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ndredi 30 décembre 2016

转帖" 徐贲:苏联人信仰崩溃的三大原因"


教育片里说,苏联亡党亡国,祸起戈尔巴乔夫的国际政治新思维。但在戈氏上台之前有一个笑话早已流行:社会主义者、资本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商定要见一面,社会主义者过了约会时间才到,“对不起,我去排队买香肠来着。”“什么是排队?”资本主义者问;“什么是香肠?”共产主义者问。看起来,“祸根”应该早已在民间就生出了。

学者简介:徐贲
徐贲,爱思想网学术委员。曾任教于苏州大学外文系,现任美国加州圣玛利学院英文系教授。

着作包括Situational Tensions of Critic-Intellectuals(1992)、Disenchanted Democracy(1999)、《走向后现代和后殖民》(1996)、《文化批评往何处去》(1998)、《知识分子和公共政治》、《人以什么理由来记忆》(2008)等。 


前苏联的政权崩溃是从信仰的丢失、颓败和瓦解开始的。信仰破败的原因不是来自外部,而来自信仰体系与现实的脱离,以及它本身内部的矛盾和乖讹,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就此会被其他信仰所代替,事实上,在强制力作用下,就算它的空洞和荒诞已经暴露无遗,人们还是会认真地互相欺骗、假装相信它依然是未来的希望。

然而,大多数人能感觉到空洞和荒诞,足以让这个信仰成为一个意识形态神话的”笑话”。笑话的实质是”乖讹”,康德为乖讹提供了清楚的说明——”在所有引人发笑的事情里,一定有荒诞的东西”。

苏联人无法在现实生活中对灌输于他们的信仰得到满意的理解,他们怀疑这个信仰的真实性和正当性也就不可避免。

一 领袖的罪行

苏联人对信仰发生动摇,可以追溯到苏共20大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报告披露斯大林统治的残暴和黑暗,对后代苏联人尤其是1960年代成年的苏联人和东欧人有着长久的唤醒效应。正如一位过来人所说,”犹如头部被榔头猛击了一下”。捷克斯洛伐克作家科胡特(”77宪章”发起者之一)曾经是一位坚定的共产党员,28岁时知道了秘密报告,觉得”再也没有安全感,整个世界都崩塌了”,他”整夜地哭泣”。

一下子失去了上帝一般的领袖,这简直是一场空前的灾难,许多人陷入极度的精神恐慌,齐泽克对此写道,赫鲁晓夫的讲话”摇动了绝对权威的领导教条,程度达到令所有的政治精英们都陷入了暂时性崩溃,十几名忠诚的斯大林追随者变得失常,甚至需要医疗救护。其中,波兰共产党的强硬派总书记贝鲁特因心脏病发作而猝死;斯大林主义的模范作家法捷耶夫亦在数天后开枪自杀。”

这是最初发生的意识形态幻灭,也是苏联人信仰危机的第一重。第一重信仰危机主要是由领袖人物的错误、失败和暴行造成的幻灭感,领袖人物的专制暴虐、滥杀无辜、出尔反尔、阴险毒辣、淫乱、迫害狂、言而无信会让人们普遍感觉到错愕、惊慌和恐惧,也使他们陷入被出卖和背叛的痛苦绝望之中。以马克思主义名义进行统治的领导人,他们的人格缺陷和道德败坏使得马克思主义事业失去了民心,毁掉了它的正当性。

赫鲁晓夫对秘密报告的后果显然估计不足。戈尔巴乔夫在回忆录里记叙,匈牙利党的首脑拉科西听了报告后对安德罗波夫说:”你们不能这么做,不能这么着急。你们党代会里发生的是一场灾难。我不知道它会在你的国家和我的国家里带来什么。”拉科西预感到的就是一场信仰危机的灾难。一旦领袖的丑事被披露,便犹如精灵被放出瓶子,再也不可能重新关进去,再也不可能”消除不良影响”。勃烈日涅夫时期的”再斯大林化”也终究不可能消除秘密报告的长久影响。虽然赫鲁晓夫后来试图用允诺20年实现共产主义来补救信仰损害,但始终无效,苏联从此进入漫长的停滞、朽化直至病入膏肓的过程,意识形态越来越丧失民心,整个官僚体制也因为丧失信仰而陷入金钱崇拜和拥权自肥的腐败泥淖。

第一重信仰幻灭很难长久停留在只是对少数领袖的失望层次上,因为它迟早会引起这样的疑问:为什么体制中会涌现这么多自私贪婪、穷凶极恶、寡廉鲜耻的虐待狂人物?不是个别,而是一批又一批。早在政权初期,以正直清廉着称的捷尔任斯基(契卡创始人)就已经察觉到,”契卡”是一个需要恶棍也生产恶棍的体制。捷尔任斯基说,为契卡工作的只有两种人,”圣人和恶棍,不过现在圣人已经离我而去,剩下的只有恶棍了”,”契卡的工作吸引的是一些腐败或根本就是罪犯的家伙。不管一个人看上去多么正直,心地如何纯净,只要在契卡工作,就会现出原形。”

曾担任俄国总统特别助理的沃克戈洛夫说,1930年代中期苏联政治警察军官里只有两种类型的人,”冷酷无情的犬儒和丧失了良心的虐待狂”。

前苏联间谍霍赫洛夫回忆道,他负责招募新手时,上司的指示是,”找那些因命运或天性受过伤的人——那些性格丑陋、有自卑情结、嗜权、有影响欲但又屡遭挫折和不顺利的人。或者就是找那些虽不至于受冻饿之苦,但却因贫困而感到羞辱的人。这样的人会因为从属于一个影响大、有权力的组织而获得优越感。他们会在一生中第一次尝到自己很重要的甜头,因而死心塌地地与权力结为一体。”

其他人员的提拔也是一样,勃烈日涅夫的侄女柳芭写道,”官方不断强调要粉碎人民的敌人,唤醒了人性中最卑鄙的本能。告密者受到表彰,成为青年人的楷模,他们不仅经济上有好处,还能得到升迁。”

二 高尚的理想与阴暗的现实

秘密警察的恐怖统治使得无数苏联人,包括苏维埃的支持者和同路人成为血腥镇压的受害者。苦难是最好的清醒剂,也是最好的现实教育。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巨大反差使越来越多人对制度的道义性和正当性产生疑问。进行残酷统治的是一个暴力制度,一部由那些特别暴戾、残忍、冷酷的人开动和维护的斗争绞肉机。崇尚暴力的人们一旦开创、建立了一个他们想要的制度,这个制度便会自动挑选与其一致,会不择手段保证它不断维持统治的帮凶和投效者。这便是暴力制度的自我再生和延续机制。

开创者与继承者的传承关系是在制度的同质延续中建立的,民众对这些人的失望因此也就自然会成为对这个制度的失望。美国历史学家艾米·奈特指出,秘密警察首脑贝利亚是一个臭名昭着的狠毒人物,然而,”以为贝利亚是苏联制度的例外,那就太不了解斯大林时期苏联制度的本质了”。捷克作家哈卢比说,”每个国家都存在少量会成为罪犯的人。在极权专制国家,这样的人机会最好。他们不仅有机会得以发达,而且有机会为服务于伟大事业感到自豪。”贝利亚官运亨通是因为斯大林赏识他,斯大林这样的领袖才需要贝利亚这样的副手。奈特写道:”斯大林和他的副手们做决定都根本不考虑苏联人民。让这些统治者集合到一起的是,他们都极端鄙视个体的人,都毫不心软地残害人民。”

一个制度与它的领导人和主要运作者的素质之间有着密切关系,这些人的邪恶一定会对体制的可信度产生极大的破坏作用。造成第二重信仰危机的,是高尚理想与阴暗现实之间的巨大落差。苏联史专家霍兰德指出,”马克思主义追求的是社会正义、造就群体意识、建立公民与领导人之间的信任关系、把群众当作能够做抉择的负责成年人。”但是,苏联社会里充满了残酷的阶级斗争和迫害政治异己的暴行,毫无正义可言。人们生活在害怕被出卖和背叛的恐惧之中,彼此或与领导之间充满了猜疑和敌意,难有信任。政府更是对民众颐指气使,把他们当成弱智来对待。强权统治”背弃了所有那些马克思主义的道义理想,而代之以一个无处不在的、无以复加的谎言体制”。波兰诗人亚历山大?瓦特曾是一位党员,他之所以对共产主义幻灭,就是因为痛恨其已经变成谎言,他说,”失去自由、遭受暴政、饥饿,如果这些不是被谎称为自由、正义、幸福生活,会更加容易忍受一些。”

坏事本来就够坏了,把坏事谎称为好事,那就更坏了,更让人怀疑和不相信谎言的宣传。苏联哲学家康恩指出,理想与实践的严重不符是苏联人厌弃共产主义的主要原因:”造成帝国崩溃的原因包括苏联人的心理危机。这种危机从1970年代就已经缠上了苏联社会,1980年代终于将它拖跨。冷漠、犬儒主义、酗酒……都是苏联崩溃的因素。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无法兑现承诺,因为它的设计师低估了社会愤怒的程度,自从意识形态神话破产后,这种愤怒便已在人民中间蔓延开来。”

三 信仰与伪信仰

第三重信仰危机,来自人们有了一个新的认识-——马列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本身有缺陷,并无法通过自身来克服。南斯拉夫共产党政治家吉拉斯指出,共产主义失败是”自我毁灭”的结果,而不是被外力摧毁的,”共产主义观念本身就包含了后来崩溃的种子。这个结果早已在共产主义观念里等着发生了。共产主义是被它自己而不是别人杀死的。它自己慢慢烂掉了……让人们看清不过是一个彻底平庸、极端简单化的理想。这样的理想也许能激励我们去牺牲,有高尚的行为,但也是灵魂的鸦片,令人神智不清。随着这个理想所助长的丑恶现实日益清楚地暴露在人们面前,它也就干枯死亡了。”

他指出,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斯大林主义实践不是矛盾冲突的,而是一致的。然而,共产主义信仰被苏联人抛弃,要为之担负责任的不仅仅是斯大林或贝利亚的个人暴行,甚至也不是斯大林对马克思主义的偏离,而是共产主义本身。用哈卢比的话说,马克思主义与斯大林主义之间最重要的纽带便是二者都”信奉无情残害的阶级斗争”。霍兰德对阶级斗争有类似的看法:”相信无处不在、残酷无情的阶级斗争让(马克思主义者)丧失了对道义的敏感,也为在无须运用暴力的社会体制中大肆滥用暴力提供了合法性”。一位前匈牙利秘密警察高级领导反思道,苏联共产主义比德国的国家社会主义(纳粹)更邪乎,因为”它欺骗地利用了人类最高尚的理想,而纳粹则毕竟还未如此”。英国作家、政治评论员琼斯认为,就政治暴力而言,全世界其他国家没有一个比得上苏联,”其他国家没有像苏联这么自我伤害的,杀了这么多自己国家的人民”。

苏联当然并非是唯一如此的国家,其他国家也发生过以共产主义的名义来推行的迫害和杀戮,它的对象不仅是”敌人”,而且也包括”自己人”-——同志、战友,甚至连领袖亲自挑选的接班人也概不能免。乔治·奥威尔在讨论凯斯特勒的《正午的黑暗》时认为,曾经是共产党员的凯斯特勒对”革命”就经受了这样的幻灭,”革命本身就是个腐败的过程。不光权力导致腐败,获得权力的方式也导致腐败。因此,一切通过暴力手段改造社会的努力,到头来都会导致(大清洗)的审讯室;列宁导致斯大林,而且假如列宁活着,他也会跟斯大林一样”。

波兰哲学家柯拉柯夫斯基指出,马克思主义从一开始就是一个不切实际的乌托邦,一旦人们看清这一点,便不可能再把它当作信仰。霍兰德则指出,一个政权靠乌托邦式的理想来支撑,并以它的名义实行高度集权,这样的制度要比既无须乌托邦理想也不高度集权的体制不稳定得多,它需要不断用暴力维持稳定,越使用暴力,实际上越不稳定。苏联的制度不如西方民主制度稳定,道理即在于此。

这是苏联制度的致命内伤,它的不稳定因素是内在的,而不是外来威胁造成的。以为权力可以把社会的方方面面包括人们的信仰全都管制起来,这本身就是乌托邦的观念。美国学者派普斯认为,这种让人厌恶的管制方式最终成为苏联人厌弃共产主义的主要原因,这种管制式统治”想要把生活的所有方面都规范起来,营造一个取消道德选择和差别的社会环境,代之以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彻底和谐”。

这样的管制方式使得所有不符合它要求的事情,哪怕本来很平常的生活小事,都成为具有政治含义的反抗。苏联政治笑话许多都不是针对政府、政党、政治理念或政策的,而是对生活中大大小小被管制之事的谑戏回应,正因为这些事情都是被意识形态的政治权威所管制的,所以对它们的谑戏也就成为对这一权威的冒犯和不敬,包括那个他们装作相信但实际上已经不信的信仰。他们不会去攻击那个信仰,而是会拿它当一个仅供消遣的笑话。

徐贲,中国好学者

从善如流


十二月初 老伴不小心在家里的阳台上跌倒 送医急诊 确诊为"左臂肱骨有一裂纹"  几位医生认真讨论后决定不做手术  采用保守疗法 我在发给朋友的微信和邮件中也是这样写的  巴黎华侨教会知道了这件事  把它登在了12月25日主日崇拜程序表上  但不知出于什么原因  可能是辗转传抄吧 把左臂肱骨写成了"上臀红股",原文是这样写的:"田立忠老姐妹不小心摔倒導致上臀紅股有點骨折,感謝主!不用手術,住院 6 天後已回家休養。請弟兄姐妹為田老師早日康復代禱。"    四个字错了两双,意思也满拧  我给翘碧发邮件 告诉她这条信息错了  她立即转给了文字同工方守光   守光是我们的老朋友 老伴和我背后都称他为"大老实人"  守光知道这事后 发邮件道歉 夫妻二人又分别打电话来道歉解释 说要在下一期的程序表上改正  态度之诚恳  令人动容。 我之所以给翘碧发邮件  也不过是开个玩笑 逗逗乐   没想到守光从善如流,如此认真。

从这件事看出,不同的人对待错误的态度很不一样。杨志恒邱星火柯志仁黄玮珥说谎骗人的事铁证如山,我本希望指出他们的错后, 本着"真相 正义和解"的原则解决问题  达到在主内和解 共同提高的目的  但是他们既不肯和我对话 也拒不认错 像鸵鸟一样 把头埋在沙子里 装聋作哑,目的无非是挺过去了事。可能是他们忘了他们是基督徒 ,基督徒信主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认罪悔改!  如果他们有守光气量的十分之一或百分之一   也不至于落入目前这种状态。

有人说 他们不肯认错是因为一旦认了错, 他们就不能继续在教会里待下去了,连带的, 饭碗就丢了。这是他们坚决不认错的理由。

另外 也有人说 守光在主日崇拜程序表上出错 是无心之过 充其量是粗心大意  这比较容易承认 因为这不涉及个人的人品问题  而杨邱黄柯的骗造谎言欺骗会众是经过周密筹划的 错误的性质恶劣  反映了他们内心世界的污浊  即使认了错  也很难得到他人的谅解 所以与其承认了遭人白眼  还不如利用在教会中的地位抵死不认  能挺过最好  挺不过则到时候再说  我不是他们肚子里的蛔虫 不知道他们是不是这样想的,但愿不是。

mercredi 28 décembre 2016

可以分析分析了 之二


我佩服那些本人有工作,不吃教会饭而又自愿奉献做福音工作的人,陈昆华便是其中之一,他本人是地球物理学博士,从事近海石油勘探的研究开发,在美国公司任工程师,他每每利用个人休假时间到全球各地带领福音聚会,2006年7月他来法国主领巴黎几间教会联合举办的福音营,老伴和我带了六位学生参加,其中五人在营会期间决志信主。我们也就在此基础上办查经班建立团契。所以说陈昆华对我们奥赛团契功不可没。

记得陈昆华说过,一般的宗教或伦理,都强调道德的培养,例如儒家就以修身为本。唯独基督信仰并不特别强调德行,而是着重于建造生命,因为有了基督的生命,自然会活出高尚的道德。从陈昆华的说法引申出去,那就是:有德行的人不一定有属灵的生命,例如我的恩师叶企孙先生,他的德行堪称读书人的楷模,但因为他不信主,所以在基督徒看来,他没有属灵的生命;有生命的人一定有高尚的道德,比如历史上那些属灵的伟人;相反,道德低下的人不可能有属灵的生命,比如贪财的,搞奸淫的,说谎骗人且屡教不改的都不可能有属灵生命,不可能是敬虔的基督徒。

