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天津化工厂后，通过与那些<老革命>的直接接触，看他们的所作所为和分析他们所想，把通县训练班七个月洗脑所产生的效果完全消除净尽，原来这些人和童年所认识的那些人毫无区别，这些人就是那些人. 靠这些人安邦定国，那简直是白日做梦. 面对这样一个现实，要考虑个人何去何从的问题. 确实不愿再与他们同流. 期望与之分道扬镳.
想到的一个出路是重回学校，期望将来把自己关在学术的象牙之塔里. 周围都是有操守有担当的饱学之士，和他们往还要比和这些土包子们相处惬意多了.
1950年堂弟考入了北京大学医学院，堂妹考入了辅仁大学经济系. 1951年春节回北京过年时看到他们胸前分别佩戴着北京大学和辅仁大学校徽，对我也是刺激和鼓励. 于是，我打定主意考大学. 选定的目标是北大物理系.
前文已提到，党公开时，从老区来的接管人员中，只有两人不是党员，其中一人原在分厂工作，后来这个分厂改为车间，这人就调到厂部，也住进了南楼. 我认为他不是党员，思想可能不那么僵化，而他也是大学毕业的，比较能沟通，所以有时候和他谈谈我的想法和打算. 他也会给我一些建议. 后来我才明白，正是因有这条渠道，厂领导对我的动向了解的清清楚楚.
从1950年夏季开始 我就利用业余时间全面复习高中的功课，读书的范围有时会超出高中所学的内容.比如我读过<达夫物理>< 萨本栋物理><Pauling化学><Daiming化学>等. 我还请当年从清华化工系毕业分配到厂里的一位实习员为我找了一份1950年高考各科的考题作参考. 我自认为在功课方面准备的很充分.
1951年四五月间，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出中共中央的通知，要求各单位鼓励在职干部投考高等学校，我觉得对我大有脾益裨益. 于是向李科长提出考大学的请求，出乎我意料遭到了他劈头盖脸的猛烈批评. 他完全不顾中共中央通知所传达的信息，说："干革命不是住旅馆，不能想来就来，想走就走." "组织上哪点对不起你了，你竟然要脱离组织上大学？"我再做解释，他说："那是好名词掩盖下的坏思想!"，还警告我说："胳膊拧不过大腿，即使你考上，你也去不了!" 我找厂长陈西平，他看报不愿搭理我，我再问，他说你要去就处分你! 我反复跟他们周旋了几次都无结果. 看来无法解决了. 只好自己想办法 先是我请假回北京体检，考试的时候让家中给我发个电报说母病速归，回去参加了考试. 那时发榜还登在报纸上，发榜的那天，等天津日报到厂，知道被取上了. 那年北大物理系取了三十四人，我名列第四. 但我不知道是按成绩还是按其它因素排名次. 考上之后还是不让我走，并抓住我发假电报请假而说我欺骗组织. 让我做检讨.等我把检讨交给李天华后，他扔给我说这不是检讨，是狡辩. 此时青年团也动作了，通过改选免去了我的团总支宣传委员的职务，对此我倒是无所谓. 这里我要补充一点. 我到厂不久，就被任命为团总支宣传委员. 还让我给厂里的团员上团课. 我入团不久，没有认真学过有关的知识，所以我讲的都是我早先从自由知识分子那里得到的论点以及我对未来的憧憬. 幸好厂里那些人听不懂，讲完听完就完了. 经过1957年的反右运动后我回想，那时讲的大部分内容应属右派言论. 好在那里没有高人，听不懂.
九月一日，学校开学了，我却无法去报到. 请堂弟为我请假. 我在厂里再做努力，仍然是碰壁.两周以后的一个礼拜天，我悄悄地乘火车走了，当天到北京，次日去北大销假报到.
这个故事很长，今天先写到这里.明天接着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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