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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孽，没有忏悔难有消解一一写在反右运动60周年

作者：曾伯炎

2017年来了，1957年反右运动60周年也来了。 由毛挂帅邓指挥打的315万右派〔前年新解密数字〕今天还残遗在世者，恐这数字的零头也没有了。访旧多为鬼，上月，便又离世了82岁的阴叔平，他留下数十年心血熬炼的反右历史小说，不许入境，死后还积圧在香港仓库。同百岁老人李锐的著作扣圧海关同一命运。巴金生前呼吁讲真话，仍是假话王国，说真话，写真史，依然犯禁被诛。60年前，我这被号召说了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现象的小人物，也遭以言获罪，入牢21年。60年过了，举目一看，打右派，仍未停止，只是不用反右名义，改用反“敌对势力”或其他思想言论罪，进行抓捕，教授伊力哈木仍因言获罪，获诺奖的刘晓波建言获刑，护法的律师们与伸寃的访民们，也因维权影响维稳被惩了。当年邓小平不承认反右罪孽，这以言治罪仍在犯滥，他称反右只扩大化了，今天，我们看到这言论罪、良心罪，.不是扩大到没了边吗？如此现时，纪念反右，更有意义与必要了。 回忆1978年，胡耀邦主持平反冤假错案后，不禁说反右历史错误，复出的右派如丛维熙陆文夫高晓声等，曾是文坛主力。而顾准、李慎之等，更是思想文化界标杆。他们不计较自已反右受难，没有同邓小平那类文革挨整一样平反，打的右派 99．9%已改正，还称扩大化，一笑置之。倒发现，当年不少反右积极分子，在下一反右倾运动，自已也遭反了。后来四清运动的打手，在文革里又被打倒。毛泽东专制中国近30年，他留下的政治遗产，叫互害社会。挑体力劳动者害脑力劳动者，党员斗党员，群众斗群众，邓小平将斗人一度改为斗财，仍未改此互斗互害机制。今天，从基层支部到中南海，从政界到经济文化界，仍在互斗互噬互残的鬼打墙内互害，笔者走笔时，斗得火爆的是，攀枝花巿国土局长开枪射杀巿委书记与巿长后自杀。毛泽东在中开展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演义，因不批毛，岂非仍在扩展进行吗。 因此，清理毛之罪孽，不能回避1957年他反右的“大手笔”，多少罪孽由此生发，多少禍根在此种下。  当年右派改正复出后，生者为死者写下的史亊，曾是历史反思庄严主题，1980年代，鲁彦周写右派苦难的电影《天云山的传奇》，轰动过城乡，引观众在洒同情泪时，复苏良知。杨显恵写右派劳改的《夹边沟纪亊》在那荒漠的戈壁滩上，劳改4、5千右派的惨酷，超过纳粹的奥斯维新集中营，仅饥饿得捡大便里没消化的洋芋渣吞咽，便知那人间地獄怎不饿死得只剩右派1/10的3、4百人，还是北京下甘肃的钱英部长汽车迷路，偶然发现，才转移了残余者免成饿死鬼。杨显恵这本书，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公开出版，还一版再版，并有盗版，制造夹边沟这悲惨历史的甘肃省委书记张仲良，今天已死，岂不仍钉他在耻辱柱上？我这从四川李井泉制造的峨边右派劳教营白骨堆爬回人间的，被封了60年的口，面对亡灵，还面对反右仍在扩大以言治罪，还没勇气撕下口上封皮，为寃死者一鸣，为反右罪孽一揭吗？ 记得1987年，反右运动30周年来临时，刘宾雁、许良英等，不顾邓小平等党内大佬，借反自由化与精神污染来压制思想的解放运动，曾发起召开一次纪念会座谈，钱伟长收到通知，用去告密，邓小平奖励告密者做了政协副主席。同时还收买一个会说反右苦难对自已是锻炼的曲啸，也被收买到中宣部做政治广告员，曲啸说反右如父母错打儿女的托辞，很得邓心，叫他廵迴各地报告，为毛邓反右开脱，甚至叫曲啸的狗皮膏药贩到美国，中共认为以右派曲啸被洗脑再用他去洗别人的脑，在国内愚民中有效，没想到在有独立思考的国外智民那里就破产。有华人听众当场质问他：这种把儿女往死里整，比后娘心还狠，还像父母还叫错打吗？问得曲啸当场精神崩溃，从此病死。现在，再也找不到曲啸类去国外打政治广告的奴才，中共仗持有钱，效商人耗巨资在纽约时代广场打广告，已无人理睬。而国内，乾脆蛮横地用一句：不许讲历史错误，就禁了说右派写右派话题。可是就这一句武断的话，便暴露了共党自称的三个自信，最近又加文化自信，都是扯蛋。要像民主国家那样，无论总统与扏政党，不介意媒体的天天问责，不怕反对党天天监督，不怕游行者天天上街抗议，那才是真正自信。一靣封万民之口，不准讲党的历史错误，一面说自信，甚至右派开个纪念会，也不准，这自信，岂非诐辞与谎言，以自信掩饰他心虚吗？ 2006年，反右运动50周年，尽管圧制了国内紀念活动，但在美国普林斯顿与落杉矶，在欧洲巴黎与布拉格，仍举行了研讨会与学术报告集会。到眼前，成都眼快瞎的右派张先痴，还赶在失明前写完记述右派苦难的苐三部历史著述，要留真史在人间。最近海外学者陈奎德，仍著文论证了文化革命罪孽，与大跃进饿死千万民众相关。笔者这亲身经历毛时代大跃进罪孽者，更有允分证据证明：反右运动恰是为大跃进作的铺垫，老毛的反右，也是为自已挖的坑。正是老毛用反右造成万马齐喑的一言堂，他一拍脑袋闹起的大跃进，全民糊泥巴炉炼钢，山头树木砍光，用木炭只有几百度热量想融出需几千度的钢铁，毛泽东初中理化知识也缺乏，为何没一人点醒他犯的低级错误，盖因反右灭了口诛了心，谁也不愿多嘴再遭右派之难也。这便是有批判监督的民主制度，有错能纠能改，一个领袖、一党独裁的错与罪难纠正，只靠镇圧。镇压后，他铸错，更大了。 老毛在世，他不断镇圧一生，最后也知无效：据毛的大内总管汪东兴日记透露：1976年清明节，老毛看到天安门借悼周恩来出现反文革的诗词：“欲悲闻鬼哭，我哭豺狼笑。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他对汪东兴说：骂笑的豺狼，就是骂的我嘛！毛看到他运动治国，运动了中国27年，不停地发动的50余次运动，并未封尽民众的口呵。 如果，去清理他那一个接一个的运动，乃是不断用新的运动，去掩盖前一运动的失误与罪孽，而且他机关算尽，诡计用极：他制造任何罪孽，都拉同僚参予，形成同夥，让大家的手都沾血汚，都不干净，有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效用，邓小平为何不愿彻底否定老毛的反右，因他就是老毛反右的同夥与干将。那些复出走资派为何批毛要留一手，也因文革前17年运动中整人斗人杀人，他们也是毛的帮凶与走狗。尽管，老毛罪孽今天还未清算，但在60年前，人们便看到赫鲁晓夫揭露史大林暴政。烏克兰揭露余粮收集制饿死300万的惨况。去年1月，俄国总统普金还在彻底追责、全面否定列宁，说列宁送一半俄国人入社会主义，要付出杀光另一半人的代价之荒唐，不仅揭露列宁受德皇威亷5千万金马克之贿，用着推翻俄皇与社会革命党与孟塞维克的联合政府，是俄奸，把它写进十一年级教科书，列宁死于梅毒的丑亊，普金也不掩饰了。苏俄的罪孽，也是不准说党的历史错误的，密封过，有的罪证还消毁了，百年后，不仍然全说出了，公开于光天化日之下，而且还是从共产党员的口里说出哩！