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漫长夜 139 五七干校 12

我的妻子是1961年河北大学毕业被分配到河北省阜城县阜城中学任教的，那里的生活条件和工作条件都相当艰苦，饮用水带有苦涩的咸味，每天只能让大伙房灌一暖壶。她是学生物的，因生物课在中学里并不重要，而校内大学本科毕业的教师又不多，所以让她教主科化学和英语。有些内容她也得从头学。

该校教师大体分两类，一是本地人，年龄较大教龄较长，学历都不高，比如专区的师范专科生等；另一类是60年以后从北京，天津等地分派去的大学生，我认识的就有一位家住北京，北京师范大学物理系的毕业生，在那里教初高中的物理。文革前这两类人相处没有什么隔阂。

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各大城市都是以中学生大学生到社会上破四旧开始的，继而是回校
批斗校长教师。阜城中学文革开始时，学生们都比较保守，不敢打人斗人，搞得相当温和。 后来北京六中的一批学生到了阜城串联，向那里的学生传授经验，当天就打死一个语文教师。从此，阜城的学生们像是得了真经，武斗之风一下子起来了，校团委书记刘广智是个中专生，工资较低，平时就嫉妒大学毕业的教师每月有五十元的"高薪"，文革开始后混入红卫兵组织乘机引导，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了京津来的大学生教师。这些外地来的教师几乎无一幸免，全部被揪斗，弯腰低头喷气式，拳打脚踢等成了家常便饭，吃饭前还要到毛的像前认罪。我的妻子平时为人低调，此次挨整也是随大流的众人之一，当地老乡对他们说：本地的教师差不多都拐弯抹角地有亲戚关系，不整你们外来的整谁？!我太天真，得知妻子挨整受委屈后，心中不平，利用回北京探亲的机会到处告状，去过文革接待站，去过国务院接待站，
等把我写的申诉材料转到阜城后，刘广智等人把我妻子提升为第一号斗争的对象，在全县的斗争大会上判我妻子三年管制。 妻子被整以后，每次我给她写信，信封上都写魏新愚 田立忠两个人的名字，魏新愚是阜城中学的校长。因为写给她的信肯定先要经过红卫兵的审查，说不定还被压下不给她，同时写上校长的名字，他们倒不敢扣押了。不了解的人看这信封，说不定还以为这是夫妇两呢!

红卫兵从我的信中摘抄了一些话，寄给了我们五七干校，期望以此把我株连进去一并打倒，五七干校接到告发后，立刻派了鸡鸭院政治部的徐雪芬和一吴姓干部去阜城调查，徐雪芬是抗日时期加入共党的干部，多少懂一些政策，看到阜城揭发我的那些材料都是肥皂泡，向五七干校报告说我没问题，所以五七干校那一届的负责人没有整我。他们也理解了我的妻子挨整是冤案。后来这些负责人或是去了漯河，或是回到了北京。校部和连队的负责人都换成另外的一些人。一名叫孙大勇的成为我们连的指导员，此人是鸡鸭院二处的一名技术员，极左，1971年阜城中学更进一步整我妻子，我天真地以为五七干校保留着徐雪芬二人调查的材料，所以我向孙大勇介绍我妻子的近况，期望得到干校的帮助。没料到这一下等于是给这位孙某提供了材料，认为我袒护反革命的妻子。此事不久，上面就传达九一三林彪出逃事件。五七干校中凡是受审查尚未有结论的均不能听传达。我从未被宣布受审查，但这孙某却不让我去听传达。这等于是向所有五七干校的人员宣布我是有问题的。至于什么问题，人们不知道，只能猜。这样一来，我的处境比那些一直受审查的人更尴尬。因为他们的所谓问题是明的，我的问题是个"谜"，孙某人通过这件事整了我一次。 我被"亮相"后，周围的人反应两极，有人一如既往地和我来往，有人却从此不再与我交谈，好像根本不认识我一样。做得最突出的是一个叫把健的工程师，他比我大约十五岁，是搞冷加工的, 情商应该极低，看风使舵却无底线。此时不理我了，走对面连看都不看我，和我似乎是划清了界限。十几年后，我们都回到了北京，1986年我来法国前到他和其他几位老朋友的办公室辞行，他把我叫到楼道里悄悄地对我说，出国后要紧紧地依靠组织，周末多去大使馆汇报。在我被冷落的日子里，学妹陈佩云，老友沈铁成均表现出色，令人感到安慰。当然在此情况下我也尽量少与他人打交道，免得他们为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