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杂忆 34

这段写施惟枢家的烤肉。

北京有两家烤肉店，一家在西单南边，叫烤肉宛；另一家在后海北，叫烤肉季。都是回民店。抗战前还在老家时，听叔叔们说吃烤肉的情形，那时可能顾客少，店家把肉切成簿片，都是自己烤，在炭火炉前，放条长凳，顾客一脚踩在凳子上，伸手够到炭火前烤，由于离火很近，所以吃的时候顺着脖子流汗，吃一顿下来，身上也湿透了，酒足饭饱 非常的痛快。我到北京后去吃烤肉的时候已改了章程，不由自己烤了，而是像普通的菜一样，由厨子烤好盛在盘里端上来。当年叔叔们说的那种烤肉时的豪气已不再了。

施惟枢在北京住过，非常喜欢北京的烤肉。他在Rambouillet 的家几乎就是个大森林。枯枝枯树干很多。 他说花二百法郎请人焊了一个烤肉的篦子，是用长约50厘米截面为正方形的铁条
焊成的，铁条之间有小的缝隙。把这篦子放在用废铁桶制成的炉子上，下面烧木柴，就是个很理想的烤肉炉子. 每次请客，他都在前一天晚上花很多时间把肉切成薄片。

烤的时候，先把肉片放在凋味料中浸泡一会儿，之后在铁篦子上烤，调味料就是酱油，芝麻油，味精等物。我曾享用过几次。确实味道鲜美。令人难忘。 日前有位比我来法国还早的老留学生来家中聊天，还谈起过施家的烤肉, 所以在此记一笔。

法国杂忆 33

1988年7月底 结束了Grenoble 的工作回到Orsay 仍住马奇诺街的C 室，我离开此地三个月 马奇诺街住处的马桶从来没人刷过 回来时 马桶内部黏了一层灰白色的东西，尿骚味十足  我费很大劲把它洗干净了 不知住的那两位华人有何感觉？                                                                                                                                                                                                                                                             8月初 老伴来了 我们已两年半没见面  她一句法语不会说，开始时 出门购物都很不方便  而我仍在十一大上班 工作时间不能陪她 她只能独自在家中自求多福了  不久 住A 室的 杨女回去了 又搬来一位张女  此人靠弟弟办出来自费在此读DEA  读了一年 没考过 其它事就不必谈了。

周末 我陪老伴逛巴黎  以前去过的景点再去一次，如前文所述，认识了老沙后 周六老沙给我们放幻灯片  一来二去 老伴和那些留学生们也熟了  下班后 常有人来  我们也请过几次客 给法国朋友做中国饭。

老伴来法国前 儿子已参加过高考 取在了北京科技大学 即从前的北京钢铁学院表面科学及防腐系  我们入大学时 都是自己带着行李到校报到  记得我同班有女同学 入学时只有十六岁 千里迢迢隻身从湖南到北京上学，从没听说由家长陪送的事，如果有，也会被笑掉大牙。三十年后 到了八十年代不同了，每个考上大学的，无论男生女生，都由家长送到学校。那时老伴和我都不在北京，是由我的小弟弟送我孩子到学校报到的。九月开学后，先不上课，被派到山西接受了几个礼拜的军训。军训期间，得了重感冒，请假不准，39度发烧还要夜间站岗。

那时老伴五十岁刚过，头脑还清楚，我陪她玩过一段时间后，她可以自己行动了，每次出门前给她写路条，指明在何处转车，换几号线，又在何处下车等等。这样， 我上我的班，给她买个工作周票，她就可以自己去玩了。那时有工作周票，从开始用的那天起，在七天之内可以有六个往返，这对于我们住巴黎郊外的人很方便。

法国杂忆 32

我在Grenoble 工作的那个实验室不大  只有十来个固定的工作人员。 实验室的气氛很和谐 有活动就邀请家属参加，所以我在那儿短短几个月  也认识了他们的妻子儿女。

有位越南人，他的妻子是法国人，有一儿一女，年纪都不大，按一般的想象，混血儿的体型，肤色和面容应具备父母双方的特色，但很奇怪，这两个小孩子却完全是亚洲人的样子。走在街上，绝不会有人料到他们的妈妈是法国人，这可能是男方的遗传基因太强，把女方的基因压没了。

此事也使我想到了其他的混血儿。同住马奇诺街的老周的老板，是位名叫Françoise 的法国人，她的丈夫是中国人，我曾到他们家去过，他们有两儿一女，女儿很像中国人，头发不像中国人那么黑，两个儿子一看就是混血，头发是棕色的，皮肤较白，五官也比较突出，在我看来更像法国人，可是他们的爸爸说，他们的同学都说他们是中国人。

在地铁里曾遇到过一个混合家庭，男人是法国人，女士是奇丑无比的华人，带着个十来岁的女儿，却美如天仙，我一点不懂遗传学，这些事例让我摸不着头脑，只能认为一切都是随机。

岁末杂俎 1

到法国后，参与华人基督教会的活动已近二十年了。 在这里遇到过各式各样的人， 也看到过各种各式的事。 有些人和事比较容易看懂， 或说可以用一般的常识解释清楚。  但也有一些事 却无法用常理来解释。在教会的时间越长，遇到的问题越多，思考也就越加深入。

2014年春，柴玲在网上公开了几年来和"名牧"远志明为二十年前强奸或非强奸的较量经过，远志明推挡的办法是引用圣经上的话，信主之后，"就成了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是新的了"

这一年多以来，我一直琢磨这句话，越琢磨越糊涂!

首先我想到的是何谓"新人"或称"新造的人"， 衡量的标准是什么？这新人是如何造成的？ 是靠外力还是靠内力成为新人的？ 从何时开始造，又在何时造成了？

其次想到的是何为"信"？ 基督徒信仰的根基是全本的圣经，古往今来，哪个人敢说，已经把圣经研究透了! 我们相信一个系统，一件事，前提是对他有所了解，比如我们相信一加一等于二，这是直观的，屡经验证是对的， 所以我们才对1+1=2 深信不疑。 在还没有透彻地了解圣经之前，就说信与不信，是否有些轻率？!

