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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manche 31 août 2014
再转帖<纵览中国>另一篇文章
转帖<纵览中国>一篇文章
| 我身边的历史——家乡1959至61年大饥荒调查 |
| 作者：石若玉 |
作者：女，1996年8月15日生于荥经县严道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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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读者推荐 本站刊登日期： Sunday, August 31, 2014 |
转帖FRI一篇文章
社论又呼吁全世界关注香港人争取民主，尤其是北京的反击是越来越龌龊。
社论指出，在香港，向从政者捐献并无法律规管，黎智英的电脑被黑客盗取资料之后，香港亲北京的传媒则巨细无遗报导黎的捐献，有几个亲北京人士向廉署举报，要求调查黎智英的捐献，廉署跟住所采取的行动简直难以令人置信，时间上又是凑巧得让人怀疑。
黎智英捐款的对象包括泛民主派人士，他的报纸又支持占领中环行动，难怪他是政府的“头号敌人”。
社论说：“占中很可能就是突击搜查的真正原因。”如果当局证明他的捐献与未来可能发生的“甘地式”公民抗命有关，他就可以因为有串谋的嫌疑而被逮捕。如果公民抗命导致商界任何损失，他可能需要面对民事诉讼。
社论又说，黑帮分子如黑手党，也经常使用压榨手段。因推动民主而获得高点击率的“主场新闻”网站，由于老板蔡东豪受到恫吓而决定在7月关闭网站。2013年7月一辆汽车撞击黎智英的寓所，还留下一把斧头和利刀。2008年，警方侦破一宗试图刺杀黎智英和民主党创党人李柱铭的阴谋。
社论说，去年北京成功向汇丰银行和渣打银行施压，取消在壹传媒刊物刊登广告，其他商界亦纷纷效尤，这个月更加有一份亲北京的报章刊登一篇假的讣闻，诅咒黎智英死于艾滋病。
但让华尔街日报尤其反感的，就是北京为求达到恫吓的目的，腐蚀了执法机关的独立性，使他们政治极化。这些年来，警方经常骚扰民主游行分子，把他们推向狭窄的空间，制造危险状况，7月1日50万人上街游行，警察事后却埋怨组织者制造拥塞，指他们走得太慢，还抓了几个人。但一向享有国际声誉的廉署，也跟随警队的脚印，这是一个特别危险的转向。
类此这个星期四的突击搜查，只会让社会大众对法律和政府总体上失去尊敬，北京逐步蚕食英国政府当年遗留下来的体制独立性，只会催使更多香港人争取更大的民主和自治。
社论指出，在香港，向从政者捐献并无法律规管，黎智英的电脑被黑客盗取资料之后，香港亲北京的传媒则巨细无遗报导黎的捐献，有几个亲北京人士向廉署举报，要求调查黎智英的捐献，廉署跟住所采取的行动简直难以令人置信，时间上又是凑巧得让人怀疑。
黎智英捐款的对象包括泛民主派人士，他的报纸又支持占领中环行动，难怪他是政府的“头号敌人”。
社论说：“占中很可能就是突击搜查的真正原因。”如果当局证明他的捐献与未来可能发生的“甘地式”公民抗命有关，他就可以因为有串谋的嫌疑而被逮捕。如果公民抗命导致商界任何损失，他可能需要面对民事诉讼。
社论又说，黑帮分子如黑手党，也经常使用压榨手段。因推动民主而获得高点击率的“主场新闻”网站，由于老板蔡东豪受到恫吓而决定在7月关闭网站。2013年7月一辆汽车撞击黎智英的寓所，还留下一把斧头和利刀。2008年，警方侦破一宗试图刺杀黎智英和民主党创党人李柱铭的阴谋。
社论说，去年北京成功向汇丰银行和渣打银行施压，取消在壹传媒刊物刊登广告，其他商界亦纷纷效尤，这个月更加有一份亲北京的报章刊登一篇假的讣闻，诅咒黎智英死于艾滋病。
但让华尔街日报尤其反感的，就是北京为求达到恫吓的目的，腐蚀了执法机关的独立性，使他们政治极化。这些年来，警方经常骚扰民主游行分子，把他们推向狭窄的空间，制造危险状况，7月1日50万人上街游行，警察事后却埋怨组织者制造拥塞，指他们走得太慢，还抓了几个人。但一向享有国际声誉的廉署，也跟随警队的脚印，这是一个特别危险的转向。
类此这个星期四的突击搜查，只会让社会大众对法律和政府总体上失去尊敬，北京逐步蚕食英国政府当年遗留下来的体制独立性，只会催使更多香港人争取更大的民主和自治。
长夜漫漫 48 燕园岁月 18
林希翎两次访北大
林希翎是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53级的学生，她曾在军队服役，所以是调干生。五一九后的一天傍晚，他曾到北大学生食堂即兴发表演说，透露了中共上层的不少内部消息，在北大学生间引起了不算小的一场波澜，那天我吃过晚饭便急急忙忙到图书馆看书了，晚自习结束后回到宿舍才听人谈起，同房间的人对她的发言的评价不一，我有些好奇，很希望见识见识这位女豪。
过了几天，学生会发出通知说，某日将在大饭厅开会与林希翎辩论，我当然要参加了，那天来的人很多，大饭厅都坐满了，北大学生会主席主持会议，先让林希翎讲话，限定她讲30分钟，林希翎穿一件旧的草绿色军装上衣，扎两个小辫却又把辫梢折向上边系起来，当时她给我的印象觉得这打扮与年龄不大相称，有点装小的意味。
她侃侃而谈，先说上次来北大是还何其芳老师的一本书，顺道看看大饭厅附近的大字报，之后讲述她对鸣放的看法，从上层得到的内部消息以及担心不久即将<收>了，还提到她曾以中国青年报特派记者的身份到西北做过什么样的调查等。30分钟很快到了，学生会主席催促她快讲，大概又讲了二十分钟，终被赶下了台，接下来是人民大学的一个人讲话，此人一上台就气势汹汹，说没有人叫林希翎，此人的名字是程海果，她曾在中国青年报实习而不是特派记者。之后是北大中文系的一个研究生上台，说刚刚打电话和何其芳先生联系了，何先生说从来没有这样一个学生，她借书去看，还回来的时候，把书弄得很脏，下次再也不借给她了，另有一位讲师递条子说："我是讲师，可以看参考消息，却没看到她所说的参考消息上所刊载的事。" 还有一些提问和批判，因时间太久我已不大记得。 学生会主席看火候已到，就请林希翎作答，林缓缓地走到话筒前说：我并没有自称是何其芳先生的学生，出于对前辈的尊重，我称他为何其芳老师，这没什么错!至于我是不是中国青年报的特约记者，你们去看发表在某年某月某日中国青年报上的文章就明白了，用不着我多做解释。程海果是我的本名，林希翎是我的笔名，许多人以笔名写文章，如鲁迅，矛盾，这一点不奇怪。她又说，中国有两种参考消息：一种是讲师以上的人可以看的像报纸一样的叫<参考消息> 另一种的版面是像杂志一样的，一天发三版，专门给高级干部看的，叫<参考资料>，我说的事情登载在<参考资料>上，你在<参考消息>上看不到，是看不到!
