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去度假了

自今日起，随市府组织的旅行团到马耳他岛旅游，下周六，即六月七日回来，在此期间不便写博客，敬请原谅

童年杂忆 26

                                                     离开故乡

到了二十八年，端村的环境越来越险恶，活埋，填冰窟窿的事已司空见惯. 镇里的事情也越来越难管. 传来消息说，四区还是六区政府的一些人对爷爷颇有微词. 爷爷觉得无辜，便主动到外村他们的驻地去理论，去后便被扣下，扣了几天才让爷爷回家，回家后村人又一次像万人空巷般地来慰问. 但这次，王家人的心情已与上次大不相同.  后来奶奶说，爷爷很刚强，从不掉眼泪，但是去找他们的前夜，爷爷真的掉泪了. 可能是自揣此行凶多吉少，但为了自己的声誉，不能不去.

此时，叔叔们都已到了抗日后方，爸爸则正在北京谋职，教忠堂留在家的人不多了，那时只有爷爷奶奶，老姑，妈妈带着弟弟和我，老奶奶带着小叔，姑奶奶带两位表姑，爷爷成了家中唯一的男丁，偌大的教忠堂显得空荡荡，非常凄凉.

二十九年春的一天，天还没亮，妈妈把我叫醒，给了我一个包袱，里面有几件换洗的衣服和几块钱让我和爷爷一起去北京找爸爸.妈妈的保密工作做得确实天衣无缝，直到头天晚上，没向我透露一个字. 此时爷爷已经准备停当，大生陪我们到西河南小河边，那里已有一条船等我们. 约在中午驶到新安县城，那时从县城到保定每天有一班长途汽车，幸好，我们赶上了，到保定已是黄昏时分，找旅店住下，去外面吃晚饭，次日黎明乘火车到了北京.

一个多月后，妈妈带着二弟也离开家乡，先在保定亲戚家暂住数日，之后到了北京，过后奶奶和老姑也来了.至此全家都已离开端村，爸爸妈妈带我们弟兄二人住北京，爷爷奶奶到保定与老奶奶和姑奶奶汇合后定居在那里.                                                                                                                                                                                                                                                                   我再也没回过端村，却保留着许多既美好又复杂的记忆，很难忘怀.

童年杂忆 25

                                 有关游击队的种种

在卢沟桥事变前，安新县，乃至端村就有了共产党人，至于他们是什么样的组织，规模多大，就不是外人所能知道的了. 说有共产党人，就我这个小孩子的了解，有如下几个证据.
端村建立完全小学后，教忠堂辞退了刘端甫，十爹以下的教忠堂子弟都转入小学读书. 十爹在那里读了个一年半载后考入北京汇文中学. 他在读小学时有个要好的同学刘国华，外号人称刘秃子后来干了共产党，到七七事变时，已经是个小干部了. 他总邀我这几位叔叔参加他们的队伍. 另外我姥姥家的一个小名叫小葫芦的二表兄也在那时投奔共产党. 后来把他曾经当过小学教员的哥哥也拉去干，可惜，我这大表兄在与日本人的战斗中牺牲了，二表兄则在建立中共政权后成了高干. 大表兄的儿子享受烈士遗孤的优惠进入了清华大学. 这是后话了.
赖西安事变后国共第二次合作之赐，七七事变前后，共产党在地方上的活动已公开化，且多种多样，组织青救会，妇救会，儿童团等，经常开会，令人有目不暇接之感. 小学生到大桥头教人识字也算成抗日活动的一部分. 一般民众并不能区分政府的抗日与共产党抗日有什么差别，在日军入侵的时刻，不管是谁，只要高喊抗日就支持拥护. 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迅速发展，我家把十几条长枪短枪都拿出来交给了游击队做抗日之用. 十爹和十二爹应刘国华之邀，也真的参加了游击队，但是，两三个月之后便退出回家，听十爹说，实在看不了他们的残暴，曾随他们去抓人，抓来后灌凉水，压杠子，活埋. 最令人难以忍受的是有时不把人整个埋在土里，而只埋到脖子，头露在外面，看着他慢慢被憋死. 到底这些被整死的是什么人呢，有什么罪责，参与抓捕的人都说不清. 十几年后，遇到一个同事，他是安新邻县高阳的，有着和十爹十二爹同样的经历，参加一段时间的游击队后便退出，回到北京上学成为工程师. 他对我讲述在游击队的事情时，当然不会像十爹说的那样直接，有了十爹的话做铺垫，我一听就能明白.
游击队的人员也渗入到地方机构，端村镇增加了一位名叫李宗贤的为副镇长，他是端村当地人.游击队的代表，从此以后，爷爷被架空，一切事务基本听他操控. 承担责任时却要爷爷出面. 比如，日军外出扫荡，有时会抓些人，这些人中有普通百姓，也有共产党干部，这时就需爷爷出面，证明他们是良民把他们保出来. 爷爷保出了不少人. 那时共产党自己建立了地方政权，安新县的四区和六区都管端村的事，不知道是哪个区的一位赵队长被日本人抓走了，关了些日子，爷爷把他保出来，可能是关押期间受到刺激，出来后神神叨叨，找到我家的长工大生和厨师小邸表示，为报救命之恩一定要认我爷爷当他的干爹，而我家有传统家训，不认干亲，不允许三姑六婆进家门.所以这赵队长磨叽很久，爷爷也没认他为干儿子.
日军有时也抓人，他们抓人是在大白天，比如，他们抓西医小杜，就是来扫荡时直接到他家把他抓走的. 抓走后很快把他毙了. 游击队则是偷偷摸摸地在夜间抓人，抓的比日本人抓的多得多，抓后的刑讯是压杠子，灌凉水. 我离开端村前，游击队从未在端村长住，若是白天来，都是干见得了人的事，所以大部分居民都认识他们. 夜间潜入时，免不了引起狗叫，为此，他们发起了打狗运动，把全村的狗都用棍棒打死了，武德堂的人走后，留下了一条很大的狼狗，由长工老汉章照看，可能是考虑到我家的影响力和关系问题，没有用棍棒打它，应是给它吃了毒药，几天后也死了.  从此以后，整个端村没有一条狗，谁来都不会担心狗吠了. 河北人不吃狗肉，若像东北人或朝鲜人那样爱吃狗肉，那几天将大快朵颐，太解馋了.
游击队处死人的办法，平时是活埋，冬天则是填在冰窟窿里，当地叫摐冰窟窿. 往往是夜间几个人乘船或乘拖床摸进端村抓人后走路，几天之后在大桥的公告栏上贴张纸，说张三李四有何罪行，已被处决. 也有些人被处决后，连个告示都没有.
有个冬天，清早起来我一个人跑到园子里玩，看见大淀边离岸不远处的冰上有一堆隆起的冰，觉得奇怪便走过去看，这堆冰旁边有一个冰窟窿，已经重新冻上了，冰层下面，影影绰绰地看到有衣服的颜色，是被填冰窟窿的人死后粘在了冰层的下面. 这事是昨夜他们干的，后来知道，这次填到冰窟窿里的三个人都是端村的.
就我记忆所及，有几个实例值得记述一番.
1. 安新县维持会会长熊宛东. 前文已经提到熊宛东是在什麽情况下就任维持会长的，共产党游击队却把他看成 是出卖国家，出卖灵魂的汉奸.夜里潜入他家，把他的脑袋切下来带到各地示众. 还背着到我们端村来过. 熊宛东死后，游击队又到他家要带走他的二儿子熊哲先.熊哲先的媳妇很刚烈，对游击队说，活，我和他一起，死，也死在一起. 结果游击队把他们两人都带走了. 等要处决他们的时候，媳妇后悔了，跪地求饶，希望留她一命，照顾仍在襁褓中的儿子. 不允，还是把二人一起活埋了. 这些细节肯定是参与行刑的人透露的  这媳妇姓刘，是我五娘的堂妹. 爷爷和我到北京后，曾经去看过她的父母，提及此事，两位老人家还不胜唏嘘. 熊哲先长得很出众，过年节演背歌戏时，他演白蛇传中的许仙.
2 .端村铡过一个人，一个女人. 为什么铡她，我们不知道. 事前就有消息说，先开大会，之后铡人. 像这类活动，家长是绝对不会让我们参加的. 此事过了很久，一位同在刘金钰处读书的同学带我到西堤玩，这是我自己首次去西堤. 走着走着，看到堤上有大滩的血迹，已经变成深紫色了，我问这是什么，同学说 这是铡人留下的血. 那天，他在现场，看了整个过程，铡了好几下，才把女人的脑袋切下来，等血喷完，一人抬起脚，把脑袋踢到冰上去了. 听得我背脊发凉，头发根都立起来了，从此再没去过西堤. 至今我也无法明白，一个乡下妇女能够做出什么样的卖国行为值得动用如此残暴的处决方式？十几年后，我的组长是来自河北的老革命干部，比我大十几岁，他说我是破落地主出身，十八岁就当上了共产党的县长，历史上曾犯过三次左倾和一次冒险主义的错误，土改时，我下令一次杀了十二个人，所以到现在才是科级，否则，早就上去了.我很欣赏他的坦诚，不过，若把他的话和抗战时共产党游击队的滥杀联系起来考虑，就可知道那时生命是多么地没保证. 完全系于掌权者的个人意志  当时既没法院也没监狱，抓来人只有两种处理，要么释放，要么杀掉. 可惜多数掌握一定权力的人采用的是后者.因为错杀了，可以不负任何责任，顶多事后做个检讨. 如果错放了，那就可能被加上各种罪名，麻烦了，
3. 妈妈的姥姥家在关城，她的二表兄是她二舅的独子，外号叫张疯子，我叫他二表舅.他比妈妈大几岁，因我外祖父死得早，姥姥经常住娘家，妈妈是在她的姥姥家和众表兄表弟表姐妹一起随他家的塾师读的书，大表舅则是妈妈的大舅的儿子，人们都叫他老聋子. 是中医. 擅长治眼病. 张疯子似乎没职业，享受地主的悠闲. 游击队的力量壮大以后，关城比较乱，他携妻子儿子避到端村，租房暂住. 二十八年的正月，刚刚过了年，他请妈妈带弟弟和我到他家盘桓了一天，他准备了丰盛的饭菜招待我们，尽欢一日. 记得他家的水缸上倒贴着福字，教忠堂从来不这样做. 没过几个月，游击队还是来端村把他抓走活埋了. 次年正月，张疯子的遗孀，我的表妗子又请妈妈带我们去他家呆了一天，这次的气氛与去年就大不同了，满了悲戚，记得妈妈问表妗子，从他的遗体看，生前有没有受过刑，表妗子说 挖出来都已硬了，摸过大腿根部，即使被压过杠子，也摸不出来.
4. 那时还有一种刑罚叫陪绑，比如他们宣布处死五个人，把这五人一起押送到行刑的地方，那时候没有刑场，这只不过是要活埋的地方或者冰上，等处决了三个或四个后，再宣布饶了余下的人，这就叫陪绑. 此时这人即便不死，也已吓破了胆.
5. 我们到北京不久，家乡传来消息说马老八被游击队杀了. 为说得明白，需多费些笔墨.
隔着白洋淀与端村遥遥相对的是马庄. 马庄的人多姓马. 最大的那户老夫妇共生了八个儿子，最后生一女儿. 老先生很有能力，据说他的计划是为每个儿子盖一所房. 等为第四个儿子建了房后，老先生死了. 所以五六七八这几个儿子虽都有房住，却不成独立的院落.即使如此，他家房屋的结构还是很宏伟，有点像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那样，是个名副其实的城堡，有大铁门，晚间上锁后，与外界完全隔绝. 可能是因为太富有了，八个儿子都不大有出息，有不下一半的人抽大烟，马老八更是夫妻两都抽. 三十多岁了，整天无所事事，说他是纨绔子弟，寄生虫都不为过，但他只是糟蹋自己的家业，并不危害他人，不知道为什么也把他杀了.

童年杂忆 24

                                                   池口原三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出了一本反思战争的书，风靡一时，那就是雷马克所写的<西线无战事>. 其中有一段写一位联军士兵正在战壕内，突然跳下来一个德国兵，他本能地用刺刀捅他，使之负了重伤，最后在这位联军士兵的眼皮底下，慢慢地死去. 联军士兵从这个敌兵和他的遗物中想到，他也是有父母妻子的普通人，从而反思战争的荒谬. 给平民身家性命造成的祸害.
多数人需要经历这样的场景才能反思，但也有一些人自然地就能达到这个境界.
池口原三就是这样的人.
驻扎在端村的日本人有三四十. 人们称 队长为岸本，他的全名共三个字，最后那个字我忘了.那时人们都以为，日本人名字中的前两个字是姓，后面的是名. 所以叫他为岸本，后来看到岸信介的名字，才知道日本人有一个字的姓，现在我更认为那个队长姓岸，名字是本X.
池口原三是日本驻军的第二号人物，都叫他"经理". 按我现在的推想，他应该是这个小队的司务长，管经济财务. 岸比较年轻，池口比岸大几岁.二人的服装，作派也不大一样.
池口是在日军住下以后过了几天才到我家来的，可能是他一见到我就喜欢上我了. 对我可说是非常的依恋  从此几乎是没有一天不来的，来时带着糖果，水果等物. 那时我就常吃他给我的羊羹. 上世纪八十年代，北京卖的羊羹大约只有池口给我的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大. 他说 岸是大学毕业，尽管年轻，他还是队长，薪饷比我们高得多，我只读过中学，薪饷低，有时还需要家中的支持. 他有美满的家庭，妻子和两个女儿. 很想念她们.
他常领着我在岸边散步，逛集市，很奇怪，在我们中间几乎没有语言的障碍.我说中国话，他说日语，却能够沟通. 有时他从东院大门直接进来，有时从北院大门进来，这需要穿过两三个院子才到我住的东院，这时，他都是低头快步疾走，从不四处张望，看得出是个非常有教养的人.
岸喜欢小叔，有时也来找小叔玩，可能是他比较忙或不像池口那样有很深的感情投入，他来的比较少. 大多数情况是池口带我玩或带小叔和我一起玩. 有一天，他脱下军服，借了某位叔叔一件长袍，装成中国人带我两去赶集，还问我们像不像. 我说你鼻下那两块像鼻涕一样的胡子，一看就不是中国人.
几位叔叔从北京回到家乡，还留着分头，池口建议他们把头发剪掉，避免无妄之灾，因为乡下人都是光头，不了解情况的日本人可能视留长发的人为异类.
他曾表示反对战争，但作为日本人又要尽国民的义务入伍服兵役. 他随身带一小佛，希望这佛保佑他.
端村这样个镇子，也有人从事人类最古老的行业---卖淫. 日军都是血气方刚的小伙子，自然有生理的需要.  他们如何交易，不是我们小孩子能知道的. 日本人讲卫生，经常洗澡. 估计也会要求性伴侣时常洗澡. 有一天，池口带小叔和我去端村唯一的澡堂. 那里是男人的天下，过去，从来没有女人进去过. 那天人并不多，我们洗完后躺在那里休息，池子里已没有人.这时进来一位三十来岁的女人，她一来，大家就知道她是什么人了 进门后搬了个椅子到水池房内，大概是把脱掉的衣服放在椅子上. 过了一会儿，外面又来了个男人，本来脱掉衣服想进去洗，但从我们这些人的表情看，他似乎感到有些蹊跷，迟迟不敢进去，这时，池口拿起个小板凳逼他进去，一开门，看到女人在那里，便急急忙忙退出来，逗得大家哄堂大笑. 这是池口唯一一次恶作剧.
端村人都知道池口和我是忘年交，也传出他想把一个女儿嫁给我. 前几天，和小叔通电话时他还说，池口想让你做他的女婿.
日军在端村住了几个月后，便撤回县城安新了. 后又乘小汽船来过几次，每次停留不过几小时，每来，池口都找我见面.
一次，小叔和我随家人到县城走亲戚，见到了池口，他非常高兴，留我们住在他兵营里.次日，我们醒来时，他们都去出操了，我们有点不知所措. 好在过了不大一会儿，他们就回来了.
他们那个部队在安新城内驻扎一段时间后，开拔向南，池口时不时地来信，但我们不便回信，因不知何时他们便转移它处.  民国二十九年，我家来到北京后，看家的长工大生转来池口从日本来的信，信中说他已在陆军服役期满，回到家乡过平民生活了，还表达了思念我们的意思. 希望我努力学习等等. 爸爸代我写了回信，祝福他平安退役. 此后又交换过几封信，三十一年突接他一信说，他再次应征到海军服役.并给我寄来一张穿和服的照片. 接到这信，我们有些难过，不知他前途吉凶如何.他那封信像是最后的诀别.  以后就再没他的消息了. 日美在太平洋的海战非常惨烈，不知他能否活到战争结束.
和他交往的几年，从没觉得他是侵略者，是敌人. 他完全像个家长那样痛爱我，照顾我，期望我顺利成长.
至今我也不明白我有什么可爱之处，令池口如此地垂青.
有人说，即使是中国人，在这里住过，走后充其量来封信表示感谢，惜别就完了. 像他这样持续不断地来信，确实少见，足证他的为人.
有人分析说，也许这是一种恋女情结，他爱他的两个女儿，身在军中不得相见，而战争无情，随时有可能失去生命，因此，他就把爱女之心倾注在我的身上了. 如果仔细回顾我们交往的每一个细节，我又觉得，这种说法对他不公，甚至是一种亵渎. 因为他确实是爱我，深深地爱我
池口和我的这一段跨国忘年交，引人深思之处实在太多了.现在我不想多写，期望读者发表看法.
直到文化大革命前，我一直保留着他给我的信和两张照片. 一是前面提到的和服照，另一张是他住端村时，在弘毅堂院中照的，他穿戎装坐着，小叔和我站在他的两旁.
记得他家的地址是大宇县汀江町，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有人到日本留学，我请他按此地址找寻池口，他说日本没有大宇县，所以没能进行下去，县名应是我记错了，或许是山口县，但汀江町应不错.
文革中，父母担心惹麻烦，背着我把信和照片烧了.
如果有人看我这博客，能为我提供池口原三或他后人的信息，我将感激不尽.

