仿此道,撒个谎,骗个人,在他们看来算不上任何道德的缺失,他们的道德就是将人类的道德彻底消灭掉,这样一来,他们自已也就成为道德标兵了!真是不知道人间还有羞耻二字。事实上,中国的左派大多都喜好造谣撒谎,这是基因决定的东西,很难改变。从前是撒大谎、造大谣,从57年到66年,从红头文件到两报一刊。但凡谈到对手,就是“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但凡说到自已,则永远是“从胜利走向胜利”。
李吉诃德的文章又说,染香和孔庆东一个造谣,一个传谣。一旦被人揭穿,就又玩起了惯有的无赖术,将谣诼称为“段子”,仿佛成了他的“创作”。不过,这条“段子”也的确有孔庆东自已的“创作”,那就是“米歇尔妹妹”。这姑且可以视为一点“幽默”、一种挖苦。作为北大教授,这次他又占了便宜。米歇尔自然不是他的妹妹,孔庆东自然也不是米歇尔的哥哥,他只能永远是金正日的儿子、薄熙来的外侄、金正恩的兄弟……,这些都是他至死不愿改变的心愿。
中国的左派“爱国者”向来仇视美国,米歇尔作为美国第一夫人自然也在其列。米歇尔此行不知对中国了解多少,但假如她知道了这件事,或许倒会了解得更快更准。与此同时 ,也有评论写道,北大教授孔庆东,多年来以在媒体粗口骂人扬名海内外,总是口不离狗,给人以真疯狗在人间而非在狗群的现世感,永远表现出“恶犬爱国“的忠犬姿态,凭心而论,如真要在当下文化人中以狗论人,绝对非北大教授孔庆东莫属。
清华大学教授肖鹰的文章《孔庆东与狗》说,然而,虽然狗性十足,孔教授却总要表现出以狗为恶、以狗为敌的姿态,他不仅骂论敌,甚至骂到香港人,都以狗称之,引发了国内外人士和媒体的强烈谴责。在北大发表演讲的米歇尔女士,作为当任的美国第一夫人,是受到中国国家主席和夫人邀请来中国做友好访问的国宾。身为北大教授的孔庆东,公然在媒体上针对“国宾”放肆造谣,如此行径暴露出来的虚伪丑恶,究竟是“爱国”,还是“辱国”,还须国人费心分辨吗?
孔庆东“恶犬爱国”久矣,他的丑态劣迹,也久为天下不齿!孔庆东现象证明,养恶犬以爱国,违背时代,违背文明。一个真正强胜的中国,是不须“恶犬爱国”的;一个真正文明的中国,是不容“恶犬当道”的。
首都师大陶东风教授在转发肖鹰的上述文章《孔庆东与狗》时,发表的“转贴提示”说:孔庆东是北大的教授,米歇尔的演讲也是在北大,北大校方不出来表态,难道是想默认这个谣言?让北大的师生们背黑锅吗?北大不开除孔庆东是北大的耻辱,中国政府对孔庆东之前的和此次的恶行熟视无睹,是中国政府的耻辱。在孔庆东问题上的分歧,不是左与右之间的分歧,也不是政治观点之间的分歧,而是文明与野蛮的分歧。
不管政治观点如何不同,争论双方都起码都应该是人,有人的基本价值底线吧?因此,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分歧,不是政治立场的分歧,而是做人还是不做人的分歧。窃以为那些以为孔庆东骂人是够爷们、真爱国、有勇气的孔粉们无异于自绝于文明人,也是对爱国的极大污蔑:这不是爱国,这是毁国。难道堂堂北京大学堕落到连骂人对不对的判断力都没有了吗?
陶东风的文章最后强调说,其实,无论是北大还是中国政府,目前都不需要在左或者右的问题上表态,而是要在文明和野蛮的问题上表态。在左、右的问题上不表态,失去的只是某些政治派别的支持,而在文明与野蛮的问题上不表态,失去的则是整个文明世界!孔庆东从前曾经骂香港人是狗,这无疑是分裂祖国的行为,但官方对此却从未表过态,这又怎么能让香港民众信任中央政府呢?
附:北大歪嘴斜眼教授微博公开造谣 有没有人追究 ?
川人2014-03-24


北大歪嘴斜眼教授造谣,被凤凰记者胡玲揭穿
DR
关键词 : 中国 - 中美关系 - 政治 - 社会 - 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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