这次所谓的辩论会并没达到北大校方预期的目的，没能让林希翎当场出丑，相反却让她俘获了更多的拥趸。
世事的变化无从预料，我也没想到三十二年之后，林希翎和我并肩走在巴黎人权广场抗议六四屠杀。五十二年之后我参加了巴黎拉雪兹神父墓为她举行的追思礼拜。
再转帖<争鸣>杂志九月号另一篇文章
金玉其外敗絮其中的黨國之舟
今日中國，外部世界看它似乎風生水起，領導人帶著鉅額訂單經常歐美巡遊，讓那些好指責中國人權狀況不佳的國家閉嘴。但仔細審視中國的現狀，說怒海危舟似乎更加恰當，一方面嚴重的生態環境污染讓幾乎所有階層都不滿，一方面民變蜂起，利益受損的各階層的痛苦和憤怒溢於言表。如果互聯網沒有防火牆控制，如果網絡不鉗口禁聲，恐怕中南海的諸公一晚也不能安睡。維穩正是對這種挑戰官方的回應，如果風平浪靜，大船狀況良好，正常行駛就是了。
面對人民的民主自由訴求，面對國際的壓力，面對整個社會尤其是邊疆動盪和不安的局勢，面對嚴峻的污染和官場腐敗，面對人心思變，中南海的掌舵者們看清了暴風雨來臨的局面，決心拋出這個大船上曾經的鎮船之寶和娛樂活寶，減輕大船的壓力，咚咚兩聲，扔下了周永康和郭美美。傳說中的「百雞王」和坐實了的「名雞」，黨國要人與風塵浪女，在命運的大海中殊途同歸，名譽掃地。
周永康與郭美美有可比性嗎？國內外媒體批評此時拋出郭美美，或有轉移周案壓力之嫌。
從對執政黨的負面貢獻而言，郭美美當然可以與周永康比一比。周永康通過他的腐敗，通過對黨忠心耿耿的維穩，對待民主異議人士像秋風掃落葉般的無情，把無數溫和的維權人士逼進離心的陣營。當然他也不忘古老的挾寇自重的把戲，通過渲染敵情，撈取最大量的維穩經費，擴張自己的實力。周永康這樣的酷吏，在位時正是黨所需要的，忠實地執行了黨的意志，我相信今日全面拋棄周永康的黨內高層同僚，決不會否定周永康對民間抗爭的殺戮鎮壓吧？周永康只不過是專政機器最賣力最瘋狂的一個殺手，殺戮機器能否定自身嗎？
除掉周永康與武后除掉周興
黨的高層熟知中國歷史上的故事，武則天必須幹掉周興和來俊臣，雍正必須幹掉年羹堯和隆科多，嘉慶必須幹掉和珅，當今必須除掉周永康，來一場反腐敗的狂歡。正如作家奧登所言：「暴君對人民瞭如指掌」；一切僭主、寡頭、開明君主，也對人民瞭如指掌，他們玩弄人民的智商和情感，也如同一場牌局，玩弄大醜小丑一樣。
周永康與郭美美其實是一根毒藤上的兩個毒瓜。前者借人民的名義荼毒人民，撈錢腐化；後者則寄生在這個腐化的體制上，成為官人和官商勾結的富人們的玩物。郭美美不是一線的影視歌明星，一夜的肉金竟然高達四十多萬，商人腦子進水，還是官人的錢根本就不是自己的？或是借著郭美美的通道，通向更有權力的後台？郭美美是某大佬私生女的傳聞，至今未見正式闢謠。網絡分析郭美美不可能是某大佬的情人，這是合乎情理的。為什麼從二○一一年郭美美炫富，激發民眾對紅會面目的清醒認識，到二○一四年郭美美徹底敗落，花了四年時間？如果郭美美沒有背景，搞掉這麼一個對中共當局的信譽殺傷力巨大的風塵女，不是分分鐘的事嗎？這說明郭美美二○一一年上面有人，那時還沒有人想動那人；現在時移世易，她上面的人，也在反腐射程之內，至少，捏住郭美美，也捏住了那人的軟肋，一張好牌到手。
一「劍」雙雕：反臣與異見人士
周永康與郭美美的醜聞，對中共當局的殺傷力，無疑比幾個「第五縱隊」還有效。專制機器本來就是會製造敵人的，但周老虎唯恐製造得不多、製造得不快速。多年後，中國如果有幸民主化，人們也許會想起周永康的角色與暴秦的趙高能有一比。郭美美更是女版的趙高，從心理上擊垮了那些對極權專制仍存幻想者的最後防線，把真相赤裸裸地展示在眾人面前，讓「為人民服務」之類的神話和謊言迅速破產。
還會不斷有人從大船上噗通噗通地被扔下。在這風狂雨驟的怒濤中航行，不穿越民主的歷史三峽，不穿越普世價值的藍海，就勢必穿越專制極權的百慕達，海難是必然的。好在毛太祖早就有名言：要革命就要有犧牲。當前這批掌舵中國航船的，都經歷過紅衛兵和知青時代，基本上都是毛太祖的好學生、好接班人（從他們對毛的崇拜，從他們抓捕民主異議人士、作家學者、記者律師，從他們搞電視示眾和媒體遊街等等來判斷），他們一定會不斷地祭出「犧牲」的。這個「犧牲」，在當代就是權力祭壇上的鮮血──從民主異議人士，到貪官污吏，到郭美美這樣的風塵女，只要有利於他們的航行，只要推遲海難的發生，他們是決不會心慈手軟的。我們還會不斷聽到薄熙來、徐才厚、周永康、郭美美、蘇榮等等人士噗通噗通地被扔下海的聲音；我們也繼續會聽到像李化平、趙常青、郭飛雄、劉萍、丁家喜、許志永、浦志強、高瑜、劉曉波的鎖鏈之聲。
上帝垂憐中國所有的風暴穿行者，願他們不在暴風雨中迷航，能找到正確的道路。
转帖<争鸣> 九月号的一篇文章
有什麼樣的政府，就有什麼樣的國民
天朝不許講普世價值，乃因自詡有理論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三個自信」；不許講黨的歷史錯誤，乃因阿Ｑ頭上有癩痢瘡疤，忌諱「光」和「亮」字；不許講憲政，乃因共產黨自己就不遵守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不許講公民社會，乃因天朝本來就沒有公民教育和不許有現代公民意識。
沒有公民的專制社會，自然充斥著奴民、順民、刁民和暴民。近幾年持中華人民共和國護照出國旅遊的人數大增，這本來是一件大好事，官方媒體稱這是中國國力提升的一個指標。但中國人的素質並沒有隨著國力的增強而提升，很多人把文化陋習帶出國門，像病菌一樣散播開去。
早前大陸遊客在香港地鐵車箱內進食所引起的一場罵戰，孔慶東罵香港人是「狗」和「欠抽」，這一齣戲到了現在已屬小兒科。大陸遊客在香港旺角鬧市街頭大小便，甚至在美國航空公司國際航班的座位上大便。大陸旅客在台灣爭座位大打出手，在澳洲民航客機上也大打出手。別以為這只是些極端事例，事實上在中國大陸本土的公眾場合，像這樣的事情到處司空見慣。
前幾年就聽說中國政府準備修訂《護照法》，其中有一條款，凡是出國言行舉止有辱國體的「醜陋的中國人」，將被扣發護照或限制出境。不管這一法律最後能否成文訂立，都印證出專制文化的因果關係。真是有什麼樣的政府，就有什麼樣的人民；反過來，有什麼樣的人民，也有什麼樣的政府。專制政權不許有公民社會，也不講公民教育，社會公德不是靠行政命令就可以提升的，公民社會裡的公民自治本身就是一種公民教育。這在中共統治下根本就不可能有這樣的空間。
其實當今中國有資格周遊列國的人，除了公款旅遊和腰纏萬貫富人，主要就是中產階級，連他們的素質尚且如此，何況連小康夢想都未曾實現的升斗小民！共產黨的「國情論」不是說得很明白嗎？中國窮、底子薄、人民素質低，還不適合民主選舉。而民主選舉就是公民訓練的一種，如果說中國人的素質低到不適合民主選舉，那麼他們其他文明指標也必定低下。
中國遊客把文化陋習傳遍世界
當然也要承認，中國人出境隨地便溺或者互相鬥毆的發生頻率並不是非常高，只能說那是一種戒不了的文化惡習。但有另一種陋習更為普遍，就是噪音喧囂，最近在國內和國外都被詬病的大媽「廣場舞」就是一例。作家劉心武曾寫過一篇文章分析中國特色的「喧囂文化」，他寫道：越來越多的中國遊客走出國門，把這種喧囂文化遠播四方，他們在公共場所旁若無人地發出浩大聲浪，造成噪音污染。中國人只要一「紮堆」，他們發出的聲音如果未達到一定的強力分貝，那就不叫直抒胸懷。大陸遊客之噪音侵略性是如此之強，無怪乎歐洲名勝諸如羅浮宮、巴黎聖母院之類，都為大陸遊客新增了中文提示：「請勿高聲喧嘩」，和中國政府制定的規章喜歡用「禁止ＸＸ」和「限制ＸＸ」的造句不同，人家的告示是勸諭式的，這正是文明素質的不同指標。
再來看看，中國雖然沒有公民教育，卻有密集式和強力灌輸的「愛國教育」，恰恰愛國主義正需要高音頻的群體性齊聲吶喊。要愛國就先要深恨這個國家假想的敵人，先不說低智反智的愛國愚民，只看幾個穿著軍裝的超級愛國者少將和大校，他們所用的語言不但高分貝，而且總是詛咒式和富於攻擊性的。因為他們認為自己的聲音代表整個國家和民族，並非什麼個人意志，而集體的吶喊必須是高音頻的咆哮。然而這種習慣集體吶喊和咆哮的國民，必然是素質低下和醜陋的國民。
samedi 30 août 2014
长夜漫漫 47 燕园岁月 17
大字报的内容形形色色，形式也多种多样。历史系有些人贴大字报问，王承昭哪里去了？江隆基在全校大会上回答说，1955年肃反运动中他跳未名湖自杀了，那次运动北大共有四人自杀身亡。有些人还贴大字报要反胡风运动中被当做胡风分子挨整的东语系教师刘振瀛表态，刘振瀛随后在校刊上写了一篇回应的文章，表示感谢党对他的教育，从中得益长进等等，此文一发表，立即遭到一片唾骂。十几年后，刘振瀛成了我的连襟，他和他的太太也知道遭骂，写那封回应文章是违心，但他认为在这环境下，为了孩子要活下去，不得不如此! 而1955年他被整，也确确实实地影响了他的三个孩子：那时他的大儿子正就读带有军工性质的南京工学院，刘振瀛被揪出，南京工学院立即令他的大儿子退学，他的二儿子已被选为留苏预备生，也被取消了资格，想考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分数达到了，却取在了哈尔滨工业大学，最惨的是第三个儿子，根本无缘进大学。在一个被扭曲了的环境中，是与非的界限很难划定。现在回过头来设想，如果刘振瀛在回应文章中控诉1955年被错整，三个孩子所遭受的连累，那么，顾文选，周铎就是他的前车之鉴。
从1957年的大字报中可以得知，1955年的反胡风和肃反运动在北大整了相当多的人，有大字报揭露，那时靠近宿舍区南门，有两座原来的宿舍被辟为关押被认为有问题的师生员工的准监牢。一些信仰天主教，基督教的师生被整被关押。
有一天，校方突然宣布，有一张托派分子贴出的小字报，要求师生们举报是谁贴的，过了两三天，开临时性全校大会宣布已侦破了托派大字报问题，当场抓走了一位女学生，据我的一位同班同学说：这位被抓走的女生戴着手铐离开大饭厅走过他身边时态度从容，有种视死如归的感觉.