童年杂忆 23

                                               
                                                    日军

前文提到过二十七年农历二月初五日军第一次到端村，事前得到信息，除爷爷外我们全家逃到外村避难. 此后，又有过几次扫荡，我家依然逃难躲避. 去过的有畾头，边村，邸庄和马庄.有的地方去过不止一次.
平时我们从外村回端村，都是在大河南某一岸边下船或下拖床，不知道为什么，二十七年二月那次回村是在端村后街着岸，要步行穿过几乎整个村子才能到家，当走到我比之 为香舍利谢大街的东西向主要街道时，到处是烧过的断垣残壁，可说是满目疮痍. 大河南还比较好，没烧几处房子. 聚庆丰西邻一处房子被烧了，这也是教忠堂的产业，租给别人在那里开盐店，我们都称那里为盐店.
回家后听说，日军进村后，用刺刀挑死了一些壮年男子. 我们的邻居，也是远房本家王二成的儿子傻黑忠被挑死了. 这人结婚不过两三年，媳妇刚生了个男孩.据说日军先在大桥北面遇见他，打了他一顿，后又在我家通往花园的桥上看见他，二话没说就把他挑了.  那天下午，日军把村中的男人都驱赶到我们读书的小学，锁上大门放火烧. 里面的人不能坐以待毙，把后面厕所的墙推倒全部逃走了. 爷爷也在其中. 日军住了两天撤走了.
日军走后，王家人也走了不少. 武德堂三爷，八爷都带家眷到北京去了.只留了一个长工看家. 务本堂本来就只有九奶奶一人在家. 弘毅堂六曾祖过世后，他的儿子，我的十一爷接替他任觉民中学校长，常驻天津，留在端村的只有几位女眷，中日一打起来，这些人也都去天津了. 留个长工看家. 教忠堂中，大奶奶，二奶奶和七奶奶这三支也都到北京了. 只余下我爷爷这一支和老奶奶这一支在家乡苦撑，后来马庄的姑奶奶也回娘家常住. 这样，整个王家就空出不少房子无人住.显得很冷清.
日军虽来过几次，因我们每次都躲到外村逃难，所以一直没和日本人见过面. 后来日军派了一个小队，约三四十人驻在端村，这回躲不掉了，只好面对. 他们的队部设在大河南武德堂  士兵也住在那里。在务本里堂做饭，把弘毅堂作为活动的场所.
日本兵既然住下了，必然会到家里来，我们抱着忐忑的心等待. 一天上午，两个兵来到我们所住的东院. 咿里哇啦地说话，我们听不懂. 那时家中没有男丁，二姑出来和他们用笔交谈，基本上能沟通. 坐了一会就走了，倒也没干什么令人不快的事. 以后陆陆续续有人来，都相安无事. 有两个态度比较差的，我们分别给他们起外号叫大金牙 小金牙.                                            村里有人对我们说，日本人首次经过我家门口时，曾对着门口上面的匾行军礼. 我家共有两块匾，南院旧宅的匾写的是<文魁>二字，南院新宅匾上的字是<德被燕山>  前者是什么年代给谁挂的，我们已无从知晓，后者肯定是为我曾祖挂的，因三字经上有两句为:<窦燕山 有五子>，曾祖恰恰有五个儿子. 显然，这是教忠堂兴旺以后，村里人对王家的奉承. 日本兵为什么对着匾额行礼，我们也不知其所以然.  后来，在与日兵的接触中，看不出他们有很强烈的敌意. 小叔和我常去九奶奶院中看日本兵做饭，基本上每天吃米，经常宰鱼宰鸡，饭菜中放许多糖.这是与华人不同的. 正餐之外有甜食和水果. 从当时的生活水平看，他们吃得相当不错.
姥姥家的一位表兄，小名叫小眼，比我年长两三岁. 赤脚在园子里跑，踩到镰刀的刀刃，把右脚后跟切了个很大的口子，由店里的工人背到大河南找我们出面请日本军医治，我记得那是在弘毅堂院内，军医先给他消毒，冒出许多沫子，之后上药，包扎，医生说，如果不及时治疗，即使好了，将来头部也抬不起来. 以后又来换过几次药，治好了，无后遗症. 据说有一段时间，队长岸本不太高兴，为避免他发脾气做出不利于村民的事，爷爷请了大桥头铁匠铺的掌柜华连成，华连宇弟兄二人为日本人玩杂耍，如变戏法，耍盘子，耍碗等.
一天晚饭后，小叔和我在我家的桥上与一个站岗的日本兵玩，他把上着刺刀的步枪给了我，让我拿着玩，当时我脑中升起一个想法，就是用刺刀刺他，但继而又想，若一刀刺不死他，我就倒霉了，所以最终没敢，玩了一会儿，又把枪还给他了.
那些兵们经常在武德堂西边一个空场练刺杀，边练边喊. 开始我感到新鲜，后来也就习以为常了.
日军在端村住了几个月后，又回到了县城新安. 就我这样一个小孩的观察，在驻扎期间，日军没干什么恶事. 这和第一次来扫荡的烧杀大不同.
有位名叫池口原三的日本军人和我演绎了一个侵略者和被侵略者之间跨国忘年交的故事，值得专写一章.

童年杂忆 22

                                                土匪

白洋淀周边的一些村庄里，有人明明白白地在光天化日之下当了土匪，街坊邻居也都知道，由于没有维持社会秩序的武装力量，他们可以长期存在. 因秉持"兔子不吃窝边草"的原则，他们倒也与同村人相安无事.

那时候称这些人为<白脖>，据说是因他们脖子上常围一条白色的毛巾而得名.

他们主要靠绑票勒索钱财. 弄不好还会撕票. 爷爷就曾被绑过一次. 这事我记得很清楚. 爷爷当了镇长以后，有一天已经很晚了还没回家. 奶奶派人到镇公所问，回答说早已在一两个小时前离开镇公所回家了. 这肯定是出事了.又派人四处打听，均无结果.  第二天就传来消息说，爷爷回家的路上遇到土匪被劫上船，已经到了别的村庄. 土匪说. 他们知道王家的影响力，无意绑爷爷，是因夜里无法分辨，绑错了，愿意送回. 我家人得到这消息稍稍放了点心. 大概是又过了一天，爷爷安全脱险，平安回到家中. 村中人得知爷爷回来，均来慰问.，一拨一拨的人来到教忠堂的东院，院子里挤得水泄不通. 爷爷站在院子里一次一次地解释被劫的过程. 过去从来没见过这个场面.  真可用"万人空巷"来形容.

有些土匪是出了名的.高阳一带一名外号叫做张六懵的惯匪，干了几票生意后，金盆洗手不干了. 曾在端村短暂住过一段时间，后移居北京过起了普通人的日子. 他家住新街口北大街，离我家不远，从外表绝看不出这老头子是撕过票，杀过人的土匪. 老两口没生育过，要了个儿子，比我大三四岁，上了个最差的北方中学.

安新城里桑家也是一个大户，和王家是世交. 桑世彦还是爸爸的朋友，他们年龄相若，时相往来. 抗日战争爆发后，桑世彦去重庆的途中犯了痔疮，竟死在了路上. 记得一个冬天的傍晚，我玩够了回到奶奶房中，看见有两个陌生女人，一个岁数大点，抱个约两岁的男孩，另一个很年轻，这是姑嫂二人，嫂子是桑世彦的太太，年轻女孩是他妹妹，桑世彦的弟弟被绑票了，囚在邻村. 这姑嫂二人去赎票，今晚在我家借宿，明天一早就走. 第二天我们还没起床，大生就在窗外报告说:"  出事了。姑嫂二人一清早乘拖床出发，冰上有裂缝，撑拖床的人没弄好，拖床钻到了冰下面，桑世彦太太和孩子死了，女孩获救". 这是与土匪有关的一个悲剧 以后的事如何，我就不知道了. 桑世彦一家三口就这样消失了，令人悲叹.

这里我要解释一下，大淀的冰并不像镜面一样是完整的一块. 结冰后体积膨胀，部分地方受挤压会隆起裂开，夜里有时能听到冰块开裂的响声  裂开后有水泛出，部分冰层变薄，我们乘拖床的时候经常遇到裂缝，有经验的撑拖床的人走过去查看，如裂缝不太宽，边缘部分的冰还能承受力，他就用力一撑，同时下压，让拖船的头部翘起来，这样就过去了. 如果裂缝两边 过度融化，那就转道走.

童年杂忆 21

研究中国历史的人普遍认为，皇权只达到县这一级，乡镇的权力基本上靠宗法关系来维持. 民国以后，这情况并无多大的改变. 像端村这样一个大的镇子，既无驻军，也无警察. 更无司法系统. 镇公所仅有两个人: 义务职的镇长和稍有贴补的书记. 镇长行使他的权力靠的是人格，公义和公众的信任.

大概在民国二十五年或二十六年，县政府多次派人到端村，拟委任我爷爷当镇长. 考虑到那时环境的复杂以及教忠堂需要管理的诸多事务，爷爷和爸爸恳切推辞，但县府提出各种理由希望爷爷出山. 推不掉，爷爷最终还是接受任命当了镇长.

抗战爆发前后，华北地方上的局势很乱，冒出了各种抗日的力量，他们不是齐心协调而是互相争斗.我是民国二十六年春季入读端村小学的，校长叫李子X(最后这个字我忘了) . 半年后，校长的儿子被人开枪打死，人们称这为<打黑枪>. 记得我们这群学生还到死者灵前鞠躬致意，之后到校长家吃了顿饭. 一年后，校长也以同样的方式被打死. 我们小孩子不知道校长父子的政治背景，也不知道与什么人结下了如此的深仇大恨. 家里大人也许知道，从来没对我们谈起过. 村中也有其他人被黑枪打死. 在这种环境下当镇长，不亚于玩命. 称爷爷是临危受命，一点也不为过.

七七事变，国军在平津一带顽强抵抗后败走，二十六年的秋冬之际，家乡经常过兵.估计是国军败后南撤经过这里. 这些军队自然要向当地要粮草，要钱，号房. 作为镇长必须应付这些事情. 这就免不了得罪人.  端村首富冯氏三兄弟，和教忠堂有双重的亲戚关系，就是因为摊派钱粮，冯家老二和爷爷发生过龃龉.

民国二十七年农历二月初五，日军第一次到端村扫荡，事前谁都不知道日军到端村会干出什么事情，. 我们得到消息，全家都逃到了外村避难，爷爷是镇长，面对敌人，他的境况可能更加危险. 但他不能弃桑梓于不顾而擅离职守，所以选择留在村中. 日军进村后，把主要街道的铺面房烧了大半，这天，几位奶奶带着一群儿媳站在避难邻村的岸边，望着像是一团火球的端村，欲哭无泪. 徒唤奈何.

日军占领县城后，县政府人员跑得无影无踪，全县处于无政府状态. 占领军总要与人对话.
县城里的头面人物多是商人，他们商量想请一位刘先生出面组织维持会. 刘是五爹的岳父，北大毕业，时任河北省教育厅中教科科长. 保定沦陷后回到家中. 听说人们有意让他出来收拾残局，便连夜离家到北京躲避. 县城的维持会迟迟建立不起来，日军扬言屠城，有个像是二流子的人，站在大商人熊宛东门前大骂说:" 你们有钱人在此危难时刻不出来，让全城人跟着遭殃" .在这种情况下，熊宛东当了县城的维持会会长，一年以后，被共产党的游击队潜入城内切了脑袋，二儿子和儿媳也惨遭杀害.

端村没有政府机构，爷爷是镇长，一切的事情都要承担下来. 日军第一次扫荡后，时常开着小汽船再来. 倒不像首次来时那样大开杀戒，但也要小心应付. 送烟送茶. 招待吃喝. 大约在民国二十八年，日军派了一个小队住在端村大河南，住下后任何事情都要找爷爷和镇公所解决.
所好，只住了几个月，他们便回到了县城.

那时地方上有几股势力: 日军，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土匪. 身为一镇之长，既无兵权，又无财权，却要把各方面都应付好，得罪了哪一方，都难免杀身之祸.

后面就一一介绍各种力量.