中共文革样板戏中，李铁梅唱的一句戏词是：“仇恨在心要发芽”我们从赫鲁晓夫与普金说出的，可称：罪孽掩藏要发酵呵！用中国老话解释叫：天道好还！用流行的话叫：迟到的正义，毕竟正义总是要来到人间呵。 在反右运动60年后，再看老毛1957年焚书坑儒，他瞧不起秦始皇只坑460儒生，他坑的是315万，这罪孽能就此悄然无迹吗？就不发酵、不产生后果与后遗症了吗？恐决非当今那飚升的GDP可掩蔽的。略一考查，仍可发现： 自1957年，发动整风，汲收他在延安整风起家经验，毛泽东先说：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不到一个月，就变脸变掛，改说言者有罪，大兴文字獄，把两年前反胡风兴的文字獄，刚收捡了一下，又使用出来，更奇葩的是，历史上任何文字獄或以言治罪，皆是有言论，才治罪，而老毛是在没有言论，由他发动进言，弄出言论了，再治罪，这么蓄意导演一出亘古未有的生编硬造的以言治罪的恶作剧，历史鲜有，无邪恶之心想得出如此邪恶伎俩吗？ 于是，用镇反实行政治专制，用灭地主与资本家和巿场，实行经济专制，再由反右，完成了思想与文化专制，如此密不透风的铁桶专制，专成政治、经济与文化的衰败与枯竭，晚出世的70、80后，没有经历过，较少感性认识，那么，看看今天北韩的金家王朝专制，便可理解毛家王朝了。今天北韩逃亡的脱北者，也是毛时代罪为投敌叛国实叛共脱共者的继续，那深圳海里，埋藏了多少脱共者的尸体，中央音乐学院院长马思聪也是亡命由此逃香港再逃的美国。反右使毛氏专政达到高峰，很快毛大跃进造出的亩产10斤高产，要求全民由年产百万吨炼出千万吨钢的高产，尽成笑柄，被赫鲁晓夫嘲笑毛的人民公社只喝大锅清水汤，两个人穿一条衭子〔每人每年只发1．8尺布票〕老毛很快就陷入党怨民怒的危谷，他这大跃进失败，与反右无关吗？ 人才尽毁，奴才丛生，文化遭殃，文盲得势。传统的打江山、坐江山的暴民，如刘邦等，也懂武安邦、文定国，二战在巴尔干半島打法西斯胜利的铁托，也明智地将他领军的文盲半文盲军头，全送入大学提高文化。而毛氏却猴急的叫他的文盲武夫都去做官掌权，毛泽东的武安邦、武治国，在反右前，还有几类有文化者辅佐，勉強运转，如：一，有抗日赴延安的知识人为骨干。二，有中共地下党的大中学生支持。三，用革大、短训班汲收青年学生形成的基层干部。终于使土改、镇反及社会主义改造，还能敷衍运作。但是，反右运动这次大清洗大換血，便开始了：专制箝口洗脑，形成千夫喏喏、不容一夫谔谔的政治环境与土埌，便疯长奴才，毁尽人才。无知的文盲，最易喏喏，有知的知识分子，有是非与人格，很难盲从，最易谔谔。这专制必然喜喏喏者，厌谔谔者，以这标准不断淘汰知识人提携文盲，从反右发展到文革，越演越糟：1950年代，川大的谢文炳出身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曾任北大、厦大教授与川大校长，有译著与小说名世，且在1940年代参加中共地下党，他被打为右派，就是说李井泉派一个高中生戴伯行任校长初中生丁耿林任书记，就把我这资深教授领导了。那时，低文化与文盲，一般还只做到县长或地委级官，文革时，陈永贵与吴桂贤这种大字不识几萝框的，被毛泽东提抜为副总理了。岂非毛泽东奴才组织路线的极端化吗？ 改革了，改了毛的用人路线，才由毛时代看出身成份，回到看文凭学历。实是批了毛，却隐讳不宣。可是，毛的奴才组织路线毁灭了多少大文化人，真文化人，再讲文凭只弄出些小文人充大知识分子，伪文化人充大师，假文凭来充博士。若将今天这用人组织路线，提前用于毛时代，那么，栽培过李政道获诺贝尔奖的物理教授朿星北就不致去劳改，以致流落街头乞食于学生。北大校长傅斯年说他一部著作不及陈寅恪一篇论文的大师，就不致被斗死于广州中大。已入围诺奖的作家老舍，不致跳湖。译著大师傅雷与妻子朱馥梅就不致上吊。中国，不正是老毛轻贱仇视知识与文化人，从1927年痞子运动毁了训诂学大师加收藏家叶德辉开始，再以反右到文革的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从党外扫到党内，以致党内有真学问的顾准、艾思奇打成右派，大教授翦伯赞、吴晗、大秀才邓拓、田家英等逼得自杀。行文至此忆及1957年北京日报社反右，开会逼记者戚学义揭发捡举他朋友刘宾雁，他坚持不出卖朋友，逼急了，奋身从4楼纵身而死。中国，正由戚学义这种纯洁高贵人格被屠灭后，检举告秘小人，才若蛹蛆般疯长呵！这些小人得势，不贪腐才怪，不买官卖官、不男盗女娼，可能吗？ 反右中批的右派言论有：小知识份子领导大知识份子，外行领导内行。这一批，竟发展并固化为常规常态，即便改革开放后，用人讲知识化、专业化等四化，淡化阶级出身，几十年形成用人的惯性，不少半文盲在职赶着镀金带的博士、硕士帽，仍是半文盲，最近新上台云南省长阮成发戴的博士帽，乃在职时从党校获得，他念讲稿把滇越铁路念成镇越铁路，任滇省省长却目不识滇，还拉拟稿秘书来担责，就证明：共党巳成小资领导大资，外行领导内行的格局，虽然友右批了，这苦果吃了60年，至今还在吞咽哩！由文盲领导知识分子承袭外行领导内行，实是效法皇帝用太监监军监政形式，用党员监政经财文，包括党委监督学校教育。于是，1957年知识分子看出的外行领导内行病，被毛批判了，1958年，他这搞建设的外行，竟然用人民公社这种农奴式庄园，要做桥梁通往共产主义，用泥炉炼钢铁，要超英赶美，他这外行的牛逼，只造出饿死3750万人命的“丰功伟绩”岂非现世活报应吗？无论今天中共如何称他领导班子里增了多少假博士硕士，撕下包装，仍停留在小资管大资、外行领内行的格局，无论行政效率与政绩，难免不在村骗乡、乡骗县，一直骗到国务院的骗局中。 共党从反右到文革，中国在老毛反智反文化反文明的专制灾难里，脱胎換骨成低智商、低文化、低文明的普遍现象，不用举证，那些出囯旅游者留给世界粗鄙不文明形象足以证明，中国人只提升文凭，不提升文化，仅从读书比较，中国人平均年读书0．7本，日本人是40本。而中国青少年读是教辅，成年人读的多为商场秘籍。以色列的犹太人是唯一无文盲民族，乞丐也读书。匈牙利国土不足中国1/100，拥有两万图书馆〔中国人可用有百万麻将馆去比〕人家500人就有一座图书馆，而中国要45．9万人才有一座图书馆。因此，匈牙利这前专制现民主的国家获诺奖者也有14位，中国靠18世纪那种血汗工厂积蓄点gdp，便虚骄要代替美囯当世界老大，不可笑更可悲吗？ 毛泽东灭传统文化到现代文化与文明所造的罪孽，甚于异族的元蒙与满清。虽然史家谓南宋灭、厓山以后无中国，但元人留有杂剧、散曲，滿人留有考证训诂，共朝只有红歌与样板戏耳，还限于是颂圣的宣传品，而眼前还在瞎编抗日神剧愚民，造中世纪愚民去与世界现代智民较量，这正是从毛泽东建构的完美专制，及他瞎说的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反智罪孽，即将彻底暴在新世纪新的失败，在这大讲人工智能的时代，中国还承袭老毛完美专制的愚民洗脑工程，能立于现代民族之林吗？ 从当前的危机反顾60年前反右运动，不更看清其对罪孽狡赖地以扩大化敷衍，缺乏理性认罪与忏悔，这后遗症，不仅在60年里病变，更将在未来恶化。