先从第一个问题切入。

按一般基督教会的规定，信主，即信耶稣，有两个必经的步骤： 一是决志；二是受洗。
决志是由一位牧师，传道人或资深信徒带着做一次祷告，申明愿意接受 耶稣基督为救主和生命之主。 受洗之前要接受一段时间的培训，由牧师 传道人或资深信徒讲解基督教的基本道理，经考察认为合格者即可接受洗礼，受洗后就成为基督徒了。

按上述程序，所说的成为"新造的人"，不知是从决志起就成了呢 还是要等受洗才能成？抑或是经这两步都成不了， 还要经过更多的教导，锻炼和成长才能成？

我也曾以为，基督徒应该与被基督徒称为外邦人的人有所区别，所以当遇到教会的传道人和负责人说谎骗人时，感到讶异，曾对一位资深的神职人员问起，难道他们信主这么多年，竟没有一点改变吗？这位神职人员反问我：你觉得你信主后有改变吗？这个问题也使我惊讶。但我仔细回想，走完上述两个程序已经近二十年，但 我非常坦诚地说，没信之前，没决志之前，没受洗之前我的性格 为人方面的缺点， 仍然大部保留着。  如果大言不惭地说我已是新造的人  我感到是自欺欺人。 观察我所认识的教会人士，也看不出他们在这两步之前 之后有多大的变化!  是我的想法和看法有问题？ 还是怎么样？ 真有点弄不清楚，  期盼已经搞明白了的人能赐教，对我做些解释!

中国古人云："青山易改本性难移"  说明成为新造的人有多么困难。 共产党掌权后立即进行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从后来的社会实况判断，经过几十年，难说有哪个知识分子被中共改造为新人了。远志明引用圣经的话说，"他已成为新造的人，旧事已过 一切都是新的了"  看起来不大靠谱，不过是掩饰罪责的一种托词。                                                                                                                                                                                                                                                           我们可把远志明放在一边，就圣经的这句话进行讨论。按这句话的字面解释，应是<信>主之后，就成为"新造的人，  旧事已过 一切成为新的了"我认为这句话说得很对，关键是何为<信"!

按我前面所写，相信一个系统  必须完全懂得它并且要按这个系统所要求的去做，这才叫<信>  比如有人说相信1+1=2  那你在与人打交道时，得按1+1=2 做才行  如果玩花账  该付给他人时 你按1+1=1  算， 该他人付你时 你按 1+1=3 算   那你就是不相信这个真理或者是玩弄这真理。  同样，我们基督徒的<信主> 一方面要懂的圣经的教导，更重要的一个方面是不折不扣地实践圣经的要求。比如 圣经中有一句话"是 就说是  不是就说不是，再要多说 就是出于那恶者"  按我看，这是非常基本的一项要求，任何一个基督徒都应该这样做。如果某人说自己是信主的基督徒，遇到事情时，"是也不说是 不是也不说不是"  甚至于颠倒黑白" 把是说成非  把非说成是"  这样的人 能说是信基督吗？

教会里有不少的人是期盼基督所应许的永生，却不愿守圣经所要求的"规矩" 如果这样的人都进入永生，成为天国的子民，那天国里或称那获得永生的群体里，能够消停的了吗？

所以 在没有彻底明白圣经的全部内容并准备完全实践圣经的教导之前，若说已经信了基督，我认为这过于轻率，充其量只能说  是走在寻求基督信仰的路上。若是有这点认识，可能会变得比较谦虚，更加容易成长。  若以教师爷自居，可能骗得了一时，真相终会暴露出来，其实，这也是个信与不信的问题。

这只是泛泛而论的一个引子，后文将讨论更深层的问题。

法国杂忆 31

我在Grénoble 的几个月 可记的事情并不多 现在能想起来的有如下几桩。

我到任何地方 最感兴趣的是图书馆 那儿校园区的图书馆并不大  开馆时间和上班时间相同 晚上不开门  这对我很不方便  因为我去那里不一定是寻找和业务有关的书刊 不过我还是去过几次  在那里看到了台湾出版的<中央日报>  也算是此行的一大发现。 抗战胜利后 我在北京经常看的报纸是世界日报 新民报等 曾买过一两次<中央日报> 不喜欢它的党八股  内容也枯燥无味 看不下去 以后就再也不买了  时隔四十年 在法国看到<中央日报> 却觉得很亲切  他的编辑方针似乎也有了很大的改进  副刊内容丰富了许多 记得我在那里看到过中央日报登载蒋经国出殡时民众悲痛欲绝的几幅照片 很感人!   后来我回到Orsay请在台湾的小叔为我订过几年的中央日报，从而了解了许多台湾政坛和社会的事情，也了解一些政客的多付嘴脸，比如 蒋经国死后，蒋夫人想等等 观察一番再确定蒋经国的继任人，而宋楚瑜不管这些，临门一脚把李登辉推上大位，李也装模作样地每天去暂厝蒋经国的灵柩处守灵，显得很悲伤的样子，骗得许多人以为他会继承蒋经国的遗志，他后来的表现证明这都是做戏。

同实验室的小刘倡议骑车去郊外玩 他搞来三辆自行车 还约了一位DW一起去。一个周六 我们一早就出发了 估计骑车走了五六公里，到一山坡休息野餐  此地较开阔   远处有人放羊  附近有对看似夫妇的中年人脱得光光的晒太阳  我们边吃边聊 DW 和我是初次见面 他在巴黎读完博士后在此做博士后 将来何去何从 还不能确定  虽是初次见面 却不见外 倒了许多的苦水。
DW 是湖南人，公派来法读博  读过两年后可以由教育处购机票回国一次，他回国期间经人介绍认识了一位正在读法语的大学生，很快就结婚了。 等他读完博士，妻子也本科毕业了，就把他妻子办妥了到法国的手续  万万没想到的是 他去机场接妻子时  一见面 妻子就变了脸 对他说 我对你们学理工的没有兴趣  我向往的生活是出入社交沙龙  结交上层社会的人士 我才看不上你们整天埋头在实验室里的这种人。他的妻子把他当成了移居法国的跳板，所谓的结婚不过是个手段。DW  很伤心 几年的付出 完全被利用了， 现正在与那人办离婚手续。 听了他的陈述  除了同情 真没有什么办法!

学生宿舍底楼大厅 有一台电视机 每晚八时左右去那里看新闻节目  那里的人多没有自己的电视机  所以在厅里看新闻的人不少  记得很清楚 有个女学生每天都坐在一位男生的大腿上看  我总想 这种姿势 两个人都不舒服 男生大腿压着个几十公斤的成年人 该有多大的耐力! 女生坐在他人腿上  绝不如坐在椅子上平坦  可是他们非要这样  别人也无能为力，当做看热闹吧!

