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夜漫漫 28 太原 2

在"把最优秀的干部输送到基本建设部门"的号召下组建起来的"中央化工局太原工程公司"，实际上是由各单位甩包袱丢出来的人员组成的，其政策水平，业务水平以及个人品德都可以想象得到. 如果说在天津化工厂还能感受到一点知识人相处的气氛的话，那么，到了太原工程公司就像是落入一群无知的大老粗之间，根本谈不上一丝的文化气息.

天津化工厂这批人是最早到达的，不久锦西化工厂的人到了，之后是吉林化工厂的人，这批人比较多，也占据较重要的岗位. 总经理是山西当地指派的一位老长征，复姓欧阳，名字我忘了，人不错。两名副总经理一是吉林的，一是锦西的。以后也从其他渠道来了一些人。记得来了一批印尼的年轻华侨学生,只有十六七岁，他们本来是回中国读书的，到了中国后就立刻被洗脑，接受爱国教育，让他们放弃读书的念头，积极参加祖国的经济建设，并且还要表态，永远不再回印尼。因太原化工区的工期推迟，这一百多个年轻人，只在武家庄短暂停留了几天，便转移到大沽的永利化工厂了，那里的生活工作条件显然要比在太原强得多。不过我所在的公司选择性地留下了几个倒霉蛋，他们只有初中程度，只有一人高中毕业，原是想回中国升大学的. 梦想泡汤了。在山西某地有个培训班，教授相当于初中的课程，学员的年龄却比初中生大，而培训他们的教师却是通县训练班的第一届毕业生，有些我还认识，如同组的冯连魁. 1953年春，这个培训班的全体学员也结束学业到了我们公司。其中一些人和我的关系好，六十几年之后，还和我有联系。从山东烟台附近的<老解放区>的玲珑化工厂来了一批人，原是按土法培养的技术人员，如化学分析员，车间主任或车间技术员等，他们来后都成了行政干部，当了科长或工地主任 这对他们是很大的挑战。 我所在的计划科科长姓阎，三十多岁，原是分析员，工资比我还少五分. 太太姓龙，在办公室当收发，有一很小小孩，二人一起调来，看他们做这份工作很吃力。计划科分两个组：计划组和统计组。统计组组长叫张雨田，吉林来的，原在一个当铺学徒，共产党到了那里后，没有了当铺，他就参加工作当了工地统计员，他的文化水平很低，充其量是小学毕业。完全不能胜任当前的工作。我没有任何的名义，也志不在此，我看他可怜，尽一切可能帮助他。每次上报统计表，需要做一文字说明，张雨田不会写，都是我执笔，直到我将要离开太原时，还写了最后一个文字分析.1954年 山西省召开全省统计工作会议，也是我出席并做了一个报告。

中国人习惯于拉帮结派，相互攻击。来到太原工程公司的人自然不会例外，记得1953年3月，斯大林翘了辫子，那时的中国人觉得痛失"良师益友"，不管是真心还是假意，都要做出悲痛欲绝的样子，各单位都要开追悼会。太原工程公司的追悼会是由天津化工厂调来的一人致的悼词，这个人还保留着<老干部>习惯，穿大衣不系扣，两条胳膊不伸进袖子里，而是披在身上，开完会后，来自吉林的人对他进行了猛烈地攻击，说他不尊重斯大林，上纲上线说得很严重，非要把他置之死地不可的样子，最后也不了了之。遇到这种情况，我只作壁上观。

各个工地都配备一个统计员，行政上他们隶属于工地，业务上接受计划科统计组的领导，所以这些统计员和我的关系很密切，

原在天津化工厂任基建组组长的张振山被任命为化工局北京工程处主任，那时太原工程公司和北京工程处还是两个平行的互不隶属的单位，他指名调我到北京工作，太原方面同意了，我就于1953年4月回到北京，我当然很高兴，家里人也高兴。 后来太原方面的基建工程因苏联的设计图纸拖延了而不能启动，化工局决定除留极少数人看摊子外把太原工程公司的全部人马都调来北京。把北京工程处合并到太原工程公司。所以，我到北京后不久，其他人也陆续来了，一切恢复了旧制。

第一次到太原，只在那里停留了三个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