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夜漫漫 165 在北京的最后十年 3

这一段打算写一写有关我儿子上学的事，为了说得清楚，需要把背景交代一下。这会很费笔墨。

按照中国政府的规定，若父母不住在同一个地方，子女出生后，他们的户口应报在女方的地方。我儿子出世时，我在北京工作(其实此时我被下放到河南罗山县的五七干校），户口也在北京。我的老伴(也许 那时还不应称之为"老伴"，用中国大陆的流行叫法为"爱人"，我非常讨厌这称呼，从来不用，其实简单说就是"妻子"）在河北省阜城县当中学老师，户口自然在那里，而且是报在她学校的集体户口之中。 我儿子出生后，必须在阜城县报户口，却又不能报在阜城中学的集体户口内，所以他一出生就自立一个户口本，自为户主。这很有意思。

那时物资短缺，许多东西都是凭本凭票购买，农村中又分成农民户和居民户两种，居民户每月可以收到上面按规定的粮食定量标准发给的粮票和油票，购买商品粮和食用油，每到冬季还可凭户口本买几百斤煤取暖。农民户则只能由生产队分配粮食和油，如果某年歉收，就有可能全年处于半饥半饱的状态。农民户也无权买煤，他们烧火做饭全靠自己捡柴禾。我儿子出生后不久就到了北京，他那户口本上的煤用不到，所以老伴都让给她的同事，农民户的同事多，只能轮流，比如，张三今年买，李四明年买，王五就要等后年了，如此等等。此事从一个侧面反映那时生活的艰难。

买粮食要用粮票，粮票又分地方粮票和全国通用粮票，地方粮票只能在当地用，全国通用粮票则可在全国各地使用。发给我儿子的是河北省粮票，老伴要想办法把它换成全国通用粮票寄到北京才能买粮食，此事很费周折，有时要到医院，招待所托人换。办事自然要送人情。

儿子住在北京要报临时户口，每半年办一次，要由单位写信说明理由，而那时我已被下放到五七干校，请留京的鸡鸭院人开信也很费周章。凭购物本买的副食品只供有正式户口的人，临时户口享受不到这待遇。

现在该言归正传讲我儿子上学的事了。

文化大革命中，不知出于何种考虑，中小学的学年改为春季开始。小孩子要满七周岁才能上学，1977年初，小学一年级只接受1970年2月以前出生的，而那时毛刚死不久，社会上各种小道消息很多，有传闻说中小学将于本年改回秋季开始的学年，意即1977年秋季还将招一批学生，那一届必然是招1970年9月以前出生的。而我的儿子是1970年10月生的，如果遵守规定，他要到1978年秋才能入小学。我就利用他在北京没有正式户口这一点钻了个空子，也说了几句谎话，得以让他在1977年2月就入了小学。

我先让老伴从阜城她工作的中学开了个证明，大意是说孩子七岁了，学校里没有家属宿舍，孩子无法在那里居住，只能在北京借读。我带着孩子到鸡鸭院附近的二里沟小学，见到了教导主任，说明来意后，先是推托，问为什么不能在阜城上学，我说没有宿舍，他妈妈住单身宿舍，二人一室。如果是个女孩，同室的人可能还会接受，一个男孩且越长越大，那人绝不可能接受。她又指着旁边的一个孩子说，七岁应该是那个样的，你的孩子怎么那么小？ 我说他妈妈身高不足一米五，所以孩子的个子也小。 后来我说，他妈妈1961年河北大学毕业后，自愿到基层工作，已经教出了差不多两代人的学生，没想到自己孩子受教育倒成了问题，这句话深深地打动了这位教导主任，慨然允许他借读了。到1982年暑期，他在小学读了五年半后毕业了。如果我不钻这个空子，我儿子就要到1978年秋才能入小学，1984年才能读完小学，我这一招把他的学龄提前了两年。使他十七岁就考了大学。

那时的告密风还不太严重，开学后，鸡鸭院宿舍内和他年龄差不多的孩子见他入了学都觉得奇怪，因为在托儿所中，彼此都非常清楚谁是哪年哪月生的，孩子家长也清楚，所以有的孩子见到他就喊"后门学生! 后门学生!"  显然，这样的话不可能是小孩子想得出的，一定是其家长认为的，通过孩子的口说了出来。虽然如此，却没人出面到他小学告发。他也就平平安安地继续读下去了。 说实话，他能入学，完全不是靠后门，是我钻了个空子连带说了一句谎。

至今，我还为此事感到得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