据说哲学系学生的<政治质量>最高，不是党员便是团员，那里是没有非党非团的<白板>的。但哲学系某班的团支部书记也贴大字报随后要被定为右派分子了，有一天他想要跳楼，被几个同学拉住了，这当儿有人说他拿出水果刀来要行凶杀人，此人立即被逮捕，过了几天被枪毙，行刑的那天，还特邀北大某些班级的学生去现场观看!
我们年级有位同学叫刘奇弟，据说是1951年考入老北大物理系的，休过学，1955年肃反时被整过，有幸和胡风关押在一起，他曾和胡老先生有深入交谈，了解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真相，519以后，刘奇弟贴过好几张大字报为胡风伸冤，一张大字报的题目为<胡风绝不是反革命> 有一个对联：铁窗禁忠良 天昏地也暗。 还用<白毛女伸冤>的形式挂起一个招魂幡. 这位刘奇弟同学被打成极右分子，瘐死狱中。
从1957年的大字报中可以得知，1955年的反胡风和肃反运动在北大整了相当多的人，有大字报揭露，那时靠近宿舍区南门，有两座原来的宿舍被辟为关押被认为有问题的师生员工的准监牢。一些信仰天主教，基督教的师生被整被关押。
有一天，校方突然宣布，有一张托派分子贴出的小字报，要求师生们举报是谁贴的，过了两三天，开临时性全校大会宣布已侦破了托派大字报问题，当场抓走了一位女学生，据我的一位同班同学说：这位被抓走的女生戴着手铐离开大饭厅走过他身边时态度从容，有种视死如归的感觉.
据说哲学系学生的<政治质量>最高，不是党员便是团员，那里是没有非党非团的<白板>的。但哲学系某班的团支部书记也贴大字报随后要被定为右派分子了，有一天他想要跳楼，被几个同学拉住了，这当儿有人说他拿出水果刀来要行凶杀人，此人立即被逮捕，过了几天被枪毙，行刑的那天，还特邀北大某些班级的学生去现场观看!
我们年级有位同学叫刘奇弟，据说是1951年考入老北大物理系的，休过学，1955年肃反时被整过，有幸和胡风关押在一起，他曾和胡老先生有深入交谈，了解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真相，519以后，刘奇弟贴过好几张大字报为胡风伸冤，一张大字报的题目为<胡风绝不是反革命> 有一个对联：铁窗禁忠良 天昏地也暗。 还用<白毛女伸冤>的形式挂起一个招魂幡. 这位刘奇弟同学被打成极右分子，瘐死狱中。
vendredi 29 août 2014
长夜漫漫 46 燕园岁月 16
写到这里，我感到有些为难了，因为北大的鸣放和反右是近代中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场景也极为广阔且多变，以我个人的观察和掌握的资料，绝对不可能给出一个全景图，想来想去，我只能记述我亲身经历的那些事，让这些具体的事情说话。
1957年5月25日，西语系英语专业三年级学生在办公楼的大礼堂召开了一个<反三害 控诉会>
我全程参加了。 英三的两个学生顾文选和周铎以自身经历控诉了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恶果，此时在校内外引起的反响很大。本来我想从我的观察角度写一写这件事，刚才我在网上搜索，看到记述这件事的文字很多，下面我就图省事，转载王友琴的文章如下：
再贴出王文之前，先告诉大家，顾文选于1970年3月5日在北京和遇罗克一起被枪决，周铎则在文革中被折磨致死。
并非一个人的遭遇 （续）
王 友 琴
“右派份子”在文革中遭到更重的迫害
顾文选在文革前就服完了他的徒刑。丁抒书中说的“永不能回到社会”，意思之一是，服完徒刑之后，他不能回到社会上和别人一起工作，而是必须留在劳改农场。这种情况，当时的专门说法叫作“留场就业”。也就是说，虽然已经不是在押的“犯人”了，但是仍然留在原来的地方，不得离开。其他方面，也和普通人不一样。
文革开始的时候，“反右派”运动已经过去九年了。文革中，“揪出”了一大批新的“牛鬼蛇神”。这些新的“牛鬼蛇神”中，有一大批就是在1957年“反右派运动”中的领导者。1966年,所有大学的中共党委负责人都被“打倒”，就是在1957年把一大批教授和学生划成“右派份子”的人，也都变成了“敌人”。他们遭到毒打和侮辱，有的被打死，有的在饱受折磨后自杀身死。但是，他们被“打倒”，丝毫不意味着9年前被他们“打倒”的人有翻案的可能。在当时的政策下，任何替自己辩护的行为都可能被叫做“翻案”，而“翻案”就被当作“反革命”行为。
在文革中，不但“右派份子”是“运动”打击的“牛鬼蛇神”的主要类别之一，连那些已经“摘了帽子”的“右派”，仍然被叫做“摘帽右派”，而一些没有被划成右派份子的人，则被叫做“漏网右派”，都遭到各种残酷打击。“地富反坏右”成为一个人人能流利使用的新汉语词语。
在１９５７年被送到“劳改农场”去的“右派分子”，文革开始后受到的惩罚也往往升级。复旦大学物理系的李梧龄老师，１９５６年毕业留校任教，１９５７年被划成“右派分子”,被送到安徽省南部的白茅岭农场“劳动教养”。１９６５年底解除了“劳动教养”，留在农场。１９６６年文革开始，他又遭到“斗争”，并在１９６９年被作为“反革命犯”判刑１２年。直到１９７８年底，他才恢复了自由。他写有《泣血年华》一书（香港博思出版社，２００２年），这是现在仍然非常少见的一本“右派分子”出版的关于所受迫害的自传。这本书真实记录了他从１９５７年开始的２２年苦难生活，其中包括文革时期。文革前他所受到的虐待就非常严重，文革时期所遭受的，又超过了文革之前。
在一篇题为“劳改纪实”的文章里（收入《我亲历过的政治运动》，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66－141页），作者梦波，1957年时是北京师范大学化学系四年级学生，“戴上右派帽子”后，被送到清河农场劳改。他和顾文选的情况类似。他的文章里，描述了在1966年夏天，红卫兵到劳改农场“造反”，毒打了在那里被“劳改”的人。紧接着，劳改农场内部也组织了对那里的“右派份子”的大规模的残酷殴打。那个夏天在北京有数千人被红卫兵活活打死。劳改农场中的暴行和北京城里不但时间上同步，残酷程度也类似。
１９５７年被划的“右派份子”，如果幸运未被送去劳改农场而留在了城里的单位，文革中至少都进了本单位的“劳改队”和“牛棚”，受到长期的关押和“斗争”。而且，在体力虐待的残酷方面，远远超过了1957年。章乃器是前粮食部长，1957年被划成“右派份子”。1966年8月24日被红卫兵抓进北京王府井大街东侧的“吉祥戏院”。那个戏院里，当时每日有被打死的人的尸体运出。章乃器在那里被打成重伤。他没有被打死，因为他是名人，有民警到那里把他要了出来。国务院行政机关把他一家从原来的大房子里赶了出来，另外分配了小的住房。前《光明日报》总编辑储安平被抄家和殴打后，到北京颐和园附近青龙桥投河自杀，因水浅未死。后来他失踪。可能是被打死或者自杀了。
顾文选逃离劳改农场，就发生在这样的背景上。如果他不偷越国境，也许不至于被枪毙;但是毫无疑问，他一定会被“斗争”，被折磨、殴打、关押和侮辱。他也可能象很多人一样，在饱受侮辱和折磨后自杀。
横断面 III： 顾文选被划成“右派份子”
划成“右派分子”是凭什么？
顾文选在１９５７年被划成“右派分子”。
1998年，为纪念北京大学建校100周年，北京大学编辑出版了一些校史方面的书籍，其中篇幅最长也最为正式的，是两卷本的《北京大学纪事（1898－1997）》（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其中有一段关于顾文选的记载，现照录如下(见该书517页)：
（1957年）5月25日
下午，一些学生以西语系英三班和团支部的名义在办公楼礼堂召开了一个“反三害”的控诉大会。该系学生顾文选和周铎捏造了许多耸人听闻的“事实”，控诉“党的三害的罪过”。当晚，校党委书记、副校长江隆基在东操场电影晚会后向全校同学讲话，谴责了这个“控诉会”，并警告这些人，不要越出整风的范围。
这就是顾文选被划成“右派分子”的根据。
这段文字中的“三害”是指“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之害”。1957年，毛泽东号召“整风”，要人们批评这“三害”。但是听从这一指令提出批评者，如顾文选，很快就被说成是“控诉‘党的三害的罪过’”，对“三害”的批评反而成为一种罪过，批评者并且因此受到严厉惩罚。
1957年5月19日，北京大学的一些学生贴出大字报质问校团委关于出席共青团“三大”的代表是怎么产生的，然后学生开始贴大字报批评别的事情，并且出现了几个学生社团，其中之一叫做“百花学社”。
这个阶段非常短促。一个月之后，6月21日，《人民日报》就宣布北京大学的“百花学社”是“反动组织”。参加贴大字报的学生遭到全校大会的“批判”，组织也解散。
