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3月5日，斯大林去世了，其后继者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3月6日，马林科夫被指定为党的第一书记和部长会议主席；3月14日，赫鲁晓夫接过马林科夫还没有坐热的党的第一书记的交椅；6月26日，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内务部长贝利亚被逮捕，随即被处决……
一连串惊心动魄的大事件中，贝利亚事件最令人震撼。贝利亚在领导苏联秘密警察部门（内务部）几十年间，制造了无数冤假错案，苏联人民在庆幸恶魔伏法之时，都在深沉思索。尤其是直接决策除掉贝利亚的赫鲁晓夫，在翻看那些冤案时，触目惊心的材料常使他陷入痛苦的思索——贝利亚作恶多端，为什么能步步高升?那些普通干部群众的冤案，斯大林可能不知道，而那些高级干部的冤案，没有斯大林的批准，贝利亚敢下手吗?为什么无数被逮捕的人通过审查，竟没有一个人被宣告无罪？为什么被监禁的无数犯人竟没有一个人被释放出狱？明明是人为制造的冤案，为何没有一件能平反昭雪……
赫鲁晓夫坐卧不宁。为了找到答案，赫鲁晓夫认为，“有必要将幕布进一步揭开一点，看一看究竟逮捕了多少人，他们在审讯中究竟采用了什么方法，而当初又是凭什么证据把他们逮捕和处决的?”
于是，他在1954年的一次会议上，提出要对斯大林领导下发生的重大案件进行调查，以便彻底查清贝利亚的问题，对当事人也有一个明白的交代。但中央主席团中有人表示反对，有人缺乏热情，他们认为，还有许多比这更重要的工作亟待去做，过多把注意力放到历史问题上是浪费时间，有害而无益。
赫鲁晓夫极力坚持自己的观点，他说，苏共正准备召开斯大林去世后的第一次全国党代会，新的领导集体有必要证明自己能够承担党和国家的全部责任，这就需要确切知道斯大林时期发生过什么事情，斯大林是出于什么动机来对各种问题做出决定的，特别是关于所有逮捕人的决定是如何做出的。他明确地说：“我们不但要对斯大林在世时发生的事情负责，还要对他的政策所造成的各种问题负责，这些问题在今天依然清晰摆在我们面前。”
由于赫鲁晓夫的力争，中央主席团会议最终决定，成立一个由波斯别洛夫主持的委员会来调查斯大林时代的有关问题。该委员会调查了收藏在内务部的档案资料和文件，很快发现了过去一段长时间里，存在着骇人听闻的大规模违反社会主义法制、制造冤假错案、导致许多人无辜死亡的事实。这些事实有些是赫鲁晓夫早已有所耳闻的，有些则是他一无所知的。
委员会把调查报告送到赫鲁晓夫面前时，他首先看到的是一份1934年召开的十七大当选的中央委员的命运表——十七大一共选出139名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有83名被逮捕枪毙，占总数的59.7%;其中有49名中央委员被处决，占中央委员(71)的69%。
赫鲁晓夫清晰地知道，十七大通过的党章规定：“当对中央委员、候补委员以及党的监察委员采取驱逐出党这种极端措施的时候，必须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会，全会还应当召集所有中央候补委员及监察委员出席。”还规定：“只有这种党的负责干部全体会议的人员当中的三分之二认为必要的时候，才能把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驱逐出党。”而实际上，斯大林未经中央委员会的讨论，就将大多数委员统统枪毙了!