转帖<纵览中国>的一篇文章

一個悲觀主義者的年終預言

作者：王康

我們將以微薄力量                         抵擋流過巨輪的洪水……，                         然後：天哪，他們要復活了。                他們的信念如是：偉大但不慈悲。                                                 ——【奧】馬利亞·里爾克：《最後的審判》                                                                           一 預言未必成真，但沒有不被預言的歷史。近代世界對人類終極命運的悲劇性質詢出自東西方兩大天才之口。 曹雪芹支使曹政雪夜過毗陵，似幻亦真，但見賈寶玉光頭赤腳、披大紅猩猩氈鬥篷與他拜別而去。追之無影，“好一似食盡鳥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淨!”威廉·莎士比亞也安排一場父子夢遇，籍那位一旦洞悉其父王暴死真相便再難正常存活的丹麥王子之口向世人發出啟示錄式的終極叩問：生，還是死？ 三百多年後，兩次世界大戰將全體人類置於共同殞滅的夢魘之中。 20世紀以其巨大的悖論、空前的能量和末世般的危局區隔於前此一切時代。它以終極審判性裁決，指控人類的最重世俗原罪：自我毀棄。造物主淪為無可奈何的旁觀者，人類及其文明的歇絕只是一個時間問題。 1896年11月，阿爾弗雷德·諾貝爾辭世前，曾設想其和平獎勿需如物理、化學、生物和文學獎一樣，每年一度長期頒發，而只需五年一次，共授六次。然後撤銷此獎，——和平將如空氣一樣被全世界所有人分享。這位炸藥發明家兼人道主義者沒有料到，這項訴諸人類良知和理想的獎項，卻每每引發分歧和爭執，並且缺席比例最高。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從國際紅十字會倡導人、瑞士社會活動家迪南（1901年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到聯合國（2001年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一百年間，盡管有31個國家88位個人和16個國際組織獲此殊榮，卻有兩次世界大戰降臨於世。 不過，這位因發明烈性炸藥將增強戰爭烈度而愧疚不已的瑞典實業家的樂觀精神卻其來有自，正是19世紀末歐洲人的典型心態。 700年前，意大利詩人但丁在其不朽的《神曲》中聽到了“未來世界的心跳”，人類現世福音的“三位一體”：和平、面包和自由；500年前，德意志福音派牧師馬丁·路德在瓦特堡教堂大門張貼其“95條論綱”（此前他還曾寫下《論猶太人和他們的謊言》一書，從而被認作德國反猶主義的先驅）時，一種異常的體驗撞擊了他：一個人深更半夜在一座古老教堂尖塔上沿樓梯盤旋攀爬，黑暗中他伸開手臂平衡自己，無意中抓住一條繩索，剎那間鐘聲大作……。他斷斷不曾料到，梵蒂岡教庭的神聖十字架頓時黯澹失色，歐洲中世紀的千年帷幕開始下垂，人類自我主宰的時代如阿弗洛底德一樣從舊世界的廢墟中升起。                                                                             二         那是一個突然蘇醒的時代。從亞平寧半島到阿爾卑斯雪山，從地中海北岸到盧瓦河畔，從萊茵兩岸到英倫三島，歐羅巴的子孫們如遇天賜靈光，元氣煥發，星輝四射，不可遏制地要重新創世。 那是一個天才輩出的時代，一個多元迸發、齊頭並進、彼此輝映的時代。藝術巨匠，哲學宗師、科學泰鬥以巨人族般卓越非凡的創造，爭先恐後地從天地萬物中吸收光、熱、力、激情、想像和啟示，非得窮盡天地間一切玄妙奧秘，將所有人提升到神靈般的地位而不會遽止。 一批又一批精力充沛的人文主義者，借助古典藝術和哲學的光環，襲取它們的名號、旗幡、服飾和偶像，傾心演出世界歷史的嶄新史詩。五百年間，宗教改革、地理大發現、文藝復興、工業革命、啟蒙運動和社會政治革命先後相續、分進合擊，完整而徹底地奠定了現代世界的文明基礎。各種發明、理論、學派、思潮和領銜人物在歐洲各地湧現，人類被授予前所未有的囑托和使命，懷疑，創新，享受，征服……，既保留了對古老宗教的信仰和崇拜，對悠久文明的贊嘆和敬意，又通力觸發著現代意識的創新感受和普遍覺醒，同時開辟著對個體生命及其一切天賦權利的實現之路。人類第一次被召喚、被鼓勵去為萬物立法；被允許、被認可去建設一個地球伊甸園；被欣賞、被稱許去完成無需巴比倫塔和上帝的塵世天堂，世界和人類自身被重新發現和更新了。 於是，伊索關於羅德斯島跳躍的寓言，變成黑格爾在薔薇世界跳舞的預言，掙脫鎖鏈的普羅米修斯們開始從歐洲跳往全球。一半是實存，一半靠預告，從中世紀神學一統和王權世界自我解放的資產階級拉開了近代世界的帷幕，卻帶出了被稱為“無產階級”的人群。兩個階級都朝氣蓬勃，樂觀進取，陣容強大，擁有共同的目標：征服世界。區別是，無產階級的使命完全出自預言，被賦予某種神聖性：解放全人類，並且被授予用暴力推翻舊制度、與傳統觀念徹底決裂的特權。——這是“最後的鬥爭”，一批自封的預言者成為行將到來的新彌賽亞主義的奠基人。                                                                              三    “這是一次人類從來沒有經歷過的最偉大的、進步的變革，是一個需要巨人而且產生了巨人的時代”。弗里德利希·恩格斯對西方近代文明、或曰資本主義文明的贊嘆，他和卡爾·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對這種文明的世界性意義的揭示，是19世紀歐洲的典型文本，並且確實從某個側面預告了未來170年的人類狀態： 資產階級第一次證明了，人的活動能夠取得什麼樣的成就。