顾文选的讲话出现在这一短促的阶段中。北京大学的学生的活动只延续了很短一段时间。除了这个讲话，顾文选在那一时期没有别的更重大的活动。但是由于这个发言，顾文选被定为“右派份子”，并且为之付出了一生的代价。
预定人数比例划取“右派份子”
顾文选在会上“控诉”，发生在１９５７年５月２５日。
但是，实际上，早在5月15日，毛泽东就写出了《事情正在起变化》这篇文章。这篇文章当时在共产党高级干部中间传阅，普通老百姓和中下层干部却对此一无所知。毛泽东在这篇文章里，已经明确提出了要抓“右派”，比例可以达百分之十。
显然，这个比例将造成数字巨大的受害者。
这篇文章在２０年后，１９７７年才在《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中公开发表。公布的时候，不但是“右派分子”，连那些在1957年积极参与迫害“右派分子”的一部分共产党干部，也已经在文革中间被整得死去活来，成了按比例整人模式的新一轮受害者。
北京大学学生贴大字报鸣放开始于１９５７年５月１９日，顾文选发言“控诉”更在６天之后。所以，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当北京大学学生响应号召起来“帮助党整风”的时候，陷阱已经为他们准备好了，“右派分子”的 “帽子”和要划取的比例及人数，就已经制定好了。
如果顾文选不出来“控诉”，那么别的人，即使说的话没有顾文选激烈，也会被戴上同样的“右派分子帽子”，以凑够人数。
据《北京大学纪事（1898－1997）》1958年1月31日的记载，在1957年“反右派运动”和1958年初的“反右补课”中，北京大学把589个学生和110名教职员，一共699人，划成了“右派份子”。在同书的1982年部分（那时“右派分子”回到学校办理“改正”即恢复名誉）说，北京大学反右派时划了716个右派份子（890页）。716个和699个是两个不同的数位。这显然是因为前一次统计数少了。
应该注意到，当时北京大学全校学生人数是8983人，教职员人数是1399人。北京大学被划成“右派份子”的人，不但数位大，而且比例高。
关于制定比例抓“右派分子”，除了上引毛泽东５月１５日的文章以外，我们可以看到，在毛泽东１９５７年７月９日在上海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他说：“右派只有极少数，象刚才讲的北京大学，只有百分之一、二、三。这是讲学生。讲到教授、副教授，那就不同一些，大概有百分之十左右的右派。”（《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
作为印证，还可以看到，中共中央转发的中共北京市委《关于反右派斗争情况的报告》说，“到1957年8月7日止，全市已经发现高校教授右派份子192人，占教授总数1390人的13。8％。”（转引自《大逆转》一书，365页）
这也就是说，在毛泽东作７月９日讲话一个月后，８月７日中共北京市委划取的学生和教授中右派分子人数已经超过了这个比例。这可能是毛增加了比例，也可能是下面的干部积极奉迎上级意图的结果。
文革后，官方公布在1957年划为“右派份子”的人数是50万，而1957年时毛泽东讲话中说的“知识份子”人数是500万。有学者经过仔细研究后认为实际上“右派份子”人数超过50万，但是仅仅这个数字，就说明毛泽东把百分之十的“知识份子”划成了“右派分子”。（这样计算，是因为工人中间有“右派言论”的人被划成“反社会主义分子”，有不同的名称。）
毛泽东后来很得意地将此称为“阳谋”，也就是说，一种公然玩弄的诡计。在强权压迫之下，甚至直到文革后，也仍然没有人能够发表文章公开质疑这种把上百万人戴上“右派份子”的“帽子”并且加以严厉惩罚的作法，没有质疑这种 “阳谋”策略，没有质疑根据比例制定打击迫害的做法。
这种制定比例和数位来杀人以及进行迫害的做法，并不是毛泽东从１９５７年才开始的。这种做法在更早的年代就已经执行。
害人者也成为被害者
这段记载中说到的那天谴责和警告了学生的江隆基，是当时的北京大学中共党委书记、副校长。北京大学716人成为“右派份子”，应该是江隆基主持决定的。当时各个单位的“右派份子”，都是由各单位的中共党委或者总支决定，然后报上一级党委批准。这在1957年10月15日的“中共中央通知”里写得非常清楚。早在文革之前，这种“一元化”就已经如此严重，不是通过司法系统（那个司法系统也是在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之下的）审理，而是共产党的各级基层组织有权直接惩罚普通人民，也无须以法律为量刑准则。
1957年11月1日，中共北京市委通知调陆平到北京大学任党委第一书记，江隆基由第一书记改任第二书记。陆平比江隆基更为严厉地抓“右派分子”。相比之下，江隆基倒显得温和了。1958年2月1日，新的第一书记陆平向全校师生员工作关于“处理右派份子”的报告。1959年1月江隆基被调离北京大学，调任兰州大学校长和党委书记。
1966年6月1日晚，由毛泽东命令广播的北京大学聂元梓等写的大字报攻击陆平是“黑帮份子”。这张大字报的广播开始了全国攻击教育界人士的高潮，陆平也因此在全国变得人人都知道。文革中陆平遭到了长时期的残酷的“斗争”。除了在“斗争会”被“斗争”之外，他被长期关押，还曾经被用绳子捆住双手吊起来进行审讯、逼供。
江隆基在兰州大学，也被中共西北局和甘肃省委确定为文革的重点攻击对象。从１９６６年６月２日开始，江隆基遭到学生大字报的攻击，他被说成有“诋毁毛泽东思想”等等“罪行”。1966年6月17日，江隆基被一些学生从家中揪出，拖到操场。学生用桌子板凳层层相叠，强迫江隆基跪在上面，头上套了一个十多斤重的铁笼子。这一天“揪斗”了７０多人，操场上跪满了被“揪”出来的人。第二天又继续“揪斗”了１００多人。6月23日，中共甘肃省委作出决定说江隆基是“反党反社会主义份子”，同日，在兰州大学开大会“斗争”江隆基，再次对他使用罚跪、戴高帽子、拳打脚踢、游街等方式。6月25日上午，甘肃省委召开万人大会，宣布“撤销江隆基的党内外一切职务”。当天下午，江隆基自杀。
在兰州大学，从１９６６年６月到８月，还有６个人被“批斗”自杀身亡，１４人自杀未死，有的留下终身残废。
江隆基，1905年生，陕西人，1924年考入北京大学，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0年代初开始担任北京大学中共党委书记和副校长。没有材料显示他反对共产党中央或者反对毛泽东。事实上，他代表共产党统治大学十多年。因为毛泽东要进一步改变大学，就“打倒”当时所有的大学领导人。江隆基的被“打倒”，是文革中各大学共产党党委负责人的共同命运。他在死前遭到那么残暴的对待，则部分是当年他也参与过的反对“温情主义”的结果。他的死，是共产党人被共产党吞噬的典型例子之一。
上引《北京大学纪事（1898－1997）》说：“学生顾文选和周铎捏造了许多耸人听闻的‘事实’”。这显然是当年江隆基和北京大学当局的说法。这本《北京大学纪事》没有记载顾文选讲话的具体内容。但是，尽管江隆基和北京大学当局说顾文选“捏造”事实，他们自己显然都没有调查过顾文选所说是否真实，因为顾文选和周铎下午在会上说话，当晚江隆基就提出谴责和警告。当江隆基这样说的时候，当然根本不可能有时间对顾文选所说的事情作过任何调查。也就是说，江隆基知道，顾文选所说的是不是事实，根本不是他需要考虑的。
文革中江隆基遭到攻击并遭受折磨和侮辱的时候，他很快就自杀了。这不但是因为他遭受的“斗争”太野蛮太残酷，也因为他不抱希望，不会指望上级最后会调查清楚他的“问题”——他确实并没有“反对毛泽东思想”。他早就清楚地知道“运动”是不讲道理不讲逻辑不讲事实的，他自己在北京大学就对７００多个“右派分子”这样做过了。
引人发问的是，当江隆基1957年在北京大学把顾文选这样的年轻学生划成“右派份子”的时候，他是否意识到，这样把一群年轻人从社会的肌体上无情地撕扯下去的做法，有一天也可能应用到他自己身上？希望他当时只是由于智力不够而没有意识到也不能预测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而不是他明确把对他人的无情攻击作为他的人生战斗理想和目标；希望他在文革中自杀时，不是仅仅因为作了这场残酷“革命”中的失败者和失意者才绝望，还否定了他自己也曾经参与的这种残酷的斗争方式本身。
文革后，在非正式的谈话中，有人把江隆基这类人在文革中的悲惨遭遇，看作他们在早年以同样方式对待别人的行为的“报应”。这只能当作被害者无处表达冤屈也不能指责害人者时采用的一种说法，而不能当作事实，因为比江隆基在迫害人方面起更大作用的负责干部，并没有遭到类似惩罚。