在教会内部,信众的属灵生命参差不齐,但彼此之间的相处,也应有一个起码的基准,那就是以诚相待。作为属灵的领袖,教会负责人,传道人更应以身作则。巴黎华侨教会的情形却正好相反,两位在任的传道人和一位正在学神学预备将来传道的人以及行政负责人都落入了编造谎言欺骗会众的境况并且屡经提醒却坚持错误不改,我不知道该如何评估这间教会的属灵状况。教会领袖不能持守最起码的道德底线,这样的教会能有人们常说的"神的同在"吗?能够得到 神的祝福吗?这是巴黎华侨教会的根本问题。

中国人的特点之一是惟上是从,惟权威是从,一些信众带着这样的观念来到教会,并没有因学习圣经而得到改正,教会的某些领袖却很享受信众以此种心态仰慕自己,并以此来建立自己的"权威"  于是就形成一种像巴黎华侨教会一样,罔顾圣经真理而只维护某个或某几个传道人的情况。明明是传道人错了,多数的会众因循苟且不敢指正,也有些人歪曲事实百般为之辩护,企图以此取悦传道人。这样就不仅是传道人自己犯错,他们也把广大会众陷于罪中。这样倒也好,显示出巴黎华侨教会真正的属灵光景。

至于为说谎者辩护的种种谬论,那是下一段的内容啦!


lundi 26 décembre 2016

转帖RFI 的一篇文章


毛最后掀起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说明他一意孤行,无视党心军心民心,以一己之妄念,对抗天下大势。这是他一生信奉的反潮流精神的体现。但问题在于,毛以专制独裁危害天下的逆流,对抗中国人民渴望休养生息,过平静自由生活的主流,这个反潮流实际上是倒行逆施。75年批邓,实际上已推行不动,终于在四五运动中,中国人勇敢地向毛的文革说“不”。

索菲:记得75年下半年,批邓开始之后,社会上不再像从前那样,对毛的指示闻风而动,而是反感抵制,批判会变成了牢骚会。
 赵越胜:你记得真清楚,批邓时有个话儿叫“转弯”,意思是你不理解为什么要批邓,但你要转过弯儿来,思想要跟上形势。当时全国的气氛在各个领域都表现出人们渴望变。我记得当时去看一位朋友,问他最近干什么呢?他回答说,我等着死人呢!批邓推行不下去,说明文革已走到末路。社会上有个共识,等着出事儿。76年1月8日周恩来去世,是倒下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从那时起老百姓设法表达自己的内心感受,用四人帮的话,叫用死人压活人。实际上,老百姓对周逝世表现出来的情感,是一种抗议,抗议的矛头已悄悄对准了毛,因为四人帮极愚蠢地压抑老百姓宣泄自己的悲伤,很多人认为这是毛的意思。在周的追悼会上,是邓来致悼词,那天邓表现得极沉痛,这样他就在感情上和全国老百姓站在了一起。而江青在周的遗体前居然不摘帽,引起一致痛恨。老百姓对周的同情转移到了邓的身上,但是邓却在追悼会之后给毛写了一封信,公开声明自己不适合承担重任,要求解除他的主持中央工作的责任。我想他是吸取周在林彪死后立即成为毛的整治对象的教训。周去世后,邓立即请求交权,以解除毛的猜忌心。果然毛顺势就让邓靠边站了,毛让华国锋来主持中央工作,代理总理。
索菲:毛推华上台,他的第一个任务就是组织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看他在这个问题上站在哪边儿。
赵越胜:华这个人在中国历史上的作用,我看是被大大低估了。其实他是大智若愚,对中国的形势和党内的派系斗争心中有数。大家都忘了以武力解决四人帮是华首先想到了,而且是他一人推动的。所以他在主持批邓的会议时,基本上是只听四人帮说,自己却不发言。就在这次批邓会议进行的过程中,姚文元被人叫出去,回来后神色慌张,因为他接到了一个报告,南京有大规模群众上街,悼念周恩来。在游行队伍中,有人打出了攻击四人帮的标语,人民向四人帮宣战了。事情的起因就是后来被称之为“325文汇报事件”的一篇文章。在3月25日的上海文汇报上,发表了上海仪表局党委副书记的讲话,里面有这样一句话:“党内那个走资派,要把被打倒的、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扶上台”。老百姓往报社打电话、发信,问:你们说谁是党内那个走资派?你们这是污蔑、影射、攻击周总理。跟着就有一份“总理遗言”到处流传。我们在北京的朋友几乎都传抄过这份所谓遗嘱。遗嘱中并没有什么秘密,只有周对邓小平的赞扬,它表达了当时全国的民意。我们要特别注意这一点。在专制国家中,你在官方的媒体中永远见不到真正的民意,真正的民意往往表现在地下流传的谣言中。在中国,真相更要通过所谓谣言来传播,所以现在网络上有一句名言,说“谣言就是遥远的真理”。76年时,全国民意沸腾,你几乎在街上就能感受到。
索菲:在南京之后,北京人也立即行动起来了。
赵越胜:对,回顾四五运动,实际上就是回顾文革怎样遭到全国人民的唾弃。现在回想天安门广场上花圈如山、人潮如海的情况,心里仍然激动。那个时候,我们几乎就泡在广场上,你看到那些普通人激动的表情,你就会相信,中华民族是热爱自由的民族。他们和全世界民主国家的人民一样,渴望自尊、自由,渴望能表达出自己的意志。当时毛这尊神还在,但人们已经不畏惧,他们发出自己的声音,像那首“欲悲闹鬼叫,我哭豺狼笑,洒酒祭雄杰,扬眉剑出鞘”,短短时间就被传抄到全市。有些话已经直指毛,比如“中国已不是过去的中国,人民也不是愚不可及,秦皇的封建社会一去不复返了”,广场上有人公开为邓小平叫好,其实四人帮都在大会堂里用望远镜看着广场。他们把邓叫到大会堂,张春桥当面骂邓小平是纳吉。当时毛远新向毛汇报天安门广场上发生的事儿,讲到出动了民兵、军队,抓了人,毛批示,“士气大振,好,好,好!”这三个“好”字说明毛和全国民意是完全敌对的。邓小平因四五事件,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彻底下台。
索菲:那么毛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对文革有没有过反思?
赵越胜:有。76年6月,毛心梗突发,抢救过来后,毛在床边召集华国锋、毛远新和王张江姚,讲了一通话,后来有人称之为毛的“政治遗嘱”,其中他讲到文革时说“这事儿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这话有两层意思,其一,他知道文革没有达到他的目的,因为没有什么人拥护。其二,他仍然不服输,这事儿没完,还要斗下去。正像他临死时说的“八亿人口,不斗行吗”?而且要斗得血雨腥风。但是他最亲近的这些人命运如何,他是不看好的。作为一个国家领袖,留给自己的人民的遗产,不是繁荣昌盛、和平自由,而是你争我斗,血雨腥风,这样的历史人物,不能获得积极正面的历史地位。

今年是文革50周年,感谢法广中文部给我机会,和听友们一起回顾这个惨痛的历史浩劫。请允许我最后简短地总结一下文革的性质。在政治上,文革把列宁式政党最恶劣的党内斗争模式发展到极端,在政治斗争中完全无视人的尊严和权利,把政治分歧当作从肉体上消灭对方的理由,使共产党的权力更迭极端劣质化、野蛮化。在社会上,把人分为三六九等,让一部分人拥有对另一部分人的生杀大权。只要你被归入阶级敌人的行列,你就不再是人,而成为没有任何权利的、被随意迫害和侮辱的另类。在道德上,它鼓励恶行,鄙弃善行,取消道德底线,用阶级斗争的口号为一切残忍行为开绿灯。它泯灭人的羞耻心、怜悯心、友爱心,制造仇恨,崇尚暴力。在经济上,它制造普遍贫穷,毁坏国民财富,摧毁国家经济命脉,让国民经济面临崩溃。在人类精神生活领域,它制造愚昧,扼杀人的创造力,摧残文化、艺术,让反智行为大行其道,阻止中国与人类文明相融合。它是民族的浩劫,也是民族的耻辱。它给中华民族肌体上留下了巨大的创伤,这个伤口至今没有愈合。文革的毒素仍然浸透在很多人的心中。所以文革的幽灵在大陆借尸还魂,有相当丰厚的基础。这才是一切有理智的中国人应该警惕的。

vendredi 23 décembre 2016

转帖"新观察家"的一篇文章

你以为你只是苟且,其实你是帮凶分享:


对于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恶,常常听到一种说法“我无能为力”,于是选择了随波逐流。然而,苟且虽可“理解”,却不可原谅,甚至,它本身就是一种彻头彻尾的罪过。


雅斯贝尔斯的四种罪责

刘亚伟
作家、学者,新观察家专栏作者


昔年三鹿事件之后,除去被判刑的那20多名当事人、被问责的10多名官员,我个人相信还有许多人对此应负责任——甚至包括我们每个生活在中国社会现实中的人。


德国哲学家、精神病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在对罪过问题的讨论中,将罪区分为四种类型:第一种是刑法罪过,它侵犯的是法律。第二种是政治罪过,它源自参与罪恶的政治制度。第三种是道德罪过,它关系到个人的错误行为。第四种是形而上罪过,指的是不能尽人的责任去维护文明的人性。


雅斯贝尔斯认为,每个德国人无论是否具体参与过纳粹政权的罪行,都必须以一国成员的身份“为一国的政体承担(政治)责任。” 因为:第一,一国成员因政体组织关系而分享共同利益,他们因此必须分担政体的责任;第二,国家有制度化的决策机构和程序,公民既参与其中,就应对其结果负有共同责任;第三,即使国家不具有这样的政策结构和程序,其居民也不能完全推诿共同政治责任,因为他们必须为“屈从(权力)的环境“负责,正是由于他们的屈从,专制权力才有机会猖狂施虐。


“道德罪过”是雅斯贝尔斯剖析德国人之罪过的一个重要范畴。如果说政治罪过是每个公民不容推卸的共同责任,那么道德罪过则是个人必须承担思想和行为责任。雅斯贝尔斯把道德罪过规定在私人领域内,但也为道德思过留下相互交流的公共空间。道德思过虽为“个人独自的自我评价,但我们可以自由地相互交流、相互帮助在道德问题上取得较为清晰的认识。”在现实社会里,人们有时不得不为生存而在面具下苟活。雅斯贝尔斯强调,道德反思首先就是要知道自己以前过的是假面生活,进而重新看待自己现在的生活。


对于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恶,常常听到一种说法“我无能为力”,于是选择了“随大流”。的确,在严酷的现实生存中,人们为了自我保全,为了力争前途,不能不听任权力的摆布。人为了活下去,保住饭碗,抓住机会,不想干也得干。


雅斯贝尔斯承认,“无能为力可以成为(不行动的)理由,因为任何道德法则都不能要求人们去壮烈赴死。柏拉图就说过,在极度危险的灾难情况下,苟且偷生本是人之常情。” 但是,因无能为力而不行动却并不能使人免于道德罪过,“无助的服从总是会有一些行动的余地,这种行动虽有风险,但仍然多少有一些效果。”同样,“随大流”和无能为力一样,它虽可理解,但却不可原谅。“因为事实上毕竟还有许多人不随大流,并为此付出代价。”


正因为道德选择往往源于世俗目的,并受环境所限制,所以它不能代替更为基本的人性良知。雅斯贝尔斯将因人性良知受损而产生的罪过感称作为“形而上罪过”。如果说道德罪过是“我处世的罪过”,那么形而上罪过就是“我为人的罪过”。


人性的原则高于道德原则,人性意识往往为道德意识所不能启及。雅斯贝尔斯指出,“形而上罪过包括幸存者的罪过和不象人的罪过,它指的是不能与人类彻底团结一致,不能完全按人性行事。”因此,“但凡我所眼见的坏事或恶事皆侵犯这种(人的)团结,即使我小心翼翼地冒着生命危险去阻止它,这仍不足以平息我的形而上罪过。如果恶事发生时我在场,别人死了,而我却活下来,我就会听到我对自己说,我因自己还活着而有罪过。”在雅斯贝尔斯那里,“我之所以为人”和“活得象个人”,是一种至高的良心境界。


雅斯贝尔斯是在德国纳粹的政治史中解释形而上的罪过感的。纳粹于1930年毁宪专制,1934年血腥清洗,1938年排犹,直到发动战争,“数以千记的德国人在与(纳粹)政权的抗争中遭到了死亡,大多数无名无姓,我们这些存活者并没有这样做。”


活着的人在邪恶昭彰的每时每刻一步一步地走到了“人不象人”的地步,“我们选择苟活,……在(1934-1945)这十二年里,我们整个的人都已发生了蜕化。”

