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漫长夜 169 在北京的最后十年 7

中国的户口制度像个枷锁，把人们套得牢牢的。 不仅用居民户和农民户把全国人分成了两大类，不同地方的户口也把人分成了三六九等，迁移户口是件很难的事，说得夸张些，是比登天还难。这就造成了许多牛郎和织女。自1963年起，上面开恩，实行了探亲制，大体的内容是： 若夫妻分居不同省市，每年可享受十二天的探亲假，由单位报销硬座火车票。对于尚未结婚的单身男女，也可以按同样规则探视父母。

毛死后，又重视起科学和科技工作者了，大约在1978或79年，上面提出解决科技人员夫妇双方长期两地分居的问题,  这对于像我这样的人无疑是个福音。机电所所长马贵良也在全所职工开会时慷慨陈词，表示一定尽快解决科研人员夫妻分居的问题，傻乎乎的我还信以为真了，很认真地等，等了好久，可是就看不到有任何动静，不禁起了点疑心。再过了些时候，所里突然进来一批人，这些人都是以"解决科研人员两地分居"的名义来的，却没有一人是真正的两地分居科研人员的配偶。例如，从东北调来一对年轻夫妻，是林业部门一个研究机构的女党委书记的儿子和儿媳；机电所一位朱姓老工程师的儿子和女婿也从外地调入所里，机电所的领导们不解决中年科技人员的两地分居却解决了朱工程师女儿的两地分居，他这个女儿根本不在机电所工作，这位朱工程师不久前入了共党，大概是说话有分量了，和他同辈的人都为之侧目。从这件事可以看出，凡是上面想做点利民的事，下面各层的领导部门就以此为筹码搞交易。内部之黑可见一斑。此时机电所内有三个亟待解决的例子，一位是58年清华机械系毕业的陆玛玲，她丈夫也是清华电机系的毕业生，文革前被水电部下放到河北，一位是58年哈工大毕业的刘瑞馥，她丈夫是医生。再就是我了。我们这几个人的问题根本提不到议事日程，更谈不到解决了。所以我也不再找他们，而是直接去机械工业部找干部司讲理。每次去都是干部处的一位女处长接待我，谈话很友好，却像打太极拳一样，推和磨，说部里亟待解决的同类问题太多，要慢慢来。 有一次机电所提出要每个室推选一名优秀工作者，奖励二十元。我在工作上并不努力，但因坚持正义，同事间的口碑不错，室里讨论时有些人推举我，说也奇怪，所长马贵良忽然来参加我们室的讨论了，他见有人推举我，有些坐不住了，就说优秀工作者首先要政治思想好，这当然是针对我说的了，在他们看来，我始终是个令他们不放心的人，更谈不上政治思想如何了，同事们也就见风使舵，改提他人了。说真的，我并不在乎这二十元的奖金，也不在乎优秀工作者这个虚名，我参加工作后从来没得过这类的名号，也从未寻求过，但我对马贵良的作法很不以为然。开完会后我又骑车到部里找那位女处长了。谈话间无意地提到刚刚开会时马贵良的做法，我说我才不在乎那二十块钱呢! 我的两本书印出来，可以拿到一百个二十元!  没想到这句话引起女处长的注意，她让我把书名，出版社名都写下来，并详细问了译书的过程。当她听我说既能译英文又能译法文时，态度变了，说你的分居问题应该解决了，他让我立刻给机电所人事科长朱强打电话，打通后她说话。她的办公室有好几台电话机，此时她有电话来，便去接另一个电话了。我刚要拿电话机，电话铃响了，我替她接，对方是位女士，我说处长正在接另个电话，请她稍等。等女处长结束另个电话的通话，来接打过来的这个电话时，我才听出来，对方恰恰就是朱强。她对朱强说了许多该给我解决夫妻两地分居的理由，朱强当然要照办，等我次日回到所里，朱强便主动找我，填表，提供相关资料，从此一路顺风了。那次，机械工业部上报了一百多人，被内务部退回，要求减少，这次部里减了他人，没有减我。

鸡鸭院的教育科长姓张，原是国军军官，1945年抗战胜利后，随高树勋北上接收北京时，走到河北省南部的邢台附近，高树勋叛变投了共军，这位张也就归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参加过所谓的<抗美援朝>，有幸全身返国。由于出身，家庭背景的关系，他和我很说得来，在五七干校时经常接触成为莫逆。 他有位"战友"转业后在内务部工作，可以知道各部申请解决两地分居的档案材料，随时告诉我审批的进程。当他让张科长转告我已经批下来后，我立即去了部里，那位女处长说上午才接到批文，你来得正好。

1980年8月，妻子回到北京，很快报上了她和孩子的户口。 孩子也就由借读生变成了正式的学生。过去虚报一岁，早上了两年，学校也没追究。

在七十年代中期，中国的大学不对外公开招生，只接纳各种渠道推荐的工农兵学员，像我这样没有门路的人根本不可能指望自己的孩子能被推荐成为工农兵学员 当我钻空子让孩子提前两年上学后，有好心的朋友说：你让孩子提前上学，将来去插队时还很小，你舍得吗？我则认为，这种匪夷所思的政策不可能持久，等孩子读完初中高中时，就不一定非要下乡插队不可了! 果然，到七十年代末，大学就开始招生了。

妻子从1961年大学毕业就到阜城中学工作，在那里十九年，文革中被打成反革命分子，经历了各种苦难，至此算是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