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抵抗黑暗的最好办法，是让自己光明 – - 胡适先生五十五周年祭 |
| 作者：群学君 |
 胡适先生 1891.12.27—1962.02.24
01
1962年2月24日下午，台北南港“中央研究院”蔡元培馆正在举行新老院士欢迎酒会，参加酒会的，是学术界的最顶尖一群人物。
发表祝酒词的，是71岁的院长胡适先生。他指着台下的一位仪态端庄的女士说：
我是一个对物理学一窍不通的人，但我却有两个学生是大物理学家。一个是北京大学物理系的饶毓泰，一个就是这位曾与李政道、杨振宁合作证验“对等律之不可靠性”的吴健雄女士。而吴大猷却是饶毓泰的学生，杨振宁、李政道又是吴大猷的学生。排行起来，饶毓泰、吴健雄是第二代，吴大猷是第三代，杨振宁、李政道是第四代了。……这一件事，我认为是生平最得意，也是最值得自豪的。
台下坐着的，正是胡适一生引为自豪的学生吴健雄——当时“中央研究院”唯一的女院士，也是美国国家科学院唯一的华裔女院士，居里夫人之后国际物理学界当之无愧的“女王”。
忽然之间，胡适先生晃了一晃，仰身向后倒下，后脑先碰到桌沿，再摔到水磨石地面上，立刻失去知觉……
亲眼目睹这一切的吴健雄，当即泣不成声。
一个多钟头以后，噩耗传来。吴健雄号啕痛哭，浑身战栗，如果不是丈夫袁家骝扶着，她连站起来的力气都没有了。
两年前，吴健雄的父亲去世。悲痛之际，她第一个想到的，是写信给胡适先生：我一生受我父亲和您的影响最大，可惜我父亲在今年正月三日在上海故世，从此生死永别，言念及此，肝肠寸断，泪不自禁矣……
终其一生，吴健雄都记得1936年刚到美国，胡适先生写给她的那封信：
你是很聪明的人，千万珍重自爱，将来成就未可限量。这还不是我要对你说的话，我要对你说的是希望你能利用你的海外住留期间，多留意此邦文物，多读文史的书，多读其他科学，使胸襟阔大，使见解高明……做一个博学的人。
 胡适与吴健雄
02
胡适先生的死讯像投向平静湖面的一粒石子，瞬间引起一圈又一圈涟漪。在接下来的一周内，这个消息成为全台湾最大的新闻。
第二天一早，女作家苏雪林在报上读到了讣告，泪水顿时夺眶而出。
临近中午，正在家里打麻将的梁实秋接了一个电话，几分钟后他回到桌边，另外三个朋友发现他整个人都怔住了。过了好半天，他才说：胡适先生过去了。傍晚，梁实秋接到采访的电话，他说了八个字：如可赎兮，人百其身。
消息很快传到美国，张爱玲先是惊愕，然后回忆起几年前她和胡适最后的那次分别：
我送到大门外，在台阶上站着说话。适之先生围巾裹得严严的，脖子缩在半旧的黑大衣里，厚实的肩背，头脸相当大，整个凝成一座古铜半身像。我跟着向河上望过去微笑着，可是仿佛有一阵悲风，隔着十万八千里从时代的深处吹出来，吹得眼睛都睁不开。那是我最后一次看见适之先生。
同样是在美国，唐德刚、周策纵等人组织的白马社则开始筹备“胡适纪念专号”。
得知消息的那一刻，陈之藩在英国曼彻斯特含着热泪开始写《在春风里》；李敖开始写《胡适先生走进了地狱》；胡适的论敌徐复观则放下攻击，开始写《一个伟大书生的悲剧》。
那一刻，殷海光看到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落日的余晖；那一刻，狱中的雷震满眼泪水——他还要等待很多年才会从监狱中走出来。第二天，狱中的雷震在日记中写道：
昨天晚上听到胡先生去世的消息，晚上做了一晚的梦。先是大哭，梦中哭醒。后来又做梦，和他在一起……直到天亮起来为止。今日上午看报，我两次流泪，这是卅六年秋葬母以后的第一次哭，可见悲哀之甚。这里送报人说，拿到报，眼就流泪，许多看报的人哭了。
 胡适与雷震
03
胡适去世几个钟头以后，蒋介石就在官邸里收到了消息。
第二天，他就安排蒋经国瞻仰遗容，顺便带去挽联：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
死者为大，但这只是一句客套话。就在胡适下葬以后的第二天，蒋介石在日记里写道：
胡适之死，在革命事业与民族复兴的建国思想言，乃除了障碍也。
这才是心里话。
终其一生，胡适都希望做蒋介石的诤友，可惜，历史没有真正给他机会。
 胡适与蒋介石
04
胡适的死讯，在台湾对岸的大陆，几乎没有引起任何波澜。
这与几年前的情况恰恰相反——从1954年开始，经最高领袖授意，大陆发动了浩浩荡荡的“批判胡适运动”。中国科学院与中国作协共举办了21次批判讨论会，全国各地发表的批判文章，总字数超过300万。高压之下，绝大多数他昔日的友朋同事、门生故旧都不得不公开发表违心之论。
据说，身在美国的胡适把所有他能搜集到的批判文字都读了一遍，其中包括幼子胡思杜发表在《中国青年报》上的文章《对我父亲——胡适的批判》。他没有写下任何辩白或者回应的文字，却心心念念受此“牵连”的朋友。
他给朋友沈怡写信说：
（批判胡适运动）确使我为许多朋友、学生担忧。因为“胡适的幽灵”确不止附在俞平伯一个人身上，也不单留在《红楼梦》研究或古典文学研究的范围里。这“幽灵”是扫不清、除不尽的。所苦的是一些活着的人们因我受罪苦！除夕无事，又翻看你寄来两批批判资料（指大陆批胡适的剪报），不禁想念许多朋友，终夜不能安睡。
一年以后，与晚辈学者周策纵聊起已在大洋彼岸被树为“神”的论敌鲁迅，胡适说：鲁迅是个自由主义者，决不会为外力所屈服，他是我们的人。
又过了一年，大陆方面委托在伦敦的陈西滢给胡适带话：我们反对的是胡适先生的思想，不是胡适先生这个人。胡适回答：离开了“胡适的思想”，哪里还有什么“胡适”呢？
 胡适在病榻上
05
作家苏小和说，胡适可能是一名中国人走向现代性的起点。从已有的经验来看，如果你没有读懂胡适，很可能到现在为止，你依然是一名没有常识的中国人。
学者朱学勤说，最难能可贵的是，终其一生，他始终坚持着与自由主义这一信仰相匹配的温和态度。他从没有被二十世纪那个时代所激怒，在激怒中一起毒化；也没有沦陷在旨在逃避时代的文人情趣中。他完全有理由走向这两极的某一极，但是这个温和的人竟然做到了某种倔强性格做不到的事情——始终以一种从容的态度批评着那个时代，不过火，不油滑，不表演，不世故。这样一种平和的态度，竟能在那样污浊的世界里坚持了一辈子，不是圣人，也是奇迹。
抗战最艰难的时候，胡适临危受命，担任驻美国大使。出门公干，为了省下门前叫出租车要付的小费，他都是偷偷跑到大使馆门前大道的拐角处才叫出租车。夫人江冬秀给他寄衣服，他写信说：“一些衣服没舍得穿，还都很新，不要多寄了！”
去世以后，罗家伦去吊唁，江冬秀告诉他，胡先生的全部遗产，台币不到五万，美金一百余元——这就是26岁就拿260块大洋月薪的胡适，这就是拿着“民国最高版税”的胡适，
1962年3月2日，胡适被安葬在台北南港。他的灵柩上，覆盖着一面北京大学校旗。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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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ndi 27 février 2017
转帖<纵览中国>一篇文章
mercredi 22 février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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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凶险！（轉）
先是金正男遇袭身亡，后是武昌小面馆的掌柜被斩首。一个是流亡公子，一个是市井小民，命不分贵贱，都被素昧平生的人轻取。
他们正饶有兴趣地活着呢，一个正要回他的澳门小岛抽雪茄谈风月，一个还想卖完早点在躺椅上晒会儿太阳数会儿零钞。人固有一死，可老死好过病死，病死好过诸如这般猝不及防地惨死啊！
若问，我们要有多么的小心翼翼，才能幸福地过完一生呢？以下10条 ，也不是标准答案，只是一点建议
/ 01 /
夺你性命的未必是仇人，常常是路人。他们本可以哼着小曲儿擦肩而过，但是因为他们心中都有戾气升腾，所以狭路相逢了。
/ 02 /
伤害你的也未必就是坏人，玫瑰带刺，兔子咬人！每个人心里都住着一个小魔鬼，只要你不将它激怒，它完全可以酣睡百年。
/ 03 /
记住，不是所有的正义都一定要申张，刘墉有篇《人生百忌──忌缠斗》，就是讲这个理儿。比如开车被人别了一下，由他绝尘而去吧，下次他会遭遇交警。
/ 04 /
小心那些了无牵挂的人，上无老下无小，没事业没家当，兴许还揣着一残疾证明当作免死金牌，他们挥舞屠刀时通常不会左顾右盼。
/ 05 /
人在旅途，遵从天理、良心和秩序，记得上车买票，吃饭付账，不多要，不少给。你要去哪儿就专心致志地去，不要节外生枝。
/ 06 /
不管生活多么丑陋命运多么阴险，也坚持做个性情平和内心美好的人，你温暖就会迎来春天，你冷酷就会遇上冰刀。
/ 07 /
与人争吵，可讲理论事，别出言羞辱。但不是所有的人都懂道理，也不是所有的牛都通音律，讲不通的时候，耸耸肩摊摊手，放弃。
/ 08 /
保全尊严最好的方法，未必是誓死捍卫，遇到暴戾要机智绕行，好比在猛兽区，不要衣袂飘飘下车色诱猛虎。
/ 09 /
别跟小人斗气别和烂事胶着，有证据的事儿交给警察叔叔，没证据的事儿交给因果报应。犯错了就为自己的荒唐买单走人，大好时光绝不逗留！
/ 10 /
没事别在市井游荡，越是人多的地方，越鱼目混杂，越江湖凶险。门前屋后晒太阳，泡泡茶，和朋友在一起读读书，聊聊健康最安全。
jeudi 16 février 2017
转帖<纵览中国>的"刘宾雁的遗产(下）"
| 劉賓雁的遺產 （下篇） |
| 作者：王康 |
下篇
1986就年年底，安德烈•薩哈羅夫接受戈爾巴喬夫邀請，返回莫斯科。到1989年，蘇聯權威的《論據與事實》進行的民意測驗表明，薩哈羅夫是比包括戈爾巴喬夫在內的所有政治人物更孚眾望的人物。這年年底，薩哈羅夫猝然去世，戈爾巴喬夫率全體政治局委員向被安德羅波夫稱為“蘇聯最大的人民公敵”的棺柩脫帽致敬。戈爾巴喬夫稱死者是“俄國歷史上關鍵時刻總會出現的聖者，他留給俄羅斯的遺產不是我們一時能夠理解的”。 在此之間，劉賓雁先被第二次開除中共黨籍，後被當局取締公民權，這名“中國的良心”從此被禁止回國。 與1956—57年、1979年一樣，中國與蘇俄各自按照自己的歷史邏輯和時代節奏，在1989年前後再次分道揚鑣。 十月革命作為俄國道路的惡性轉折，把俄羅斯帶進74年的血腥泥淖。歷史以罕見的清晰和完整的圖景留下了它的興亡歷程。根據拿破侖、希特勒在俄羅斯的失敗可知，面對蘇俄強大的常規和核軍事力量和綜合國力，西方主要國家聯手發動一場侵蘇戰爭（當然不可能），蘇俄國內所有反蘇反共力量同時起事反抗，也不可能摧毀這個比歷史上任何帝國都強大的赤色帝國。導致蘇聯解體、蘇共下台的根本原因出自一種異乎尋常而又極為普通的力量。與十月革命爆發一樣，源自蘇俄歷史、社會和人民。由於斯大林主義的特征沿襲了沙皇帝國的老路，始終拒絕源於道德和救贖精神的自由、民主、真理，而無力將暴政與人民的虛假一致維持到底。蘇俄的全部危機乃是傳統專制帝國固有的危機，從赫魯曉夫到戈爾巴喬夫，一旦良知和智慧在蘇共上層占據優勢，整個專制帝國就難以為繼，而人民天然站在他們一邊，沒有一個支部、甚至一個人願意為處於生死關頭的蘇俄紅色帝國流一滴血的事實，證明了那個偉大的鐵則：得人心者得天下，仁義不施，攻守之勢異也！ 1989年，這道鐵則在中國失靈了。 胡耀邦的良知高度和人道情懷並不低於赫魯曉夫，趙紫陽的政治見解和國家危機意識也不遜色於戈爾巴喬夫，更勿需說中國還有一場文化大革命，包括鄧小平在內的中共新當局都親身領教過毛澤東的殘暴和虛偽。但是，中國沒有按照道德、良知、理智和真理的指引，而是按照另一種邏輯，走上另一條中國和世界歷史未曾出現過的道路。 索爾仁尼琴指出：除了基督教可以醫治俄羅斯的靈魂外，看不到任何有生氣的精神力量。無論斯大林主義在俄國具有何等深厚的土壤，犯下何等不可寬恕的滔天大罪，蘇俄有何等強大的軍事力量、警察統治和意識形態壟斷，但是從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到戈爾巴喬夫的“公開性”，一旦知道歷史真相，俄國人民就會產生何等令人震驚和欽佩的道德勇氣，棄若敝履般地棄絕這個曾令世界眩目膽寒、令蘇聯人民“無比自豪”的暴政。其中的奧秘既深刻又樸實：上帝委托拉吉舍夫、莫爾德維諾夫、陀思妥耶夫、托爾斯泰、別爾嘉耶夫、梅烈日科夫斯基、肖斯塔科維奇和索爾仁尼琴等俄羅斯聖徒、天才們植下的信仰、希望和愛，從來沒有被斯大林們“改造”過來，蘇俄人民和大地從來沒有被鐮刀、斧頭徹底征服。一個依然淳樸、善良、高尚的人民與一個充滿血腥、邪惡和謊言的殘暴帝國之間，可能共存於歷史（七十四年），而絕無可能持續到永遠。 中國沒有東正教（中國並不拒斥任何宗教），沒有天堂的企盼和地獄的懲罰，但中國絕不會變成上帝的棄地。數量不具有決定性的意義，中國能孕育劉賓雁，就表明它與俄國一樣，同在上帝注目中。 作家鄭義說動劉賓雁在1989年4月回國。如果這一動議成為現實，天安門廣場群龍無首的民主運動出現劉賓雁魁梧的身影，以他在億萬中國人（包括共產黨內外）、尤其青年和大學生中的巨大聲望，歷史可能出現截然不同的前景。這種可能，並非天方夜譚。當社會置身巨大變革狀態時，歷史偶然性和突發事件常常會顯示重要的力量；當一個民族茫然失措、舉步維艱而又必須作出抉擇時，傑出人物的出現或缺席，會使歷史向截然不同的方向發展。 君士坦丁把自己的身份由“護教者”，改為教會“改宗者”，無論對於基督教還是羅馬帝國都是意外而重大的事件。如果羅伯斯庇爾沒有說出“共和國對於它的敵人什麼也不欠，只欠貸以一死”，千百萬法國人未必會染上恐怖狂想，而拿破侖未必那樣輕易地把政權篡奪過來。 如果希特勒被施道芬堡的炸彈送到地獄，歐洲戰場的硝煙很可能提前兩年散去。 與這一動議最切近的事例是，如果列寧沒有在四月份從瑞士趕回彼得堡，如果他沒用用只有他才具有的革命直覺和雄辯（“俄國革命和世界革命的成功就依靠這兩三天的戰鬥！”“要麼現在就動手，要麼永遠不動手！”“變帝國主義戰爭為內戰！”“和平，土地，面包！”），如果列寧沒有一個一個地說服他的同事們，如果德國沒有履行與列寧的口頭契約，那麼當時支配布爾什維克的托洛茨基、加米涅夫、季諾維耶夫、穆拉諾夫和斯大林很可能與臨時政府和克倫茨基合作，起義就會被消滅在血泊中，德國的軍隊就會占領彼得格勒和莫斯科，列寧本人和他的同志們就會遭到卡爾•李蔔克內西和羅莎•盧森堡在德國遭受的命運。 可惜，這一切都沒有出現。 劉賓雁去世前承認自己對中國問題的看法，“過於天真和樂觀了”。其實，正是在美國，在從天安門廣場易地到自由新大陸的自由主義者中間，劉賓雁關於人民發生變異的天才洞見，再次得到證實。 劉賓雁在自由之邦，有了新的發現，——他從1957年到1979年到1988年春天離開祖國前對中國的發現的延伸。他發現，中國人已在自己身上和內心染上毛澤東的毒素，對權力、欲望、野心和鬥爭的興趣和熱情，遠遠大過對自由、民主、人道的堅守和追求。在極度失望之余，劉賓雁像耶酥一樣，對那些贏得了自由卻依舊權欲熏心的人們喊問：你們講一點良心吧？！ 1949年以來，兩三代人在毛式極權統治下，道德破敗殘缺，精神和人格結構充斥著奴性（奴隸和奴隸主）和物化，靈魂世界蒼白空洞，無所信奉。任何外在自由、民主、平等都不可能輕易在這種精神結構和心靈秩序中完成脫胎換骨的置換。人性的啟蒙和道德的排毒，仍然是中國的最大難題。劉賓雁關於中國社會人妖顛倒、人性蛻化的發現，至今是中國歷史、制度、社會等領域中的“經典力學”。 “中南海越來越不重要”，問題仍然在人、人民身上。劉賓雁太天真，但決不簡單，不浮淺，還沒有第二個中國人像他一樣，如此天才而深刻、痛苦而本質地發現了中國，洞察並預言了中國的命運。 失去祖國的劉賓雁在花甲之年後，走上自己悲涼而蒼茫、孤獨而輝煌的人生末路。在孤絕、疾病、死亡和流亡者固有的所有艱辛困苦中，劉賓雁一如繼往地心系祖國，掛念人民，直到最後時刻，還堅信“我們真正是在黎明之前那個最黑暗的時候”。 在中國歷史上，在近代以來為中國尋求出路的人們當中，劉賓雁的道德、人格、精神、思想和靈魂，堪稱一流。他“從我們中間飛逝而去”不到一年，他留下的遺產，將在未來的歲月裡，在中國即將來臨的重大變革中，逐漸為後世所感領、所繼承。 一 在我們的地球上，我們確實只能帶著痛苦的心情去愛，只能在苦難中去愛！為了 愛，我們甘願忍受苦難。我希望，我渴求，流著眼淚，只親吻我離開的那個地球。我 不願，也不肯在另一個地球上死而復生！ ——【俄】費奧多爾·米哈伊洛維奇·陀思妥耶夫斯基 2005年12月5日凌晨零時25分，劉賓雁在太平洋彼岸美利堅合眾國新澤西州羅伯特伍德詹森醫院溘然長逝。是時天降大雪。 五十年前，一個春天的凌晨零時25分，阿爾伯特•愛因斯坦在鄰近一個小鎮的特倫頓教堂火化。 愛因斯坦的摯友，用兩百年前歌德悼念席勒的詩句為他送行，同樣的詩句，在中國內地劉賓雁的靈堂前響起： 我們全都獲益不淺， 全世界都感激他的教導； 那僅屬於他個人的一切， 早已傳遍芸芸眾生。 像轉瞬即逝的彗星，華光四射， 他把自己與無限永恆的光芒，永相連結。 愛因斯坦不僅因為“深刻地進入了人類思想基本概念的結構中”( 郎之萬：《向阿爾伯特•愛因斯坦致敬》，《紀念愛因斯坦譯文集》，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1979年版，245頁)，因為“堅不可摧的懷疑精神和獨立性”( 《愛因斯坦文集》，商務印書館1981年版，第一卷第10頁)，還因為“他在為人處事和道德領域中最偉大的品質，他的仁慈和英勇，他的靈魂的高貴”(粒肯：《愛因斯坦七十歲壽辰賀詞》，《現代物理學理論》（Reviews of Modern Physics），1949年第2卷)而獲得不朽。 按其所屬民族、時代、信仰、職業、性格，劉賓雁屬於與愛因斯坦完全不同的類型，而他一生對中國真相和塵世真理的探究及其達到的深度，以及由此償付的人生代價所顯示的英勇莊嚴，同樣撼人心脾，感人至深，同屬人類抵御虛無與荒誕，堅守希望和救贖的不朽典型。 愛因斯坦相信，“在我們之外有一個巨大的世界，它離開我們人類而獨立存在。它在我們面前就像一個偉大而永恆的謎。”( 《阿爾伯特•愛因斯坦：哲學家—科學家》(Albert Einstein: Philosopher-Scientist)，紐約Tudor公司出版，1949年)他耗費了數倍於建立相對論的心血，試圖完成宇宙統一引力場理論體系，重構全部物理學，從而一勞永逸地打開通往未知世界的大門。這位科學天才在臨終前承認，自己四十年間嘔心瀝血為之奮鬥的目標，仍然只是一個杳渺的夢想。 劉賓雁以八十高齡客死異鄉。他念茲在茲、魂牽夢繞的中國，自由始終沒有降臨，民主始終遙遠，始終沒有出現讓他感到釋然、欣慰，可以含笑瞑目，撒手歸去的朕兆。中共當局對他的回國要求不予答復，他“把腳放在祖國土地”上的夙願被冷酷地拒絕了。 沒有誰能窮盡世界的浩瀚和宇宙的奧秘，沒有誰能徹底洞悉並根本改變我們時代特有的復雜情勢和特殊劫難。沒有一個中國人能單獨預告並影響他億兆同胞史所空前的吉凶禍福。即便如此，嚴肅地思索並生死與之的人們，即使不能、也勿需完全領悟到絕對真理和終極啟示，他們也信守了個體生命與永恆神明之間無論先驗還是塵世的神聖契約，從而在人類顯現其苦難而光榮的偉大歷程中，上升到不朽之列。 “從冰雪覆蓋的北歐瑞典到花團錦簇的東南亞曼谷，從寒風凜冽的中國西部到初雪漫天的美國東岸，到處都有人在難過，在祈禱，在啜泣。”( 《像劉賓雁那樣生活——劉賓雁治喪委員會第七號公告》)在當下這樣一個禮崩樂壞、浮囂茫然的世界，軸心時代以來人類文明及其存在本身遭逢空前挑戰和威脅的時代，劉賓雁在自己祖國被蓄意遺忘，在異國他鄉寂寞遁世之際，卻獲得了一次世界性的復活，為自己和中國贏取了一次久違的特別贊譽： 這個躺在花叢中的人，這麼棒，這麼完美，這麼壯麗。在今天這個墮落的時代， 劉賓雁的離世，代表著一個時代、一個舊時代、好時代、高尚時代的結束。他的去世， 就人民所廣泛激起的崇高情感和精神，實際是一次國喪。 ——鄭義（中國著名作家） 潘恩抗議專制與貧窮，正如賓雁反對專制與不公。像潘恩一樣，賓雁對整個世界 充滿熱情。托瑪斯•潘恩這句話，是對劉賓雁恰如其分的寫照：“世界是我的祖國， 所有人類都是我的兄弟。”全世界都應該因為劉賓雁帶給我們的一切而感激他。 ——邵德廉（Dan Southerland，美國自由亞洲電台副總裁） 蒼天在上，大地在下，這中間有個人，這個人就是劉賓雁。現在他不在了。他的 去世使我感到虛空。沒有人像劉賓雁那樣了解中國。是他使我懂得了中國。 ——林培瑞（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教授） ） 一個享譽國際的作家和記者的聲音，一個不論在其祖國還是在流亡中的人性、勇 氣和愛心從不妥協於迫害、威脅或利誘的聲音，終於安息了。然而，他的警示——人 的尊嚴和誠實在任何時候都必須維護，民主原則和實踐是要人人為之奮鬥和捍衛的人 類共同財富——將繼續在世界上回蕩，響亮而清晰。 ——伊爾利•格魯沙（國際筆會主席） 喬安尼•利多姆•阿克曼（國際筆會秘書長） 卡琳•克拉克（國際筆會獄中作家委員會主席） 我們久久思索：這個剛剛逝去的人究竟是誰？他不是偉大的政治家如華盛頓，不 是常勝的軍事家如拿破侖，不是傑出的思想家如海耶克，他也不像愛因斯坦窺視了宇 宙的秘密，……那麼，他怎能在如此廣闊的地域激起如此深刻的情感？