江隆基在文革开始后遭到粗暴攻击，也根本不意味着他曾经害过的人得到了伸冤的机会，更不意味着他对别人的迫害被否定，而是在被称之为“继续革命”的文革中，被迫害的圈子大大扩大了，于是原来的害人者，很可能转化为被害者。
江隆基的悲剧，是与顾文选的悲剧相关联的另一类悲剧。革命的车轮用人血来润滑。一度在车上领导革命的人，也会被拋下车去碾死。江隆基在这方面不是唯一的例子。在文革中，这样的人为数甚多。
但是，在江隆基的死和顾文选的死之间，仍然有逻辑上的强烈联系。是从1957年的迫害出发，才走到文革的更大的迫害的。是在1957年把“一丝丝”的“温情”都痛加批判之后，暴力迫害才能愈演愈烈的。也是在那些迫害人的人在1957年后得到提升，才有更多的人充当迫害人的先锋。在1957年的大学，就为文革准备好了迫害人的思想以及进行迫害的一类人。正因为如此，1966年6月，文革的一切都好象水到渠成那样开始了。尽管文革如此反文明反传统，但是文革启动的时候并没有遇到阻力和反抗。
周铎的悲惨遭遇
周铎是在１９５７年５月２５日和顾文选一起在“控诉会”上讲话的人。笔者虽然没有能找到认识顾文选的人，但是采访到多位知道周铎的人。周铎的故事也十分悲惨。
周铎出身于南方乡村，１９４９年考入清华大学外文系，学习英语。１９５１年，周铎还没有毕业，就被调到公安部门当翻译。因为当时公安部门抓了一批外侨，指控他们是“外国特务”，审讯这些人需要英文翻译。从清华大学外文系调去了两个学生，周铎是其中之一。在公安部门工作的时候，他看到了审讯中打骂和用刑等黑暗现象。
周铎不喜欢在公安部门作这样的工作，要求复学以学完大学的课程。但是，清华大学的文理法专业已经在１９５２年“院系调整”的时候被取消了。他当然不可能回到清华大学外文系，于是在１９５４或１９５５年，到了北京大学西语系继续读书。
周铎曾经私下告诉他的同学和老师，他看不惯公安部门打骂侨民和对他们用刑的做法，所以离开了公安部门。上面提到的西语系的黄继忠老师听说了以后，认为国家机关这样无法无天，是严重的问题，请当时的北大西语系主任冯至先生往上反映。冯至先生是著名诗人和翻译家，当时也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据说冯至先生让周写成书面材料。他写了，后来又在会上讲了这些。
５月２５日的会是在北大办公楼的礼堂开的。听的人很多。顾文选和周铎的讲话内容在听众中引起了很大的震动。没有去参加会的人，也听说了这个会议。
因为和顾文选一起讲话，周铎被划成“右派分子”中的“极右分子”。对他的处罚是“监督劳动”。他被“监督劳动”四年后，在１９６１年恢复学籍，回到北京大学西语系，和１９５７年入学的学生一起继续学完功课。１９６２年毕业后没有分配到工作，在北京大学的工厂劳动。
文革开始后，北京大学在北京最先建立了校园劳改队。他一直在那里“劳改”。他被强迫缝了一个黑袖套戴在衣服袖子上，上面写有白字“右派周铎”。
1968年，周铎被关进了北京大学的“监改大院”，也叫“黑帮大院”。那是北京大学文革当局建立的校园监狱，位于现在的塞克勒考古博物馆的位置上。这个监狱关押过２００多人，是那个时代典型的所谓“牛棚”之一。在那里发生了大量残酷而丑恶的事情。
曾经被关在那里的一位教授告诉笔者，在“监改大院”里，周铎挨打最多。他的裤子上总是沾满鲜血，非常可怜。看守的红卫兵经常用竹片子打他。竹片子打人是最疼的。
在“黑帮大院”里，看守的红卫兵学生还常常把周铎当作寻开心的对象。空闲的时候，就大叫“周铎，过来。”周铎走过来后，站着，他们用棍子打他的两只脚。他们打一棍，周铎的脚缩一下，他们又打一下，周又缩一下。他们从中取乐。有一次，骡车拉东西。饮骡子的时候，看守的红卫兵叫周铎和一个法律系的教授，象骡子一样套上车拉着车在院子里来回跑，他们则把这当热闹看。
另一位一起被关的教授说，周铎可能装疯卖傻，也可能是真的。那时候通常只给“牛鬼蛇神”吃窝头，不给吃馒头，但是有一次有馒头的时候，周铎也只吃窝头。有人问他为什么，他说：我有罪，只吃窝头。早上很冷的时候，他起床后拿着一本毛语录，站在门外一个钟头，一页都不翻，发呆。他从地上拣柿子皮吃，拣土块吃。这个人的故事可以写一本叫《狂人》的书。他也可能有一点装。被迫害得没法子了，不能反抗，只好这样。
在“监改大院”里有“监规”：不准互相谈话，走路不准抬头。所以这两位教授都不能和周铎谈话。他们不能确定周铎是装傻，还是长期的折磨已经造成了他严重的精神问题。但是周的健康问题是十分明显的，他失去了几乎全部牙齿和头发，瘦弱不堪，面无血色。
在全校性的“监改大院”被关了１１个月以后，周铎和西语系的其他“牛鬼蛇神”被从那里转押到西语系的“牛棚”中。当时西语系在４１楼关押了一批人，其中大多数是年纪较大的教授，所谓“反动学术权威”，还有两个很年轻就被划成“右派份子”的人。他们睡上下床。周铎睡在进门后右手边的上铺。睡在他下边的，是老教授朱光潜。
当时有一个监管这些“牛鬼蛇神”的西语系学生，非常凶暴。这个人进门，从来不用手推门，而是一脚踢开。他进门后，全部被关的人都要站起来。这个人开门用脚踢，每次进门以后就转向门的右边，甩开膀子狠打周铎几个耳光。
“牛棚”里的人看到周铎天天被打，毫无办法，只是后来按照这个打人者的姓名的谐音，起了个外号叫“暴徒”。很多年后说起这件事情，北大西语系的两位老师气愤难平，说，周铎被折磨死了，“暴徒”现在却活得很好，他半夜的时候不觉得有愧吗？
北京大学物理系的李淑娴老师在１９５７年也被划成右派，她因此被送到北京郊区门头沟区的农村劳动。她说，她在西语系“右派分子”劳动的马兰村看到过周铎。周铎脸虚肿，走路腿瘸，一拐一拐的，头发也快掉完了。那时候正是“大跃进”，农村搞“大深翻”，把土地深翻到有两三铁锨深，不但把生土翻上来盖住了熟土，对庄稼只有坏处没有好处，而且把人累得要死。“右派分子”要想“摘帽”，就要拼命“表现好”，既要劳动表现好，又要政治表现好。因此，甚至在“右派分子”中，也没有人理睬周铎，因为觉得他“问题大”，“控诉”了共产党，对共产党“没有感情”，和自己“不一样”。
文革给被“斗争”的人“定性处理”的时候，周铎从关押中被释放，居然还被称为“宽大处理”。掌管北京大学的“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召开全校的“宽严大会”，以体现他们执行“党的给出路的政策”和“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没有被戴上手铐抓走的人，定上不同的罪名，允许回家，就算是“从宽处理”的。周铎也列在其中。自从被划成“右派分子”，他受尽了各种各样的迫害，他的生活都被“革命”榨取了，最后还不得不扮演一个甘心认罪、感谢被“宽大处理”的可怜角色。这不是黑色幽默，而是彻底的残忍。
周铎当时身体已经非常坏，他在被“从宽处理”后离开了北大，不久后就死去了。他没有结婚，没有家庭。现在无人能提供他死在何时何地。
横断面 IV 顾文选在“肃反”中的遭遇
在１９５７年５月２５日的“控诉会”上，顾文选说了什么？上引《北京大学纪事（1898－1997）》未作记载。
笔者查到，1957年7月4日的《人民日报》第二版，头条文章题为“章伯钧召集的一次紧急会议”，作者署名是“闵刚侯”。这篇文章里提到的事情，和顾文选及周铎有关。
这篇文章是在“揭发”6月6日章伯均和北京六位教授的谈话。其中有一段：
在章伯钧说了现在学校的情况十分严重，请大家来研究并考虑在运动中应该怎样工作后，费孝通首先说现在大学的学生都动起来了。情绪激烈，从这运动揭露出来多次问题看，情况是十分严重的。听说北大有二个学生控诉在肃反中被错斗，有人听了流泪，这种事情在我们知识份子看来是不能容忍的。想不到解放以后，还有这些事，简直是太黑暗了。今天在我内心中产生了一种新的感情。我对学生所揭发的这些事实是同情的，学生搞起来，事情很容易扩大，现在学生到处找领头的，如果老师加上去，事情可以闹大。当然要收也容易，三百万军队就可以收，但是人心是去了，党在群众中的威信也去了。他说，今天的问题是制度造成的，非党人士有职无权，党团员掌握大权，作威作福，我看不是个人的作风问题，而是制度造成的。
这篇文章里说的北大二个学生，当是顾文选与周铎。
在当时的情况下，这篇文章的作者很可能是强化了费孝通的批评口气以作为费孝通的“罪行”的。在同一天的《人民日报》上的文章中，有非常明显的不符合事实的报导。我们难以判断是否费孝通在其讲话里真的用了“黑暗”这样的词。从后来实际发生的事实看，不但是“黑暗”，而且是“血腥”，不但蒙蔽了人们的眼睛，而且剥夺了人们的生命。但是在当时，夸大人们对共产党和政府的批评的激烈程度，然后以此为理由给人定罪，是普遍的事情。特别是因为不允许自我辩护，所以各种夸大性的“揭发”相当容易发生。不过，我们可以判断费孝通在讲话中，是确实提到过顾文选的。我们也从中知道，顾文选和周铎在１９５７年５月２５日所说的，是关于1955年的“肃反”运动中被“错斗”，象费孝通这样一个年龄大阅历深的人也深受感动，可见顾文选和周铎的演讲相当动人。