——《纵览中国》首发 —— 转载请注明出处

转帖许良英的一篇文章

● 许良英 (进入专栏)  

　　

　　《随笔》2008年第6期上林非的文章《阿克顿的一句名言》，介绍了阿克顿的生平、他这句名言的意义及其历史背景，无疑是有价值的。但遗憾的是，文中有不可忽视的缺陷，值得进一步讨论。　

　　首先，作者没有准确地引述阿克顿这句名言的原文，而只是转引了马英九于今年6月的讲话：“权力是腐蚀人的，绝对的权力就会造成绝对的腐败。”马英九并没有说明这是阿克顿的话，而它与阿克顿的原话有很大出入。阿克顿的原话十分简单明了，原文是：

　　“Power tends to corrupt，and absolute power　corrupts absolutely．”

　　译成中文，应该是：“权力趋向腐败，绝对权力绝对腐败。”

　　这是他 1887年4月5日给克莱顿（Mandell　Creighton）的一封讨论宗教改革时期教皇制度历史的长信中说的。这句话无论在逻辑结构上和文字含义上都超过马英九所转述的那句话。

　　阿克顿（Acton，1834—1902）主编过《剑桥近代史》，发表过不少学术著作，但他留给后人最珍贵的精神遗产，却是这句震撼人心、脍炙人口的名言。这句名言上世纪90年代开始传入中国，并迅速流行。可惜引述者都是辗转引述，并未直接查阅原文，未免走样。

　　例如李慎之1999年10月写的传世之作《风雨苍黄50年》中就引了这句名言，但被写成：“权力使人腐败，而绝对的权力绝对地使人腐败。”我读到他寄来的文稿时，即向他指出所引用的阿克顿的名言的译文不够准确。在2003年悼念李慎之的文章中我也提到了这一点。　

　　2001年出现了两个阿克顿文集的中译本。一个是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自由与权力》，把这句名言译成：“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另一个是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自由的历史》，书中没有译阿克顿与克莱顿的通信，但《中译者序》开头第一句就是阿克顿这句名言，被译成“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

　　把“tends”（趋向）译成“导致”或“使人”，显然不符原意。原文的意思是：权力本身就会腐败，并不是它“导致”或“使人”腐败。腐败是指权力本身，是制度，不仅仅是掌权的人。“绝对权力绝对腐败”，何等简洁铿锵有力!塞进“导致”或“使人”，无异画蛇添足。

　　2001年在《爱因斯坦语录》（杭州出版社出版）的《中文本序》中，我曾指出这种翻译的错误，可惜未引起人们注意。

　　此外，林非文章中介绍洛克（Locke，1632—1704）时也存在两个问题。首先说洛克是“法学家”，这样的定位是缺乏根据的。洛克没有专门学过法律，大学时学的是古典文学和哲学，后又转学医。他虽非专业医生，但精湛的医术使他成为全欧洲的名医，并被刚成立不久的皇家学会选为会员。1669年他认识了倾向民主的辉格党创立者阿什利（Ashley）勋爵（3年后晋封为沙夫茨伯里[Shaftesbury]伯爵），遂被聘为家医和秘书，从此涉足政坛，逐步成为催生英国1688年光荣革命的政治理论家和实践者。因此，马克思称洛克是“自由思想的始祖”。罗素称洛克“不但是认识论中经验论的奠基者，而且也是哲学上自由主义的始祖。”1997年去世的英国哲学家和历史学家伯林（Isaiah Berlin）更是称颂洛克为“西方世界（尤其是美国）主流的哲学和政治传统之父”。