……這個劉賓 雁究竟是誰呢？ ——（《像劉賓雁那樣生活——劉賓雁治喪委員會第七號公告》） 二 你！我即使失去自己的這只手，—— 哪怕是兩只手！我也一定要用嘴唇 在斷頭台上簽署：使我心碎腸斷的土地—— 是我的驕傲，是我的祖國！ ——【俄】瑪琳娜•茨維塔耶娃 伏爾泰作為法國啟蒙運動的領袖和百科全書派的忠實盟友，代表了整整一個時代。他那超群絕倫的橫溢才華，他那異常清晰、令人振奮的風格，捍衛了新的原則，表達了歐洲變革時代深受歡迎的思想。雨果、歌德、莫洛亞、狄德羅這些後起的文學和思想巨子，都以最華美的辭藻盛贊這位為人類建立自由與理性的王國作出了無與倫比貢獻的文明英雄，“深刻、天才、有直覺、偉大、熱情、有魅力，富於創造性、令人著迷……”但他們一致認為，伏爾泰之偉大既在於其宏富的思想著作，也在於他的勇氣和精神力量，他在近三十年顛沛流離生涯中，達到了思想和人格渾然一體的光輝極限。而最為後世景仰的，是伏爾泰為《百科全書》辯護，為受害者伸冤（其中包括凱拉斯、西爾文、拉巴爾、蒙拜依、拉裡等案件），因此享有“歐洲的良心”這一不朽的封號。 在此之前，彌爾頓先後兩度“為英國人民辯護”，為英國自由與共和事業的代表克倫威爾辯護，由此奠定憲章運動的精神基石，並對一個世紀後法國和美國的革命發生了深遠影響。此前此後，卡斯特裡奧不惜冒犯宗教裁制所為塞維特斯辯護，左拉則挺身與法國總參謀部對抗，為德雷弗斯鳴冤。 茨威格認為伏爾泰和左拉都是偉大的人道主義者，歐洲永遠的驕傲，但伏爾泰為凱拉斯辯護的時代比較講人道。而且，作為一個著名的作家，他可以指望得到國王和親王們的庇護。同樣，左拉有一支看不見的軍隊——全歐洲和全世界的欽佩做靠山。伏爾泰和左拉無疑是拿他們的名譽和安逸冒風險，但他們沒有一個是冒生命危險的。可那就是卡斯特裡奧敢做的。 無論彌爾頓、伏爾泰、左拉還是卡斯特裡奧，都是歷史上人道主義和進步事業的不朽典範，但他們為之奮鬥辯護的對像都是個別人物、個別事件（當然包含了高貴的正義性）。劉賓雁一方面同這些西方先驅一樣，用筆為一個時代的正義而戰鬥，同時也用更艱難、充滿更大風險的“東方風格”，為無計其數的老百姓鳴冤叫屈。劉賓雁的家，客廳，書房，辦公室，曾經堆滿數以萬計的申抗訴材料，劉賓雁曾在他的鬥室接待了許多素昧平生的“上訪者”，動用一切關系和辦法（寫信，轉寄材料，打電話，外出采訪式開會時當面轉告）為他們抗辯。在這些不幸的弱者和劉賓雁本人面前，則是比整個歐洲中世紀、英國斯圖亞特王朝復辟和法圖路易十四時代遠為黑暗、野蠻的專制統治，他兩手空空，前有二十二年的賤民經歷，後有永遠不能解除的異端身份，除了主持公道、仗義執言這類中國傳統精神資源外，一無所有。 劉賓雁1979年訪問美國時，有人問他：你這樣批判極左派，當你有一天又回到一無所有的地步時你對於這幾年的選擇不後悔嗎？劉賓雁回答：“我不會後悔，絕不會後悔。我說過，萬一中國左派得勢（這僅僅是種假設），把我拉上斷頭台，我也心滿意足。我做了我應該故的事情，而我做的事情發生了它應該發生的效果。我感到很幸運，我活下來了。我有過幾次死的機會，我也曾想到自殺。但想到那些死去的人，我應承擔他們的擔子，人生不就是這樣嗎？” 中國反對自由、拒絕民主的“共產反動派”，為時已晚地意識到，劉賓雁是他們權力王國中最難改造、不可歸化的異端和叛逆。他並不是唐吉訶德在中國的再現，他身邊沒有任何桑丘式的隨從，但不僅真相、正義和未來站在他這邊，而且人民辨認出了，劉賓雁是他們真正的辯護士和代言人。“背後推動我前進的人們已宣示他們是更加強大的力量，因而我便有恃無恐了”。 劉賓雁因此成為“中國的良心”。 三 多麼寂靜！周圍是多麼空曠！ 多麼微薄，暗淡的霞光！ 像大家一樣，你也會消逝，我的朋友，可憐的朋友。 為什麼心中大海又波濤翻滾？ ——【俄】安德列•別雷 西方由荷馬、奧維德、但丁領頭，東方由屈原、蘇東坡、顧炎武先行，“流亡”早已成為世界文學的偉大母題，成為世界通過苦難和孤獨走向各民族和各文明之間彼此認識、彼此接近的特殊橋梁，成為人類不分彼此、感同身受地履行自己沉痛而莊嚴的使命的“古拉格群島”。 法國大革命作為歐洲十八世紀歷史風景的中心，開創了近代西方流亡文學的主流，並貫穿了整個十九世紀，海涅、拜倫、雨果等歐洲主要大國的文學天才，幾乎無一例外地走上了流亡之途，流亡文學成為新世紀偉大史詩的序幕。 俄國十月革命出現的暴政和帝國，促成了俄國、也是世界史上規模最大的文學流亡，繼屠格涅夫、赫爾岑、奧加遼夫和涅夫拉索夫為代表的十九世紀僑民文學之後，俄國的大師和天才，幾乎全部流亡到了西方。 劉賓雁在二十世紀末躋身世界性流亡文學的行列，在他身後是中國共產革命腥紅而濃黑的歷史，是改變了中國、蘇聯、歐洲和世界歷史版圖的“六•四運動”。 由於胡耀邦被廢絀，在趙紫陽安排下，劉賓雁在“禁阻”多年後獲准接受哈佛大學邀請出國。又由於“六•四運動”突然爆發，“中共反動派”取締了他回國的權利，從此，正式成為跨世紀的流亡者，直到去世。 劉賓雁的八十人生，是現代中國命運神喻式的投射，像一個縮影，一次結晶，一線穿透烏雲的閃電，使沉默的中國有了一次代言，在反復出現的歷史退潮中，成為礁石和航標燈。把劉賓雁與西方和蘇俄的精神巨人作簡單比較，決不是對後者的辱沒，——一道神聖使命垂降在他們共同的天空：使人類不朽，使自由永存。 伏爾泰先後開罪了路易十四、路易十五兩朝專制君王，在倫敦、柏林、瑞士和世外桃源般的小城西雷流亡了近三十年。完成了《形而上學》、《愷撒之死》、《哲學辭典》等巨量著述，並在83歲高齡時“神靈般”地榮歸巴黎。 十八年的流亡歲月，帶給雨果持續不已的創作靈感，僅僅一部“非人工所為”的《悲慘世界》、一部氣魄宏大的史詩般的評論專著《莎士比亞論》、一部氣勢磅礡的長篇小說《海上勞工》，已經足以使這位文豪的光輝因為流亡而更加眩目，足以使他以八十高齡回到巴黎時，受到凱旋式的歡呼，足以使他留下讓後世所有自由靈魂聞而永銘的名句：當我歸來時，自由也將降臨，足以讓他享受二百萬法國人組成的“東方式的豪華葬禮”，足以讓他在先賢祠永遠面對法語世界最堂皇的贊辭：偉大的人物——祖國的謝忱。 同樣的十八年，在美國佛蒙特卡文迪什小鎮俄羅斯式的鄉間小屋（祖國的縮影，故鄉的像征），索爾仁尼琴完成了“再現整個二十世紀俄國和蘇聯歷史”的史詩巨著《紅輪》，成為“俄羅斯唯一活著的文豪”。作者的妻子作為“第一讀者”通讀全書後，激動不已，“這是俄羅斯的《聖經》，能夠和古往今來所有偉大心靈對話的不朽作品”。索爾仁尼琴認為，《紅輪》超過了《古拉格群島》，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上帝給了我進行工作的全部條件，我在佛蒙特州生活了十八年，我不知道有哪個俄羅斯作家像我這樣生活過。所有有關俄羅斯的檔案資料都向我開放（那裡這些資料非常豐富），我有責任創造俄羅斯革命的真實畫面，因為我知道，以後不會再創造出來了……” 1992年，葉利欽總統訪美，“代表俄國、人民和良心”邀請索爾仁尼琴回國。1994年夏，索爾仁尼琴乘專門車廂穿越西伯利亞，經過一萬公裡充滿鮮花、眼淚、親吻的行程回到莫斯科，成為俄羅斯二十世紀末“歸返祖國的偉大流亡者”。 四 祖國是每一個人神聖的秘密，就像他的降生一樣。他借助這種神秘莫測、不可 捉摸的聯系，通過母親的懷抱而與自己的祖先結合在一起，並被納入整個人類之樹， 他通過祖國而與大地母親和上帝創造的萬物聯系起來。 ——謝爾蓋•尼古拉耶維奇•布爾加科夫 劉賓雁與這一切都似乎很遙遠。 同樣的十八年，祖國始終沒有出現他日夜企望的“有利於人民的演變”，浩瀚的太平洋把他與祖國從地理空間和內心距離上永遠地隔開了。由於他“未采取和中共正面對抗的立場，又認為中國仍有希望”，同樣流亡到美國的一位“著名激進派評論家”公開指責劉賓雁“隨時准備接受招安，正待價而沽”，決定在紐約召開“劉賓雁現像討論會”，聲稱與他劃清界線。“六•四”流亡者之間的“內鬥”使劉賓雁“深感不安”，致使他違背初衷，“先後卷入三個團體的是非問題……不時感到在沒有自由時未曾體味過的孤獨和悲哀。在這塊自由土地上，流亡者中正當的論爭無法展開，是非顛倒，真偽混淆，正不壓邪，形形色色的小人和野心家如魚得水、正直者只能沉默和退場，竟一如在專制之下！” 在劉賓雁去世後，他當年的一名追隨者立即公開聲稱“和劉賓雁分道揚鑣”，不僅指責他反西方、反自由，而且揭發他在國內的作品充滿主觀情緒和個人好惡，其實是仗恃共產黨特權的產物。這名作者顯然對劉賓雁積怨已深，他那些爛污手法，讓了解劉賓雁的正直良善之士難以卒讀。劉賓雁曾是這名猶大的恩師，遭人出賣、背叛，已數次在劉賓雁生活中出現。天上有知，他大概會以其特有的寬厚，輕輕一笑。 所有的獨裁者和專制政權都需要歌功頌德，奴隸時代的精神遺產就是阿諛奉承。除了對上帝和自然的感恩贊嘆外，自由民主社會都容忍和鼓勵獨立判斷。作為“最不壞的制度”，現代西方國家的重要精神性格，就是保護異端，把人的任何秉性，包括偏執、極端、絕對，批判和抗議的自由，以及最神聖、最隱秘、最高尚、最怪誕、最荒唐的傾向和愛好，上升和降低為常識。一切都可以質疑、否棄、表達。在熱核武器和恐怖主義可能毀滅人類、航天器已飛向宇宙深處的今天，就連殘存的專制主義者都不願公然挑戰自由、民主、人權等現代普世價值了。 從世界秩序的某種靜態平衡看，極權國家追求自由的奮鬥，絕不僅僅是享有西方社會人人不言自明且早已成為基本制度和日常生活方式的現代文明，而是以自己的苦難和教訓充實、豐富它們。而從現代世界史看，發生在蘇俄、東歐和中國的悲劇，西方作為相關的一方，負有特殊的責任。更直白地說，西方維持了半個世紀的普遍自由、富裕與社會進步，與共產國家中堅持人道、寬容、批判，反抗專制、獨裁，反對窮兵黷武和激進民族主義一類對西方構成巨大威脅的英勇奮鬥，不可分割。 因為地球上只有西方實現了自由，共產國家裡向往自由的人們，只能把西方的價值和成就作為借鑒和榜樣，但他們決不是簡單地要使自己變成西方世界的一部分，而是為了實現自己同樣神聖傳大的本性。只有淺薄和別有所圖的人，才在自由的國度裡吹噓自由。 索爾仁尼琴在美國流寓了十八年，享受著這個國家的自由和安寧，卻從不頌揚這個自由人類的福國。他承認“美國幫助歐洲和亞洲”贏得了兩次世界大戰，美國以“世界上最大方、最慷慨的國家”而聞名，同時認為西方的“種種時髦理論”不能夠解決當今世界面臨的重大危機，也決定不了俄國的前途。他在哈佛大學抨擊美國的拜金主義、實用主義和自由主義，譴責西方的物質成就妨礙了精神的自由發展，稱美國不能作為改造俄國的理想。他特別強調，“我們經受了精神上的歷煉，這種歷煉比西方的經驗要寶貴得多。艱難和令人窒息的壓抑生活培養了更堅強、更深刻、更有趣味的性格，這是安逸的西方難以企及的。” 劉賓雁在美國度過了人生的最後階段，他“企圖從西方近百年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科的成就的高度上重新認識中國”，在中國空間和精神上的彼岸，他“得到了天空、既遠離污濁又享有自由，從而以另一種方式深化了對中國的理解”。他與索爾仁尼琴一樣，很少恭維西方。也許在他心裡，如同保持著節約的美德一樣（那是他那一代從貧窮和艱難中過來的中國人的基本品格之一），他也不濫用自由。事實上，劉賓雁天然地保持著西方從蘇格拉底以來的批判立場，對美國社會的危機，外交政策和世界戰略不斷發表批評和告誡。 不能說劉賓雁由此從“中國的良心”變成了“世界的良心”，至少可以說，他始終堅守著“個人的良心”。 劉賓雁雖然把自己早早放到中國沉重的歷史天秤上，但他始終不是“政治中人”，他甚至沒有明晰完整的意識形態。天真、單純、富於同情心和人道精神，足以支撐他面對混沌、齷齪、污穢不堪而撲朔迷離的中國政治旋渦。在任何意義上，惋惜或指責劉賓雁至死信仰馬克思主義和共產主義，至死還在“尋找共產黨”，至死不願否定革命云云，都是被功利和劣等政治俘獲而與劉賓雁相距何以道里計的好事者們，在這位精神巨人身後，攪起的浮泛泡沫。 八十年流亡生涯，劉賓雁“先後在四家大學講學，三個研究團體工作。演講一百余場。1989—90年出過三本書。自是以後便把主要精力用於編輯刊物，《中國焦點》（英文月刊，出刊七年），《大路》（中文月刊，面向國內，出刊兩年）。為‘由亞洲廣播電台’經常作評論”。劉賓雁屬於這樣一類人，他不是沒有個人雄心，他也有自負和高傲的時候。但是中國社會這個巨大無比的“存在”和“命運”，更能滿足他天性中那種宏偉壯麗的史詩傾向。他那些藐視平白通俗的文字和話語背後，跳動著豪傑、哲學家、鬥士和詩人的“英雄銘”和“歡樂頌”。 劉賓雁不是一個賣弄哲理和名言的人，但他那些發自內心、泥土般樸拙的表白，勝過無數豪言壯語：“在生活中有一點小小發現，說出兩句前人沒有說過的話，也未嘗沒有一點樂趣。但更重要的也許是：你抵制不了一個人的遭遇、一個事件或一種現像本身的誘惑，你想擱筆去寫小說，也不能自主。我們的生活實在太豐富了，人民實在太可愛了，叫你欲罷不能。” 兩千多年前，一個生命降在污穢的圈欄裡，他一生被權勢者恥笑、迫害，最終被釘上十字架。就在那個時刻，塵世的罪孽和苦難被擔當了，一道大愛之光掠過天空。四百六十年前，馬丁•路德不再在風吹殘葉中戰栗，不再求告聖亞拿，相反，他能站在暴風雨中面對雷鳴電閃，坦然地說：這是我的立場，我不得不如此。 直到生命最後一息，劉賓雁“始終密切追蹤國內和世界的演變，重點放在社會和人。回顧既往，深覺把中國、社會和人都看得過於簡單和浮淺了。”一名以中國、以人民為念的作家，在自己的土地上早已抵御了創作不朽作品的誘惑，他就很難在自由而陌生的他鄉異國重新開始文學性的創作了。作為一個中國人，他“說了應該說的話，做了應該做的事”。——而這是絕大多數中國人沒有履行的責任，沒有達到的人生境界。 局限、遺憾都被他帶走了。像所有人一樣，劉賓雁給這個世界，他的祖國、人民、家人和每一個記得住他的人，留下了只有他才能創造並且樂於與人們分享的遺產。 幾乎成為一條鐵則，古今中外所有聖賢和先知，道德和精神王國中的傑出人物，都是偉大的叛逆者，歷屆宗教裁判所和勞改集中營裡置身黑暗面向光明的異端。一切人間的現時惡運和精神酷刑都會首先降落在他們頭上，都是他們獻身人類苦難與希望的明證。悲劇之所以誕生並且永遠催人淚下，就是因為他們在茫茫大荒和漫漫長夜中，自願為沒有墓碑的死者舉行祭禮，不讓暴君和惡人“太舒服了”；因為他們雖然憂端無限，壯懷激烈，卻隨時准備俯就和撫慰每一個孤苦無告的靈魂，為每一個嬰兒的啼哭欣喜莫名。 劉賓雁是中國又一名忠誠而傲岸、堅貞而英勇的精神先驅，在這“白晝與黑夜”殊死較量的最後關頭，在這歷史即將破曉之際，把“良心”像聖餐一樣慷慨祭獻的殉道者；他是我們這個洪水時代中的晃蕩方舟上，一名不曾挪動腳步的水手；中國十字架上一只永遠守望的歷史候鳥，永遠高翔於中國苦難與救贖天空的大雁。 劉賓雁“不是孔子的信徒”，對中國文化傳統沒有系統、精深的思考。中國聖賢氣像和君子風骨，從來反對偶像崇拜和教條至上。孔子“述《六經》，猶殷勤”於西周聖賢箕子，後柳宗元贊嘆道：“凡大人之道有三，一曰正蒙難，二曰法授聖，三曰化及民”，中國歷代仁人志士的遺風，明顯鐘注在劉賓雁一生中：“成仁取義”、“士志於道”、“寧鳴而死，不默而生”、“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 然而，劉賓雁確實不是道德本體式的中國聖人，不是恪守道統的東方士大夫，他在精神氣質和人格特征上，更接近俄羅斯十九世紀以來的精神貴族、殉道者以及歐洲歷史上的人道主義者、異端和理想主義者。 由於斯大林俄國和毛澤東中國對於二十世紀人類命運的特殊影響，由於先後洞悉和體驗了這兩個暴力帝國的起源和影響，劉賓雁的精神和生命本身，具有特殊的世界性，並進入了人類共同書寫的啟示：生命是為更高的目的而出現的，人類不會因為仇恨和受苦、而是為了救贖和愛而存在。在中國這樣一個比俄國歷史包袱更沉重、仇恨和暴力更可能演變為真正《啟示錄》式的浩劫的國家，劉賓雁的奮鬥對於世界的意義，也許要在若干年後，才能完全被世界認識到。 梅烈日科夫斯基寫完《但丁傳》時感嘆說，基督教的希望只在“道成肉身”。他稱《神曲》作者一生“非為靜觀，而以行動”，對世界具有“全新”的意義。在此之前，基督教一直通過靜觀內省把真理啟示於大地，惟有但丁“第一次在世界歷史的行動中把它顯示出來了。”但丁以其偉大的“心跳”——和平、面包、自由——取代戰爭、飢餓和奴役，這是但丁以後世界的新的“三位一體”。七百年後，但丁的“心跳”被劉賓雁聽到了。 讓我們再次引述與劉賓雁在同一片自由天空下呼吸過同樣潔淨的自由空氣的愛因斯坦的名言，為他送行： 生命，這是一出激動人心的和輝煌壯觀的戲劇。在這無窮無盡的生命中，個別的成 員開始了或終結了，都無關宏旨。死去的我們將在保留於我們身後的事物中，獲得不朽。 後 記 賓雁走後，一直沒有回過神來。曾為他設下百日靈堂，來者無不焚香祭拜，我也常孤立於他遺像前，心中始終一片空茫。 寫這些文字，重慶連續數日“紅火大太陽”，成為全球氣候惡化的一個顯例，三峽工程禍貽當代、患及千秋的一個明證。 樓下巨大工地上，幾十個民工頭頂烈日，為他們離開後才會聳然而立、永遠與他們無干的大樓挖掘地基。我在十一樓臨窗而坐，像中學生一樣引用俄羅斯的先哲和詩人，為賓雁送行。我相信他和他們在一起，我懷著嫉妒的心情，看著他們用我所不懂的語言交談。 很難把樓下的場景跟手中的稿紙連系起來，而那曾經是賓雁多年間的專長。誠如鄭義先生言，即使沒有那些文學成就，劉賓雁本人也是一個奇跡。 愛因斯坦在紀念居里夫人時說，第一流人物對於時代和歷史進程的意義，在其道德品質方面，比單純的才智成就方面還要大，“即使是後者，它們取決於品格的程度，也遠遠超過通常所認為的那樣”。接下來的幾句話，好像是專為劉賓雁寫的： 由於社會的嚴酷和不平等，她的心情總是抑郁的。這就使得她具有那樣嚴肅的外 貌，——這是一種無法用任何藝術氣質來解脫的少見的嚴肅性。居里夫人的品格力量 和熱忱，哪怕只要有一小部分存在於歐洲知識分子中間，歐洲就會面臨一個比較光明 的未來。 決無為賓雁論定之意。鋪排這麼些宏句大詞，本不宜用在他身上。寫時又發現，賓雁其實是浪漫華美的中國人，他自帶一種大尺度，一派大氣像，不盡是東方的，很接近俄國，源頭極遠，也很近。 幾乎在寫完最後一行的同時，窗外雲霧縱橫，一場豪雨垂天傾瀉，酷暑倏忽消逝，天地頓成清涼世界，宣告又一個秋季來臨。一襲天際線凌空巡行，晦茫幽昧間光影眩耀，其中可有他的目光、他的靈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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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纵览中国>的"刘宾雁的遗产(中）"
| 劉賓雁的遺產 （中篇） |
| 作者：王康 |
中篇