jeudi 22 décembre 2016

转帖VOA的一篇文章 平安夜 用爱心化解仇恨

已故美国总统里根在纪念二战胜利40周年的演讲中,讲述了一个感人的圣诞故事,鼓励国家之间的宽恕和和解。在抗战胜利70周年的这个圣诞节,重温他讲过的故事仍然有其现实意义。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
故事发生在1944年的圣诞夜。此时,欧洲战局已经出现逆转,越来越不利于纳粹德国:盟军在诺曼底登陆,对德军发起反攻,德军节节败退;但希特勒不甘失败,疯狂挣扎,孤注一掷,于12月16日,即圣诞节前8天命令德军在欧洲西线战场比利时的阿登地区发动发动一场被称之为“突出部战役(Battle of Bulge)”,对盟军突袭,以期突破英美盟军战线,将西线一分为二,歼灭盟军有生力量,并占领安特卫普,切断盟军供给线,迫使盟军谈和。
这是二战中最为血腥的一场战役。双方在这场亦被称为阿登战役的一役中共投入兵力近百万;战争在暴风雪中展开,德军利用恶劣的天气突然进攻,盟军空军无法行动,加上守军没有战斗经验,一度让其占据上风。战役开始的第二天,残暴的纳粹党卫军在战区无视战争法规则,滥杀了上百名美国战俘。盟军在不利的情况下顽强坚守和反击,最终获得胜利。
整个战役进行了一个多月,双方伤亡惨重。德军伤亡人数达10万,盟军伤亡8.1万,其中美国士兵占95%以上,达7.7万人,牺牲近2万将士,是美军历史上伤亡人数最多的一次战役。其惨烈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我们的故事发生战斗最激烈的时候。在战区德方一侧的许特根森林(Hürtgen Forest)深处,一位名叫伊丽莎白•维肯(Elisabeth Vincken)的德国妇女,因在亚琛城内的家和糕饼店被盟军空中轰炸摧毁,为了逃避战乱带着12岁的儿子弗瑞斯,住在林中一个用于狩猎的小木屋里。虽然突出部战役在小木屋不远处的四周展开,枪炮声清晰可辨,但密林中还算安全。
圣诞之夜,母子二人极其盼望在镇上工作的父亲休伯特回家团聚,共度圣诞。为了圣诞晚宴,伊丽莎白还养肥了一只名叫赫尔曼的公鸡(以纳粹二号人物赫尔曼•戈林命名),等着丈夫归来,宰杀了吃一顿团圆饭。弗瑞斯的父亲此刻应征在德国民防消防队服务,一家人还指望他送食物活命;不过大雪封山,父亲回家的机会很小。
突然,小木屋门前传来了一阵梆梆的敲门声。
小弗瑞斯以为父亲回来了,跑过去开门,但母亲伊丽莎白很快吹灭蜡烛,拦住他,自己上前把打开门,两名戴着钢盔的士兵站在门前,另一名则躺在雪地上,像死去一样。其中一名用他们不懂的语言企图和他们沟通。然后,指着躺在雪地的人说个不停。伊丽莎白意识到这是敌方的美国兵!
原来,这是这三人是美军第8师第121步兵团的士兵, 在满天风雪中与自己部队走失,他们一面躲避德军的追击,一面寻找己方阵地,已经在森林整整徘徊了三天三夜,饥寒交迫,身上满是冻伤。其中一个美国兵大腿中弹,失血很多,能否活下来还是个未知数。他们持有枪支,可以强入民宅,但是他们却礼貌地敲门请求小木屋主人留宿。
伊丽莎白虽然听不懂对方的话,但她明白美国兵的意思。她一动不动地站在门口听着美国士兵的恳求; 沉默了一阵后,伊丽莎白请他们进屋。她将伤兵安置到小弗瑞斯的床上,将床单撕开做成绷带为伤兵裹伤。她让儿子去弄一桶雪,为冻伤的士兵揉擦手脚,又让他去把赫尔曼捉来杀了,另外多拿6个土豆做圣诞晚宴。
不久,小木屋便弥漫着烤鸡的香味。与此同时,伊丽莎白发现她可以和另一位美国兵用法语交流,紧张的气氛立刻缓和下来。
不一会儿,又传来梆梆的敲门声。弗瑞斯想,多半是其他迷路的美国兵,走去开了门,结果发现4名德军士兵站在门口。弗瑞斯顿时僵在哪里。尽管是孩子,但连他也知道纳粹德国规定,收留敌军者格杀勿论。伊丽莎白冷静地出来对带队的德军下士说,“圣诞快乐!”下士说明他们与自己部队走失,在森林中迷了路,希望借宿一晚。伊丽莎白说,“欢迎进来暖和身子,也欢迎和我们共享圣诞晚餐,不过我们还有其他客人,这些人不是你们的朋友,希望你们容纳他们。”德军下士马上警觉地追问,“里面什么人,是美国人吗?”伊丽莎白问答说是,并说,“今天是圣诞之夜,谁也不准在这里动干戈,请将武器放在门外。”德军下士死盯了伊丽莎白一阵,放下了武器,走进小木屋。
小木屋内的美国大兵紧张起来,连忙掏枪。一名叫拉尔夫•布兰克的士兵已经亮出了手枪,准备射杀进门的德军,但伊丽莎白喝住了他们。她用法语说了同样的话,“今晚是平安夜,不准杀戮,把枪给我。”伊丽莎白从布兰克手上收缴了他的手枪。然后,她安排狭路相逢的敌对士兵坐在桌前,因为房子狭小,美、德士兵不得不紧紧地挤在一起,肢体碰触,气氛仍然紧张。他们彼此提防着,谁也吃不准会发生什么事情,伊丽莎白面带微笑一边和他们说话,一边忙来忙去准备圣诞晚餐。
几分钟后,小木屋的温暖,食物的喷香,尤其是主人的热情,让对立双方紧绷的神经慢慢松弛下来。随后,美国兵将自己的香烟盒掏出来,请德国士兵抽烟,德国兵则从背包中拿出一瓶红酒和一块面包与大家分享。其中一名德国兵看见受伤的美国兵,走过去为他检查伤口,并用自己的急救包为他处理包扎枪伤。原来这位德国士兵几个月前曾是海德堡一所医学院的学生。他能用英语与美国兵交流。他告诉美国兵说,因为天气寒冷,伤口没有感染,仅是失血太多,并无生命之虞,休息和营养会使他恢复健康。此时,彼此的疑心已开始消失。
晚餐端上了桌,伊丽莎白开始做饭前祈祷,她含着眼泪祷告说,“感谢主的恩典,让大家能在这场恐怖的战争中和平地共聚一室;在这个圣诞之夜我们承诺不分敌我,友好相处,分享这顿并不丰盛的圣诞晚餐;我们祈祷尽早结束这场可怕的战争,让大家都能平安回到自己的家乡。”
话音未落,士兵们已泪流满面,他们为伊丽莎白的祷告深深打动,战场上结下的仇恨已经烟消云散,心中向往着家乡和亲人,充满着对和平的期待。
用完晚餐后已至午夜,大家踱出小木屋。此时,暴风雪已停,暗蓝的天空群星闪烁。他们不约而同地仰望星空,寻找那颗伯利恒之星。
随后,曾相互殊死厮杀的7名士兵在一个屋檐下同床共眠,温暖舒适地度过了平安夜。
第二天早上,伊丽莎白给美国伤兵喂了鸡蛋汤;德国下士用地图告诉美国兵他们阵地的所在地,并特意告诉他们不要去蒙夏镇;因为德军已重新占领该地区,去那里等于自投罗网。德国兵还做了一副担架,给美国伤兵使用。双方再三感谢伊丽莎白和弗瑞斯之后,握手告别,朝不同方向离去。
故事并没有到此结束。1958年,弗瑞斯结婚并移民到夏威夷开了一家比萨饼店。在美国朋友的敦促下,他把这个经历写了出来,投稿给《读者文摘》发表。
多年来,弗瑞斯一直想与7名士兵重逢,但迟迟不能如愿。1995年,美国电视节目《未解之谜》将他的故事制成视频播出。不久,马里兰州弗雷德里克镇一家养老院的一位工作人员打电话告诉《未解之谜》,他那儿的一名二战老兵多年来也在讲述同样故事。很快,相隔50年后,弗瑞斯和拉尔夫再次见面。二人相拥,喜极而泣;拉尔夫对弗瑞斯说,“你母亲救了我们的命!”
后来弗瑞斯又联系上了另一名美国兵,但他却未能找到德国士兵。
弗瑞斯2002年过世。同年,好莱坞出品了一部根据这个故事改编的电影,片名叫做《寂静的夜》。
里根总统引用这个故事来总结二战经验。他说,“善一定会压倒恶,自由一定会压倒极权!”事后,里根总统还表示这个故事要反复讲,因为构建和平与和解的故事永远也听不够。
故事给我们的启示是,伊丽莎白是个普通的德国妇女,在残酷的战争中,她有勇气制止杀戮,保持人的尊严;显然,她的勇气源于耶稣基督的博爱情怀,以及人性的恻隐之心,善善之心和恶恶之心;她的善心善行超越敌友、超越种族、超越国家,唤醒了敌对双方内心深处的人性;正是这永不泯灭的人性才是珍贵和平的最后保障。
让我们在欢度节日之际,静思圣诞的真正意义,以基督的精神用爱心化解仇恨, 祈愿受害者施予宽恕,祈愿旁观者获得勇气,祈愿作恶者回归人性,祈愿天下所有人免受战乱、暴虐和恐惧,共度一个快乐祥和的平安夜。

dimanche 18 décembre 2016

神来之笔


前天  中国海军派小型舰艇在南海的公海上劫走了美国的一艘潜海器。美国对中国提出正式抗议,中国军事部门则用语意不清的说辞回应,两天来,双方媒体打起了口水战。美国候任总统川普开口就不同凡响,他用了个"偷"字描述中国的行为,这个字恰恰点到了要害,比起那些官员,记者,编辑连篇累牍的文章,都要命,可说是神来之笔!

中国的喉舌也进行所谓的反击,不过用的都是陈词滥调,有媒体称 美国这次又要"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刚才看新唐人电视台的大陆新闻解读节目,调侃说,中国的石头是摸着过河用的,外国的石头挺多的,都是用来砸自己脚的。

这又让我联想到了巴黎华侨教会那几位说谎骗人的传道人,他们可不是"吃饱了没事干"闲的。而是有着明确的目的。柯志仁说谎骗人是为了夸大工作成绩,骗取支持票;杨志恒和邱星火制造出一个"已把安东尼聚会点除名"的谎言,是为了圈走聚会点结余的数万欧元;在此谎言的基础上建立的"植堂小组"根本是非法的,他们却以"植堂小组"名义解散了安东尼聚会点合法产生的同工会,实现了"夺权"的目的。黄玮珥说了许多谎话是为了掩盖上述人员的丑行,自己也就成了说谎者。

经过长达八年及四年的缠斗,现在巴黎华侨教会和安东尼聚会点的绝大多数人都认同我的看法了,说谎者很在乎我写的东西,所以近来关心我健康的人多起来了,劝我保护眼睛,不要多看电脑,少写!  我确实很感谢他们的关心,不过,我认定的事 还是要继续做。

如果把中共常说的那句话"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用在巴黎华侨教会说谎骗人的那几位,应该是很准确的。

一个"偷"字和一句"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都是神来之笔!

mercredi 14 décembre 2016

可以分析分析了 之一


在感谢巴黎华侨教会的牧师 执事来探访之余,我也免不了推敲一下他们此行的目的。

老大在未登大位前说过一句名言:"吃饱了没事干" 仔细分析起来,这句话的内涵相当丰富。 如果把它套用到教会五位人士的来访,那就是他们绝不是吃饱了没事干,而是有着明确的目的性。

我当然不能直接问他们来的目的,但是从成牧师首先挑起话头问我写回忆录就可知道是有备而来,来干什么呢? 按我的分析是巴黎华侨教会的主要负责人已经感到,如果再一味胡搅蛮缠恐怕撑不下去了,为什么呢?因为无论是在安东尼聚会点还是在巴黎华侨教会以及巴黎的其它教会,知道杨邱黄柯说谎骗人,胡搅蛮缠的人越来越多。加之,我又在安东尼聚会点的一个有五十几人的微信群贴出了揭露真相的帖子,反响很大。不得已,他们只能略退一步,不敢再否认说谎骗人的事实,却又不敢直接承认,最佳的办法就是请成牧师借着丁均即将被派来安东尼聚会点服事之机,到我家中与我沟通,由这几位和说谎骗人无关的人承认我过去所讲的都是事实。这就避免了说谎者和胡搅蛮缠者的尴尬。并且,也像柯志仁让他的妻子徐小敏向我老伴承认说谎一样,是预留了退路。什么退路呢?如果以后我仍然揪住不放,他们还可以翻脸不认账!  否认成牧师丁均一行五人所说所作的一切。因此可以断言,此行目的仍然是维稳,不让我再出声。

dimanche 11 décembre 2016

接待巴黎华侨教会牧师 执事 追记之十三


花了一个半月的时间,以追记的形式,把接待巴黎华侨教会牧师执事时,我对他们所讲的内容写下来了。那天我们会面时,他们都认可我所讲的事实,并且说他们(我理解是指国语部其他执事)也都明白。这与巴黎华侨教会国语部执事会过去的态度大相径庭,因为他们过去对我的邮件或是装聋作哑不予理睬,或是如黄玮珥所做的--胡搅蛮缠。所以我感到有些奇怪,一再问他们,"你们不再像黄玮珥那样胡搅蛮缠?"他们一致说,"不胡搅蛮缠!" 这使我很高兴,因为按我所提出的"真相正义和解"原则,在事实认定(即真相)上已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不过,在如何走下一步,即在如何解决问题上,我们存在不同的看法。我认为,既然来的这几位负责人以及他们所说的"他们"都明白,那就应进行下一步:在认定事实的基础上,伸张正义,最终求得在 主内的和解。来的五位负责人则认为,可以到此为止了。归纳他们的说法是:
1. 相信我所说的都是事实。
2. 人不能让(他)人认错,只有 神能让人认错,所以还得等待。眼下不可能按我的期待解决问题。我问,如果教会里存在这些问题不解决,那么,到教会来的纯洁的年轻人会不会反而受到污染,无人能对此作答。
3. 他们(我理解是指说谎骗人的那几位)已经为此付出了代价。我问什么代价?答称,名声受损。
4. 不要再说"说谎骗人"的事了,否则,可能被看成是"祥林嫂"
5. 有人明确且肯定地说:"想让他们认错道歉是绝对不可能的"
6. 我说,如果就此止步,那么如何消除因说谎骗人造而成的后果?比如:"植堂小组"就是建立在谎言之上的,也是非法的,他们有什么权力解散安东尼聚会点的同工会?为什么植堂小组至今仍在运作?成牧师回答说:"都那么多年了!"  我理解他的意思是不要深究了!

我理解他们不能走得再远的难处:成牧师在这里是"客情",再过一个月就回加拿大了,并且在可预见的未来,不会再来巴黎华侨教会服事。而丁均在读完神学课程六年半以后,并且在她的讲道受到绝大多数会众的赞许的背景下,才刚刚被巴黎华侨教会的负责人确定作为"传道"到安东尼聚会点服事。若与柯志仁徐小敏夫妇在读完神学课程的当天就被按立为"传道"并被安排到华侨教会服事相比,简直有云泥之别了,处于这种境况的她,虽然对巴黎华侨教会传道人编造谎言欺骗会众的事情洞若观火,也不好指望她能再做什么!  守光夫妇是出名的大老实人,他能说出"想让他们认错道歉是绝对不可能的!" 就已经不错了!  既然如此,当天的事就可以了结了。于是开始轮流祷告, 来访的几位在祷告中,都肯定老伴和我在建立团契时所做的工作,在我听来,他们的祷告似乎不是说给 神听而更多是给我们夫妻二人听的,我们心中感到有那么点熨帖,他们的任务也就完成了一半了。我在祷告中说,要感谢杨志恒,邱星火,柯志仁和黄玮珥等人,因为他们说谎骗人和胡搅蛮缠,使得我不断给巴黎华侨教会国语部执事会写邮件,而黄玮珥恰恰又在筹办1511巴黎大型音乐布道会,还要请远志明做主要讲员,所以我在给他们的邮件中,顺带提到远志明的淫行并贴到了我的博客上,这个帖子被柴玲和美国的十八位牧师发现,即设法与我联络,从而使柴玲控告远志明强奸的案子与我在邮件中提到的几个案子联系了起来,最终有了十八位牧师于2015年2月发表的调查报告以及一年后美国一个基督教独立调查机构的调查报告。杨邱柯黄等人说谎骗人的事固然对巴黎华侨教会造成伤害,但这只是个地方教会,其社会影响力非常有限,伤害也局限于教会内部。 可是,远志明在华人基督教会的影响力无远弗届,揭露远志明淫行的意义比暂时忍受杨邱柯黄的恶行要大多了,所以我得先感谢他们,等远志明的事情告一段落后,再慢慢清理巴黎华侨教会的问题。

祷告结束后,我们一行七人高高兴兴地去翠菊餐馆了,她为我们准备了丰盛的晚宴。

后面的帖子将在此前这些帖子的基础上继续分析巴黎华侨教会传道人编造谎言欺骗会众的事情以及寻求最佳的解决之道。

mercredi 7 décembre 2016

接待巴黎华侨教会牧师 执事 追记之十二


近几年 新兴一个词儿 叫"屁股决定脑袋"  把这词儿用到黄玮珥身上,再恰当不过了。他不在位时,敢于说出全家六口人参加2012年中法部联合会员大会 没有听到过宣布将安东尼聚会点除名。但是当他再次当选并成为国语部执事和教会理事会主席时,态度就有了一百八十度的改变。

为解决巴黎华侨教会几位传道人说谎骗人的事,我不断地给国语部执事会写邮件,得不到任何回应 ,黄玮珥重新当选后,先是回我一封邮件,说那是巴黎华侨教会"惨痛的学习" 还说他们已有了认识,想用几句空话唬弄我,当然我能看出其中的奥妙,没有上当,继续写邮件要求按"真相正义和解"的原则处理问题,这下子,把黄玮珥惹恼了,2014年10月给我一封邮件,看了这邮件,使我想起文革期间看过的一个电影,名为"日本海大战",记载日军飞机已经起飞即将偷袭珍珠港时,日本驻美大使给美国国务卿(可能是艾奇逊)送去一份外交照会,国务卿看过后说,我从政三十几年,从未看到过如此不讲道理的外交文件。同样,黄玮珥的那封邮件在歪曲事实,强词夺理,掩盖真相等方面,是我有生以来看到的最不堪的信件,很难相信它出自一位自称经历过 神的基督徒之手,我立刻把它贴到了我的博客上,有兴趣的人可以看看。(2014年10月28日刊出)

黄玮珥还有其它的丑行,例如;2015年3月22日巴黎华侨教会国语部改选执事会时,他搞了许多小动作,最终使得安东尼聚会点的会员未能行使投票权。

有关黄玮珥的事例太多,成牧师等五人来访时,我没有都提到,所以不宜把它放在追记里。我计划把追记写完后,提出我对信仰,教会,教会生活,蒙召奉献等问题的一些看法,就教于有识之士。之后对黄玮珥的事写个系列专题,敬祈稍候。

mardi 6 décembre 2016

转帖丘吉尔一些事

我比较在意的是"当我们不会质疑,骗子便产生了" 我看周围的人被骗子骗得不认识了北,还喜不自禁,真有点怪!


 

当我们跪下去的时候,伟大领袖便产生了


【导读】丘吉尔:当我们跪下去的时候,伟大领袖便产生了。当我们不会反抗的时候,奴隶便产生了。当我们不会质疑,骗子便产生了。当我们太娇惯,畜生便产生了。

英国首相丘吉尔有一个习惯,无论在什么时候做完工作,都要跳进热气腾腾的浴缸洗澡。然后光着身子在房子里踱步。

二战期间,一次,丘吉尔来到白宫,要求美国给予军事援助。当他正在白宫的浴室里光着身子踱步时,有人敲浴室的门。“进来吧,进来吧。”他大声喊道。门一打开,出现在门口的是罗斯福。他看到丘吉尔一丝不挂,便转身想退出去。“进来吧,总统先生,”丘吉尔伸出双臂,大声呼喊: “大不列颠的首相是没有什么东西需要对美国的总统隐瞒的。”——两人一阵大笑。英国从美国得到了全面的军事援助。



1945年英国大选后,丘吉尔首相下台。皮姆爵士看望丘吉尔,把大选结果告诉他。

当时,丘吉尔正躺在浴缸里洗澡,当他听到这个坏消息时幽默地说:“他们完全有权利把我赶下台。那就是民主!

那就是我们一直在奋斗争取的!现在———劳烦您把毛巾递给我。”


在二战时,丘吉尔对保卫英伦有卓著的功绩。战后他退位时,英国国会拟通过提案,塑造一尊丘吉尔的铜像,置于公园,让众人景仰。丘吉尔听后回绝道:“多谢大家的好意,我怕鸟儿喜欢在我的铜像上拉屎,所以还是请免了吧!


