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情与原则——傅斯年的气度
時間：2014-06-30 1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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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灏在一篇谈陈之藩的文章里写到陈先生当年和胡适说及傅斯年，对傅先生下了这样的评价：傅的勇敢够，而气度不够。而事情的缘由是，抗战胜利后，傅暂代胡适的北大校长之职，宣布北平的北大学生是伪学生，北大的教授为伪教授。
陆编随后又抄录了一段当年金石学家容庚教授在报纸上回应傅斯年的话：
沦陷区之人民，势不能尽室以内迁；政府军队仓皇撤退，亦未与人民内迁之机会。我有子女，待教于人；人有子女，亦待教于我。则出而任教，余之责也。策日寇之必败，鼓励学生以最后之胜利终属于我者，亦余之责也。
容庚教授此段话在情在理，沦陷区之学生教授，今日我等观之也确实不该冠之以“伪”的名义，亦非国家民族之背叛者。也因此，陆编虽未对傅斯年该事做出任何个人评价，我等读完，一个胸襟狭隘、不近人情的傅斯年却跃然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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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立刻想起最近读完的汪荣祖的《史家陈寅恪传》，汪先生在增订版自叙中提到抗战之时，陈寅恪于香港脱险，至桂林再无经济能力内迁史语所所在地李庄。于是，陈先生在广西大学谋得一中英庚款教职，而此时中央研究院的总干事叶企孙未经傅斯年允许（此时，傅为史语所所长），发专任研究员聘书与薪水予陈。傅氏知道后，痛斥叶企孙，更致信陈寅恪，言明，若研究员领薪必于史语所所在地李庄办公，此制度不可因其破坏。
陈寅恪在香港时，经济已十分窘迫，王汎森先生对此有一段记述：
陈氏在香港等待赴牛津的这一段时间极为穷苦，虽然中英庚款安月给予补助，但他仍抱怨“无肉食”、“一屋三床”，自己与妻子都病了，却只能“轮班诊治，否则破产”。
而此时陈氏一家于桂林贫病交加，实难入川。汪先生对此评论到：处救死不遑的非常之世，责之以常规，其不通情理实甚昭然。陈寅恪所谓进退维谷，乃无论进退皆难以维生，是以一动不如一静，实係慷慨辞专任研究院之主因，而傅斯年不满寅恪赚外快，并不很公平。
经过汪先生的渲染，这个“气度狭小，不顾人情”的傅斯年实在难以在脑中抹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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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傅斯年果真是这样的人吗？有一个广为流传的关于傅斯年和陈寅恪的故事。赵元任的夫人杨步伟提及当年留学德国的学生大多数无心向学，而孟真和寅恪两个人，是“宁国府大门前的一对石狮子”。即谓只有他们是干净的，真正向学者。两人颇为惺惺相惜，王汎森先生引用了1927年陈寅恪先生赠傅斯年的一首诗：
不伤春去不论文，北海南溟对夕曛。
正始遗音真绝响，元和新脚未成军。
今生事业馀田舍，天下英雄独使君。
解识玉珰缄扎意，梅花亭畔吊朝云。
诗后王先生评论到：从这一首诗中可以看出陈氏对傅斯年想将“东方学的传统”从柏林、巴黎等地移回北京，并在中国建立新学术的悲愿是相当欣赏、支持的。在陈寅恪的诗中并不轻易用“天下英雄独使君”这么高级的形容词，它显示了陈氏对傅斯年一番事业的期待。
其实从史语所公布的这批书信中也可以看到陈氏和傅氏交情甚厚，陈于信中对傅氏常谈日常琐事，经济之困也多向傅求助。感情是相互的，如若傅氏冷若无情，以陈先生的为人，绝不会以经济之困向其求助。傅对陈可说是尽心竭力，“当香港被日军攻陷时，陈寅恪一家消息全无，傅斯年忙着到处打电报请人营救”。由此，起码傅斯年对陈并非真的狠心绝情，他们的私交也并非泛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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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一个矛盾的傅斯年在我的脑海中出现了，应该要怎么去了解傅斯年的“气度狭小，不近人情”呢？
傅斯年虽幼时接受传统教育，但入北大后，受新思想影响，是一个异常激进的中国传统批判者，北大的《新潮》杂志创办者就是傅斯年，而五四运动示威游行的主将亦有傅氏的名字。王汎森将傅氏当时的思想概括为：
傅斯年谴责中国“政治”是不治。他认为中国政府充满了独夫、宦官、宫妾、权臣、奸雄、谋士、佞幸。中国政治史充满了篡位、争国，在互相的竞争的军阀之间形成割据、吞并、谋反、荒诞、享乐。此外，中国的所谓社会，仅仅是鱼肉乡里的豪贵、骚扰民间的盗贼组合而成，崇拜的是金钱、权力、官爵；