它創造了完全不同於埃及金字塔、羅馬水道和哥特式教堂的奇跡；它完成了完全不同於民族大遷徙和十字軍東征的遠征。……生產的不斷變革，一切社會狀況不停的動蕩，永遠的不安定和變動，這就是資產階級時代不同於過去一切時代的地方。一切固定的僵化的關系以及與之相適應的素被尊崇的觀念和見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關系等不到固定下來就陳舊了。一切等級的和固定的東西都煙消雲散了，一切神聖的東西都被褻瀆了。……資產階級奔走於全球各地，開拓了世界市場，使一切國家的生產和消費都成為世界性的了。使反動派大為惋惜的是，資產階級挖掉了工業腳下的民族基礎。過去那種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給自足和閉關自守狀態，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來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賴所代替了。物質的生產是如此，精神的生產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產品成了公共的財產。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為不可能，於是由許多種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學形成了一種世界的文學。……資產階級，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蠻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來了。它的商品的低廉價格，是它用來摧毀一切萬里長城、征服野蠻人最頑強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們不想滅亡的話——采用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它迫使它們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謂文明，即變成資產者。一句話，它按照自己的面貌為自己創造出一個世界。……資產階級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階級統治中所創造的生產力，比過去一切世代創造的全部生產力還要多，還要大。資產階級使農村屈服於城市的統治。它創立了巨大的城市，正像它使農村從屬於城市一樣，它使未開化和半開化的國家從屬於文明的國家，使農民的民族從屬於資產階級的民族，使東方從屬於西方。 到此為止，這篇文字還沒有被偏見和邪性激情所扭曲。正是歐洲近代文明的“創世性”觸發了共產主義烏托邦和無產階級革命的新幻覺，正是“按照自己的面貌為自己創造出一個世界”的歐洲資產階級啟發了嗣後肆虐於全球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其中最重要的事件是俄國在列寧、斯大林統治下開創的社會主義蘇聯模式，和由這一模式激活的“馬克思加秦始皇”的現代東方紅色帝國。 但是，無論蘇聯還是中國，其歷史精神都源自《共產黨宣言》，並且被兩名德國人所預言，因而都是西方近代思想演繹的變種，是歐洲近代雙重變奏——資產階級文明和無產階級革命——對俄國和中國的特殊征服。只有一件事需要未來的俄國和中國的新主人去做，把他們的民族改造成為國際共產主義的工具。                                                                                                                                                                        四            諾貝爾的樂觀主義被他的時代表像所證實。這是一種很難理喻的現象：樂觀主義的華袞總是裹着危機和毀滅的內瓤，悲觀主義卻只能在廢墟上面才顯出它的真理之光。 19世紀最後一年，第一屆世界和平與載軍大會在海牙召開。破天荒第一次，戰爭在書面上被宣布為非法、違背人性且忤逆上帝旨意。20世紀元年，巴黎大博覽會拉開了新時代的帷幕，歐洲陶醉在空前的繁榮和希望之中（八國聯軍在北京的入城式不過是遠東天邊一抹流雲）。40萬華燈和艾菲爾鐵塔把法蘭西首都輝耀成名符其實的世界明燈，近100份日報彙集了歐洲和世界各地的奇聞逸事，一批又一批天之驕子共同榮耀著這座鑄有文藝復興、啟蒙運動、百科全書派、法國大革命、拿破侖等奪目徽章的世界之都。與巴黎大博覽會同時揭幕的，還有130次國際性會議，包括國際哲學代表大會、國際醫學代表大會、國際婦女權利代表大會以及數學家、物理學家、化學家、電子工程師的國際性聚會。拉迪亞德·吉卜林以其著名短詩《白種人的負擔》濃縮了歐洲的夢幻。塞西爾·羅德斯對歐洲文明的空前勝利甚至流露出一種“無事可做”的感傷：“這個世界幾乎已分配完畢。剩下那些巨大的星球世界，才是我下一步想征服的目標。但它們如此清晰又那樣遙遠，真令人悲傷。”而倫敦則是世界政治、金融和經濟的中心，大不列顛的疆域組成一個覆蓋全球的“日不落帝國”。美國在1899年占領巴拿馬運河後，已向兩百年來獨領風騷的海洋霸主西班牙提出挑戰。德國雖然統一了不到一代人時間，卻成為現代哲學、科學和教育的領跑者，並且不動聲色地走上軍事工業化的不歸之路。技術創新和社會進步似乎已將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以來的美好預言逐一實現。