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場論戰來得很是意外，一點火星就迅疾燃燒起來。楊絳女士剛合上眼睛，崇敬她與其夫錢鍾書的官媒、自媒體便響起一片「世間再無」的悼念聲。深情讚美這對學術大師人生智慧的雞湯文，真真假假的名言金句，到處清香橫溢。然而就在此時，一場節外生枝的激烈論爭倏然興起。
對錢楊夫婦生平的毀譽評價見仁見智，紛繁而嘈雜。但不久，爭論的主題就清晰地集中在一個問題上：當今中國知識分子的責任與道德選擇。令人吃驚的是，對立雙方大都是自由派知識分子，一些為錢楊的苟且辯護的人，居然是一些平時比較敢言的優秀學者。
為什麼論爭會在此時發生？自由派內部是否產生了立場分歧？該次論爭折射出當今中國知識分子怎樣的生存狀況、展示出怎樣深層的時代傷痛？中國知識分子又是如何重新審視自身的責任、如何產生審父意識的？一直跟蹤並參與論爭的筆者試圖回答這些問題。
論爭源流與「錢楊熱」之背景
這場因錢楊被過分讚譽而引起的論爭，其實是一個在二十幾年裡一再爆發的老論題。早在一九九三年，因為八九後一些知識分子不再關懷現實，失去責任感，華東師大的學者發起了一場「人文精神大討論」，重提知識分子的生存價值與文化理想。
二○○六年，在胡發雲的小說《如焉@sars.come》的研討會上，與會學者在給予該小說高度評價的同時，指出當代大陸的文學作品與現實生存脫節，當下中國作家失去了觸摸有血有肉的現實生活的能力與勇氣。這次研討會經報道，引發了一場思想界與文學界的大論戰。當時有人提出「缺席的權利」，胡發雲回答記者說：在沒有自由的時代，『缺席的權利』是一個偽命題。」
十年過去問題捲土重來，在政治制度未能改變的情況下，圍繞這個題目的討論似乎永遠是「未完待續」。那麼，為什麼這次爭論會起因於已經去世的錢氏夫婦呢？
這是由於，錢楊夫婦是被中共中央領導關懷、被中國知識界崇敬的人，對他們的蓋棺論定不可避免地要涉及一個問題：對專制政權的態度。回顧「錢鍾書熱」產生的時代背景與心理機制，我們或許可以理解這場論爭的必然性。
錢鍾書被塑造成一座「文化昆侖」而大紅大紫，是在九十年代之初，一個特殊敏感的時期。一場空前的大悲劇餘音未散，中國學術界出現了「思想家淡出，學問家凸顯」的現象，原本寂寞的學問家錢鍾書適逢其時，獲得了被其妻楊絳稱為「運道最好」的好時光。台灣女作家楊索評論說：「楊絳忘了這樣的運道是築基於一代才人血流成河的廢墟上。」
爭論由此而起。批評者認為，錢楊能在毛時代倖存，又能在八九之後享受聲名卓著的好運，是由於他們對專制政權採取了順從、合作的態度，其道德必然有虧。精致的利己主義者玩得聰明，卻並不高尚，不足以為「楷模」。而錢楊的支持者則努力維護錢楊的清名，說在嚴酷的時代，錢楊能不主動作惡，潛心學問，已是上品，不必非議。
「學術昆侖」、「網紅隱士」回歸真實
就意識形態而言，這場論爭肯定不會有一致的結論。至於錢楊的作品，也如一句拉丁諺語所言：「談到趣味無爭辯」。但這樣一次爭論，成功地抑制了中國社會盲目崇拜名流的輕浮之風，使官方塑造的「錢昆侖」不再那麼巍峨高峻，而被媒體渲染的「網紅」楊絳女士，也不再那樣紅豔奪目了。曾經被視為神話的錢楊，在幾個方面回歸他們的真實。