一 我用沉重的門閂 插上門，不讓革命之風 吹亂我的神聖的稿紙。 ——【俄】弗拉基斯拉夫•費利安劉諾維奇•霍達謝維奇 1979年，再次成為蘇俄和中國當代歷史上具有特殊意義的年頭。 蘇俄一批政治權貴、軍界、警察首腦、軍工巨子和御用文人准備借斯大林百年誕辰為這名老暴君恢復名譽。他們示威性地開庭審判了西尼亞斯基、丹尼爾和布洛茨基三名持不同政見作家。以薩哈羅夫、卡波查、帕烏斯多夫斯基、瓦連岑、涅克拉索夫、索爾仁尼琴、丘科夫斯卡婭等蘇俄著名科學家、作家和詩人為首的自由知識界采取了果敢的抗議行動，得到西方和全世界的廣泛支持，蘇俄軍方和克格勃等新斯大林分子們被擊退了。美國歷史學家科恩認為，這一事件“具有劃時代的意義，表明斯大林主義在俄國從精神上被埋葬了”，更具歷史像征意義的是，在這一公開交鋒中，蘇俄持不同政見運動從此誕生，並為自己選擇了許多世界聞名的發言人。 1979年，劉賓雁開始了他八十人生的第二個階段。在以後的七個年頭裡，劉賓雁將用新的語言、新的聲音證明，他是中國社會和中國人民新的發言人，中國的良心。 1979年，劉賓雁55歲，人生最關鍵、最美好的二十二年無謂地消逝了，但他並非一無所獲。雖然他無時無刻都擺脫不了那個意識：你是任人侮蔑的賤民！你對妻子兒女有罪！但農民和社會底層尚存的質樸使他感到人間還有溫暖和慰藉，只要人民沒有敗壞，中國就有望。在大別山麓的勞改營裡，他拿著放大鏡在油燈下一行一行地閱讀馬克思、恩格斯、黑格爾、普列漢諾夫和列寧，企圖找到困擾他的答案，一遍又一遍在心底叩問： 這些從來沒有見過法西斯分子是什麼樣子，也無機會間接了解殘酷虐待同類的事 實與情景的青少年們（紅衛兵），他們那種冷酷無情的心腸和那些慘無人道的手段是 從哪裡學來的？ 中國究竟是怎樣落到這步田地的？ 中國究竟怎樣才能走出這個火坑？ 這個黑暗的時代幾時才能完結？ 中國將以什麼方式走出這場已經持續了幾十年的災難？ 1976年天安門“四•五運動”爆發，仍是待罪之身的劉賓雁經常混跡人群，流連忘返。“這是中國人自己第一次自發的而不是由中國共產黨發動的群眾運動，又是對於這個黨公然表示蔑視的公開抗議，這標志著二十七年來中國人民第一次大覺醒”。 1979年的劉賓雁，恢復了黨籍和公民權，卻仍然是共產黨和國家政權的異端。他重操舊業發表文章，日益獲得了人民的期許，也日益為權力當局難容。“究竟是什麼東西使這個黨和我之間始終存在一種疏離?它曾開除過我，又糾正了錯誤使我回到黨內，但幾乎從我回到黨內的第一天起便又以警戒的眼光注視著我，這是為什麼?因為這個黨內已經有太多的人不是我的同類”。劉賓雁沒有如毛澤東們所願，改造、墮落成極權主義的政治標本。非但如此，與古今中外所有志士仁人一樣，劉賓雁心有郁結必將發憤著述並磅礡於世：“一定要有所作為，要使我的妻子和兒女有一天為我感到驕傲！有朝一日，我一定要寫出一部震撼中國的作品！” 從1949年到1957年，劉賓雁與毛澤東們的分歧存在於對中國現實的觀察和分析，他對中國的社會性質和歷史道路並無深切的思考和批判。從1979年到1987年，劉賓雁與鄧小平們的分歧，已經上升到了攸關國家安危和人民命運的大問題。 1976年，郭沫若以其九十高齡繼續公開販賣其奴隸哲學“感謝華主席、感謝黨中央”；1977年，時任中共中央主席的“英明領袖”華國鋒公開威脅說要再發動一次反右運動；1979年3月16日，劉賓雁在人民大會黨聽完鄧小平“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和“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報告後，在心中問道：“這四個中國人最熟悉不過的政治概念，同毛澤東在1966年以前推行了十幾年，文革期間又以它們為名把中國推入黑暗深淵的那一套，連措辭都大同小異的四個‘念念不忘’，究竟有什麼不同呢？沒有一位政治家做過解釋，而它們後來居然寫到憲法裡去！” 1979年，鄧小平如日中天，其影響力僅次於1949年的毛澤東。鄧小平聲稱不再以階級鬥爭為綱。他以其自身遭遇和特殊的眼光得出結論，毛澤東式的階級鬥爭理論和群眾政治運動，不僅勞民傷財，禍國殃民，而且會使共產黨的合法性徹底喪失，乃是荒唐而愚蠢的統治術。同時鄧小平深知，無論毛澤東的政治品質和個人道德如何卑鄙無恥，他畢竟是中國共產黨和中國革命的像征，既是中國的斯大林，又是中國的列寧。對毛澤東的否定就是對中共的否定，那就不僅僅是對統治方式和毛澤東個人的否定，而且黨的全部歷史合法性和整個統治根基的動搖。 事情很清楚，鄧小平不想做中國的赫魯曉夫。毛澤東當年為斯大林辯護，決非出於捍衛歷史真理，也非出於對後者的個人尊敬（相反，毛澤東本人曾長期遭到斯大林冷酷、訓斥、挖苦，甚至廢絀），而是出自共產黨領袖們特有的政治實用主義。 1883年，恩格斯在馬克思墓前對後者的貢獻作了簡短的總結，稱道這位亡友發現了人類歷史的發展規律，發現了現代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社會的特殊運動規律，最後他“大膽地說：他有過許多敵人，但未必有過一個私敵。” 七十年後的1953年，斯大林去世時，再也沒有一個共產黨人能夠用這種評語為死者送終了。科學知識幾乎等於零的毛澤東用“三七開”為他的導師蓋棺論定，除了政治流氓和暴君之間“無所畏懼”的結算關系外，已經毫無任何道義底氣和人間常情可言了。 又二十多年後，鄧小平重拾毛澤東余唾，稱毛澤東“功大於過”，再次陷入政治犬儒主義的泥淖，意味著這個黨永遠告別了在歷史真理和政治道德領域進行懺悔和更新的可能，共產主義的全部正義性和莊嚴、神聖感到此土崩瓦解。中國共產黨、中國社會全面世俗化、歷史性腐敗和大規模道德淪喪，也就從此開始了。 客觀而言，鄧小平與毛澤東幾乎在一切個人秉性方面都大不相同。鄧小平未必還有魄力有興趣照走毛澤東式充斥狂妄、血腥和荒唐的死路，未必沒有對世界現代化潮流的基本感悟，但二人之間卻有一個秘而不宣的共識：中國只能實行專制，必要時實行獨裁。 1979年的劉賓雁痛苦地面對著中國的嚴峻現狀，從此失去對“中南海”的寄望和興趣：“他們是在進行一場新的試驗，在經濟生活領域實行高度自由化的同時，在政治和思想領域堅持四個不改：沒有民主與自由的社會主義，大權獨攬，不受監督的黨的領導，沒有人民參與、對人民不承擔責任的無產階級專政，和毛澤東式的‘馬列主義’。” 二十二年的煎熬，換來的仍然是專制主義的勝利，劉賓雁已經清晰預見到1957年以來的悲劇還會重演： “四項基本原則”的提出，只能有一個理由：它表明這個領導集團企圖把中國的改革嚴格限制在經濟領域，絕不觸動舊的政治制度和舊的一套意識形態。至於“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其效用則是可以在任何時候對於任何危及既得利益集團及其意識形態的思想或行為給以懲罰。一九八一年以來已經在全國範圍內以這個名義進行了三次大掃蕩。作家、記者、詩人、教育家、哲學家、經濟學家、編輯、政治家，一概未能幸免。 1957到1979年二十二年間，中國社會公開鼓吹仇恨，實行一部分中國人對另一部分中國人的歧視和暴力統治，斯大林主義的兩個主要砝碼“全盤集體化”和“階級鬥爭尖銳化”在中國每一寸土地和每一個人身上都打下它們惡名昭著的印記。整個社會融奴隸制、封建專制、法西斯主義和僭主獨裁於一爐，權力極度異化，善惡是非徹底顛倒，不僅自由、平等、民主、公義和真理慘遭禁絕，連人性、人道、母愛、同情、懺悔甚至孤獨、出神、沉默、幻想、夢境、回憶等人類最基本最無害的個體生命形態，甚至連絕望、自暴自棄、精神崩潰和死亡，都同樣慘遭荼毒踐踏。作為舶來品的馬列主義、斯大林主義赫然成為所有中國人必須信奉遵從的天條。 1973年9月，毛澤東正寫詩“勸君少罵秦始皇，焚坑事業要商量”，並自詡“馬克思加秦始皇”索爾仁尼琴致信蘇共領導人，憤怒指控“上個世紀末從西風刮來的先進思想”（馬克思主義），它折磨和傷害了“俄羅斯的心靈”，“巨人般的俄國”為此付出了6,600萬生命的代價。索氏聲明，他並“不希望中國精神上毀滅”，但既然中共領袖非要自封為馬克思主義正統，“就把這種先進思想給他們吧”，“讓他們去教育人類，並負擔全部沉重的經濟負擔……”。 二十世紀獨有的“異族意識形態統治”對中國的征服，其怪異、荒誕、血腥、強悍，更超逾了蘇俄。1959—61年間，1966—68年間，因毛澤東們毫不克制和惻隱的倒行逆施，中國先後出現人類歷史上罕見的大飢饉和政治迷狂，先後出現大規模人吃人的恐怖世像。一百年前陀思妥耶夫斯基曾預見到一億俄羅斯人被魔化的末世景像，三百年前，顧亭林同樣陰胡的預言，竟變成了公開、確鑿的國家行為和社會事實：“改姓易號，謂之亡國；仁義充塞，而至於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謂之亡天下。” 文革對中國是徹頭徹尾的浩劫，文革結束卻沒有成為中國的福音。歷史之手不是經由人民、而是通過與毛澤東、“四人幫”過從甚密、幾十年間對中國人民同樣罪惡深重的人物，通過一場類似政變的權力轉移，完成了獨裁向專制的回歸。鄧小平上台後，實行“換湯不換藥”的政治實用主義，為飽受毛澤東們折磨、動蕩翻覆不已的中國帶來表面穩定，知識界告別了長達三十年被無端凌辱、打擊的不堪之痛。但毛澤東締造的國家基本制度、尤其是意識形態體系，被悉心維護下來。中國結束了文革，卻留下了文革之源。1979年，在一系列權力、利益交易完成後，新的權力格局和國家統治方略得以確立。 當代中國這次最大的歷史錯位，使人民付出的代價之高，將在此後近四十年時間中，一次又一次展現出來。 1949年，在某種意義上，在中國歷史的特殊環境中，共產黨對中國的征服還是天意人心所在，起碼是中國不可回避的宿命。如同劉賓雁、李慎之、顧准、何家棟、李銳、朱厚澤等人所論，如果不是毛澤東，中國革命有可能出現較為開明、溫和、人道、甚至有限自由和民主的局面，從而走上在《新民主主義論》、《論聯合政府》、尤其是《共同綱領》中闡述和承諾過的道路。從1976年到1979年中國道路的抉擇，決不是人民意志的實現，王申酉的犧牲、魏京生的入獄和“民主牆”的封閉表明，中共新當權者同樣沒有基本的現代意識，他們在“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共識下，力圖超越赫魯曉夫，直接采用勃烈日涅夫主義，在“安定”和“團結”幌子下繼續實行專制。 1949年毛澤東登基，劉賓雁就沒有感到“高興和激動”，他那時就預感到，共產黨可能給老百姓溫飽，但是“不會給人民快樂和自由”，他“內心深處並不喜歡這個制度”。1979年，劉賓雁與極少數頭腦清醒的人士一樣，再次認識到，歷史並沒有走上正道，人民被出賣了，中國前途堪憂。 擺在他個人面前的，仍然有兩條路，一條是與新的勝利者合作，而這與他的天性和命運早已南轅北轍；另一條是繼續1957年以後的人生選擇。 二 在集中營疲憊的漫長徒步行軍中，在冰冷的寒夜裡，點點孤燈透過黑暗偶 爾照亮了囚徒的隊伍。不只一次，我們渴望著，要向世界吐出長久哽塞在喉頭 的郁結……。此刻，我們心裡非常清楚，代表我們的這位幸運使者，他只需放 聲吶喊，整個世界必將報以回應。 ——【俄】亞歷山大•索爾仁尼琴 1979年，摘掉右派帽子的劉賓雁飽經風霜的面容背後，已經完成了一次深刻的內心革命：從“革命的良心”變成“人民的良心”。劉賓雁永遠變換了歷史身份，他成了人民中的一員，被侮辱、被損害，被歧視、被踐踏的最底層成員。塞萬提斯、陀思妥耶夫斯基曾經在苦役和絞刑架下“設身處地、將心比己”地放棄了貴族意識和一切優越感。索爾仁尼琴寫道，只有“在古拉格群島，則是幾百萬人的頭腦和靈魂，真實而且永遠地陷入奴隸、囚徒、伐木工和礦工的境地，在世界歷史上第一次（在這樣的規模上）使社會的上層和下層的經驗融合起來了！只有群島的知識分子犯人才最終失卻了由於憐憫下層而出現的優越感”，從而在世界文學史上出現了一個嶄新的領域：下層人描繪下層人。 比斯大林主義更恐怖的毛澤東主義已經以“物質的、鐵一般”的形式在中國建立起來了。直到這時劉賓雁也沒有與革命告別（革命對於劉賓雁，猶如初戀，永遠不可能告別，至於後來《告別革命》一書中那種理性、詩意、布爾喬亞式的“告別”，在劉賓雁的人生哲學和辭藻裡，不可能出現），更沒有與革命“決裂”（他一生都沒有“拋棄”馬克思和共產主義，也許他最終也沒有找到比他當年遭遇後者更使自己覺得這個世界值得為之奮鬥乃至犧牲的那種啟示）。但劉賓雁發現了對革命的可怕背叛和革命自身的異化。 民國肇始，孫中山、蔣中正等國民黨人對中國和世界大勢已有較清晰和客觀的認識，中國可能走上逐步自由、民主、憲政的道路，正面滿足中國民族主義（“恢復中華”，收回失地，廢除列強不平等條約……）和社會正義與進步（法律、經濟、政治平等、個人權利與自由……）的歷史性要求。借助孫、蔣二人的儒家和基督教背景，中國還有可能在東、西方文明對話、交融的偉大進程中，扮演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由於一系列外來因緣和偶發事變（主要是凡爾賽條約、西安事變、日本入侵、蘇軍出兵東北），代表中國主流傳統和歷史方向，以知識界、新興資產階級、社會賢達和富裕守法農民為主體的現代化進程，被可悲地阻斷。蘇美冷戰和國共內戰把中國推向另一種命運。毛澤東對馬克思、列寧和斯大林主義的創造性貢獻在於，把人民提高到無產階級和共產黨之上，再把自己封為人民領袖。他發現並堅信，中國數以億計的人民（其基本成員是毫無現代意識，缺少文化教養，對世界無所貢獻而充滿疑惑和仇恨的無賴痞子），正是這些缺乏獨立思想、人道關懷和自由精神而數量巨大的芸芸群氓，相對於馬克思的“生產力”、“歷史規律”，列寧的“職業革命家”、“布爾什維克鐵的紀律”，斯大林的“無產階級專政”和內務部行刑隊，具有不可比擬的破壞性力量。 人類歷史上，還沒有第二個人像毛澤東那樣，把“人民”推舉到如此令人眩目的地位，毛澤東的所有想像力、創造性、靈感和力量，都是在“人民”的名義下獲得的，“人民”代替了上帝、真理、永恆和無限，毛澤東發明和制造了“人民拜物教”。 勿庸贅述，人民從來是毛澤東的工具，玩弄人民於股掌間的毛澤東是中國現代最大的劫數，而要最終化解這個劫數，擺脫和摒棄毛澤東的幽靈，需要特殊的智慧和罕見的勇氣。堂堂中華，偌大中國，只有劉賓雁將毛澤東強加於中國的“遺產”分撿於光天化日之下。中國人第一次看到了自己的真正面目，明白了他們遭受著什麼力量的支配，他們的命運坎陷到了什麼樣的田地。與索爾仁尼琴一樣，劉賓雁親身領教了毛澤東們直接加諸的磨難，他已經從這場革命的血腥過程和恐怖前景，將當年的懷疑和憂慮轉變為批判和抗議，——他已經在精神世界和道德王國與中國共產黨分道揚鑣了。 無論如何禁絕，無論中國如何被虛無主義征服到何種田地，1979年《人民文學》九月號發表的《人妖之間》都像一道鋒刃，割開了中國層層密織的面紗，堪稱中國文學、歷史、新聞和政治思想史上劃時代的作品。 這是1949年以後三十年間第一聲洪鐘大呂，是1957年中國萬馬齊鳴二十二年以後振聾發聵的稀世警鐘，是對全面奴化狀態依然籠罩中國的混沌昏庸時世的當頭棒喝。近三十年過去，它所激起的排空巨浪依然高懸於中國歷史天空。 《人妖之間》主人公王守信，與權力人物結為死黨，幾年間由一名土匪姘頭、媒建公司收款員上升為黑龍江賓縣事實上的統治者之一，具體而微地完成了權力結構、功能及其交換的全部過程，完成了中國社會的“大顛倒”。 異化（Entfremdung），無論在黑格爾、費爾巴哈，還是馬克思那裡，主體外化為異己力量，都是“上帝本質”、“絕對觀念”和“歷史規律”中最重要的現像。《人妖之間》第一次發現，國家最高權力的異化，乃是天下底下最深重的災變和最可怕的倒退。 馬克思從解剖商品入手，對資本主義進行了獨特的分析批判，被恩格斯概括為對人類文明的重大貢獻。劉賓雁從權力異化開始，對中國無疑是對當代中國具有顛覆意義的重大發現。 考茨基、盧森堡、魏特林、吉拉斯、盧卡奇、葛朗西、馬爾庫塞、弗洛姆等東西方馬克思主義者都曾對共產主義走向極權主義和絕對主義作過研究，劉賓雁的獨特貢獻在於，他把晦澀抽像的哲學概念“還原”到了二十世紀人類最大一片試驗地——中國社會，提示了權力異化這個籠罩在億萬性靈命運之上的時代之謎。 劉賓雁指出，“王守信絕不是一種獨立的社會現像，她不過是一團污水中的一顆泡沫，貧瘠土壤上的一株莠草。”通過對這顆泡沫和這株莠草的解剖，劉賓雁以其簡潔的文字，對中國人民發出了前所未有的危機信號： 這種“社會主義”交換，比起資本主義交換確實有相當大的“優越性”：交換雙 方個人不須擁有資本，不須支出任何私有財物，不冒任何虧損或破產的危險，而各有 所得。事情非常明顯，每一次這種交換，都不能不突破政策界限，都不能不間接或直 接給社會主義公有財產損害，或都使黨紀國法失靈，往往又是二者兼而有之。而在這 種反復不已的交換中，黨政干部本身也就逐漸蛻化為吞噬人民脂膏和吞食社會主義制 度的蛀蟲。 中國權力異化的一大惡果，是人民的普遍物化和道德淪喪。連王守信這樣一名毫無任何現代文明意識的半文盲，居然發自本能地運用毛澤東們發明的枷鎖，鉗制對手，總攬大局，實行“全面專政”。 在形式上，劉賓雁與毛澤東一樣，信奉“人民至上”、“人民萬能”。但二人之間的分歧卻如天壤之別。劉賓雁從來沒有任何利用人民以謀私欲的陰暗心理，他為人厚道、正直、真誠，一生沒有任何損人利己的劣行。他們之間的差異不僅在道德上，而且在對歷史真實和人性本質的洞察和理解上，劉賓雁遠比毛澤東深刻、坦蕩、富於真知卓見。 在當代中國，劉賓雁第一個指出，人民與共產黨、毛澤東並不等同，也並不一致，如果兩者出現矛盾、衝突，責任全在後者。劉賓雁更深刻的發現是，人民也可能蛻化，甚至可能墮落，而這正是毛澤東們不可寬恕的罪過。能使“廣義上、宏觀意義上不會出錯”的人民變壞，這是中國獨有的悲劇，劉賓雁由此臨近了中國命運最復雜最令人驚心動魄的歷史內幕。 事實上，從1949年、1957年、1966年、1989年以來，毛澤東們在相當程度和規模上，不僅限於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領域，而且在道德、精神和人性上征服了中國。在《人妖之間》，小小賓縣裡的人民，已經在精神上瀕臨破產了。正是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高呼“人民萬歲”的時代，中國社會發生了大分化，人民出現了大變異、大墮落。 三 在這個世界上，如同黑暗中朦朧的閃光，我們由黑暗的沒有意識的物質存在的 無有之中出現了片刻。我們必須好好利用理性的要求，創造一個對得起我們自己， 對得起那我們只是朦朧察覺到了其目標的生活。 ——【俄】安德烈•薩哈羅夫 魯迅曾被人稱為“民族魂”。他的最大貢獻，是寫下了《狂人日記》和《阿Q正傳》兩篇揭示中國國民性的小說。日益增加的檔案材料表明，魯迅關於國民性的“發現”，來自北一輝、藤田劍鋒、大隈重信、宮崎滔天、幸得秋水和內藤湖南等日本近代軍國主義精英的“支那觀”、“中國印像”。在魯迅那裡，中國人愚昧、自私、冷漠，已經無藥可救。惟有仰仗“外力”（日本入侵和斯大林主義入主），中國這所“鐵屋子”才可能打破。他對中國歷史的詛咒：“吃人”，被奉為對中國的最大發現。魯迅精神的西方譜系源自尼采、叔本華、易蔔生、波德萊爾、王爾德等近代虛無主義和價值取消派。魯迅在中國的得勢，他在1949年以後的至尊地位，他對仇恨、暴力、專制的公開頌揚，他對溫情、諒解、懺悔、寬恕和一切人道主義的公開進攻，完全契合毛澤東們的需要。毛澤東革命造反的第一根據，就是舊中國人民的“悲慘命運”，它是新中國人民偉大的必要前提和自然反題。魯迅和毛澤東對中國國民性的論斷，正是他們設計的歷史天秤的兩端。魯迅深得毛澤東青睞，尤其在文革時期被抬高到與馬恩列斯並列（其實更高）的地位，豈非偶然！當年的狂人、阿Q們已經被毛澤東改造和培養成了一代又一代共產主義接班人：土改和鎮反的劊子手，反右運動的打手和積極分子，文革中的造反派和紅衛兵，《人妖之間》裡的王守信。魯迅的貢獻在於為革命捏造了一個奴隸式的自然基礎，毛澤東則把這個基礎發展和上升為一代禽獸、法西斯黨徒和奴隸主。從1936年魯迅去世到1976年毛澤東去世40年間，一部分中國人從奴隸變成了主子，這就是中國二十世紀下半葉上演的變形記。魯迅污陷孔子是由權勢者們捧起來的偶像。今天，稍有歷史常識的中國人都清楚，從他病逝到文化大革命，先被上海地下黨和左翼文人包裝成“民族魂”，既而被先在延安、後在北京的毛澤東冊封為“中國一等聖人”。而他虛構的狂人和阿Q們，已經早已衝決“禮教”和“封建”羅網，成為天安門廣場山呼海嘯般地向全世界公開顯示神權浩蕩的現代奴隸，進而演變成現代極權主義的巨大肉身。他們愚昧、自私、冷漠、滑稽依然，卻平添了狂妄、殘忍、無恥、虛偽，這就是這位“代表中華民族新文化的”“最正確、最勇敢、最堅決、最熱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中國文化革命的偉人”、“中國第一聖人”、“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徹底的唯物主義者”，對現代中國的貢獻。 劉賓雁痛心疾首地發現，與共產黨一樣，人民出現了大退化。“經過反右和文革，許多中國人良心消失，懺悔意識消失，不能獨立思考，不信守諾言，相互仇恨、猜忌，冷酷和仇恨成為主要人性，弄虛作假，嫉妒成性，告密成風，刑訊逼供，野蠻殘忍，沒有思想，健忘，易滿足，因幻覺代表現實……”。“中國人不承認傑出的天才人物，不承認才智上的豪傑，但他們承認暴力的豪傑，越是優秀的人、越是傑出的人，在中國越難生存，中國為什麼會成為一個庸才的天堂？” 在王守信的“學習班”、“賽師會”上，劉賓雁為後人留下了一幅風俗白描：“又擊起鼓來，又接著作詩。人人心裡也有個鼓，咚咚敲個不停，都是成天鼓搗煤的，會做啥詩呀？有人只好硬憋，直冒汗，准保一輩子倒了胃口，以後聽見詩就和發抖。你不作詩，不罵得蠍虎點，就要懷疑到你頭上來，那可不是鬧著玩的呢。有人偷偷溜到別人背後，看人家編個啥，沒文化，憋不出來的，索性站起來朗誦散文——破口大罵……，祖國啊，這就是人民共和國的主人，無產階級的主人，這就是我們的工人階級嗎？王守信——這就是工人階級的先進部隊，共產黨員嗎？” 劉賓雁借助外語優勢達到的理論高度，在中國作家極為罕見。但是“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興趣，隨著據說是它的偉大勝利（中國的解放）而同時淡化消失，又因為對中國和蘇聯的教條主義而厭惡透了”。他卻因此悟出另一個重要得多的真理：在中國，由於中共當局不可與言，又由於理論界普遍缺乏道德擔當和理論勇氣，因此，關於制度和意識形態的論爭，既不可能又無價值。而中國社會的演變和人民的真實狀態，則是比理論問題、包括上層政治重要得多，真正值得關注和分析的大問題。 “二十二年與世隔絕，得天之助，一是體驗了人民的苦難，養成點平民意識；同時不受官場沾染，保持了感覺的‘童真’。因而，1979年初一旦‘改正’，仍用三十歲時的眼睛看現實，遂覺得不可容忍，寫出《人妖之間》。於是，重演一遍二十三年前的故事，一舉成名”。安徒生的天才之作《皇帝的新裝》在二百年後的中國找到了知音。劉賓雁撕裂了新中國冠冕堂皇的面具：這個國家一天也沒有屬於人民，正相反，名義上、法律上的國家主人——人民，已經異化為被欺騙、被利用的群氓，淪落為被蹂躪、被驅使的奴僕，被剝奪、被出賣的草菅鯨首。 一個新的統治集團、新的特權階級，已經凌駕於人民之上。中國社會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主人與僕人之間，共產黨與人民之間，人與妖之間，已經通過各種形式的分化和組合，完成了一次歷史上絕無僅有的異位與復辟。《人妖之間》發行了140萬份。由於人人要看，所以無論圖書館的或個人訂閱的，都被人們借走。每次以幾小時計，連續傳閱，直至被磨搓得不像樣子為止。在有些工廠和學校，由於大家都急於先睹為快，而雜志只有一份，於是便在下班、放學之後不回家，集聚起來，由一人朗讀。“一九七九年中國的文學作品第一次走進普通人的生活，成為很多人生活裡不可缺少的一個部分。大部分小說或揭露文化大革命的悲劇，或揭示現實中影響千百萬人命運的矛盾，因而受到從知識分子到普通青年勞動者的歡迎。但是直接描述、分析共產黨組織的腐敗和社會的嚴重病患，並且寫的就是仍然發生在眼前的現像，又是紀實性的，《人妖之間》是第一篇。” 