現代奧林匹克運動從歐洲向世界推廣，無數普通人享受著戶外活動、陽光、草地、沙灘；汽車、火車、輪船、飛機和無線電把成千上萬外交官、商人、工程師、傳教士、殖民官員、軍人、考古學家、地質勘測隊和旅客送往世界各地；人口持續增長，社會保障和福利政策正惠及普羅大眾，成功地消解了馬克思等激進思想家們預言的階級對抗和社會革命；司法黑暗已難為公眾容忍，酷刑遭到廣泛譴責，死刑被爭先恐後地廢除；廣播、電影、報刊和現代戲劇即將成為大眾消費品，家庭裝飾、流行時裝、現代藝術使巴黎、羅馬、倫敦和柏林成為文明世界無可置疑的中心；左拉對法國總參謀部的個人勝利，無論在法律、社會道義還是確保猶太人尊嚴諸方面產生的影響，都使歐洲成為自由、法制、真理與正義的同義語；最重要的是，自1870年普法戰爭以來，除了巴爾干地區的小衝突和零星的海外戰爭外，歐洲本土已經享受了近半個世紀的和平。當19世紀的夕陽西沉時，歐洲乃至全世界的晚霞，基本上是繽紛多彩而吉祥愜意的。 只有年輕的畢加索高掛在巴黎博覽會西班牙大廳的傑作《末日》，預告了歐洲和世界未來一百年的命運。詩人保羅·瓦萊里則道出了新世紀一個極其隱密而又異常顯豁的失衡：歐洲，卓爾不凡的歐羅巴，它不過只是古老廣袤的亞洲大陸邊一片狹小的海角！ 20世紀的烏雲不是從天邊和蠻荒國度、而是從世界進步與文明的腹地，從令世界艷羨不已的歐羅巴拔地而起。 歐洲的歷史天空幾乎在正午時分傾斜並投下怪誕而不祥的陰影，征服了世界的歐洲精英突然被某種奇特的孤獨感和虛無情緒所籠罩。摩天大樓如巨大的鬼影，令大亨和成功人士顯得渺小而無聊。種種難以名狀的苦悶、焦慮、彷徨乃至絕望四處彌漫。靈心善感的詩人率先敲響刺耳的警鐘。波德萊爾、馬拉美、王爾德、艾略特等拒絕謳歌銀行家、布爾喬亞、政客和發明家們的鍍金時代，梭羅只身帶上一把斧子消失在瓦爾登湖。他們徑直用“惡之花”、“荒原”、“地獄”一類極端詞彙來形容西方世界，把三百年一枝獨秀的歐洲文明斥為一堆堆浸泡著腐屍爛骨的惡氣濁水。唯美派、高蹈派、惡魔派、浪漫主義、像征主義都以詛咒正在上升和擴張的西方為能事。接踵而至的是哲學家、科學家、歷史學家和心理學家，叔本華、柏格森、斯賓塞、達爾文、斯賓格勒、弗洛伊德不約而同地發出了大限將至的恐怖預告。雅斯貝爾斯滿懷憂郁地指出，歐洲已經日薄西山，地球上一切民族都處在暮靄沉沉之中；海德格爾斷定，世界性的精神退潮如此迅速，所有文明均難逃覆滅的下場；松巴爾特預言，人類面臨的只有一種結局：末日和毀滅；尼采則以其最瘋狂的讖語預為20世紀憑吊：上帝死了！                                                                             五   不難注意到，19世紀最富原創性的哲人大都趨於悲觀，其中德國血統擁有壓倒性的優勢。這是一種異常耐人尋味的事像，兩次世界大戰，共產主義和納粹主義的觸媒和策源都是德國，其間似乎存有某種神秘而必然的聯系。 1946年，德國現代歷史學祭酒、83歲高齡的弗裡德利希·梅尼克在已淪為廢墟並且被勝利者肢解占領的祖國反思第三帝國的教訓時，拒絕承認希特勒主義是德國民族精神的必然後果。他承認，德國國家精神結構中始終未能祛除掉普魯士軍國主義毒素，以及馬基雅維里暴民哲學的“惡魔”成分，承認它們化合為“利維坦怪獸”的條件和可能性是納粹主義的源泉和禍根。但是，他強調，德國同時具有人類意識、世界主義以及基督教博愛精神和人文主義的偉大傳統。希特勒、戈林、希姆萊、戈培爾，絕不是康德、萊辛、歌德、席勒、巴赫、莫扎特和貝多芬的真正同胞，更不是德國的精神代表。他認為，真正應對兩次世界大戰和第三帝國承擔思想責任的是整個歐洲近代文明。 雅各布·布克哈特最早預感到了潛伏在文藝復興、啟蒙主義和法國大革命奪目光芒中的巨劫大患。推動歐洲在全世界脫穎而出的文明動因、體系和成就，尤其是喚起和鼓舞了所有非西方民族起而效法的自由、平等、科學、民主口號，一旦投入實際歷史進程，就將產生任何人也始料不及的後果。歌德天才地發現，善與惡、好與壞、光明與黑暗、文明與野蠻，神明與惡魔，總是難解難分地相互依存。這是一道永恆的、鐵的、無情的法則，所有人、所有民族都將在其中完成自己生命循環的歷程。 歐洲在一系列令人眼花繚亂的世界性貢獻外，還為未來預備了將震撼和改變人類命運的兩大歷史性思潮：民族主義和社會主義。法國大革命、普法戰爭和維也納體系斬斷了近兩千年來宗教、王權、貴族聯姻造就的各種神聖與世俗的傳統鏈條，將種族、血統、地緣、語言等自然鏈條形成的共同體推尊為世界文明的合法單元，國家至上和民族神聖從此成為睥睨萬物的雙頭鷹。 同時，數千年來被忽視的人民群眾不僅被喚起對財富和權力的激情，而且幾乎不加選擇地信從一種置疑、憎惡和否棄迄今為止的社會結構和文明秩序的號召。一種空前強大的物化力量和歷史邏輯將把他們推向世界歷史的巔峰。他們將以數量和道義的雙重優勢宣稱，他們，只有他們才是人類千禧王國的真正托命人，只有他們的理想才是歷史之謎的真實答案，只有他們的奮鬥才是早被宣揚卻始終未能實現的福音真諦和彌賽亞救世主義的浩大凱旋：英特那雄耐爾一定要實現。 一種新的強大邏輯開始支配世界：在上帝已死的世界上，既然人類無限征服的對象只是一個邊界和資源有限的地球，那麼適者生存、優勝劣汰就成為最後的選擇，也是最高的人類道德。 俄國十二月黨人起義失敗後，尼古拉一世把彼得大帝以來西化改革重心轉向德國，黑格爾、赫爾德、謝林、馬克思等德個思想家成為俄國三代青年的精神導師。事實上，俄國革命不僅直接獲得德國政府的財政支持，列寧也從馬克思的教導獲得直接指示：俄國可望作為歐洲革命的導火索，分享未來無產階級革命世界的入場卷。前提是建立一支“職業革命家”隊伍，從“外面”、“上面”向俄國工人、農民灌輸馬克思主義。列寧據此得出結論，落後的俄國通過革命、戰爭、暴力、屠殺，就能把“第三羅馬”轉變為“第三國際”並推廣為歐洲無產階級國際，再利用歐洲發達的生產力改造和提升俄國。