费孝通和顾文选一样，都被划成“右派份子”。对于“右派份子”的处罚，权力当局的做法是，对原来地位高名气大的人比地位低名气小的人实行的处罚较轻。费孝通是从有名的教授成为有名的“大右派”的。对这些教授的处分一般是降薪降级，还留在学校里。比如，北京大学历史系的向达教授，原来是一级教授，被划成“右派份子”后，降了一级，成为二级教授。清华大学的钱伟长教授是从一级降成了三级。而大批成为右派份子的大学生，他们常常被轻蔑地称为“小右派”，由于他们的一次发言或者一张大字报，被送到劳改农场，精神上物质上都被踩到最底层。
1956年以后，大学教师的工资就几乎没有提升，所以到文革的时候，那些在１９５７年被划成“右派份子”后遭到降薪降职的教授的收入，相对来说仍然不算低。这甚至成为他们在文革中受到打击的一个原因，因为在学校里工作的比他们年轻的人，工资大大低于他们，对他们心存嫉妒和怨恨。
费孝通，1910年生，1933年考入清华研究院，1938年在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获得博士学位，1940年代任教于西南联大，1957年时是中央民族学院教授。1957年，费孝通因为发表“知识份子的早春气候”，是当时报纸上受攻击最多的“右派份子”之一。他成为“右派份子”后，仍然在中央民族学院。在文革中，费孝通也被“斗争”，进过校园“劳改队”，住过“牛棚”。文革后，“右派份子”被“改正”，他担任很高的职务，也常常在报刊杂志上发表各种文章。但是始终未见他写到他所经历的“反右派运动”，当然也没有再提到他当年讲话中说到的顾文选和周铎。1957年，听顾文选说在“肃反”中被“错斗”，费感到震动，说了上面引用的一些颇动感情的话，也在道义方面表示同情。文革中，顾文选被枪毙。可是，文革后，费孝通可以公开发表意见的时候，他却不再为顾文选的遭遇说任何话了。虽然言论环境变了，但是费孝通也变了。即使压力撤去，被压抑的心态不能象弹簧那样恢复原状。
顾文选已经被枪杀，再也没有可能来说出他后来的更悲惨的遭遇。活着的人如费孝通，有亲身经历，对当时的事件发展，从“右派份子”的角度有清楚的了解，同时又有写作的能力，是应该写出他的见证的。他没有写，可能有各种原因。但是他是应该写的。２００２年春天，笔者两次给他写信，告诉他笔者正在撰写关于顾文选的文章，向他询问有关顾文选的情况以及他对当年的事件是否还持有原来的看法还是有新的看法。非常遗憾，至今没有收到费先生的回信。
片断V： 顾文选在“肃反运动”中找不到的《广场》杂志
据北京大学的一名和顾文选在同一时期被划成“右派份子”的学生陈奉孝说：
顾原来在杭州公安局工作。五五年由反“胡风反革命集团”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搞了一次大规模的肃反运动，那时顾在公安局里亲眼看到了大量无辜的人受牵连而遭受迫害，他看不惯，替人说话，结果也被打成反革命，并受到严刑拷打。五六年共产党也觉察到了肃反有点扩大化了，因此提出了一个口号，叫做“有反必肃，有错必纠”，顾被放出来了，以社会青年的身份考入了北大西语系。他在控诉会上以个人的遭遇，对“三害”进行了控诉，与会的同学听了以后都哭了。后来他的这次发言，百花学社为他出了专文，取名就叫《一个人的遭遇》。（陈奉孝，“我所知道的北大整风反右运动”，印入《没有情节的故事》，497－498页，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北京，2001。）
陈奉孝１９５７年时是北京大学数学系的学生，划为“右派份子”后，被判刑１５年。笔者多方辗转找到了他。他说，顾文选的文章印在百花学社办的杂志《广场》上。这个杂志仅仅出过一期。他现在没有这份杂志。
笔者开始寻找这一本载有顾文选文章的《广场》杂志。寻找过程的难度超出了笔者的预想。笔者曾经和其他象顾文选、陈奉孝一样被划成“右派分子”的北大学生联络，他们都没有这份杂志。笔者向北京的两所大学图书馆寻找，未找到。笔者曾经给北京大学历史系和中文系的教授写信求助，没有结果。
这一本《广场》杂志，曾经是北京大学一批学生被划成“右派份子”遭到严重惩罚的“罪证”。在当时人民大学学生林希翎被判刑１５年的判决书上，支持《广场》被列为她的罪行之一。然而，这份杂志本身却再也找不到了。现在我们却无从知道这本杂志在哪儿，里面有什么，尽管很多人因这本杂志受苦甚至死亡。这甚至带给人一种荒诞感，象卡夫卡的小说。然而，这是研究当代中国历史不得不面对的现实。
最后，终于从住在巴黎的林希翎女士那里得到了顾文选的这篇文章。1957年，林希翎女士是北京人民大学法律系的学生。上文已经引用过她成为“右派分子”后再被判处15年徒刑的判决书。1957年5月23日，林希翎到北京大学发表演说，批评“肃反”中对人的迫害。两天以后，顾文选在会上讲了他在“肃反运动”受迫害的亲身经历。但是，实际上林希翎并不认识顾文选，甚至也一直不知道顾文选的名字。1957年被划成“右派分子”的这些大学生，其实是一些散在的个人，他们之间并无联络。甚至直到21年后他们得到机会恢复名誉之后，“右派分子”们也没有为他们的共同命运和历史作过多少书写和记载。但是另一方面，掌握无比权力的强有力的政权，把他们作为一个敌人群体而加以无情打击。
《广场》上的顾文选的文章有14页，标题是“我的遭遇”。杂志是近50年以前用手刻写在蜡纸上以后油印的，现在已经字迹模糊，但是勉强可读。
顾文选的讲话以一首诗开始，说明他的心迹，不是反对共产党，而只是反对共产党里的错误。
本来我不计较我的不幸，
我以为时间，这浩荡长流回把它冲洗干净， 那时我将和过去没有创伤时一样， 在生活中享受着愉快和平静， 可是我没有力量摆脱那惨痛的记忆， 市场在寂静的黑夜中被噩梦惊醒， 受了创伤的自尊心得不到片刻的安宁， 脑海里不时缠着镣铐的声音。 我们的时代是个明朗的春天， 但也停留着片片黑云， 就是这些黑暗的东西， 毁掉了多少人宝贵的青春， 我不能再沉默下去了！ 我要呼出这人间的不平。 请人们看清“三害”的面貌， 共同燃起真理的火炬把它烧个干净。
顾文选自述，１９４９年时他１５岁，在杭州“参加了革命”：他参加了共青团，以后一直在杭州公安局工作。１９５５年６月中旬开始“肃反”，“当时我对肃反并不在意，因为我没有问题，在国外也没有什么亲友，我的亲友中也没有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肃反无论如何也肃不到我头上来，顶多我和大家一起学习。可是想不到当天下午我们机关里的领导人就布置人斗争我了。他们掌握的材料主要是：诬蔑打击领导，拉拢小集团，文艺思想反动。”
顾文选认为他的悲剧在于“过分心直口快”，“太单纯，太忠厚”，所以被领导和品德不好的同事忌恨。
至于他的“反动文艺思想”，只是他练习写作，写了两篇小说，其中一篇写了农村出身的共产党干部进城后遗弃原妻。仅仅为他的“反动文艺思想”，就斗争了他一整天。
顾文选被连续斗争几天以后，因为他不认罪，一天晚上遭到一群斗争他的同事的殴打。打得非常厉害。他回手保护自己。结果，他的同事指控他“打人”，用手铐把他反铐，又用麻绳把他捆绑起来。这些人打电话报告了“五人小组”之一的一个副局长后，就把顾文选送到杭州市监狱。在那里把他上了脚镣手铐关起来。他被关了四个月。
顾文选说，逮捕他是违法的。理由之一是没有逮捕证，以后也未补发，逮捕后３６小时内一直没有提审，完全破坏了逮捕条约。
顾文选还说，监狱里的饭食很差，蚊子很多，狱规很苛刻。
他给出了种种细节，包括打他的人的名字，时间，地点，还一一告诉了监狱里吃的东西。他说他说的都是实情，不会一分造假，可以调查。
从法律的角度看，即使顾文选的描述有不合乎事实的地方，也不是犯罪。另外，这些描述看起来是相当真实的。这也是当时连费孝通也受了感动的原因。尽管北京大学当局说他捏造事实，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１９５７年的“右派分子”和文革中“牛鬼蛇神”所遭受的，比顾文选所说的还要坏得多。监狱的伙食还要差，对在押犯人的虐待还要严重，逮捕和判决的程式破坏得更多。从１９５５年到１９７０年代，迫害人的制度越来越严酷。
顾文选仅仅讲了他一个人的遭遇。我们却可以从别的方面的材料来了解“肃反”是怎么对千万人进行的。
肃反的指导性文件之一，题为“中央十人小组关于反革命份子和其他坏份子的解释及处理的政策界限的暂行规定”，这个“规定”上署明的发出日期是一九五六年三月十日。在这个“规定”中，在分条列出了所有的可以定为“反革命份子”的类别以外，有一条说：