赫鲁晓夫翻开第二份材料，上面写道，参加十七大的代表共有1966名，其中因反革命罪而被逮捕和枪杀的达1108名，占代表总数的56%。
他继续往下翻，一个个蒙冤而死者的鲜血在他面前迸溅，撞击着他的良心。十四大选出的6名政治局委员被枪决。军队中蒙冤而死者同样令人痛心：5个元帅有3名被枪决，4名一级指挥员有3人被枪决，12名二级集团军军长全部被枪毙，67名军团长有60人被枪决，几乎全部的师长、旅长约35000名优秀指挥官被枪毙或者送劳改。“列宁格勒反党集团案”“医生谋杀案”又使劫后余生的一大批干部群众受尽迫害。有人说，斯大林可以因为某人走错一步路、一个动作或一个眼神不对而断送性命。当时人们最大的幸福，就是早上上班晚上能平安回来。
调查委员会提供的材料表明，被迫害人的所谓罪行材料，几乎全部是捏造出来的!最典型的是艾赫的冤案。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艾赫是1905年入党的老布尔什维克。1938年4月，他被诬参加反革命组织，在苏联总检察长未予承认的情况下被捕。1939年10月1日，他递交给斯大林一份申诉书，否认了对自己的一切指控，要求对案件重新调查。但没有得到任何回音。10月27日，艾赫又递交了第二份浸透着血泪的申诉书：“……10月25日，我被通知说，案件的审理业已结束，还让我看了审判书，我无法接受。如果我真犯了加在我头上的罪过哪怕1%，即使判我死刑，我也不会给你写这一申诉书了。然而我没有犯指控我的任何罪行，我的心灵没有一点污点，在我的整个生涯中，我从来没有对你撒一次谎，而现在当我两脚立于坟墓的时刻，我也不会撒谎。关于我的案件的材料，完全是挑衅和中伤造成的，是侵犯了革命的法制秩序根基的一个典型例子……
“我对你确是犯了重大的罪过，也是我一生中最可耻的事情，这就是我已经招认自己从事反革命活动了。事情的真相是，乌沙科夫等人对我进行了拷打，他们不肯扳直我被打弯的肋骨，在我非常痛苦的时候进行逼供。我没有能忍住刑罚，作了口供，不仅给自己而且给别人加上罪名。
“我绝没有背叛你，也没有背叛党，我知道，我正走向死亡，那是由于党的敌人以及那些对我进行挑衅和捏造的家伙的卑鄙无耻的暗害。”
第二份申诉书像第一份一样石沉大海。1940年2月2日，他最后一次被带上法庭，在法庭上他这样说道：“在我整个那份所谓口供中，除了强迫我签字的名字以外，没有一个字是我写的。从被捕时起我就遭到拷问，我是屈服在负责审理的法官的压力下才做出口供的，才写出这些荒谬无稽的话的……我要对法庭、对党、对斯大林表明，我是无辜的，我与任何阴谋都绝对没有关系，在我整个生活中，我坚信党的政策的正确性……”
饱含血泪冤情的申诉，丝毫没有打动斯大林。2月4日，艾赫被下令枪决了。
赫鲁晓夫又翻开调查委员会摘编的最高军事法庭的会议记录，发现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鲁祖塔克，蒙冤而死的经过和艾赫几乎雷同。而这些高级干部的判决，无论内务部还是最高军事法庭都没有最后的权力，都必须得到斯大林的批准。赫鲁晓夫又翻开原内务部长叶若夫大量的“呈斯大林同志”的案件，几乎每个名单上都有“同意。约•斯大林、维•莫洛托夫”的字样。后来作恶多端的叶若夫被斯大林下令枪决了，但是他经手的大量冤案却如石沉海底。
调查材料显示，从1937年到1938年仅一年间，斯大林就批准了3831份枪决领导干部的名单。从1931年到1953年的20多年里，这个名单何止几十万、上百万!
一桩桩冤案如重锤敲击着赫鲁晓夫悲愤的心灵。一个大胆的想法逐渐明确：要揭露和批判斯大林，为无数冤魂伸张正义!而且必须在即将召开的党的二十大上采取果断行动!
苏共二十大于1956年2月14日开幕。赫鲁晓夫作了总结报告，接着是大会发言，大家纷纷表示赞成中央委员会的路线。随着闭幕日期临近，赫鲁晓夫越来越不安。他想，“所有这些都是形式上的事情，但是往后又是什么呢?几十万被枪毙的人仍将使我们良心不安。这些人包括第十七次党代会选出的三分之二的中央委员，当时在政治上活跃的党员几乎全部被枪决和镇压了。如果现在还不能平反，还要等到哪一天呢?必须采取行动，说服主席团成员同意在本次大会上解决这一问题。”
在大会的一次休息期间，赫鲁晓夫发现休息室里只有主席团委员，就立即抓住时机做说服工作：“对所有被捕和被清洗的人们我们准备怎么办?大会即将闭幕，我们大家又快要分散了，对斯大林统治下滥用职权的行为都没说过一句话。现在已经知道，在肃反期间受到迫害的人们都是无辜的。我们已经无可争辩地证明，他们都不是人民的敌人，他们是忠实的同志，他们忠于党，忠于革命，忠于列宁的事业，一心为在苏联建设社会主义而努力。我们再也不能让人家继续流放或关在集中营里了。我们应该想办法让他们回来!”