转帖VOA 卫视 何清涟一篇文章

何清涟:《中国商界生死书》 - 刘汉、袁宝璟共证“三诫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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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汉龙集团董事长、四川富豪刘汉（2011年1月16日资料照）

               

何清涟

最后更新 25.05.2014 14:46

编者按：这是何清涟为美国之音撰写的评论文章。这篇特约评论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转载者请注明来自美国之音或者VOA。

尽管周永康案件还未尘埃落定，但与周滨关系密切的四川富商刘汉案近日一审结束，刘氏兄弟均判死刑。联想起刘汉与2006年辽宁富商袁宝璟案的关系，我突然想到，刘、袁两位用自己灿烂一时但结局却不美妙的人生，共同证明了近30年《中国商界生死书》的三条重要诫律，即每一条成功之道，都为成功者留下了一道不知何时可能启动的死亡暗道。

*诫律一：游走权贵与江湖之间是把双刃剑*

中国富人在傲视穷人的同时，却又自称自己是“弱势群体”，这所谓“弱势”，当然不是与普通平民百姓相比较，而是与政府的强权相比较。在政府那凌驾一切的政治强权面前，“财富的权力”就显得微不足道，企业家们自然又成了“弱势群体”。2006年3月中旬东北富豪袁宝璟因一条命案，袁氏一门三兄弟全判死刑。因此案内情复杂、判刑结果奇特，中国网路言论一反常态，即每当富人遭杀身之祸时网友一片叫好，称此案是“现代中国之大冤案”。

袁案留下诸多悬疑，诸如他当时用来买命的钱近500亿究竟是否存在，如果存在这笔钱，其下落流向何方；那个想要他死的人是谁；……所有这些，都随着袁的离世而成为商界的耳语流传。直到2014年刘汉的“黑金帝国”崩塌，刘家兄弟的种种故事成为中国媒体的热门话题，外界才知那个想要袁氏兄弟死的人是刘汉，刘汉通过商界朋友“周滨之父”的势力达成灭袁氏三兄弟的心愿。

至今，官方对周永康干预袁案审判不置一辞。尽管媒体报道都言之凿凿，坊间演义非常丰富，但在刘汉庭审时未露出丝毫端倪。根据中国特色，已经被媒体如此“捕风捉影”大肆报道过的事情，自然不可能毫无根据，之所以未现全豹，乃因其中人物位高权重，完全揭露于世，不只与某权势要人有关，还与朝廷体面攸关。当局并不想自我坐实自身的体制是一个草菅人命的恶制。

*诫律二：摸清竞争对手的靠山是谁*

中国商界之间的商业竞争，需要很多“市场外”的竞争，在资源与经营特许权的获得上，比的是背后的靠山与人脉；在市场竞争中，除了经营才能之外，还需要凭“狠”，这狠除了斗心术、斗腹黑，还得比谁的手段毒辣，包括买凶杀人等各种毒招。

袁宝璟一介平民子弟，白手起家成为亿万富翁（2006年曾被称为“中国首富”），当然不会不知道这种中国特色的生存之道，即必须游走于权贵与江湖之间，因为那既是致富之道，也是保全身家性命与财富之道。但他显然运气不好，因为“下结江湖”的需要，他有一位红黑两道都很“玩得转”的朋友兼手下，即辽宁省辽阳市原刑警队长汪兴。这位汪参与了袁公司太多的“机密活动”，并以此为由屡屡向袁敲诈，并因敲诈不遂向有关部门举报袁宝璟各种罪行，例如挪用公款16亿用于股市炒作“郑百文”（所谓“中国十大股案”之一）、派人枪击刘汉、伪造国库券、杀人灭口等等。袁因不堪其扰，才有其兄长雇凶杀汪之举。

但袁宝璟的腹黑与刘汉相比，只能算小巫见大巫了，刘汉也曾欲花1000万元买仇家人头，刘氏兄弟欠下的命案有多起。但那些命都是草民的命，最大手笔乃是借助朋友周滨父亲之手，通过法律将“中国首富”袁宝璟兄弟三人判处死刑。

当时中国进入互联网时代，袁宝璟可能还不知道信息乃制胜之宝，竟然漏掉了“竞争对手背景调查”这项基本工作。因此，中国商界生死书今后一定要加上这条诫律：摸清竞争对手的靠山是谁，以便决定是否让道。

*诫律三：家族公司难免覆巢之痛*

中国的民营公司不少是家族公司，从道理上讲求，不少人知道这是瓶颈，严重阻碍了公司做大做强，但形格势禁，这种企业形式仍将长期存在。

我曾经说过，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最严重的问题就是信用流失。人类社会的信用体系依靠四个层次的信用支撑，即国家信用（即国与国之间的政治信任）、政府信用、商业信用及个人信用。这四个层次的信用在今天的中国都陷入严重危机，整个社会的信用体系崩塌，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只能依靠最原始的血缘纽带，所以中国的民营企业大多是家族公司，即由父子、夫妻、兄弟姐妹共同经营。大多数情况下是这样发展而来：家中有某人发达之后，逐渐将各种血亲网罗进来。一则是各种血亲也有谋职致富的需要，二是基于血亲关系的互相信任。

这种从农业社会传承下来的“打虎还靠亲兄弟，上阵须要父子兵”的传统，虽然解决了基本信任问题，但人无千日好，中国商海棋枰翻覆之事太多，且不说公司内部兄弟反目、亲属成仇之事常见，就以公司遭遇翻船的外部灾难来说，家族公司也难免覆巢之痛。比如袁宝璟一家三兄弟因汪兴命案共赴黄泉路，另一位堂兄弟被判死缓，形同灭门。事过八年，站在被告席上的刘汉也因“汉龙帝国”高管的血缘关系而遇到麻烦，需要就企业性质是公司还是黑社会组织进行庭辩，庭辩内容之一是刘汉与刘维之间的长期合作及共同行动究竟“是兄弟亲情，还是犯罪组织关系？”

假设周滨与刘汉对簿公堂，公诉人称两人的关系是权钱交易为主的朋友，我猜想这两位大概都不会否定这种概括。但要刘汉与刘维两人弄清楚他们每次重大行动的动机究竟是“兄弟亲情还是黑社会组织关系”，恐怕非常困难。他们因兄弟身份而共同组建了汉龙集团，血浓于水的亲情是其合作基础，类似情况在中国民营企业很常见，这种庭辩内容甚至不会增加中国人的道德困惑，只会让人产生“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感觉。

*中国人为何喜好《袁刘恩仇录》的复仇版本？*

时隔八年，袁宝璟与刘汉这一对商界冤家先后被政府处以极刑。国内商界对刘汉兄弟命运的判词是：“出来混，总是要还的”，此论暗含“做坏事必有报应”之意，有意忽视其靠山的倒掉才是主要原因。更有意思的是，现代社会日见其稀的复仇色彩成了《袁刘恩仇录》的新结尾。以下是“导演宋翔V”的微博原文：“中国首富袁宝璟因与刘汉交恶遭至三兄弟灭门。袁氏夫人央金不能释怀，遂雇佣三名顶级私家侦探数年来长期潜伏成都暗中调查刘，耗资数百万，挖出刘氏大量犯罪证据。央金通过文艺界朋友将材料秘密递达第一夫人，后成为快速拿下刘汉兄弟的关键材料。今刘氏兄弟被判死刑，央金完成了一次基督山伯爵似的复仇。”

这个复仇版本的故事更符合中国人的道德审美与伦理想象，一位歌舞称于当世的美丽女子为夫报仇的故事，可以安慰成千上万中国成功男人的寂寞心灵，写小说拍电影肯定卖座，注定会成为广为流传的传奇故事。在我看来，它还暗含国人对于《中国商界生死书》的肯定，即只承认三条诫律导致其成功的一半，却将另一半暗埋的死亡暗道看成是“出来混”，“混得不好”才可能支付的代价。我想，刘汉如何踏上黄泉路的真相也许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刘、袁故事将构成《中国商界生死书》的一个不可忽视的篇章，他们用生命共同证明的三条诫律，仍然将被中国商界群雄当中那少部分运气不佳者继续演绎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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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杂忆 20

                                        看新媳妇

弘毅堂南面，白洋淀边住着一户人家，男的叫猫叨，女的叫大女. 有三个儿子，大儿子叫大栓，二儿子叫二锁，小儿子叫小乱.他家有一条大船，当地称这种船为槽子. 往来天津运货.

老夫妇为二锁找了个童养媳，是外村来的，十几岁的样子，帮大女干活. 我们经常见面. 那时也搞不懂什么是童养媳，只知道他家来了个人. 过了一两年，二锁和她要结婚圆房了. 有些人说要到新房看新媳妇，我不知谁是新媳妇，在我的观念中，新媳妇一定是美若天仙的女孩，等我挤进新房一看，原来就是那位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女孩，大失所望，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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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杂忆 19

                                                  求学经历

二十六年春，我和小我两月的堂弟入端村完全小学. 小叔比我们大一岁多，他已读二年级了.我们的级任老师是我姥姥家的大表兄.
那时的小学生练字用石笔和石板，放学时我一边走一边拿书包甩来甩去，我那石板每天都被打碎，天天都要换个石板，妈妈没办法，给我买了个铁片制的板.
每天都是和小叔，堂弟一起去上学，早晨妈妈给我四大枚，即四个铜圆，在大桥头买两大枚的烤白薯(当地叫烤山药)，之后在烧饼铺用两大枚买一个火烧.( 即烧饼). 小叔则随身带一个鸡蛋，他不买火烧，让烧饼铺的人炸块面，炸到半熟时捞起来剥开，把鸡蛋放进去再炸，我们称此为炸大炮..
初入学，我们根本不懂念书，放学后只知道玩. 那时的成绩分甲乙丙丁四等. 80分以上是甲等，70到80是乙等，60到70为丙等 60分以下算不及格，是丁等.  到夏天，第一学期结束，放榜时，堂弟和我都在丁等的若干若干名. 此时我才知道，学习成绩有好坏之分. 第二学期，我就稍微知道念书了，学年结束，我考了个乙等，堂弟仍稳定在丁等. 直到现在 通电话时他仍说我书念的比他好. 其实呢，也不见得.
二十七年二月，日军第一次来端村扫荡，烧毁了小学的一部分房子. 学校停办. 堂弟不久就随大奶奶等到北京了. 只余下小叔和我两个小孩子无学可上. 七爹和十爹，十二爹等人则从北京辍学回到家乡. 有一段时间七爹每天给小叔和我上课. 但没多久七爹等人就去西南后方了. 爷爷把我们二人安排到冯子超先生的私塾受教.
现在的年轻人对私塾可能知之甚少，也可能感兴趣，所以我在这里多费些笔墨.
冯先生那里是个存在多年的典型私塾. 端村完全小学成立十几年后，这私塾仍有市场. 和小学共存，平行发展.
这私塾位于西河南，三合院. 北房是冯先生夫妇和他两个女儿的住室和起居室. 东房是先生教书的地方.西房供学生们复习念书用. 南边是个通向外院的门口，从那里出去就是白洋淀的淀边.
东屋的房子很深，迎门是条几八仙桌，先生坐在桌子的上座，房内摆放着几张桌子和椅子板凳. 是学生们的座位. 学生的年龄差别很大. 有的估计已近二十岁了. 他们都是按传统读古文，如千字文，论语，孟子之类. 不是集体授业而是一人一人地个别授业. 程序是 学生轮流到老师面前，先把书放在桌上，转过身面对门口背昨天讲的书，背的时候往往不由自主地左右摇晃身子. 背完书，再转身面对老师，也许会交上老师命题的写作，若没有要交的文章，老师就讲新课. 如果背不出. 老师就用桌上那个油光发亮的戒尺打学生左手手心. 听讲完新课的学生就回到自己的座位写作或背书. 练习大字小字. 文章若有需要改动的错别字，要剪一小块同样的纸贴上，我们称此为打补丁. 贴这补丁不用浆糊，老师刮一下门牙的牙垢就是天然的浆糊. 小叔和我是这里年纪最小的学生，应是家长和冯先生说好了，我们不读古文，读小学里的课本.
有件事值得记下来. 一天上午休息时，我们到北房去和师母师姐说话，来了个挎篮子卖烧饼油条的人，有个年纪大的学生要跟我打赌，说他可以把几个油条套在一起，(油条是炸成圈形的).不用手扶，完全靠动嘴唇把油条吃下去，如果掉了，他付钱. 如果没有掉一直吃完了，就由我付钱. 我同意了. 结果是他成功了，一口气把几个油条吃下肚. 中午回家吃饭时，我跟奶奶要钱还赌债，被奶奶姑姑说了一顿，不让我再和他人打赌.
在这里我也见到过走方卖书的小贩. 记得老残游记对此有过描述. 一位中年人，仆仆风尘的样子来到私塾，斜背着个大包袱. 里面全是线装书. 向冯先生和年纪大的学生兜售. 嘴里不停地讲， 似乎很有学问的样子. 他来一次，能卖出不少，有人买了一本地理类的书，至今我记得上面画个图，说意大利像只靴子.
在冯先生处读了几个月，后来我全家又有一次逃难，回来后冯先生的私塾关门了，我们又转到刘金钰先生处.
刘先生比冯先生年轻，不足四十岁，可能是幼年生过小儿麻痹症，左臂和左腿有残废，走路是瘸的，胳膊不能伸直. 当然也可能天生如此. 他的私塾只有一间房. 且房内有一条大炕。一部分学生的桌子椅子要放在炕上.  教学方式和冯先生处差不多，小叔和我仍然不学古文，只学小学的课本. 由于老师比较年轻，不像冯先生那样威严，师生关系比较随便些. 好像没见过老师打板子. 我们进去 后不久，学生人数增多，又搬到附近一个更大的房子内上课.  此时共产党游击队的力量已渗透到地方上的各个方面，有一人常到刘先生这里来，对学生们讲共产党抗日的事，不是个别授业而是对全体师生讲. 他做过两件事. 一是扫除文盲，让学生带着自制的小黑板到人来人往最多的大桥上教人识字. 第一次就派我和一个同学去. 我们拦住过往行人，问他认识不认识黑板上的字，若说不认识，就教他. 这事没坚持多久，搞了三次，四次就不了了之了. 他搞的另一项活动是教大家唱歌，他说:" 我们大家来唱歌子!" 说这话的时候，歌子的<子>字音特别重. 听起来不大入耳. 他命令大家排成双行，他站在前面打拍子指挥教唱. 其实呢，他并不懂什么三拍四拍，举两只手胡乱摆动而已. 为了表现他的投入，闭起眼睛前后左右晃动. 如醉如痴. 当时我就奇怪他怎么倒不下. 现在回想，他好像是滑雪比赛时的那种标杆，不管怎么碰，他都倒不下. 后来听说，带领大家唱歌子是共产党干部的基本功之一，以此来联系群众，宣传群众.
在刘先生处学了几个月后，端村小学整修好了被烧毁的房子复校，小叔和我就回小学了，他读初三，我读初二.
民国二十九年春，爷爷带我告别故乡到了北京. 从此再没回去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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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忘却的纪念：参与者 受害者 经历者见证六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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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艾米

六四25周年将至，25年的时间里，已经有几代人成长起来，由于对历史的封锁，一些90后，以及21世纪出生的人可能对六四几乎一无所知，但是六四25年过去了，当年六四事件的参与者、受害者以及无意中目睹了当年惨案的人对这段历史还记忆犹新，本次揭露就请四位不同经历的人讲述他们的故事，也算是对这段历史的“为了忘却的纪念”。

吕京华当年曾经是一名普通的工人，当年因为同情天安门广场上绝食的学生而将加入到支持他们的行列中，最后成为动运领袖之一和广场上原北京工人自治联合会成员，在六四以后，因遭到通缉而流亡，与当时只有一岁的女儿天各一方。

