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漫长夜 59 燕园岁月 29

在书写1957年反右时遭难同学的事迹时，我突然想起反右前北大请过一些名人到校讲演和同学们互动交流。受邀前来的人后来差不多都遭到整治，这有点奇怪，是校方专请那些与主流意识形态相悖的人呢还是出于偶然？ 至今搞不懂!

好像是1956年左右北大请过副总理邓子恢，中共农业办公室主任杜润生来讲过中国的农业问题。 没多久邓子恢即被毛批评为<小脚女人>，下了台，杜润生也属错误农业路线政策的代表人物而长期受冷落。

1956年暑期，北大学生会曾请人民日报社国际组组长(名字忘了）做国际形势的报告，57年这位仁兄被打成右派。同年还请过一位名叫金受申的满族人讲北京的掌故，我对此人有些了解。他是满清宗室之后，人称"金三爷"，生在北京长在北京，对北京的历史沿革，文物演进注意观察记录。日本占领北京时期，他就经常在<立言画刊>上写些北京风土人情的小文章，那时我初到北京对此很感兴趣，常看。抗战胜利后有时也在小"实报"上写类似的豆腐块文章。1949年以后，一度成为研究北京的活化石，常在新观察等刊物上看到他的作品。记得那年暑假请他在哲学楼的阶梯教室讲"北京话"的演变，很风趣。后听说57年也成了右派，从此销声匿迹了。

请过的文化界人士有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部长陈沂，作家曹禺，丁玲，冯雪峰，其中除万家宝曹禺外，都成了右派分子。

贴出这个帖子后，我又想起一个人，到北大讲演后不久即被整肃。此人叫师哲，留苏多年，是毛的政治秘书，1956年召开解决越南问题的日内瓦国际会议时，他是中国代表团的重要成员之一，回国后应邀到北大讲日内瓦会议的情况，将近六十年过去，我还记得他讲的部分内容。他说有一次开会，中国代表团还没有接到国内的指示，所以开会时说了些无关紧要的套话，没想到次日西方媒体报道说中国人的立场和态度有很大的改变! 另外就是法国总理在去日内瓦时向国民议会立下了军令状，说某月某日前若达不成协议，回国就辞职。结果法属的柬埔寨在最后一天的会议上就很次要的问题上纠缠不休，直至到了次日凌晨两三点钟才签协议，已经超过了法国总理军令状的最后期限，使得法国总理回国后面临尴尬局面。不知是何原因，他在北大讲演后不多久，即被毛抓起来后送秦城监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