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北欧知识分子面对纳粹
——瑞典托格尼与挪威汉姆生
1946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汉姆生(Knut Hamsun)因叛国罪入狱,成为“挪威之耻”。与此同时, 瑞典报纸主编托格尼(Torgny Segerstedt)的墓园已长满青草, 成为欧洲的一个和平朝圣地。
两位杰出的北欧知识分子, 在二战黑暗时期选择了截然相反的政治立场:一位激烈地反对纳粹, 而另一位却赞扬并投靠纳粹。导致二人立场背道而驰的原因, 既有个人道德与智慧方面的差异,也有不同的环境因素, 更主要的是,他们承续了不同的思想源流: 神学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
◎ 覆巢下中立国瑞典妥协幸存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德国军队就像饿虎吞小羊一样, 很轻松地占领了丹麦和挪威。 而同属斯堪地纳维亚国家的中立国瑞典,隔着一道水域, 因历史上与德国王室联姻,两国关系较为友好, 就成了覆巢之下的一颗完好的禽蛋。
尽管侥幸未遭入侵,但瑞典朝野一直战战兢兢。 早在1914年一战开始时,瑞典政府就宣告了中立政策。此刻, 面对来自德国的威胁,瑞典力图避免大战烽火, 采取了忍辱负重的态度。例如, 瑞典曾被迫同意德国经由瑞典境内的铁路,运送其军事物资。
处在欧洲近代史上最野蛮的时期,人性也会因此扭曲。 与德国人同属日尔曼人,瑞典的政界与商界人士中, 也有一些亲纳粹的反犹主义倾向。中立国居于一块“灰色地带”, 出于自保之心而放弃道德责任, 他们对其他国家生灵涂炭的现实不敢过问。
战时的瑞典资产阶级,仍然在他们优雅的沙龙里享受晚宴、 舞会与音乐。为了不招惹德国人, 瑞典政府此时执行严格的自我约束政策,例如, 对本国的媒体重新实行新闻审查制度,删除一些敏感的时事评论, 并对那些不肯放弃个人判断的媒体人进行告诫。
◎ 以坚定道德立场批判苏共与纳粹
在瑞典政府和国王都对德国采取柔顺态度时,《 哥德堡贸易和海事报》的主编托格尼· 塞格斯蒂特举起了反纳粹主义的旗帜,他以自己手中锋利的笔, 不知疲倦地批判纳粹主义,成为北欧抵抗希特勒的一个象征。
托格尼原是一位宗教历史学家、大学教授,早先他为《 哥德堡贸易和海事报》做撰稿人,1917年被正式聘为该报主编。 在纳粹崛起之前,他的批判矛头针对苏联布尔什维克与十月革命, 以其自由主义立场批判共产主义。
列宁逝世时,托格尼曾撰文指出:列宁是人类的祸害, 是自由欧洲的威胁。夏日的阳光与植物, 那些美好的事物是只会破坏的列宁所不熟悉的。 列宁制造了血腥与饥饿,酿成巨大的人间悲剧。
德国的政治和经济问题,也一直是托格尼关注的重要问题。 早在一战时,他的文章里就有一个反复出现的观点: 签订凡尔赛条约的战胜国政治家表现比较差劲, 使德国过分遭受惩罚和羞辱。 他希望看到一个民主而强大的德国在欧洲和平发展。
1933年希特勒上台之初,许多人认为希特勒只是一个小丑而已, 但托格尼却清楚地认识纳粹意识形态的危害性。他警告说: 无休止挑衅的希特勒必然会导致战争。如果欧洲继续采取绥靖政策, 纵容希特勒鼓吹种族仇恨,那么纳粹力量增长后, 将会把人类带回原始的暴力时代。
在托格尼发表的文章里有一句经典的句子:“ 希特勒先生是一个侮辱。”他的意思是, 希特勒上台是对欧洲文明的一个侮辱。 此文迅速地以各种语言传播开来,在欧洲产生很大的反响。
◎ 遭德国恐吓,与瑞典官方冲突
形势倏然绷紧到了顶点。就在文章发表的当天,创立“盖世太保” 的纳粹头目赫尔曼·戈林立即以德国国会议员的名义,致电瑞典《 哥德堡贸易和海事报》。戈林写道:
“我对你们今天发表的反对德国总理的文章,表示最强烈的抗议。 作为瑞典人民的真诚朋友, 我们两个国家的亲切友好关系遭到严重的危害, 例如从这篇肮脏的文章中所看到的。在进一步采取行动之前, 我要求你们告知我,该报编辑是否会在未来采取行动反对这种观点。 ”
面对戈林的这个赤裸裸的威胁,《哥德堡贸易和海事报》 只在一封短信中冷冷地回复道:“看来, 戈林先生是把瑞典视为德意志帝国的某种形式的附属国了。” 托格尼的这种顽强抗争的姿态,令瑞典官方忧虑万分。
当时,斯德哥尔摩上层阶级盛行实用主义和绥靖立场, 主张不惜任何代价维持和平中立。出于对德国的恐惧, 很多人谴责托格尼,说他损害了瑞典的利益与安全。 指责托格尼的人有外交大臣、司法大臣, 有与托格尼以前关系要好的首相,还有一些银行家、实业家朋友。 一些读者也写公开信抗议报纸反纳粹的倾向。 该报被禁止在德国发行,也在本国被多次没收、被扣押, 还被提起诉讼。
1940年,就在德国闪电侵入丹麦和挪威之后, 瑞典国王古斯塔夫在王宫召见了托格尼, 亲自劝诫这位桀骜不驯的学者停止攻击希特勒。 国王说托格尼正在冒险把瑞典拖入战争。托格尼不肯向国王低头, 回答说:“也许站着死比跪着生更好。”这之后, 托格尼继续他对纳粹的犀利批判,直到他去世为止。