　　其次，林非文章中引了《政府论》中的一句话，下结论说：“为了保卫大家生命的安全，当然就必须限制权力的使用”。似乎生命权是人的唯一权利；与洛克的原意相距甚远。洛克在1689年出版的《政府论》的“论政治社会和政府的目的”一章中，明确提出：“人们联合成为国家，并使自己处于政府领导之下，其真正的和主要的目的是保护他们的所有物（Property）”，即“人的生命（Lives）、自由（Liberties）和财产（Estates）”。这成了1776年杰斐逊（Jefferson）起草的美国《独立宣言》和1789年拉法耶特（Lafayette）在杰斐逊帮助下起草的法国《人权宣言》的思想源泉。

　　谈到阿克顿的“绝对权力绝对腐败”的名言，不能不联想起与此异曲同工、交相辉映的爱因斯坦（Einstein,1879—1955）的名言。爱因斯坦终生沉浸于探索自然界的奥秘，同时也热切地关怀人类命运和社会现实。他认为：“人只有献身于社会，才能找出那实际上是短暂而有风险的生命的意义。”他在1930年发表的《我的世界观》一文中明晰而精辟地论述了他的人生观。

　　他在文章中说，他对社会正义和社会责任有强烈的感觉，并宣告：“我的政治理想是民主。让每一个人都作为个人而受到尊重，而不让任何人成为崇拜的偶像。”“我完全明白，一个组织要实现它的目的，就必须有一个人去思考，去指挥，并且全面担负起责任来。但是被领导的人不应当受到强迫，他们必须有可能来选择自己的领袖。在我看来，强迫的专制制度很快就会腐化堕落，因为暴力所招引来的总是一些品德低劣的人，而且我相信，天才的暴君总是由无赖来继承，这是一条千古不易的规律。”

　　爱因斯坦发现的这条千古不易的规律，与阿克顿的名言“绝对权力绝对腐败”相得益彰，并可互为解读。　　

　　

　　2008年11月22日于北京中关村

转帖" 徐贲：苏联人信仰崩溃的三大原因"

教育片里说，苏联亡党亡国，祸起戈尔巴乔夫的国际政治新思维。但在戈氏上台之前有一个笑话早已流行：社会主义者、资本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商定要见一面，社会主义者过了约会时间才到，“对不起，我去排队买香肠来着。”“什么是排队？”资本主义者问；“什么是香肠？”共产主义者问。看起来，“祸根”应该早已在民间就生出了。

学者简介：徐贲
徐贲，爱思想网学术委员。曾任教于苏州大学外文系，现任美国加州圣玛利学院英文系教授。

着作包括Situational Tensions of Critic－Intellectuals（1992）、Disenchanted Democracy（1999）、《走向后现代和后殖民》（1996）、《文化批评往何处去》（1998）、《知识分子和公共政治》、《人以什么理由来记忆》（2008）等。 


前苏联的政权崩溃是从信仰的丢失、颓败和瓦解开始的。信仰破败的原因不是来自外部，而来自信仰体系与现实的脱离，以及它本身内部的矛盾和乖讹，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就此会被其他信仰所代替，事实上，在强制力作用下，就算它的空洞和荒诞已经暴露无遗，人们还是会认真地互相欺骗、假装相信它依然是未来的希望。

然而，大多数人能感觉到空洞和荒诞，足以让这个信仰成为一个意识形态神话的”笑话”。笑话的实质是”乖讹”，康德为乖讹提供了清楚的说明——”在所有引人发笑的事情里，一定有荒诞的东西”。

苏联人无法在现实生活中对灌输于他们的信仰得到满意的理解，他们怀疑这个信仰的真实性和正当性也就不可避免。

一 领袖的罪行

苏联人对信仰发生动摇，可以追溯到苏共20大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报告披露斯大林统治的残暴和黑暗，对后代苏联人尤其是1960年代成年的苏联人和东欧人有着长久的唤醒效应。正如一位过来人所说，”犹如头部被榔头猛击了一下”。捷克斯洛伐克作家科胡特（”77宪章”发起者之一）曾经是一位坚定的共产党员，28岁时知道了秘密报告，觉得”再也没有安全感，整个世界都崩塌了”，他”整夜地哭泣”。

一下子失去了上帝一般的领袖，这简直是一场空前的灾难，许多人陷入极度的精神恐慌，齐泽克对此写道，赫鲁晓夫的讲话”摇动了绝对权威的领导教条，程度达到令所有的政治精英们都陷入了暂时性崩溃，十几名忠诚的斯大林追随者变得失常，甚至需要医疗救护。其中，波兰共产党的强硬派总书记贝鲁特因心脏病发作而猝死；斯大林主义的模范作家法捷耶夫亦在数天后开枪自杀。”

这是最初发生的意识形态幻灭，也是苏联人信仰危机的第一重。第一重信仰危机主要是由领袖人物的错误、失败和暴行造成的幻灭感，领袖人物的专制暴虐、滥杀无辜、出尔反尔、阴险毒辣、淫乱、迫害狂、言而无信会让人们普遍感觉到错愕、惊慌和恐惧，也使他们陷入被出卖和背叛的痛苦绝望之中。以马克思主义名义进行统治的领导人，他们的人格缺陷和道德败坏使得马克思主义事业失去了民心，毁掉了它的正当性。

赫鲁晓夫对秘密报告的后果显然估计不足。戈尔巴乔夫在回忆录里记叙，匈牙利党的首脑拉科西听了报告后对安德罗波夫说：”你们不能这么做，不能这么着急。你们党代会里发生的是一场灾难。我不知道它会在你的国家和我的国家里带来什么。”拉科西预感到的就是一场信仰危机的灾难。一旦领袖的丑事被披露，便犹如精灵被放出瓶子，再也不可能重新关进去,再也不可能”消除不良影响”。勃烈日涅夫时期的”再斯大林化”也终究不可能消除秘密报告的长久影响。虽然赫鲁晓夫后来试图用允诺20年实现共产主义来补救信仰损害，但始终无效，苏联从此进入漫长的停滞、朽化直至病入膏肓的过程，意识形态越来越丧失民心，整个官僚体制也因为丧失信仰而陷入金钱崇拜和拥权自肥的腐败泥淖。