赫鲁晓夫还未讲完，在场的人都惊呆了，这不是“大逆不道”吗?一些人表示激烈反对。伏罗希洛夫反应最为强烈：“你怎么能说这样的话?你以为在大会上把那些东西一摊就可以脱身了吗?你可曾想过，这对我们党和国家的威信将会产生怎样的影响?你不可能把你的讲话保守秘密，一旦泄露出去，手指就要指向我们，我们充当了什么角色，我们又将如何向人们解释?”
卡冈诺维奇等人支持伏罗希洛夫的意见。赫鲁晓夫不为所动，说道：“即使从你们的出发点来看，我依然认为要掩盖一切是不可能的。迟早会有人走出监狱和集中营回到城市，把他们的遭遇告诉亲戚、朋友、同志和家乡的每一个人。全国和全党将会发现，人们在监狱里花去了10年到15年的时间——所有这一切又是为了什么?不为什么!对他们的控告是捏造的!如果他们曾受过审问，那么对他们提出公诉的理由是捕风捉影地凭空想象出来的!我请你们再从另一方面想一想，我们是在主持斯大林死后的第一次党代会，因此我们有责任向代表们坦率说明有关年代党领导的一切行动。我们算是已经就斯大林死后一段期间里，对自己的行动作了说明，但作为斯大林在世时的中央委员，我们也应该讲讲那段时间里的情况。怎能装作不知道当时的情况呢?”
赫鲁晓夫环视了每个在场的人之后，激动地说：“我请求你们支持我。大会即将结束，代表们即将散去。我们回去以后，最近释放的罪犯很快就要陆续回家，他们就要把自己的遭遇告诉人民。到那时，大会的代表们当然要问：‘这怎么可能呢?为什么在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你们没有告诉我们这些骇人听闻的事情呢?你们为什么要掩盖呢?’他们问得很有道理，我们将无言以对。我们必须把我们知道的事情告诉代表大会!”
伏罗希洛夫和卡冈诺维奇再次表示反对。他们认为，“照赫鲁晓夫的想法去干，领导人将会受到责难!党代会有权要求在场的人对斯大林领导下发生的事情负责!因为我们那时也都处在领导地位，即使有些事情并不知情，但仍旧要为此受到惩罚的!”伏罗希洛夫等人患得患失、私心作祟的心态代表了当时多数高级干部的想法。
赫鲁晓夫紧接着说：“有些人对许多事情不知道，那时因为我们形成了一种制度，即人们只把要你应知道的事情告诉你，别的事情你一概不必多管，于是我们就不闻不问。但也不是每个人都处于这种地位。有些人是知情的，有些人甚至在某些脏事中插了手。可是，尽管我们对这些事情应负责任的程度不同，我作为十七大以来的中央委员，准备向党承担我的一部分责任——即使党认为，斯大林统治下把专横做法强加于党的那一段时期内的所有领导人都应承担责任，也在所不顾。”他接着说：“罪恶终归是犯下了，人民将会发现那些事情，那是必然的;如果我们闭口不说，他们以后问起来，那就是在审判我们了!我不愿发生那样的情况，也不愿那样被动地承担责任。我宁愿现在提出这个问题!”
赫鲁晓夫见一些人还在犹豫，继续说道：“任何一个犯过罪的人，总会遇到这样一个时刻，及早坦白能够使他得到宽大处理，即使不能完全赦免。如果我们要完全清算斯大林滥用职权的行为，现在的二十大就是最好的机会。等到二十一大就已经太迟了!”
由于赫鲁晓夫态度强硬地反复做工作，主席团委员勉强同意做一个关于斯大林滥用职权的报告。赫鲁晓夫建议由波斯别洛夫来做这个报告，因为他是调查委员会的负责人。但主席团其他人表示反对，他们要求赫鲁晓夫做这个发言。赫鲁晓夫解释说，我已经做过总结报告，在报告中只字未提波斯别洛夫的调查材料，现在怎么能再做一次新的报告呢?
可是，有些人非要坚持，理由是，如果由中央委员会书记波斯别洛夫做报告，就会使人们感到奇怪：为什么赫鲁晓夫在总结报告中只字不提此事?为什么波斯别洛夫到现在却提出这样一件重要事情?莫非赫鲁晓夫不知道此事或者说他知道，为什么这样不重视呢?就会引起人们的猜疑：莫非领导人不团结吗?