首先是錢鍾書的學問。過去曾被溢美為「天才」、「博學鴻儒」，現在被指出其著作既沒有思想也沒有創新，基本上停留在中國傳統的學術方式上。批評者引用不少名家對錢鍾書學問的褒貶。例如，余英時的看法：「一地散錢──都有價值，但面值都不大。」李澤厚說錢鍾書只有零碎成果，是「買櫝還珠」。
最有意思的是旅德學者劉皓明，他在十年前就撰寫長文，論證「錢鍾書是卡夫卡的絕食藝人」。其文章大意是：錢鍾書被讚賞的，只是他像絕食藝人一樣神異的記憶力與閱讀胃口，其作品一味尋章摘句，缺乏歷史感與意識，躲避對民族的文化、社會乃至命運的關懷。
其次，是錢楊「淡定」與「不爭」的隱士風度。有識者指出，錢楊成為流行的文化偶像，主要是他們的「與誰都不爭」的「淡定」的人生哲學。這種生活態度，有異於中國傳統文化人所景仰的「松竹梅」之高潔品格。「松竹梅」象徵著文化精英面臨風霜雪雨的危機感和對抗性，而錢楊的「不爭」，是缺乏道義擔當與精神高度的平庸與苟且。
至於錢楊是不是官媒追捧的「淡泊名利」的清高隱士，更多發掘出來的資料顯示其真相。例如，錢鍾書曾出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全國政協常務委員。夫婦倆長期與中共高官、一代「左王」胡喬木保持親密交情，還由於胡的幫忙，獲得住進「部長樓」的特殊待遇。此外，錢鍾書在文革結束後出國訪問，曾配合中共官方教訓海外學者，以此換取官方對他的好感與信任。
環境惡化，自由派言說焦慮
當一些自由派人士大動感情投入論爭時，他們的老對頭毛左卻冷漠作壁上觀。毛左與其他左派之所以不吭聲，是因為這個話題不在他們關注的熱點之內。同時，一些毛左是反智的，而錢楊的學問卻涉及東西方學術傳統，因此不是毛左的那杯茶。當然，毛左不反對錢楊，也因為錢楊不但順從毛共，也與當今天朝和諧。
因此，討論有關「知識分子的公共責任」這樣宏大的真問題，只有自由派知識分子會急切地捲入。他們抓住這樣一個突然冒出來的話題，借錢楊的酒杯澆自己的塊壘，如實地表達自己的理念、心志，以及對現實的焦慮與恐懼。
一直犀利批評錢楊的自由派學者如莫之許，以錢楊為例表明自己的理念與評價標準：「極權下更有價值的是反對、是抗爭，是通過對極權體制的根本質疑，最終達成整體變革。」而維護錢楊的一方卻認為：反抗不會起什麼作用，從事抗爭和反對的知識分子，未必就具有更高的道德價值。
一些不認為抗爭更有價值的學人，恰好是近年來對公共事務發聲較多的知識分子。這個有點奇怪的現象，源於學者們目前的處境。近幾年，致力於思想啟蒙與維權的中國知識分子，有的已經失去自由被噤聲。目前還能發聲的人已經不多，他們都面臨著共同的問題：下一步該怎麼辦？等待他們的是什麼？
如果他們繼續像過去一樣，堅持自己的理念去言說，那麼，其命運很可能就像去年遭遇「七一○」大抓捕的幾百個維權律師：被剝奪飯碗，被刑拘、被監視居住、被失蹤失聯、被傳喚恐嚇、被半夜砸門、……。
著名公知、人大教授張鳴在論爭中談到他的處境。因為說話大膽，張鳴的微博一次次被封。他說：「在這麼多年，在同事，同學，同鄉中被孤立，遭白眼，日甚一日，難道我是傻子，全然無感？」「我們這些人，無論做什麼，都是戴著鐐銬跳舞……。」
重新審視責任，公知自身啟蒙
那麼，知識和信念，是否足以使人在日益惡化的環境中支撐起人格與骨節？政治高壓下的知識分子，是否只剩下「沉默」一途了呢？有人說，這些為錢楊辯護的人，實際上是在為自己辯護。他們想要自保，想把自己降格為一個沉默的平庸者，卻仍然要享有道義上的好名聲，因此在輿論上竭力「為苟且正名」。