吕京花 网络照片 DR

吕京花：我在天安门广场上加入了工人自治联合会。因为那里边的女人不是很多，所以有一个女人出现的时候就显得相对很明显。我们当时在天安门广场的西边有一个帐篷，比较隐蔽一些，我们想搭一个棚子，但是这个棚子不是一时半会能搭起来的，但是广播必须有声音，所以就搭了一个桌子，有机器开始响，我就开始念来自各地的稿件，也念工人的章程和宣言以及各地收集的信息。那时候，我们的听众在天安门广场上围得一层一层的，上千人等着听。
后来到六月四号凌晨的时候，开始有一辆装甲车进入了天安门广场，半路上就被街上的障碍给阻拦住了，结果那辆装甲车着火了，这时候广场上的学生和市民开始群拥而上。那时我就不能控制自己的情绪了，在喇叭里使劲地大声喊：“市民同胞们，我们热爱的人民解放军已经开始对我们的人民下手了。”一遍一遍地喊。当时很多人就被激怒了，当时我就明白第一要逃命，第二可能就很快就不能见到家人了，当时的心情非常复杂，可是我又不能不在广播里讲，因为是我亲眼看见当时我们的人流着很多血，捂着头跑过来告诉我们新华门前发生了什么事情，军警如何用军棍打死和打伤人，然后如何把人拉走等等，这些我必须要宣传，因为要对在广场上的听众和市民学生负责。
这个时候我就不停地在广播，因为我的声音有点沙哑，当时政府就已经说，在天安门广场上的广播上有一个人用沙哑的声音怒吼着……实际上就是说我。
后来共产党开始通缉我了。我是在6月9号看见邓小平接见戒严部队时，就想我们这些人早晚会被戒严部队抓走，就开始南下，买了火车票，不是一次直接到南方，而是陆陆续续转，到一个站就给家里发一个电报报平安，然后又换一个火车站。最后坐上了西安到广州的列车。因为大多数人都是从北京往广州跑，那我就不坐这一趟车，中途转车。一路上就开往了南方。
后来我给家人打电话的时候，有一个在公用电话接电话的张大妈就说：“你惹事了，你们家里来了很多戒严部队，解放军站在你家房顶上，你在哪儿呢？”但是这时候就知道有危险，把电话给挂了，那是我就知道我有危险，但是我不知道自己遭到通缉。
后来我就直接和香港的支联会联系，他们就说马上救我，因为我已经在通缉名单上了。8月23号就安排我逃亡到香港，然后转往第三个国家。就在通知我要离开中国的时候，我告诉和我街头的人说我的心里特别矛盾，因为我特别痛苦，我的女儿刚刚一岁，6月2号是她的生日，我也没有参加，因为我当时在广场上。我当时心里特别矛盾，我想我为了生而生，我离开了我的亲生骨肉，离开了我的家人，尤其是我一岁的孩子……但是我一想，警车在不断抓人，我藏身的这个广州的家也来了公安局的人员，他们一定要全力以赴将我抓获。所以我想，干脆义无反顾吧，就登上了开往香港的“自由之路”……
我8月23号到了香港，1989年12月8号，拿到美国的政治难民身份，飞往洛杉矶。
在美国，因为在已经获得了难民身份就可以办理家人团聚，我就开始申请我在中国的女儿和我以前的先生家庭团聚，但是我先生拒绝来美国，我不知道他到底是因为政治的原因，还是其他的原因，后来我只能单独申请女儿来美国。我和女儿分开五年后见到了她，那时候她刚刚六岁半，到美国来上小学一年级。我们团聚了。现在我女儿也已经长大成人了。
法广：你自己有没有感觉六四事件给你的个人生活带来了不少的问题？
吕京花： 对我的家人，我是有亏欠的，尤其是我的母亲，因为我走的时候，我的母亲已经得了癌症，我妈妈是一个非常坚强的人，不会再外人面前流眼泪，但是我看到妈妈照片的时候，和我原来的记忆截然不一样，人非常瘦。因为她不晓得我会遭到当局什么样的迫害，她也不知道我逃亡，她一直在苦苦地守着我，等到我的消息，也就是说，我是死是活她都不知道，而且她一直在照看着我女儿，我的女儿刚刚一岁就没有了妈……
_________________
方政，在六四中失去了双腿，他这25五年经历的磨难也是常人所难以想象的。

方政 网络照片 DR

方政：1989年6月4号上午六点钟左右，我在西长安街六部口，被从身后追杀的坦克碾去了双腿，所以那一刻就给生活带来了完全不同的改变。从我受伤到出国，在国内大约二十年的时间，总的来说是一种比较艰难的谋生，这当中也面临着非常多的各种不公正的对待，这些不公对待我的主要原因也是我受伤的政治原因。
归结起来讲，在六四之后的最早期，中共的官方，不管是学校还是官方部门，最想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掩盖六部口坦克压人的真相，所以在对我的要求中，首先就是不让我说出我的受伤原因。
我受伤之后从医院回到学校，在北京当时有很多的“清查”，审查，包括每个人的鉴定等等，在这个过程中我也受到很大的压力，最大的压力就是他们希望我否认坦克压人这个事实，当然我一直在坚持说出我受伤的真实过程，因为我觉得这些事实是不能够被轻易更改的和掩盖的。
鉴于这种情况，我的一切都受到很大的影响，包括毕业证一直不给我，很长时间都让我留在北京，不能给我一个结论。那个时候，有一个结论就是要搞清楚你是“暴徒”还是“误伤”，这两者有很大的差异，因为当时中共将六四定性为“反革命暴乱”，所有被镇压的，死亡的和伤残的，都希望将其定性为“暴徒”，这样就让镇压有了一定得到合理性。但事实上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因为我们完全是和平的，没有任何暴力行为的市民和学生。尤其我个人经历的这个特殊的例子，当时我们学生是在6月4上凌晨4点钟从广场和平撤出，经过六部口，也就是西长安街上，走回学校的这个过程中，突然遭到了解放军的坦克从身后的追杀，不仅坦克高速的冲向学生的队伍，而且还释放了毒气弹，所以我觉得就在六部口造成了一个非常血腥残酷的惨案，也就是“六部口惨案”，有很多当时北京高校的学生，包括我在那里被压死，压伤，具体的人数我们也无法得到，大概现在我们知道当在那里有九个学生被压死，还有很多人像我一样受到不同程度的伤害。所以这二十多年在北京的生活就因为我们不愿意妥协和坚持真相，受到不公正的对待，我也被抄过家，被短期拘禁，长期被限制自由等，这些都是一言难尽。因为20年的时间非常长。
其中还有让我觉得很特殊，很有代表性的迫害就是取消我参加残疾人运动会比赛的资格。受伤之后我觉得作为一个残疾人，哪怕是一个普通的残疾人，因为我热爱体育，原来我也在北京体育学院学习，所以我在受伤之后，只要有机会我当然希望参加，可是非常遗憾的是，大家都知道在中国，体育和政治是紧密挂钩的，一切都是政治化的方式。所以在1994年，我有一个机会参加相当于现在亚洲的残奥会，这是一个洲际的比赛，可是最后，尽管我是中国的全国纪录保持者，但因为我受伤的原因，就在临比赛前取消了我的比赛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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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事件发生时，盛雪正在等待前往加拿大的签证，她只是一个普通的市民，但正因为看到了六四发生的惨剧，到加拿大后开始从事民运，从此再也无法回到祖国。她目前是中国民主阵线的主席。

盛雪 网络照片 DR

盛雪： 1996年时候，我知道国内的形势有一些变化，我也知道海外的民运人士和异议人士可以回国了，所以在1996年的中秋节，9月份我就回北京了，结果在首都机场就被抓了，然后被审讯了一天，最后被遣返回加拿大。在过海关的时候就把我抓了，然后带到机场的临时审讯室里，那个屋子里站了一圈警察，中间放了一个长条桌子，三个人站在桌子后边，他们给了我一个长条板凳，我当时一进门就笑了，我觉得特别戏剧化，特别象演电影，然后就一直审我，后来几个小时过去了，本身我就有晕飞机的问题，我又晕，又渴有头疼，我就告诉他们我特别难受。结果他们就决定把我带到首都机场宾馆，五个人一直轮番审我。
法广：他们要审出什么来呢？
盛雪：刚一开始，在首都机场刚刚把我带走的时候，一进房间，中间那个人就一拍桌子站起来说：“叫什么名字”，我就说我的护照子他的手上，所以就不用问我这个问题了。他就说让我老实一点，要把所有反政府的行为都说清楚，我就说要更正一个概念，在加拿大反政府是合法的。然后他就又一拍桌子站起来说：“我当然说的是你反中国政府。”我说：“那我必须和你说清楚，我做的所有事情都是对中国有好处的…… ”
他们就显示出对我在海外做的事情非常清楚，非常了解，什么时候开了什么会，见了什么人，组织了什么活动等都非常清楚，还有我身边还有那些人他们也能数得差不多，所以我也说：“既然你们掌握了这么多的情况，你们根本就不用在问我。”他们说，他们掌握的情况和我自己说出来是不一样的。后来主要是要让我写悔过书，让我写我出国以后受到西方反华势力的误导，所以就参与了西方反中国的一些行动，我对此感到非常悔恨等等，我就告诉他们说，我根本不可能些这些东西，即使是写了，我和你们都知道我是骗你们的，我也会觉得良心上过不去。
反正就是在24个小时的时间内讲了很多话，所以我不可能写这个悔过书的，后来他们就说，既然我不写，那就对不起了 ……
2008年的2月6号我去香港，在香港入境处又被抓了，在关了一个晚上后遣返出境。
——————————
董昕，是盛雪的丈夫，他在六四凌晨亲眼见到了一名女孩被子弹打中头部，他希望可以通过广播见证这段历史。

六四遇难者张瑾 网络照片 DR

董昕：1989年6月3号晚上，6月4号凌晨在西单的十字路头，我当时跟一个朋友开一个小店，小店面对的是长安街，西单那一段，所以当时我看到了一些非常血腥的一些事情。
在我身边发生的最血腥的事情是，当时军队进来以后，天黑了，有很多市民在路上，我本人是在我的店里，当时我们关着门，就是趴在窗子上看，很多市民在大街上，开枪以后就躲在路边暗一些的地方，有一个女孩子就躲在我的商店门口，枪声很杂，突然有一个女孩子就躲在我的商店门口，枪声很杂，这个女孩就倒在我的商店门口，因为我的后面是一个居民院子，就把这个女孩拉到院子里。然后就看到这个女孩的右太阳穴有一个枪眼，左边大脑的脑盖被掀开了，她当时还在喘气。他当时的男朋友急了，他就从院里抄了一把菜刀，要往外跑，后来就被大伙抱住了。
当时我们几个人就抱着这个女孩，肯定要送她到医院，但谁也不敢上街，大家都躲在院子里，几个小伙子就把她拖着，驾着从房上把她送到了医院里。这是我对六四印象最深的，也是见到的最血腥的一幕，因为这就是发生在我的眼前的事情，但是谁也不知道他有多大岁数，叫什么。
第二天早上，天亮了以后， 在我的商店门口，看到那颗从这个女孩的脑子里出来的子弹，又打在我的商店的玻璃上打碎了，我的商店门口那一片都是脑浆恶化头盖骨。
后来我就出国了，在多伦多这边有一批朋友捐了一些钱给丁子霖他们这些“天安门母亲”，1993年的时候有机会回国送捐款，我当时到丁子霖家，见到丁子霖，她就拿了一些受难者的照片给我看，我突然就发现了这个女孩，她的名字叫张瑾，当年17岁。
感谢吕京花，方政，盛雪和高昕接受法广专访。

关键词 : 六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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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杂忆 18

. 文革时期，流传一个说法是，北京的北海公园关门后，王洪文常在里面钓鱼消遣，用的是法国进口的鱼竿. 我现住的法国小镇，有几个小湖，也可以钓鱼，往往遇到那些带着齐全的设备坐在湖边钓鱼的人，常常是坐一天，毫无收获而归. 好像钓鱼是一种很昂贵的活动.


端村是水乡，到处是水，钓鱼非常方便，我五岁的时候就开始钓鱼了. 找一根结实点的苇子当鱼竿，拿根缝衣服用的针，在火上烤一烤，弯成鱼钩，再截一段芦花樱子的杆当浮子，用丝线拴好就是一副鱼竿. 我第一次钓鱼是和姥姥家几个表兄表弟及一位小舅舅在后街的小河里. 因为是首次，所以有些紧张，当浮子被拉下沉时，我非常用力地往后甩鱼竿，钓上的鱼约有手掌长，摔在地面立刻摔死了. 等第二个鱼上钩时，我就比较从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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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小的时候，平时家中主要是女眷，几个奶奶和几位婶子和姑姑，每到暑假，在外面求学的叔叔们都回到家中，气氛一下子就活跃起来了，吃饭时他们滔滔不绝的讲笑话，说故事，介绍城市见闻，相互调侃等等.  教忠堂打造了一条救生船，是在船底部加两根钢条，既可以当船用，也可以在冰上滑行，所谓的救生是指在铲河期若有拖床掉在水里，可用救生船驰救. 在我的记忆中，从我懂事直到离开端村，并没听到或亲眼见到过用救生船救人的事. 暑假期间，差不多每天晚饭后，叔叔们都驾着这条船到白洋淀离岸较远的地方游泳，甩魛. 魛是一种鱼，甩魛的时候，鱼竿不用浮子，鱼钩上挂条小鱼，让船慢慢前行，鱼钩漂在水面上，这时，魛鱼就会浮上来随着鱼钩前进，等他把小鱼和鱼钩吞下去，用力一甩，这条魛鱼就算钓上来了. 这种鱼一般有一尺多长. 肉质鲜美.

在岸边观鱼也是一大乐趣，那些刚刚孵化出来的小鱼，通体透明，两个眼睛特别大，它们在水中游动的路径都是折线. 我们叫它们为大眼仔，还有一种像蜘蛛一样的东西，比蜘蛛瘦，能在水面上跑来跑去，我们叫它油葫芦，北京人称它为卖油的. 人们说有水就有鱼，确实不假. 我曾发现，在故乡时，若雨后某处积水了，虽然与大河不相连，几天之后，这水洼里就会有鱼苗游动.

约在六岁的时候，和小叔做过一次科学实验. 那天傍晚，我们二人从外面回家.此时，星星已布满天空. 我们发现，众星都随着我们走，我们往东，他们就往东，往西，他们也跟着往西. 后我们背对背站住，然后同时往相反的方向走，二人都觉得星星跟自己走，对这现象我们解释不了，问妈妈，问老王，他们也说不清. 后来也就把这事忘了. 读圣经读到耶稣诞生时，东方博士被星星引导到伯利恒. 我想起数十年前，小叔和我做的科学实验，我认为 引导博士的星在天空的位置不能太高，若过高，就分不出该往哪个方向前进了.

童年杂忆 17

武德堂房子后面有一个小院，院里住的不止一家人. 那里住着一位老太太，说不清她有多大岁数. 身材瘦小，面容枯槁，走路时扶着一根长棍，人们都叫她大云姑，奶奶那辈人，妈妈那辈人和我们小孩子都这样叫她. 她没儿没女，只有一个小伙子跟着她，有人说是她的外孙，我也搞不清楚. 也不知她姓什么，是不是王家的远族人，从一些事情看，她和王家人的关系又不一般.几代人对她都很客气.  她可以挎个篮子到我们家卖糖 豆等小孩子喜欢的东西. 她自制煮蚕豆. 当地人叫大乌豆. 很受我们的喜爱. 我还去她家看过，大乌豆的做法是 先把蚕豆泡得发起来，他那外孙把发好了的蚕豆在镶有刀片的木板上切个缝，之后加上各种作料一起煮.

据说，大云姑非常聪明有才华，尽管大字不识，却能见景生情出口成章编出能够押韵的顺口溜. 抗战爆发不多久，她死了，听说死后身体缩得更小了. 好像是教忠堂赏了他一口棺材.