赫鲁晓夫认为有道理，同意自己作报告。同时要求波斯别洛夫把调查报告改写成一篇大会发言。随后，波斯别洛夫带领有关人员夜以继日，终于在大会闭幕前起草好了供赫鲁晓夫在秘密会议上做的《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
1956年2月24日，苏共二十大闭幕了。当天晚上，新选出的中央委员会举行一中全会。其他代表则打点行装，准备第二天回到各地。然而，一中全会刚结束，所有代表又接到紧急通知：立刻到克里姆林宫开会!
西方记者和情报人员很快就知道了这一异常。他们在代表住处和克里姆林宫转来转去，却得不到任何有关会议内容的消息。而且他们看到，其它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派出的代表团竟然没有参加这次会议，愈发感到此次会议的神秘。他们纷纷向上司发消息，说是苏共正在举行一次极端秘密的由全体二十大代表参加的会议。而得到的指示大都是：尽一切可能，探知秘密会议的具体内容!
在克里姆林宫会议大厅，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会议就要开始。赫鲁晓夫带着激动的心情健步走向主席台，代表们带着疑问的目光热烈鼓掌。掌声刚落，赫鲁晓夫就直截了当地说：
“同志们，在这次大会上我代表中央委员会做的报告中，在大会上许多代表的演说中，以及在过去召开的历次会议上，已经就个人崇拜及其危害后果谈了许多。”开篇几句话，使代表们觉得此次会议与批判个人崇拜有关，也是老生常谈，但没想到下面的话使大家大吃一惊：“斯大林死了以后，党中央的政策是要详细地彻底地阐明——绝不允许把一个人吹捧到具有神仙般那样超自然性格的超人地步。我们还指出，这种做法是没有一点马克思主义气味的。这种做法就是认为，这样的人什么都懂得，什么都了解，他能代替一切人的思考，他什么都能做，他的行动绝对没有错误。长年以来，在我们中间培育着对某个个人，也就是对斯大林的这种崇拜!”
会场上出现一阵骚动。不但因为赫鲁晓夫言辞激烈，而且还点了斯大林的名。这是从未有过的事。听惯了歌颂斯大林功绩的代表们，一下瞪大了眼睛，伸长了脖子。
赫鲁晓夫扫了一眼会场，说道：“我这个报告的目的，并不在于全面评价斯大林的生涯及其活动。斯大林的功绩，在他活着的时候已经写过无数这方面的书籍、小册子、研究性文件，就斯大林在社会主义革命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以及他在内战时期和我国建设时期所起的作用，作了大量的宣传，这是众所周知的。我们现在关心的是，一个无论现在还是将来对党都是极为重要的问题，即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到底是怎样慢慢滋长起来的。而这种个人崇拜又怎样在特定的阶段成了给予党的各项原则、党内民主及革命的法制秩序极其严重的、极其深刻的危害的根源。”
“鉴于一般对个人崇拜产生的种种实际后果以及党的集体领导遭受破坏而产生的恶果缺乏充足的认识，考虑到在一个人手里集中巨大无限权力的这一事实，党中央认为，在苏共二十大会议上提出有关这一问题的资料，是绝对必要的。”
赫鲁晓夫讲到这里，突然发现，会议大厅里肃静极了，他觉得此时如果有一只苍蝇在大厅里飞过，人们也一定能听得见。他压抑着内心的激动，讲到了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对个人崇拜的批评，讲到了列宁对斯大林的批评和对党和国家命运的担忧，讲到了斯大林对民主集中制的破坏，然后又把话题转到了斯大林滥用职权、对党的高级干部采取大规模恐怖手段的话题上来。他郑重宣布：“党中央保存有斯大林对党的许多干部专横态度和手段的资料。现在中央成立了调查委员会，任务是调查十七大选举出来的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的大多数被镇压经过。委员会调查了内务部档案，结果表明，他们针对共产党捏造了事件，进行了虚伪的告发，公然违反社会主义法制秩序，造成许多无辜人的死亡。调查结果表明，在1937——1938年被打上敌人烙印的许多党、苏维埃以及经济方面的活动家都不是敌人，也不是间谍、破坏分子，而往往是忠诚的共产党员。他们被横加罪名，而在许多场合，他们因不堪野蛮地拷问承认了一切莫须有的罪名。调查委员会材料表明，十七大选出的139名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其中有83名被逮捕、被枪毙!”
