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漫长夜 146 五七干校 19

谈我们在干校的事情离不开鸡鸭院的总体情况。

各个工业部都有自己的研究院，例如铁道部的铁道研究院，交通部的交通研究院，冶金部的钢铁研究院和有色金属研究院，化工部的化工研究院等等。这些研究院的院长大多是专业人员，例如，钢铁研究院的院长陆达曾经留学德国，铁道研究院的院长是知名的桥梁专家茅以升。而鸡鸭院的党委书记张伯涛只读过四年小学，院长刘奂只读过一年西北工学院机械系。领导干部的知识程度在关键时刻就显露出来了。1969年年底，林彪发布一号命令，其中的一项内容是要求研究机构迁出北京，这些部属研究机构，只有鸡鸭院闻风而动，急急忙忙地迁到了河南漯河市，把建成不久的院址送给了公安部的一个研究所和北京第二汽车厂。这为以后的工作造成很大困扰，而其他的部属研究院均按兵不动，风头过后，什么事也没有，避免了鸡鸭院的灾难。

漯河的基础设施无法容纳鸡鸭院，所以在那里停留一段时间后又迁到了郑州。鸡鸭院的领导层后悔了草率迁出，从上到下没有一个人愿意离开北京。所以事后搞了许多名堂期望在北京重建鸡鸭院。已迁出的不大能再回来，于是在郑州建了一个机械研究所，把焊接和铸造部分留在了那里，成替罪羊。鸡鸭院在北京已无根基怎么办？不知通过什么途经，在已经外迁的北京农业机械化学院旧址占了一座楼充作办公地, 把鸡鸭院尚未迁走的热处理及锻压部分迁到原电器研究院，取消了电器研究院的名称，把电器研究院原有部分加上原鸡鸭院的热处理和锻压部分合并成立机电研究所。原鸡鸭院并入的部分成为机电研究所的二室。这二室比起鸡鸭院的规模小多了。而鸡鸭院就成了一个科研管理部门，不再有实质的研究活动。

鸡鸭院的行政领导通过一些手段重新在北京立定脚跟后，从五七干校陆续抽调了一些他们认为可靠的人员回去工作，凡是在文化大革命中造过反或未明确站在党委一边者，则继续留在干校改造。我当然在其中。鸡鸭院领导的本意是遇机会就把这批人甩出去，所以人们还在那里劳动时就对每人做了鉴定，如此，调走时就简单了，有了调令，可立刻走人。前文提到，我那个连的指导员姓孙，我主动对他谈了妻子在阜城被整的事，他不仅不帮我，反而说我立场有问题，我则说这是政策问题，双方坚持不下，等做鉴定时，这位孙某又抓机会整我，在鉴定书中写："希望正确站在党的立场....."，这话虽然婉转但意思很明白，那就是我没有站在党的立场，我当然不能接受，他派一个走狗，即被叫阴茎的人来，让我在鉴定书上签字，我不签，这个没有文化的人就胡搅蛮缠，弄得同房间的人不能午睡，其他人看不过，把她轰走了，从此再也没人要我承认这孙某给我写的鉴定书。说实话，我从来就没有站在过中共党的立场，如果真要站在党的立场，那我就不成为我了! 不过，在关键时刻，还不能任人宰割。就像有人说我，对这个社会格格不入，我心中说你说的太对了，但在表面上，我也得抗争一下一样，这就是极权社会对人的扭曲。

我在干校的第一年干大田活儿，犁田，耙地，插秧，挠秧(即除草），收割，打场都干过。第二年是搞基建，打砖坯，建房子等，第三年在食堂干活儿，其他人会炒菜，蒸馒头，焖米饭，我一概不会，所以只能干最简单的活，如洗盘子洗碗，洗菜切菜，抓猪。我们食堂有一个从部食堂下来的会做川菜的二级厨师，他说人民大会堂有大型宴会时，他曾被借去工作过。照中共政策，工人不应当下放五七干校，不知他有什么问题，在实施林彪一号命令时他来了，并且是带着家属来的。我从他那儿学会了做黄焖鸡。

1972年夏天，我正在厨房干活儿，忽然听到校部大喇叭广播说有我的长途电话，幸亏我是在食堂，若去大田干活就听不到了，于是赶紧跑去，是弟弟来的电话，说我的孩子有病，嘱我急速回北京，不知什么原因，我接电话后，心中异常平静，很有条理地安排我的物品，因每月只留二十元花费，十三元交伙食费后所余无几，没有买火车票的钱，于是开口向张彦祥借路费，本想借二十元就够了，他一下子给了我五十元。当天下午校部有车去信阳，我搭车走了，到信阳后买火车票，第二天回到北京家中，此后再没回干校，我的编制却一直在那里，直到1976年。

一年以后，机械工业部的五七干校从河南罗山迁到河南博爱县， 我从未踏足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