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漫长夜 164 在北京的最后十年 2

现在回过头来看，从1976到1986的这十年，过得相当累，因为几乎每件事都要争，而我又是个极不愿意争的人。

第一件事是1979年的增加工资。这事若从头说会很长。从1952年起 我的工资就是220分，当时不知道折合行政是多少级。1954我入北大，是按行政二十一级核定我的调干助学金，毕业时已经取消了工分制，按人民币算工资了。给我定的是每月62元，算是技术十二级。后来我听说，工分制时，行政21级是215分。这样的工资我拿了二十七年。1979年长工资的原则是照顾那些"工龄较长工资较低"的，在机电所我是最符合这条件的人：1949年参加工作依然拿我这样工资的已不多见，但二室的那位支部书记不愿给我涨，在全室人员名单中他把我参加工作的时间改为我从北大毕业的1959年，只是在括弧中写个1949，令看的人弄不明白是怎么回事。经过了"四清"及"五七干校"的所谓锻炼，观察到那个体制内的种种弊端，我不再逆来顺受，和那位支部书记展开面对面地抗争，我说的话很和缓，却以事实讲道理，让他哑口无言，只能以"名额有限"来搪塞。经过几番较量，他认输把我加在了调增的名单中了。那时上面说，国家财政尚有困难，此次涨工资不是调升一级，最大的调幅为七元，技术十三级是55元，调一级正好是十二级的62元，十一级是75元，我只能增到69元。  过去对当权者我只是消极地抵制，少有正面冲突，这是第一次且取得全胜。之所以如此抗争是因他们欺人太甚，不仅仅是七块钱的事。

物理组组长夫妻二人都是十三级，每人55元，有两个孩子，当时也算过得去。79年增工资时，第一次公布的名单中只有组长本人，她丈夫不在增工资之列。小组开会时，她哭哭啼啼为她丈夫争，要把她的名额给她男人。说她男人有时迟到是头天夜里在家中忙业务所致，别人不说话，我忍不住说话了，说：这些事都无法证明，按你这种逻辑推理，上班越迟到的人就是越勤奋的，按时上班倒不正常了! 当然还说了些挖苦的话，他们只能听着。会后二人阴沉着脸，过两天后忽然阴转晴，我就知道他们打通了后面的门。这话 说起来又长了： 1964-65年期间，为加强对研究机关的思想控制，所有的研究院和研究所都奉命建立政治部，鸡鸭院来了一位名叫车敏的转业军人当政治部主任。此人是三八式干部，进城后休了妻子，连儿子也不要了和妻子一起送了人，又娶了一位女学生，曾参加过抗美援朝，在南京军区搞政工，对研究当然是一窍不通，不过在提倡外行领导内行的年代，他的到来一点也不稀奇。他到鸡鸭院后，抽调了许多研究人员到政治部，使之成为一个庞大的机构。文化大革命中自然要靠边站接受批评，有一次鸡鸭院的造反组织已出通知要在下午批判他，但到开会时此人却失踪了，遍寻不见，会也开不成了，成为鸡鸭院的一个大事。几年之后物理组组长不无骄傲地对他人说，是他们夫妻两把车敏藏到了自己家中，从此他们两家成为至交，这等于是押了一宝，等干部们纷纷恢复工作，就有可能用得着了。1979年调工资时，这对夫妇让车敏对二室的那位支部书记说了话，心里踏实了，脸上也就阴转晴。

1979年以后，又接续地调了几次工资，因我们单位进了许多工农兵大学生和职工的子女，他们初来均不在调增的范围，却加大了职工总数，即调资的基数，所以能够进入调增工资之列的人数多，或者再加上1979年和那位支部书记的较量，让所的领导层领教了我的坚持，后来这些次的调整工资都有我，到1986年出国时，我的工资已达二百多元。  我有一朋友，原在上海交大学学汽车制造，院系调整时，这个专业归并到长春汽车学院，1956年毕业，文革前的 工资是技术十一级，在北京是75元，比我高一级。他所在的单位多是老职工，基数小，调整工资时名额少，需要调整的人数多，总也轮不到他，到1986年他的工资反比我少了。 走运不走运和单位也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