當論爭進入尾聲，六月十七日，北京維權律師夏霖被當局以莫須有的「詐騙罪」起訴。在開庭之前，筆者欣喜地看到，幾十位國內學者齊刷刷地站出來，勇敢地聲援夏霖，其中就有幾位在論爭中維護錢楊的著名公知，如肖雪慧、蕭瀚與張鳴。
這就證明，爭論雙方在價值觀上並無太大的分歧，都在堅守人道立場拒絕沉默，都對無所顧忌侵犯人權的當局持批評態度。那麼，這場歷時幾周的筆戰還有什麼意義呢？
如前所述，這是中國知識分子在令人窒息的環境下找到一個話題，借機表達他們心中的焦慮與困惑。知識分子一旦丟了人文精神，就如同丟失靈魂，錢楊之爭也讓他們對自己身為知識分子的責任，重新進行了一番審視。這種重新審視之所以必要，是因為中國需要他們在公共領域裡長期堅守。
在筆者個人的印象中，兩位學者在理論探討上的貢獻較大，一位是美國華人教授徐賁，另一位是北大法學教授張千帆。徐賁先生長期以「知識分子與公共政治」為研究課題，他以富於理性、合乎邏輯的誠實說理，指出這次論爭中的一些思考缺陷。
例如，當有人為錢楊在專制下的道德沉默辯護，說沉默是一種「個人權利」時，徐賁先生深入論證了：「沉默者的沉默是統治的結果，不是他們的權利。」張千帆教授也認為：「在政治高壓下，他們可以不說話。沉默是有理由、可理解的，但是它並不能成為道德上的權利，更不能升格為一種道德崇高。」
在錢楊之爭中，還有一個「消極自由」概念被誤用的現象。錢楊的辯護者把沉默不害人視為消極自由，為此徐賁先生指出：「伯林對積極與消極自由的區分主要是對自由民主政體下的公民自由而言的，不宜硬套到極權專制的國家裡。」筆者曾以瑞典大選為例，說：拿到選票的瑞典公民，不去投票沒人干涉，這是消極自由。但在不給人民選票的國家裡，無權去投票的人怎麼可以說自己享有消極自由呢？
現代知識人審父，與傳統偶像告別
筆者還觀察到，這場論爭也展現了現代知識分子的「審父意識」。錢鍾書的學養、才情以及他的儒雅氣質，在這個功利喧囂的時代，可視為我們父輩一代知識人的典型。我們在他們身上看到傳統文人的溫良與容忍，也看到他們的冷漠與自私。
「審父意識」促使一代人對父輩發出質疑：為什麼他們會安靜地生活在恐懼之中，並視為理所當然？例如當年那些在浩劫中受難的知識分子，為什麼沒有人會大聲問一句：「你們憑什麼打倒我們！」
身為海外學人，徐賁先生滿懷激情認真地投入這場以國內學者為主的論爭，在筆者看來，也與他的「審父意識」有關。少年徐賁曾目睹父母在文革中遭遇的苦難。他的父親到了晚年，也和楊絳一樣寫書記述自己的經歷，甚至剖析自己奴性。徐賁認為，雖然他們的發聲比全然沉默要強，「但這些畢竟不同於知識分子的理性批判和打破沉默」。
有人說，中國傳統文人最大的理想是做穩奴隸。但具有現代公民意識的中國知識分子，不願意再追隨一味沉默的可憐父輩了。從這一點看，這場觸動很多人心靈的「錢楊之爭」，實際上是一個告別，是覺醒了的現代知識分子向錢楊所代表的文人傳統所作出的告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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