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到天津化工厂工作之时，那里几乎是个男人的世界.连卫生所的护士都是个小伙子. 胡钟侠到达前，厂里只有两位女职工，那就是军代表的夫人和军代表办公室主任的夫人. 我们到了之后，前两位女士都调走了，胡成了唯一的女职工. 没有女职工宿舍，就只能在家属宿舍中找间房居住. 我们来后，陆陆续续又来了一些女士，多是初从大学毕业的实习生.直到1952年底我离开天津化工厂，都还没有女工人， 招收工人学徒只限男生.
那时人们的思想还相当保守，男女单独在一起就会引起群众的非议. 王愤强是民国三十七年从浙江大学化工系毕业到厂里来的，也曾到通县训练班轮训，此前他生病在天津住院期间认识了一位女护士，王想追求她，连写了八个月的信，终于有了回应. 王从训练班回到厂里后，通过组织手续把这位护士调到厂里，王住南楼，护士暂住家属宿舍的空房，有时二人在上班前到厂对面河边一起读读英语，没想到就引起了轩然大波，那些当地的工人就认为他们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甚至反映到青年团组织内，团干部的意见也不一致. 很难办.
从<老区>来的干部穿衣有一特点：穿大衣从不把袖子伸进去，而是把大衣披在身上. 不管天气有多冷，都这样穿. 这似乎已经成了一种风格. 不如此不能表示自己的身份.
1950年6月底，朝鲜挑起了南北之间的战争.这在中国是一件大事. 根据上面的部署，陈西平厂长对全厂职工做报告，要求对美国<三视>，即仇视，鄙视和蔑视. 同时开展<参军参干>活动. 所谓参军是直接参加军队，参干则是参加军事干部学校. 天津化工厂自然不能例外，也大力号召职工<两参>. 那时的我对共党已有所认识，不过是虚与委蛇而已. 出于不同动机，有人还非常认真，非去不可. 和我同一天到厂的杭达态度坚决，去了，通县训练班第二期毕业，曾在苏州大学读过一年的一个小伙子和一位刚刚大学毕业来厂实习的年轻人也去了. 有一位在科室做杂工的本地人也去了. 这是个长得很体面的小伙子，他的工作就是扫地，擦桌子，送水，递送文件等. 看来他不大满意现状，做其他工作，他又缺乏能力和学历，想借参军参干改变生存状况.报名前后他故意地多次把成串的办公室钥匙<忘>在门上，说自己精神恍惚，非要参军参干不可. 他的家人非常反对，他的妻子和母亲还架着马车到厂里来，求我们不让他去. 当时考虑到他的态度坚决，最终是满足了他的心愿，让他去了. 参加了军干校的这批人命运不同，杭达坚持下来成了职业军人 ， 那位当杂工的应该也坚持下来了. 另外两人都受不了军干校的严酷训练开了小差. 说来也巧，人事科一人到天津出差，在火车站巧遇去了军干校的那位实习生，这人不明就里热情和昔日的实习生招呼，实习生却乘机转身走了，后从军干校方面得到消息，他跑了. 上过苏州大学的小伙子曾写信告诉我们，他离开了军干校要重新考大学读书. 是否能如愿，我们就不知了. 在发动参军参干的同时，又号召捐献飞机，前文已提到，越剧演员常香玉独自捐了一架飞机，一般人没这样的能力，只能认捐多少钱，开始时是说认捐一个数目，分六个月从工资中扣清. 后突然说上面要得急，要一次付清. 我们只好照办.有些人在一时之间真的影响了生活，因为那时都是月月光. 值得一提的是会计科有个人捐了他爸爸给他买的一块手表以表忠心. 厂方请示化工局后没有收，. 但他的事迹已传遍了全厂.
说起开小差，又想起另一个人另一件事. 生产科有个小职员叫王维和，当地人，学历不高.在科里做最简单的事，如描图，抄抄写写等，个人历史极简单，没任何政治历史问题. 工厂让他到通县训练班轮训，这个人恐怕从未离开过家，也没见过什么世面，胆小怕事. 等这一届训练班进行到<思想总结>阶段时，他受不了小组会上那种激烈的场面，丢下行李悄悄跑回家了，无论厂里如何动员，他再也不敢回通县，竟因此而丢掉工作成了无业游民. 有时到寨上还能遇到他在街上闲坐，坐吃山空不能持久，后来竟在一家小饭馆当了堂倌，给人端菜送饭. 我有时去改善一下生活，到那里吃一顿，他端来菜饭时，我都是站起来双手接过，不能让他摆在桌子上. 其实这也不过是一种姿态，对他没有实质性地帮助. 化工厂招收学徒时，他的儿子进厂当了学徒.
有时历史有吊诡之处. 1950年从捷克进口了一大批收音机，在全国范围低价出售，天津化工厂也来了一批，我那时每月200斤小米，仅能维持生活，当然买不起，那些挣得多的技术人员差不多都买了，有一天我到高工的学长唐纪恕处串门，他正用这收音机听美国之音广播，我到后一起听，那天播出的内容正好是美军在仁川登陆. 几天之后，中国的报纸才披露这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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