一直鸦雀无声的会场，像突然引爆了一颗炸弹，代表们愤怒地骚动起来，有人用激烈的言辞表达震惊的情感，很长时间才安静下来。赫鲁晓夫接连抛出斯大林大规模制造冤案的事件，会场上便出现一阵又一阵的骚动。
两个多小时后，赫鲁晓夫讲到了斯大林在卫国战争中犯的错误。希特勒在战争初期能长驱直入，连连得手，原因就在于斯大林大肆肃反和指挥失误。他大声说道：“是谁使伟大的卫国战争取得胜利的呢?不是斯大林，而是整个党，苏联政府，我们英雄的军队——他的天才指挥员和勇敢的士兵，以及全体苏联人民!”这时，会场内第一次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最后，赫鲁晓夫又批评了斯大林大搞个人崇拜的问题。他指责斯大林欣赏对他个人的崇拜，并为有关书籍亲自撰写歌颂自己的文章，亲自下令拨出33吨铜来建造自己的全身铜像。他强调指出：“我们彻底地提出了同马列主义毫无共同之处的个人崇拜这一问题，并提出要消灭其恶劣后果，这就是我党伟大的精神和政治力量的证明。”“我们党将带领苏联人民沿着列宁主义道路取得新的成功和胜利!”
长达4个小时的秘密报告结束了，全体代表向他致以“暴风雨般长时间的热烈鼓掌”。会议结束后，西方记者和情报人员千方百计通过各种渠道探听会议内容，美国中央情报局甚至特拨100万美元作为活动经费来打探消息，结果一无所获。因为赫鲁晓夫最后向代表们交代：“我们必须极其认真地考虑个人崇拜问题，请不要把这个问题泄露到党外，尤其不要泄露给报纸，我们之所以在秘密会议上作讨论，理由正在于此，我们应当知道限度。不要给敌人制造武器，不要把家丑外扬到敌人面前。”
但是，后来由于形势的变化，报告传达给了东欧兄弟党领导人。由于波兰失密，报告传到以色列，以色列传到美国，艾森豪威尔政府如获至宝，国务卿杜勒斯兴奋地说：“这是炸毁共产主义世界的原子弹!”他建议公开发表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很快，美国的报纸、通讯社和广播电台将秘密报告公开发表，在全世界引起强烈震撼。
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确实使社会主义阵营发生了混乱，使国际共运遭到严重挫折。波兰和匈牙利爆发了反“斯大林主义”的事件，西欧发生了tuidang风潮。秘密报告受到多数苏联人民的支持和拥护。因为报告推倒了压在苏联人民头上几十年的大山，无数冤假错案得以昭雪，无数蒙冤而死的冤魂得以安息;成千上万被关在集中营和流放地的“犯人”能够回家，过上自由的生活;一亿多苏联人再也不用过那种心惊肉跳的人间地狱式生活，而可以畅快地呼吸自由的空气了!
所以，苏联广大基层干部和群众是拥护秘密报告的。一年后的1957年，在中央主席团会议上，对赫鲁晓夫的决策持反对意见的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等人突然发难，以7比4的票数要求赫鲁晓夫下台。赫鲁晓夫通过朱可夫元帅紧急从全国各地调来中央委员，召开中央全会，全会以绝对优势的票数支持赫鲁晓夫，反而把马林科夫等人打成“反党集团”，罪名就是“反对党中央路线，反对苏共20大制定的反对个人崇拜的方针”。由此可见，代表基层干部群众的大多数中央委员是支持赫鲁晓夫的。
我们常批判说，赫鲁晓夫在斯大林死后“鞭尸”、“焚尸扬灰”。其实赫鲁晓夫的这种做法也是民意推动的。在1961年10月苏共22次大会上，一位曾和列宁共过事，在斯大林统治下被监禁了20多年的老共产党员，到处对人散布说，活在她心里的列宁，多次同她“谈过话”，“昨天，列宁好像栩栩如生地站在我面前，我再次和他谈了话，他说，让他躺在曾作了大量损害党的事情的斯大林旁边，是不愉快的，是让人丢脸的。”
这种类似于“托梦”的梦话，居然激起与会人员的强烈反应。乌克兰共产党第一书记波德戈尔内建议中央，立即把斯大林遗体从红场列宁墓中迁移出来。与此同时，列宁格勒代表团团长也提出这个建议;莫斯科第一书记杰米切夫表示支持：“出席代表大会的莫斯科代表团完全支持乌克兰、列宁格勒代表团的建议。虽然在斯大林迷信时期的无法无天和专横霸道的现象已是过去的事情了，但人们不能对此保持沉默!”
苏共22次代表大会在做出开除马林科夫等人党籍的同时，又做出了将斯大林遗体迁出列宁墓的重大决定。对这些决定，大多数兄弟党表示了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