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夜漫漫 6

在这一段里，打算回忆通县训练班中的一些花絮，也可借此了解那时的社会现象和人们的思想状况.
三十八年八月初，训练班开学时，大概是照"老解放区"的惯例，要改善伙食吃好的，是按每人一斤的标准炖的红烧猪肉. 那时高中毕业的还是自成一队，都是二十岁左右的小伙子和大姑娘，但谁也没本事能吃一斤肉，所以一顿一顿地吃，一顿一顿地剩. 食堂很简陋，没有冷藏设备，到后来剩肉都已变质，还照样吃. 有天终于出现食物中毒现象，许多人又吐又泄，训练班的卫生所招架不住，病号都往潞河医院跑. 潞河医院也人满为患. 幸好，这次没死人.
重新混编后，我所在的四队七组有一人生病了，病的还不轻，住进了潞河医院，有一天吃过晚饭后我们去看他，一位男护士把我拉到旁边悄悄地对我说，他这病是典型的梅毒. 这句话真的把我吓一跳，此人是四川人，三十岁左右，铁道管理学院毕业，长得很体面，已有一妻一女，是以<大>字号资格考入的. 想不到这样一位看起来体面的人竞得了不体面的病. 这男护士只告诉了我一人，我始终为他保守秘密，从没对他人透露过. 等到做<思想总结>时，他坦白说曾和几个女人有不正当关系，他得病的缘由得到了解释.
训练班开学时，华北人民政府公营企业部部长何长工，副部长刘鼎，干部司司长杨天放都讲了话.代表学员讲话的是原河北工学院院长，此刻他也成了训练班学员，他说三十年代在欧洲留学回国时曾路经苏联，看到那里是如何如何的好. 但等结业时，却轮不到他讲话了.
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训练班计划举行一次全校性的文艺演出，各队都做了充分的准备，那天晚饭后各队都集合起来到了演出现场，但是主持训练班日常工作的副校长讲话太冗长，他讲了一个小时还没讲完，就下起了大雨，连一个节目都没演就被浇散了.
入学不多久，华北流行脑膜炎，一队接连死了两个人，一时间人心有些浮动，于是开了个全校大会，追悼这两位死者，目的是说明他们不是死于流行性脑膜炎，让大家放心. 讲完了话，有一个项目是献花圈，人们都不知道该怎麽做，就请副校长站到台上，把花圈献给了他.当时我看着滑稽，现在想想依然滑稽.
四队有一人报到后又考上了一所大学，队部组织一批人<帮助他>，让他放弃上大学的念头，一心一意地为人民服务，有人批评他此举是往上爬，有人说他这是往上看，最终这人留在了训练班..
刚刚混编时，有那么几天队部安排我和北京一中来的两个人住一起，在一条炕上，他们分住两头，我睡在中间.我发现他们两人都生虱子，我怕被传上，找队部的一个干事，他听后笑了说："虱子是革命虫，蚊子是革命鸟，你不长虱子还革什么命!"弄得我无语.  幸好没几天就分组，我离开了他两人.这两人是当年的应届毕业生，报考时还是在校生，其中一人是北京郊县的，已婚，另一人问他：你妻子是大脚小脚，他答称是半大脚.即所谓的"解放脚"
通县图书馆离我们住的地方不远，每天晚饭后有一个多小时的自由活动时间，我匆匆吃完饭就跑到图书馆看书. 后来队部发现说话了，说自由活动时间不是想干什么就可以干什么，而是要利用这段时间交流思想，互相帮助等等. 为此专门为我开过一次会，让全组同学帮助我. 以后我就不能再去图书馆了.
通县城内只有一个澡堂，我们大概是两个礼拜去洗一次澡. 令人惊讶的是老板娘总是坐在柜台里边. 男人们在那里脱衣穿衣，她一点羞涩的感觉都没有，倒是我们初去时感到不好意思，后来也就习以为常了.
同组有一人叫王琦，高碑店附近的人，在北大经济系读了三年考到了训练班，虽只有二十三四岁，却已结过两次婚. 第一个妻子死了，又续娶了一个. 有一天他的第二任妻子来看他，同组同学为他们安排在一个小间住了一夜，等他妻子走后，次日同组的一些人问他昨夜的细节，到该熄灯的时候都不睡了继续追问，一直搞到十二点左右才完，人们称这次活动叫<夜审王琦>， 那时我很年轻，不明白这些人为什么对性事如此感兴趣. 有位姓龚的已婚同学说，那位姓刘的未婚同学问的问题比结过婚的还在行.
结业后，很多女生留在了重工业部. 不久就陆续听到某人某人结婚了，对方都是部里的官员. 前文提到的廖氏姊妹花，一人嫁给了干部司司长杨天放，另一人嫁给了副司长王某(不记得他名字了）正副司长成了连襟. 他们都是抛弃前妻后与她们结婚的，年龄相差至少十岁. 其他女生则根据美丑的程度分别嫁给处长或科长. 这些<长>们和杨司长，王副司长一样，都是二婚.

若干年后，中国政府为<老干部>下了个定义： 凡是在1949年10月1日前参加工作，享受过供给制待遇者都算老干部. 按此标准衡量，凡是以大学毕业资格或高中毕业资格考入通县这个训练班的的都成了老干部，可以享受离休待遇. 相反，那些轮训的人员，因在训练班期间继续领取部分工资，而不能算为老干部. 我和一些朋友开玩笑说："我定居国外，放弃离休待遇，每月为中国大陆节省至少数千元人民币，所以我每天都在爱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