“品质极端恶劣的蜕化变质的份子。这种人可以不计算在5％左右的坏人以内，列入审干范围去处理。”
这条规定，很清楚了从侧面证实了每个单位是有5％的打击对象的定额的。
一些参加了“肃反”的人们向笔者描述说，当时各单位都成立了“五人小组”领导“肃反”，都是要凑够5％的比例，拚命威逼恐吓，要抓出足够的“反革命”数字来。这里有来自上面的领导机构的压力，也因为本单位里有的人要趁机积极立功。
要注意到，在1955年进行的这一场“肃反”运动之前，已经有过“镇压反革命”运动。官方公布的资料：在1950年１２月到１９５２年中，“关押各种反革命份子２７万，管制２３万，处以极刑（杀）７１万。”（《中国昨天与今天，1840－1987国情手册》，马宇平，黄裕冲编写，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７３７页）。毛泽东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说的则是杀了100万。
“镇反”杀人，也是定好了比例来做的。毛泽东有“关于杀反革命的数位，必须控制在一定比例以内”的说法。此话引自１９７７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４０页，文章题目是“镇压反革命必须实行党的群众路线”，书中说明写于１９５０年５月。
《当代中国重大事件实录》（北京，华龄出版社，１９９３，２７７页）中有这样一段话：
１９５１年５月１０日至１６日，“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在京召开。会议根据公安部长罗瑞卿的报告及毛主席的指示，于１５日通过《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决议》，并经中共中央批准发至中央局及省市、区党委。
这个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决议》中说：
各地杀反革命的数位，必须控制在一定比例以内：在农村中，一般应不超过人口的１％；在城市中以０。５％为宜；对党政军及文教、工商、宗教及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内部清理出来的应判死刑的反革命分子，一般以处决十分之一二为原则。（上引书同页）
这段文字和《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是同一段文字，只是《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中少了关于杀人比例的句子。农村可杀１％，城市可杀０。５％，不太可能是公安部长罗瑞卿这样的人在毛泽东的原文中加进去的，而只可能是在２６年后，《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编辑因其杀气太凶、邪气太外露而删掉了这些杀人的百分比。
制定比例来杀人，意味着不必有罪证也不需要经过审判。而且，１％和０.５％是巨大的杀人数字。在杀了这么多“反革命”和关了大量的“反革命”以后，还要进行一次全民性的“肃清反革命”。为此，全国竟然有75万专职肃反干部，作了328万人次的外出调查（同上书，740页）。
“肃反”动员的人力，除了任用７５万专职干部，还要加上所有以开会等等形式参加的普通工作人员。“肃反”人力消费非常庞大，用掉的经费也一定极其可观。
这些数字的来源，是当时的公安部长罗瑞卿的报告，题为《我国肃反斗争的成就和今后的任务》。他显然是“肃反”以及在更早时候进行的“镇反”的指挥官。
为了“挖”出百分之五的“坏人”，“审查”了多少人呢？在《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一书中，关于1955年到1956年的“肃反运动”，作者朱正指出，当时每个单位都按照统一部署，成立了一个“五人小组”，在本单位选定运动对象。为了“造声势”，还选出一些人来逮捕，造成运动所需的紧张空气。他根据一系列材料，分析道：有一百三十多万人在“肃反”中被整肃；当时全国的各种机关团体学校企业单位的工作人员共计约670万人，在这些人员中，每五个人就有一个肃反对象。“斗争面”就是这样宽泛。（256－261页）
在上面引用的顾文选的《我的遭遇》一文中，他自己以为他没有“问题”，不会成为“肃反”的对象，但是他却在“肃反”一开始就遭到“斗争”，显然是因为要凑够５％的比例，必须找出新的“斗争”对象。顾文选也是由“五人领导小组”的成员之一命令逮捕却不需要有逮捕证的。
“肃反”打击了太多的象顾文选那样的人，因此，在１９５７年，批评“肃反”成为所谓“右派言论”中比较多见的内容之一，后来也成为划定“右派分子”的罪行之一。中共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划分右派份子的标准》中专门规定了一项：“攻击肃清反革命份子的斗争”的，应划为“右派份子”。这样，顾文选就被牢牢框住了。
应当指出的一点是，控诉自己遭受的迫害，其实和从根本上怀疑否定这个“肃反运动”，是有所不同的。从现有材料来看，顾文选并没有从整体上否定“肃反运动”，而仅仅是揭露了“肃反”中的“问题”。但是，当时这就成了严重的“罪行”。这当然是因为最高当局不允许对“肃反”提出批评。同时，我们也可以由此知道，当时没有人从整体上反对“肃反”，没有人作深层的否定，于是大学生顾文选就成了站在最前排的先锋人物，也就最先被击中。
把社会中的一个很大数字的人群，划出来进行“审查”，隔离审讯，再从中又划出一部分作为受到永久性处罚的“敌人”，这样的做法，几十年来不断实行，以致有的中国人已经把这样的做法视为象刮风下雨一样的常态，不从根本上去质疑和反对。事实上，在人类历史上，古今中外，这样一个由当权者制定比例和数字来打击杀戮人民的做法，只有史达林作过。
罗瑞卿文革被“斗争”
主持“肃反”的罗瑞卿，1906年生，四川南充人，在中学时代参加共产党，“镇反”“肃反”“反右”运动时期任公安部长，并升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总参谋长，中央军委秘书长，成为军队的最高权力圈中仅次于林彪的人物。后来被毛泽东确定为文革的头一批打击对象，所谓“彭罗陆杨”中的一名。1966年3月在高层被清洗后，立即被关押。他在1966年3月18日跳楼自杀，没有死，但是摔断了腿，后来截肢。
大规模的学生群众运动兴起以后，罗瑞卿从秘密关押变成了由群众“斗争”。1966年12月，罗瑞卿脖子上挂着大牌子，被装在一只箩筐里，拖到北京的体育场里，和其他“反党份子”一起遭到红卫兵的“斗争”。他被装在筐子里，是因为他的腿在自杀时摔断，不能走路。
这种所谓“大会斗争”，除了咒骂以外，还包括体罚和殴打。在十万观众挥舞红色塑胶封面的《毛主席语录》高喊“打倒”之声中，拖出一个装在箩筐里的断腿人来作“斗争”，实在是文革最无人道最为野蛮的场景之一。而且，文革时代的摄影作品还将此作为正面的画面来记录，这是在丑恶之上又加了一层丑恶。
使人吃惊的是，被装在箩筐里遭到“斗争”的人，对于他自己被安的罪名不承认，但是对他自己曾经发动的对几百万人进行过的与此类似的“斗争”，至死也并未觉得不安。在1990年代出版的他的女儿写的关于他的书里（《红色家族档案：罗瑞卿女儿的点点回忆》，罗点点，南海出版公司，海口，1999年），细腻深情地写到他在文革中的遭遇多么不公平，却一字没有提到他曾多么残酷地对待千千万万别的人。这本书并且热情赞美罗瑞卿在“镇反”“肃反”中的作用，而这两个“运动”害死了无数人，伤害了无数人。
对罗瑞卿的个人历史的这种描述，显然表明这本书的作者只认为：她的父亲是不该受到那种野蛮的“斗争”的，但是他对别人所作的类似的事情，则是完全不必质疑的。这是从个人利害关系为中心对文革做出的描述和判断，没有道德和逻辑的基础。这样的描述中隐含的原则是非常有害的。
毛泽东死后，在１９７０年代末和１９８０年代初，邓小平和胡耀邦主持的“平反”中，除了为文革和“反右派运动”的受害者平凡，也为一部分“镇反”“肃反”的受害者平反，却没有对作恶者进行道义谴责。
最后一个横断面：在阿Q群体之中
这是跟顾文选有关又不直接有关的一个片断。
在“公检法军管会”的“通知”里说：“请各级革命委员会、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组织革命群众认真讨论”。
也就是说，当时作这样的判决的过程，在“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的作用之外，有“革命群众““讨论“的部分。至今有人认为”大民主“是文革的主要特色。也许这种由“群众”来讨论，会被当作这种说法的重要根据吧。但是从这份材料本身，也可以看出这种“群众讨论“的功能是什么。