我们当然不可以说傅氏之后的思想是一成不变的，但是我们也可以知道傅氏他所痛恨的正是中国社会的法制缺失、窃国以私、官官相护，特别是以所谓世俗人情“通容”制度原则。后来傅斯年任史语所所长后，成为了政府的激烈批判者，赢得了“傅大炮”的绰号。王汎森先生对此也有一段颇为精彩的记述：
虽然孔祥熙受的是彻底西化的教育，他仍旧十分成功的通过培植传统的私人关系而扩大其权力基础。他不通过正常程序就直接任命其党羽担任要职。1933年11月，孔祥熙接任妻弟宋子文的国民政府财政部长一职。宋子文从1928年开始几乎一直担任着这个职位。在任职期间，孔祥熙进行了几项主要的财政改革。1938年，他继蒋介石、王宠惠之后被任命为行政院长。几个月后，傅斯年开始于蒋介石私下联络，表示孔祥熙完全不能胜任他现在的职位。并两次向蒋上书，指控孔祥熙犯下贪污、渎职、非法任命、擅权、自夸等各种错误。
在当时之世，傅斯年是一个誓于旧制度旧道德决裂的激进主义者，难能可贵的是，他如此痛恨诸如以权谋私等即私情对法制原则的破坏。
我们回到上述傅斯年去信责陈寅恪之事，傅氏在信中除了说明制度之外，更有一段官话之外的话：“兄昔之住港，及今之停桂，皆是一拖字，然而一误不容再误也。”如果作为一个官员的身份，索要寄出的聘书与薪水，那么这段得罪人的话完全没有必要讲，但是真性情的傅孟真因与陈寅恪的交情，而直陈其意，他是深深痛恨对法制原则的破坏行为，但是陈寅恪并非这样的人，从陈氏的回信中，我们可以看到，陈对傅的固守还是认同的，这也正是为何傅氏的信未至，陈已寄回聘书与薪金。陈于信中说：
弟当时之意思，虽欲暂留桂，而不愿再桂遥领专任之职。院章有专任驻所之规定，弟所夙知，岂有故违之理？今日我被尚不守法，何人更肯守法耶？此点正与兄同意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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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文章的最初，关于那段傅斯年作为代校长的败笔，我们不妨来读读陈之藩的这段完整论述：
北大校长位子在胜利接收时，您（笔者注：指胡适）答应做校长，但因病而尚未去，曾以傅斯年暂代。……傅的勇敢够，而气度不够，接了北大代校长后好像现宣布北平的北大学生是伪学生，北大的教授为伪教授，于是许多伪学生与伪教授都到红军占领区去了。陈诚如不是见识不大，就是度量太小，他去东北接收，却把“满洲国”的军人，称为伪军罢，也挤到共产党那里去了。连改编敌军的度量都没有，何况那并不是正面的敌军，是接收的顺军。为何这样没有度量？这不是国家的大臣与大将所应有的态度。
说句不敬的话，我认为陈先生该段所论为将也好为臣也好的该有态度，乃是权谋，是斗争的手段。也正是傅氏深恶痛绝的地方，一个对于原则执拗到骨子里，容不得一点沙子的人，视伪政府之下的大学当属“伪大学”，而领伪政府之薪的教授自然是“伪教授”。他的心里没有计谋选择与利弊的权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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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倒是觉得傅斯年先生的这两件事，都不能视作他气度狭小的证明。而是一个人坚守原则与私情分开的明证。傅斯年对于学问和为官都应该说是一个相当认真的人，台静农先生在《粹然儒者》中对傅斯年担任台大校长后有一段记述：
傅校长到校后，面对着种种困难，因为原有的基础破坏了，新的设施没有，人事弄得非常之乱，例如傅校长首次举行的校务会议，竟连续开了三天之久，这是国内任何大学所没有的。此后渐渐理出头绪来，也定下了许多规程。
今日没有熟人办不成事的中国，又有几许人有傅斯年先生这样的固执呢？我对他愈发敬佩了。
参考书目：
1. 陆灏《东写西读》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1月第1版
2. 陈之藩《在春风里·剑河倒影》黄山书社2009年6月第1版
3. 台静农《龙坡杂文》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12月北京第1版
4. 王汎森《傅斯年：中国近代历史与政治中的个体生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5月北京第1版
5. 汪荣祖《史家陈寅恪传》 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5月台北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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