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漫长夜 168 在北京的最后十年 6

<位错的中文译本出版后，我给FRIEDEL 寄去一本，他当然很高兴，问我可否到法国来工作一段时间，这是1979到1980年间的事，当时我考虑到出国要经政治审查，而我家族中有多人在1948年前后去了台湾并在那里的军政界任职，1957年北大虽然未定我为右派分子，但从后来鸡鸭院对我的态度可以知道，北大物理系把我定成了中右，即内部掌握的右派分子，在我的档案中塞入不少黑材料，这使得我在鸡鸭院成为边缘人物，随时都可能受监控。毛的追悼会和华国锋的登基大典都禁止我去天安门，很能说明问题，我曾说过，在鸡鸭院只要有两个人一起工作，那个人必然是领导我的。这就是我的处境。对此我始终安之若素. 既无抱怨也无不平。论语所记，邦有道如何，邦无道如何成了我的座右铭。 如果我在八零年左右提出去法国，很可能过不了"政治审查"这一关，所以若先对FRIEDEL说了去，最后又办不成去不了，反而不好交代，人家不懂什么政治审查这等事，所以我婉言谢绝了FRIEDEL 的邀请。当然，这也是出于无奈。


内耗研究的奠基人，金属所研究员葛庭燧从六十年代初就很关心我。他曾于八十年代初到法国做过学术访问，应聘在Lyon二大工作过十个月，也在巴黎十一大会见过Jacques FRIEDEL，参观了他领导的固体物理实验室，还正式邀他访问中国。葛先生把邀FRIEDEL的事告诉我后，我以为他会来中国。记得和柯俊谈起FRIEDEL可能来华时，柯先生说：以他的地位，到中国后必获当时主管科技的副总理方毅的接见。我考虑他到中国一定想办法与我见面。 过去我学的是哑巴法语，只能看和写，基本不能开口说。于是和机电所交涉，以此为理由，到北京语言学院学了一个学期的法语。这个班是专为支援非洲的北京医务人员开的，主要是练口语。教员是位加拿大女士。班上有我二弟在北京医学院读书时的同班同学，也有他在朝阳医院的同事。这半年过的很愉快，住校，周六回家和家人团聚。

毛活着的时候，在各级掌权者的观念中，外国人都是间谍，只要和外国人接触，就有可能被冠以"里通外国"的罪名。我儿子上托儿所时，接他出来后即去宿舍对面的紫竹院公园散步，直到天黑才回家。 北京外国语学院离我们不远，它那里有些黑人留学生。有一天我带孩子坐在紫竹院的一条长凳上，来了一位黑人坐在了我们旁边，为避嫌疑，他刚一坐下我便带孩子起身走了。毛死后，和外国人接触的禁忌逐步被打破，所以才能没有顾忌地和FRIEDEL通信。

据我所知，直到FRIEDEL去年八月过世，他始终不愿去中国，不知到底是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