一天。有人问丘吉尔,做个政治家要有什么条件。丘吉尔回答说:“政治家要能预言明日、下月、来年及将来发生的一些事情。”那个人又问:“假如到时候预言的事情未实现,那怎么办?”丘吉尔说:“那要再说出一个理由来。”

一位媚态十足的年轻妇人对丘吉尔说:“你有两点我不喜欢。”“哪两点?”“你执行的新政策和你嘴上的胡须。”

“哎呀,真的,夫人”,丘吉尔彬彬有礼地回答说:“请不要在意,您没有机会接触到其中任何一点。”


丘吉尔年轻时,曾作为一名战地记者被俘,他逃走了。

布尔人出价25磅悬赏他。几年后,他在自己的书房里建嘎悬赏他的告示配上镜框挂了起来,并对来防者讲述:“这是我的全部价格25磅吗?”


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军占领荷兰期间,荷兰流亡政府在美国设立了总部。德克•吉尔总理几乎不会讲英语,在第一次会晤丘吉尔时,一见面,德克•吉尔伸出手,向他的英国盟友友好地说了声“再见”。 “先生,”丘吉尔这样作答,“我希望所有的政治会议都像这样简短扼要。


在丘吉尔75岁生日的茶会上,一名年轻的新闻记者对丘吉尔说:“真希望明年还能来祝贺您的生日。” 丘吉尔拍拍年轻人的肩膀说:“我看你身体这么壮,应该没有问题。”


丘吉尔小的时候,学习成绩很差。当上英国首相后,一次,他回到自己的母校,校长和老师们都毕恭毕敬地向他汇报学校的情况。可他对这些情况毫不敢兴趣,说道:“我希望见一见学校学习成绩最差的那个孩子。”

那个孩子被带来后,丘吉尔拍拍他的肩头,亲切地对他说道:“我非常感谢你,因为是你,牢牢地守住了我的位置。


一天,丘吉尔急于赶到议院去开会,他叫了一辆出租汽车。 车子到达目的地后,丘吉尔下车对司机说:“我在这里大约要耽搁一个钟头,你等我一下吧。” “不行,”司机坚决地回绝,“我就要赶回家去,好在收音机里收听丘吉尔的演说。” 首相一听这话,不禁大为惊喜,于是除照价付了车资之外,又重重赏了司机一笔可观的小费。 司机望着这笔意外的收入,很快就改变了主意。 他对丘吉尔说:“我想了一下,还是在这里等着送你回去吧。管他妈的什么丘吉尔!

十一

有一回,当丘吉尔共事的保守党议员威廉·乔因森希克斯在议会上演说。看到丘吉尔在摇头表示不同意,便说:“我想提请尊敬的议员注意,我只是在发表自己的意见。”

丘吉尔对答道:“我也想提请演讲者注意,我只在摇我自己的头。”

十二

在一次访美期间,丘吉尔应邀去一家供应冷烤鸡的简易餐厅进餐。在要取第二份烤鸡时,丘吉尔很有礼貌地对女主人说:“我可以来点儿鸡胸脯的肉吗?”

“丘吉尔先生,”女主人温柔地告诉他:“我们不说‘胸脯’,习惯称它为‘白肉’,把烧不白的鸡腿肉称为‘黑肉”’。丘吉尔为自己的言辞不当表示了歉意,可心里却认为这是咬文嚼字。

第二天,这位女主人收到了一朵丘吉尔派人送来的漂亮的兰花,兰花上附有一张卡片,上写:“如果你愿把它别在你的‘白肉’上,我将感到莫大的荣耀———丘吉尔。”

十三

在一次招待高官显贵们的宴会上,气氛热烈,笑语喧哗。进行到一半的时候,礼宾司的一名官员走到丘吉尔身旁,对他耳语说,他看见某先生把一只银制的盐缸塞进了自己的口袋。听了这话,丘吉尔当众将一只银制的胡椒粉缸塞进了口袋,好像无人看见一样。

宴会结束时,丘吉尔悄悄走到那位拿了盐缸的先生身旁,轻声对他说:“亲爱的,我们都被别人看见了。哎,最好还是放回去吧,你说呢?”

十四

在阿拉曼战役前夕,丘吉尔召见了他的得力将领蒙哥马利将军。在谈话中,丘吉尔提议他应该研究一下逻辑。疆场勇士蒙哥马利担心自己会陷入纠缠不清的逻辑命题中,便找了个借口推托。他对丘吉尔说:“首相先生,你知道,有这样一句谚语:‘了解和亲昵会产生轻蔑’。也许我越是研究逻辑,便会越加轻视它。”

丘吉尔取下烟斗说:“不过我要提醒你,没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和亲昵,什么也不会产生出来的。

十五

丘吉尔临终前面带笑容,对守护在他身边的人说:“我已准备好了去见上帝,不管上帝是否已准备好了酷刑来质问我。”

来源:丘吉尔回忆录

dimanche 4 décembre 2016

老伴又遭难了


2014年10月28日,老伴从教会出来时跌倒,摔断了左腿股骨颈,立即住院手术,换了人工关节,在康复中心住了约两个月,现在恢复得很好,走路不需拐杖,走得比我还快。没想到今年12月1日又遭新磨难,这得从头说起。

法国人习惯于早晨起床后洗澡,我们在这里久了也入乡随俗。每晚老伴总是在睡前弄盆热水泡脚,泡完就睡,这盆水怎么处理呢?问题就出在这儿了。我小的时候,听奶奶讲故事,说有那悍妇,洗完脚都是让丈夫把洗脚水喝了,不喝就打。慢慢习惯成自然,懦夫也能品尝出洗脚水的滋味了。奶奶谆谆告诫我,长大以后,千万不要娶这样的媳妇。老伴和我还没成就这样的关系,她都是次日把洗脚水泼在阳台上。

以往没问题,可是近日此间气温骤降,12月1日最低温度已到零下四五度,早晨泼的水一会儿就结冰了.十一点多,她去阳台侍弄她那几盆并不名贵的花,刚一踩到阳台的冰上就跌倒了,痛得要命,我在另一间屋内看电脑,没听到她的喊叫,没办法,她自己挣扎起来回到房间,这时我才知道,马上打电话给Pompier,五分钟后来了三人,公寓秘书也陪着上来,略作检查即上急救车去医院急诊。先初步问问,测血压,量体温,给了两个止痛片等候医生,急诊大夫看过,先拍X光片,后又做扫描,急诊医生说要等外科大夫确定,而这位大夫正在做手术。到晚七点左右才决定收住院,大夫说,左臂肱骨有一裂缝,可能需做手术。一切安排妥当我才回家,此时已是精疲力尽了。幸好来了位女生,帮我很大忙。据老伴说,次日一早,有护士按着做手术的要求,用消毒液帮她洗澡,进手术室前,又做了一次扫描,做后几个大夫讨论不休,她说可能讨论了三个钟头(当然说的有点夸张),讨论的结果是不做手术,采用保守疗法,给他配个三角带,大约需要戴一个月到一个半月。医生对我说,医院要与我们的互助医疗机构联络,她出院后有人来家中帮她洗澡,做家务,所以一时还不能出院。可是过了一会儿,有个护士来假传圣旨说明天出院。次日即周五,12月3日,我去接她出院时,另位护士说,到现在为止,所有医疗处置都做完了,可以现在出院,也可等互助医疗机构作出决定后,于下周一出院,如何之处,由我们决定,考虑到周末公寓食堂没饭,而我又没有帮手,较为困难,所以决定周一,即明天出院。

我曾电话询问我弟弟,他是退休的外科大夫,他说,法国医院的处理是对的,肱骨的裂缝很少有与骨头垂直的,多是斜的,裂缝两侧骨头的接触面积大,容易恢复。若做手术,可能伤及挠神经,以后这手就不能抬起了。

这两天,我经常去看她,她的精神状态已大大改善,伤处也不痛了,每天早晨有人帮她洗澡,医院的伙食比公寓食堂不差,不断有人去看她,她在那里并不寂寞,我也落得清闲!

明天她回家后,我可能忙点了。期望以后多点平安,不再出这类偶发事件。也谢谢各位关心我们的朋友。

lundi 28 novembre 2016

接待巴黎华侨教会牧师执事 追记之十一


在与巴黎华侨教会来访的牧师执事交谈时 说的不如下文所记详细  为对历史做一交代 让读者看得清楚  所以在此地不得不多费一点笔墨,而今在互联网时代,就是多敲几下键盘。

2013年2月巴黎华侨教会例行的会员大会结束,投票通过让安东尼聚会点"重回"教会后约一个月,巴黎华侨教会国语部又一次召开会员大会,选举新一届的执事会,一切按预定的程序走完,黄玮珥在"休眠"两年后重新当选,成了国语部的负责人,也是巴黎华侨教会理事会主席,前任主席杨志恒去读神学了。一切就绪后,就按2月中法部会员大会的决议,着手组建安东尼聚会点的植堂小组了。我当然不能与闻其事,下文所记都是听到的二手消息,读者看的时候多加小心,免得以讹传讹。

原来的打算是国语部法语部各出三人,但在具体人选上,有"不同意见". 据闻: 法语部提出的三人是邱星火及其妻子白福音,再加法语部执事会主席李基纳,国语部的三人是黄玮珥,柯志仁和叶翘碧。邱星火期望与他妻子同来自有其考虑,因为邱星火本人说汉语有困难,而其夫人可以用流利的汉语与人交谈,若想在安东尼聚会点发挥其影响力,夫人不来不成。国语部也洞悉此情,所以极力反对,反对的理由是夫妻两人不宜参与同一事工。双方坚持许久,最终是以邱星火的让步收场,结果是中法部各出二人,法语部是邱星火和李基纳,国语部是柯志仁和黄玮珥。如此组成,邱星火在安东尼聚会点的作用就大大受限了。安东尼聚会点也出二人参加植堂小组,按巴黎华侨教会的明示和暗示,确定为黄萌珥和王大台。说起来有趣,植堂小组避免了夫妻二人一起侍奉,却有同胞亲兄弟。而在此前,巴黎华侨教会理事会的正副主席,一是女婿,一是丈母娘,好像也没人敢说什么!

等把植堂小组安排好,2013年8月黄玮珥带着礼物来我家了。 一方面是取走因法语部冻结了安东尼聚会点的财务而不得不存放在我家的奉献约八千欧元,信誓旦旦地告诉我,安东尼聚会点存在巴黎华侨教会的钱将全部用在安东尼的事工上。另方面是赶在植堂小组公开亮相前对我"维稳"。我对黄玮珥说起杨志恒和邱星火编造谎言欺骗会众的事情,黄玮珥完全认同,他说:"所以,我在2013年会员大会前给他们(应是指杨邱等人)写信说我们全家六人参加了2012年的会员大会,谁都没听到过宣布把安东尼聚会点除名的事,希望他们不要用投票方式解决问题,但他们不听,最后还是投了票"。我问他邱星火也是植堂小组成员如何能解决问题,他说:"我对他(指邱星火)说了,既然你有这问题,你就不要冲在前面,你在植堂小组内祷告讨论就行了,出面的事让别人做!" 黄玮珥还要求我,为了植堂小组能顺利开展工作,暂时不要提说谎骗人的事,等将来有机会再提。我以为他说话是当真的,也就比较勉强地同意了他的要求。因为他说"暂时嘛" 那就暂时一下也好!(这里需要说明,此次和黄玮珥的对话,在场的只有他和我们夫妇二人,当时没想到要录音,所以,我在文中引用的话,只是大意,不可能一字不差,如果黄玮珥在这点上像日后他哥哥一样地纠缠,那我只能说凭良心了)他的维稳活动就如此这般地顺利完成了。

2013年9月初,"安东尼聚会点植堂小组"正式在安东尼聚会点亮相,果不其然,站在前台的是黄玮珥和柯志仁,他们宣布解散以合法程序建立的安东尼聚会点同工会,但要求原来的同工们继续干原来的事情以维持教会的运转,但是既无同工的名义也就不再有话语权,比如:管总务的继续准备聚会后的餐饮,打扫卫生等,管财务的继续清点奉献,记账等。因我是同工会主席,没有管具体事情,所以此举开掉的,只我一人而已。他们还宣布,安东尼聚会点不得自行召开会员大会及其它会议,开会须经植堂小组批准!  图穷匕见,他们的这些措施等于是对安东尼聚会点实行了"军管",所以那天没等会议结束,我便回家了。

jeudi 24 novembre 2016

接待巴黎华侨教会牧师 执事 追记之十


巴黎华侨教会每年二月召开一次会员大会,中文部法文部成员都要参加,大会的例行内容是理事会主席报告一年的工作,财务人员报告上一年的决算和本年的预算,之后投票通过。2013年的这次会员大会有点特殊,主要的内容是全体会员投票决定是否接纳安东尼聚会点重回巴黎华侨教会。在我以及安东尼聚会点的许多人眼中,这项内容有点搞笑,因为安东尼聚会点从来没有离开过巴黎华侨教会。可以证明这点的证据太多了,可说举不胜举。比如:国语部的主日崇拜程序表上从来没有中断过刊登安东尼聚会点主日聚会的信息;"号角"双月刊上所登的巴黎华侨教会的广告始终把安东尼聚会点作为巴黎华侨教会的一部分刊登出来;巴黎华侨教会无论是理事会,国语部执事会或法语部执事会从来没有开过任何一次会决定要把安东尼聚会点除名,杨志恒和邱星火从来提不出一个字的证据能证明已把安东尼聚会点除名了。更可笑的一点是:根据巴黎华侨教会会章,会员六个月无故不参加巴黎华侨教会活动,均视为自动丧失会员资格。如果真的如杨志恒和邱星火所说,已经在2012年的会员大会上宣布把安东尼聚会点除名了,像王大台夫妇,翠菊,我们老两口等一些人原是巴黎华侨教会会员,在2012年会员大会和2013年会员大会之间的整整一年都在已被除名的安东尼聚会点聚会,没有参加过巴黎华侨教会的活动,照会章规定,我们早已自动丧失巴黎华侨教会的会员资格,可是这次2013年会员大会,我们这些人却都接到了开会通知。不知有关方面该如何解释?到了投票决定是否接纳安东尼聚会点重回巴黎华侨教会时,我们这几个人的身份就太有趣了! 等于是作为巴黎华侨教会会员的我们这几个人要参加投票决定作为已被除名的安东尼聚会点的人员能否回巴黎华侨教会,这成了绕口令! 如果投票的结果是拒绝安东尼聚会点重回巴黎华侨教会,那我们这几个可怜的人还算不算巴黎华侨教会会员,如果不是了,为什么不是了?从何时不是的呢?智商不够的人听不懂也搞不懂,也许杨志恒和邱星火能懂,不过 我看也未必能懂。

会前,杨志恒和邱星火和安东尼聚会点打了招呼,要求我们一定去。我们遵命去了,报到的同时就发给我们好几张票,如:是否同意安东尼聚会点重回巴黎华侨教会;是否同意财务预算,财务决算等等。会议的程序都已排定,并没有给我们发言说明的机会,我们去,只是听训而已。理事会主席杨志恒报告工作,重点是安东尼聚会点的问题,这次他没敢说在去年的会员大会上已宣布把安东尼聚会点除名了,而是稀里糊涂地说,自那时起,安东尼聚会点聚会的性质就变了,就不再属于巴黎华侨教会了。谁也没听明白为什么聚会性质变了,为什么需要投票决定重回巴黎华侨教会。杨志恒还说,他们(指安东尼聚会点)已经承认了错误,建议大家投票接纳他们回来。这完全是鬼话,在这件事情上,安东尼聚会点何错之有?没有错为什么要认错?相反,杨志恒和邱星火是一错到底,错上加错! 杨志恒说:一旦接纳安东尼聚会点重回巴黎华侨教会,就将成立一个"植堂小组" 负责安东尼聚会点的植堂工作,植堂小组不受理事会和执事会的制约,可以全权行事。至此,由杨志恒和邱星火设计,导演和推动的这场荒腔走板的闹剧大体上就告一段落了,会员大会开始时和结束前,都有中法部的传道人做祷告,那些敬虔的言辞也得到了会众的"阿门",可是仔细分析,听祷告的神似乎没有管这茬事儿。除我以外,没有人受 神的感到拒绝这一丑行,而我的态度是一以贯之的。这一丑剧,能按杨志恒,邱星火的意图顺利做到底,恰恰表明了巴黎华侨教会的属灵生态。

报到时,我不得不同时领了票,但我拒绝投票,我也是唯一没有投票的人。投票的结果当然是同意安东尼聚会点回到巴黎华侨教会。杨志恒和邱星火导演的这一丑剧得逞了,他们用谎言欺骗"强奸"了除我以外的巴黎华侨教会全体会员。 从会场出来时,萌珥问我对这次会员大会的看法,我说了两个字的考语"XX" (暂时卖个关子,大家可以发挥想象力猜一猜,适当时候我再公开)

这里还想多写几句,为后文做铺垫。巴黎华侨教会原有的会章规定,执事的任期是两年,可以连任三届,六年期满,要休息两年才可再次参选。国语部的黄玮珥当时正在休眠期,未担任任何职分。2013年巴黎华侨教会会员大会前,我曾听人说,黄玮珥给当时的理事会写过一封信,信中说,他们全家六人参加了2012年的会员大会,没人听到过宣布把安东尼聚会点除名,他也曾询问过参加过此次大会的其他人,也没任何人听到过有此宣布,所以,黄玮珥建议理事会不要用投票方式而是改用其它方式解决问题,可是杨志恒和邱星火没有理会黄玮珥的意见。

lundi 21 novembre 2016

好乱哪!