第一重信仰幻灭很难长久停留在只是对少数领袖的失望层次上，因为它迟早会引起这样的疑问：为什么体制中会涌现这么多自私贪婪、穷凶极恶、寡廉鲜耻的虐待狂人物？不是个别，而是一批又一批。早在政权初期，以正直清廉着称的捷尔任斯基（契卡创始人）就已经察觉到，”契卡”是一个需要恶棍也生产恶棍的体制。捷尔任斯基说，为契卡工作的只有两种人，”圣人和恶棍，不过现在圣人已经离我而去，剩下的只有恶棍了”，”契卡的工作吸引的是一些腐败或根本就是罪犯的家伙。不管一个人看上去多么正直，心地如何纯净，只要在契卡工作，就会现出原形。”

曾担任俄国总统特别助理的沃克戈洛夫说，1930年代中期苏联政治警察军官里只有两种类型的人，”冷酷无情的犬儒和丧失了良心的虐待狂”。

前苏联间谍霍赫洛夫回忆道，他负责招募新手时，上司的指示是，”找那些因命运或天性受过伤的人——那些性格丑陋、有自卑情结、嗜权、有影响欲但又屡遭挫折和不顺利的人。或者就是找那些虽不至于受冻饿之苦，但却因贫困而感到羞辱的人。这样的人会因为从属于一个影响大、有权力的组织而获得优越感。他们会在一生中第一次尝到自己很重要的甜头，因而死心塌地地与权力结为一体。”

其他人员的提拔也是一样，勃烈日涅夫的侄女柳芭写道，”官方不断强调要粉碎人民的敌人，唤醒了人性中最卑鄙的本能。告密者受到表彰，成为青年人的楷模，他们不仅经济上有好处，还能得到升迁。”

二 高尚的理想与阴暗的现实

秘密警察的恐怖统治使得无数苏联人，包括苏维埃的支持者和同路人成为血腥镇压的受害者。苦难是最好的清醒剂，也是最好的现实教育。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巨大反差使越来越多人对制度的道义性和正当性产生疑问。进行残酷统治的是一个暴力制度，一部由那些特别暴戾、残忍、冷酷的人开动和维护的斗争绞肉机。崇尚暴力的人们一旦开创、建立了一个他们想要的制度，这个制度便会自动挑选与其一致，会不择手段保证它不断维持统治的帮凶和投效者。这便是暴力制度的自我再生和延续机制。

开创者与继承者的传承关系是在制度的同质延续中建立的，民众对这些人的失望因此也就自然会成为对这个制度的失望。美国历史学家艾米·奈特指出，秘密警察首脑贝利亚是一个臭名昭着的狠毒人物，然而，”以为贝利亚是苏联制度的例外，那就太不了解斯大林时期苏联制度的本质了”。捷克作家哈卢比说，”每个国家都存在少量会成为罪犯的人。在极权专制国家，这样的人机会最好。他们不仅有机会得以发达，而且有机会为服务于伟大事业感到自豪。”贝利亚官运亨通是因为斯大林赏识他，斯大林这样的领袖才需要贝利亚这样的副手。奈特写道：”斯大林和他的副手们做决定都根本不考虑苏联人民。让这些统治者集合到一起的是，他们都极端鄙视个体的人，都毫不心软地残害人民。”

一个制度与它的领导人和主要运作者的素质之间有着密切关系，这些人的邪恶一定会对体制的可信度产生极大的破坏作用。造成第二重信仰危机的，是高尚理想与阴暗现实之间的巨大落差。苏联史专家霍兰德指出，”马克思主义追求的是社会正义、造就群体意识、建立公民与领导人之间的信任关系、把群众当作能够做抉择的负责成年人。”但是，苏联社会里充满了残酷的阶级斗争和迫害政治异己的暴行，毫无正义可言。人们生活在害怕被出卖和背叛的恐惧之中，彼此或与领导之间充满了猜疑和敌意，难有信任。政府更是对民众颐指气使，把他们当成弱智来对待。强权统治”背弃了所有那些马克思主义的道义理想，而代之以一个无处不在的、无以复加的谎言体制”。波兰诗人亚历山大?瓦特曾是一位党员,他之所以对共产主义幻灭，就是因为痛恨其已经变成谎言，他说，”失去自由、遭受暴政、饥饿，如果这些不是被谎称为自由、正义、幸福生活，会更加容易忍受一些。”

坏事本来就够坏了，把坏事谎称为好事，那就更坏了，更让人怀疑和不相信谎言的宣传。苏联哲学家康恩指出，理想与实践的严重不符是苏联人厌弃共产主义的主要原因：”造成帝国崩溃的原因包括苏联人的心理危机。这种危机从1970年代就已经缠上了苏联社会，1980年代终于将它拖跨。冷漠、犬儒主义、酗酒……都是苏联崩溃的因素。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无法兑现承诺，因为它的设计师低估了社会愤怒的程度，自从意识形态神话破产后，这种愤怒便已在人民中间蔓延开来。”

三 信仰与伪信仰

第三重信仰危机，来自人们有了一个新的认识-——马列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本身有缺陷，并无法通过自身来克服。南斯拉夫共产党政治家吉拉斯指出，共产主义失败是”自我毁灭”的结果，而不是被外力摧毁的，”共产主义观念本身就包含了后来崩溃的种子。这个结果早已在共产主义观念里等着发生了。共产主义是被它自己而不是别人杀死的。它自己慢慢烂掉了……让人们看清不过是一个彻底平庸、极端简单化的理想。这样的理想也许能激励我们去牺牲，有高尚的行为，但也是灵魂的鸦片，令人神智不清。随着这个理想所助长的丑恶现实日益清楚地暴露在人们面前，它也就干枯死亡了。”