瑞典官方最终没能封杀托格尼和他的报纸,是因为早在1776年, 瑞典就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允许新闻言论自由的国家。 无论政府还是国王,都无权限制报纸和作者的言论。作为中立国, 瑞典官方必须对交战各国保持不偏不倚的态度, 但这只是针对国家立场而言, 国家的中立政策并不能限制个人立场的自由表达。
◎ 汉姆生表彰纳粹的“理想倾向”
就在瑞典的托格尼谴责纳粹焚烧书籍, 并呼吁各国抵制1936年的柏林奥运会之时, 挪威一位更著名的文化人汉姆生却撰文支持希特勒。 汉姆生是1920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为了表彰纳粹的“ 理想倾向”, 他将自己的诺奖奖章转手颁发给纳粹文化教育部长戈培尔。
当纳粹入侵挪威,汉姆生直接为纳粹效劳。 1943年汉姆生和他的夫人前往德国, 获得戈培尔和希特勒的接见。1945年希特勒自杀后, 汉姆生还在挪威报纸上发表讣告,赞扬希特勒是 “第一流的改革人物”,称自己是“他的后继者”。
从“挪威魂”到“挪威奸”,曾为挪威创造文化财富的汉姆生, 令原来敬仰他的挪威人痛心疾首。 如此矛盾反常的现象需要得到解释,在战后大半个世纪里, 人们一直在追问其中原因。
由于汉姆生的言行丧失理智近乎疯狂,人们首先怀疑他的精神状况。 在纳粹崛起的三十年代,汉姆生已是七十多岁的耳聋老头, 住在消息闭塞的挪威小镇,他当时就有一些病态的表现。 在1947年受审时,奥斯陆精神病院诊断汉姆生是 “一个精神能力长期被损害的人”。
其次,汉姆生有一位年轻而又虚荣的后妻玛丽·安德生, 这位夫人在汉姆生的投敌事件中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 玛丽原是一个漂亮却不太走红的女演员,她利用丈夫耳聋的毛病, 做丈夫的发言人,表达她自己亲纳粹的观点。为了荣耀, 玛丽拉着丈夫走向世界大舞台——去德国朝见希特勒。
◎ 在十字路口决定选择的是思想
文化人的政治立场受身边女人的影响, 这一点同样适用于瑞典的托格尼。托格尼在哥德堡报社有一位情妇, 那是该报董事长阿克塞尔的妻子玛雅, 他们保持了一种开放的情侣关系。 玛雅是一位富有而能干的犹太女人,她经常参与报纸的编辑事务, 竭力支持托尼谴责纳粹的写作。
指责托格尼的人因此说, 托格尼的反纳粹立场取决于他的犹太情妇玛雅。 这种指责如同把汉姆生的投敌之罪都归咎于其妻一样, 也是不公平的。在历史的十字路口,决定一个人选择的关键因素, 还是人的观念和思想基础。
每个人在自己的成长过程中,由于环境等各种因素, 不知不觉地形成思想观念。例如,汉姆生出身于挪威贫苦家庭, 他从小流浪挨饿,因此在文学中描绘无产阶级的处境, 崇尚急风骤雨式的政治暴力斗争。汉姆生还从小受德国文化影响, 继承了尼采的“超人哲学”,崇拜英雄。
金发碧眼的挪威人和德国人一样同属日尔曼民族, 在具有种族主义思想的汉姆生看来, 只有伟大的日尔曼民族日建立共同体,才能引领全人类摆脱“ 世界末日” 的厄运,他因此毫不犹豫地投入纳粹的怀抱。作为被占领国家的人, 汉姆生认为自己这样的立场对祖国挪威有利。
而出身于牧师家庭的的托格尼, 早在年轻时就继承了西方的自由主义精神。作为神学自由派, 他打破了基督教的保守传统,转向世俗的人文主义, 提倡进步与改革,重视个人权利与公民自由。 以自由主义做思想底色, 托格尼视民族主义和纳粹主义为不共戴天的对手,誓不与之妥协。
当年,托格尼批判纳粹的文章篇篇掷地有声, 在欧洲上空震响。英国BBC经常广播他的文章, 这大大鼓舞了在前线作战的抵抗战士。至今一些挪威人、 丹麦人还记得,他们当初听到托格尼文章播音时的激动之情。 也有瑞典人回忆自己当年如何用节省下来的零钱, 清早就去购买登载托格尼文章的报纸。在那艰难的日子里, 托格尼是“旷野里的一个孤独的声音”。
1945年3月31日,就在希特勒覆灭之前不久,纳粹的克星、 68岁的托格尼因病撒手人寰。二战结束后,瑞典社会才醒悟过来, 人们把托格尼誉为“民族英雄”,为他修建了高耸的纪念碑, 还有街道和电车以Torgny Segerstedt的名字命名。而挪威的读者则纷纷跑到书店, 以退回汉姆生书籍的做法,表示他们对那位纳粹追随者的鄙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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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香港《争鸣》杂志2016年4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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