富於原創力和獨立精神的美學家高爾泰指出：“如果不聯系當代中國的社會現實，不聯系中國人民在與‘極右’勢力進行的艱難困苦而又百折不撓的鬥爭中形成的價值觀念”，那麼中國的現代派們“是連接受美學也接受不了的”。他以其獨有的精神視野評價劉賓雁作品的獨特意義：“如果說西方美學的諸流派要比我們的文學評論更科學些，那麼我願意指出，無論是唯美主義的佩特還是未來主義的馬裡內蒂；是意識流派的詹姆斯還是表現主義的布萊希特；是超現實主義的布列東還是新小說派的葛利葉；是結構主義的弗拉亥還是語言學派的瑞恰茲，都不能說明，為什麼劉賓雁的報告文學，以馬蒂斯式的粗線條而能如此以雷霆萬鈞的力量，震撼著億萬人的心靈。” 近三十年過去，中國和世界發生了巨大變化，劉賓雁在《人妖之間》裡對中國的“發現”，不但沒有“過時”，反而為權力異化的歷史性災難所證實。當年王守信似乎無師自通獲得的膽量和能耐，已經被整個政權和全社會（尤其1989“六•四”後）接受並極度恢宏堂皇地發展了。今日中國權力與金錢的神聖聯盟已經成為現代世界最大極權制度抵御一切壓力、危機、風險，拒絕自由、民主、人權最強大的力量。一個新的、龐大無朋的幽靈在東方徘徊，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們地下有知，當會目瞪口呆，用“龍種生下跳蚤”已不能比喻其間的變異。全世界神智正常的人們對這個戴著各種面具的歷史怪物，除了迷茫、厭惡外，似乎無能為力。 在八十壽筵答謝辭中，劉賓雁再次把目光凝聚在人民身上，當下中國充斥著對帝王將相歌功頌德的作品，引起他極大的失望。激憤之極，劉賓雁厲聲譴責中國人遭受專制是“活該！” 中國人先在毛澤東統治下淪為狂熱、極端愚昧的政治性物種，後在鄧小平、江澤民的權錢聯盟裡，集體墮落，乃是中外歷史上絕無僅有的歷史大潰退。盡管如此，劉賓雁還是把希望寄放在人民身上。 四 冥辰高懸在我們頭頂，無辜的 俄羅斯在痛苦掙扎； …… 假如他們真要封住我受傷的嘴， 就讓那些我為他們說話的千百萬人 讓他們來代替我。 並讓他們每年記住 每當我的祭日來臨。 我不只為我自己祈禱 我的呼聲是為了那兒所有和我在一起的人們 ——為了所有的人。 他們在寒冬腊月裡，在七月的熱浪中， 站在那堵不通風的深紅色的牆下。 ——【俄】阿赫瑪托娃 1985年1月，《第二種忠誠》在《鐘山》發表，立即引起海內外強烈反響。是年，文革結束已近十年，中國歷史道路危情潛伏，准備復辟倒退、收拾殘局的舊勢力磨刀霍霍。時代亟需的對國家基本制度和意識形態體系進行嚴肅反思的局面一再被阻斷，毛派“極左”勢力的反撲和復活已經直接危及到艱難步履的中國。不對毛澤東的罪過進行揭露，不檢討那個時代駭人聽聞的悲劇，不發現與那些罪過和悲劇相對峙、相抗衡的精神，中國就不可能在精神上前進半步，隨時可能出現專制復辟。 正是出於對中國歷史與現實命運的雙重關切，劉賓雁以“第二種忠誠”為名，在近半個世紀中無人敢於問津的政治、歷史、法律、外交、司法、軍隊、人性和毛澤東以及雷鋒等領域縱橫激越，鋒芒所向，盡在要害。 彭德懷給毛澤東的萬言書，是中共上層裡“革命良心”對獨裁者的一次罕見的譎諫，後來演變成殘酷的政治陷害。在此之外，兩代中國人只能傾聽和仰視最高領袖。聽憑他們指點江山，品評歷史，裁斷是非，制定國家大法，操控億萬人命運，一切天經地義。劉賓雁將兩封“萬言書”公諸於眾，直截了當地拷問毛澤東亡靈和當政的鄧小平。 1881年3月，亞歷山大二世被謀刺後，俄國民意黨執行委員會把一封致亞歷山大三世的公開信印在“富有光澤的羊皮紙上”，投進涅瓦大街郵筒裡。同時有一萬三千份復印件在俄國各地散發。民意黨人指出，現在俄國“並不存在真正意義的政府，政府按其本質來說只應當表達人民的願望，只應當實現人民的意志。”然而，在俄國，“政府已墮落為清一色的奸黨，並且比起執行委員會來更加適合於稱之為一幫篡位的匪徒。”他們提出了兩個條件：一、大赦政治犯；二、由俄國人民的代表重新審查現行國家和社會生活方式，並按照人民的意願進行改造。 亞歷山大三世不顧警告，對五名謀刺人士（其中一名是著名女革命家索菲亞）判處絞刑。 奉行非暴力主義的托爾斯泰致信亞歷山大三世，指出俄國面臨著三條道路：“以惡報惡的鎮壓之路；自由主義的縱容之路；沙皇以一個基督徒的身份，履行上帝旨意的寬恕之路。” 亞歷山大三世拒絕了托爾斯泰（同時給沙皇寫信的還有二十余名“俄羅斯的良知”，他們也都遭到拒絕）。二十年後，托氏再次致信沙皇（尼古拉二世），措辭已不再是懇求，他的警告直率而嚴厲：“歷代沙皇都可能並確實是怪物和瘋子，獨裁是一種過時的政府形式，……最重要的，是整整一億人民會異口同聲地要求自由。” 羅曼諾夫王朝當然不是因為民意黨人的謀刺、傳單和托爾斯泰伯爵的信函而倒台，卻是後者的告誡一再被置若罔聞的必然後果。將近四十年後，沙俄帝制在戰爭和革命的血泊中土崩瓦解，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在和平遜位之後，還未能免於被布爾什維克滿門屠殺的噩運。 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初，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索爾仁尼琴、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薩哈羅夫等蘇聯著名持不同政見者先後致信蘇聯領導人，就一系列涉及蘇俄重大命運的問題提出告誡和建議。與沙皇俄國一樣，蘇聯共產黨統治集團對這些最無私最坦率、也最有價值的告誡視若無睹。不到二十年，在沒有外來戰爭、人民起義和恐怖刺殺的情況下，第一個社會主義超級大國、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策源地戲劇般地崩潰了。 全球最大一片土地先後相續的兩個帝國，沒有被拿破侖、希特勒的戰爭機器摧毀，卻在歷史真理、時代良知和人的自由本性面前分崩離析了，而真理、良知和自由通常是由知識人來表達的。 向暴君和獨裁者公開或私下致書，提出勸諷和告誡，是古今中外所有專制社會的特有現像。劉賓雁本人就曾經以信函方式提醒毛澤東“一個特權階層已經形成，黨內占優勢的是特權主義與宗派主義，黨內高級干部存在‘變色龍’，黨群關系惡遍惡化……”，他那時不可能知道，毛澤東就是中國最大的特權人物和變色龍。 在《第二種忠誠裡》，劉賓雁公布的兩封“萬言書”，均出自普通士兵。它們的公諸於世，像兩把利斧劈開了中國最高統治者的世襲領地和政治黑箱，以“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的勇氣，以真正的人民名義和個人的良知高度指控和質問毛澤東： 我認為，中共中央近來在國內外的路線、方針、政策方面取得重大成績的同時， 犯有一系列嚴重的錯誤，其中有一些屬於原則性方向性錯誤。本來，任何政黨和個 人在漫長的歷史征途中犯這樣那樣的錯誤是不足為怪的，但是最危險最可怕的是中 共中央至今根本沒有意識到自己犯了什麼嚴重錯誤…… 造成這些錯誤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對毛主席的個人崇拜 或個人迷信……你老人家實質上不允許別人批評你的缺點錯誤，對於稍微尖銳一些 的原則性批評，馬上翻臉，進行殘酷鬥爭和打擊。……什麼南斯拉夫、蘇聯、波蘭、 匈牙利、法國、意大利、美國、印度……那些國家的共產黨都會犯錯誤，唯獨中國 共產黨是唯一的例外……，你口口聲聲說馬克思主義是不怕批評的，但事實恰恰相 反，遠的不說，1957年到現在，哪一個‘批評’毛澤東思想的人有過什麼好的結局 呢？ 接下來，“萬言書”滿懷憂慮地預感到，遲早總有一天，包括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雲、林彪、鄧小平……等等在內的許多中央領導人都可能被打成反黨、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最後，作者告誡毛澤東“千萬不要重蹈斯大林的覆轍！”否則，“不錯則已，一犯錯誤就錯到底，後患無窮”。 毫無疑問，這是對共產極權的最高權威的挑戰，意味著一個被掩蓋的歷史進程早已存在於表面鐵板一塊式的中國社會中。“萬言書”作者之一陳世忠明確拒絕充當雷鋒式的工具，“他唯上級命令是從，他預先就斷定了你（毛澤東）永遠是絕對正確的。……一旦你說錯了話，你代表黨中央做出了錯誤決定，又有誰能夠幫助你們糾正呢？” 雷鋒作為毛澤東精心培養的奴隸典型，其反人性、反文明更甚於王守信。它作為毛澤東絕對權威和權力狂的必要陪襯，作為公然變人為齒輪、螺絲釘、耳目、鷹犬的標本，在道德和倫理上發生過異常虛偽和卑劣的影響。雷鋒式共產主義道德楷模的無恥和可怕，使中國歷史的偽君子和宦閹之徒都會自愧弗如。在《人妖之間》裡，劉賓雁發現的是中國令人絕望的最大陰暗面，毛澤東極權主義帶給中國社會的人民分化，權力異化帶給人民的腐蝕和毒化惡果。 《第二種忠誠》是中國現代文學和社會政治思想史的裡程碑作品，標志著中國歷史和精神發展中一種新範疇的出現，標志著中國人民在普遍奴化、獸化、物化過程中，同時出現的另一種重大變化。一種新思想和新人、新的人道主義和“人民至上”觀的確立。 《第二種忠誠》破天荒第一次把顛倒的歷史顛倒過來。劉賓雁把兩名死囚變成原告，把毛澤東和那直接濫殺無辜的劊子手還原成被告。歷史以其異常曲折的形式證明，兩封萬言書的公開展示，不僅大大拓展了中國人民的政治視野和人生境界，撕開了中國政治生活最厚密的帷幕、最森嚴的禁忌，而且直接預告了中國現代民主運動的前景。劉賓雁將這種類似專制社會的“死諫”冠以“第二種忠誠”，分明是對幾十年來肆虐成災的奴隸主義的鄙棄，而把真實的“人民”寫在時代的旗幟上。它是對極權統治的政治術語和語言符號的無畏挑戰，在中國第一次公開頌揚獨立而非依附，清醒而非盲從，服膺真理而不崇拜任何偶像的人道主義和人民性，“在中國政治原野上雖然貧弱而稀少”的新人和新思想。 《第二種忠誠》同時把鋒芒指向“無產階級專政”本身。“萬言書”作者目睹了“在光天化日之下，當著一百多名犯人的面干下的殺人罪行。”目擊者陳世忠與死者非親非故，但在他本人冤案平反後第三天，就不斷奔走為死者鳴冤，要求懲罰凶手。他在《人血不是水》中呼吁中國人“想一想，死者的親屬──年輕的寡婦和孤兒這些年是怎麼過來的！想一想，人民鋼鐵長城的聲譽怎能讓殺人凶手玷污！想一想，這些制造假像、殺人邀功的敗類至今還隱藏在黨內、軍內，成為我們事業的接班人！再想想，這件事本來很可能輪到你、我、他的頭上，如果被害人是你的親屬，你又該怎麼想？……還有，這種事若不查個水落石出，連同‘文化大革命’一切徹底否定掉，你能擔保今後不會再發生嗎？” 劉賓雁評論道：“問得有理，……然而引起我思索的卻不是他的這些觀點，而是他的那種感情，說起來似乎也很簡單，無非是古已有之的人對人的同情吧，但是在陳世忠身上，這種感情為什麼這樣強烈，如此執著，本人二十年的凄涼遭遇沒能衝破它，幾千萬人經歷的曠古浩劫（那十年，死一個人又算得了什麼呢！）也未能使它麻木呢？”“陳世忠不可能是個先知先覺，黨內水平比他高出許多倍的有識之士多得很，難得的是他在那種境地竟然如此坦率地陳述自己的意見。” 1962年，《伊凡•傑尼索維奇的一天》在《新世界》發表，主編特瓦爾多夫斯基在簡短的《代序》中寫道：“一個新的、獨特的並且是完全成熟的巨匠進入了我們的文壇。”索爾仁尼琴從此改寫了蘇俄文學史，並且在八年後摘取了諾貝爾文學獎。 不難設想，劉賓雁即使沒有提到毛澤東，只是把那樁虐殺囚犯的事件非常“文學化”地展開為一個中篇，其藝術和社會成效也許與《一天》有同工異曲之妙。 富於獨立精神的文學評論家劉再復認為，在中國，任何想感動世界的作品必須首先感動自己祖國的人民，他認為劉賓雁的作品是中國文壇上的重大現像，“如果不是他們經歷過一個苦難的時代，如果不是他們經受過一次心靈的煉獄，如果不是他們本身所具備的高度的良知水平，如果不是他們有一種獻身於社會和獻身於文學事業的英勇精神和道義力量，這種散文是無法出現的。這種散文的出現，標志著中國作家精神狀態的巨大轉變。它是我們民族心靈遭到巨大創傷之後的一種補償，……是作家自由本質的一次光輝的實現。只有心靈受到十年震撼和折磨的中國人民，才知道這種散文是怎樣的寶貴和值得珍惜”。 《第二種忠誠》是在歷史真理和道德理想的領域與毛澤東的決裂，其顛覆性的意義至今猶存：極權主義和暴君政治的彌天大謊——“為人民服務”——像舞台上紙糊的布景開始翻轉出它滿是灰塵和蛛網的背面。 在此之前，從華沙到布拉格，東歐人民在匈牙利起義被血腥鎮壓二十多年後，再次走上掙脫斯大林主義鎖鏈的“光榮荊棘路”。知識界、工人、教會和黨內改革派正式結成聯盟。瓦丘利克的《2000字宣言》、希克教授和裡赫塔博士的《行動綱領》、瓦文薩們的《21條要求》以及哈維爾、昆德拉、米奇尼克們已把“自由”、“民主”、“人道”、“自治”、“獨立”堂而皇之地寫入歷史的天空，東歐大地的自由解放運動已不可逆轉。 《第二種忠誠》雖然還停留在對歷史的清算和反思上，但在歷史精神上與蘇聯、東歐的自由化浪潮卻存在根本的契合：必須用真理、正義、人道戰勝專制、邪惡和暴力。 五 夜深人靜。我走上月台。 我倚靠在門框上， 細聽往事的余音， 揣度今後的浮生。 夜色像千百只望遠鏡 一齊對准了我。 亞伯天父啊，如果可以的話， 免去我這一苦杯吧！ ——接下來，“萬言書”滿懷憂慮地預感到，遲早總有一天，包括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雲、林彪、鄧小平……等等在內的許多中央領導人都可能被打成反黨、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最後，作者告誡毛澤東“千萬不要重蹈斯大林的覆轍！”否則，“不錯則已，一犯錯誤就錯到底，後患無窮”。 毫無疑問，這是對共產極權的最高權威的挑戰，意味著一個被掩蓋的歷史進程早已存在於表面鐵板一塊式的中國社會中。“萬言書”作者之一陳世忠明確拒絕充當雷鋒式的工具，“他唯上級命令是從，他預先就斷定了你（毛澤東）永遠是絕對正確的。……一旦你說錯了話，你代表黨中央做出了錯誤決定，又有誰能夠幫助你們糾正呢？” 雷鋒作為毛澤東精心培養的奴隸典型，其反人性、反文明更甚於王守信。它作為毛澤東絕對權威和權力狂的必要陪襯，作為公然變人為齒輪、螺絲釘、耳目、鷹犬的標本，在道德和倫理上發生過異常虛偽和卑劣的影響。雷鋒式共產主義道德楷模的無恥和可怕，使中國歷史的偽君子和宦閹之徒都會自愧弗如。在《人妖之間》裡，劉賓雁發現的是中國令人絕望的最大陰暗面，毛澤東極權主義帶給中國社會的人民分化，權力異化帶給人民的腐蝕和毒化惡果。 《第二種忠誠》是中國現代文學和社會政治思想史的里程碑作品，標志著中國歷史和精神發展中一種新範疇的出現，標志著中國人民在普遍奴化、獸化、物化過程中，同時出現的另一種重大變化。一種新思想和新人、新的人道主義和“人民至上”觀的確立。 《第二種忠誠》破天荒第一次把顛倒的歷史顛倒過來。劉賓雁把兩名死囚變成原告，把毛澤東和那直接濫殺無辜的劊子手還原成被告。歷史以其異常曲折的形式證明，兩封萬言書的公開展示，不僅大大拓展了中國人民的政治視野和人生境界，撕開了中國政治生活最厚密的帷幕、最森嚴的禁忌，而且直接預告了中國現代民主運動的前景。劉賓雁將這種類似專制社會的“死諫”冠以“第二種忠誠”，分明是對幾十年來肆虐成災的奴隸主義的鄙棄，而把真實的“人民”寫在時代的旗幟上。它是對極權統治的政治術語和語言符號的無畏挑戰，在中國第一次公開頌揚獨立而非依附，清醒而非盲從，服膺真理而不崇拜任何偶像的人道主義和人民性，“在中國政治原野上雖然貧弱而稀少”的新人和新思想。 《第二種忠誠》同時把鋒芒指向“無產階級專政”本身。“萬言書”作者目睹了“在光天化日之下，當著一百多名犯人的面干下的殺人罪行。”目擊者陳世忠與死者非親非故，但在他本人冤案平反後第三天，就不斷奔走為死者鳴冤，要求懲罰凶手。他在《人血不是水》中呼吁中國人“想一想，死者的親屬──年輕的寡婦和孤兒這些年是怎麼過來的！想一想，人民鋼鐵長城的聲譽怎能讓殺人凶手玷污！想一想，這些制造假像、殺人邀功的敗類至今還隱藏在黨內、軍內，成為我們事業的接班人！再想想，這件事本來很可能輪到你、我、他的頭上，如果被害人是你的親屬，你又該怎麼想？……還有，這種事若不查個水落石出，連同‘文化大革命’一切徹底否定掉，你能擔保今後不會再發生嗎？” 劉賓雁評論道：“問得有理，……然而引起我思索的卻不是他的這些觀點，而是他的那種感情，說起來似乎也很簡單，無非是古已有之的人對人的同情吧，但是在陳世忠身上，這種感情為什麼這樣強烈，如此執著，本人二十年的凄涼遭遇沒能衝破它，幾千萬人經歷的曠古浩劫（那十年，死一個人又算得了什麼呢！）也未能使它麻木呢？”“陳世忠不可能是個先知先覺，黨內水平比他高出許多倍的有識之士多得很，難得的是他在那種境地竟然如此坦率地陳述自己的意見。” 1962年，《伊凡•傑尼索維奇的一天》在《新世界》發表，主編特瓦爾多夫斯基在簡短的《代序》中寫道：“一個新的、獨特的並且是完全成熟的巨匠進入了我們的文壇。”索爾仁尼琴從此改寫了蘇俄文學史，並且在八年後摘取了諾貝爾文學獎。 不難設想，劉賓雁即使沒有提到毛澤東，只是把那樁虐殺囚犯的事件非常“文學化”地展開為一個中篇，其藝術和社會成效也許與《一天》有同工異曲之妙。 富於獨立精神的文學評論家劉再復認為，在中國，任何想感動世界的作品必須首先感動自己祖國的人民，他認為劉賓雁的作品是中國文壇上的重大現像，“如果不是他們經歷過一個苦難的時代，如果不是他們經受過一次心靈的煉獄，如果不是他們本身所具備的高度的良知水平，如果不是他們有一種獻身於社會和獻身於文學事業的英勇精神和道義力量，這種散文是無法出現的。這種散文的出現，標志著中國作家精神狀態的巨大轉變。它是我們民族心靈遭到巨大創傷之後的一種補償，……是作家自由本質的一次光輝的實現。只有心靈受到十年震撼和折磨的中國人民，才知道這種散文是怎樣的寶貴和值得珍惜”。 《第二種忠誠》是在歷史真理和道德理想的領域與毛澤東的決裂，其顛覆性的意義至今猶存：極權主義和暴君政治的彌天大謊——“為人民服務”——像舞台上紙糊的布景開始翻轉出它滿是灰塵和蛛網的背面。 在此之前，從華沙到布拉格，東歐人民在匈牙利起義被血腥鎮壓二十多年後，再次走上掙脫斯大林主義鎖鏈的“光榮荊棘路”。知識界、工人、教會和黨內改革派正式結成聯盟。瓦丘利克的《2000字宣言》、希克教授和裡赫塔博士的《行動綱領》、瓦文薩們的《21條要求》以及哈維爾、昆德拉、米奇尼克們已把“自由”、“民主”、“人道”、“自治”、“獨立”堂而皇之地寫入歷史的天空，東歐大地的自由解放運動已不可逆轉。 《第二種忠誠》雖然還停留在對歷史的清算和反思上，但在歷史精神上與蘇聯、東歐的自由化浪潮卻存在根本的契合：必須用真理、正義、人道戰勝專制、邪惡和暴力。 五 夜深人靜。我走上月台。 我倚靠在門框上， 細聽往事的余音， 揣度今後的浮生。 夜色像千百只望遠鏡 一齊對准了我。 亞伯天父啊，如果可以的話， 免去我這一苦杯吧！ ——鮑里斯·列昂尼多維奇·帕斯捷爾納克 從五十年代胡風的“精神奴役創傷”開始，經過馮雪峰、秦兆陽、邵荃麟到八十年代李澤厚從康德那里借來的“人是目的”，王若水等人對“異化”、“人道主義”的馬克思主義解釋。在當代中國，有關人道主義的論爭充滿了風險。劉賓雁獨特的貢獻在於，他深知，人道主義在中國的特殊困境從來不是經院哲學問題，而是鐵一般的物質性現實，是極權制度對人本身進攻的所有細節和惡果。它集中在毛澤東為首的“極左”勢力對人民的壓迫和剝奪上。 1986年11月21日，在天津南開大學的演講中，劉賓雁對當代中國的十個方面坦率地闡述了自己的觀點。在談到人道主義的命運時，他說： 人道主義的地位是什麼？它到底是目的？還是手段？……在俄國發生十月革命時， 當時在極其特殊的條件下，鬥爭是非常殘酷的。有一個清醒的政治家，當時在德國已 經被逮捕了的盧森堡，一個女革命家，給列寧寫信，寫了本小冊子，向俄國布爾什維 克黨提出忠告，說你們一定要注意，無論革命環境如何的艱苦、如何的殘酷，但是希 望你們注意你們采取的手段，不要太暴烈，手段應該是人道主義的……回顧我們幾十 年的歷史、幾十年國際共產主義的歷史，我認為有這樣的問題，文化大革命就是一個 最好的例子。國際上，共產黨的威信是怎麼樣被破壞的？頭一個就是斯大林的所謂肅 反擴大犯，……這是對共產黨威信的第一次打擊；第二次打擊，就是文化大革命；第 三次是最厲害的一次，就是柬埔寨波爾布特，我們扶植起來的。……就是在78或者 77年，‘四人幫’剛剛垮台不久，當時華國鋒當政，汪東興也去過一次柬埔寨吧。這 一次流血，這一次屠殺，我們是不知道……手段和目的這個問題，我們不能不考慮！
把劉賓雁封為中國“極左”勢力的公訴人，符合實情。在“極左”勢力充滿罪惡陰謀、也所向披靡的歷史上，劉賓雁沒有改變力量對比，但他改寫了中國最肆無忌憚的黑暗勢力的精神病歷，並多次用劉賓雁式的簡潔寫好了他們的墓志銘：
極左路線，中國的極左路線，跟外國的極左路線不一樣。因為他們是掌權的，掌權的極左，又是東方的國家，它核心的東西，就是對人的仇視，對人的輕蔑，對人的侮辱，對人的踐踏，和對人的殘害。這個事情，毛澤東早就總結了，殘酷鬥爭，無情打擊。簡單說：不把人當人。……極左路線把人變成了非人，把應該享受自由的人變成了沒有自由的人，把應該是有獨立人格的人變成了所謂馴服工具，把人變成獸。這個過程，就包括人的內心，中國民眾心裡良心的消失。一種懺悔心情的消失。作為人的特征的許多東西，獨立思考，信守諾言，……良心消失了。……發展起來的是什麼呢？相互仇恨、相互猜疑，冷酷；冷酷和仇恨成為美德。……在這個基礎上，又造成了全民族的恐懼，對暴力的恐懼，對權威或者叫領導的恐懼。明明是在那裡大行不義，但是我們可以袖手旁觀，我們可以退避三舍，為了保住自己的烏紗帽，可以把全世界都毀滅掉。……所以我說左的核心，中國的左，東方的左，就是反人性。
