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被誉为“俄罗斯的良心”。他在巴黎出版的《古拉格群岛》，对斯大林时期的暴政作了细致入微的揭露。2008年8月3日，这位诺贝尔奖得主在莫斯科病逝，享年九十岁。
最后一个十二月党人
2008年8月3日夜，俄罗斯著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在莫斯科病逝，享年九十岁。
这位从未违背自己的良知的文学巨匠，生前饱受争议，死后备极哀荣。布什、萨齐科等外国政要深表哀痛，向其家属致电悼念。俄罗斯总理普京参加了遗体告别仪式，并走到灵柩边向逝者敬献一束红玫瑰。普京说，索尔仁尼琴用他的作品和生活反映了国家的历史，“为社会打了一剂防疫针”。俄总统梅德韦杰夫中断休假，亲自出席索尔仁尼琴的葬礼。俄罗斯政府在发给索尔仁尼琴家人的一封电报中称赞说：“索尔仁尼琴的著作和生活可作为整个国家的道德指南。”
索尔仁尼琴在其自传性作品《牛犊顶橡树》中曾痛苦地表示：“我一生中苦于不能高声讲出真话。我一生的追求就在于冲破阻拦而向公众公开讲出真话。”长达半个世纪的文学创作活动，自始至终贯穿着作家的这种朴素信念，通过上千万的文字呈现出来的道义与担当，表明他是俄罗斯十二月党人精神的传承者。他的反叛，他的直面苦难，他的愤怒出诗人，都与十二月党人一脉相承。因而可以说，索尔仁尼琴是最后一个十二月党人。
提起十二月党人，我们的眼前往往会出现这样的画面：
大风雪扑面而来。一行人离开了贵族之家，离开了温暖的火炉，离开襁褓中的孩子和亲人，艰难地在泥泞的小道上跋涉，其中不乏衣饰华丽的贵妇或搀扶、或依偎着身边的男子。这些人是流放中的十二月党人和他们的妻子。
从此，西伯利亚那茫茫雪原成了殉难者的殇城。一代又一代优秀的俄罗斯知识分子、革命家被专制政府流放到这片苦寒之地。
但前面的人倒下了，后面的人又跟了上来。1864年5月，在圣彼得堡梅特宁广场，车尔尼雪夫斯基被沙皇法庭执行象征性死刑。一位少女勇敢地冲上前去，把一束鲜花献给这位所谓的叛国者。一位马车夫在流放途中更是以这样的话跟车尔尼雪夫斯基告别：“谁拥护人民，他就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去，这一点我们早就知道。”
是呀，不仅马车夫知道，我们也知道。俄罗斯知识分子的伟岸身影，至今仍是矗立在我们心头的丰碑；俄罗斯知识分子忧郁而热烈的人道主义关怀，曾经炙烤和荡涤过我们的灵魂。有人说，俄罗斯精神就是在苦难当中孕育着伟大，在绝望的时候保持着拯救的信心。
俄罗斯，一个饱经沧桑的民族。犹如凤凰涅槃，它诞生了众多富有良知和道义担当的作家与诗人，像群星璀璨，刺破黑夜。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别林斯基、杜波罗留勃夫、普希金、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勃洛克、丘特切夫……哪一个名字不是光芒四射？当代俄罗斯的良心——索尔仁尼琴，正是延续了俄罗斯文学传统中伟大的人道主义悲悯情怀，其代表作《古拉格群岛》以其深刻的思想性和强烈的批判性获得举世公认。索尔仁尼琴也因此被推崇为俄国继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之后的伟大作家。
一天长于百年
1941年，苏联卫国战争爆发，索尔仁尼琴应征入伍，先为列兵，后入炮校深造，1942年获中尉军衔，1944年任炮兵连长，因作战有功，两次获得勋章，后升至大尉。红军攻入东普鲁士时，索尔仁尼琴所在的部队陷入敌人重围，他凭借勇气和智慧，率部成功脱险，并带出了全部技术装备，又一次立下战功。1945年2月，也许索尔仁尼琴将要获得第三枚勋章时，他却突然被捕了。
内务部的官员在旅部撕下索尔仁尼琴的大尉肩章时，旅长特拉夫金在旁冷冷地对他说了一句：“你的朋友是不是在乌克兰第一战线作战？”
索尔仁尼琴明白了。原来在乌克兰第一战线作战的是他的中学同学柯克，战争期间他俩一直通信，并在信中提到过斯大林是否执行列宁的政策这样敏感的问题。看来寄给柯克的信被内务部查获了，以至他在战争胜利前夕身陷囹圄。
1945年6月，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以“进行反苏宣传和阴谋建立反苏组织”的罪名判处索尔仁尼琴八年劳改。1953年，索尔仁尼琴刑满释放后，按照苏联当时的法律被强迫迁居于哈萨克斯坦江布尔州的绿杨村，实际上还是一种流放。直至1956年苏共二十大前夕，才为索尔仁尼琴恢复名誉。此时的索尔仁尼琴就像一条浮出水面的深水鱼，骤然的减压使他难以适应。不过他也明白，“斧钺依然悬在我们的颈上，随时都有斧起头落的可能”。但是，他没有沉默。他要用文学来替千百万遭受极权主义迫害的受难者矗立一座方尖碑。于是，他偷偷地开始写作，1959年完成了反映斯大林时期劳改营生活的短篇小说《八五四号劳改犯》。当时，他不知道是否有发表的可能。他曾对妻子说，他的作品有些可能生前出版，有些则可能死后才会出版。