一天之内 经历退群 再入 委以重任 和最终解散微信群 变化之快,令人眼花缭乱 目不暇接 不知到底发生了什么?惊愕之余 可以看出是进退失据 乱了方寸! 为什么呢? 其实很简单 就是仍然想掩耳盗铃 企图掩盖巴黎华侨教会说谎骗人的丑事。 这样做能到达目的吗? 答案是不能。在有表达自由的西方国家,一个群被解散,多个群可以立即建立起来。在原有的群中,有关人士还可以窥到其他人说了什么,写了什么,在人家自己组建的群中,连大门都摸不着,岂不更加失控?
民智已开,民众已经知道了大体的真相,再想捂盖子, 难了!  最明智的做法是顺应民意,揭开伤疤,去掉脓水,让伤口愈合。若想像过去一样地硬撑,恐怕是撑不了多久了,不信的话, 试试看!

接待巴黎华侨教会牧师 执事 追记之九


我对来访的五人说巴黎华侨教会几位传道人编造谎言欺骗会众,被指出以后,装聋作哑,死不认错。此时老伴插话说,也不能说没有认错。她说:"柯志仁的妻子徐小敏曾在安东尼教堂靠近钢琴处对我说,当年柯志仁说<他建立了安东尼聚会点>是不合适的,这应算是道歉了"

我的看法和老伴不大相同,我认为这样的所谓道歉缺乏诚意,因为他是在2009年11月巴黎华侨教会国语部会员大会上说的谎,骗了一百多人,他若真心道歉,应该向所有被他骗过的人认错道歉,他既不敢向我道歉,也不敢向一百多人道歉,而是使用夫人外交,向患有老年痴呆症的田立忠道歉。这种道歉太"经济适用"了,一方面,这算道歉了,堵了我的嘴,另方面,在众人面前,他可以完全不承认道过歉。心机太深,让最天真的人都能看出其虚伪!有这种人品的传道人应该算是哪类传道人?

dimanche 20 novembre 2016

接待巴黎华侨教会牧师 执事 追记之八


2012年12月9日安东尼聚会点投票以后,巴黎华侨教会法语部传道人邱星火托蔡英芳姐妹带口信给聚会点同工会,要求我们给巴黎华侨教会写一封信,这封信要包括两个主要的内容:1.此后服从巴黎华侨教会的领导;2. 把存在于巴黎华侨教会的约四万欧元归给华侨教会。我们几名同工开会后决定:不予理睬,他们如果有要求,可以通过正规渠道表达,我们不接受托人带口信这种方式。英芳后来还为此事道过歉,这其实没必要,因为这不是她的问题,受人之托,转达几句话,没什么关系。

从他要求的(效忠)信的内容可以看到,他们最关心的是什么! 过去 我们安东尼聚会点和巴黎华侨教会的关系正常,从未有过不服从领导的事。所谓服从巴黎华侨教会的领导一说,纯属多余,去掉这一项,余下的只有那几万欧元了! 为这区区几万欧元费尽心机,最后落了个"编造谎言欺骗会众"的恶名,好像不太值!  太不值!

vendredi 18 novembre 2016

接待巴黎华侨教会牧师和执事 追记之七


2012年12月9日安东尼聚会点聚会之后将召开会员大会投票表决是否回归巴黎华侨教会,会前一天,华侨教会一位朋友一连给我打了三次电话,他预见到聚会点两派人可能的冲突,担心我身体出状况,千叮万嘱不要我到教会去。我接纳了他的意见,那天没有去。我我委托王大台主持开会。老伴田立忠去了。

事后听说,王大台无法控制大会的进程。突然冒出几个既不是同工会成员也未经任何人授权的人推动着会议,他们事前印好了票,票上的文字也未经同工会讨论更不必说认同了,等于是把合法选出的同工会放在一边,冒出一个"政变委员会"主持一切,他们发票,收票,统计结果,有人拒绝领票投票,有人在票上写"不知道为什么投票" 而大多数人觉得,安东尼聚会点本来就属于巴黎华侨教会的,投不投一样,所以就投了愿意回归的票。这场闹剧以多数人赞同回归收场。突然冒出的那几个人目前仍在安东尼聚会点,我就姑隐其名吧!

这一天应该是安东尼聚会点成立以来,最黑暗的日子,在谎言和威胁之下,许多人违心投了票。恐怕以后也难得再有如此黑暗的时刻。

2015年有位在美国教会服事的左牧师应聘到巴黎华侨教会服侍三个月,他来我家探访时对我说:"我来巴黎之前就知道您的大名了,因为来前总要了解了解巴黎华侨教会的情况,在网上搜索,看到过我写的几篇文章,知道了个大概"  对于教会两位传道人制造谎言迫使安东尼聚会点投票一事,他说当时最好的应对办法是不投票。他们既然谎称已把你们除名了,而你们又不投票,最后安东尼聚会点究竟算不算巴黎华侨教会的,他们就难办,落得尴尬了,谎言自然会被戳穿。可惜那时我们没有这样的看见。不过,对于未来,他非常有信心,他说根据他在教会多年的观察,这类事情,不管如何掩盖,终有被揭露的一天。

lundi 14 novembre 2016

接待巴黎华侨教会牧师 执事 追记之六


2012年12月2日安东尼聚会点开过会员大会之后,老伴和我通过面对面交谈,电话询问等多种方式,从参加过同年早些时候巴黎华侨教会国语部法语部的联合会员大会的朋友处,了解杨志恒和邱星火到底有没有宣布过把安东尼聚会点除名,结果都是否定的:有人直接告诉我们说没听见,或则间接地说,可能他宣布的时候,我去厕所了,其实也是没听见。

在我们了解的不下几十人中,也有一个例外,那就是巴黎华侨教会理事会副主席,国语部执事会教牧组的梁润矶。 我老伴打电话给她,问她听没听到过杨志恒在会员大会上宣布把安东尼聚会点除名的事,她非常肯定的回答说:"他说过,我听见了!"   这是众多证词中的唯一的一个反证,也是孤证。但她是杨志恒的丈母娘,而且也是理事会的副主席,我不知按司法方面的角度考虑,这样的证词能否取信,无论如何,我还是记在这里。

下面一段是我没有对来访的巴黎华侨教会五位朋友谈的,因为既然提到梁润矶,我也把有关她的另一件事写出来。

巴黎华侨教会有个尼希米团契,它有个网站就叫尼希米团契网站。我也曾是那个网站的活跃成员之一,曾在那里写过点东西,比如指出柯志仁说谎骗人及其它丑闻,记得有一年的耶稣受难节,巴黎华侨教会举办纪念活动。事前柯志仁叫人做了个木制的十字架,在纪念会上他要求人们把需要认的罪写成纸条钉在十字架上,我先不说这做法符合不符合圣经教导,只说两点就够了:一是那天秩序很乱,一堆人拥在十字架旁钉来钉去;二是等会议结束后,柯志仁把大家所写的认罪纸条都收走了。后来他说扔在了路上的垃圾箱里,但无人可以证明他的确扔了。自从2012年12月2日,邱星火和杨志恒强令我们开会,会上他们编造谎言欺骗会众的事情被我确认以后,我也在尼希米网站上写文章揭露这件丑闻,可能是因着杨志恒是她的半子,梁润矶不干了,几次找到尼希米团契的负责人要求删除我的文章,尼希米团契曾抵制过,但最终还是屈服于他们的压力,把我写在尼希米团契网站上面的所有文章都屏蔽了。连我都看不到自己写的文章了。这事如果发生在集权国家如中国,不奇怪,但发生在一向崇尚民主自由的法国就不一般了。我没有和她进行司法纠缠,而是另辟蹊径,开通了我的博客,这也是我博客的来源。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看看,博客的前几篇文章都是谈杨志恒 邱星火编造谎言欺骗会众的。

mercredi 9 novembre 2016

接待巴黎华侨教会牧师和执事 追记之五


2012年12月2日的会约有四十余人参加,由我主持,我指出会议的目的是解决巴黎华侨教会冻结我们存款的问题。 但是会议并没按我的意思进行,法语部来的人很快就指出,他们已宣布将安东尼聚会点除名,现在安东尼聚会点的聚会是非法的,如果想要回到巴黎华侨教会成为合法,你们首先要自己开会投票,表示愿意回来,之后巴黎华侨教会再在2013年的会员大会投票,若多数同意接受你们,你们才能回到华侨教会。至于他们为什么将安东尼聚会点除名,则语焉不详。我们想问明白,也问不明白。安东尼最年轻的刚受洗的王帆提了个本质的问题,她说:我们要看文件,明白为什么除名,华侨教会来的人装作没听见,不作答。开会的结果就是让安东尼聚会点开会投票,表决回不回巴黎华侨教会,他们打算让我们当天就投票,我说今天已经十点多,太晚了,要投票也得下周再说。这次的会就这样散了。

当时我感觉糊涂,因为一切书面的证据都表明我们仍属巴黎华侨教会,因为巴黎华侨教会国语部的主日崇拜程序表始终刊登安东尼聚会点的活动,巴黎华侨教会登在"号角"双月刊的广告也把安东尼聚会点作为巴黎华侨教会的一部分,列出了我们的地址,崇拜时间等等。如果杨志恒,邱星火等人所说属实,国语部所作不就是错误的吗?  可是,在这次会上,他们又言之凿凿,底气很足,绝对不像是说谎的样子,而且那时我的思想还比较单纯,虽然已经历过柯志仁说谎骗人的事,但我把他看成一个个案,是他个人人品造成的,不能也不应是个普遍现象。所以我一直把神职人员看的比较高尚,从来没想到过他们会 如此理直气壮地说谎。拖一周再投票,可以容出时间了解实情。

随后的了解使我大吃一惊,原来国语部执事会根本不知道安东尼聚会点已被除名这样一件事。我问管文书的执事,2012年开全体会员大会时的记录和录音,她说都没有了。我问过许多参加了2012年会员大会的人是否听到过杨志恒宣布把安东尼聚会点除名了,约有一半的人说,"没听到"。另外一半的人则说,"可能是宣布的时候,我去厕所了"。若真的宣布这事,其实用不了一分钟,巴黎华侨教会的男厕所只有三个便池,不知出现了什么神迹,那一关键时刻厕所能同时容纳那么多的人!

mardi 8 novembre 2016

乐子续编之二


大胖子住了约十天医院 ,昨天回来了。今天又开始在食堂用餐。我到食堂的时候,她已在那里了. 公寓主任把她安排在我身后一张桌子上。和她同桌的人都有点意思:她左手边是一位九十余岁的老太太,过去当过中学教师,十几年前,她还在自己家里住时,我们曾一起旅游。那时她身体尚好。约三四年前,卖了房子搬到公寓。此时的她已相当衰弱。目前吃饭时是边吃边睡。吃一会儿睡一会。大胖子的对面也是九十多岁的老太太,患老年痴呆症,目光呆滞极少说话。大胖子斜对面也是一位九十的老太,小小的个子,腰弯的很厉害。胖子在这三人中间,对她的滔滔不绝说话很有限制。 今天一开始,胖子就对左边的太太说话,说了几句后,老太睡着了,她只好打住。接下来又对对面的人说,这位老年痴呆症患者,死死地瞪着她一言不发,胖子觉得无趣,也不说了。所以今天食堂安静极了,饭后,她原桌的那三人暗暗向我伸大拇指。看来,公寓主任的安排可说是"神来之笔"  

lundi 7 novembre 2016

接待巴黎华侨教会牧师和执事 追记之四


2012年11月17日是个周六,王大台和吴豪代表安东尼聚会点去巴黎华侨教会和植堂小组的其他人员讨论如何解决华侨教会冻结安东尼聚会点存款的问题。下个周六,即11月24日上午,我们召开安东尼聚会点同工会,请二人介绍17日开会情况。我们先了解到,王大台那天有神学课,到十二点他就退席上神学课去了,吴豪留下继续开会。王大台对上周六的会表示痛心,说"Pascal(即邱星火)很绝情,丝毫不肯通融。"而吴豪的态度完全不同,他说"会开得非常好,在会上杨志恒说,因为李雅康表达了近期要建立教会的意思,所以在2012年2月召开的巴黎华侨教会中法部联合大会上,我已经宣布将安东尼聚会点除名了。你们现在已不属巴黎华侨教会了。不过,如果你们愿意回来也可以,你门内部先开会投票决定回不回来,如果决定回来,巴黎华侨教会2013年召开全体会员大会时,再由会员投票决定接纳不接纳你们回来。如果接纳你们回来,你们才能重新成为巴黎华侨教会的一部分。"我们一听这介绍简直懵了头,谁也想不到,九个月前巴黎华侨教会已经把安东尼聚会点除了名,我们却浑然不知情,也从来没有任何人通知我们,国语部的主日崇拜程序表仍然刊登安东尼聚会点的活动,这怎么可能呢??于是我们决定请植堂小组的人下周日来安东尼向全体会员解释,此时吴豪则积极准备开会的投票,他说,有的人来安东尼聚会点不久,对过去历史不太了解,所以下周开会时,不能让所有的人都投票,必须有所选择。他拟定了一个可以参加会员大会的名单。但在这次同工会上他并没有一一宣读并经同工们同意,所以其他同工并不知道他的名单中有谁没谁。

2012年12月2日主日崇拜后开会了,巴黎华侨教会来了几个人,他们是:邱星火,杨志恒,甄振文和他的妻子梁润矶(梁润矶是巴黎华侨教会理事会的副主席,国语部执事会教牧组的成员,理事会主席就是她的女婿杨志恒)吴琨。吴豪的愿意是只允许他所列名单上的人出席,但是他无法解释为什么他的名单中没有从安东尼聚会点建立之初就在这里聚会的洪名淦,尹惟适夫妇。作为安东尼聚会点同工会主席,我决定凡是已经受洗的聚会点成员都可参加会议,至于有无投票权以后再议。吴豪指责我"出尔反尔". 这话有无道理,读者自能判断. 不过,此事充分反映出开会前后的气氛.

samedi 5 novembre 2016

一段对话

昨天泡脚时 顺便翻阅2010年的日记本 偶然看到记载的一段对话 好像是有点意思 对话双方一是我,另一位是当时的在读博士生 他在中国读完本科后 到法国读硕士和博士,和我对话时 他已在法国居住四五年了  现已答辩获学位后回国了 。

他进来的时候 我正在听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华语节目,下面是对话:

-- 这是什麽电台?
--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
--你常听吗?
-- 每天都听。
-- 你怎么知道它是实事求是的?
-- 你怎么知道它不是实事求是的?
--  它是反中的!
-- 不对,因为它是客观公正的,所以被你说成是反中共的!
-- 怎么知道?
-- 比如,最近的刘晓波事件,它的评论就公正客观。
-- 谁是刘晓波?
-- 零八宪章的起草人之一!
-- 什么是零八宪章?
-- 连这个你都不知道,你还有什么资格说事儿!

lundi 31 octobre 2016

接待巴黎华侨教会牧师和执事 追记之三


自从巴黎华侨教会法语部的杨志恒和邱星火对我们的决定表示triste后,接下来就开始对我们动手了。第一个动作是冻结了我们的存款。安东尼聚会点收了奉献不再能存到华侨教会,我们想要用钱也取不出来。这给我们造成很大困扰,等于是卡住了我们的咽喉。收的奉献中有现金有支票,支票的有效期是一年,若在这一年内不存入银行就失效了,而在他们冻结前,我们已收到几张支票,所以为此和国语部管财务的执事白灵瑾通融,蒙他帮助把这几张支票存了进去,后来听说,白灵瑾还因此而遭到邱星火的申饬。我们不得不通知安东尼聚会点的会众,以后不要再用支票奉献。所收现金奉献只能放在我家中,曾存过将近一万欧元的现金。而几个月前我们公寓的一位老人就在光天化日之下在家中遭抢劫。(这里我还要增加一点没有向五位来宾诉说的内容:当我们没有办法只能冒风险把现金放在我家时,听到有人造谣说我只存支票,却把现金握在自己手里,言外之意是我在挪用教会资金。真不知道说这话的人有没有一点起码得人性)花钱就更难了,开不出支票,无法付房租,经与法国教会商量,2012年的租金是用现金付的。