希特勒則從費希特、黑格爾、特萊希克和尼采、瓦格納那里獲得更直接的精神支持：德國負有某種使命，這一使命只有通過鐵血之路達到；戰爭是文明和道德的純潔劑，條頓之劍將為德國和世界開闢新路；德國不需要人民有思想，人民需要的是尚武精神，服從是最高美德；德國的時辰即將升起，德國元首將是世界的主人。 無論奧斯維辛集中營還是古拉格群島，都不是為恐怖而恐怖、為鎮壓而鎮壓的死亡處所，它們都是19世紀歐洲以德國為淵藪的“叢林法則”開放的果實，是德、俄人民或主動或被動服膺征服精神的選擇。 雖然納粹德國因戰爭失敗而退出歷史，蘇聯因多行不義而自斃，但是兩國的共同遺產——征服世界的願望，並沒有隨之消失。                                                                                六            對20世紀的反思與總結，是一項格外峻急而沉重的責任。 可以從帝國主義、殖民掠奪、經濟競爭、聯盟體系、民族國家諸方面分析兩次大戰的歷史成因、動力、條件、歷程。但如果考慮到兩次大屠殺背後的思想體系，歷史得出的結論更加令人不寒而栗：如果人類不能以其共同的名義實行整體懺悔，由此完成一次洗心革面，並超逾二十世紀生存競爭不共戴天的叢林法則，那他們就不配被稱為“萬物之靈”，不配活在這個在浩瀚蒼穹中孤獨運行了千祀萬紀並可能被恩准體現真正不朽、永恆、神聖的宇宙法則的星球上。 1955年4月11日，20世紀的科學天才、人道主義者、世界主義者阿爾伯特·愛因斯坦在生前簽署的最後一份文件《科學家反對戰爭》中呼吁：記住你們的人性而忘掉其余吧，展現在面前將是通向新樂園的道路。否則，就是普遍死亡。曾經在“封建法西斯”十年肆虐末期使中國青年一代深受震撼的《第三帝國興亡》的序言結語也預言： 在我們不斷有新的可怕的殺人玩意兒補充原有的殺人玩意兒的新時代中，大規模的侵略戰爭如果竟然爆發話，那麼第一場這樣的戰爭一定是一個自取滅亡的瘋子按一下電鈕所發動的。這樣一場戰爭不會歷時很久，也不會再有後繼的戰爭。這種戰爭的結果不會有征服者，而只有燒成焦炭的屍骨堆在一個渺無人跡的星球上。 20世紀兩次世界大戰不僅空前慘烈、恐怖，而且極其荒誕、愚蠢，不僅折磨人類的良知，而且摧殘人類的理性。 歷史學家阿諾德·湯因比、李德·哈特，政治學家漢娜·阿倫特和戰爭親歷者丘吉爾、艾森豪威爾、戴高樂等人都認為，兩次大戰都是“不必要的戰爭”，都與交戰各方的目的背道而馳，都受制於某種惡魔般的非理性邏輯支配。 對於歐洲尤其如此。第一次世界大戰源於發生在歐洲“偏僻的角落”薩拉熱窩，一起並不特別嚴重的謀刺。一名帝位繼承人的罹難，竟然在短短一個多月後，把歐洲大國全部卷入戰火，接着把世界也分為彼此交火的兩大國家集團。在此後誰也不曾料到的4年3個月1560天中，歐洲的下場是：維持了數百年之久的哈布斯堡、霍享索倫、羅曼諾夫和奧斯曼帝國土崩瓦解，一千萬士兵和兩千萬平民死傷；戰火、廢墟、十字架、陣亡通知書、寡婦的黑衫和內心黑暗成為歐洲文學、藝術、哲學和一切領域的創作主題。德國這個“戰爭罪行”的承受者面臨著要麼被毀滅、要麼淪為三流國家的卑賤命運。更可悲的是，“巴黎和會”及其“凡爾賽和約”甚至比戰爭本身更缺乏道德和正義。其災難性後果是使“一場結束所有戰爭的戰爭”成為下一次世界大戰的序幕，使整個歐洲和四分之一人類蒙受苦難、恥辱的浩劫，竟然又為更加可怕的另一次全球大戰“洗好了牌”。歐洲兩大聯盟體系拼死較量的共同下場是，歐洲在全世界的地位、信譽、優越感幾乎喪失殆盡，大洋彼岸的美國和歐洲邊緣的俄國成為最大受益者。如托克威爾所言，這兩大民族雖然起點不同，道路各異，但都像領受了天命密意一樣，將注定各自掌管一半人類的命運。 第一次世界大戰將作為歐洲文明總體破產的紀錄載入史冊。但是，人們在凡爾賽聽到一個新的身影宣讀了新的世界原則，——美國總統威爾遜的“14點綱領”。人類文明7000年來第一次出現了一個容納世界各國以維護國際秩序與正義、防範侵略與戰爭為己任的國際聯盟。但威爾遜代表的美國理想主義過於超前和天真了，他宣稱的淨化、糾正和改善世界的富有生命力的文件，竟然被他自己的國家——美國國會——否定了。美國實用主義對其理想主義的這一阻擊表明，即使對美國這個得天獨厚的新教國家，欲在歐洲近代文明導致的世界性征服原則之外、之上締造新的人類共榮共存秩序，也超出了20世紀世界歷史的文明可能。                                                                             七          不言而喻，對我們這些生活在21世紀的人而言，20世紀具有特殊的意義。在人類數千年文明史上，20世紀是離我們最近的歷史，其他一切歷史似乎都是為這個世紀的來臨而預備和等待的。全球地理、自然、資源、民族、人口、文化的基本分布已得到完整的考察和記錄。至少在事實和表像的意義上，太陽之下已無新鮮事物。作為漫長年月積累演化的結果，20世紀成為人類現代全球化不可逆時代的第一個百年。數千年中，各種文明囿於宗教、地緣、種族、語言在相互隔絕狀態中自生自滅。直到1900年代，由歐洲文明主導的全球化時代才真正把人類命運聯為一體。 但是，20世紀全球化時代最權威最重大的標志性事件，卻是兩次世界大戰及其遺產：冷戰。無論在社會、經濟、科學和文化領域20世紀取得了何等偉大的進步，它的最大遺產卻是人類自相殘殺的紀錄。人類耗盡其非凡生命、力量、才華、意志和理想，寫下的卻是歷史上最慘烈的屠殺與滅絕。 20世紀噩夢般的兩次大戰與人類漫長文明歷史之間的淵源，透露出一個令人沮喪的信息：權力、欲望、財富、物質力量長足而充量膨脹的同時，人類始終未能發展出與之相對應相制衡相升華的道德、精神、倫理和理想。這個世紀最沉痛也最詭譎的教訓是，兩次大戰、尤其最後一次世界大戰以及至今沒有引爆的核戰，都有某種公然宣稱的戰爭理論和屠殺思想體系。戰爭的後果甚至與戰爭本身一樣具有災難性。一戰後果之一，是馬克思主義化的赤色俄國的建立，二戰後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化的紅色中國的出現。