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作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由此开启了苏联思想文艺界的“解冻”时代。1962年苏共二十二大后，一位劳改营的难友科佩列夫将索尔仁尼琴的这篇小说《八五四号劳改犯》送给《新世界》杂志主编、著名诗人特瓦尔多夫斯基看，意外地得到这位主编的激赏，只不过建议把短篇小说改称中篇小说，以示“分量更重”一些；同时建议作者把标题改为《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以顺利通过有关部门的审查。
然而，在当时苏联还从未发表过以劳改营为题材的作品，为稳重起见，特瓦尔多夫斯基将此事请示中央宣传部，但宣传部未置可否。于是特瓦尔多夫期基直接将《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捅到了最高层——政治局和赫鲁晓夫本人。幸运的是，索尔仁尼琴这部作品竟引起了赫鲁晓夫的注意，他亲自提出在政治局会议上讨论，并允准公开发表。他的作品为许多人增添了勇气，加速了个人和人民的自我意识的提高过程。赫鲁晓夫不仅在皮聪大的乡间别墅里听意识形态部门的领导人列别杰夫朗读《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在小说发表后的一次中央全会上，赫鲁晓夫还向与会者推荐此书，称这是“一本重要的和必需的书”。
《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它仅仅描写了一天的生活，但作者想要说的关于斯大林个人迷信时期那些痛苦而黑暗的篇页的一切最主要的东西，全都包括在这一天中了”。真是一天长于百年。
《古拉格群岛》
汉娜·阿伦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中指出：“在极权主义国家，由警察统治的一切拘禁之地都要成为使人湮没无闻的真正黑洞，人们很偶然地踉跄进来，身后不留下像尸体或坟墓之类表明先前存在过的普通痕迹。”
上一个世纪三四十年代，斯大林在国内实行大清洗，正是企图从肉体上消灭所有持不同观点的人。逮捕的事情每天都在发生，甚至只是出于预防的目的，大批的知识分子被当作潜在的思想敌人而被捕。昨日的战友，今天便成了阶下囚。“被杀死、被集体化折磨致死的人数，加上被斯大林镇压的人数大约在七百至一千二百万左右，这个数字是当时全苏居民总数的一半”（［俄］《俄罗斯文化史》，T.C.格奥尔吉耶娃著，第526页，商务印书馆，2006年）。同样，意识形态领域的专制较之沙俄时期可谓已臻登峰造极。就连左倾倾向十分明显的法国作家纪德在《苏联归来》一文中，当时都是这样描述的：
在苏联，关于一切问题，不管是什么，都不能出现一种以上的观点，这是事先便认定的，而且一劳永逸。再者，人们的思想已然这样锻造成形，随大流便轻而易举，顺理成章，不知不觉了，以至于我认为这里面并没有掺入虚伪的成分。果真是这些人干了这场革命吗？不，这些人是革命的受益者。每天上午，《真理报》教给他们适宜知道、思考、相信的东西。可不能另有他想！这样一来，每次和一个俄国人交谈，就像和所有人交谈一样。并非每一个人一字不差地服从某个口令，而是一切都搞得人不能不相像。想想吧，那种思想锻造从幼年便开始了。
1964年10月，赫鲁晓夫被废黜，苏联的“解冻”时期结束，索尔仁尼琴开始受到冷遇和迫害。“我们不敢公开地说和写，向朋友们诉说我们的心头所思所臆和事情的真实情况——我们甚至不敢相信‘纸张’，因为斧钺依然悬在我们的颈上，随时都有斧起头落的可能。”
但就在这自由“不能透出光亮”的险恶环境中，索尔仁尼琴仍以“牛犊顶橡树”的勇气，冒着再次被监禁的危险，创作了三卷本长篇巨著《古拉格群岛》（古拉格即“劳动改造营总管理局”简称的音译，群岛是取其象征意义，即到处都是古拉格下辖的劳改营）。该书以白描的笔触，真实地再现了古拉格群岛劳改营的罪恶，展示了苏联铁腕统治对人性的蔑视和摧残。这样的作品在国内自然是无法出版的。后在友人的帮助下，书稿被带到国外，1973年，《古拉格群岛》第一部在巴黎面世。翻开这部煌煌大作，在卷首的序言中，索尔仁尼琴不无悲凉地写道：“献给生存下来的诸君，要叙述此事他们已无能为力，但愿他们原谅我，没有看到一切，没有想到一切，没有猜到一切。”书中不仅有作者的切肤之痛，而且大量的史料来源于二百二十七位当事人的口述、回忆和书信。这是一本数百万人用鲜血写就的大书。
在《古拉格群岛》的结尾，索尔仁尼琴写道：“依然是那同样诡谲的隐秘性和暗无天日的不公正充满着我国的空气，笼罩在城市上空，它比城市烟筒冒出的黑烟还要浓。”“一个用钢箍紧紧箍在一起的巨大国家矗立在世界上已经是第二个半世纪了，有的只是钢箍，但是没有法律。”
作者当年可能做梦都想不到，三十年后，曾经不可一世的苏联帝国，这个庞然大物，竟在一夜之间轰然倒地。
历史有时也竟像马戏团的小丑那样滑稽可笑。
王志龙，镜外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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