他指出，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斯大林主义实践不是矛盾冲突的，而是一致的。然而，共产主义信仰被苏联人抛弃，要为之担负责任的不仅仅是斯大林或贝利亚的个人暴行，甚至也不是斯大林对马克思主义的偏离，而是共产主义本身。用哈卢比的话说，马克思主义与斯大林主义之间最重要的纽带便是二者都”信奉无情残害的阶级斗争”。霍兰德对阶级斗争有类似的看法：”相信无处不在、残酷无情的阶级斗争让（马克思主义者）丧失了对道义的敏感，也为在无须运用暴力的社会体制中大肆滥用暴力提供了合法性”。一位前匈牙利秘密警察高级领导反思道，苏联共产主义比德国的国家社会主义（纳粹）更邪乎，因为”它欺骗地利用了人类最高尚的理想，而纳粹则毕竟还未如此”。英国作家、政治评论员琼斯认为，就政治暴力而言，全世界其他国家没有一个比得上苏联，”其他国家没有像苏联这么自我伤害的，杀了这么多自己国家的人民”。

苏联当然并非是唯一如此的国家，其他国家也发生过以共产主义的名义来推行的迫害和杀戮，它的对象不仅是”敌人”，而且也包括”自己人”-——同志、战友，甚至连领袖亲自挑选的接班人也概不能免。乔治·奥威尔在讨论凯斯特勒的《正午的黑暗》时认为，曾经是共产党员的凯斯特勒对”革命”就经受了这样的幻灭，”革命本身就是个腐败的过程。不光权力导致腐败，获得权力的方式也导致腐败。因此，一切通过暴力手段改造社会的努力，到头来都会导致（大清洗）的审讯室；列宁导致斯大林，而且假如列宁活着，他也会跟斯大林一样”。

波兰哲学家柯拉柯夫斯基指出，马克思主义从一开始就是一个不切实际的乌托邦，一旦人们看清这一点，便不可能再把它当作信仰。霍兰德则指出，一个政权靠乌托邦式的理想来支撑，并以它的名义实行高度集权，这样的制度要比既无须乌托邦理想也不高度集权的体制不稳定得多，它需要不断用暴力维持稳定，越使用暴力，实际上越不稳定。苏联的制度不如西方民主制度稳定，道理即在于此。

这是苏联制度的致命内伤，它的不稳定因素是内在的，而不是外来威胁造成的。以为权力可以把社会的方方面面包括人们的信仰全都管制起来，这本身就是乌托邦的观念。美国学者派普斯认为，这种让人厌恶的管制方式最终成为苏联人厌弃共产主义的主要原因，这种管制式统治”想要把生活的所有方面都规范起来，营造一个取消道德选择和差别的社会环境，代之以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彻底和谐”。

这样的管制方式使得所有不符合它要求的事情，哪怕本来很平常的生活小事，都成为具有政治含义的反抗。苏联政治笑话许多都不是针对政府、政党、政治理念或政策的，而是对生活中大大小小被管制之事的谑戏回应，正因为这些事情都是被意识形态的政治权威所管制的，所以对它们的谑戏也就成为对这一权威的冒犯和不敬，包括那个他们装作相信但实际上已经不信的信仰。他们不会去攻击那个信仰，而是会拿它当一个仅供消遣的笑话。

徐贲，中国好学者

从善如流

十二月初 老伴不小心在家里的阳台上跌倒 送医急诊 确诊为"左臂肱骨有一裂纹"  几位医生认真讨论后决定不做手术  采用保守疗法 我在发给朋友的微信和邮件中也是这样写的  巴黎华侨教会知道了这件事  把它登在了12月25日主日崇拜程序表上  但不知出于什么原因  可能是辗转传抄吧 把左臂肱骨写成了"上臀红股"，原文是这样写的："田立忠老姐妹不小心摔倒導致上臀紅股有點骨折,感謝主!不用手術,住院 6 天後已回家休養。請弟兄姐妹為田老師早日康復代禱。"    四个字错了两双，意思也满拧  我给翘碧发邮件 告诉她这条信息错了  她立即转给了文字同工方守光   守光是我们的老朋友 老伴和我背后都称他为"大老实人"  守光知道这事后 发邮件道歉 夫妻二人又分别打电话来道歉解释 说要在下一期的程序表上改正  态度之诚恳  令人动容。 我之所以给翘碧发邮件  也不过是开个玩笑 逗逗乐   没想到守光从善如流，如此认真。

从这件事看出，不同的人对待错误的态度很不一样。杨志恒邱星火柯志仁黄玮珥说谎骗人的事铁证如山，我本希望指出他们的错后， 本着"真相 正义和解"的原则解决问题  达到在主内和解 共同提高的目的  但是他们既不肯和我对话 也拒不认错 像鸵鸟一样 把头埋在沙子里 装聋作哑，目的无非是挺过去了事。可能是他们忘了他们是基督徒 ，基督徒信主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认罪悔改!  如果他们有守光气量的十分之一或百分之一   也不至于落入目前这种状态。

有人说 他们不肯认错是因为一旦认了错， 他们就不能继续在教会里待下去了，连带的， 饭碗就丢了。这是他们坚决不认错的理由。

另外 也有人说 守光在主日崇拜程序表上出错 是无心之过 充其量是粗心大意  这比较容易承认 因为这不涉及个人的人品问题  而杨邱黄柯的骗造谎言欺骗会众是经过周密筹划的 错误的性质恶劣  反映了他们内心世界的污浊  即使认了错  也很难得到他人的谅解 所以与其承认了遭人白眼  还不如利用在教会中的地位抵死不认  能挺过最好  挺不过则到时候再说  我不是他们肚子里的蛔虫 不知道他们是不是这样想的，但愿不是。

可以分析分析了 之二

我佩服那些本人有工作，不吃教会饭而又自愿奉献做福音工作的人，陈昆华便是其中之一，他本人是地球物理学博士，从事近海石油勘探的研究开发，在美国公司任工程师，他每每利用个人休假时间到全球各地带领福音聚会，2006年7月他来法国主领巴黎几间教会联合举办的福音营，老伴和我带了六位学生参加，其中五人在营会期间决志信主。我们也就在此基础上办查经班建立团契。所以说陈昆华对我们奥赛团契功不可没。

记得陈昆华说过，一般的宗教或伦理，都强调道德的培养，例如儒家就以修身为本。唯独基督信仰并不特别强调德行，而是着重于建造生命，因为有了基督的生命，自然会活出高尚的道德。从陈昆华的说法引申出去，那就是：有德行的人不一定有属灵的生命，例如我的恩师叶企孙先生，他的德行堪称读书人的楷模，但因为他不信主，所以在基督徒看来，他没有属灵的生命；有生命的人一定有高尚的道德，比如历史上那些属灵的伟人；相反，道德低下的人不可能有属灵的生命，比如贪财的，搞奸淫的，说谎骗人且屡教不改的都不可能有属灵生命，不可能是敬虔的基督徒。

