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安顿在新街口后，开始过起了城市生活. 感觉到北京人的生活节奏很慢，整个城市像是处于半睡眠状态. 一切的一切，都被一种无形的框子套住. 按部就班地照老套路办.
二条的七号和八号之间，有两棵大槐树. 每天都有一位老者在那里席地而坐，面前摆着一张宣纸，上面用工楷毛笔字写着他的经历和要求，简单说就是要过往行人帮助他，给他点钱. 这在当时叫告地状. 老先生像上班一样地准时，总是穿着已经洗得发白的蓝布长衫.干净利索，精神瞿烁. 有人说他住在北边六条七条那里，孤身一人. 看来这样的日子能过，持续了好几年，后来就见不到他了，可能是死了或行动不便了.
还有一位半疯癫的女子，她的儿子死了，受刺激太深就疯了. 她用木头和布做了个娃娃，画着耳眼口鼻，遇到路人便说，这是她的儿子，叫什么名字，已经几岁了等等. 有点像祥林嫂. . 她既不打人也不骂人，只希望路人承认他儿子的存在. 一般的行人都能耐心地听她讲完，给一点同情和安慰. 这应是那时代人的一种厚道.
二条进口不远处，有一条南北向的死胡同，也算是二条的一部分，死胡同的底部，住一户人家，有许多小人书出租，一分钱看一本，放学后或周六下午，我常和堂弟去租小人书看. 看的第一本是薛仁贵征东，接下来是薛丁山征西，薛刚反唐，隋唐演义等等. 死胡同路东的第一家
住的是朝鲜人，当时被称为高丽棒子. 他们开的是白面房，我去看小人书时，常看到有那些披着破麻袋片的人，瑟缩着走向那里，一般等出来的时候，已经抽足了白面，就显得气定神闲了. 那时候的北京人总是把高丽棒子和白面房连在一起，似乎所有朝鲜人都是卖白面的. 人们恨他们比恨日本人更甚.
二条东口把口有一处房子，已属于新街口北大街了，院墙很矮，大门只是个口并没有门扇，里面的房子也很矮小，住的都是卖苦力的，如拉洋车的，打短工的等. 有天早晨去上学，看见一个穿着很讲究的连衣裙的小女孩闪进这个院子，那时就觉得奇怪，因为在那个时代，穿连衣裙可说是绝无仅有，那女孩年龄很小，比我大不了几岁的样子. 而穿这样衣服的人和那个院子又是不能匹配的. 等我稍稍长大就明白了，这是骆驼祥子里小福子那样的人. 很可怜.
东口对着一个水窝子，老板雇着几个山东人推水车送水.上世纪四十年代的北京，家中装有自来水的不多，一般都是买水，送水的推一个木制的车，上面是封闭的水槽，这车不是一般人能推得动的，非常沉. 我们刚到北京时，记得是一块钱买三十五个水牌子，每个水牌买一挑水.等于是每挑水三分钱. 我家每天 用两到三挑. 二条离我家不远处有一水井，我经常到那井打水.井里的水味道不好，发苦，只能用它洗衣，洗脸，洗菜等，饮用水得用买的水.
那时已是民国二十九年，满清逊位已经近三十年，但许多人似乎还没从前朝走出来，提起慈禧太后仍称老佛爷. 旗人见面行蹲安礼，右手伸到膝盖以下，上半身前躬.相互问安时特别的啰嗦，如果对方家中有八口人，都要一一问到，少一个都不行. 老年人对小孩子说话也要用您字而不能用你. 甚至有人称男的为庄客，称女的为堂客，好像是武侠小说里似的. 旗人讲究排场，据说即使穷到只能吃咸菜，也要配成四个碟.
日本当局为控制新闻，禁止利用短波收音机听重庆的广播. 一方面发文告禁止，同时派出日军到各家各户检查. 那个时代，收音机已经是奢侈品，更遑论短波机了.一般都称收音机为无线电 有一天来了几个日军问房东太太有没有无线电，这一妻一妾闹不明白，回答说无电线，日军看出来，这一户不会有收音机就哈哈大笑着走了，没想到这一幕把我二弟吓坏了，以前他喜欢到街上玩，弹球. 日军来过之后，他连屋门都不敢出了，有时到院子里玩玩，还让大人在窗玻璃看着他. 大约过了一年，二弟的恐惧才逐渐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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