相比德國，它們攜帶着更深更長的專制毒刺、統治更廣袤的疆域和更眾多的人口，以及掩藏既久的征服慾望和對現代自由民主憲政更強烈的反感。20世紀不僅對人類生命實行了空前的滅絕，而且對人類古老的信仰和道德原則實行了最不節制最無顧忌的踐踏。無論希腊化、基督教、文藝復興和啟蒙主義的歐洲文明，還是孔子、老子、釋迦牟尼的東方道德智慧，都被兩次大戰及其後果旗幟鮮明地拋棄，世界範圍內的禮崩樂壞和天文數字般生命的傾覆共同謀殺了文明。 第二次世界大戰基本繼承了上次大戰的遺產。 元凶仍然是德國。紐倫堡審判和同盟戰勝國的共同占領宣告了第三帝國邪惡本質的破產，但是仍然沒有誕生一份新的威爾遜綱領。在歐洲上空，死神繼續撒下血腥驚嘆號和骷髏問號。 阿道夫·希特勒留給後世的“政治遺囑”，沒有絲毫懺悔和認罪。與二十世紀所有暴君一樣，希特勒至死不下“罪己詔”。他的惡魔般的臨終咒語沒有隨著他被汽油焚燒的軀殼一樣煙消雲散： 指導我全部思想、行動和生活的是我對德國人民的熱愛和忠誠。……應對戰爭負責的是‘國際猶太人集團’。……看到我國農民和工人的無比功勛和業績，看到以我的名字命名的年輕一代所完成的史無前例的貢獻，我將含笑與世長辭。……種子已經撒下，國家社會主義運動將要獲得光榮的再生。 世人不可忘記，在紐倫堡、東京及世界各地上百個審判席上，西方和東方的戰爭罪犯們的懺悔率低得驚人。日本帝國七名甲級戰犯沒有一名認輸服罪。納粹德國四名元凶希特勒、戈林、希姆萊、戈培爾都以自殺藐視了審判。在12名被判絞刑的德國人中，只有第三帝國駐波蘭總督漢斯·弗朗克在就刑前發出一聲感嘆：千年易過，德國的罪孽難消。《第三帝國的興亡》作者夏伊勒如獲至寶，把這句帶有德國形而上學意味的詛咒放在扉頁，與歌德、桑塔亞那的名言並列。 世人還不難注意到，雖然希特勒主義在德國已被宣布為非法，但是在世界其它地方，還有人公然否認對猶太人的大屠殺。 二戰繼承並發展了一戰的戰爭哲學、法則與目標。爭奪“生存空間”，搶占戰略要地，掠取經濟資源，毫無道義原則地締結聯盟體系……。二戰呈現出更殘酷、更恐怖、更無恥、更帶有對文明和人本身總體泯滅的終極性質。 德國思想先驅也許不會想像，他們的思想成果、科學研究和音樂作品，會淪為第三帝國的精神資源。“德國國家社會主義工人黨”這一名稱所散發的恐怖氣息和邪惡魅力，賦予德國戰爭機器一種新型民族意識、國家哲學和世界觀。法西斯主義、軍國主義是此前一切征服者不曾發明過的成體系的戰爭理論與國家制度的結合。讓世人不寒而栗的是，古代佛教、耆那教、密特拉教的神聖符號卍被希特勒從左旋改為右旋並刷黑後，成為人類有史以來大規模征服 屠殺的徽標。 對600萬猶太人的“最後解決”把四千年來世界反猶主義的悲慘歷史推向地獄式的境地。而這一極富像征性的暴行，借助了工業化、流水作業、生理學、解剖學、種族比較學甚至文明史的支持。在奧斯威辛、達豪、布痕瓦爾德等集中營，猶太人的悲慘遭遇成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對人本身發動進攻以至最後滅亡的終極性敘事。阿多諾所言“奧斯威辛之後，還有詩嗎”的叩問，實在太蒼白了。 勝利者在戰爭倫理上的表現也難稱高尚。 達拉第和張伯倫沿襲的只是一戰、甚至威斯特伐利亞條約以來的地緣聯盟與國際仲裁舊例，慕尼黑綏靖只是測試希特勒胃口的一紙試劑，文明的真正敵人是與納粹德國一樣迅猛崛起以致難以辨識難以阻遏的另一種現代極權主義：蘇聯。這個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曾與西方簽署過25份協議，其中24份都是由它撕毀，列寧早就告誡其同志，蘇聯有權簽署、也有權撤銷所有與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協議，蘇聯有權對它們發動戰爭。只有一份協議——1939年8月23日與德國簽署的《蘇德互不侵犯條約》——由希特勒撕毀；嚴格說，由希特勒和斯大林共同撕毀。1939年9月納粹德國和共產黨蘇聯從西、東兩面對波蘭的入侵，不僅是歷二戰中特別卑鄙的行徑，而且預示了一種前所未有的人類命運：極權主義有權占領它們能夠占領的一切而不顧任何國際公法，它們還有權合作。在希特勒征服歐洲同時，斯大林入侵了芬蘭、波羅的海三國。1940年春天蘇聯克格勃對26000名波蘭國防軍軍官和知識精英的屠殺，與奧斯威辛的罪行同樣令人髪指而別具一種意識形態性質：犧牲者的罪名是資本主義波蘭的精英。這是斯大林首次在國外嘗試對階級敵人的集體屠殺，按此邏輯，蘇聯有權消滅所有國家的非無產階級，正如德國以屠殺猶太人和其他劣等種族為己任一樣。 蘇聯早於納粹半代人，多存活了半個世紀。一個重要策略是，從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國形成到冷戰開始，蘇聯一直把自己建造成人類歷史上最龐大的特洛伊木馬，斯大林一直用一只眼看著希特勒，另一只眼盯著西方，盯著法西斯勢力被消滅之後的世界，——當然沒有忘記把特洛伊木馬的策略傳授給包括毛澤東在內的各國共產黨人。古德里安、曼施坦因、克萊斯特、保盧斯等人率領入侵蘇聯的德國部隊，約有兩百萬士兵被蘇聯紅軍俘虜，他們的生還率遠比落在德國軍隊手上的紅軍俘虜的生還率低。 兩次世界大戰的教訓之一是，人類似乎寧願走上共同毀滅之路，也不願停步於認真審思世界得以存在的理由和文明的價值。要么是文明系統不存在保留人類這個物種的價值，或保留人類生命價值的需要低於互相殘殺的慾望；要么是文明價值一直沒有獲得適當的位置，人類的野蠻本性一直沒有得到文明馴化。如果是前者，世界的前景將十分黯澹；如果是後者，我們就必須究诘：還需多少年代，文明才真正進入人類靈魂並居於其中心位置呢？蒂里希、雅斯貝爾斯等人都認為，對20世紀以後的人類，時間將變得日益重要。在集體毀滅已經不再是《聖經·啟示錄》文本的神學問題以及多神教的世界末日預期，而是能夠予以理性認識、計算與評估的未來現實後，人類的毀滅即已進入歷史，變成一個時間問題。