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漫长夜 171 在北京的最后十年 9

自从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之后，中国大陆的经济形势就日益恶化。政府没钱，自然就无法投资搞建设，特别是涉及民生的建设如民众的住房。那个年代，基本没有私人住宅，都是各单位建房供职工居住。我在哈尔滨四清时，看到哈尔滨量具刃具厂职工的居住条件又比北京居民差了许多。

机电所在1981年建成了两栋极简陋的职工宿舍，如何分配成了敏感的问题。 新的位于原农机学院的机电所建所时，从洛阳矿山机械厂调来一位名叫卜西庆的人任所党委书记兼所长，这是个外来户，坐地虎们并不买他的帐，当然他也网罗了几个亲信。所领导上层的明争暗斗可说是无日无之。
                                                                                                                                                                毛泽东整习仲勋分几个步骤，第一步是免去副总理职务，下放到一机部当挂职的副部长，不久再下放到洛阳矿山机械厂当副厂长，此时和卜西庆共过事, 文革中习仲勋再度遭难被投入监狱多年，这是后话且与我们的主题无关，不必写了。这里要说的是卜西庆到了机电所后很不收敛，很专断，也许是自恃和已经复出的习仲勋有交情。所里其他副职等着看他笑话。 分配宿舍这个烫手的山芋抛给了他。 他竟浑然不觉。

在卜西庆的授意下，成立了一个分房委员会，当头的是卜的亲信。分房委员会成立之初说了许多冠冕堂皇的话骗取职工的信任，但是实际运作起来却黑幕重重，定出的分配条件都是为特定的人量身定做的。而有些职工为了分到房子早就做了精心准备。比如有位职工有三个女儿，出嫁后不迁户口。实际的两口之家却以五个人的名义分房，得到了三间一套。分配条件不考虑工龄年龄和职务，为鼓励少生孩子，一个孩子与两个孩子同样对待。凡是孩子在1969年12月31日以前出生的都可以分到两间一套的房子，孩子在1970年以后出生的，只能分到一间。而这一条恰恰把我卡住了，因为我的孩子是1970年10月出生的。于是就有了这样一个对比：我儿子的同班同学刘娜是1969年生的，她的爸爸是1964年从哈尔滨量具刃具厂技校毕业来机电所的，先当工人，后给所领导开车，他的工龄不及我的一半，年龄小我三分之一，我是一线的研究人员，他是汽车司机。他家却分到了两间一套，两间分别是18和16平方米，只因我的孩子晚生了九个月，只分给我14平方米的一套。家长同在一个单位工作，同在一个教室上课的两个孩子，只因出生日期差了一年，居住条件竟有如此大的差别。有一个姓宋的分房委员，离婚后带着一个男孩，他妈的户口尚在天津，却按一家三口分给他两间半一套, 而更不能令人接受的是，在讨论分房的过程中，这宋某人的妈死了，分房委员会仍按一家三口分给他两间半一套。如果拿我和他比，他父子二人分到两间半，我一家三口却只有14平方米的一间一套。我和卜西庆理论，他用谎言骗我说，明年还要建质量更好的宿舍，让我耐心等待，少安毋躁。事后我才知道这纯粹是谎言，直到1986年我来法国，也没见到机电所再建新房。分房后引起职工的不满，几位副所长乘机鼓动心存不满的人和卜西庆对着干。部里先是免去了卜西庆的所长职务，任命马贵良当所长，仍让卜西庆当党委书记，过了不久又把他调走了。

和我同样倒霉的还有前文提到的陆玛玲，她的大女儿刚刚考入大学把户口迁到了学校，二女儿也是1970年生的，所以也不给她调整住房。

因着分房问题，和机电所的矛盾日深，最终促使我决定到法国来。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说我还应该感谢他们。

附带说一句，和我孩子同班的那个女孩子，并没因住房宽敞而学得更好，初中毕业后考不上一般的高中，上了个服务学校，早就听说在北京一家饭店端盘子了。我孩子倒也没因住房狭窄影响学习，也早就在大学里教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