在教会内部，信众的属灵生命参差不齐，但彼此之间的相处，也应有一个起码的基准，那就是以诚相待。作为属灵的领袖，教会负责人，传道人更应以身作则。巴黎华侨教会的情形却正好相反，两位在任的传道人和一位正在学神学预备将来传道的人以及行政负责人都落入了编造谎言欺骗会众的境况并且屡经提醒却坚持错误不改，我不知道该如何评估这间教会的属灵状况。教会领袖不能持守最起码的道德底线，这样的教会能有人们常说的"神的同在"吗？能够得到 神的祝福吗？这是巴黎华侨教会的根本问题。

中国人的特点之一是惟上是从，惟权威是从，一些信众带着这样的观念来到教会，并没有因学习圣经而得到改正，教会的某些领袖却很享受信众以此种心态仰慕自己,并以此来建立自己的"权威"  于是就形成一种像巴黎华侨教会一样，罔顾圣经真理而只维护某个或某几个传道人的情况。明明是传道人错了，多数的会众因循苟且不敢指正，也有些人歪曲事实百般为之辩护，企图以此取悦传道人。这样就不仅是传道人自己犯错，他们也把广大会众陷于罪中。这样倒也好，显示出巴黎华侨教会真正的属灵光景。

至于为说谎者辩护的种种谬论，那是下一段的内容啦!

转帖RFI 的一篇文章

毛最后掀起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说明他一意孤行，无视党心军心民心，以一己之妄念，对抗天下大势。这是他一生信奉的反潮流精神的体现。但问题在于，毛以专制独裁危害天下的逆流，对抗中国人民渴望休养生息，过平静自由生活的主流，这个反潮流实际上是倒行逆施。75年批邓，实际上已推行不动，终于在四五运动中，中国人勇敢地向毛的文革说“不”。

索菲：记得75年下半年，批邓开始之后，社会上不再像从前那样，对毛的指示闻风而动，而是反感抵制，批判会变成了牢骚会。

 赵越胜：你记得真清楚，批邓时有个话儿叫“转弯”，意思是你不理解为什么要批邓，但你要转过弯儿来，思想要跟上形势。当时全国的气氛在各个领域都表现出人们渴望变。我记得当时去看一位朋友，问他最近干什么呢？他回答说，我等着死人呢！批邓推行不下去，说明文革已走到末路。社会上有个共识，等着出事儿。76年1月8日周恩来去世，是倒下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从那时起老百姓设法表达自己的内心感受，用四人帮的话，叫用死人压活人。实际上，老百姓对周逝世表现出来的情感，是一种抗议，抗议的矛头已悄悄对准了毛，因为四人帮极愚蠢地压抑老百姓宣泄自己的悲伤，很多人认为这是毛的意思。在周的追悼会上，是邓来致悼词，那天邓表现得极沉痛，这样他就在感情上和全国老百姓站在了一起。而江青在周的遗体前居然不摘帽，引起一致痛恨。老百姓对周的同情转移到了邓的身上，但是邓却在追悼会之后给毛写了一封信，公开声明自己不适合承担重任，要求解除他的主持中央工作的责任。我想他是吸取周在林彪死后立即成为毛的整治对象的教训。周去世后，邓立即请求交权，以解除毛的猜忌心。果然毛顺势就让邓靠边站了，毛让华国锋来主持中央工作，代理总理。

索菲：毛推华上台，他的第一个任务就是组织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看他在这个问题上站在哪边儿。

赵越胜：华这个人在中国历史上的作用，我看是被大大低估了。其实他是大智若愚，对中国的形势和党内的派系斗争心中有数。大家都忘了以武力解决四人帮是华首先想到了，而且是他一人推动的。所以他在主持批邓的会议时，基本上是只听四人帮说，自己却不发言。就在这次批邓会议进行的过程中，姚文元被人叫出去，回来后神色慌张，因为他接到了一个报告，南京有大规模群众上街，悼念周恩来。在游行队伍中，有人打出了攻击四人帮的标语，人民向四人帮宣战了。事情的起因就是后来被称之为“325文汇报事件”的一篇文章。在3月25日的上海文汇报上，发表了上海仪表局党委副书记的讲话，里面有这样一句话：“党内那个走资派，要把被打倒的、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扶上台”。老百姓往报社打电话、发信，问：你们说谁是党内那个走资派？你们这是污蔑、影射、攻击周总理。跟着就有一份“总理遗言”到处流传。我们在北京的朋友几乎都传抄过这份所谓遗嘱。遗嘱中并没有什么秘密，只有周对邓小平的赞扬，它表达了当时全国的民意。我们要特别注意这一点。在专制国家中，你在官方的媒体中永远见不到真正的民意，真正的民意往往表现在地下流传的谣言中。在中国，真相更要通过所谓谣言来传播，所以现在网络上有一句名言，说“谣言就是遥远的真理”。76年时，全国民意沸腾，你几乎在街上就能感受到。

索菲：在南京之后，北京人也立即行动起来了。

赵越胜：对，回顾四五运动，实际上就是回顾文革怎样遭到全国人民的唾弃。现在回想天安门广场上花圈如山、人潮如海的情况，心里仍然激动。那个时候，我们几乎就泡在广场上，你看到那些普通人激动的表情，你就会相信，中华民族是热爱自由的民族。他们和全世界民主国家的人民一样，渴望自尊、自由，渴望能表达出自己的意志。当时毛这尊神还在，但人们已经不畏惧，他们发出自己的声音，像那首“欲悲闹鬼叫，我哭豺狼笑，洒酒祭雄杰，扬眉剑出鞘”，短短时间就被传抄到全市。有些话已经直指毛，比如“中国已不是过去的中国，人民也不是愚不可及，秦皇的封建社会一去不复返了”，广场上有人公开为邓小平叫好，其实四人帮都在大会堂里用望远镜看着广场。他们把邓叫到大会堂，张春桥当面骂邓小平是纳吉。当时毛远新向毛汇报天安门广场上发生的事儿，讲到出动了民兵、军队，抓了人，毛批示，“士气大振，好，好，好！”这三个“好”字说明毛和全国民意是完全敌对的。邓小平因四五事件，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彻底下台。

