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破除了许多的禁忌，无论造反派还是保守派，那些积极分子的活动都特别地多，这就增加了男女交往的机会，从而滋生了爱情。 因造反而结合的例子很多，在正常时期，被认为有违常规的事，却可以在革命的非常时期发生。有个很突出的例子可以说明： 前文提到的孙家文，出身哈尔滨的工人家庭，哈量技校毕业后分配带鸡鸭院附属工厂当工人，长得傻大黑粗，一米八的个头儿，外号叫大老黑即可见一斑。说话还有点口吃，文革时期成了<红色造反团>的头头。另有一位女技术员，陈佩云，1958年考入六年制的北京大学物理系，选学磁学专业，是叶企孙先生的亲炙弟子。1964年毕业后分配到鸡鸭院标准处。陈佩云长得小巧玲珑，身高不足一米五，深度近视，一副书呆子模样，文革时参加了<红造>，她伶牙俐齿，经常在全院大会上发言，一时成为鸡鸭院的风云人物，人们赠他一个外号叫<小辣椒>，很形象。这二人在"革命活动"中产生爱情，后陈佩云到五七干校劳动，大老黑留在北京，到1971年左右，全国兴起了抓<五一六分子>的高潮，谁也弄不清五一六是个什么样的组织，上边要抓，那些保皇派们就用各种刑讯逼供的手段逼造反派成员承认是五一六分子。陈佩云在五七干校受隔离审查，大老黑则在北京被关进隔离室长达数月之久。如此的磨难并没熄灭他们的情爱，等抓五一六事件过去以后，二人最终结了婚，生了两个儿子，现在是白头到老了。婚后的几十年是否幸福，有无共同语言，非外人所能知道的了。
有赵家姐妹二人同时进鸡鸭院，她们只有高中程度，姐姐在三处当实验员，妹妹在一处当实验员。文革前二人默默无闻。姐姐属正统派，文革时是保皇组织的一员，他选找的对象也是具同样观点的大学毕业生。 与之相反，妹妹却颇具造反精神，文革开始后成为<红造>最积极的成员之一，和同是<红造>成员的一名附属工厂的工人相恋并很快结了婚，婚后生一女，但她的这位造反派丈夫因触犯刑律被判刑入狱，二人也结束了婚姻关系。出自同一家庭的同胞姐妹走的路十分不同，结果也不同，不知该如何解释!
我是在文革期间结婚的，说起这桩婚姻来话应很长，和中国的局势都能扯上关系。
沈阳有三个基督教家庭，黄家，陆家和田家，他们先后从沈阳迁到北京定居。 这三家还有些姻亲关系，到北京后常有来往，其结果是每家有一个女孩嫁给了一个北大毕业生：陆家的五小姐嫁给了1958年北大数学力学系力学专业毕业的张伯仁，黄家三小姐嫁给了1958年北大物理系半导体专业毕业的洪侣端，田家的五小姐则嫁给了不才我。田立忠和我认识是由张伯仁和他岳母介绍的。
张伯仁毕业后不久和陆家五小姐结了婚，婚后住在位于西单商场北边一点的甘石桥附近，而我毕业后住在西单皮库胡同家中，两家相距不远，时相往来，我也认识了张的岳母陆老太太，田立忠的妈妈曾托付陆太太留意为第五个女儿田立忠物色对象，这样就趁着1963年的暑假，相约在中山公园和我见了面，见面之前我并不知道她在外地工作，只见了一面她便回河北阜城了，以后是通过信件联系，寒暑假她回北京见几次面，那时她在政治上比我<进步>
所以我们没有太多的共同语言，只是保持联系而已。文革中她和她的家庭受到较大的冲击，想法比较现实了，可能会想到我的观点并不错，此时年龄也大了，所以更主动地对我示好，在此情况下我们就于1968年2月9日到街道办事处登记领了结婚证，次日在鸡鸭院借的一间单身宿舍房中请了几位亲友和同事举行个仪式，便完成了人生的一件大事。那时正是文革最乱的时候，学校不上课，她在北京住了一个月便回阜城，我退了所借的房仍回西单家中住，与结婚前无任何差别。 我们的结婚很简单，只买了几斤糖招待亲友，唯一置办的固定资产是买了一个痰盂，晚上当尿盆用。作为礼品收到了六个暖壶和三个毛的石膏像。这几个石膏像有可能成为定时炸弹，因为若不小心打碎了或者弄脏了，就有可能被定罪，所以很快我们就找个因由送给了他人，把烫手山芋扔出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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