长此以往,不是办法,我们在2012年9月给"植堂小组"写信,希望见面讨论冻结财产问题。收到的回复是他们忙,把见面的时间推到11月17日。此时代表安东尼聚会点参加植堂小组的李雅康已经离开安东尼聚会点,同工会派了王大台和吴豪去。

他们与巴黎华侨教会植堂小组开会及会后的情况更为精彩,那就下回分解了,见追记之四!

dimanche 30 octobre 2016

接待巴黎华侨教会牧师和执事 追记之二


这段博客将记述我是如何向巴黎华侨教会来探访我的五位人士讲述柯志仁,杨志恒,邱星火说谎骗人的经过以及黄玮珥是怎样胡搅蛮缠包庇这几个人的。

有关柯志仁的部分,我基本上是按照日前贴出的题为"突破重围"的博客内容说的,为节省时间精力,此处我不再详述,有兴趣的人,可以参考这篇博客。

关于邱星火和杨志恒骗造谎言欺骗会众的事,我要从源头说起。大概的内容如下:

法国教会牧师Antoine 很通情达理,Orsay团契初迁入时,只有二十多人,且大部分是学生,收的奉献不多,他理解我们,所以收的租金较低,每月只200欧元,2009年我们一次性交了2400欧元。次年 我们主动增加了300欧元,交了2700欧元。2011年,我们也是交了2700欧元。此时安东尼聚会点的人员增加了,有了一些家庭,奉献也就多了。在当年五月,Antoine提出,将本年的月租提到500欧元。于是需要再补交3300欧元。

安东尼聚会点没有自己的银行账户,2009年6月28日第一次主日崇拜后,巴黎华侨教会国语部执事会和安东尼聚会点同工会联席会议决定,在安东尼聚会点建成教会开设账户前,在巴黎华侨教会的账户中单独为安东尼聚会点立一个项目,记录收支情况。待建立教会有了账户后,把余额转给我们。

2009的房租2400欧元是华侨教会为我们交的,。2010,2011年是华侨教会开支票,钱则是从安东尼聚会点的专项出的。由于2011年还需补交3300欧元,五月我告诉华侨教会从我们专项中再开一张3300欧元支票。却迟迟开不出来,理由是开支票需要国语部和法语部的财务人员共同签字,法语部说不知道有个安东尼聚会点。有鉴于此,我们邀法语部的负责人来安东尼看看。

九月初的一个礼拜天,法语部传道人邱星火和法语部执事会主席杨志恒一起来了。我带他们看了教堂的上上下下,介绍近期聚会情况,说每月约有两千五百到三千欧元的奉献,由于没有专职传道人,所以花费不多,现在约有四万欧元的结余存在巴黎华侨教会。这天聚会后,由邱星火和杨志恒主导,有国语部执事会部分成员及安东尼聚会点同工会成员参加开了会,邱星火说,安东尼聚会点建堂不只是国语部的事,而是整个巴黎华侨教会的事,法语部也要参与,于是废除了由国语部执事会和安东尼聚会点同工会联席会议决定成立的"植堂小组",新成立由国语部法国部和安东尼聚会点三方组成的新的"植堂小组",组成人员是国语部的白灵瑾,梁润矶,法语部的邱星火和杨志恒,安东尼聚会点的李雅康和王大台。邱星火为聚会点提出两个选项:
1. 近期建立教会。如此则在安东尼聚会点建立教会时把存在巴黎华侨教会的钱还给我们。
2. 过两三年后建立教会。 那就把安东尼聚会点的钱归给巴黎华侨教会,待将来建堂时,巴黎华侨教会给予财务上的帮助。
不管做哪种选择,巴黎华侨教会都将从各方面帮助我们直到建立教会为止。
事后,安东尼聚会点同工会开会决定:近期建立教会,并制定了教会会章,我们召开全体会员大会,一致同意同工会所做的近期建立教会的决定。
等李雅康和王大台把我们的决定告诉杨志恒和邱星火时,他们却说对我们的决定感到triste。于是就演绎出一系列出乎意料的丑闻和闹剧,那将是下一段博客将要叙述的了。



jeudi 27 octobre 2016

接待巴黎华侨教会牧师和执事 追记之一


上周五,即2016年10月21日 接到巴黎华侨教会国语部执事,也是我们的老朋友方守光的电话,说华侨教会已决定派丁均来安东尼聚会点服侍,在就任前想在下周同成牧师一起来我家探访,我们当然表示非常欢迎。这里要说一下成牧师的来历。巴黎华侨教会国语部的传道人是柯志仁,两年多之前,他去台湾读神学了。国语部没有了牧者,只能临时外聘,因签证问题,来的人只能在此停留三个月。成牧师在加拿大牧会,已处于半退休状态,所以可有时间来法国,已经以这种方式来过几次了。这次是最后一次,十二月成牧师回加拿大后即将完全退休,短期内不会再来了。

成牧师 丁均 守光夫妇和在巴黎华侨教会国语部执事会担任总务的王美芬一行五人于周二,25日下午抵达寒舍。略作寒暄,成牧师即切入主题,问我写回忆录情况,我说已写到到了法国还没入住老人公寓的年代,因为遇上了巴黎华侨教会传道人说谎骗人并且死不认错的事,这成了一个坎儿,总绕不过去,想写其它内容,可是教会的那几件丑闻隔在那儿,其性质太出格了,不把它搞清楚, 别的事就写不了。接下来,我就一条一条地把柯志仁说谎,杨志恒,邱星火无中生有编造出曾在2012年2月华侨教会中法部会员大会上宣布已将安东尼聚会点除名的事,他们还绑架全体会众,导演了强令会众投票把一直属于巴黎华侨教会的安东尼聚会点"重新接纳"回到华侨教会的闹剧,这样离谱的事,居然能在巴黎华侨教会畅通无阻,反映出来的问题太大了。我说曾就此事给国语部执事会写过几十封邮件,请求他们主持公道,按"真相 正义 和解"的原则处理。国语部执事会对我的邮件先是置之不理,后来黄玮珥出面,胡搅蛮缠,连我所陈述的事实都不承认,态度极为恶劣。来的这五位倒是和和黄玮珥的态度大不同,他们完全承认我所讲的事实。他们还说,不仅他们知道,华侨教会其他人其实也都知道。我说这次你们没有胡搅蛮缠,我很满意,是巴黎华侨教会的一大进步,应给以高度评价。

今天先写到这里,后面的事见之二,之三,....之N。 除贴到博客外,还将以微信形式发给守光夫妇和丁均,并请他们代转给牧师和美芬,看他们有无补充和修正。

mercredi 26 octobre 2016

昨天的乐子续编

今天中午到食堂用餐时,服务员又让我们两人回到原来的餐桌,我问是怎么回事,她说大胖子住院了. 因为和大胖子同桌的三位老太也要求换桌,所以最简便的办法是等大胖子出院后,让她换桌,换到离大家都远些的地方,这样,一个人换代替了五人换,是最切实可行的办法。

为半个SMIC 而折腰 而费尽心机 而遭滑铁卢....


先说明一下,SMIC 是一组法文的缩写字,意指最低工资。2016的SMIC是:(以欧元为单位)

按小时计:毛值9.67     净值7.44      按月计:毛值1446.22       净值1143.72

2009年4月 Orsay 团契迁到安东尼,同年6月28日在安东尼举行第一次主日崇拜,会后举行的巴黎华侨教会国语部执事会和原Orsay 团契同工会的联席会上决定将团契改名为安东尼聚会点,确定了聚会点的发展方向以及和巴黎华侨教会的关系。

2010年春夏之交,我作为安东尼聚会点的负责人写邮件给巴黎华侨教会国语部执事会,提出因聚会点没有专职传道人而影响到事工的开展,希望仿照三年前按立柯志仁,徐小敏的方式按立即将结束神学学习的丁均为传道,请她用半时(即法文说的mi-temps)或部分时间(temps partiel)到安东尼聚会点服侍,没想到遭到黄玮珥的反对, 他说不出可以摆到台面的理由,反对的态度却十分坚决。我问:柯志仁和他妻子徐小敏的按立和被聘是你一手操办的,他们是在结束普世丰盛神学院学习的当天被按立为传道人的。按照普世丰盛神学院的规定:有大学毕业资格的,可以报读道学硕士,没读过大学或没有大学文凭的,只能报读神学士。柯和徐二人读的都是神学士,而丁均在中国是硕士研究生毕业,当过大学教师,所以在普世丰盛神学院读的是道学硕士。为什么柯和徐神学士毕业后可以立即被按立为传道人,丁均读完道学硕士却不能按立,黄玮珥说,当初做的有点仓促,以后就要谨慎行事。 安东尼聚会点就因此而没有传道人。
 一年以后,巴黎华侨教会国语部执事会和安东尼聚会点同工会再次开联席会议,聘请传道人的问题再次被提出,国语部执事会的意见是,丁均要先经过一段时间的实习才能考虑按立的问题。至于如何实习则莫衷一是。国语部执事会有两位执事,叶翘碧和蔡英芳有意请巴黎中华宣道会的简戴德牧师和曾在巴黎华侨教会服侍过的欧耀强牧师指导丁均在安东尼聚会点的实习。她们正在联络其他执事促进这事时,被柯志仁叫停。柯志仁自己通过执事会教牧组提出一个方案:由柯志仁的妻子徐小敏指导丁均在安东尼聚会点实习,实习期间,徐小敏和丁均分享一份SMIC, 具体来说,就是教会发给他们每人每月600欧元。实习结束后,由徐小敏和安东尼聚会点的会众共同确定能不能按立丁均为传道人。此方案一出,丁均即表示,她不要这份资助,巴黎华侨教会国语部执事会有人劝说丁均接受,如果坚决不收,建议她先收下,再放进教会的奉献箱,这一建议也被丁均谢绝。上面讲的这些事,当时我们并不清楚,都是事后我们才知道的。
2010年秋冬之交的一个周六下午,突然接到柯志仁的一个电话,他说要来探访,我回答他说,明天你在安东尼讲道,就可以见面了,何必今天跑一趟,他说我已经在Orsay车站了,在此情况下,我不能拒绝他来,但我不明白他来干什么。十分钟后,他来了,一进门就拿出礼物,一包人参和一听茶叶。2008年他开始在巴黎华侨教会国语部工作,大约一个月来带一次查经,总算起来已来过十多次了,从未见他带过任何东西,连瓶水都没带过。此次强行探访还带礼物不由不引起我的警觉,我明白的告诉他,我王某人绝不会接受收买,所以你有事说事,把东西带回去。他只好又把东西塞回包包里。我问他来是什么事,他连说没事,只是探访。我告诉他说,老伴和我身体都好,谢谢关心探访。 我两人四目相对,过了一会儿他走了。后来我听说,前一天,即周五,他也带着礼物去探访安东尼聚会点的另一位同工曹弟兄夫妇了,曹家也没收他的礼物。次日我们又在安东尼聚会点见了面。他说:聚会以后要开巴黎华侨教会国语部执事会和安东尼聚会点同工会的联席会。等崇拜结束后,华侨教会并没人来,他所说的联席会,代表华侨教会国语部的只有他一个人,这也能算是联席会?! 我们都很纳闷,不过还是开会了, 开到半程,国语部执事蔡英芳来了,这多多少少给他挽回点面子。他召集这次会议的目的只有一个,即告诉我们:巴黎华侨教会差派他妻子徐小敏来安东尼聚会点带领或称指导丁均的"实习",实习之后再决定是否按立丁均为传道。我提出无论从年龄,社会历练,学历和神学学历等多个方面衡量,徐小敏都没有资格指导丁均的实习。柯志仁则坚称没有其他更合适的人,最后他竟把他的想法强加给安东尼聚会点。在这过程中,柯志仁还没忘记"顺便"给丁均造了个不大不小的谣言。会后有几位同工感到气愤,问我如何应对,我说好办,我回了巴黎华侨教会国语部执事会一封邮件说,我们共有八位同工,那天只有四人出席,未过半,所以这只能算是一次会见,交换看法,不能形成决议,交换的看法也无约束力。四两拨千斤,一封邮件就把他的半份SMIC之梦消解了。之后我们八名同工共同签名发信给巴黎华侨教会国语部执事会,谢绝徐丁来安东尼聚会点。

mardi 25 octobre 2016

一个乐子 供大家一笑


我们在公寓食堂就餐 每桌可容四人 老伴和我二人在一桌,无他人。邻桌四人,有一位中国老太太,姓刘,和我们关系很好,另外三人都是法国老太,其中一人比较特别,我们称之为大胖子,有糖尿病,饭量极大。她喜欢吃鸡腿和鸭腿,过去食堂的管理较松,遇到主菜是鸡或鸭时,大胖子通常是吃完一份主菜再要一份,服务员一般都满足她。所以她经常是一餐两个鸡腿或鸭腿,外加两份配菜,当然还有冷盘,甜点和奶制品。近几个月来,可能是预算吃紧,也许是服务员讨厌她了,不再给她第二份,于是她就向同桌那三人求援,别人吃剩的,不管是什么,她也不嫌脏全都揽了去吃下肚。

大胖子平时就爱说,一到吃饭,滔滔不绝。我们和她邻桌,听不清她讲什么,但那种女低音很烦人,这些年,我们都忍受了。近两周来,这大胖子好像是吃错了药或是打了鸡血,每餐饭,从开始说到末后,一会儿也不停歇,声音也越来越高,甚至嗓子都哑了,还说。她同桌那位中国老太说,吵得她 直反胃要呕吐。上周五,我实在无法忍受了,吃到半截,我找到公寓秘书说,给我换个座位吧! 再忍受不下去了。于是从本周一起,换到了离他最远的一张桌子,很安静,吃什么都觉得香。在食堂吃饭的有二十几人,我们突然换了座位,应该是件事儿,可是今天我们进食堂坐到新位置时,没任何人问我们为什么不再坐那里而坐这里。后来,刘老太告诉我们说,在我们进饭厅前她先到了,有人告诉她说,Madame Monsieur 王今天要坐那边了。可见周五我和秘书谈过换桌子事后,已把这事儿传开了! 昨天饭后,我先离开饭厅,等我老伴离开时,大胖子把她叫住,好像不解似地问她,你们为什么换桌了,老伴随机应变说我们bien manger(吃得很好!)问了几次,老伴都如此回答。大胖子无奈,自言自语地慨叹,"她没听懂",由此推断,全公寓只有她一人不明白我们换桌的原因。 今天饭后,我正要离开时,大胖子那桌的一位法国老太趁她不在叫住我说,她们三人也想换桌,已经和公寓主任说过了,主任让她问问我,三个中国人是不是愿在同桌?我告诉她说,我和老伴是夫妻两,吃饭时免不了谈些家里的事或教会的事,有外人在不方便。刘太还是和你们坐一桌较好,这样,她可以有机会练习法语。

从这三位老太的动作看,他们也忍不下去了!  我比她们先行一步。

像大胖子这样的人,惹人烦到这种程度,也够难为的了。她却混然不觉。世界之大,无奇不有。

lundi 24 octobre 2016

突破重围


2006年7月22日在我家开始查经,第一次只来了三个人,以后来的人逐渐增加,至2008年,经常来聚会的人已超过二十。我家住的是F2老人公寓,厅里最多能容纳22人。若想团契继续发展,另觅新址势在必行。2008年底, 我们找到了位于Antony的一间法国教会,即安东尼聚会点现址,向那里的牧师提出,希望租用他们的教会,牧师详细询问了我们团契的情况后,经与教会其他负责人讨论后,慨然应允。2008年的平安夜,时任巴黎华侨教会国语部执事会主席的黄玮珥在罗维及我的陪同下与那里的牧师Antoine 见了面,见面后黄玮珥和罗维,我三人在黄的车内讨论了未来的规划,那个时候,黄玮珥非常支持团契迁往安东尼。他主张一月初即可在那里聚会。我把我们的意图告诉Antoine牧师,他也非常愿意配合,2009年1月初便把安东尼教堂的钥匙给了我们,说随时可以开始在那里聚会。