索菲：那么毛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对文革有没有过反思？

赵越胜：有。76年6月，毛心梗突发，抢救过来后，毛在床边召集华国锋、毛远新和王张江姚，讲了一通话，后来有人称之为毛的“政治遗嘱”，其中他讲到文革时说“这事儿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这话有两层意思，其一，他知道文革没有达到他的目的，因为没有什么人拥护。其二，他仍然不服输，这事儿没完，还要斗下去。正像他临死时说的“八亿人口，不斗行吗”？而且要斗得血雨腥风。但是他最亲近的这些人命运如何，他是不看好的。作为一个国家领袖，留给自己的人民的遗产，不是繁荣昌盛、和平自由，而是你争我斗，血雨腥风，这样的历史人物，不能获得积极正面的历史地位。

今年是文革50周年，感谢法广中文部给我机会，和听友们一起回顾这个惨痛的历史浩劫。请允许我最后简短地总结一下文革的性质。在政治上，文革把列宁式政党最恶劣的党内斗争模式发展到极端，在政治斗争中完全无视人的尊严和权利，把政治分歧当作从肉体上消灭对方的理由，使共产党的权力更迭极端劣质化、野蛮化。在社会上，把人分为三六九等，让一部分人拥有对另一部分人的生杀大权。只要你被归入阶级敌人的行列，你就不再是人，而成为没有任何权利的、被随意迫害和侮辱的另类。在道德上，它鼓励恶行，鄙弃善行，取消道德底线，用阶级斗争的口号为一切残忍行为开绿灯。它泯灭人的羞耻心、怜悯心、友爱心，制造仇恨，崇尚暴力。在经济上，它制造普遍贫穷，毁坏国民财富，摧毁国家经济命脉，让国民经济面临崩溃。在人类精神生活领域，它制造愚昧，扼杀人的创造力，摧残文化、艺术，让反智行为大行其道，阻止中国与人类文明相融合。它是民族的浩劫，也是民族的耻辱。它给中华民族肌体上留下了巨大的创伤，这个伤口至今没有愈合。文革的毒素仍然浸透在很多人的心中。所以文革的幽灵在大陆借尸还魂，有相当丰厚的基础。这才是一切有理智的中国人应该警惕的。

转帖"新观察家"的一篇文章

你以为你只是苟且，其实你是帮凶分享：

对于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恶，常常听到一种说法“我无能为力”，于是选择了随波逐流。然而，苟且虽可“理解”，却不可原谅，甚至，它本身就是一种彻头彻尾的罪过。 雅斯贝尔斯的四种罪责 刘亚伟 作家、学者，新观察家专栏作者 昔年三鹿事件之后，除去被判刑的那20多名当事人、被问责的10多名官员，我个人相信还有许多人对此应负责任——甚至包括我们每个生活在中国社会现实中的人。 德国哲学家、精神病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在对罪过问题的讨论中，将罪区分为四种类型：第一种是刑法罪过，它侵犯的是法律。第二种是政治罪过，它源自参与罪恶的政治制度。第三种是道德罪过，它关系到个人的错误行为。第四种是形而上罪过，指的是不能尽人的责任去维护文明的人性。 雅斯贝尔斯认为，每个德国人无论是否具体参与过纳粹政权的罪行，都必须以一国成员的身份“为一国的政体承担(政治)责任。” 因为：第一，一国成员因政体组织关系而分享共同利益，他们因此必须分担政体的责任；第二，国家有制度化的决策机构和程序，公民既参与其中，就应对其结果负有共同责任；第三，即使国家不具有这样的政策结构和程序，其居民也不能完全推诿共同政治责任，因为他们必须为“屈从(权力)的环境“负责，正是由于他们的屈从，专制权力才有机会猖狂施虐。 “道德罪过”是雅斯贝尔斯剖析德国人之罪过的一个重要范畴。如果说政治罪过是每个公民不容推卸的共同责任，那么道德罪过则是个人必须承担思想和行为责任。雅斯贝尔斯把道德罪过规定在私人领域内，但也为道德思过留下相互交流的公共空间。道德思过虽为“个人独自的自我评价，但我们可以自由地相互交流、相互帮助在道德问题上取得较为清晰的认识。”在现实社会里，人们有时不得不为生存而在面具下苟活。雅斯贝尔斯强调，道德反思首先就是要知道自己以前过的是假面生活，进而重新看待自己现在的生活。 对于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恶，常常听到一种说法“我无能为力”，于是选择了“随大流”。的确，在严酷的现实生存中，人们为了自我保全，为了力争前途，不能不听任权力的摆布。人为了活下去，保住饭碗，抓住机会，不想干也得干。 雅斯贝尔斯承认，“无能为力可以成为(不行动的)理由，因为任何道德法则都不能要求人们去壮烈赴死。柏拉图就说过，在极度危险的灾难情况下，苟且偷生本是人之常情。” 但是，因无能为力而不行动却并不能使人免于道德罪过，“无助的服从总是会有一些行动的余地，这种行动虽有风险，但仍然多少有一些效果。”同样，“随大流”和无能为力一样，它虽可理解，但却不可原谅。“因为事实上毕竟还有许多人不随大流，并为此付出代价。” 正因为道德选择往往源于世俗目的，并受环境所限制，所以它不能代替更为基本的人性良知。雅斯贝尔斯将因人性良知受损而产生的罪过感称作为“形而上罪过”。如果说道德罪过是“我处世的罪过”，那么形而上罪过就是“我为人的罪过”。 人性的原则高于道德原则，人性意识往往为道德意识所不能启及。雅斯贝尔斯指出，“形而上罪过包括幸存者的罪过和不象人的罪过，它指的是不能与人类彻底团结一致，不能完全按人性行事。”因此，“但凡我所眼见的坏事或恶事皆侵犯这种(人的)团结，即使我小心翼翼地冒着生命危险去阻止它，这仍不足以平息我的形而上罪过。如果恶事发生时我在场，别人死了，而我却活下来，我就会听到我对自己说，我因自己还活着而有罪过。”在雅斯贝尔斯那里，“我之所以为人”和“活得象个人”，是一种至高的良心境界。 雅斯贝尔斯是在德国纳粹的政治史中解释形而上的罪过感的。纳粹于1930年毁宪专制，1934年血腥清洗，1938年排犹，直到发动战争，“数以千记的德国人在与(纳粹)政权的抗争中遭到了死亡，大多数无名无姓，我们这些存活者并没有这样做。” 活着的人在邪恶昭彰的每时每刻一步一步地走到了“人不象人”的地步，“我们选择苟活，……在（1934-1945）这十二年里，我们整个的人都已发生了蜕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