教忠堂兴旺时，每位奶奶房中都有一位女佣，只记得大奶奶的女佣叫老李，我奶奶房中的叫老王. 老王的岁数在奶奶和妈妈之间. 住在端村的西河南. 据说她家是端村两家原住民之一. 教忠堂家道中落后，女佣则由长工变为短工. 即有活儿的时候叫他们来. 不过就我的记忆所及，老王每年在我家的时间总会超过半年. 他是我童年时的伴侣，她干活儿时，我坐她旁边听她讲故事，现在回想起来，她讲的故事可归为两大类，一是傻女婿，二是大户人家过于奢侈浪费，遭上天惩罚，后代人如何发愤图强，恢复家业. 有的故事已讲了N遍，我还是百听不厌，有时她少说了一句，我还要提醒她补上. 傻女婿都是三女儿的丈夫，到丈人家办事出尽洋相. 幼年时对她信靠太多了，刚到北京时，有一次和爸爸说什么事，我说老王是怎么说的，爸爸倒也不客气说，老王懂什么，你怎么能信她，这才颠覆了老王在我心目中的地位.

离开端村时。我只有九岁，还不具备读书的能力. 不过家中有许多连环画，小人书之类的读物，我非常爱看，比我略大的几位叔叔也常讲故事，评论一些事情. 总体来说，童年时期在故乡从几方面得到的知识，教育，多是忠孝节义这一类. 比如，看过的小人书有杨家将，精忠传，呼延庆打擂，包公案，刘公案等. 这些观念对我的影响巨大，一直持续到现在.

十四爹，十五爹爱看三侠剑. 不仅讲里面的故事，还和他们的朋友互相憋外号. 至今我还记得 老侠胜英，小侠艾虎，南侠展雄飞，北侠欧阳德等. 端村一个杂货店代卖书籍，三侠剑出了十几集。也许有二十几集，如果买到最新的一集，用书中新出现的侠客的外号憋别人，就会稳操胜券，令人甘拜下风.

童年杂忆 16

                                     盘点我童年时的那些糗事

在家乡的时候，平时是由厨师小邸做饭. 包饺子时，年前蒸花糕时，奶奶和妈妈那两辈女眷都要出动帮忙. 包饺子比较简单，时间也不确定，想吃的时候大家一起动手就是了. 我要解释一下年前蒸花糕.
花糕分两种，一种是上供用的，一种是人们吃的. 当然，上供的花糕上过供后，最终也会进到人的肚腹.
神主前的供桌两旁，要摆两个花糕，其造型需设计好. 蒸的时候是一层一层地蒸，蒸出来后，趁热码放在一起. 在年三十之前，暂时存放在很深的空水缸内，上供的花糕比水缸高，上面还要盖个盆. 大奶奶是花糕的总设计师. 由她指导一群儿媳妇具体做.
蒸馒头很简单，把发好的面揉成长条，切成一段一段就成了馒头.馒头只在平时吃.  过年不能吃馒头.要做花糕. 家中有许多各种花样的木模子，先用木模子压成形，之后上笼屉蒸. 为使花糕的花纹蒸后得以保持，在压木模之前要反覆地揪面，直到发好的面变硬，蒸时不易变形才可.  .我们小孩子最爱凑热闹，能做的事只是揪面，不过，揪面很费劲，揪两下就没意思不揪了.那时的传统是正月初五之前不做主食，都吃年前做好的花糕. 现在看来，这样的安排并不科学，到了初四初五，花糕已经陈旧，很干，有的表皮已经发裂了.即使重新加热蒸过，也不好吃. 除了花糕，年前还要蒸些豆沙包，糖包之类的东西.
长我六岁，目前住在台北的堂姐常来电话，聊些往事. 她说 大概是我三岁或四岁时，又到了蒸花糕的时候， 小邸已在前一天把面发好，老少两代的太太们齐聚厨房准备做花糕了，却发现发面的盆中浮着一层水，问小邸，小邸也不知是怎么回事. 这时看到我在一旁捂着嘴吃吃地笑.
大家明白了，是我趁人不备时往面盆里撒了一泡尿. 怎么办？扔掉可惜，若重新发面，又得一天的时间，只好用水冲冲，把表层的面扔了，继续做糕.

那时北方人都住四合院. 房间多是两明一暗. 暗间里有一条大炕. 明间的典型布置是: 迎门靠墙有一条几，条几前放一八仙桌，桌子的一部分压在条几下面，两边是椅子. 条几至少有半米宽，很长，由独木做成. 条几正中放座钟，两旁放些装饰性的瓷器. 条几后面的墙上可能还挂条幅，对联之类的东西. 有一次我爬到奶奶房中的八仙桌上，打开条几上座钟的门，发现钟摆那个圆东西是可以上下调节的. 我就猛拧了一通. 过了几天后，爷爷说奇怪，钟走得不准了，起床不多久就到十二点了. 他有个小玩意儿，是铜制的圆形小盒，里面有个指南针，可以在太阳光下对时间. 爷爷对好时间，把钟调好. 没过几天，发现钟又走快了. 又对钟. 最终还是发现了钟摆的问题，把它调好了. 但始终也没弄清为什么出此问题.，我也并不知道是因我在钟摆上做了手脚所致 .  直到我读了点物理，才把这两件事联系起来. 觉得可笑.

人们常说小孩子不懂事，要星星要月亮. 这事还真在我身上发生过. 前几年，十五爹在电话中说，有一次我向爷爷要星星，不只要一个，而是要一把.

奶奶房子的屋檐下，有个麻雀窝. 等小麻雀被孵出来，长出毛还不能飞的时候，我让大生给我掏了一个.  掏过之后，小鸟的父母，那些大麻雀，唧唧喳喳地叫个不停， 奶奶说这是骂你呢!  我把小麻雀放进鸟笼里，挂在院中荷花缸旁边晾衣服的铅条上，每天用绿豆糕喂它，它的父母后来也叼来野食喂它. 也就不再骂我了. 从此相安无事了一段时间. 后来有一天,小麻雀突然不见了，对我来说，这是天大的事. 哭闹个不停，非要奶奶的女佣老王飞到天上抓回小麻雀不可. 连晚饭也不肯吃了. 我说"鸟都会飞，你为什么不会飞" 大人们怎么哄也不行.  正在不可开交的时候，有人看到小麻雀回来了，站在鸟笼下的地面上，人们大喜过望，我也破涕为笑，老王也不必飞了. 后来仔细检查，原来是大麻雀每次喂食时，都咬鸟笼的一根竹棍的固定部位，久而久之，竟把竹棍咬断了一截，小鸟是从那里飞走的，在外面游荡了一整天，到晚上该回巢的时候，它无处可去，只好又回来.

小叔养了一条狗. 很温顺，有一天我从北院经过，看到狗趴在地上睡觉. 我忽发奇想，想揪着尾巴把它提起来，于是悄悄地走过去，一把攥住狗尾巴想往上提. 狗受此惊吓立刻站起来对着我狂吠，要扑向我的意思，把我吓得连声音都变了. 五娘听见赶紧出来把我拉走解了围.

务本堂南门正对一条小河，河对面是弘毅堂和十四爷家的房子以及教忠堂的花园. 河上的桥是王家人建的. 河坡有一棵斜着长的树，有一段 树干是横长的，这里有个树洞，树洞中是一个大马蜂窝. 在我六七岁的时候，小叔和我商量着要捅这马蜂窝. 一天，我们两人真干起来了，找了两根竹竿，一起往里捅. 马蜂成群地飞出来，我们两人落荒而逃。每人的头上被蛰了两三个包. 非常痛，正在这时候，遇到了十二爹，他问我们痛不痛，两人都假装英雄齐声说:"不痛!"，刚说了这话便哇一声，不约而同地哭起来了.  后成为十二爹耍戏我们的材料.

我六岁的时候，曾走火打过一枪，这应是我童年最大的糗事.
民国时期，民众可以拥有枪支弹药. 教忠堂多人在军中服役，人们都喜欢玩枪，连文质彬彬的爸爸也不例外. 他有一把很小的德国造勃朗宁手枪. 平时总是把枪和子弹夹子分开包在一个包袱里. 记得是在弟弟一岁左右的时候，爸爸带我们两人在内屋炕上玩，他把枪拿出来了，我悄悄地把子弹夹塞进手枪里，让爸爸放，他对着地面扣扳机，没响，子弹也没射出. 我拿过手枪又朝地面打了一枪，响了，子弹射到地面弹出，穿过门帘，一直飞到外屋靠墙的衣柜上摆的箱子，把箱子钻个洞停在了那里. 枪的响声惊动了全家人，都循声赶来，我吓得躲到炕里，以为会挨顿打，结果谁也没动我.

童年杂忆 15

                          吃了石头化成水

小时候，如果有点不舒服，便躺在炕上. 奶奶坐在旁边，一边揉我肚子，一边哼一个老调. 现在我能想起来的歌词是 " 揉揉搓搓，百病消核，吃了石头化成水，......好咧! 好咧! (病)跟着老和尚跑咧!"
 长大以后，我的消化系统和排泄系统出奇的好，也许和这事有关.

王家人还特别相信犀牛角和羚羊角. 小孩若有个头痛脑热，发烧咳嗽，便用大粗碗磨羚羊角或犀牛角喝，很见效，一喝就好. 教忠堂共五支，每支房中都备有这二角. 除此之外，还备有一份专门外借的. 附近的乡亲孩子病了，常来借. 后来已经到北京了，奶奶对我说，这些东西往往借出去就回不来了，比如张三借去，还没还回的时候，李四来借，就让他找张三要，一来二去就说不清了. 只好另备一份. 到最后出借的就只有羚羊角而没有犀牛角了.

那时每人一生中都要出一次麻疹，出得越早，症状越轻. 出麻疹的时候，要喝芦筍煮的水，我们故乡得天独厚，到处是芦苇地，芦笋和芦根不难找到.  据中医说法，芦笋的作用是<表>.

童年杂忆 14

上世纪四五十年代之前，由于卫生条件差，有许多的流行病对民众生活造成危害. 现今的年轻人对此既没见过，大概也没听说过. 十几年前，我曾试图对一个70后解释什么叫麻子，费了许多口舌，最后他还是一头雾水. 在此，我想谈谈童年看到的一些情况.

接种牛痘大概始于我爸爸那一代人. 即使有了牛痘疫苗，也不是所有的人都有机会接种，因此，天花仍然在中国流行. 我的同龄人中也有麻子，也有得天花死亡的. 清朝的顺治皇帝据说是死于天花，后来的皇室子弟也有罹患天花的，所以清朝皇家非常害怕这种病，但又没办法预防.
天花的死亡率极高. 即使能够治愈，必然留下它的痕迹，那就是麻子. 记得我在故乡端村以及后来到北京，周围的麻子并不少见. 大概到了上世纪末，天花才在中国绝迹.
麻子就是痘痘的瘢痕. 遍及全身，脸上当然也有. 麻子又有黑麻子，白麻子之分. 白麻子只是皮肤有凹穴，黑麻子则是凹穴的底部色素较深，远远就能看出来. 我有个同学是黑麻子，到青春期时，脸上长了许多壮疙瘩，把麻子挤住了，等疙瘩下去后，麻子也看不大出来了. 我是看他手上有麻子才得知的.
北京有句口头禅. 说:" 麻子俏，麻子俏，一个麻子值八吊". 不知是否出于心理上的压力，麻子的行为方式似乎有些与众不同. 北京的另一个顺口溜是:" 瘸子奸，麻子横，最难惹的是独眼冲". 编造这些话的人可能不够厚道. 按西方的标准，这种说法就是歧视，应受到制裁.      有个比我小七八岁的同事，脸上有麻子. 特别的自恋自怜，他随身带着两面小镜子，不管走到哪里，一旦坐下来便把镜子摆放在面前的左右两方. 说话做事时，不停地顾盼自己的身影，那种搔首弄姿的样子实在难以令人接受. 也许这是麻子中的特例.

秃疮在农村很普遍，城市里也有. 生秃疮的都是小孩子. 头顶上泛着白霜. 据说很痒，有时还流脓水. 有句形容秃疮的顺口溜是，"远看一朵花，近看猪毛拌豆腐渣". 治愈之后，头顶上生过秃疮的部位就不再长头发，形成了所谓的斑秃. 这和谢顶不一样，谢顶是上了年纪后逐渐脱发，斑秃的秃在头顶的分布则是不规则的，一块一块的.

疥疮是另一种皮肤病. 患者也多是小孩子. 他们的手指缝处有痂，流脓水.奇痒难忍. 碰到这脓水就可被传染.

端村人中，麻子，生秃疮生疥疮的都有. 因我们小的时候只在同族人中玩，少和街上的孩子们接触，所以没被感染过.  出人意料的是我五十多岁时，竟然生过一次疥疮. 八十年代初，我去合肥开会.回到北京后感到手指缝处痒，夜里睡觉，等全身暖和后，大腿根部痒的难以忍受. 必须狠狠地抓才行，无法入睡. 去看医生，大夫说这是疥疮. 我觉得奇怪，在我的观念中，只有那些很不讲卫生的街头小孩子才会生疥疮，医生说: " 你如果摸了生疥疮的人摸过的门把手，就很有可能被传染，什么样的人都有可能生疥疮." 治疥疮很简单，用含硫磺的药膏涂抹全身，一两天后就好了. 回想当年在故乡，那些生疥疮的孩子若能有此药膏，疥疮早就绝迹了.

童年杂忆 13

                                                      妹妹

妹妹比我小两岁，不到三岁便夭折了. 留给我的记忆不多. 一件事是大年初一，天还黑着，妈妈便叫醒我们起床.  平时起不了这么早，也只点一盏灯. 过年就不同了，屋内既有灯，又有蜡烛. 所以走动时，同时有好几个影子在动，这应该是妹妹最后一次过年，我两在屋内跑来跑去地追逐，看那影子来回晃动，很有趣. 另一件事是我们两人为一个东西争起来了，她也要，我也要. 争执不下. 妈妈为难，两边劝. 一会儿说 大哥让着妹妹. 一会儿说 妹妹让着大哥. 最后我们两人都哭了.

我是教忠堂第三代的长孙，自幼便受到爷爷奶奶的宠爱. 很小的时候便住在爷爷奶奶的房间.过年过节时才回妈妈房间住几天. 妹妹则一直和妈妈同住. 我小时得过猩红热. 看病养病都在奶奶处，病愈后，脱了一层皮，每天早晨都剥下一点. 包起来，最后积在一起烧了.

妹妹得病是在我治愈猩红热之后，我不知道她的病和我有没有关系. 她的病日渐加重之后，妈妈和奶奶告诉我不要再到妈妈房间去. 我便不再去. 可是过了没几天，便从奶奶房间的玻璃窗看到有人在妈妈房间扫房，我觉得有点奇怪，因为往年到年底，都扫一次房，每个房间都要扫. 这次却只扫妈妈的房子.另外我也想，妹妹病了，躺在炕上. 如此大开门窗地扫房，妹妹受的了吗？虽然心中有怀疑，却也没说出来. 过了几天，我就试着到妈妈房中去. 进去一看，妹妹不在了. 我问妹妹怎么不见了，妈妈哄我说，她去姥姥家了，过几天就回来. 我不信，吵着要妹妹，大哭大闹了一通. 后来慢慢地也就适应，不再闹了. 不过，直到今天我也没能忘记. 夜深人静或一人独处时 ，还会想到她.  如果她活着，也八十多岁了.