事實上，從《人妖之間》到《第二種忠誠》，劉賓雁在能“為中國寫作”的八年期間的每一篇作品，都引起“極左”勢力的憤怒和反撲。“一篇報告文學得罪一個省”，甚至有五、六個省聯名在北京“告狀”，以至胡耀邦、萬里一類黨內開明派領袖都被迫對劉賓雁發出告誡，而他們在內心其實很贊成和欣賞劉賓雁。 直到1987年1月24日，忍無可忍的鄧小平直接下令，開除劉賓雁中國共產黨黨籍，他第二次從中國共產黨“聖殿”被放逐。劉賓雁本人的文字記錄的歷史裁決，其含義已經勿需多寫一字： 八年前也是這一天，一月二十四日，我結束了為期將近二十二年的政治僵屍生 活，重新回到中國共產黨內。兩次開除，一個原因：我公開批評了共產黨內部的弊 端。這一生中，我因受難而得到過別人的同情，因成功而受到過人們的祝賀。我蒙 受過最大的屈辱，也享受過極高的榮譽。今天，我卻同時經受著這兩種東西，這是 從未有過的體驗。這是幸福嗎?是的。我應感到幸運，因為只有極少的人有緣得到這 種享受。 劉賓雁第二次為中國人民效勞的短短七年如此清晰、完美、波瀾壯闊，充滿史詩式悲劇特有的雄偉壯麗。“世界上沒有第二個地方像中國這樣發生著如此普遍、深刻、劇烈的變化，而十幾億人民命運的改變，必定是具有全人類意義的”。毫無疑問，在這個最大的生命共體中，在這艘最大的生命方舟上，劉賓雁始終據於中國歷史風浪的最前沿。在濁浪排空、雷鳴電閃、豪雨傾覆的生死關頭，劉賓雁是真正的大丈夫、男子漢，始終站在不幸、苦難和犧牲者一邊，對中國的危情、凶兆和險境不斷發出警示。在半個世紀裡，他一直是中國悲劇檔案無畏的收集者，中國罪惡不妥協的公訴人，中國命運和希望不知疲倦的代言人和預言家。在暴君、精神行刑隊、肖小庸人合謀挖掘的滔滔忘川之上，劉賓雁像珠穆朗瑪峰一樣，使中國保持著它的高度、尊嚴、蒼茫和生機。 六 創作歡樂之杯 充盈溢滿， 一切都已不是我們，而是我們的， 與世界的聯系牢牢確立。 ——【俄】亞歷山大•亞山山大羅維奇•勃洛克 當代中國最令人匪夷所思的事像是，十數億人像逃避“薩斯”和海嘯一樣，懼怕與自己的歷史照面。無論美國一個多世紀以來對中國的友善與援助，蘇俄對中國的算計傷害，還是日本對中國的入侵，都是一團亂麻。中國自己的“家史”更是一篇造假作弊的大作。國民黨、蔣中正的歷史功績（推翻滿清、結束帝制、兩次北伐打倒軍閥、領導抗戰、廢除不平等條約、晉身反法西斯四強、締造聯合國、在台灣完成不流血土地改革、實行憲政……）至今被抹黑，通盤否定。共產黨自己的黨史更是一片謊言，“掩蓋歷史，偽造歷史，隨著這次五十周年大慶的到來而登峰造極。五十年來民族的大恥辱、大災難統統不見了，這些大恥辱、大災難的罪魁禍首毛澤東一直沒有受到應有的清算和審判”（李慎之：《風雨蒼黃五十年》）。 可以武斷地說，中國現代歷史盡管擁有不遜於蘇俄、西方和任何國家的豐富而獨特的內容，中國歷史科學卻是一片蒼白、滿目衰蕪。中國史學界的缺席和失職固然有一萬種理由，都無法擺脫因為對中國偉大史學傳統可悲的背離而理應受到的譴責。 “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按其職業所屬不必問津歷史深淺真偽的劉賓雁，卻是中國歷史精神最忠誠的繼承人。 1986年9月15日，劉賓雁在黑龍江記協新聞會上呼吁：“應該承認一個痛苦的現實，這個痛苦的現實是什麼呢？就是我們常常不願看痛苦的現實，我們寧願生活在快樂的、美麗的幻想裡，而不願意張開眼睛看一看痛苦的現實，痛苦的現實並不是壞事情啊！”接著他譴責了“我們民族的一個弱點”：“就是一件大災難，例如文化大革命，例如反右派運動，發生了多少年後，我們還不知道到底怎麼發生的，我們付出了那麼多鮮血、生命、時間、物質的和精神的財富，浪費了十年……，現在竟沒有一個中國人，包括社會科學各界的學者、哲學家……，能馬上站到這裡來，一二三四說清楚。沒一個人討論，誰能討論清楚？二十‘大慶’（指“文化大革命”發動二十周年），沒人討論，這麼大的一個問題，不要說建國以來，是中華民族有史以來，人類歷史上，這樣的事情，不說是獨一無二的，也是很罕見的。我看是獨一無二的。”劉賓雁這段呼吁給了人們一個研究當代史的角度，即通過若干重大歷史事件把當代史統一起來。歷史事實本來是無數人的個體經驗的集合，然而在中國，單個的人，從來就不是一種真實的充分存在。從原則上說，每個個人的人生經驗無論在現像過程中如何具體、真實，作為一種歷史存在，都只有在所有同樣傳統、種族、文化、經歷的同類構成的歷史共同體中才能獲得。1949年以後，由於斯大林—毛澤東主義的絕對統治，中國人的同質化和齊整化已經使任何個人的獨特權利與完整性不復存在。不承認中國人在當代的共同命運，試圖用西方現代理論（文化人類學、解構主義、符號學、邏輯實證主義等）詮釋中國現代命運，乃是典型的“與其昏昏，使人昭昭”之舉。中國高尚精神的嚴重消散、專制主義和腐敗墮落的空前擴散，加上理論界自身的頹廢，都證明了任何回避中國歷史與現實重大事件的努力，都是徒勞的。“政治權力史”是一個社會進程中一種特殊的變形和虛假的現像，若干年來卻無恥地僭越為歷史核心。人們可以開出一系列的“政治權力史”為對像的書目清單。這些書絕大部分是“清官秘史”、“野史”、“稗史”、“秘聞”一類，有的則墮落為“艷史”、“風月史”、“情史”等下流作品。劉賓雁對此有明確的見解：“寥寥無幾的所謂紀實作品，也僅僅寫一些上層鬥爭，什麼葉群怎樣跟江青勾結了，什麼二月逆流裡哪些老帥如何如何了，歷史是由這些人決定的嗎？”把歷史降格為“政治權力史”，是中國的一大悲劇、一大荒誕。當歷史更趨向人性自由方向或者更為開明自信時，這種情況有所改觀，如《史記》裡除帝王將相外，尚容忍“刺客”、“游俠”、“滑稽”、“宦者”、“酷吏”等社會中人進入正史。而宋代國事日急、權爭日劇時的《資治通鑒》則堅持帝王中心論，全部歷史就是政治權力消長史，其反歷史的功用十分明顯。在當代中國，皇帝崇拜、偶像崇拜蛻變為領袖崇拜和權力崇拜，一切歷史都歸結在“共運史”或“黨史”名下。於是，歷史健壯的身軀被閹割，成為政治權力人物的奴僕和倡優。由於中國當代政治權力史沒有多少值得誇耀的地方，政治權力及其演變並不是歷史真實的正確反映，因此，即或是嚴肅的政治權力史，要麼是無從下筆，要麼是流於無聊。 把“反右”、“文革”作為重大政治事件，除了與“政治權力史”具有完全不同的研究內容和目標外，在劉賓雁，還有更重要的原因。他從1979年發表《人妖之間》以來，一刻沒有離開過對中國重大政治事件的思考和研究，但是他從未涉及“上層”，相反，他的所有題材，都是中國最一般、最不起眼、最普通的社會現像和人物。 1983年在上海《文彙月刊》第一期上，他對報告文學的性質作了劉賓雁式的概括：“我不反對寫名演員，名歌手，名畫家，名選手，名音樂家或舞蹈家，我只是有一點保留：在寫名流、時代的成功者和幸運兒的同時，是否也應該寫一寫尚未成功，不是名流，置身於生活底層，肩負著中華民族成敗興亡重任而在第一線苦鬥著的人們呢？就我個人而言，也許是一種偏愛吧，我寧願選擇其生活、其經歷、其思想最能反映時代的重要矛盾的人物，而這種人是大量的，站在矛盾一方的，是真正的當代英雄，雖然也許終其一生，仍然籍籍無名；另一方，則是我們必須清醒認識、認真對待的各種人物──研究並揭開其生存條件、活動規律、行動方式和心理狀態。” 劉賓雁“偏愛”的“傾向性”是鮮明的，他為自己提出了一個重要的任務：表現人民──下層人民在重大矛盾中的命運。在文學領域恢復人民的歷史主人的地位，褪下幾十年來外加在人民身上的形形色色的偽裝，並把人民和歷史都“還原”到大大使他們走了樣的若干次重大政治事件中去。 歷史感，就是對人民命運的關懷；離開億萬人民的命運，任何偉大的發明、運動和“革命”都是徒具空殼的歷史僵屍。從人民命運出發──僅僅從人民命運出發，“反右運動”、“文化大革命”等政治事件才有意義，一切前提和結論──包括毛澤東、林彪、江青這類曾經不可一世的“大人物”，也只能是在涉及人民命運的意義上才有價值。劉賓雁毫不含糊地把他的歷史觀“還”給中國現實，“還”給人民：“我認為，甚至把一個縣的文化大革命如實地記載下來，都比這些東西意義要大得多。到現在為止，究竟造反派是什麼人，為什麼會起來造反，一哄而上，幾億人，就叫一個人一下子號召起來，難道僅僅是個人迷信嗎？能夠完全歸咎於毛澤東一個人嗎？那不是太簡單了麼！”於是，在劉賓雁的作品中，使人陌生的，似乎怪裡怪氣、不合常情的人物出現了。《人妖之間》中，上上下下的“人物”都制造、掩護或避開王守信這個“人物”時，“小人物辦著大事”了！手工織布工人劉長春、藥材公司工人史懷亮──“兩個小人物，卻敢於蔑視這張魔力無邊的網，向它挑戰”。在《罪人的背後》中，女民兵王廣香第一次對欺壓她的縣財貿辦主任寧光施加了“恐怖”行動──投放炸藥包…… 七 劃船的渡工， 年輕的小伙子， 請你送我到對岸， 我要回家去。 ——【俄】亞歷山大•特裡方諾維奇•特瓦爾多夫斯基 當代中國人民的承受了重大的災難和不幸，這是一種歷史存在。劉賓雁對當代中國歷史的“剖析”之所以具有先驅的意義，並不在於他是否著力描寫了災難和不幸（在這一點上，許多作家對類似題材作了十分精確和自然主義的描寫），而在於人民在重大的災難和不幸中是如何思想和行動的，災難和不幸──權力異化的各種形式“改造”了人民沒有？最關鍵的是，從人民在歷史活動中的位置和遠景看，他們是否已經心甘情願地承認和接受了嚴酷的現實？劉賓雁正是在這一根本問題上，在人民的悲劇命運上看到了歷史的巨大生命力，看到了人民最終是歷史主體這一中國當代史的本質。在這方面，他和他的朋友，尤其是無數的讀者是有堅定信念的，劉賓雁對自己作品的命運和使命始終是清楚的：“寫鬥爭，必然觸及生活中陰暗的一面，但只要作家的態度不是有意詆毀或消極旁觀，藝術中的‘陰暗面’就會成為喚起人們去消滅它的精神力量。這種作品的社會效果就會是對於邪惡努力的憤怒，對於鬥士的敬慕，對於縱容和庇護惡勢力者的鄙視和建立在科學認識基礎上的鬥爭能力以及對於勝利的信心。”從1979年發表《人妖之間》到1986年發表《未完成的埋葬》，他寫了近一百萬字描寫中國當代史巨大變化和復雜情勢的報告文學，收到近七萬封讀者來信，除了十來封反對意見的信外，全都是熱烈而強烈的反應。從災難和不幸中走過來的當代史的承受者和創造者們的不斷溝通，使劉賓雁對自己在反映中國人民當代命運的艱苦探索中直接站在歷史之中：“正是這種反應，堅定了我對於一條真理的信心：經過幾十年的風風雨雨，我們的人民更加清醒和更加成熟了。他們為生活中一切光明的東西感到欣喜，但不會陶醉；他們為生活中陰暗的一面憂慮和焦急，但又不絕望。只要我們真實地描寫我們所從事的鬥爭──偉大而艱難的、令人振奮的鬥爭，就會使人們增強信心。” 在嚴肅且正常的史學家眼裡，重大歷史事件的研究應當在五十年以後才能開始。需要留出時間發現、消化檔案，並降低當事人的狹隘和偏見，歷史自身有一個成熟期，等等。而當代中國是一個靠意識形態支撐的社會，歷史學是共產政權安身立命的基石之一。由於許多當事人已經故去，由於恐怖心理仍然社會的基本現像，中國當代歷史的所有領域都面臨“緊急搶救”的困境，苦難和悲劇需要述說，罪惡和陰謀需要查證。專制主義的本性之一，就是銷毀和篡改歷史，歷史研究在中國因此成為需要勇氣的風險事業。此外，由於中國專制主義的特殊處境和內在邏輯，公正的歷史研究成為防範更大災變的重要減壓器。最後，即使為將來純粹而客觀的歷史學著想，跟蹤和記錄中國當代社會的足跡，也具備基礎和工具的意義。 劉賓雁在其報告文學中展示出來的，大都是社會底層、普通民眾的個別事例，同時保持著對中國社會和歷史的宏觀思索。在劉賓雁身上，“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這句名言，具有比克羅齊本人所賦予的內容更直接、更豐富、更經典的含義。 1986年11月7日，劉賓雁在上海《改革中社會問題學術討論會》上發表講話說：“我們長期生活在幻想之中，我們為幾個概念付出了巨大犧牲，在世界上大概念是創紀錄的。幾十萬、幾百萬人喪生只是為了維護幾個錯誤、荒謬甚至是反動的概念和口號。一個概念是社會主義是一個盡善盡美的社會制度。它一經建立就‘牢不可破’，不容許任何人對它有任何非議，因為它是完美無缺的；第二個，中國共產黨是絕對不犯錯誤的，有的話，也只是九個指頭和一個指頭的關系；第三個，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必須一刀兩斷，連一根血管、經絡都不能保留。中國三十多年就在進行著一場無聲的充滿血淚的大辯論。” 1986年，正當劉賓雁幾乎單槍匹馬從南到北叩問中國現代歷史之門時，蘇聯也正經歷著1956年赫魯曉夫秘密報告以來又一次向斯大林主義衝擊的特殊歲月。亞•別克的長篇小說《新的使命》，提示了斯大林極權專橫管理體制的實質，格魯吉亞導演阿布拉澤的影片《懺悔》，用超現實主義手法暴露了斯大林主義的荒謬，特科諾夫的長篇小說《消逝》，控訴了三十年代對老布爾什維克的血腥鎮壓，格拉寧和杜金采夫的《野牛》和《穿白外衣的人》，描述了斯大林和李森科對經典遺傳學的摧殘，亞•特瓦爾多夫斯基的長詩《以記憶的名義》，表現了在專制統治下蘇聯農村生活的悲慘，安•阿赫瑪托娃的著名長詩《安魂曲》抗議在列寧格勒進行的鎮壓，激起空前的反響，阿•普裡斯塔夫金發表了《金色的彩雲歇過了一宿》，描寫1944年車臣人民被迫離開世代所居的故土的悲劇，阿•雷馬科夫的長篇小說《阿爾巴特街的孩子們》，為斯大林的政治面貌提供了精確的肖像描寫，鮑•皮利尼亞克1926年撰寫的著名反十月革命小說《永不熄滅的月亮的故事》被重新發表，《新世界》發表了帕斯捷爾納克的《日瓦戈醫生》，《十月》登載了格羅斯曼氣勢恢宏的戰爭史詩小說《生活與命運》。（這部小說曾被“查抄”，蘇共意識形態最高官員蘇斯洛夫對作者說，這部小說要寫到兩三百年後才能發表，但蘇聯人民在二十多年後就讀到了。） 這一年，蘇聯數千萬中小學生被告知，歷史課考試取消了。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發表聲明，熱烈贊揚這個決定，指出，“那些用謊言毒害人們的思想和心靈，欺騙了一代又一代的人，其罪行是巨大的，罄竹難書！”1987年11月7日，戈爾巴喬夫在十月革命70周年紀念會上向全世界公開宣告，斯大林及其幫凶對成千上萬共產黨員和非黨人士、經濟干部和軍事干部、科學家和文藝工作者以及普通人民的政治指控和借以鎮壓的罪名，全是蓄意捏造的；斯大林及其親信為大規模鎮壓和違法行為對祖國和人民所犯的罪行是巨大和不可饒恕的。 “歷史從來不打招呼”，但歷史從來不會滯留在一種狀態中。中國始終在尾隨，在追趕。劉賓雁一直走在人民當中，——有時走出去，又回到隊伍中來，再走出去……。有了劉賓雁，中國當代社會、當代歷史才不至於那樣寂寞。 八 我們仍然同心同德…… 並將再度踏上孤獨而憂傷的征途。 不倦地呼號真理—— 哪怕希望揚長而去，人們毫不眷顧！ ——【俄】尼古拉·普拉東諾維奇·奧加遼夫 歐洲啟蒙運動的戰鬥口號是：Sapere ande！（勇敢地成為智者吧！）大膽地運用自己的才智！從斯大林到毛澤東，對武器和暴力的崇拜曾使人民血流成河。蘇俄、中國實行共產極權主義的國家，只能轉向新的唯一的生存之道、思維之道和言說之道。通過出自人性天良和善意的持續努力，使社會逐漸認同下述尋常而益於自己的道理：使用理智和言辭來代替仇恨和暴力，給思想和精神以足夠的自由與尊重，特別要容忍和善待異端，保護並鼓勵批判的權利。 批判應成為“共同生存”最重要、最經常、最易於為全社會所接受的“生活方式”，高壓、順從、蒙蔽、盲動，空諾、憤懣、獨攬、疏遠……一切我們生活中惡性的社會循環被公正、積極、坦率、真誠的批判精神、批判意志、批判方法取代。權力等於真理、權力凌駕於真理之上的顛倒應當結束。權力首先應當成為批判的對像。從康德以來，從馬克思以來，歷史上正、反兩方面的經驗都指示著一條真理，脫離了批判的權力，無一幸免地會成為全社會最可怕的異己力量。任何政府、政黨、政治理論、社會生活、人際關系，都無權拒絕廣泛的批判。在這個時代，批判不再只是純粹思辨中的揚棄，不再是少數人對世界的思維形式，更不應再是權力和利益侵占者維護私欲、實行思想鎮壓的工具，而是大多數社會成員參予社會生活、體現自身價值的共同前提，批判將成為時代文明與進步的標志。 判斷我們是否臨近（按歷史尺度計算）一個批判社會，除了我們時代的整體狀況外，另一個主要依據是一批批判先驅的出現。就批判的深刻、坦率、廣泛而言，劉賓雁是當代中國最值得注目的人物之一。 偉大的康德把自主原則和獨立性作為批判精神的終極基礎，強調從“接受監護的狀態”中解放出來，履行個體生命的最高權威：自決。一切文明、道德、理想和外在關系都建立在這個基礎上，而且只能由它來檢驗。 獨立性在西方基督教神學中最終體現為“上帝在我心中”；在牛頓、萊布尼茨、愛因斯坦那裡，體現為相信物質世界是一種秩序，在根本上與我們的精神世界可以統一；在哥白尼、伽利略那裡體現為否認認識最高真理是一種能夠壟斷的世俗權利；在雨果、托爾斯泰、索爾仁尼琴那裡，體現為對人道主義和理性力量的肯定。在劉賓雁那裡，最高的獨立性乃是對當代中國最重大問題的關注、思考和批判上，這些問題是： 一、從1917年俄國革命以來，七十年的共產主義運動和社會主義革命，“在世界上還沒有一個像樣的說明，這就是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得到充分展示、而且必將戰勝資本主義的一種國家、一種制度、一種模式”； 二、我們長期生活在一個虛幻的世界中。幾十年來，中國人為了幾個概念付出了重大代價乃至生命的犧牲，中國進行著一聲無聲的充滿血和淚的大辯論：⒈社會主義制度從根本上說是完美無缺的嗎？⒉馬列主義的基本原理一成不變？⒊共產黨絕對永遠不犯錯誤？⒋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必須一刀兩斷？ 三、中國極左問題的實質、核心是否定人，它是一種東方的、中國的、掌權的極左； 四、中國人道德、精神素質的歷史性退化； 五、中國文學除了歌功頌德外，出現了“跟中國人民的革命沒有任何瓜葛，同大多數中國人所關心的問題沒有任何關系”、“遺忘中國人”的現像； 六、廣義、宏觀意義上的人民是不會有錯誤的，假如黨性和人民性發生了矛盾，那就是這個黨本身出了問題； 七、1957年反右運動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個非常重要的事件，反右派運動要寫上五十年，文化大革命要寫一百年； 八、在中國，有多大程度的公開，就有多大程度的民主，民主就是選擇的權利； 九、當今中國有兩個歷史過程正在同時進行，一是自上而下、有目的、有計劃、有步驟、有組織的經濟改革，另一個是從下而上成千上萬的人從農民變為非農民，從人身依附或者人身半依附狀態下解放出來，可以說是土地改革以來第二次成為獨立、自由的人。中國的歷史，歸根結蒂決定後一個歷史過程。這個過程，是自發的，不以任何人的意志為轉移，民間的、社會的力量，將越來越顯示其作用。 十、用一句話為概括上述幾方面，就是必須跟蹤一個問題，研究、追尋它，它是怎樣形成的，它今天在各個不同領域內什麼形式繼續干擾、破壞中國的進步，使多災多難的中國人民直到今天每邁出一步還要付出極大的代價。 毫無疑問，劉賓雁批判思想的內容是可以商榷的，其中有重要的遺漏，例如憲法問題、法制問題、知識分子問題、外交、宗教、經濟、性等，又如“人民不會出錯”、經濟改革與社會改革關系是否可以按“上”、“下”這個概念來劃分，等等。 而從批判這一當代中國人最欠缺的精神品質出發，應當高度評價劉賓雁身上體現出來的獨立性。許多人都注意到，劉賓雁很少對中國問題進行理論闡述，很少征引理論術語，以至於人們常常困惑於這個事實：劉賓雁批判思維的立場是什麼？武器是什麼？方法是什麼？劉賓雁本人究竟屬於哪一種思想體系？ 對這些問題，人們可以做出完全不同的回答。然而有兩點不應當忽視，劉賓雁對若干中國大事進行批判思考，卻反常地缺乏理論分析，這決不是由於他不懂得理論，沒有思想。相反，劉賓雁在相當高的程度上諳熟社會科學。正因為如此，他早已明白一個簡單的事實，古今中外任何理論都不能解釋中國，加在一起也不行。因為外部世界在自由發展理論的幾十年間（人們通常認為，現代社會科學理論在西方建立主要還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如羅素、愛因斯坦、克羅齊、柏格森、弗洛伊德、懷特海、雅斯貝爾斯、海德格爾、卡那普、維特根斯坦、馬爾塞勒杜威、湯因比、蒂裡希、拉康、馬爾庫塞、弗洛姆波普、海森堡、薩特等西方知識分子，他們對自己的時代一直保持著充分的批判態度，對人類的重大問題了解得十分透徹，對西方世界及人類社會的危機和發展保持著高度的道義責任感和深刻的憂慮），中國以非常特別的方式發展出非常特殊的現實，這一歷史的不平衡造成了對當代中國進行批判思考的“悖論”：中國當代史的批判反思不能沒有理論，但任何理論都只能歪曲對中國當代史的批判反思。 上面括號中的西方智者還可以羅列開去，其中像羅素、杜威、愛因斯坦等人都來過中國，他們的印像和分析基本不離譜。道理很簡單，舊中國是一個雖然積弊叢生但並不封閉、風雨飄搖卻從不拒絕自由與人道的社會。而薩特在天安門觀禮台上傾倒於毛式極權狂歡表演，至今令人惡心。另一名法國人、法蘭克福派領袖列菲弗爾，盡管對斯大林主義有過批判，但對毛澤東的理解，實在乏善可陳。