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以为你只是苟且，其实你是帮凶分享：
对于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恶，常常听到一种说法“我无能为力”，于是选择了随波逐流。然而，苟且虽可“理解”，却不可原谅，甚至，它本身就是一种彻头彻尾的罪过。 雅斯贝尔斯的四种罪责 刘亚伟 作家、学者，新观察家专栏作者 昔年三鹿事件之后，除去被判刑的那20多名当事人、被问责的10多名官员，我个人相信还有许多人对此应负责任——甚至包括我们每个生活在中国社会现实中的人。 德国哲学家、精神病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在对罪过问题的讨论中，将罪区分为四种类型：第一种是刑法罪过，它侵犯的是法律。第二种是政治罪过，它源自参与罪恶的政治制度。第三种是道德罪过，它关系到个人的错误行为。第四种是形而上罪过，指的是不能尽人的责任去维护文明的人性。 雅斯贝尔斯认为，每个德国人无论是否具体参与过纳粹政权的罪行，都必须以一国成员的身份“为一国的政体承担(政治)责任。” 因为：第一，一国成员因政体组织关系而分享共同利益，他们因此必须分担政体的责任；第二，国家有制度化的决策机构和程序，公民既参与其中，就应对其结果负有共同责任；第三，即使国家不具有这样的政策结构和程序，其居民也不能完全推诿共同政治责任，因为他们必须为“屈从(权力)的环境“负责，正是由于他们的屈从，专制权力才有机会猖狂施虐。 “道德罪过”是雅斯贝尔斯剖析德国人之罪过的一个重要范畴。如果说政治罪过是每个公民不容推卸的共同责任，那么道德罪过则是个人必须承担思想和行为责任。雅斯贝尔斯把道德罪过规定在私人领域内，但也为道德思过留下相互交流的公共空间。道德思过虽为“个人独自的自我评价，但我们可以自由地相互交流、相互帮助在道德问题上取得较为清晰的认识。”在现实社会里，人们有时不得不为生存而在面具下苟活。雅斯贝尔斯强调，道德反思首先就是要知道自己以前过的是假面生活，进而重新看待自己现在的生活。 对于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恶，常常听到一种说法“我无能为力”，于是选择了“随大流”。的确，在严酷的现实生存中，人们为了自我保全，为了力争前途，不能不听任权力的摆布。人为了活下去，保住饭碗，抓住机会，不想干也得干。 雅斯贝尔斯承认，“无能为力可以成为(不行动的)理由，因为任何道德法则都不能要求人们去壮烈赴死。柏拉图就说过，在极度危险的灾难情况下，苟且偷生本是人之常情。” 但是，因无能为力而不行动却并不能使人免于道德罪过，“无助的服从总是会有一些行动的余地，这种行动虽有风险，但仍然多少有一些效果。”同样，“随大流”和无能为力一样，它虽可理解，但却不可原谅。“因为事实上毕竟还有许多人不随大流，并为此付出代价。” 正因为道德选择往往源于世俗目的，并受环境所限制，所以它不能代替更为基本的人性良知。雅斯贝尔斯将因人性良知受损而产生的罪过感称作为“形而上罪过”。如果说道德罪过是“我处世的罪过”，那么形而上罪过就是“我为人的罪过”。 人性的原则高于道德原则，人性意识往往为道德意识所不能启及。雅斯贝尔斯指出，“形而上罪过包括幸存者的罪过和不象人的罪过，它指的是不能与人类彻底团结一致，不能完全按人性行事。”因此，“但凡我所眼见的坏事或恶事皆侵犯这种(人的)团结，即使我小心翼翼地冒着生命危险去阻止它，这仍不足以平息我的形而上罪过。如果恶事发生时我在场，别人死了，而我却活下来，我就会听到我对自己说，我因自己还活着而有罪过。”在雅斯贝尔斯那里，“我之所以为人”和“活得象个人”，是一种至高的良心境界。 雅斯贝尔斯是在德国纳粹的政治史中解释形而上的罪过感的。纳粹于1930年毁宪专制，1934年血腥清洗，1938年排犹，直到发动战争，“数以千记的德国人在与(纳粹)政权的抗争中遭到了死亡，大多数无名无姓，我们这些存活者并没有这样做。” 活着的人在邪恶昭彰的每时每刻一步一步地走到了“人不象人”的地步，“我们选择苟活，……在（1934-1945）这十二年里，我们整个的人都已发生了蜕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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