童年杂忆 12

端村这样大的一个镇子，那时只有两个中医. 一个是马先生，一个是采先生. 他们的医术如何，我无从评判，但同行是冤家，从他们的相互攻讦中，可以看出个大概. 一个说对方"门前有无数冤魂"，后者则说前者"杀人不用刀". 没有别的选择，镇上的人得病，还得靠他们，不找这位就找那位. 实话实说，他们肯定也治愈过病人. 比如，民国二十六年，天津闹水灾，死了不少人，有些死尸甚至被冲到了白洋淀中. 水也进到端村. 灾后，端村流行霍乱. 治这病主要靠扎针，扎针放出血，血液流通了，霍乱也就得治了. 这时，两位医生显身手了.只要他们能及时赶到患者家中扎下针去，这条命就算保住了. 若医生赶不到，结果就是一命呜呼. 所以一时间，这两人都成了救命的活菩萨. 这一年，村里死了许多人. 常听说某人吃完晚饭还好好的，过一会儿，就上吐下泻死了. 我同学的家长也有死的. 河南王家人可能比较注意卫生，幸好没被波及.

听爸爸说，他小的时候，也曾流行过霍乱.  那次死的人更多，那时的人更无知，为了让疫病停止，竟然决定提前在夏天过一次年， 以为，过了年，流行病就该过去了. 过年就必然有许多活动，如唱戏，放烟火等，这增加了居民接触的机会，必然更促进霍乱的传播.

姑奶奶的婆家是马庄的. 马庄隔着白洋淀与端村遥遥相对，据说相距八里. 马庄没有好医生，姑爷病了，来端村看病，看完病抓了药就乘船回去了. 曾祖这一代没分家前，王家有一个中药店. 爷爷也懂得一点中医中药.  这天，姑爷走后，爷爷看到他的药方，知道医生开错了药. 急了，立刻让大生开船赶去马庄. 可惜晚了一步，已经把药煎好服下去了，果然，没过几天，姑爷死了. 估计那时他不到五十岁. 到底是马先生还是采先生给他看的病，我就不知道了. 这也是庸医杀人的一例.

后来，端村又有了个西医. 人们称他为小杜，在西河南行医.肯定不是什么医学院毕业的，充其量读过医士学校，或者也许就是个男护士. 我的表妹颈部总生疮，小杜给开刀治好了. 有一段时间我生疟疾，他给了一瓶<若素>. 后来倒是也好了. 等我们迁居北京后，方才知道，北京街头到处有<若素>的广告，是日本人的产品，不过是酵母片之类的开胃药而已，小杜竟然用它治疟疾，倒也算敢想敢干. 小杜秘密参加了共产党，后被日本人抓走杀了.从此，端村就再没了西医.

妹妹小我两岁，活了不到三年便夭折. 都和当时当地没有好医生有关，如果是在大城市，不会发生这等事.

童年杂忆 11

                                             和尚保元

端村原有一个佛教大庙，规模相当大，据说当年的塑像很有气势. 我小的时候，庙里的佛像已被拆除，房子仍然保留，成了公共活动的场所. 拆除大庙的原因据说是，有一天下大雨，有一外村的卖鱼的回不了家，傍晚时进到庙里避雨，在闪电的光中，看到一些塑像的狰狞面目，竟把他吓死了. 于是，村里的负责人决定拆除塑像，关闭大庙. 原有的僧人大部分是附近各村的，都各回各家. 但大庙的主持保元是从外地请来的，无法处置. 教忠堂就把他请到家中来成了一名清客. 后我听说，保元是安徽人或江西人.

按我的观察和猜测，保元在我家中的地位，是在家人和长工之间..他不再穿和尚的袈裟，平时穿很朴素的灰色长袍. 留光头，行事非常低调，和家人一起用餐，此时我无法确定到我家后他是不是继续吃素。按我估计，不大可能让厨子单独给他做素食. 他在铺子里的时间多. 主要是陪客. 会画山水画. 有时会挥毫作画送人.

我的十二爹最善于调侃，他说保元画的画几乎是千篇一律. 都是左边一座山，右边一座山，中间是溪流，山下的平台上有个亭子，亭子里有时是三人，有时是两人，也有时是有个人在溪边钓鱼. 如此而已，若说有差别，只不过是有时左边的山高，有时右边的山高.

调侃他的另一个话题是保元吃面条. 保元早已没有门牙了，所以吃面条的时候切不断. 十二爹说他，胃里，嘴里和碗里的面条都是连着的. 最终是把整根面条咽下去.

有人对我说，从保元的眼神里，可以看得出对我爷爷是多么的敬重.

教忠堂的人全部离开端村后，保元和长工大生继续留在那里看家，几年后保元死了. 佛教里称为圆寂.

君子爱财 取之有道

陈水扁就其个人能力而言 可说是同代人中的佼佼者 能言善辩 反应灵敏 八年的总统 做得风生水起 可惜 嗜钱如命 再配上一个贪得无厌的太太  靠两颗子弹之赐 勉强连任后 肆无忌惮地搜刮钱财 世界上没有不透风的墙 下台失去豁免权后 身陷囹圄 此时他未必不后悔 后悔又有什麽用呢  有人分析 陈水扁贪污的根源 是因为幼年的生活太贫困了 常年的三级贫困户 使得他把钱看成上帝 是安全的保障 敛钱的结果却适得其反 要在狱中度余生了

教会中也有这类的人  有位来自陈水扁故乡的女宣教士 在世纪之交的年代 每年暑期 都带领大学生短宣队来法国宣教 经过数年的探路摸底  宣教士决定长期驻法国了 约在十年前 宣教士决定带领两位姐妹到中国大陆传福音 计划去北京 上海 苏州 杭州 那时 我对教会领袖们的人品认识不足 以为她们深入未得之地宣扬 神的福音 是非常神圣的行为 所以动用我的一切资源帮助她们  让她们住在我北京的家中 让弟弟 表弟 表妹在餐厅设宴款待她们 在上海 让我表妹 新华社的退休记者接待她们 把她们安排在新华社招待所  在苏州 让我的同学 苏州大学一位退休教授把她们安排在苏州大学招待所 参观苏州园林 唯一没能帮他们的地方是杭州 那里 我没有一个熟人 她们在四个城市绕了一圈后 两位姐妹还顺道回了自己的家  一行三人回到巴黎后向教会报告福音成果 据说她们每到一个城市 便到一两个大学 向随机遇到的学生传福音 她们说有数十人决志信了主 其中包括了我的表妹  闻此信息 我当然很高兴 我表妹当了几十年的喉舌 能够在这三位福音使者的帮助下 皈依耶稣 太令人感动了 只此一例 便能看出她们此行的巨大成果  但是一年后 真相显露出来  2003年 表妹来法国住了两个多月 她说 这三人来上海 她只是为她们安排住处 陪逛街逛商店而已 所谓她决志信主 是没有的事  此事对我的冲击极大 想不到宣教的人还会谎报成绩说假话 她们所说的那几十个人决志 是否真有其事呢 我也有了怀疑 这趟中国之行实际是一次地地道道的旅游 试想 即或承认有人在此三人的帮助下决了志 没后续的跟进  能够巩固吗 更不可思议的是 这三人中的一人 回到法国后 好像也不信了 不再聚会 却和一位阿拉伯人同居生孩子   这三人的福音之旅 所有花费显然都来自于奉献 若是大老板的奉献 还没的说 若是来自于寡妇的两个小钱 那简直是犯罪

也有自称 神的仆人的人 很爱钱 什麽钱都敢拿 除了工资 信封之外 还有黑色的 不能公开的收入 最近有人把这事捅了出来  神仆有点被动 于是施展惯用的手法 软磨硬泡 企图消音 也有人帮助灭火  不过 能否得逞 还难说  即使骗得了人 能骗过 神吗？ 不怕 神的审判吗？从这些行为判断是软弱还是根本不信？？？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

童年杂忆 10

教忠堂最兴旺的时期是民国十年到二十年. 只能说是昙花一现. 因大爷七爷英年早逝，老老爷又在国民政府与中共的苏家埠战役中牺牲，此后家境便逐步衰落. 一年不如一年.

七爹1993年来法国时对我说 教忠堂兴旺的时候斥资一万元建立了"聚庆丰钱庄". 请了爷爷们的姨表兄李耋臣经营. 钱庄开两三年后便歇业了.

聚庆丰坐落在端村大桥头南边不远处. 是个布局很规则的四合院. 以南为上. 大门朝东开. 我小的时候，家人称聚庆丰为"铺子". 其实早已关门停业. 成了端村那些头面人物相聚的场所. 若和大革命前后的法国相比，这里应可算作一个<沙龙>了，只不过是文化政治水平没那么高而已.
铺子里订有报纸，有点文化的人去看报. 不过，那时的交通不便，天津，北京出的报纸到达端村，一般已迟了三四天了. 也有人在这里混吃混喝. 这些人有不同的层次.  我常和小叔，堂弟去那里玩. 家中的女眷从来不去. 有时有些跨个篮子卖零食的去那里兜售. 记得有卖鸡杂的，卖烧饼的，卖花生米的(端村人称炒花生米为炉香)，卖糖葫芦的(端村人称糖葫芦为糖堆儿)等等.  有人占我们小孩子便宜，比如，买了花生米，他就说看我怎么吃，把花生米拿过去，一个个地往上扔，落下时用嘴接住吃了，我们小孩子扔不准，接不住，所以还得看他的，最后把花生米吃完了事. 买了烧饼，有人说看我给你咬个月牙儿，后又说，给你咬个小月牙儿.

我们家重要的宾客都是在聚庆丰接待. 例如，国民政府军事参议院院长，安新县同口镇的陈调元在抗战前最后一次回故乡，顺道来端村我家，就是在聚庆丰与我们家人会面  在京津保读书的叔叔们放寒暑假时，多在铺子里活动.日军占领县城后，县府的秘书和承审躲到端村，先后在聚庆丰住过一段时间. 有一天，我躺在聚庆丰南房屋檐下的一条长凳上，一位陌生人低下头来问我几岁，我不认识他，便举起右手打了他左脸一巴掌，旁边的叔叔赶紧过来打圆场说:" 人家是做官的 你怎么打官了!" 后来知道这人是县府秘书.

住在铺子里看管它的是我家的一位食客--- 和尚保元.

童年杂忆 9

端村大桥南边，有一个现在人们所说的理发馆. 当时都叫它剃头铺. 没有院子，孤零零的两间房，坐北朝南. 房前有两棵大树. 树下摆放桌子和板凳. 店主人叫傻济生. 身材魁梧，看不出他有多大年纪. 没生意时便坐在树下的板凳上抽烟喝水，也不乏同村人坐在那儿与他闲聊.

叔叔们戏称这里为金銮殿. 从我爸爸那一代人就靠他剃头. 那时不用推子，只用剃头刀.而他的剃刀可能过于钝了. 刀子刮在头皮上痛得不得了. 每次剃头都是哭着回家. 老人们说，当初爸爸他们也是如此. 这傻济生是我们王家男孩们的公敌，恨他恨得要命，却又离不开他. 有次哭着回来，厨师小邸哄我说，下次去的时候，带着火棍，他若给你剃痛了，就拿火棍打他脑袋.

一天，妈妈带我回姥姥家. 正好他们叫来一个走方的剃头匠. 表兄表弟们剃过后，妈妈让他也给我剃.  没想到，他的剃头刀比傻济生的还钝，剃了两刀后，我就死活不让剃了.妈妈没办法，只得依我. 我就带着这样剃过两刀的头回到了家中. 黑白分明，典型的阴阳头，我称得起是先进分子，因为比文革时期红卫兵们给所谓地富反坏右黑五类所剃的阴阳头足足早了三十年. 并且是自愿的.

 刚剃过后，很明显，远近都看得分明. 不过 那时候不大出门. 都是在自家院子里和同族的人玩，玩玩就把头顶上的事忘了，所以也没多大的压力. 大概过了一个礼拜，剃过的部分长出了头发茬，远看也是黑的，我就释放了，记得还曾顶着这样一头长短不齐的头发赶过集. 过了些时候，还是让傻济生给剃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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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杂忆 8

教忠堂人丁兴旺，爷爷那一辈有五弟兄. 爸爸那一辈是十二弟兄，七姐妹. 三四十人组成的大家庭，在同一锅里吃饭，大家和谐相处，其乐融融. 除了我们这些小孩子偶尔打个架之外，成年人从来没有过争吵，拌嘴. 称得起是大家庭的典范. 在这种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人，懂得如何与人相处.

和谐并不等于没有<故事>，我的出生就是一个例子.

大河南王家许多代以来，都是长房传长房. 更远的先辈我们不知道，就我所知的而论，确实是如此. 高祖，曾祖，大爷，大爹都是一脉相传. 只是到了我这一代，出现了"状况".

大爹比我爸爸大十几岁，结婚当然也早得多，大爹大妈琴瑟和谐，感情甚笃. 在南京工作居住.大妈生了两个女儿，分别比我大八岁和六岁. 长女活到四五岁后生病夭折，大妈过度悲痛不久也去世了. 后来，大奶奶做主，续娶了端村举人朱子厚的孙女.  无所出.

五爹是大爷的次子，爸爸是和五爹同一天举行的婚礼. 妈妈和五娘差不多同时怀了孕. 据说从肚子的外形看，妈妈怀的是女孩，五娘怀的是男孩.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教忠堂里上一代只是在五爹那里拐了一个小湾，长孙又回到了大爷这一支. 民国二十年农历二月十五我出生了. 大奶奶住北院，和我们所住的东院隔着一个原来做厨房的院子. 大奶奶听说我出生了，便往东院走，走到旧厨房那院子，又传来消息说是个男孩，大奶奶便停下来，返回自己房间了.  一个多月后，五娘也生下一个男孩.. 在我们这一辈中，我是老大，五娘的孩子成了老二. 我长大后，奶奶好几次对我说过这件事.

童年杂忆 7

                     六曾祖的绝对权威

我有个十三爷，和我们不是直系血缘，他是我高祖的弟弟的孙子. 可能是缺乏谋生的本事，有段时间在家里聚赌抽头.  爸爸知道这事后，让五爹到六曾祖处告了他的状. 六曾祖闻讯大怒，差人把十三爷找来，罚他跪下，用手杖劈头盖脸地抽了一顿. 他只能认错告饶。保证不再犯. 六曾祖才放了他.  事后他跑到大奶奶处哭诉，说五爹断了他的生路. 大奶奶并没有好话给他，说你这是自作自受，谁让你干这种败坏门风的事. 过了几年，这位十三爷死了.

六曾祖曾在日本留学，可能是受到日本文化的熏陶，自觉不自觉地在办学中实践了日本人的影响. 在学校中有许多硬性的规定，比如: 学生不准留分头，不准穿绸缎衣服，住校学生平时不准外出等等. 当时是出了名的保守，有一种说法是 "天津觉民, 北京四存". 北京四存中学的办学路线也和觉民差不多. 觉民中学 教学成绩也不是很好，据爸爸说，每年只有几个毕业生考上北洋大学. 爸爸入学成绩是第一名，在校中也名列前茅，六曾祖引以为傲的这个侄孙，逐渐不以觉民中学为满足，他和四爹暗中策划转学. 一个夜里，二人跳墙逃出觉民中学，转到了南开中学. 无疑，六曾祖感到这是对他的极大羞辱. 盛怒之下，专程回到老家端村，怒责我爷爷教子无方，罚爷爷下跪. 限期令爸爸回校，否则则将如何如何. 爷爷无奈，只得向爸爸转达六曾祖的旨意. 那时既无互联网，也无电话，全靠书信交流信息，当然会耽延时日，爸爸在南开上过一两个月的课，越加感到该校有许多可取之处，但在六曾祖的威逼之下，只能回到觉民. 从此一蹶不振.  六曾祖也想用同样手法逼四爹就范，但那时四爹的爸爸，我七爷是北洋政府的东路军司令，带着几万兵驻扎在长江中游的沙市，鞭长莫及，六曾祖写了信去，七爷没有听他这位六叔的话，反而说，孩子上这个学校和上那个学校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所以四爹没有回觉民，一直在南开中学读到毕业. 四爹毕业后考入北京交大，即后来的北平铁道管理学院.  爸爸回觉民中学后，精神上受到极大打击. 毕业后，考入并不理想的中国大学.  影响了一生.