他認為，毛澤東一系列政治運動（反右運動、人民公社、大躍進、文化革命）“表現了藝術和政治之間的一種融合”。文化大革命的“極端性”和“豐富性”、尤其是它的“暴力節日”，“應該列於世界性的經驗之中”。西方在認識新中國上，至今停留在隔靴搔癢、紙上談兵的水平上，——探討中國命運，本來不是西方的責任。 事實上，中國確實像一個巨大的試驗室，人類歷史上各種理論都在這裡滲透，其中交織著兩種相互排斥又相互糾纏的分裂：傳統文化竭力抗拒西方文化的攻勢，但是經過1919年“五•四”以來的反復較量，中國人意識到，不大規模引進西方文化（廣義而言，包括科學、技術、國家結構、經濟制度、政黨組織、意識形態、生活方式、社會規則，等等），中國人就可能被開除“球籍”。於是綿延幾千年的歷史共同體分裂為民族生命和民族文化兩部分（這一過程十分漫長，當代中國人正繼續處於這種分裂之中）。第二次分裂是在第一次分裂開始而遠未結束後，又在另一個領域、以另一種方式開始的。這就是中國共產黨奪取政權後，把馬克思列寧主義定為中國國家生活的基礎。而馬克思列寧主義無論如何與中國傳統文化有巨大的差別而與西方文化有深刻的聯系。只是由於政治和歷史的原因，中國人才用馬克思列寧主義去反對西方文化，中國人又被迫接受西方文化內部經受著的新的分裂。 總之，中國是如此一目了然，簡單至極，中國又是如此復雜神秘，難以理喻。在中國，每一個命題都可以很容易地找到反題，中國充滿了“悖論”，中國真是一個巨大的“莫比烏斯圈”（Mcoiusstrip）。於是，對中國問題有興趣的智者寧願相信直覺。獨立思考加上多年觀察、思考以及豐富坎坷的人生經驗、社會閱歷，是劉賓雁的主要武器。 九 我愛我一無際涯的絕望 最後一滴總令我們意酣心醉。 此刻，唯有一事我永志不忘： 不論斟滿的是什麼，都要——干杯 ——【俄】季娜伊達•尼古拉耶夫娜•吉比烏斯 對獨立批判來說，除了理論麻煩之外，還有一個更重要的主觀因素，一個看來似乎和智慧無涉的道德因素，也即康德所稱的運用才智的勇氣和決斷。智慧不入卑劣靈魂，在中國，這是一句真理。 劉賓雁1957年被定為極右分子，兩條罪狀之一，就是提倡獨立思考。獨立思考本身在中國就是一個在禁忌。一般而論，敢於獨立思考的人，或多或少能洞察到我們這個時代的一些隱密，敢於獨立批判的人，必然獲得巨大的解釋權。獨立思考、獨立判斷、獨立批判，是通向真理的痛苦而有希望的道路，古今中外皆然。古有蘇格拉底，今有劉賓雁。 由內在自主原則外推的自由表達權，是批判精神必需的條件和形式。討論的自由、論辯的自由、批判（反批判）的自由不僅是社會進步所必須的前提，也是人類內在精神發展的前提。 劉賓雁反復提及的中國當代幾次規模巨大的政治運動，無一不是以取締這些自由為開端、為目的的。其結果就是一個“封建法西斯專政”、一個瀕於崩潰的經濟、一個人性普遍低落、精神衰化的大倒退。 古往今來，批判者總能在精神世界中找到對世俗代價的補償。追求真理、反抗邪惡，而不會遭到苦難，這永遠是幻想。在一個普遍無望，不負責任成為從上而下整個社會的律令時，更是如此。 作為批判者的劉賓雁，他的意義已越過了內在判斷範圍，獲得廣泛的理解和支持。相識，不相識，底層、上流，人們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對1987年1月那道決定表示他們的痛惜、困惑、失望和憤怒。全世界都知道，1987年“反自由化鬥爭”時，中國在美留學生一千多人聯名發出抗議書，要求停止這場鬥爭。劉賓雁本人收到的電報、信函、賀年片中，有兩個小學生寄來他們稚嫩美好的童心，使劉賓雁這位重感情的人感慨萬端。《老井》作者鄭義去看他，坐下來就哭得不能自已，對中國作家在劉賓雁身處危難而無所表示深感內疚。人民日報內，素不相識，甚至對他無甚好評的人，都在各種場合向他表示理解、同情和關切；一些人憤而要求辭職，一些人發誓不再撰文，只要“反自由化鬥爭”不停止，……劉賓雁自己比誰都清楚，這就是歷史的進步：如果退回三十年、二十年、甚至十年前，這一切都是不可想像的。這是中國許多批判先驅的沉重代價所換來的，他們由於歷史的局限進行的不成熟的批判，在劉賓雁的批判成就中達到了新的高度；他們困惑而堅強的批判精神，在劉賓雁身上，發展得更為健全、更為深刻而有力。 然而，社會付出的代價是沉重的。 在中國，對批判者的不公正和殘酷，已經超出歐洲中世紀的宗教裁判所。一伙靈魂卑污、智力低下的劊子手對批判者的圍剿中的醜惡表演，不僅暴露出他們的專制本質，而且敗壞人心，敗壞道德，敗壞中國人在世界上的形像，國家和社會蒙受了永恆的血污和惡名。蕭條的遠不只是官方意識形態，墮落的遠不只是幾個官員，喪失人性的遠不只是行刑者。我們的先人和我們的後代都會指著我們這一代人說：這就是我們的兒孫和父輩嗎？雨果說，歷史沒有垃圾堆。但是，在中國，歷史有垃圾堆，可惜我們至今生活在其中而無力自拔！ 1987年1月開始的對劉賓雁的又一次粗暴和侮辱性的批判，整個社會由此付出的代價可以由兩方面來估計。對於執政人物，它可能表現為忘記歷史教訓、維持歷史自大狂；對於人民，由於目睹他們寄於希望的、多年來全身心地與人民最強大的對立面──“極左”勢力進行激烈較量的劉賓雁終於倒下，他們會對與其命運攸關的改革產生動搖和疑問，中國會不會又墮入極少數人的意志和需要當中？ 畢竟，劉賓雁更接近人民。歷史已經證明：對這個社會的成就，有劉賓雁辛勞的一分；對這個社會的不義，劉賓雁是心靈坦然，兩手干淨的。歷史還證明，他的憂慮、請求、沉思、憤怒和批判，並不是杞人憂天。1956年他就告誡自己的同志，要警惕官僚主義、家長作風，不是在更高的水平上應驗了嗎？1979年他又告誡國人：大大小小的王守信還在各個角落存在，還不是慶賀勝利的時候，不也是應驗了嗎？1985年，他告誡同胞：注意中國社會內部的分化和分裂，歷史將以什麼形式應驗？ 作一個比較，可以知道，中國人仍然處於多麼神經脆弱、多麼危機深沉的階段。蘇聯二十大後，即使在死氣沉沉的勃列日涅夫時代，也基本上停止了對某個人進行大規模批判（當然又有了送瘋人院等新玩意）；戈爾巴喬夫上台，則請教了薩哈羅夫，而後者是一個公開否定共產主義的科學家。這就不得不使人們懷疑，毛澤東不容異己的性格為什麼如此具有傳染性，由具有這種性格的人來領導現代化，由他們選定的接班人來領導現代化，不是太令人費解了嗎？ 這場後果不堪設想的政治運動終於流產，人們感到慶幸。但是殷鑒不遠，中國人沒有半點理由高枕無憂。流產的原因，雖然不能全部為人知曉，但是，正如劉賓雁所說：中國畢竟不同了！而這裡面包含著批判者們慘重的代價。我們終於懂得了一個最簡單的道理：對他人的苦難和厄運，對追求真理、向往自由的人的命運和處境漠然置之，是最大的愚蠢。幾十年歷史反復昭示的真理表明，奉行這種明哲保身主義的人，沒有一個真正能逃脫可悲的結局，更不要說良心上的損失。我們早該懂得，分而治之、各個擊破為什麼成為專制制度最嗜好的屢試不爽的伎倆，就在於我們的狹隘和自私心理。政治鬥爭造成人人自危的局面，全身遠禍、各自逃命正是它把鬥爭進行到底的最理想的狀態。於是，普遍災難就來臨了。僥幸心只會招致恥辱和災禍，中國人應當記住這個教訓。 對於仍然生活在共產極權社會裡的中國，西方自由—民主之所以具有全球性普適價值，其中不可或缺的精神在於對異端審判這一歐洲中世紀野蠻制度的唾棄，轉而強調個人在天地之間不可以任何名義加以剝奪和奴役的現代原則。無疑，對於同屬一個星球、一個時代的中國，這既是一種目標，又是一個實現廣泛自由的前提。 自司馬遷、稽康、李贅以來，中國敢言直諫的異端之途，充滿屈辱、殺伐、自戕，其悲絕舛慘，更甚於歐洲中世紀，也甚於俄國。——至少，伽俐略可以公開挑戰羅馬教庭的精神偶像托勒密和理論權威亞裡士多德；布魯諾可以在宗教裁判所裡當著教皇使節和主審官“莊嚴宣告，我同畢達哥拉斯一起認為，地球是個天體，它好像月亮，好像其他行星，好像其他恆星，它們的數目是無限的！”；至少，托爾斯泰可以公開指斥俄國的沙皇“不是白痴就是瘋子”，而當這名沙皇專制不倦的譴責者遁世時，沙皇的代表就站在他的靈柩前鞠躬。 今天，這一頁終於快要翻過去了，我們終於迎來了一個了不起的轉機：專制勢力無論如何花樣翻新，都已很難像在1957年、1966年、1983年、1987年年初那樣為所欲為了。劉賓雁指出：中國兩類人的較量將是激烈的，但形勢畢竟朝著有利於人民一邊的方向發展。1987年6月2日，劉賓雁給友人寫信說：“運動開始時，有人估計要搞十年，我則認為三年足矣。一年之內便會有變化。” 劉賓雁的一位年輕朋友寫信給他，直言相告：“若我們還感覺委屈，冤枉，這就未免可笑了。鐘會使文帝誅嵇康，潛曰：‘康言論放蕩，非毀典謨，帝王者所不宜容，宜因釁除之，以淳風俗。’結果嵇康就戮。但他毫無悔意，更不覺冤枉，只是將刑前命人取琴一張，撫廣陵散一曲，嘆曰：‘廣陵散不復傳矣’。他明知無辜受害，卻只嘆美的價值無存，將自身榮辱置之度外。這是大胸懷。老劉，你要挺得住!國家民族劫數未盡，我們這些愛國家愛民族的人只好含淚看它受難。一個病毒性感冒患者非發高燒七天才能好轉。在此期間中藥西藥全沒用。××兄送你《尼采》一部，頗可於黑暗中慰你心靈。查拉圖斯特拉的精神正在你身上顯現。我愛你至深，此刻更覺心痛。但硬漢子死了算，活著就只為掮著大痛苦，大悲哀，這是你老劉的命運，天命。你受難了，但別忘了，全民族也和你一起受難。基督死前只大喊了一聲：‘人們不知道自己在干什麼。’苦難的民族從來不知道自己在作什麼。你代表全民族的精英受難。你替全民族受難。” 劉賓雁因此有了他特有的感慨：“八年前也是這一天，一月二十四日，我結束了為期將近二十二年的政治僵屍生活，重新回到中國共產黨內。兩次開除，一個原因：我公開批評了共產黨內部的弊端。這一生中，我因受難而得到過別人的同情，因成功而受到過人們的祝賀。我蒙受過最大的屈辱，也享受過極高的榮譽。今天，我卻同時經受著這兩種東西，這是從未有過的體驗。這是幸福嗎?是的。我應感到幸運，因為只有極少的人有緣得到這種享受。當天在報社大院裡遇到一位工人，他說：‘祝賀您，他們使您成了完人。’” 具有諷刺意味，但也合符歷史慣例的是，在中國，為數不多的批判者將主要集中在執政黨內。有如俄國十九世紀十二革命黨人的貴族血統發生了變異一樣。 以上關於劉賓雁獨立批判精神的文字出自筆者1989年為他訪美送行的文章《劉賓雁與當代中國》。十八年過去，只想在劉賓雁的名字前面和後面，加上幾位值得中國人記住的曾經加入過共產黨的中國人的名字：陳獨秀、瞿秋白、張聞天、彭德懷、顧准、林昭、張志新、王若水、胡耀邦、李慎之、趙紫陽……。
俄國十九世紀的精神流程是，貴族的反叛氣概被平民知識分子繼承；在二十世紀，蘇聯持不同政見者也從氫彈之父、諾貝爾獎金獲得者演變成整個俄羅斯實現自由的浩大進軍。中國仍然晚了一個時代，但是在劉賓雁離開世界前後，李慎之、何家棟、劉曉波、余世存、廖亦武
、焦國標、盧躍剛、王怡、綦彥臣、張林、胡傑以及層出不窮的中國人，已在“大膽地運用自己的才智”了。
劉賓雁的見解和批判方式，未必為他們全部認同，但作為付出一生代價的批判者，劉賓雁是他們良師益友般的先驅。 |
| ——《纵览中国》首发 —— 转载请注明出处 本站刊登日期： Wednesday, February 8, 2017 |
| 关键词: 劉賓雁 |
mercredi 8 février 2017
转帖一段微信
陈寅恪的名言：
“中国之人，下愚而上诈”。
众智识分子非常推崇此言，认为这是对中国国情最深刻的描述。
与此言比肩的另一句名言，是
严复所说：
“华风之弊，八字尽之，始于作伪，终于无耻”。
从义和团运动到红卫兵运动，都是“下愚”与“上诈”合谋的结果。
欲成浩劫，“下愚”与“上诈”，两者缺一不可！
mardi 7 février 2017
再转帖<纵览中国>另一篇文章 刘宾雁的遗产(上）
| 劉賓雁的遺產 （上篇） |
| 作者：王康 |
2006，7，重慶
(編者按：此文系作者王康先生1996年應邀為《劉賓雁紀念文集》而作。篇幅所限，在文集中發表時有所刪節。為紀念劉賓雁先生逝世九週年，本刊將該文分三部分連載。) 我是鳳凰，只在火裡歌唱！ 冰的篝火；火的噴泉！ 我高高地豎起我自己高高的身軀， 我高高地舉起我自己高高的 交談者和繼承者的天職！ ——[俄]瑪琳娜•茨維塔耶娃 二十世紀下半葉，世界上出現了一次影響深遠的歷史進程：蘇聯、中國等國生活在共產主義鐵幕後面的億萬男女，開始重新審視自己的命運，開始投身一場攸關人類安危禍福的自由解放運動。這是西方宗教改革、文藝復興、啟蒙運動、法國和美國革命以來，另一半球上無數生靈穿越另一種中世紀黑暗，復活自己本性與尊嚴並轉向現代文明的偉大進軍。 這一次世界性的啟蒙與復興運動，繼承著五百年前歐洲精神革新的偉大傳統，同樣波瀾壯闊，艱苦卓絕，驚天地泣鬼神，卻不是它異時異地的簡單重復。這次同樣求取人類生命目的的歷史進程，面臨的處境更為詭異復雜，它要實現的理想更為高遠。如果共產極權社會裡自由遲遲不能實現，以至人們寧願忍受專制，放棄對神聖理想的追求，甚至覺得專制奴役只要不太嚴酷，也許比把一切委托給個人的自由選擇，更符合天道與人情，那麼，世界將永遠一半光明，一半黑暗，後者固然可悲，前者未必真正幸福。——人類的偉大本性已再次得到印證：自由和幸福必須是普世性的，救贖和福音必須及於每一個人。昊天垂降於在浩瀚宇宙中孤獨運行的這個高級物種以最善的恩典、最高的啟示：人類命運不可分割。 從世界精神的總體時空結構看，蘇聯、中國出現的現代極權國家制度，其精神源頭之一正是從歐洲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喚起的巨大覺醒和希望裡分孽出來的近代世界兩大思潮：社會主義和民族主義。在幅員遼闊、人口眾多、專制統治根深蒂固的東方各國，歐洲近代文明的精華——自由、平等、獨立、博愛以建基於個人權益之上的制度設計，幾乎必然蛻化為某種整體主義和共同意志，演變成一項鄙俗粗野卻擁有巨大歷史正義的普遍權利，凝固成馬基雅維裡式的暴民社會和成吉思汗式的暴君統治，最後泛濫成一種新的千禧福音，聲稱唯有它才真正解決了“人和自然界之間，人和人之間的矛盾”，終結了“存在和本質，對像化和自我確證，自由和必然，個體和類之間的鬥爭”，從而標志著人類從自私渺小墮落孤絕的“史前時代”走向“人性全面復歸”和“所有人自由”的黃金時代。 兩次世界大戰、殖民體系崩潰、冷戰和西方內部的文明危機，適時而有力地促成了共產極權制度作為非西方國家道路選擇和世界戰略定位的某種歷史宿命。事實上，整整兩代人時間中，東、西方之間，專制與民主，獨裁與自由，共產主義與反共產主義之間的世界性逐鹿，勝負興亡的優勢並不總在後者一邊。 人類在核浩劫的夢魘籠罩中，面對集體毀滅啟示錄般的清晰圖景，顫栗觳觫，本能滋生出空前恐怖的虛無主義和末世感。它們大幅消解著千百年來被遵奉被踐行的基本信條，人性和文明本身遭到傾覆性毀謗。曾經維系並改善了世界的傳統價值體系幾乎土崩瓦解。這是人類文明史上未曾出現過的全球性禮崩樂壞時代，一切關於理想、殉道和救贖的言行，所有曾經支撐和激勵人們走向永恆自由和無限光明的奮鬥精神，似乎都只剩下已經逝去的微茫回音，露出吉凶難蔔的黯澹前景。 人類現代命運一度系於已獲自由國家對文明的堅守和承諾，更深刻、更重大的轉機，則始於共產主義國家中緩慢而堅定、苦難而英勇的自由進程。與曾經點燃了近代人類自由火炬的但丁、哥白尼、路德、彌爾頓、洛克、伏爾泰、康德、雨果、潘恩、傑佛遜等西方先驅遙相呼應，共產主義世界也為現代人類貢獻了自己的精神英雄：索爾仁尼琴、薩哈羅夫、茨維塔耶娃、帕斯捷爾納克、阿馬利裡克、麥德維傑夫、阿夫托爾哈諾夫、吉拉斯、柯拉科夫斯基、瓦文薩、哈維爾、戈爾巴喬夫……，以及中國的劉賓雁。 上 篇 如果聖徒們呼喚我： “你丟下俄羅斯，到天堂裡來生活！” 我就說：“我不要天堂， 我只要我的祖國。” ——【俄】謝爾蓋•亞歷山大羅維奇•葉賽寧 由於東正教傳統、地緣關系和大批使徒、先知的奮鬥，俄國經過七十四年血流成河的苦難歷程，終於掙脫了共產主義的鎖鏈和屍衣。專制主義開始在這個前歐亞帝國退潮，與蒼天同色的自由正在復活飽受折磨的俄羅斯靈魂。盡管還有無數變數，自由在俄羅斯的悲壯降臨，使地球上最遼闊的土地進入了歷史破曉時分，自由、光明和希望已開始把俄羅斯與西方連成一片。 現在輪到中國了。世界救贖的路標明顯地指向了中國。占人類四分之一的最大生命共同體，何去何從，已經成為人類的共同關切。因為歷史傳統和文明的獨特，因為中國現代社會各種固有矛盾和外來思潮無出其右的“共時性”，因為中國專制暴政特殊的歷史成因，因為若干內外偶然事變，因為自身的道德退化和精神淪喪，中國人對自由的向往和追求，困厄紛至。中國始終沒有來到那個歷史豁口：一場現代精神洗禮造就普遍的現代覺醒和現代意識，不僅文化界精英、而且民眾和統治者們都超越出專制主義的樊籬。中國仍然停留在歐洲中世紀的歷史門檻內，無數人的苦難和拯救，還須以十字架的形式由個別殉道者來背負。雖然被人們在內心贊嘆、仰慕，但他們常常是在充滿苦難、孤獨、嘆息和失望的絕境中，履行自己的使命，以悲劇的目光和孤絕的姿態，背負中國的十字架。 劉賓雁在這一歷程中，起身最早，走得最遠，留下了沉重而珍稀的遺產。 一 即使我們被無形的鎖鏈 永遠禁錮在異地的海岸， 我們仍應戴著鎖鏈獨自 完成神靈所描繪的循環。 ——弗拉基米爾•謝爾蓋耶維奇•索洛維耶夫 1949年以後的中國，既是中國近、現代各種歷史力量錯綜影響、急劇變異的結果，又是世界現代歷史、尤其蘇俄十月革命在東亞延伸撞擊的直接產物。西方最激進的社會思潮經由嚴寒而專制的蘇俄傳輸並入主中國，不僅是中國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最大意外，也是世界歷史中獨一無二的異像。 有五千年文明傳統的中國被從兩名俄國人（列寧、斯大林，其精神先驅是羅伯斯庇爾、梅特涅、魏特林、布朗基、黑格爾、馬克思等歐洲激進派和涅恰耶夫、巴枯寧、特卡切夫、拉甫洛夫等俄國民粹主義、無政府主義、暴力恐怖主義）那裡引入的歷史哲學和世界意識所征服，建立起一個與自身數千年傳統和西方主流文明迥然不同的蘇俄式社會制度和國家形態。這確實是一個新中國，新的政治、軍事、外交、經濟、法律制度，新的文化、風尚、道德、生活方式，新的統治和被統治者，新的命運和使命，新的苦難和罪惡。 半個多世紀以來，中國人變得如此政治化，具有如此熱狂的天下關懷，成為舉世罕見的意識形態物種。但關涉億萬中國人生死禍福的重大歷史現像和事件，卻是中國人最陌生最隔膜的國家機密，獨裁者秘不示人的統治法器。中國人對自身命運和家國天下知悉干預的天賦人權，長期被褫奪。歷史虛無主義對一個擁有悠久修史傳統和優良歷史記憶的民族的勝利，並非某種歷史精神官能症（集體失憶等），而是貫穿幾代中國人、藐似隱秘無言實則慮心積累精心安排的結果。 中國的特殊劫難在於，動輒數以萬計的性命無端消失後，幸存者、目擊者、親歷者通常要煎熬多年後，才從各種偶然機緣中窺見當年巨大慘劇之一角。而從哈佛到牛津，從白宮、艾麗舍宮到克裡姆林宮，西方和蘇俄政客、外交官、漢學家和中國通幾乎成了中國歷史的揭秘者，中國命運的預告人。 歷史的嚴峻在於，如果沒有親身經歷漫長的磨難和巨量的冤苦，體驗令人窒息的無邊寂寞，任何純正的同情心和客觀理性，任何外來學說、主義、正教，都難以真正洞悉中國，都不可能導引中國走上大道。嚴酷的歷史邏輯是，如果中國人不能獨立完成自我認識和審判的工作，不能正視自己的慘痛教訓，不能把自己的罪惡和荒誕記錄在檔，不能完成必須的清算和審判，不能產生應有的懺悔和寬恕，不能對自己的危機和凶兆敲響最後的警鐘，這個民族就必定要墜入完全失控徹底崩潰的深淵，並禍及全世界。中國最詭譎的反諷是，中國最亟需最可貴的“認識你自己”的任務，卻是中國最敏感、最危殆、最充滿風險因而最需要勇氣和智慧的事業，其難度其意義並不亞於哥白尼對日心說、哥倫布對新大陸、愛因斯坦對質能互變、索爾仁尼琴對古拉格群島的發現。 劉賓雁八十年生命的支點，六十余年文學創作的唯一母題，二十二年右派生涯的淵源和希望，八年“為人民寫作”的激情，以及十八年流亡歲月的心靈旨歸，都可一言以蔽之：發現1949年以後的中國。 與歐洲、俄羅斯一樣，二十世紀中國的自我審問，主要由知識界發動。康有為、梁啟超、蔡元培、胡適之、陳獨秀、王國維、魯迅（其地位、身份、影響正日益受到置疑）不僅推動了現代啟蒙和新文化運動，而且成為時代危機和社會潮流的警示者，甚至民族魄魂和國家興亡的托命人。他們關心和研究的是重大而峻急的國族大事：列強環伺、不平等條約、國民性、民族、民生、民權、黨爭、割據、憲政、軍隊國家化、鄉村建設、勞工保障、階級對立和協調，文字改革、普及教育……。從晚清政權到民國初建到北洋政府到國民政府，政客、官僚、軍閥、黨棍們不一定接受並推行知識界的主張，但後者的言論空間和社會影響力，從來沒有遭到嚴重的挑戰。即使掌握了國家政權和軍事強權的蔣中正和毛澤東，也對知識界尊重有加。史量才、沈鈞儒、馬寅初、聞一多等受到權勢當局羞辱迫害的知識分子，則成為舉國景仰的英髦節士。 1949年後，這一切迅速成為歷史陳跡。從孔子以來，“士不可不弘毅”、“仁以為己任”、“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儒家傳統變得不合時宜；“鐵肩擔道義，辣手著文章”，“思想的自由，精神的獨立”，幾乎成為頭等國事罪。除了流寓台、港和海外的胡適之、張君勵、錢穆、唐君毅等人外，迎候新政權和滯留大陸的整個知識界，都在一夜之間發現，自己不僅不再擁有任何優越感和發言權，而且迅速淪為中國歷史上最卑賤最悲慘的末代學人。傳統中國世代傳襲的精神譜系和道德範式已經無人能夠遵從，家國天下諸事再也不容他們置喙。 他們唯一可以做的，就是與那個賜予他們生命、人格、學養和尊嚴又使他們困惑、憂慮、割舍不去的舊中國劃清界線；與他們安身立命不可離棄的書生本色、君子之道和臧否時政、抗議流弊的權利，以及清高、孤傲乃至隱居山林、行吟江湖的人生退路示目暗別。