至今我不明白,什么原因促使黄玮珥改变态度,2009年1月9,10,11三天,他通过邮件,电话,找罗维,陈思宇谈话否定了平安夜的话,阻止团契搬迁。 事后我戏称这些行动为"连砍三板斧"   由于黄玮珥的阻挠,迁往安东尼的事就搁置下来了。后来听说巴黎华侨教会把团契搬迁的事委托高玲玉负责,她时不时地在她家召集会议讨论,据说参加会议的有黄玮珥父子,柯志仁夫妇,李国林,刘在胜等,但从来没有召集过团契的人参加,我们Orsay团契的人只是偶尔从小道消息得知有这样的活动。我曾问过柯志仁,何时才可以搬迁,他答称先要培训同工,我再问打算培养谁?他回答的原话是"王老师,田老师,翠菊" 不了解团契的人可能看不懂这话的意义,而在团契的人都明白,这是开玩笑。还有可笑的事呢,正当团契人员翘首以盼,期望巴黎华侨教会开绿灯,让我们尽快迁到安东尼的时候,有一次黄玮珥来,在查经时,表情凝重非常认真地为他平安夜说过的支持团契搬迁的话当众向罗维和我道歉,这是他一贯做法,以退为进,通过道歉否定他的承诺,这类戏码还将一再重演,后文我还会提到。后来听到小道消息说,高玲玉定出的计划是9月搬迁,也许要到2010年才能搬迁。 后我直接打电话给高玲玉,我说,法国教会在1月就把钥匙给了我们,我们拿到钥匙后迟迟不搬,从此也再无音信给人家,如果人家不再租给我们,我们怎么办?她的回答令我终生难忘,她的原话是:"没关系!如果合乎 神的心意,即使他们不租了, 神也会为你们预备更好的地方!" 这话从哪个角度解读都不会错:法国教会不租给你们了,若能找到其他地方,那是你们合乎 神的心意,如果你们找不到聚会的地方,那是不合乎 神心意,你们活该。 听了她的话,我算彻底明白他们的意图了。

Orsay团契的安排是:周六下午四点到六点查经,六点到七点晚餐,七点以后见证交通。2009年3月下旬的一个周六,柯志仁夫妻两人都来了。吃过晚饭后,突然一个想法来到我的脑中,我宣布今天是在我家的最后一次查经,从下周起,我不再开放家庭,Orsay 团契不能再在我家聚会了,愿去哪里去哪里。这一下,许多人都傻了眼。议论纷纷。柯志仁夫妇则要求我继续开放家庭聚会,还说人多地方不够,可以坐在柜子上。这时唯一的出路是将团契移到安东尼。但是柯志仁夫妇极力反对,他们的理由是,安东尼的法国教会周六有活动,不能使用,只能在周日下午用,若把查经改在周日下午,则带查经的人不能正常地参加教会的主日崇拜,不行。我答他说,带查经不是固定的人,而是轮流带领,每人每月充其量轮一次,每月少参加一次主日崇拜有什么妨害,何况他们不是去卡拉OK,带查经也是服侍 神。而且迁过去的目的是建立教会,不久就会有主日崇拜。他们无言以对却坚持不让迁。双方坚持己见争执不下,罗维哭了,她期望双方各让一步,让我再开放家庭两周,在此期间,和法国教会联络,看他们是不是还愿意租给我们。最后议定的是:如果法国教会仍然租给我们,我们就在两周后的四月中旬迁过去,六月二十八日举行第一次的主日崇拜。这次突袭可说是神来之笔,Orsay团契于是就如此这般地冲破重围在2009年4月迁到了安东尼,从此在那里站稳了脚跟。在搬迁过程中,柯志仁扮演的角色极不光彩,他却说是<他建立了安东尼聚会点>,这是百分之百的谎话。所以我对他的忠告是少说些空话少做点秀,首先要学习而且要学会"知耻"。


samedi 22 octobre 2016

转帖"纵览中国"的一篇文章


一名大学毕业生的反思
作者:许彦宇

 