从这两件事上，可以看出权威的作用可正可负.

童年杂忆 6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的教育体制和四十年代后不同. 那时的小学是初小四年，高小两年.中学是四年，无高中初中之分. 大学六年，其中预科两年，本科四年.

那时的端村还没有新制的小学，教忠堂有待受初级教育的孩子多，所以聘请了觉民中学第一届的毕业生，同为安新县人的刘端甫先生为家中的西席教师. 随他受教的先后有我爸爸，五爹，七爹，八爹，十爹，十二爹，十四爹，还有二姑，三姑，四姑，老姑.武德堂的九爹和远方本家十爷的两个儿子也一起受教.  这十爷的爷爷和我高祖是亲兄弟，他和他的两个儿子不是高祖的后人，血缘关系比我前文介绍的那些人更远一层.  .四爹和六爹以及五姑 六姑都随七爷， 二爷在任所沙市，南京上学.

刘端甫教学非常认真，也非常严厉. 那时老师体罚学生是天经地义的事. 大奶奶也鼓励刘先生严格要求，据说，挨打最多的是五爹，八爹. 我爸爸，二姑，三姑等人都是学得好的，没挨过打. 刘端甫以他们为傲. 后来， 听三姑说，他们有时也想办法捉弄老师. 曾在中午休息时，让年纪最小的十四爹溜进教室爬到桌子上拨钟，想把时钟往后拨半个小时，这样就可多玩一会儿. 等拨完出来，姑姑们问他，怎么拨的，原来他太小，弄不清楚，不仅没往后拨，而是往前拨了，叔叔，姑姑们没办法，只有无可奈何地去上课了. 他们有时还把老师的旱烟袋藏起来. 有出京戏叫\春香闹学|\，我的这些叔叔姑姑们虽然没像春香那样恶作剧，但有时也会让刘先生尴尬. 刘端甫在我家呆了多久，没人向我提起过. 按一些事件的推测. 应有十年左右. 因我爸爸跟他学过后，在虚岁十四岁时，考入了六曾祖办的觉民中学，我的十爹比我爸爸小十岁，他先跟刘先生学了几年， 等建立了端村镇完全小学，教忠堂便辞退刘端甫，叔叔姑姑们都到端村小学读书了. 十爹只在这小学读一年，便考中学了.

那时的社会风气还不够开放，女子参加社会工作的极少，女人的作用主要是相夫教子. 所以，教忠堂的男孩读完小学后，都到天津上中学，女孩能够读书看报，写家书就可以了.以后便待字闺中与学习绝缘了，这是非常遗憾的事情. 据说二姑的天分非常高，随刘端甫学了几年便可吟诗填词，被目为才女，极为可惜被埋没了.

从大爹以下，直到八爹，入的都是觉民中学. 那时人们读书晚，一般人考中学时已经十五六岁或甚至更大. 我爸爸虚岁十四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六曾祖很高兴. 觉得为家族争了光.

童年杂忆 5

慎终追远，缅怀先人是中国人的传统. 其方式多种多样.例如，逢年过节祭祀祖先，七月十五的鬼节烧纸放河灯. 农历十月一日送寒食等等. 最重要的是清明扫墓. 通过扫墓，我知道从晋北迁到安新的王家还有一支住在端村附近的冯村.
我五六岁时的一个清明节. 从冯村来了一些人，和端村大河南王家人会合后直接到位于西堤南坡的老坟祭奠，记得是一人背着我去的. 这是我唯一的一次去老坟. 端村王家人招待冯村本家人吃过午饭后，他们即乘船离去. 后来，去位于堤里河南王家新坟扫祭的只有端村当地的王家人.这说明当年从山西迁到安新时，先是住在端村，若干代以后，一些人移居到冯村. 据说是每四年冯村人来端村扫一次墓，而又听说，每二十年，端村河南王家人和冯村人联袂去山西老家扫墓. 我爷爷管家很久，如果去山西，应该是他去，但那时我年纪小，没有问过他何时去过. 这是很遗憾的事.
冯村王家人和端村人到京津保定定居谋生的人都不少. 时不时的就能遇见. 据说端村人不大愿意和冯村人攀本家，因为攀亲的结果多是冯村人辈分大.
我二爷凯庆公有一挚友: 冯村的王画初，二爷叫他大哥. 北京大学毕业，曾任孙岳的秘书长. 在宦海浮沉数十载. 日本占领华北后，老先生没有西迁，在北京当寓公. 抗战胜利后，已年过花甲致仕. 二爷从重庆回到北京后二人重续旧好. 1948年二爷曾带我去拜访过他. 1948年北大五十周年校庆以及五十年代后的校庆活动，常能看到老先生身影或文章.
我读高中一年级时住校，碰巧，同室的有三人都是冯村王家的后裔，这叔侄三人是王飞，王琮和王兴邦. 后 王飞转学到当时的空军通讯学校去了台湾.  没料到二十年后，王飞的妹妹成了我的同事. 她的爸爸王道先毕业于中法大学数学系，在温泉中学等校教了一辈子书. 他是王画初的堂兄弟. 他的年纪和我父母差不多，论辈分应该比我大两辈. 冯村人在北京天津教书的很多.

童年杂忆 4

明朝永乐皇帝在位的时间是1403—1425，到现在已经七百年了，如果以二十五年为一代计算则山西移民在端村已繁衍生息近三十代了。
来到端村的有两个王姓家庭。一家住在了街里，即前文所说相当于巴黎香榭丽舍大道的端村大街。另一王家则选择大河南为栖身之所。中国的传统是同姓间不通婚，但来端村的这两个王家在山西故地时就不同源，所以不受这个限制。更古老的事我无从知晓，近一百多年的事情却可以考察的清清楚楚。相隔两代，大街的王家先后有两位姑娘嫁到了大河南王家。第一位是我的曾祖母，第二位是我妈。我爷爷和姥爷是姑表兄弟。所以我的爷爷和我有同一个姥姥家。
大街王家的故事暂且按下不表，先说我父家，即大河南王家的事。
端村人称大河南王家人为<学坊里的>。开坊授徒应是很久远的事了，我家南院大门有一块很古的匾。上面的字是<文魁>，我们不知是何年代，为何人挂的。也许这人考过举人后没有从政，而是在家乡授业。大概这就是“学坊”一说的由来。
我的高祖彤云公是武举，在京城任武术教习多年。其他事迹不详。他有四个儿子：老大是我的曾祖，还有二曾祖，五曾祖和六曾祖.
曾祖等弟兄四人分家以后，为便于区分，各自起了堂号。分别是：教忠堂，武德堂，务本堂和弘毅堂。我是教忠堂的后人。
曾祖鸿仪公考取秀才后在保定莲池书院读书。 育有五子一女，分别是我的大爷，二爷，爷爷(排行第四)，七爷，十二爷被称为老老爷。曾祖母去世后，曾祖父悲伤过甚，不再过问世事，着道士装深居简出。家事完全交给我爷爷 武庆公。 大爷余庆公曾考过秀才。十九二十世纪之交，先是有袁世凯的小站练兵，继而在保定建立陆军军官学校。大爷，二爷，七爷和武德堂的三爷，五爷一起考入保定军校。数年后，老老爷也进入北京清河陆军小学，继而入保定军校。
在搜索引擎均可搜到我这几个爷爷的事迹，他们的名字是王余庆，王凯庆，王都庆，王桐庆，王麟庆和王藩庆。
教忠堂人丁兴旺。大爷有三子：我的大爹，五爹，八爹。二爷有一子二女：我的六爹，五姑和六姑。我爷爷有二子四女：即我的爸爸(排行第三)和十爹，大姑，二姑，三姑和排行第七的老姑。七爷有三子：四爹，十三爹和十四爹。十二爷，即老老爷有三子一女：七爹，十二爹和最小的，只比我大一岁半的十六爹，四姑。
武德堂的二曾祖曾当过端村的镇长，他有三个儿子，他们是我的三爷，五爷和八爷。
三爷的儿子是我二爹。五爷有一儿子早夭。八爷的儿子是我的九爹。
务本堂五曾祖的事迹不详，有两儿子，我的六爷和九爷。
六爷有两子：我的十一爹和十三爹。九爷无后.
弘毅堂六曾祖曾留学日本，人称聚斋先生，回国后在天津创办觉民中学。自任校长。自此，端村人升学，大部分入觉民中学。我出生时六曾祖还在世。他只有一个儿子，就是十一爷。
十一爷有二子：岁数和我差不多，我已不知该把他们排在第几。
其他曾祖去世后，六曾祖成了大河南王家有绝对权威的大家长.
写出这些，比较枯燥，只是为了以后叙述的方便。

童年杂忆 3

端村是个水陆码头，人来人往较多。那些跑船的更是走南闯北，见多识广。所以，端村人相当的开放。绝不像中国传统农村那种因循守旧的样子。

从女人缠足这件事上可以看出，端村并不落后。我离开端村时是九岁，记得在端村看到的缠足妇女都是四十岁以上的，即我奶奶那一代的人。到北京后，有时去逛护国寺庙会。常在庙会上遇到一群群穿着花布衣服，表情羞涩的女孩子，一看就知道是附近乡下，如宛平，顺义，三河等地来逛庙会的，年龄约比我大四五岁。他们中却大部分是小脚。可见在天足运动
上，端村走在了北京郊县的前头。

端村人的另一特点是诙谐幽默。 端村人最爱给人起外号，有的外号还真传神。比如：晚香玉， 江西腊，大展布，王大牙，麻和，  夜雀 等。端村人更爱开玩笑，大桥北边有个杂货店，店名<千祥茂>，卖糕点。有大八件，小八件，槽糕，江米条等。 我一个叔叔调侃说：有一人拔钉子，先用钳子夹，结果没拔出来倒把钳子口崩了，后拿来千祥茂的一根江米条，一下就把钉子启出来了。村里有两个<办党的>，即县里国民党党部的工作人员，记得其中一人叫刘玉民，叔叔们每见到他就叫他为<卖膏药的>。抗战胜利后在北京，这位党工又时常出现，叔叔们仍叫他卖膏药的。 弄得他急不得，恼不得，只能苦笑。

研究中国历史的人有一共识：即帝制时代，政权的权力到县这一层为止，县以下的社会全靠宗法关系维系。 根据我在故乡的生活和长大以后的思索，我认为直到抗战前的中华民国，其权力仍然是止于<县>。县以下是靠普遍的道德伦理来维系。正常情况下，没有大的纰漏。民众之间的矛盾纠纷，有村里的大老出面说句话，基本上就解决了。几千人的端村镇，有一个镇公所，镇长是义务职，完全靠桑梓的拥戴行使权力，镇公所有一个书记，这和共产党所说的党的书记完全不是一码事，书记就是办具体事务的办事员，抄抄写写，发个通知等类的活儿，镇公所给少量的生活补助。镇子里没有警察，保安和法官法院。更没有驻军。但是，这种情况到了社会大变动的时候，问题就来了。
抗战开始后，出于党派的 争斗，端村屡屡发生暗杀事件，既无人调查，也无任何机构可以制止，镇公所对此无能为力。那时的端村竟成了无法无天的炼狱。关于暗杀这类事，后文还将详述。

转载法广一篇文章 柴玲的上帝为何物？

作者 旧金山特约记者 王山
近三年来，每到“六四”，柴玲都要发言。前年她说：“因为耶稣，我原谅邓小平和李鹏。我原谅士兵们冲进1989年天安门广场。”去年她说：“以前每逢‘六四’纪念日总是感到很痛苦，但现在却反有喜悦。因明白‘六四’是神救赎中国的大计划。”今年，柴玲更是发表致“天安门母亲”丁子霖的公开信，说：“有了神的话语，我们不必为政府是否平反六四而绊倒和苦恼”，“而是可以用喜乐，坚定，平安，感恩的心等待神的时间到来。”

柴玲的“六四”发言令人惊愕不解。她每年都以上帝的名义枉评“六四”，这就难怪人们要问：柴玲的上帝到底是何物？
柴玲是否有资格代表上帝暂且不说，首先的问题是，她是否有资格代表“六四”屠杀的受难者？网上有文章指出：“六四”后柴玲逃来美国，二十多年从不参加任何民运活动，而是闷声发财，住豪宅、开豪车，养儿育女，一圆美国梦。她不是“六四”流亡者而是“六四”移民，尽情享受“六四”屠杀的成果，与受益于“六四”屠杀的中共权贵并无不同，比拿“六四”绿卡的“吃人血馒头”者更卑劣。美国、加拿大地区关注中国民主运动的互联网电邮群发组上，近日广传一位署名“老九”的网文，写道：原谅一桩罪行，应该是当事人的事情，比如被盗、被抢、被杀的受害者及其家属，如果不是当事人，就没有资格去原谅罪人。“六四”屠杀，是一个与柴玲不粘身的公共屠杀，死者无数，都是别人，原不原谅屠夫得由受害人及其家属说了算，如果受害者和他们的家属说：“我们原谅屠夫。”那大伙儿就认。受害者及其家属没喊原谅，柴玲去喊原谅，就没把持好自己嘴巴。网文的意思非常清楚：如果柴玲连谈原谅和宽恕的资格都没有，他又怎么有资格以上帝的名义去原谅和宽恕刽子手、并且要求“天安门母亲”不必为平反“六四”而绊倒和苦恼呢？
最早在网上发表文章，对柴玲要求人们一切听从神，当年不必参加89民运，如今不应要求平反“六四”，提出质疑的，是同为基督徒、正在美国访问的中国维权律师肖国珍。肖国珍问柴玲：1960年前后，当数千万人饿毙之时，他们不必逃亡，在家恒切祷告，就有吃的了？或，虽没吃的，饿死也全进天堂，因为他们听政府的？1989年，当坦克碾过来，不用反抗也不用撤退，就在广场恒切祷告好了？请别告诉我，因参加公民运动至今系狱且拒绝向当局低头的赵常青、李化平、刘萍，不是真正的基督教徒。摩西出埃及，他也得走动，而且是辛劳奔波，而不是呆在原地祷告——他说不定还犯了“偷越国境罪”呢！
“六四”后流亡美国的许多政治异议人士也在媒体上讨论柴玲的“六四”言论。著名社会学家程晓农指出柴玲对基督教的严重误解，他说：《圣经》只是个人与上帝的沟通，并不涉及任何政治问题，也不能用于代替现代政治的任何问题。二次大战结束后美国并没有靠上帝仲裁战犯，而是把战犯送上法庭。政治学者高文谦指出：柴玲在89民运中犯有严重错误不知反省，她缺少的恰恰是基督徒的忏悔精神。
美国旧金山湾区的中文网站《文学城》在转载柴玲《致丁子霖母亲的公开信》后，不到一天时间，便有三百多个跟帖。一位名叫八戒的网民说：耶稣是流自己的血为别人赎罪，柴玲则是流别人的血为自己赎罪。一位名叫加百剂的网民提醒柴玲：在你试图为上帝作见证或借上帝为自己作证之前，请寻求主内弟兄姐妹的帮助，避免为魔鬼利用。
几乎没有人相信柴玲信仰的是真的上帝，上帝绝不会允许柴玲对“六四”胡言乱语。不是上帝又是什么呢？是魔鬼吗？魔鬼就是撒旦，难道柴玲的上帝是撒旦？
 