除梁漱溟、陳寅恪、熊十力極個別“最後的士大夫”敢於且能夠不憚孤寂甚至不畏強暴而以身殉道外，全部知識界只剩下一種身份、一條活路，即作為舊制度舊文化的殘余像征，接受改造、凌辱、圍剿和死亡，以證明新政權新制度的必然、先進和神聖。郭沫若、馮友蘭、老舍等人除了歌功頌德外已經不知文字尚有其他功能。胡喬木、鄧力群、張春橋、姚文元一類文化鷹犬則遙承申不害、李斯、侯覽、魏忠賢和托瑪斯•阿奎那、加爾文、戈培爾、維辛斯基、日丹諾夫“宗教大法官”遺風，以戕害同類為能事，極盡卑劣殘忍以維護專制，為虎作倀而無恥喪德，留下中國自有“文人”以來不曾有過的劣行惡狀，千載之下，猶為人不齒。 經過《武訓傳》批判、《紅樓夢》批判、《文彙報》批判和胡風批判後，毛澤東們在1957年開始對知識界大開殺戒。在全部知識界遭逢滅頂之災，六億中國人開始次第進入精神焚屍爐的1957年，劉賓雁站到了蒙難隊伍的最前列。 二 我從不喜歡那些被稱為偉大的歷史活動家、國家政權活動家、征服者， 我從來看不出他們有什麼偉大，並且否定在那些卑劣的領域（如國家）出 現天才的可能性。 ——【俄】尼古拉•亞歷山大羅維奇•別爾嘉耶夫 身為逃亡關外的山東人後裔，劉賓雁敏於世道人心；家道中落，少年輟學而寄人籬下，劉賓雁靈心善感，與生俱來的正義感和叛逆精神遂成氣質；剛直厚道的父親、慈愛堅韌的母親立下的人生矜式是他一生的恩榮；張學良治下的“自由主義”和“亡國奴”的民族憂患帶給劉賓雁厭惡一切壓抑和禁忌的脾性；反日地下工作錘煉了他獻身祖國解放和社會進步初戀般的純情志向；關於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和俄羅斯文學的早期閱讀和舊中國觸目可及的貧窮與積弊，使劉賓雁傾向共產主義，並加入共產黨。打著毛澤東們烙印的中共武裝革命派在二十多年間掀起的腥風雨血，從中滋長蔓延爾後定型為中共本性和風範的暴力哲學、權術謀略、偶像崇拜和歷史自大狂，都從未毒害過劉賓雁的頭腦。相反，劉賓雁與從井岡山和延安沿襲的專橫、不近人情和暴力傾向格格不入。“解放區”個人生活和人道主義的萎縮，某種政治神秘化和官僚特權的萌芽，都在劉賓雁心裡產生第一輪驚訝和反感。他曾生平第一次目睹拷打地主，瓜分“浮財”，領教了革命者一旦掌權後的狂妄和虛偽。兩次遭到隔離審察，更使他對這場革命及其勝利開始保持一絲獨立、清醒的懷疑。 1949年毛澤東在天安門上聲嘶力竭地宣稱新政權成立，絕大部分國民和知識界或無限陶醉或驚恐萬狀於這天翻地覆式的天下大變時，劉賓雁竟無特別的激動和意外。革命勝利之於他如同呼吸俯仰一般自然、合乎人情天道，——他已在年輕的心胸兀自預構了一個新中國：自由，平等，民主，富強……，尤其要有富於人道，尊重個人。留待未來的，是踐履並兌現革命許下的全部莊嚴承諾。1986年9月2日，在接受《深圳青年報》記者采訪時，劉賓雁回記說：“千千萬萬的人，包括我個人在內，都是在自由和幸福的感召下參加共產黨、參加革命的，很多人就犧牲在這個口號上。在日本統治時期，我們在天津唱的一首歌是《毛澤東之歌》，第一句是‘密雲籠罩著海洋，海燕呼喚暴風雨’，這歌最後一句是‘建設一個自由、幸福的新中國’。” 同屬一個革命營壘，同是共產黨人，劉賓雁與毛澤東們其實屬於截然不同的類型。至少在1957年，他們對新中國擁有迥然各異的感情和認識。在劉賓雁心中，新中國的全部意義，就在於它真實、完全、永遠地屬於全體人民，國家和人民第一次成為一個歷史共同體。毛澤東們要復雜得多。民族、人民與國家合三為一（“中華人民共和國”），這只是“萬裡長征第一步”，這個新天下本身並不是目的，而是達到那“最高綱領”、實現“最高理想”的工具。 1949年的全面軍事勝利，其後三年對舊中國殘余勢力（士紳、地主、國民黨和國民政府社會基礎以及所有民間自治團體）的全國性鎮壓，以及同期開始對農村和農民的土地掠奪，1956年對全體資產所有者的超法律超經濟劫持等國內“成就”，與朝鮮戰爭、斯大林去世、國民黨對台灣的固守以及赫魯曉夫局部非斯大林化等域外事變一起，共同促進了毛澤東們嶄新的建國理念和世界戰略：把中國建設成斯大林曾經建立而遠非完善的現代極權主義大國，最終取代斯大林和蘇俄，把毛式中國革命推廣到全世界。 欲達此目的，必須堅持毛澤東的絕對權威和共產黨的絕對統治；必須堅持無產階級專政和階級鬥爭；必須堅持雖然產自西方、卻是唯一能表明其歷史合法性的世界性思想體系和國家制度——馬列主義和社會主義。 欲達此目的，必須建立起高度壟斷、半軍事化的統制經濟；必須優先發展軍事工業、核工業、重工業；必須掃蕩與傳統中國和西方文明有關的一切歷史遺存、像征、符號、內心記憶；必須建立起一個領袖至上，順從權威，崇拜偶像，泯滅了任何私欲、私利、私念、私心的現代兵營—奴隸社會；監獄、告密、控制、懲罰、恐怖必須上升為社會制度並進入日常生活；一切個人財產、利益、欲望、私生活都必須悉數剝奪；一切個人意志、自由、權利、思想都必須嚴加防範；一切猶豫、懷疑、動搖和反叛都必須無情鎮壓。 從最高的歷史善意和最客觀的中國處境出發，毛澤東們在中國的所作所為，並不只是一群喪盡天良的狂人瘋子不可理喻的怪誕表演。在最極端的意義上，它們確實源自一百多年來迭遭侵凌、歷經挫折、有數千年專制傳統的中國人對自身和外部世界的特殊感受和特殊要求。正如希特勒一度代表了德國民族的挫敗感和這個民族因受刺激受傷害而激發的巨大精力一樣，毛澤東們幾乎同樣難於抵御地接受了二十世紀彌漫全球的社會極權主義和國家民族主義，暴政而非自由，獨裁而非民主，戰爭而非和平地獲取個人、政黨、民族和國家在地球上的最大份額，由此而誘使和強制中國人為這一亙古未有的“偉大事業”而共同奮鬥（在亞洲，惟日本曾夢想建立一個由天皇領導、大和民族統治的“黃種人羅馬帝國”，蒙古韃靼軍事專制鐵蹄橫掃歐亞後又一輪血腥“黃禍”）。 在毛澤東們眼中，既然能夠用暴力（只能用暴力！）打下一個中國，也能夠用暴力（只能用暴力！）打下一個世界。中國如此之大，他們據此舞台，就一定要上演一場空前絕後的歷史活劇。它的序幕是：砸碎舊世界，中國和全世界的；它的高潮是：解放全世界三分之二受苦受難的人民，中國和全世界的；它的不二道具是：暴力、專制、謊言，中國和全世界的；它的死敵是：自由、民主、平等、博愛，中國和全世界的；它的終場是：赤色世界升起一輪紅太陽。 這就是“馬列主義中國化”，“馬克思主義普遍原理和中國革命相結合”的真實含意。用西方最激進的社會政治思想之“精”，“射”中國革命之“卵”，從而一舉改造中國與世界，這就是毛澤東們對中國命運的特殊領悟。 毫無疑問，毛澤東們極其真誠而堅定地相信，這才是中國革命的真正理想，中華民族的偉大使命。凡是效忠於這種理想和使命的，就是歷史進步的“選民”，合符最高的歷史道德；凡是反對它們的，就是中華民族和全人類的叛逆和罪犯，而必須給予最嚴厲的打擊，無情地消滅。 毛澤東們特有的豪邁、氣魄、樂觀、堅韌，他們特有的歷史觀、人生觀、世界觀以及一以貫之、萬變不離其宗的思想、方針、戰略、政策，蓋源於這一理想和使命。他們是代表歷史和人民來履行古今中外一切大獨裁者、征服者都未曾實現的偉大夢想。這是秦始皇、成吉思汗、拿破侖、希特勒未盡的事業，比他們更偉大，更光榮，更正確。 不明乎此，便無法理解，從1949到1976年間毛澤東們的所言所行，何以那般血腥殘暴無法無天而無所節制無所懺悔。“一萬年太久，只爭朝夕”的危迫，“四海翻騰雲水怒，五洲震蕩風雷激”的亢奮，“掃除一切害人蟲”、“環球同此涼熱”的凶惡狂妄，都不僅僅是一名妄想狂浪漫詩人的恐怖譫符。 不明乎此，便無法理解，何以在幾千萬中國人死於飢饉，哀鴻遍野的慘憟年代，毛澤東們仍然不計工本地向古巴、阿爾巴尼亞、柬埔寨、北朝鮮等邪惡政權輸出民脂民膏、武器和毛式革命；何以不顧人民死活和國際核裁軍呼聲，以舉國之力研制原子彈、氫彈以及其它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直到今天，“兩彈一星”的“元勛”還是中國億萬人民仰慕不已的“民族英雄”。薩哈羅夫式的良知和智慧，至今不能進入中國人的視野！）；何以在全體中國人奴隸式地匍匐爬行了幾十年後，還需再來一次登峰造極的現代造神—奴化運動，直到其全部邪惡和狂妄恣意噴發完畢而天怒人怨後，才由於不可抗拒的自然規律而頹然墜地。 不明乎此，便無法理解，毛澤東們何故如敬考妣似地祭重秦始皇而如視寇讎似地貶斥孔夫子；何故在軍事占領和經濟壟斷外，還以其畢生的精力改造、統一全體中國人的思想、道德、精神、靈魂；何故在百廢待興、亟需知識界鼎力參予的一九五七年，蓄謀發動一場對知識界的政治圍剿和精神凌遲。 三 要想實現這個膽大妄為的原則（人可以為所欲為）和“自己親手”建造 巴比倫塔的理想，正如《國際歌》所唱的那樣，就必須壓制一切現實的自由， 必須否定人的存在的一切精神本原和基礎。社會主義是人類偉大造反行動的 最終結果，同時也是它完全筋疲力盡的結果——撇家失業、世代漂泊的浪子精 神完全空虛的結果。 ——【俄】謝苗•路德維果維奇•弗蘭克 1957年，從舊中國過來的社會名流和學界領袖們雖然沒有像劉賓雁那樣，實地感受斯大林主義的恐怖後果，直接經歷揭露斯大林主義罪惡的政治地震，但從二十年代初直到四十年代末，俄國革命的暴力紀錄和斯大林主義的真相，一直是中國獨立新聞界和知識界可以公開報導和討論的話題，他們對中共和毛澤東的認識也更深入、更全面；絕非一片天真、迂闊，不諳時世，對毛澤東和中共的專制傳統並非全然無知。但他們“不敢忘天下”的本性實在難以違抗，中國社會演變的實際情形與他們預期的目標已出現嚴重的背反，當局的“鳴放”呼吁和“雙百”方針，實在教他們難於想像竟是一個噩夢般的“陽謀”。他們發表了至今切用於中國的高見和讜論，表現了純正的士大夫本色和強烈的歷史責任感。是孔孟、尤其民國以來知識界在中國土地上最後一次躬行直道、關懷天下的悲壯試法。 事實上，在毛澤東們看來，1957年大右派們的言論之所以必須予以徹底禁絕（從來沒有得到嚴肅的討論），就是因為它們純粹屬於舊中國被推翻階級的掙扎和反撲，本來就在取締之列。章伯鈞所提“政治設計院”，羅隆基所提“相互監督、長期共存何以實施”，章乃器所提“馬克思議絕不‘神’化一個人或一個階級，也絕不‘魔’化一個人或一個階級”，林希翎所提“人民不是阿鬥”，陳新桂所提“無產階級專政是三個主義（官僚主義、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和斯大林主義的根源”，儲安平所提“黨天下是一切宗派主義的最終根源”，陳銘樞所提“取消學校黨委制”，葛佩琦所提“共產黨亡了，中國不會亡，不要共產黨領導，人民也不會賣國”……，在毛澤東們眼中，這些言論不是荒誕不經，不識時務，而是反動至極，必須把它們與人民、尤其是青年學生徹底隔絕。章伯鈞、羅隆基、儲安平、葛佩琦曾經用更為嚴厲的措辭喝斥國民黨、蔣中正，批評美國和蘇俄，作為舊中國國是派和清流派的著名代表而名揚四海。1957年，他們完全錯制了形勢，誤讀了毛澤東們的動機，高估了毛澤東們的“雅量”。他們不到半年時間的“鳴放”，換來的是二十二年的屈辱和整個知識界幾代人的沉默（他們即使緘默如石，竭盡歸順效忠，也斷無任何其他結局）。毛澤東為反右運動作出的定性結論，雖然肯定不為他們理解和接受，卻真實地道出了新中國統治者與舊中國統治者全然不同的國家觀、世界觀，道出了毛澤東們異常明晰、確切的預謀： 在我國社會主義革命時期，反共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資產階級右派和人民的矛盾， 是對抗性的不可調和的你死我活的矛盾。……這一次批判資產階級右派的意義，不要 估計小了。這是一個在政治戰線和思想戰線上的偉大的社會主義革命。單有1956年在 經濟戰線上的社會主義革命是不夠的，並且是不鞏固的。匈牙利事件就是證明，必須 還有一個在政治戰線和思想戰線上的徹底的社會主義革命。……只要世界上還存在著帝 國主義和資產階級，我國的反革命分子和資產階級右派分子的活動，不但總是帶著階級 鬥爭的性質，而且總是和國際上反動派互相呼應的。 ——毛澤東：《1957年夏季的形勢》 歷史潮流變了，社會制度變了，國家性質變了，民族使命變了。無辜、正直、滿腹經綸的老右派們確實難以理喻、甚至難於與聞，究竟是什麼原因和力量、什麼樣的“歷史的鐵掃帚”把他們如此絕情地掃進歷史的“垃圾箱”。 1957年的較量，無論是陰謀還是陽謀，抑或陰陽兩謀俱用，無論多麼無恥卑鄙，毛澤東們是大獲全勝了。毛澤東告誡他的同僚：“我們應當看得遠一點，在幾十年後看這個事件，會有深遠影響和巨大利益的。”應當承認，1957年中國知識界的慘敗、毛澤東們的完勝，標志著一個新時代的真正來臨。舊中國最負盛望的知識界名流、權威的遽然消失，為新中國新理想新使命掃開了最後一個障礙。1940年夏，巴黎陷落，法國投降，希特勒聽到這個消息時，竟興奮得跳起舞來。1957年秋，當全體右派被開始“批判”、“圍剿”、“勞改”後，毛澤東在中南海每周一次數舞會上手之舞之，足之蹈之，難以掩飾內心的喜悅。 1957年反右運動是毛澤東們無與倫比的政治首創，奠定了毛式共產黨中國最富獨創性的特征：個人獨裁＋一黨專制＋軍事－經濟壟斷—＋大規模、長時間群眾性政治動＋意識形態至上。沒有最後兩項，再強悍再龐大的物質與制度力量，都可能毀於一旦。 1957年，舊中國知識界滑鐵盧式的敗出，標志著孔孟以來兩千年多年士大夫關懷天下傳統的終結，毛澤東們似乎可以完全按照自己的意志、邏輯和願望，把中國引向他們安排的道路。 四 我的世紀，我的野獸，誰能 窺見你的瞳孔， 誰能用自己的血去粘合 兩個世紀的椎骨？ 世紀像捕狼的獵犬撲向我的肩頭。 但我的血統不是狼！ 我拒絕——存在 在非人的瘋人院裡。 我拒絕——生活， 和廣場上的狼群一起 嗥叫——我拒絕 ——【俄】奥西普•曼德爾施塔姆 劉賓雁的出場，使這一切發生了變化。 從童年起，父親就把一個思想“深深植入”劉賓雁的頭腦：十月革命後的俄國是人類的理想。他自幼深受俄國文學熏陶，通過它對俄國人民產生了深厚的好感，加上對馬克思主義的“篤信”，都“助長了我對蘇聯和蘇聯共產黨的崇拜”。與陳獨秀、李大釗、瞿秋白、李立山、張聞天、張國燾、王明軍中共早期領袖一樣，在青少年時代的劉賓雁眼中，莫斯科就是社會主義的麥加，俄羅斯就是自己的精神祖國。與魯迅、茅盾、耿濟之、陳啟珍、郁達夫、曹靖華、汝龍、成仿吾、鄭超齡、田漢等左翼文人一樣，劉賓雁也有一腔“盜火者”豪情。十二月黨人以後一代又一代俄國精英，是他心中普羅米修斯式的英雄群體，俄國文學表達的對人民的同情，對苦難的抗議，對專制暴政的蔑視和痛恨，那些憂郁而高貴、堅毅而富於獻身精神的聖潔形像，在劉賓雁道德生命和精神世界裡永遠占據著初戀情人般的不朽地位。俄羅斯和蘇聯對於劉賓雁的影響和意義，遠遠超過中國自身、尤其漢民族的歷史文化傳統在他身上喚起的創造性和想像力。極言之，在本民族本文明中，劉賓雁感受到的幾乎都使他反感、失望、憤怒：專制、禁錮、壓抑、狹隘、冷漠、嚴酷、死板、陰暗、下流、虛偽、反人性，不自然，無信仰，不懂愛情，鄙薄幸福，拒絕寬容、諒解、懺悔，敵視天才。支撐他反抗專制極權、追求自由真理的道德源泉和精神動力，主要來自俄羅斯，西方的哲學和社會思想在他的思維、風格和語言裡，永遠居於第二位。 蘇聯根據《雅爾塔協議》和與國民政府所簽《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出兵中國東北，曾發生嚴重搶掠奸淫。劉賓雁在沈陽和哈爾濱第一次感受到“蘇聯老大哥”以征服者、解放者自居流露出的大俄羅斯沙文主義。 1956年，劉賓雁最後一次踏上蘇聯、東歐大地，正值斯大林主義的真相開始露出冰山一角之際。他對十月革命、蘇聯道路的聖潔情感蒙開始上濃黑的陰影。在橫貫中歐和東歐古國的鐵幕下，從莫斯科到華沙，從貝爾格萊德到布加勒斯特，從布達佩斯到布拉格，從索菲亞到地拉那，蘇聯帝國出現了第一道裂縫：處決貝利亞，開除莫洛托夫、馬林科夫、卡岡諾維奇等斯大林分子，數百萬政治苦役犯從勞改地和集中營回來，波蘭波茲南工人罷工，匈牙利人民起義，尤其是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後發表的那份揭露斯大林罪行的“秘密報告”。在劉賓雁一生中，“再沒有第二個事件令我這樣震驚過！我讀著赫魯曉夫關於二十年前那幾起大屠殺的敘述，激憤得幾乎顫抖起來，我為那些無辜的革命元勛和將領的慘遭殺害，悲痛得流下眼淚，我為斯大林的暴行震駭不已。” 1956年，《人民日報》發表《論無產階級的歷史經驗》稱：“如果一定要說什麼‘斯大林主義’的話，就只能說，首先，它是共產主義，是馬克思列寧主義”（一年後，反右運動開始）；1963年，《人民日報》再次祭起斯大林的亡靈：“斯大林的活動，是同偉大的蘇聯共產黨和蘇聯人民的鬥爭緊密結合在一起的，是同全世界人民的的革命鬥爭分不開的。斯大林的一生，是一個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的一生，是一個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的一生。”（三年後，文革爆發）。毛澤東們為斯大林開脫，辯護，歌功頌德，並發明了人類歷史上首次公開鼓吹強者、“成功者”殺人有理的“三七開”，劉賓雁“始終不以為然”。 中國廣播機構報導蘇共處置斯大林分子的新聞時，劉賓雁所在的《中國青年報》的黨員干部“大都反對赫魯曉夫”，同情斯大林和斯大林分子，這種“一致性”，使劉賓雁“一驚”。他當然知道，關於斯大林及其幫凶的罪行，毛澤東們肯定比他了解得更詳細；但是他不知道，對斯大林主義的揭露和清算，毛澤東們得出了與他完全不同的結論：斯大林在蘇俄的所作所為（“全盤集體化”、“階級鬥爭尖銳化”……），中國正要完全忠實地做一遍，斯大林沒有完成的工作（反對資本主義復辟，徹底清除赫魯曉夫式的人物，推進世界革命，實現全球共產主義……），毛澤東們要繼承下去並堅持到底。 由於時空統一性，由於“先驗綜合範疇”，由於人性在冥冥之中驚人的內在命運感通力，聖徒、先知和殉道者體現的高尚精神會感動不同時代不同地區素昧平生的無數善男信女，而惡人、奸佞和暴君之間，也會建立一種特殊的親近感。秦始皇和斯大林對於毛澤東們，比起自己的祖宗和同代同胞，更如同父母和手足。善惡之間涇渭分明，如同白晝黑夜。1957年前夕，中國命運是以批判還是維護斯大林主義為主題，呈現出判然分明的歷史分野。 歷史無情，無數善良和平凡的人們銜冤而歿；歷史也有情，犧牲者的血總會測紅劊子手的手臉。歷史異常頑強，一旦真相（重大苦難和罪行）浮露於世，就會在不可能徹底泯滅的人性和良知世界激起巨大的正義和憤怒。世上暴君最大的噩夢是，他們永遠無法一勞永逸地滅絕所有人的天良，永遠無法銷毀所有罪證。1957年發生在劉賓雁身上的，便是這種永恆法則的一個顯例：布哈林、圖哈切夫斯基等蘇俄老布爾什維克的冤死會激起劉賓雁感同身受的傷痛和義憤，赫魯曉夫對斯大林的“鞭屍”也會攪得毛澤東寢食難安。奴役與自由、暴力與正義、謊言與真相，不可能兼容於同一時空。 劉賓雁更不會知道，毛澤東一類極端虛榮陰險的暴君，都患有一種“鞭屍”恐懼症，他們最懼怕最憂慮的是死後鞭屍。伍子胥兩千五百年前把殺父仇人楚平王的遺骸掘出，鞭之三百，留下遺言：“抉吾眼懸呈東門之上，以觀越寇之入滅吳也！”雖然有違天道，但對於東方式的暴君，“鞭屍”不啻為一種有效的震懾手段。毛澤東與眾不同的思維是，他要汲取斯大林被赫魯曉夫“鞭屍”的教訓，用中國酷吏“除惡務盡”的信條，鏟除“中國赫魯曉夫”的任何可能。 在十月革命的故鄉蘇聯，中國共產黨和毛澤東們的導師和兄長們的罪行如此駭人聽聞，犧牲如此巨大，“走俄國人的路”，還是不容質疑、顛撲不破的歷史結論和普通真理嗎？斯大林主義的起源、過程和危害，一直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和現代人類的重大歷史現像。作為毛澤東思想的主要來源，斯大林主義曾給中國帶來史無前例的災難，但直到今天，它仍然是中國的最大禁忌之一，絕大部分中國人對自身苦難的這個血腥源頭仍然懵然無知。 無論如何，1957年前的劉賓雁對中共和毛澤東們依然一片赤誠，“中國共產黨是以充滿自信，以百年來第一個趕走外國侵略者，和二十世紀以來第一個統一了龐大而復雜的中國的勝利者的姿態出現在人民面前的，這種自信是以全國各階層數億人民對它的絕對信賴與擁護為基礎的。”盡管他始終沒有對中國國民黨領導抗戰的史實加以澄清，沒有對日本入侵和蘇軍出兵東北對中共奪取中國的決定性意義有所洞察（甚至直到最後，他也沒有來得及對類似重大歷史真相重新辨認），他也不可能了解中共三十多年間權力鬥爭的血腥內幕，更不可能預見到毛澤東們在中國推行的共產革命，將比斯大林主義更野蠻、更恐怖，全體人民和革命兒女們將要一步步陷入空前的浩劫，一只歷史上未曾出現過的殘暴怪獸將要吞噬無數無辜者的生命，但是，劉賓雁在內心已經悄悄與這只尚未完全露出其猙獰面具的怪獸拉開了距離，發生在蘇聯的悲劇已經如同天際的烏雲，在他心裡投下了長長的陰影。 五 被迫沉默或低聲交流並不停環顧四周是否有人竊聽的人，經常為房間板壁 太薄而擔心的人，不自由的人，沒有權利大聲表示他們所思考的問題，不能自 由地批評自己的政府，選舉他們所希望的人，在制定國內外政策上沒有表達權 的人，不可能建立自由的社會主義。 ——【俄】波• 戈洛夫 1957年的劉賓雁雖然無法預知，這片烏雲、這道陰影，將要把他與整個中國籠罩，但他的歷史感和良知力已使他無意間走進了共產主義運動的異端——政治反對派和“革命良心”的行列。