首先应该注意到，顾文选的主要罪状之一是“反动言论”，但是材料中没有介绍他到底说了什么“反动言论”。关于这一点，当时还有一个特别的说法，把这种“反动言论”列作“防扩散材料”，一律不准复述。如果真的是要“群众”来“讨论”对顾文选的处理，那就应该告诉大家他到底说了什么“反动言论”。不告诉“革命群众”顾文选到底说了什么，却要群众“讨论”对他的处理，这根本不是真要群众来参与定罪过程，而是恐吓群众，逼迫他们再也不敢讲当局不准讲的话，不敢说任何可能会被指控成“反动”的言论。为了免于受到顾文选那样的惩罚，也没有“群众”敢对顾文选被重判提出异议。
在历史上，也还从来没有一个时代和一个政权，可以把普通人民控制到这样严密的程度。他们不告诉人民这些人的“反革命”活动到底是些什么，却要求每一个人都“表态”来支持杀死这些人。他们不但杀人，还要造成一个“众口一词”的形势。他们用恐怖来塑造舆论，这舆论又反过来支持恐怖。
笔者采访过的人中，有的曾经参加过“公检法军管会”要求“革命群众”对这55人的“处理”作的“讨论”。据他们说，“讨论”的时候，一片声音，都是“枪毙枪毙”。
三十年后，一位被访者说：你能想象那时候北京人有多坏吗？他们根本不把别人的命当回事儿。他们喊过“枪毙枪毙”，就赶快回家吃饭去了。
鲁迅写的阿Q，在他自己被杀之前，曾经很兴奋地去看杀别人的头。文革年代，普通人也活得象鲁迅笔下的阿Q，会兴高采烈地参加“公判大会”，把别人被枪毙当作好戏看。
和顾文选同列于一份“反革命”名单上的五十五人中有张郎郎，他当时是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学生。他最初也是“内定”要判死刑的。他告诉笔者，他曾经被戴上脚镣手铐押到他的学校去，让学校的人一一对他的“处理”表态；他的父亲和16岁的弟弟也被揪来，站在台下，听着会场上一片“要求”枪毙他的声音。
让张郎郎永远不忘的是，黄永玉和刘迅两位老师，听说是要“讨论”关于他的“处理”时，没有出席这样的会。据说他们两人装病，以此为由不来学校。
黄永玉和刘迅，都是画家。笔者在黄永玉三十年后写的书里找到如下一段：
郎郎在“文革”期间脚镣手铐押到美术学院来“批斗”，大会几天之后分组讨论枪毙不枪毙他。我难以忍受决定孩子生死的恐怖，我逃到北海，一进门就遇到王昆，她的孩子周七月那时也要枪毙。我们默默地点了头，说声“保重”，擦身而过。那天雪下得很大，登临到白塔山上，俯览尘寰，天哪！真是诉不完的孤寂啊。（黄永玉，《这些忧郁的碎屑》，三联书店，北京，1998）
黄永玉的这段描写，夹在介绍他的有趣的邻里生活的描写中，对于不了解当时的情况的人来说，可能会晃一眼就读过去了，所以需要对当时的背景作一说明。
这段文字中提到的周七月，也是和顾文选一起被列于55个人的名单上的一个人，文革开始时，是北京外国语学校高中三年级的学生。顾文选在名单上名列第一，张郎郎和周七月两人则被列为第二十九。他们的“罪名”如下：
张、周二犯思想反动，对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极为仇视。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张、周二犯散布反动言论，恶毒污蔑诽谤无产阶级司令部，并多次策划叛国投敌。一九六六年二月，张、周二犯与外国驻华使馆人员取得了联系，出卖了我国大量重要军事、政治、经济情报。
张郎郎和周七月后来被判刑十年。据张郎郎说，他们两个没有如预期的那样被判死刑，是因为他们二人的父母，都是老资格的共产党人，级别很高，所以对他们比较“宽大”。
那个年代如此残酷，所以不枪毙就可以被当作“宽大”。张郎郎和周七月被判十年，只是因为他们曾经结交过几个法国来的学生，而且是法国的“左派”学生，因为向往“革命”而来中国留学。法国学生回法国去了，和他们来往过的中国学生却成为“特务”“反革命”被捉了起来并且判以重刑。
在“革命群众”被命令讨论他们是否该枪毙的时候，最有同情心的人如黄永玉，也只能是找借口回避。这是当时最勇敢的反抗行为了。而且，当时想要回避并且真的回避了的人，罕见得如凤毛麟角。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恐怖的环境啊。在这样的情况下，能暗暗保持沉默，就非常非常不容易了。“仗义直言”“挺身而出”这样的汉语成语在当时是无处可用的。
文革的残酷，不但在于杀害了无数无辜的人，而且还在强迫普通人如果不要做被害者，就要参与为害人者帮凶。
结语
透过以上六个片断，对顾文选的一生作一个顺时间的跟踪，我们可以看到：
他在１９５５年被粗暴地整肃了一次。他在１９５７年说出了他的不满，因此他遭到更大的惩罚。他在１９６６年不能忍受而决定逃走。结果在１９７０年他遭到第三次惩罚，这次惩罚使得他再也不可能有任何不满与违抗，因为这是死刑。
在这三次被惩罚之间，是一种什么逻辑？只有一种把人送上死地的逻辑。
1949年，顾文选是个仅仅15岁的少年，以后，他逢上了从“肃反”到“反右”到文革的“一打三反”这一系列的“政治运动”，他受到一次比一次严厉的迫害，最后被枪杀。他开始受迫害于“肃反”，他被划成“右派份子”并被关进监狱于“反右派运动”，他被当作“反革命分子”枪杀于文革。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生遭遇”？明明是一个毁灭人的过程。
而且，这不是他一个人的孤立的命运。
顾文选经历过的“肃反”“反右”和“文革”，都有数字极其巨大的人口遭到残酷的迫害。有的人在第一次打击中就垮了，有的在第二次打击中垮了，顾文选经历了第三次打击后还不愿倒下，于是被杀害。
在1955年的“肃清反革命运动”中，有一百多万人被整肃。其中有一大批人被关押判刑。在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中，有５０到１００万人被划成了“右派份子”。在文革的各个“运动”中，每次通过“百分之九十五”的人打击那百分之五的“一小撮”，累计起来的数字，我们现在还不知道。
文革使迫害的规模和程度达到了最高潮。象顾文选一样被划成“右派分子”又入了监狱继而在文革中被判处死刑枪杀的，仅仅在北京大学1957年被划成“右派份子”的589个学生中，还有中文系的林昭，化学系的张锡琨，哲学系的黄中奇。
在文革中，连１９５７年迫害过“右派分子”的北京大学中共党委书记江隆基，连领导了全国“肃反运动”的罗瑞卿，也都遭到残酷迫害。前者在被残酷“斗争”后自杀身亡，后者在跳楼断了腿后又遭到残酷的“斗争”。
以意识形态的名义和革命的名义，把人类的一部分宣布为必须消灭的“敌人”，通过一系列预先设计的所谓“政治运动”，一个政权把社会中的一个群体，不是一个两个人，也不是几十个或几百个人，而是一个极其巨大的人数——人口中的一个百分比，有计划有组织有系统地予以打击和消灭，这就是毛泽东对顾文选和亿万中国人所作的。
这一系列的大规模的迫害与屠杀，是毛泽东的“革命”实体的最主要的一部分。同时，这些严厉残酷的行为也保证了无人能够反抗他的革命。文革延续了十年以上直到毛泽东死后一年才宣告结束。
在二十世纪的世界上，可以与毛泽东的这一系列迫害与杀戮相比的，只有希特勒杀害犹太人，史达林杀害“古拉格群岛“上的政治犯，以及波尔布特的“红色高棉”在柬埔寨的杀戮。他们的反人类罪行，都已经得到了相当详细的记载和较为广泛的了解。
在史达林、希特勒和波尔布特制造的这些杀戮中，都有巨大的人数死亡。被害者死去。而杀戮的指挥者，不把人当人，而只把他们当作可以碾死的一些蚂蚁，只把他们当成一些统计上的数字。毛泽东特有的说法和做法，则是用百分比来制定打击迫害的对象。仔细检索了历史，还不能发现这样的统治者。
在写作本文的过程中，非常遗憾，关于顾文选，笔者能够收集到的只是一些这样的片断记录。因此，对他个人了解极少，不知道他的高矮胖瘦，也不知道他的性情脾气。不过从另一方面看，这方面资料不够充分的情况对本文来说有可以原谅的一面，因为我们可以看到，他的个人的体质或者性格方面的特色其实没有对他的命运起决定性的作用，他的命运是和一连三个所谓“政治运动”缠卷在一起的。是这三个“运动”，即“肃反”“反右”和“文革”，把他，还有千千万万的普通的中国人，推向苦难和死亡。
这里考察的是顾文选一个人的遭遇。他作为一个人被无情地迫害死了。我们从他的故事感到震撼，因为我们也是普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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