关键词 : 中国 - 人权 - 政治

童年杂忆 2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 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我的故乡 端村 赖白洋淀之赐，民众的生活相当富裕。 人们形容江南是鱼米之乡，白洋淀则只有鱼而没有米。

我离开故乡时 只有九岁，对当地许多事情了解不多，但大体上还能说出个一二三。

端村人从事的行业基本上离不开水，离不开我们所说的<大淀>。 据我所知，端村没有一般意义的农民。 因为这里种庄稼的土地比较少。所谓的<买地>，<卖地>，指的多是芦苇地。伺候庄稼地相当麻烦，需要松土，播种，除草，施肥，收割，脱粒打场等一系列劳作。芦苇地太简单了，它是多年生的，只要把苇子卖给“苇行”，后者会雇人收割，运输。所以，如果拥有几十亩芦苇地，原则上，不必费举手之劳，就可维持数口之家的生活。 我知道有人经营一个家族企业，他私心重，把家族的财产中饱私囊。 结果是：企业总是亏本，而他个人的财富不断增加，他偷偷地买了几十亩芦苇地，竟无人知晓。隐瞒了数年之久。 谁也没料到，共产傥来了，实行土改，当然查出来了，这时 当事人已经死了，他的后人落了一个地主的身份，蒙受多年的苦难。这话扯远了。

除了芦苇地外，端村人经营的行业主要有：
1. 水上运输，远程的可到天津，保定， 近程的则是白洋淀各村之间的往返，这当然又 有载人和运货之分。
2。渔业，简单说就捕鱼 捕虾。 白洋淀的水产极为丰富，捕鱼的方式也多种多样。 一般民众的餐桌都离不开鱼虾， 有钱人吃大鱼大虾，贫困家庭总可以吃小鱼小虾。蛋白质不会缺的。
3. 女人的副业是编织席子，中下阶层的妇女都会织席子，手快的人一天一天可以编织一领席子。远比种地男人的收入高。文化大革命期间，听故乡来人说：卖一领席子，不仅可以得钱，而且还可得到<工业票>，这里又要解释什么叫工业票了。 自五十年代末，实行统购统销政策以来，对民众生活消费的控制，一天紧似一天。票证也越来越多，文化大革命前，又有了所谓的<工业品购物券>，简称<工业票>，例如买毛线，买家具都要凭工业票，那时，我的收入不高，除生活必需品外，基本不买其他东西，城市人口的工业票是定期发给的。我唯一用到工业票的地方是买刮胡子的刀片，说到这里免不了又要加一番注解。刀片的生产可以反映出一个国家的生产技术水平，因它涉及到材料科学，冶炼轧钢技术，机械技术等许多方面。中国一直做不出合用的刮胡子刀片，必须靠进口，买进口货就要用工业票。记得文革时，买的刀片有的是英国产的，也有印度产品。不大记得何时才用中国的产品。

端村人吃的粮食多是其它地方运来的。

夜里，被黄蜂蜇了！

今晨，四点半。老伴想去厕所。我有些犹疑，想去又不想去。因平时我起的较早，一般六点到六点半我就起来了。先想再坚持一下就可以起床了。 后想，既然醒了就去一次吧！当我把左脚伸进拖鞋时，就像被锥子扎了一样，痛澈肝肺。本能地抬起脚，看到脚底有个黑乎乎的东西，立刻把它弹掉。这时，老伴开了灯，没看到地面有什末东西，找了找，找到一个枣核。
以为是我穿拖鞋时，踩到了枣核，一百八十斤的体重，压在这样一个小东西上面，单位面积的压力可想而知，所以就认为是枣核惹的祸。但是，等我上完厕所，重新躺到床上，却觉得脚掌部分仍然非常痛，像是波一样，一波接一波地发散痛感。这又不大像是枣核的过错，黎明起床后，打开窗帘，发现靠近窗户的地面处，有一个死了的大黄蜂。至此一切了然了。是这个黄蜂钻到我的拖鞋里过夜，我穿鞋时踩到了它，出于自保，它蜇了我。
这次被黄蜂蛰，时间，地点和被蛰的部位都有点不寻常。谁听说过半夜在房子里被蛰了脚底板？
虽然一直在痛，我回到床上后不到五分钟，又睡着了，一直睡到六点四十。

童年杂忆 1

不经意间， 在这个世界上 已度过了八十几个年头。 我的人生很平庸， 没什麽可记的， 但经历却相当丰富。 我出生后半年， 发生了九一八事变。 民国二十六年， 即1937年春， 我入小学。 四个月后是卢沟桥事变。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 我的故乡河北安新县端村镇地处抗战前沿。七七事变 不久， 日军占领县城。 我们村 长期处于三不管状态。 治安非常不好， 经常发生打黑枪杀人事件。  1940年移居北京， 在日本统治下当亡国奴。 抗战胜利后， 有过短暂的欢乐。 不久， 国共内战起，  忧虑代替了希望。 1948年底 北京城被围困。 次年初， 共军进入北京， 开始了新朝代。  我经历了此后共产党所发动的几乎所有的政治运动。 1986年来到法国， 快三十年了。 我的人生可以分成三大块：  即1940年之前在故乡的童年时期； 1940到1986年在北京的求学和工作； 以及1986年后在法国的岁月。

每个人的经历都是独特的， 不可替代的。  近几年， 有时和年轻朋友谈到过往的一些事， 他们都觉得新鲜， 愿意听。 也有人建议我写点回忆录之类的东西，  供更多的人参考。 我考虑到， 写过去的事 相当费劲， 因为 要使人看得明白， 先要把时代背景 大环境写清楚，  这往往又引出新的问题需要交代， 一环套一环， 就变得复杂了。 比如 1960到1962年所谓<三年自然灾害>时期， 我的粮食定量是二十八斤半。 饿的我浮肿了将近一年。 现在， 老伴和我加在一起， 一个月也消费不了二十斤主食。 如果对年轻人说：“ 一个月吃二十八斤半粮食饿得浮肿了”  能有人信吗？若想说清，就要介绍如何买肉，买菜，买副食品，而买这些，有的是凭购货本，有的是凭票，这又需介绍本和票，太复杂了。

考虑到这些因素， 我一直没动手。 现在， 癌症复发， 不知道在这世界上还能停留多久。 如果再不写， 也许就没机会了。 所以下决心动手了。  常言说：“ 万事起头难”， 今天就开始。 希望每天至少写一段或 一件事。

我的故乡是河北省安新端村镇。 端村是华北最大的淡水湖--白洋淀中最大的一个岛。 有东堤西堤和外村相连。 和塞纳河从东到西流经巴黎市区一样， 也有一条东西走向的河把端村切成河南河北两部分。 据说 老年间 端村本来叫断村， 意思是一条河把村子切断了。河上有一座形状古朴的大桥 。 不知什么年间， 也不知出于谁的提议， 说<断>这个字不吉祥， 于是村名改成<端村>。

端村的主要街道像个T字。如果仍以巴黎作比较的话，那一横道相当于香街， 是端村最主要的街道，集市就在这里。南北向的竖道经过大桥直通大河南，这条道的大桥北部分， 有许多店铺。过了大桥就是居民区了。端村可分成大街，后街，东堤，西堤，大河南，西河南，朱家河南等几部分，这不是行政区划，而是民众的习惯叫法。我家，或称王氏家族住在大河南。我们面对的是堤外的白洋淀，而后街所看到的则是堤里的白洋淀，堤外部分比堤里大得多。   

端村的对外交通主要靠水路，结冰期坐“拖床”， 平时乘船。水路可直达天津。拖床大概是白洋淀特有的。它的结构像个平放的梯子。 两条木棍下镶着铁条。 驾驶拖床的人站在拖床后端的两根木棍上， 手持一根长长的竹竿，竹竿顶端有铁尖头。撑拖床者手持竹竿从胯下伸向冰面，用力一撑，拖床就前进很长距离。每年的 初冬和初春，结冰和冰融化的时候，端村的对外联络很困难。人们称此为铲河期。

端村究竟有多少人口 ，我一直搞不清。到北京后，有一次我问舅舅说；“咱们村能有一千人吧？” 他不以为然地回答我说：”光数门口就不止一千个！”  我估计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初，端村总有几千人。 据说绝大部分端村人都是明朝永乐年间从山西北部迁移过来的，那时是三丁抽两，两丁抽一，在洪洞县的大槐树下集合，徒步走向河北直隶省。端村只有两家是原住民，其余都是山西移民。从民众的口音可以得到证明，端村人说话和县城的人口音完全不同。已经在此地生活了四五百年，乡音仍然保留着，难得！


端村还是一个水陆码头，据说比县城新安还繁荣。每十天有两个集市。外村的人都乘船来赶集，趸货。街上好不热闹。

有个传说：另一个村子建了一座文昌帝君庙，手执毛笔的帝君正好面对端村，人们预言，这笔是点文魁之笔，建成后，端村必然会出许多读书人。但是，会憋宝的南蛮子来了，乘泥塑的毛笔还没干透之际，用手捏了一下，毛笔的尖端变扁了，成了船桨的样子。所以后来，端村出了许多渔民和船夫，出举人，出状元的福气被南蛮子憋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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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墙内外：林昭忌日引发墓地维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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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河

01.05.2014 15:26

华盛顿 — 在中国“文革”期间，无数人被迫害致死。而在被冤杀的女性当中，有两个人受到的关注最多，一个是张志新，另一个是林昭。尽管她俩的结局与命运很类似，但得到的政治评价却大不一样。作为中共党员的张志新在文革中被以“反对毛泽东和江青、为刘少奇翻案”的罪名判处死刑，她被枪决不到4年之后当局就为她彻底平反昭雪。而林昭则是“反右运动”的牺牲品，她对多灾多难的中华民族有着更深刻的反思，超越了党派之争甚至制度之争，上升到了文化的层面。因此，林昭的案子尽管被确认是冤案，但还是敏感话题，她的政治名誉仍然未能恢复。最近，围绕给林昭扫墓的问题又引发了新的冲突。VOA卫视记者江河在《火墙内外》节目中为您介绍有关详情。
 

• 火墙内外：林昭忌日引发墓地维稳

4月29号是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被划为右派的北大才女林昭女士殉难46周年。林昭墓坐落在苏州郊区的灵岩山上。当局不但在林昭墓四周设置了铁丝网，而且在它的后上方安装了摄像头，监控前来这里扫墓的人们。

2008年初，一些网民发起“林昭死难四十周年祭奠”的倡议。自那之后，每年林昭的忌日都会有人前往林昭墓祭奠，当地警方也常常对祭奠林昭的人进行监控和阻挠。而今年，警方的控制比往年更严。

4月29号早上，来自各地的上百名网友汇聚在苏州，集体前往林昭墓祭奠。当局采取了严密的防范措施，派出大批警察、特勤和便衣，阻挡人们祭奠林昭的活动。

据维权网报道，警方在通往林昭墓的各路口设卡拦截，数百网友被强制拘押到派出所中，无法到达林昭墓前。另据刘士辉律师介绍，百余人被暴力清场，多人遭到殴打。

在美国之音网站， 一位网民说：“剥夺了林昭无辜而年轻的生命，三十多年后的今天，还对给她扫墓祭奠的人们大打出手，这是何等凶残暴虐的政权。好一头‘温和的狮子’！”


网民“平民”说：“到墓地‘维稳去了，可悲！既然如此害怕，弃恶从善吧！回头是岸！’”

当天晚上，被扣押的各界人士陆续获释，广州维权律师唐荆陵被遣返回广州继续拘押了一天后才被释放，指控他的罪名是聚众扰乱社会秩序。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广州维权人士贾榀虽然也和大多数祭奠林昭的人一样遭到关押，但他获释后第二天凌晨趁警察尚未上岗之际，成功地重返林昭墓地祭奠。

那么，林昭究竟是一位什么样的奇女子，能够在离开人世几十年后还让许多陌生人争先恐后地缅怀和纪念？

带着这个问题，独立制片人胡杰花了四、五年时间寻访了80多位认识林昭的人，使许多紧闭了几十年的嘴终于张开，最后拍摄出《寻找林昭的灵魂》，并且获得2011年阳光华语纪录片长片组金奖。

由中国青年报记者江菲撰写的与该片相关的文字报道《寻找林昭》，不但获得2004年度《冰点》周刊“最佳特稿奖”，而且被知名作家章怡和评价为她所看过的描写林昭最好的一篇文章。

和不少人一样，林昭对中共的认识，也是经历了盲目追随、逐渐醒悟和彻底决裂这三个阶段。

林昭年青时不但在与朋友的通信中多次把毛泽东称为“父亲”，（10’37）而且在中共建国初期的土改运动中，她和土改工作队其他队员还曾残酷地折磨一位地主。

然而，上大学后，冷静的观察与思考使林昭幡然悔悟，在北大的自由空气中，她逐渐走向成熟。1957年5月19号，在毛泽东引蛇出洞的“阳谋”中，北大中文系学生张元勋、沈泽宜贴出了第一张大字报“是时候了”，揭开了北大5.19民主运动的序幕。

张元勋因此成为众矢之的，极左派学生称他大字报中的话是反革命煽动。在一次激烈的辩论中，林昭义无反顾地跳上桌子，驳斥对张元勋提出的那些上纲上线的批评。她在回答对方的盘问时斩钉截铁说：“我叫林昭。林，双木林；昭，刀在口上之日！”最后这句解释不但令人荡气回肠，而且是对当时社会现状的真实写照。

这一天成为林昭生命的转折点。不久，她就被打成右派分子，而且是北大唯一一位死不检讨的右派。

1960年10月，林昭因涉嫌参与地下刊物《星火》在苏州被捕。

在长达8年的牢狱生活中，被剥夺了笔和纸的林昭，用竹签、发卡等物，戳破自己的皮肉，在墙壁、衬衫和床单上，用鲜血书写了大量的诗文。其中一段这样写道：“中国人的血历来不是流得太少，而是太多。即使在中国这么一片深厚的中世纪遗址之上，政治斗争是不是也有可能，以一种比较文明的形式进行，而不必诉诸流血呢？”

1968年4月29日，林昭在上海龙华机场被枪决。第二天，一名警察到林昭家通知此事，并且问家属索取5分钱子弹费。1980年8月22日，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宣布林昭无罪，并且认定该案为冤杀无辜。

同年年底，在北大部分同学和老师为林昭补开的追悼会上，出现了一副无字挽联，上联是：？下联是：！尽管20多年后没人能够回忆起这副挽联的作者是谁，但大家都承认，它的确是对林昭短暂的一生最好的诠释与哀悼。

林昭在反右运动期间说她“自己的观点很简单，就是人人要平等、自由、和睦、和蔼，不要这样咬人！”尽管林昭当时的言论并不是什么深奥的理论，只是常识而已。但她的一位老同学说，在那个时代，把常识说出来，就是反革命。

最后，我们借用百度百科对林昭的评价结束这期的《火墙内外》。

“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形象是暗淡的，在顾准带来光彩之后，林昭再次带来了光彩。她是一个象征，一种精神和人格的象征。对林昭进行人格评价，人们不能不顾及偷生的大多数，同时，却不能不面对林昭。从这个意义上说，林昭的姿态不仅使一段历史有了些许亮光，而且拯救了人们的道德底线。”

VOA卫视记者江河华盛顿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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