【原编者按:中国从来不缺乏对教育倾注无限热情的人,大师、学者、作家,不一而足,而学生作为教育最直接的产品,却往往失去了话语权。近日,一篇万言长帖《一名大学毕业生的反思》备受中国人关注。一时间对于教育质量的讨论再次达到了一个高度。帖子如此之长恐怕会花费你的一些时间,但可以保证,真正将该帖完整读完,你一定会为作者所写的最真实,最露骨的大学所揪心不已。你也可以保存,或推荐给其他朋友。】
五年多以前,我进入了全国重点名牌大学:武汉大学读书。我抱着最理想的热情,以为从此走上了一条报效祖国,报效父母的人生坦途,以为我的人生即将要大展宏图!
三年以前,抱着对“我的大学”最大的疑惑和不解,我辞去了分团委副书记的职务,开始认真地大量阅读和思考我的人生,我的大学,我的未来。试图找到对周围一切我无法理解问题的解决方案。这一次的决定,也意味着我放弃了原来一直抱有的,通过“从政”来为国家民族做贡献的“远大理想”。
一年半以前,我自以为已经看清了中国大学的本质,不愿意再继续自欺欺人地“学”下去,主动放弃了学校保研的名额,退出了用青春和热血换取一纸毫无真实内容和分量文凭的游戏,退出了中国虚伪可笑的“精英学历社会”。决心进入企业,踏踏实实地从事“实业”,站到中国经济第一线,为国家和社会以及自己作真实的努力和贡献。因为我不想用镀金的“文凭”和“文化”来糊弄我自己,也糊弄其他人。
今天,在毕业工作一年多后,在我的工作和能力已经得到老板和同事的肯定,马上就要派我出国任职的时候,我却辞职了。我不想违心地接受这个光荣,我决心到远在大山中的一所规模很小的,志在探索中国新教育模式的私立学堂,试图通过投身中国最缺乏,最需要的教育,来实现我人生最大的价值:为我热爱的中国,为中国的孩子和未来,也为我自己,做一点真正有意义的事情,而不是日复一日地在无望的等待中浪费掉自己的生命。
因为,中国真正缺的不是钱,我缺的也不是钱。中国缺文化,缺教育。我也一样!
周围的人都认为我疯了,鬼迷心窍阿了。放弃了中国人从小就灌输的,从小就追求的“最正宗”、“最正确”、“最理所当然”的道路的确令人不解。我也在认真地思考我这样做的理由。在这里,把自己对家人和朋友质疑的回答写出来。你们也可以自己评析:到底是我疯了,还是这个社会疯了?
一、精神缺乏、游戏成风、学生忙着贴金、老师忙着项目——你认识这样的大学么?
当我从那古朴典雅的建筑旁走过,再深入到自己的学习环境和学校其他地方后,我发现这个地方与我之前在书中读到的宁静的大学校园不同,这里各色人等纷纷扰扰,大小汽车进进出出,随处可见各式各样的商业海报或者广告,草坪上遛狗的大妈悠然自得。那种在中小学可以听到的琅琅书声在大学里却寥寥无几,大学怎么竟然不如小学?这些大学生们都不读书么?我很困惑。
在正式开始上课之后,我更加见识了大学里很多人是怎么样上课的:早晨上课铃响了之后有很多人穿着拖鞋边吃早点慢悠悠地晃进教室,吃完早点后看看上面的老师,讲得没意思,于是爬着再补一觉。有的学生干脆一睡不起,大学里有句话是这样流传的:“一觉醒来一看表十点了,继续睡到十一点半,起来连早点、中饭一起吃了。”
晚上十一点后,应该是夜深人静、正值休息的时候,如果你此时走进大学里的男生寝室,你绝对可以看到他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打游戏、玩麻将或者是看武侠小说,好不热闹。鲜见一起读书、共同讨论人生智慧的场景,相反可以看到很多的大学生去网吧包夜,或者在寝室联机打游戏,他们的日常交流沟通内容就是游戏,以至于很多学生迫不得已,为了和同寝室的哥们“打成一片”而“学习”打游戏。游戏已经成为了大学里男生的主要“学习内容”,而且不少人发奋用功地学习了四年。
当我第一次在高我一级的学长寝室楼里看到凌乱的宿舍,散发着异味,一抬头就会看到一个蓬松的脑袋和迷离的眼神,我的灵魂被震撼了!我的心中真的不敢相信,这就是武汉大学的学生?空洞的眼神昭示着灵魂的无知和内心的空虚,在终日游戏的日子里打发自己的青春岁月!这是大学生么?这些人就是“为中华之崛起”而努力学习的新一代?我的内心里有一个强烈的声音告诉我:我绝对不要成为这个样子!
我的一个同学,从大一到大四,四年的时间,除了考试和教室见个面,其他时间全部在寝室打游戏或者看武侠,反正大学里也没有人管。后来因为挂科太多被学院劝退,家长过来求情延缓时间,但于事无补,游戏照打不误,直到大四时无法毕业。另外一个同学,也是因为打游戏挂科太多被劝退,母亲来到学院跪在学院领导面前说:“我自己在家里吃剩的菜叶在供他读书,求你们给他一次机会吧!”当时我听到学院领导讲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我的内心很受震撼。父母吃菜叶供孩子在城市里打游戏,混日子?还要求情“给机会”?给他继续游戏的机会吗?
都说可怜父母心,我想起我辛勤劳作的父母,我想起那千百万把孩子送进大学的天下父母,他们都以为自己的子女在大学里“努力学习”,辛苦地赚钱,无私地供养儿女“上学”,让他们解除“后顾之忧”,不用担心生活的问题。殊不知如今大学校园里,有多少人是在游戏人生。用我在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一位同学的话来说:“如果他的妈妈来在大学住一个星期,就一定会让他退学回去”。因为在中国“上大学”,可能是人生中一段最轻松愉快的时光了。大家可以游戏,看电视,逃课,武侠小说,这是很多大学男生的全部生活。
女生呢?看韩剧,不少女大学生的主要学习内容就是看韩剧等各种连续剧,感情剧,一部接着一部。你能想象这就是“我的大学”么?很不幸的,这一切都是真实的,而且就发生在武大这样的名牌重点大学里。这些人考上大学的时候都是家里的骄傲、很多同学眼羡的对象,可是为什么他们在风华正茂的青春时代里,行为如此令人费解?当时的自己不得而知。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学生都这样混日子,大学里还是有很多人依然比较用功地学习,但是他们也一样困惑:让他们努力学习的原因主要是“恐惧”和压力:怕找不到好工作,怕考不上研究生。
大家都听说就业很困难,武大每年找不到工作的毕业生都很多,因此不敢“放纵”自己。但是很少有学生努力学习是因为追求智慧,追求真理,为国为民而学。这些用功的学生虽然没有“游戏人生”,但是却生活在沉重的压抑心理状态下,思维往往呆滞,慢慢地走上一条被大学生们嘲笑的“越学越傻”的“傻博士”道路。实际上,每年大学里自杀的大学生,往往不是“不用功”的“坏学生”,而是这种心理严重压抑,用功学习的“好学生”。他们一样,从一进大学开始就碰到很多无法解决的困惑,同时被灌输着一些所谓“正确的发展方向”,他们只是愿意服从这些“权威结论”,以自我的压抑而不是以心灵的呼唤来“学习”,这难道就真的比“玩游戏”“看影碟”更好吗?大学的学习到底是要达到什么目的?大学生们为何都迷失了自己的理想。
照本宣科的老师 一学期也见不到几次
首先是专业的学习让人迷惑:很多老师照本宣科,大学里面真正关注教学、关心学生,有上课水平的老师越来越少了,不知道老师都在忙些什么。
老师的本职工作应该是传业授道解惑,可是有的老师一个学期学生也见不了几次,派他的研究生来上课。后来我才明白原来他们都在忙着自己的项目和课题。大一的时候,我们通信工程专业有个博导带物理,学生的评价是这样:“还博导呢,都博成个啥了?讲得稀里糊涂,还经常不来上课。”。大学选用的教材令人费解,明明有很好的全国通用教材,比如高等数学的同济五版,却偏偏要选用自己学校编的教材,艰难晦涩,连选用的习题都是历年研究生考试的数一类,可能是编排教材的老师想提前让我们进行考研准备吧?
后来才知道学校选用这种“自编教材”的原因,是老师们因为要“评职称”。需要“科研成果”,就东拼西凑的乱编一些“教材”来“完成任务”,这种放到书店里根本没有人会要的垃圾教材,他们就利用自己教学的权利,发给大学生们上课用。据说老师们也很可怜,每年都要完成所谓的“科研成果”,要写论文,出书来完成任务,否则就可能降职。有些老师没办法就自己花钱在外面找刊物发表文章,这种可以不花钱出教材,让学生买单的事情也很容易理解了。
大学里的学生生涯,除了要求学生的专业学习之外,鲜有启迪心灵的声音,更重要的是缺乏指导大学生人生发展与定位的课程,能够让大学生明白自己为什么学,为什么活的课程。我自己学习的专业是电子信息科学类,和很多同学一样,我在必修的公选课如高等数学等认真学习,但是我在每天的专业学习之外内心十分彷徨,我不知道这个专业适合不适合自己,不知道这个专业意味着什么?
不知道这个专业的社会发展方向和主流是什么?也不明白这个专业培养的目的是什么样的人才要求?我不知道该怎样进行大学的学习,更不知道前面的路在那里。我该怎样去一步步实现自己的理想?我碰到过很多的大学生也是如此。他们对于自己所选择的专业了解甚少。其实我觉得老师也根本不了解这些专业到底要做什么,后来知道大学里的管理人员,看专业叫什么名字容易吸引学生,就改个名字。看什么专业热门好找工作,就赶快“上马”一个专业,拼凑一些“课程”出来糊弄人就完事了。
很多学生只是为了就业的方便而“选择专业”,但是当他们真正想去定位自己的时候,就反而陷入了“专业思维”而不能自拔。多数人只是为了一份工作而读一个热门的专业,却忘了去关注自己的兴趣、爱好,甚至综合能力的培养和理想的思考。
《大学重建》让我开始了解大学的起源、存在的意义,那就是大学应该是一个社会的良知和思想发动器,大学应该为这个社会培养具有正义、勇气和智慧的学子,在他们走上社会之后能够有能力去逐步改善这个社会中不好的东西,促进社会的发展,并不断致力于人类物质社会的改造,以及科学、艺术文学等精神文明的探索和提升。
我听到了一些激动内心的声音,也似乎抓住了一些东西,但是我的内心依然彷徨,方向不明确,理想似乎越发遥远,而不知如何下手。同时,为什么我们的大学会是这个样子?为什么这么多的学生缺乏精神思考而且没有老师指引?除了在一些讲座上偶尔能够听到一些激动内心的声音外,为什么大学里的老师讲完课就像是打工混日子,无趣无内容,讲完就走人?为什么大学老师从来不与学生探讨人生智慧?为什么我们这么多的大学生对此熟视无睹?这些问题我不得而知,而我自己也在从事学生干部工作的道路上,碰到了更多的困惑。
二、为什么要辞去团委副书记?
大一时我参加学生会新闻部,然后做部长,和一群志气相投的朋友激扬文字,度过一段难忘的日子。在大二下的时候,成功竞选为分团委副书记兼学生会主席团成员。然而在半年后,我就毅然辞去了这个光鲜的职务,你可能会很惊讶,我不是有“总理的梦想”么?为什么要辞去呢?这可是走上“官员之路”的正途呀?在我最开始做学生会一个小小的部委时候,我只是抱着开阔眼界、锻炼自己的想法。到了后来做部长,在我的本职工作之外,我开始思考我做的事情作用在那里?到底能够做那些有价值的事情去服务同学?
大学里的学生有很多的问题需要引导帮助,就像我自己内心就有很多的困惑需要解答,学生会做得这么多活动能够解决了么?没有。从我进学生会开始,我就抱着相机在各种各样的活动跑着,班团会、运动会、文艺比赛等等,在开始我很兴奋,因为生活很充实,活动的确还比较丰富多彩。但是慢慢的,我的内心开始不明白,我发现这些活动组织了、举办了、精彩了、笑过了,却没有更多的智慧启迪,似乎只是一个“政绩”的记录。那些游戏的大学生继续游戏,我内心对于理想的迷惘更没有在这些活动中得到解答。
于是我开始不明白,为什么要花很大力气很多精力组织这一些形式上的活动,而不去关注学生真正的问题、做学生和大学里真正应该做的工作?那个时候我还是学生会的新闻部部长,在面临换届的时候我想过退出,我的内心已经隐约地告诉我这个地方不适合自己。但内心那个朦胧的梦想让我思考:如果我的“地位”更高一些,“权力”更大一些,如果自己可以领导团委和学生会,是不是就可以去做一些真正有意义有价值的事情了?自己也可以通过这个机会锻炼自己,以明确自己的方向。有很多的学生干部就是这样一步步走上从政之路的。
于是我开始努力“提升自己”:凭借自己比较不错的实力和老师的信赖,我成功地竞选为学院的分团委副书记,这可能是学生中地位最高的“官”了。我的内心鼓足了干劲,我要做出一些真正对学生有帮助的事情。可是当真正到了这个位置时候,我才发现我是多么的天真:各种各样的活动,不是我们能够“安排”的,我们只是按照“上面老师”布置的既定程式和内容去走,想要改变其形式上的作用几乎不可能;学院的老师有自己的安排,校团委的领导有自己的想法,一切都要达到一个目的:活动要精彩,形式要多样!可是没有一个人去思考这样的活动带来的实际意义在那里。
我发现自己更加没有个人的“自主权”,必须要面对更多的无聊会议,要去组织很多无意义的活动,这些会议、这些活动大多数对于服务学生或者实现自己的理想都根本没有什么作用,更没有办法去解决我所碰到的诸如沉迷网络游戏、缺乏精神风貌的现状,我甚至还失去了思考和学习提高的时间和空间。
我的内心不明白:为什么我们不能针对性地去解决学生中切实存在的各种问题?为什么不在他们沉迷网络与游戏时加以规劝和引导,甚至采取一些强硬的措施?难道非得等到他们挂课后给予处分、开除学籍么?更有甚者,与其他学院的一些学生干部打交道后,我发现大学学生会里面的学生干部,有不少本人就是“游戏大学”的优等生,但是他们却因为和辅导员老师关系不错而成为学生干部,来帮助老师“管理学生”。这样的学生干部能够引领学生走向哪里?同时,这些人似乎非常自信自己是一个“精英团体”,个个都感觉良好。
学生干部中开始有很多的饭局来“拉进”彼此的关系,喝酒甚至吸烟,所谓的“烟搭桥,酒开路”这样的话,我第一次就是从学生会主席的口里听到的,我很困惑,这是在读大学的有志青年学子么?这就是要引领国家未来的“精英集团”嘛?我们国家就缺这样的“人才”吗?
当面对着这样的现状的时候,我的内心开始痛苦:我可以选择若无其事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做下去,反正都已经做到了这个地步,熬一两年就会有各种优秀的荣誉、保研的机会,通过这个平台可以一步步走上从政之路。但是,我也开始明白了,无论我将来的“地位”有多高,“权力”有多大,我都无法实现自己的理想,我是一个人在与一个庞大的,堕落的,只关心物质利益和为自己捞好处的集团体系作对。
我如果想当上“总理”或者其他能够有决策权的位置,就必须跟他们一样混下去,否则早早就会被这个体制踢开。但我真的希望这样么?如果我把宝贵的时间都花在了一些根本不能起到实际作用的事情上,来收获一些所谓的荣誉和好处,我内心的困惑将怎么办?我之后的道路该怎样继续?难道这就是我的理想?
在经历了深入的思考后,任职半年我就毅然申请辞去这一职务。当时学院的老师很惊讶我的举动,在明确我执意要辞后,非常好心地建议我可以挂名不做事,这样在大四时候就可以获得保研的机会。我不愿意占这个便宜,告诉老师,既然要走就走个彻底,不需要挂名,我的内心不喜欢这样的方式。
于是,我很高兴地脱离了很多无聊的“学生工作”,回到了没有会议,没有那么多我看不懂活动的自由日子。自己读书、听讲座、听武大的“周末艺苑”,让自己的内心自由自在地成长。我努力去重新定位自己的理想,因为我发现从政似乎不适合自己。剩下来的选择还有两个,一个就是大家都很热衷的,也是很传统的“实业救国”之路,我可以去帮助我们国家成为一个经济强国,也帮助自己成为一个“经济英雄”,做“李百万” 另外一条就是冷板凳的“学术之路”:考研,攻博,成为一个学者。
我很敬佩经济学家林毅夫先生,当年作为热血青年,做为一个台湾军官,由于反对蒋家王朝的政治腐败,他“叛逃”到大陆。他当然可以享受“义士”级的待遇,在我国的“党政军”系统里快速地升职。但是,他当时叛逃台湾,绝对不是为了谋取物质利益,而是为了心中的热血理想。我想他后来离开政治圈子,走上学者之路,是不是跟我一样,发现在中国“从政”不能解决“为人民服务”的理想,只好去研究学问,去当学者。否则如果他叛逃的目的,仅仅是想当一个学者的话,当时的台湾条件更好,所以一定有他的难言之隐。他现在已经成为了世界经济学界最好的学者之一,还被提名诺贝尔经济学奖。
到底那条路更有意义和价值呢?我努力去大量阅读,努力去思考,去发现各种线索和事实来帮助我决定,去解决我内心所有的困惑。
三、读懂“大学”,我发现“做学问”在大学也是一条走不通的死路。
我真的能够专专心心去做一个学者吗?像林毅夫那样?在不断地阅读和思考中,我对于大学的认识也越来越多,我也开始明白为什么这个曾经安静和充满追求智慧风气的象牙塔越来越千奇百怪。商业中逐利的浮躁气息充斥着整个校园,学术与商业的挂钩和教师职称评定的畸形化,使得大学校园里越来越多的老师不重视教学而忙于自己的项目,忙于发表论文。因为有了论文,有了项目,才会有职称和金钱,才会有房子、车子和各种名誉,这样的老师那里有时间去传业授道解惑呢?
但是现在的大学校园里,基本上都是这样的老师。因为“理想型”的老师注定要被现实“淘汰”。别的学校不了解,但是全国有名的易中天,在武大的时候却因为个性独特,不愿流俗而被排挤,出走厦门大学。后来是学生们敬仰的武大四大名嘴之一的哲学教授赵林也要离开武大,引起学生轰动。
后来据说校长看民意沸腾,才执意挽留赵林老师,勉强留了下来。但是根子上的问题并没有解决,因为我最近又听说专注学问的知名哲学教授邓晓芒要去华工。一个文科教授,却要离开以文科着名历史悠久的名牌大学,宁愿去一所工科大学任职,武大到底怎么了?珞珈山还是个做学问的地方吗?四大名嘴的尚重生教授也说:当年与他一起留校任教的早期很多有才华的老师,都离开武汉大学了。而且很多离开了大学,离开了学界。难道在中国,学者之路也同“从政”之路一样,是一条不可行的“梦幻之路”?中国之大,放得下一张安静的书桌吗?我很不安地探讨自己从事“学问之路”的可能性。越来越多地发现:所谓的“名牌大学”里,真正的学问根本没有地位。
老师不关心学问和学习。在这样的大学里,缺乏真正传道授业解惑的老师。因为老师在大学里其实是“弱势群体”,他们被一群根本不懂教育的教育官员们“管理”着,迫于生存压力,为了职称,为了提级,为了饭碗等等,不得不向畸形的评定机制屈服。能够独立思考和具有独立人格的老师,可能根本就不见容于这个教育官僚体制。
连知名的教授如赵林,邓晓芒都不得不屈服于“体制”,连四大名嘴尚重生都不断地抱怨无法发挥所长,我一个小小的后生,真的能在“学问”的路上实现理想吗?很多博士生导师会派自己的研究生替代自己给本科生上课,自己忙项目,当老板,追逐金钱和权力地位,这与“官场”和“商场”又有什么不同呢?真正的不同,就是这里更虚伪,贴了一张“教育”的皮,所以更害人。
校长把老师当打工仔 谁也不关心学生
大学的领导不关心学问。他们不关心教师,仅仅是把教师当做打工仔。他们也不关心学生,不理会学生的愿望和要求。很多管学生的“大学领导”在学生面前高高在上,一副“官员”的样子。他们也不关心自己的毕业生到底受不受社会的欢迎,不关心学科的设计是不是符合教育和社会的要求。他们只关心“如何保住位置”,“如何捞取好处”,如何“买卖文凭”,如何与社会上的官员们“交易”。
学校的老师告诉我:武汉大学授予了很多官员“特聘教授”的头衔拉拢他们,还送出大量的“博士学位”给各级官员,仅仅因为他们是有实权的“官员”,学校愿意“证明”他们“很有学问”,让他们捞一笔“学问资本”。这些都是公开的秘密。大家都知道前几个月武汉大学的两个校领导被抓,其中一个还是享有“国家荣誉”的获奖“杰出领导”,这暴露了大学一系列问题的冰山一角,据说出事以后,很多有实权的“大学领导”们都惶惶不安,生怕有一天查到自己头上来。我相信这不是武汉大学一家的事情,可能其他大学更腐败。
可是,我关心的是:这说明了什么?这样的大学,难道真的有“大学精神”吗?真的是一个我要做学问的地方吗?
1.我缺钱么?我们的社会缺钱么?我的人生需要去做一件没人需要的事情吗?
现在我们的国家里,大家都在努力创造着物质的财富,每一个城市里可以看到很多忙忙碌碌的人,每个人都在辛苦的追逐着。特别是我在深圳工作,这个节奏很快的城市就是金钱驱动的城市。每一次,我坐公交车的时候,我都会留意下那些等车的和街上走过的人们,很多人的脸上都写着焦虑和疲惫。
大家都在追求金钱以为会带来幸福,可是为什么都这么不快乐?望着车外的人们,我就问我自己:会不会有一天我也会变成跟他们一样? 我问自己追求的幸福是什么?是更多的物质财富,不是,我想幸福于我而言,是一个健康的身体,一份开心有价值的工作并能保障物质生活,一个和睦的家庭。并能把这个幸福的圈子尽自己最大的能力去推广,那么我实业的梦想能够带给自己幸福和更多的人幸福么?
再看看我们的国家,改革开放三十年了,中国已经诞生了很多的企业,华为、联想、等等,人们已经创造积累了很多的物质财富,物质生活也越来越优越。而我们却越来越齐心协力地追求金钱,我们创造了很高的GDP,但同时我们面临着越来越多的社会问题:工业的发展带来了很多的环境污染,大都市白领的生理和心理健康每况日下,都市女性白领越来越多的人不能走进婚姻的殿堂,越来越多的高校毕业的大学生找不到工作,都市人在物质富足的表象里精神匮乏,借以酒吧、网络游戏、聚餐等打发时间,青少年儿童以及高校大学生自杀比率升高,流行文化越来越庸俗甚至恶俗化,以及我在大学所碰到的种种困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问题?怎样去解决?靠追求金钱可以么?
而这些问题却很实在地关乎我们每一个人的幸福,我们这个社会的整体幸福。但这一切,靠钱都不能解决,是要靠文化,靠智慧。如果金钱可以解决,那我们可以用钱买来生理和心理健康,可以买来家庭的幸福和谐,可以买来优秀的文化,我当然应该多赚钱。可惜这一切都买不来。
2. 为什么说中国缺乏真正的教育?
靠文化,靠智慧,人才能够得到幸福,国家才会真正强大。为什么一定要去做教育?答案是只有教育才能从根本上改变一个国家的素质,而我们目前的中国缺乏真正的教育,为什么这么说?看看教育和社会的现状以及我们传统文化的断层现象我们就可以明白。
我们的小学、中学乃至大学教育都在教学生不断地考试,关注考分,然而,做了那么多的试卷,考了那么多的试,拿了学士、硕士、博士文凭就能解决人生和幸福的问题吗?看一看现在的大学生面貌,有多少人不过是在混一张文凭而已,还自欺欺人地以为:这张文凭会给自己带来一份不错的工作和钱途,可能么?那么多经过高考的学生,走进大学为什么就失去了青年人本来应该有的朝气和活力?为什么他们沉迷网络游戏、在无聊中打发着自己最宝贵的年华?为什么那么多的人找不到工作呆在家里成为“啃老一族?”还有工作之后很多成为“月光一族”?
我们最终都要走上社会,我们最终都要独立地去面对生活和生存,我们最终都要为人父母,我们最终都要赡养自己的父母,真正关乎我们人生幸福的问题,诸如怎样去强身健体,怎样去规划人生方向,怎样去处理婚姻问题,怎样去教育孩子,我们的教育有去关注或者启发我们去思考这些问题吗?难道我们的教育就是要在学校里培养一群考试的机器,然后出来成为一个工作的机器?老了成为一个等死的废物吗?
那么什么是真正的教育?德国二百年前的教育宣言曾经如此说道:教育的目的,不是培养人们适应传统的世界,不是着眼于实用性的知识和技能,而要去唤醒学生的力量,培养他们自我学习的主动性,抽象的归纳力和理解力,以便使他们在目前无法预料的种种未来局势中,自我做出有意义的选择。教育是以人为最高的目的,接受教育是人的最高价值的体现。
问一问亲爱的朋友们,在中国目前的小学、中学和大学校园里,有这样的教育么?没有,中国太缺乏真正的教育、缺乏真正的大学了!同时我们回过头来看看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是怎样做的,宋朝一代大儒张载曾如此说过: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从此以后,这句话成为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共识,而现在,我们的社会中有多少这样的学者?我们的大学里有多少这样的教授和博导?我们可以看到为各种利益集团说话的所谓“专家”,可以看到为了金钱奔波在官场和商场的教授和博导。
现在我们的社会很多人都在一味地追求金钱作为人生最高目标,从让我们痛恨的房地产商到现在的医院,从老师到卖奶粉的,很多人都忘了自己本职工作的职业道德,一味地拜金。缺乏文化和责任的富人们给我们的社会带来了越来越高的交易成本和越来越多的危害。我们可曾知道美国的清洁工人的工资可以达到年薪五六万,但是他们的房子只需要三十万左右的美金?而我们国内的老百姓却需要耗费两代甚至三代人的积蓄去买一套房子,就因为一些人昧着良心攫取高额利润,而让多少大学生一毕业就要面临这个严峻的人生大事,房子真的值那么多钱么?孟子曾经告诉过我们:上下交征利,国危矣。三鹿奶粉、各地不断的儿童血铅案例已经用血的事实不断地印证着这句话,而我们的社会还需要多少这样的例子来唤醒大家:如果仅为了钱而忘记了道德,昧了良知,我们的社会将走向何方?
在这么一个逐利的社会里,究竟还有多少中国人会静下心来学习和传承我们博大精神的传统文化?《老子》、《论语》、《大学》、《金刚经》、《资治通鉴》等等,这些经典的遗产我们继承了么?我们该怎样把这些东西交给我们的下一代,如果不能交给,如果不能完成五千年里中国文化的传承,我们何以有颜面自称为中国人?
曾经有句话是这样说的,一个国家破亡而文化存在的民族,一定可以恢复国家(比如以色列),但一个文化破亡了的民族,无一例外地彻底从历史舞台上消失了,比如古巴比伦等。而正是由于这些精髓的传统文化丢失,我们的社会才变得越来越千奇百怪。
学校缺乏真正的教育导致了社会上很多人盲目逐利、精神空虚、各种社会问题曾出不穷,传统文化精髓遗失,后面两者又反过来影响着学校的教育,如此的恶性循环回把我们带向哪里?我们的后代将会生存在一个什么样的社会里?
究竟是这个社会在疯狂地走向一个危险的境地,还是我是一个疯子在危言耸听?
3.为中华之崛起做教育
考虑到如此的地步,我对于自己做实业的想法又发生了深深的怀疑,我对于自己,对于这个社会的生存发展产生了深深地担忧。一百多年前,梁启超先生曾写下《少年中国说》,一百多年后的今天,我们仍然面临着同样的问题,而且更加严重。只有从教育上去入手,培养优秀和有良知的公民及社会领袖,我们才有希望去改变我们社会中丑恶的一面,才能传承我们的文化,我们的子孙后代才会健康、幸福地生存在这块土地上,才能自豪地说:我是一个中国人!
因此我决定走进大山,去一个小小的私立学校做一名普通老师,学习中国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习武修身,传播智慧。为我热爱的这个国家,为中国的孩子和未来,也为自己,去做一些真正有价值的事情!因为唯有文化方能立国,唯有真正的教育才能树人!唯有智慧方能让一个人拥有真正的幸福,让一个社会真正的和谐,让一个国家真正的强大!
注:没有想到文章受到这么多人的关注,在此说明下——由于体制内教育的失败,我不可能加入任何一所官办的应试学校来实现自己做真正教育的理想,而选择了在大山里的这所私立精英学堂(别误会,不是农村支教,那样我再努力也只是为体制培养几个低级打工仔),不提学堂名字的原因,是因为避免有人说我是商业炒作(毕竟是私立的),玷污了这个神圣的教育理想。
同时,这所学堂目前因为超前的教育理念,虽然规模不大,但影响力已波及全国,她必将成为中国未来先进教育的一个范例,因此我也不想借名生辉,借学堂出名。我更愿意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通过自己踏实的努力来让学堂因我而更荣耀而非相反。希望大家理解。
另外,我开始新的工作才两个月。在这里,我第一次尝到了“挫折”的感觉,相对于我一贯的“顺风顺水”,我在这里明显感到了自身能力的不足和思想的浅薄。相比一起工作的,跟我同年毕业的同事和朋友,我感到了实实在在的差异,我需要有更多的努力来提高和完善自己。但是,这反而让我更加高兴,更加认定了自己选择的正确:这是一个可以让我不断提高的地方,这是一个可以让我实现自己理想的地方,去实现自己的教育强国之梦—-去不断提高自己和需要我帮助提高的人。
写这篇文章目的有两个:
1. 能够唤醒大学里沉睡的一部分人去思考自己的人生而非随波逐流、人云亦云,自助者天助之。
2. 引起更多的人对于教育的关注和反思,因为这关系着我们每一个人的幸福。我们不能因为老师、大学和社会对我们不负责任就放任自流,相反正因为学校和社会没有为我们负责,我们更要加倍地为自己负责,更要认真地思考和选择自己人生。如若能达到此两者,足矣,谢谢各位。

—— 原载: 教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