在半個多世紀中，歐洲和俄國的“溫和”、“穩健派”們，從伯恩斯坦、考茨基、盧森堡到托洛茨基、布哈林、哥穆爾卡、達卡爾、貝林格（以及二十世紀下半葉的赫魯曉夫、戈爾巴喬夫等），在篤信馬克思主義和共產主義同時，反對革命萬能，強調手段與目的一致性，警惕紀律、權威和暴力對革命的侵蝕；在可能條件下，注重民主、法制和人道主義，盡力把自由解放的偉大理想貫穿於整個歷史進程，體現於全部社會環節和每一個人身上。他們在政治、意識形態和歷史觀上反對資本主義，在精神、思想和個人修養上，對西方和人類文明並無全盤否定和徹底決裂的僵硬立場。他們對資本主義的巨大成就有較為客觀而公正的評價，對人性的豐富和創造性乃至信仰世界，保持著基本的理解和尊重。“革命的良心”是崇尚暴力、流言和專制的共產革命的自我矯正劑和文明底線。它的所有成員，無一不是悲劇結局，從而構成現代人類的一個特殊群體。革命是一種特殊的歷史現像，在狂熱犧牲和無限仇恨的洪水中，人類常情、理性和人道的本性，不可避免地要施予必需的節制和撫慰，使革命固有的正義和崇高不至於完全蕩然無存，並在浩劫的荒原上給後人留下文明和人性的種子。劉賓雁在經歷、道德、氣質和人格結構上，是“革命的良心”在中國的天然候選人。 歷史表明，正是這種源於人類本性和歐洲現代普世價值的“革命的良心”，使共產主義一度擁有幾乎難以抗拒的道德力量和理想光環，無數男女為之前僕後繼，不絕如縷。正是“革命的良心”煥發出的激情和獻身精神，一度創造了使西方資本主義相形見絀的另一種世界性文明；也正是這份“革命的良心”導引出有史以來最大的異端審判和同類相殘。數以十萬、百萬計的“革命的良心”被罷絀，放逐，批鬥，逮捕，處決，並且殃及親友。斯大林、毛澤東們在清洗和鎮壓自己的“戰友和同志”時，所消耗的歷史能量、國家資源之不計代價，所編造的罪名、謊言之離奇荒誕，所煽動的仇恨、殺戮之變態血腥，所遺存的苦難、死亡和禍患之深重久遠，在人類歷史上都無出其右。 1957年前夕，劉賓雁剛剛跨過“而立之年”，官拜“高干”，家庭美滿，雄姿英發，前程遠大。在令人艷羨的人生背後，命運之手已經悄然起動，把他推往危途與險境。一柄巨大的十字架正在中國大地豎起，劉賓雁注定將成為中國十字架背負大軍中最艱辛最強壯最忠實的一員。 反右運動將迎來它的五十周年大祭。在浩如煙海的檔案中，劉賓雁的作品堪稱經典。《本報內部消息》、《在橋梁工地上》和《上海在深思》三篇報告文學曾轟動全國，劉賓雁一夜之間成為中國文壇和新聞界名人，被稱為中國社會“革新者”。近五十年後，劉賓雁回顧道，這三篇報導“成為1942年毛澤東發表《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作家的主要任務是‘歌頌光明’，而不是‘暴露黑暗’以來，第一次批判共產黨本身問題的作品。”巨大的反響使他“產生了一種前所未有的創作衝動，我覺得我能說出前人和別人沒有說出的話，我覺得中國社會好像在期待我的作品，我必須用自己的筆刺破和掃蕩長期籠罩在中國上空的某種煙霧，它壓抑著人們的創造精神，並使人們的視野變得朦朧起來，把似是而非的東西看作真理。” 劉賓雁在1957年前的全部文學創作，集中在下述主題上：向中國共產黨和中國社會發出告誡，警惕斯大林主義在中國的出現，防止官僚主義、特權思想、“把中國的全部事情都管起來”的自大狂以及對人民地位、權利的真實確認。但他還遠遠沒有對毛澤東本人和共產黨以及社會主義制度發生任何動搖。相反，他對毛澤東寄予莫大希望，認為後者會用擴大民主（《論十大關系》）和鼓勵自由（“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來避免斯大林濫用權力，違背社會主義民主與法制的悲劇。他甚至直接致信毛澤東，引用古羅馬哲人的話告誡毛澤東保護中國人的自由和民主：“為了取火，免不了生煙，聰明人滅煙而取火，傻瓜則把火與煙一起撲滅。”1957年的劉賓雁“實在是太痴了，太相信毛澤東了，因而根本不會猜疑上海和全國正熱熱鬧鬧展開的鳴放不過是他一手制定的‘引蛇出洞’的政治大陰謀，一個大陷阱正在我腳下張著大嘴！” 無論黨內黨外，比劉賓雁資歷更深，聲名更顯赫，才氣更逼人者何止千萬，而劉賓雁成為了天字第一號右派，歷史影響最廣遠最持久的右派。他似乎生來領有一項義務：觸怒偶像，冒犯獨裁者。他身材魁梧，貴族式的儀表，碩大的頭顱，飽滿的天庭，挺拔筆直的鼻梁，聲調渾厚宏亮。更致命的，他是一只自由之鳥，對一切生命的奇跡懷有戀人般的愛慕，在其潮起潮落、大悲大壯的坎坷人生中，跳動著一顆天生內向、憂郁、極富感受性、詩人般的心靈。這種美善的詩人氣質一旦朝向人世與社會，就必然衝撞現實中的黑暗、壓抑、專橫和虛偽。劉賓雁的噩運甚至常常起於他的姿態、氣味、手勢、眼光、語音……。1957年，催促他疾步於中國歷史舞台中心的，當然不只是這些個人的原因。盡管還有些模糊，不徹底，沒有理論體系，但劉賓雁已經無意間卷進中國命運的漩流，撞進血淚洶湧的的歷史大辯論中，其核心問題是：中國共產黨與人民的關系。 六 在相信那些握有權力或武力的人們能夠把持異議者、不同意者排除政治生活 甚至投入監獄的國家裡，……在我們整個“政治文化”——如果還能用這個術語 的話——上留下了幾乎擦洗不掉的污點。 ——米哈伊爾•謝爾蓋耶維奇•戈爾巴喬夫 1957年，帶給劉賓雁一生坎坷的起點，還賜予他一份特殊的禮物：與毛澤東結緣。劉賓雁從青年時代起，就“不喜歡黨對人的過於嚴酷和不必要的干預與壓抑，不喜歡毛澤東的著作”，毛澤東那套舞文弄墨的做派、虛張聲勢、雲雨翻覆的手法，與劉賓雁從馬克思和俄羅斯那裡感領到的深刻、莊嚴具有截然不同的美感。就在1957年，毛澤東擅自在劉賓雁的作品上作出批示（這種“御筆親批”式的任意圖鴉，是中國專制傳統中最令人噴飯的劣跡之一）：“有人（劉賓雁）不是想把事情搞好，而是想把事情搞亂！” 按照毛澤東們的標准和1957年中國社會的政治邏輯，劉賓雁確實無愧於一名“極右派”（關於“左”、“右”政治派別，從法國革命到俄國革命到中國革命，已經聚訟紛紜。作為一種睥睨文明和歷史、試圖重建世界的學說和運動，羅伯斯庇爾、斯大林和毛澤東們確實屬於激進的左派；而作為珍視傳統和人性基本價值，對世界采取總體同情和不忍之心的哲學，雨果、托爾斯泰、劉賓雁們應該劃歸保守右派。劉賓雁希望用自由、民主和人道主義來取代造反、革命和戰爭，正是自古而今保守主義的共同立場）。 從精神與權力的關系看，前者從來不是後者的對手（後者擁有整個帝國，前者永遠是孤身一人），後者常常輕而易舉地擊敗前者（囚禁、放逐、處決），而前者歷經磨難後獲得的榮耀卻常常使後者黯然失色。（伏爾泰與路易十五，雨果與路易•波拿巴，托爾斯泰與亞歷山大三世，索爾仁尼琴與勃烈日涅夫……）劉賓雁與毛澤東在1957年的結緣，當然不是他文學創作和精神生命的特別榮耀，卻是他肩負歷史理性和時代良知這一非凡使命的題中應有之義。從此，他頭頂毛澤東強加的惡謚，親身領教經崩潰本是體現生命尊嚴的簡便形式，但是，他畢竟熬過來了，——他的使命未盡啊。 無論如何，劉賓雁在1957年被毛澤東們擊倒在地，毛澤東從此成為中國的宙斯，而劉賓雁從此成為中國的安泰。2004年2月27日，劉賓雁在其八十壽筵上回顧自己的八十人生時，還感謝1957年，否則他將完全虛度一生。要麼不知深淺，混到文革，老帳新帳一起算，“非死不可”；要麼像魏巍、劉伯羽一類御用文人一樣，在謊言和虛偽中度過一生，“並不值得羨慕”；要麼與張春橋、姚文元一樣“成為四人幫的幫凶”。劉賓雁在1957年從毛澤東手上領到一張死亡通知書，同時從歷史那裡獲得一份特別資本。他將不再以統治者一員的地位，也不再以純粹的“革命良心”的名義，而是以一名被逐的異端、受罰的囚徒的身份，重新體驗、領悟生活，重新觀察、沉思中國。1957年是劉賓雁的噩夢元年，他還發現自己“愛幻想、有幾分怯弱”的天性中，原來珍藏著另一種品格，足以支撐他面對一切不測、橫逆，在他從人生悲劇的序幕中，立下了貫徹始終的人生信條：在毛澤東們面前，劉賓雁“並不認為自己有罪”，甚至“並不認為自己失敗了，更不認為這次失敗是永久性的”。 索爾仁尼琴曾詳細地描述過他被“特料人員”押解，從明斯克月台到莫斯科地鐵的情況。他一直默不做聲的潛伏原因是：“這些站立在兩條滾動電梯上的莫斯科人，對我說來還太少——太少了！這裡能聽到我號叫的有兩百人，就算兩百人再加一倍，那麼兩億人怎麼辦呢？……我模模糊糊地感到，有朝一日我將向兩億人呼喊！”正是在那些失去全部幸福和正常生活的黑暗日子裡，劉賓雁與索爾仁尼琴被捕時一樣，向自己、人民和整個專制帝國發誓：必須活下去，除了對妻子兒女的責任和愛以外，“有朝一日，我仍然能獲得我失去的一切，甚至還會寫出比1956年那些東西更高的作品！” 七 真理的精神，愛的精神，生命的精神和自由的精神……，若要拯救俄國， 就需要這些精神的吹拂！ ——康斯坦丁•謝爾蓋耶維奇•阿克薩科夫 從1949年到1957年，劉賓雁與毛澤東們並無重大分歧。他對斯大林主義的震驚和思考，還是間接、直覺、初步和道德主義的，他對新社會新制度中主觀主義、官僚作風和特權的置疑，基本出自“革命中人”和“體制內”的擔憂。就像毛澤東作為馬克思和列寧的東方信徒（不能、也無必要懷疑毛澤東作為共產黨徒的虔誠），不可避免地帶有濃厚的中國專制暴君和農民造反加諸其身的歷史印記一樣，劉賓雁作為中國“革命的良心”，與俄羅斯和西方的先驅們，也有明顯的地緣和時代差異。 遠在斯大林暴政出台前，1918年，普烈漢諾夫就在其遺囑中預言布爾什維克將按如下規律演變：列寧的無產階級專政將迅速變成一黨專政，然後演變成領袖專政。維持領袖權力的，起初是階級恐怖，接著是全面的全國恐怖。布爾什維克不能給人民以民主和自由，因為他們一旦實施民主和自由，立刻就會喪失政權。布爾什維克除了恐怖、欺騙、威嚇和強制，就別無道路可走。被破壞的將不是舊世界，而是祖國俄羅斯。這位“俄國共產主義之父”“為俄羅斯人的命運而痛哭”，同時“很有把握地斷定：布爾什維克的垮台是不可避免的。” 羅曼•羅蘭一直公開支持十月革命。但是列寧對社會民主黨、立憲黨和孟什維克的鎮壓，使他極為失望。他發表公開信，對蘇俄“軍事共產主義”表示抗議：“新政權的領袖們往往肆意拋棄最崇高的道德價值：人道、自由和真理。”這位十月革命為數不多的歐洲擁護者公開告誡列寧，“暴力政權、特別是歌頌這類政策的拙劣文章，已經產生了使歐洲自由思想家的優秀人物如伯特蘭•羅素、喬治•勃蘭兌斯、阿納托爾•法郎士與俄國革命分道揚鑣的必然後果，正如法國革命的大屠殺，最終使得華茲華斯、柯勒律治和席勒這樣的人脫離了它一樣。不管你們是否對這些人嗤之以鼻，你們都喪失了他們身上偉大的道義力量，而這種力量對於廣大群眾的影響力是巨大的。我認為，這就是法國大革命失敗的原因之一，但願俄國革命者考慮到這一點。誰瞧不起心靈的力量，誰就要遭殃！……思想獨立是人類的基本力量，誰也馴服不了它。信仰是以受壓抑的信念中噴射出來的，請你們再三思考！請你們不要玩火！火會把你們吞噬的！” 在蘇共垮台後仍然忠於共產主義的蘇俄歷史學家羅伊•麥德維傑夫，在其長達一千頁的巨著《讓歷史來審判》中最後寫道： 過去我們許多人給予斯大林的活動以極高的評價，可是那時我們並不了解他的罪行。但是，現在斯大林的大部分罪行已經被黨揭穿了，所以現在當列舉這些罪行可以編寫成許多卷書，每卷中的每一行所犯下的罪行都應該得到最嚴厲的判決的時候，這時，還有這樣的人，他們企圖為斯大林辯解並把這個劊子手和國家罪人捧為英雄，那麼，這已經是無法理解的了。現在對斯大林的任何平反本身就是對黨的嚴重的犯罪，是對黨的一切基本原則的厚顏無恥的污辱。正如哲學家格•波梅朗茨所公正地指出那樣：“在了解了斯大林的所作所為而還要恢復對斯大林的尊敬，這意味著樹立一種新東西，即樹立對告密、非刑及極刑的尊敬。這是連斯大林都沒有想要去做的事。他寧可去選擇偽善的辦法。恢復對斯大林的尊敬——這意味著在我們的旗幟旁邊樹起一個精神的怪物。這樣的事還從來沒有過。卑鄙無恥的行為曾經發生過，但我們的旗幟仍然是純潔的。在這旗幟上寫著：‘是這樣一個聯合體，在那裡，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在旗幟旁邊站著的是馬克思，恩格斯，列寧——他們都是有人類弱點的人，但是他們都是人。關於他們可以用馬克思所喜愛的諺語來形容：‘我是人，人類的一切對我都不是隔絕的。’斯大林如果要再和他並列在一起，這就意味著玷污我們的旗幟。” 同屬紀實性文獻，劉賓雁的報告文學對專制、暴力、苦難和罪惡的作證，其立場的徹底，道德抗議的純粹和歷史洞察力，與同期（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後）蘇俄作家們相比，明顯帶有半中國歷史環境的印記。在同樣險惡的環境中，俄國的良心寫作一直保持著“男低音和女高音”天作之合的紀念碑式的完美。卡拉萬斯基的《請求書》、尤裡•艾亨瓦爾特的《刀刃之上》、阿馬利裡克的《被迫的西伯利亞之行》、娜傑日達•曼傑施塔姆的《嚴峻的歷程》、瓦拉姆•沙拉莫夫的《科雷馬河的故事》以及索爾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島》，都是無愧於俄國苦難，堅持救贖的傳世之作。 應該承認，既是以俄為師的革命，與毛澤東們至死只能以一名馬克思主義者自封一樣，包括劉賓雁在內的所有中國革命的良心人物，都不可能達到俄國先驅們曾經達到的境界和高度。同理，中國所有現代自由、民主派（包括藝術先鋒派們）也無法擺脫邯鄲學步的無奈和尷尬。也許，只有當西方和俄國的經驗與教訓在全世界成為常識並與摹仿效法者的經驗融為一體時，中國和所有非西方國家的歷史宿命，才可能解除，人類才可能告別支配了世界幾百年的野蠻、愚昧、衝突，戰爭和浩劫。 無論按照西方資本主義還是蘇俄社會主義的標准，中國都處於完全不同的發展階段，屬於迥然相異的文明形態，中國的劣勢和落後一目了然。然而，中國在照抄、照搬西方和蘇俄過程中，必然呈現出人類歷史不斷演化、進步的偉大法則：精神對權力的抗衡，自由與暴政的對峙，人類最柔弱、最無形的心靈力量必須在不幸和罪惡面前表達自己，從而使自由、真理和幸福成為世界性事業。正如毛澤東竭盡所能要“天才地”把馬克思發展到“頂峰”一樣，劉賓雁也聽從良知和命運的召喚，在毛澤東生前死後堅持對重大善惡是非的追究，不容忍歷史真相與暴君同入墳墓。 劉賓雁後來在中國發出的聲音，明顯帶有俄羅斯歷史沉鐘的回音，但卻有獨創的節律、色彩、氣韻、旋律，人類救贖精神在東方的偉大心跳，風斷雲續、垂天而降的天籟之音。 八 呵，俄羅斯！ 你遭受了多麼可怕而沉重的罪孽！ 惡毒的謊言使你在審判的深淵裡顯得抑郁沉重， 你被刻上了奴役枷鎖的印記！ ——【俄】阿里克谢·斯捷潘诺维奇·霍米亚科夫 1958年，劉賓雁和全體右派墮入地獄後一年，索爾仁尼琴剛剛擺脫政治苦役犯和癌症患者的雙重苦難，對莫洛托夫等斯大林分子被逐出權力王國、卻以“退休金領養者”身份逍遙於法律和道德的清算之外，深以為憂： 在二十世紀，不能幾十年不區分什麼是應受審判的暴行，什麼是“不應翻的舊帳”。 我們應該公開譴責宣揚一部分人可以懲治另一部分人的思想本身！對邪惡默不做聲，把 它驅趕進軀體裡去，只要不暴露就行，——這樣做我們就是播種邪惡，有朝一日它將千 百倍地冒出來。我們不懲罰甚至不譴責惡人，這等於從下一代人的足下挖掉任何公正觀 點的基石。 這正是劉賓雁在二十二年間逐漸成形的思想。 劉賓雁和上百萬右派人士二十二年間承受的苦難和罪惡，首先是一樁嚴重的道德犯罪和歷史犯罪。如果任其在中國社會裡埋藏發酵，對罪魁禍首毛澤東不予道德清算和歷史審判，就不僅對不起蒙受了無數冤屈痛苦的人們，而且保留著繼續鎮壓思想的恐怖權力，預示著中國的噩夢還在繼續。 1986年底，劉賓雁與許良英、方勵之向幾十名著名右派發出一份“1957年反右運動學術研究會”通知，呼吁對三十年前那場政治屠殺展開嚴肅調查和討論。由於鄧小平的直接干預和錢偉長的告密，會議沒有開成。劉賓雁在中國北方和南方與史學界、理論界、文學界、新聞界和大學生進行了上百次座談。偌大中國，千古奇冤，幾乎剩下劉賓雁一人奔波道途，形單影只，成為1957年反右運動孤單而英勇的公訴人。 1986年9月13日，劉賓雁在黑龍江大學“請問在座的同學們”： 你們對於1957年反右派運動知道多少？知道中國打了多少右派嗎？用什麼手 段打的嗎？帶來的後果是什麼？它和文化大革命是什麼關系？ 然後他對那些不在場卻時刻監聽著他的人們問道： 1981年就有這樣的話：“文化大革命、反右派運動……，還是少寫為佳。”這純 粹是妄想！有哪個人的意志能決定歷史的進程呢？反右派運動要寫上五十年！ 1986年11月21日，劉賓雁在天津南開大學發表演說，得出與當局截然不同的結論： 1957年，是中國歷史上非常重要的一年。反右運動，不是打了幾十萬或者120萬、 200萬知識分子的問題，而是整個民族的生機遭到一次致命的——假如不是說是毀滅 性的——摧殘。 1986年11月27日，劉賓雁在南京大學要求大學生們關注國事，記住1957年： 從五十年代開始的那場悲劇本身是閉幕了，但余音繞梁啊！……大學生在任何時 代都是舊秩序的掘墓人，是一個民族唯一的希望所在！ 對1957年反右運動的評價，使劉賓雁與鄧小平們發生巨大分歧的重要原因。在鄧小平們看來，反右運動絕大多數當事人已經平反（留下“擴大化”的余地），即使不需再高呼“聖主英明，皇恩浩蕩”，也應當知足了。對於堅持“唯物史觀”的人們，任何歷史現像都無需進行道德評判，無論多麼慘痛的悲劇和不可寬恕的暴行，都是可以撇開不顧，可以進行交易的政治籌碼。一切都會過去，唯有目的永存。他們並不想、也不能否定毛澤東們的豐功偉績和偉大使命，他們要做的只有一件事，利用他們在文革中的下台經歷獲取新的統治權，而把毛澤東們由於歷史條件、個性、風格、手法失當而沒有辦好辦成的事情辦下去。 明乎此，就不難理解中國的憲法和黨章何以至今充斥著對蘇聯和中國人民犯有滔天大罪的斯大林和毛澤東的幽靈；毛澤東還繼續竊據著天安門廣場和城樓上使世界矚目的位置，竊據著成億中國人擁有的天文數字般的人民幣紙面空間；何以毛澤東在精神上有如此強盛的繁殖力，中國社會至今對毛澤東們厭惡和否定過、中國人最亟需的自由、民主、人道仍然懷著如此令人絕望的無知、鄙夷、詆毀和仇視！ 人類大致可以分為兩類，一類人相信人性本善，對人類永恆的善性懷抱著感動、贊嘆和敬意，在任何時代任何國度裡，生命及其自由、尊嚴、高貴和神聖是不可動搖不可背逆的最高原則和終極目的。這類人對專橫、暴力、陰謀、殺戮、欺騙、奴役本能地反感、厭惡，並且不可讓渡，不可推諉，不可避免地起而反抗，即使需要把一切典押給苦難、孤獨和死亡。另一類人在一切方面都正好相反。 劉賓雁與毛澤東、鄧小平們不僅屬於截然不同的中國人，甚至屬於不同類型的人類。右後者看來，1957年反右運動是必要的，數以萬計的右派分子即使含冤蒙恥，偉大的戰略目標本身也是不可譴責的。即使從歷史功利出發，劉賓雁也與1957年反右運動始作俑者們有著大不一樣的結論：“反右派運動給中國和中國共產黨造成的傷害是致命的。從此，知識分子和干部將只有極少數人有勇氣對黨和政府提出批評。黨組織腐敗的傾向，黨中央和毛澤東錯誤的決策、對毛澤東的個人迷信將暢行無阻。黨內與社會民主將不是逐步擴大而是不斷縮小，直到實行法西斯專政。繼1958、1960年人為的經濟大災害而來的1966—1976年人為的政治浩劫，將使中國遠遠落後於世界，並在1976年以後漫長的時間裡繼續咀嚼苦果，為每一步緩緩的前進，付出昂貴的代價。而所有這一切，都是來源於1957—1958年的反右派鬥爭”。 1957年反右運動奠定了共產黨一黨獨大、毛澤東一人獨裁的局面，塑造了中國半個世紀的基本特征。這一年，也成為劉賓雁在中國大難來臨之際，獨自吶喊獨自悲歌的苦難開篇。從此，劉賓雁的“革命的良心”破碎支離，毛式共產裁判所把他判定為永遠的異端。 1956—57年度在蘇俄和中國發生的事件，對這兩個共產極權社會都具有決定性的意義。蘇俄經過四十年的革命、尤其斯大林四分之一世紀的殘暴統治後，人道和自由的信念開始復蘇，社會主義作為國家制度和歷史道路的抉擇面臨前所未有的反思，民主、法制、基本人權在斯大林及其同伙退出歷史舞台後開始要求得到起碼的尊重。俄國一千年的東正教救贖傳統、三百年面向西方的正面經驗、俄羅斯知識界一個世紀追求自由、人道和真理的偉大精神遺產，以及無辜、淳樸、兩手干淨的俄國人民，已經不能繼續容忍遠比羅曼諾夫王朝和所有沙皇更為暴虐和偽善的政權了。赫魯曉夫和戈爾巴喬夫，是命運安排來履行俄國歷史良心的共產黨人。然而，即使在擁有如此深厚、強大自由傳統的俄國，自由對奴役的勝利，仍然要在斯大林主義被埋葬三十五年後才會蹣跚而來。 中國卻在那個年度災難性地轉向黑暗。毛澤東還有二十年時間，在中國全盤推行斯大林主義，並且在赫魯曉夫對斯大林的“鞭屍”後總結出兩條“教訓”：一、發動一次又一次黨內鬥爭，清除掉中共的赫魯曉夫；二、發動一次又一次政治運動，把全體人民和整個社會劫持到中國特色的暴政中來。 這個年度，既是秦始皇“焚書坑儒”和兩千年東方專制主義的大復辟，是斯大林主義的幽靈在中國的復活，又是登峰造極的毛式共產極權主義的恐怖元年。 四十年後，劉賓雁“仍然相信，如果毛澤東不在1957年和1958年兩次發狂，中國絕不會是一個今天這樣窮困和落後並且危機四伏的國家。然而，畢竟是中國人民允許甚至歡迎過毛澤東把他們一步步引向一個又一個災難！”殷憂啟聖，劉賓雁在這個年度的出場，命中注定他將與人民一起經受磨難，走向覺醒，迎接新的考驗。 |
| —— 作者惠寄 本站刊登日期： Monday, February 6, 2017 |
| 关键词: 劉賓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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