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三十二年，我在西四北大街小学读完五年级后，和许多同学一起报考北京四中，落榜. 我还不死心，看到志成中学有招生广告，就去报名了，这次是我个人的行动，没有联络其他同学. 鉴于窝老的威胁，我自己改了个名字. 改名的方式也很奇特，拿一本小字典，闭上眼睛，随便的一翻一指，这就成了后半生使用的名字. 当我填好报名表交给一位职员时，他是世界上第一个用新名字叫我的人，我听着新鲜，感觉有点特殊. 这次考试很顺利，考上了.入学后我发现西四北大街小学边校长的儿子，原比我高一班的那人也考上了. 他比我大了好几岁.
志成中学的校长是吴葆三，抗战开始后就带着一批学生到后方去了，在四川建立了另一个志成中学. 我入学时的校长是耿克仁，教物理出身的. 在开学典礼上他说的一句话，我至今印象深刻. 他说: " 上学不只是读书，而是学做人."
志成中学有男校和女校，女校每个年级只有一个班，男校的学生多，每个年级有好几个班.并且年级越高，班次越少. 学校把女校各级都编为一班，男校班次则从二班开始. 我入学时，连同女校，初一共七个班，而男校的高三只有两个班. 而且高三的教室都比较小，大概能容四十个人，而初一，初二的教室都较大，我被分在初一二班，教室能容八十人. 我们二班学生的年龄都偏小，我看六班，七班的学生都很大，有的已经长成大人了. 我们这二班有两特点. 一是有人在课余休息时玩弹球，就是像街头小孩那样弹玻璃小球. 另一特点是其他班的学生踢足球，我们班踢小皮球. 训育主任还在全校大会上说过我们班这个特点，说不许我们再弹球.
我在全班也是年龄偏小的，总坐一排或二排.
教员中有几位很值得一书:
教动物和植物这两门课的老师是张国麟，有四五十岁了. 他编过动植物的教材 但在日据时代都要用统一的教材，他写的那书排不上用场 志成中学的许多动植物标本都是他收集或亲手制作的，他非常负责任，每学期都把整本的书教完. 国文老师则只选课本中的一部分教，不过，教的虽少，讲解却很到位. 教数学的是位女老师，初一仍然学四则题，这是我的拿手，学起来毫无困难，和这位女老师的关系似乎不大好，我不知是何原因. 英语老师是我们的级任，姓章，忘记他名字了. 日剧时代的英语课时少，每周只有两节. 学年用的课本是40篇课文，但一年下来，这位章先生只教了二十几课，升到初二却要读初二的课本，不能衔接.严格说来这位先生对学生有些不负责任. 最有意思的是教历史课的老师，姓贺，也忘记他的名字了. 上第一次课的时候，他就注意到我，把我叫做"那个爱笑的学生"，每次上课都不忘逗逗我. 有一次他讲，杨朱说:" 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 他解释说这一毛就是一根头发，说着就比划着从头上揪下一根头发，同学说没揪，他让我走近去看，我看了说没有，他说杨朱为天下都不肯拔一毛，我能为你们拔自己头发吗？上他的课是种享受.
志成中学在西单附近，离我家远，中午不可能回家吃饭. 每天都要带饭. 学校附近有许多小饭馆，也可以去那里吃，我同班同学李孝诚住宣武门外，每天带两个窝头，到小饭馆花一毛钱买一碗馄饨，特别指明是<小碗馄饨大碗盛>. 借此多喝点汤. 我觉得好，也效法他. 有一次我带了许多挂面，没带主食，想让小饭铺给我煮挂面吃，等端上来一看，碗里只有稀稀的几根面条，和他们平时卖的挂面汤一样，弄的我饿了半天. 这就是商人的无良.
这学校没有月考，每学期的中间有次重要的考试. 考完公布考试成绩. 我特别注意在六班的边校长儿子的成绩. 发现他总不如我，心中窃喜.
前些日子我写过一篇怀念体育老师阎华堂的文章，到我入北大后才知道，我上志成时的所有体育教员和国术教员都是燕京大学的体育教师，有阎华堂， 牟作云，韩其昌和另一比较年轻的先生.
私立学校的学费贵，爸爸的薪水不多，难以供给，记得有一学期，是妈妈卖了一个戒指才交上的学费. 所以总希望转入市立中学省些费用. 在志成读了一年半后，终于如愿以偿，通过插班考试转入北京三中.
我在志成这一年半中，国内国际的局势变化很大，太平洋战争日军由进攻转为被动挨打，沦陷区物价飞涨，角和分都已经不用了. 成了历史名词. 伪政府发行面值五百元的纸币，引起民怨沸腾. 有老师在课堂上公开表示不满.伍佰元大钞的图案是孔子和天坛. 那时在北京从事地下工作的十一爹告诉我们民谣说: " 孔子进天坛 五百当一元 若要钱值钱 还得日本完"
盟军在诺曼底登陆的消息也是老师告诉我们的，那几天爸爸犯了痔疮，不能上班，也不能出门，他关心时局，有时会问问我，这次是我把盟军诺曼底登陆的消息告诉他的.
二年级上学期还没考试就稀里糊涂的放寒假了，十一爹告诉我们说，"日方想集训高年级的中学生，预备将来替他们当炮灰，伪政府的中国人抵制，就下令中学提前放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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