必須承認，毀滅人類的物質力量早已存在並分布於世界各地，消除毀滅力量的精神力量卻不見增長，遠不如威爾遜在凡爾賽和會宣讀的綱領和羅斯福與丘吉爾簽署的大西洋憲章帶給世界的希望那樣令世界振奮。                                                                             八       幾乎征服了世界的歐洲資產階級同時征服了自己。殖民地、資源、利潤和無窮無盡的黃金夢，使它幾乎不可避免地像它所批判鄙視和取代的世俗王權和封建統治者一樣，患上了自私、貪婪、急功近利和愚蠢短視的歷史性精神分裂症。在他們看來，詩人、歌者和哲學家的憂郁絕望，純屬杞人憂天。比較世紀之交倫敦證券交易所那些腦滿腸肥的金融大亨和俾斯麥一類不可一世的征服者與衣衫襤褸、眼窩沉陷的知識分子們之間表情、目光的差異，就可以發現，歐洲的劫數已定，大難將至。 歷史表明，歐洲喚醒了世界，但是沒有發明關閉潘多拉魔盒的技法。資產階級騎士團沒有、或來不及豎起自己的神聖旗幟，被他們取而代之的“反動派”——封建勢力——聯合起沒有及時在新世界分到合理份額的不滿者，駕駛“民族”和“社會主義”兩個輪子，馳向了另一條道路。 德國首當其衝。既然魏瑪共和國無力捍衛德國，英、法以羞辱並徹底削弱德國為能事，德國就只能用菲特烈大帝、威廉皇帝和俾斯麥首相的鐵血之路，為自己開辟帝國生存空間。在希特勒領導下，德國走上歐洲近代文明在精神上坎陷於物質膨脹的危機之路，國家—民族社會主義應運而生。它植根於條頓民族內在優越性：國家—民族崇拜、尚武精神、整體意識、理性、服從權威、犧牲熱忱。馬克思是黑格爾弟子，希特勒是尼采信徒，他們都是德國國家社會主義的創始者。只有在一個上帝死了的世界，人類才真正擺脫了奴隸狀態，只有最優秀的民族，才能把世界帶出荒原，只有代表了天意和優秀民族的元首，才是新紀元的超人、強者和主宰。德國國家—民族社會主義不是掛羊頭賣狗肉的社會主義，它是社會主義的正宗，“德國國家社會主義工人黨”，才是純正的社會主義。馬克思的猶太人血統，讓他沾染了“人類”和“國際”的污垢，他號召“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列寧鼓吹“無產者沒有祖國”，都是猶太人和俄國人的愚蠢陰謀，注定失敗。卡爾·施密特等納粹思想家拒絕承認希特勒主義的反人類性，聲稱，如果沒有對猶太人的屠殺，納粹德國的制度、道路和理論比自由民主的共和憲政更有生命力。 某種意義上，納粹主義彌補了蘇聯罔顧民族、地緣、文化特性的先天缺陷。紅色猶太人托洛茨基的“世界革命”敗於斯大林“一國社會主義”，除了後者更狡詐陰險殘忍外，還因為社會主義的世界性和人類性本身就是神話。斯大林和希特勒在把社會主義建基於國家—民族根基上，有高度現實合理性。 人們可以看到，斯大林在世，毛澤東只能對莫斯科效忠，但是直到毛澤東自己死去，他一直在或模糊或清醒的從事希特勒、斯大林未竟的事業：建立一個國家—民族的社會主義中國——“馬克思加秦始皇”的國家。——當他四處伸手，聲援和支持金日成、霍查、卡斯特羅、胡志明、波爾布特們時，他的帝國就搖搖欲墜。至少在20世紀，共產主義只能以革命基地的形式存在，基地就是國家、民族，所有越出雷池者，都必遭失敗，即使斯大林、赫魯曉夫、毛澤東也不例外。在希特勒主義在歐洲被埋葬70年、斯大林主義的蘇聯解體四分之一世紀、毛澤東去世近40年、中國改革開放30年後，習近平近日再提“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無論出於維護正統權位、還是清醒地繼承毛澤東依缽，都是在復興希特勒和斯大林的遺產。——人們對習近平上台三年以來的中國變局難以觀察到位，更難理喻，是因為沒有建立起對納粹和共產兩大現代極權主義聯系研究的思維框架。德、俄兩國都是意識形態帝國，除了一黨專制、領袖原則、計劃經濟、整軍經武、警察統治、集中營制度、鼓動宣傳以外，它們還都以征服世界為最終目標。20世紀兩大極權主義之所以先後崩潰，原因復雜，德國主要因為過於狂妄、迷信戰爭，蘇聯因為拒絕善待人民。但是，這些罪錯，並非不能避免。目前統治中國的以習近平為首的中共太子黨，在重蹈國家—民族社會主義同時，似乎在試圖克服過於狂妄——對美國為首的西方的軍事挑釁，和避免過度苛刻——對知識界和人民的統治。然而，共產主義的內在衝突——國家民族的歷史文化性與征服世界的願望，是比所謂的資本主義內在矛盾——社會化大生產與生產資料的私人佔有——遠為嚴重的危機。習近平們不可能實現他們的前輩沒有實現的夢想，如果不改弦更張，他們將重蹈蘇聯覆轍，且不可收拾。但是，如果他們一意孤行，則必將給中國和世界帶來災難，其後果將極其嚴重。 歷史顯示，一旦走上對內專制、對外強硬的國家—民族社會主義之路，所有其他建立在韜光養晦、權宜之計、統一戰線基礎上的策略性變通，都不能持久。最後的較量、攤牌和勝負不可避免，並且隨時可能爆發。                                                                             九          第二次世界大戰將作為最後一次世界大戰的原因之一，是帶有啟示錄性質的新式武器——原子彈——的戰爭投入。 愛因斯坦等物理學家曾提醒羅斯福總統注意德國科學家在柏林的研究，這導致了美國搶先研制原子彈。同時，愛因斯坦又與其他物理學家企圖阻止制造原子彈，然而強大的戰爭邏輯遮蓋了科學家微弱的呼吁和警告。於是，在廣島、長崎升起的核蘑菇雲為二戰的終結劃出兩個巨大的驚嘆號，同時宣告熱核戰爭時代的來臨。——相比一戰結束，二戰不僅再次摧毀歐洲重創世界，而且第一次出現人類共同毀滅的前景。 1947年6月，奧地利猶太太哲學家卡爾·波普爾在布魯塞爾藝術學院以“烏托邦與暴力”為題發表演說指出，兩次世界大戰所開辟的新的暴力時代“遠未結束”。他強調，納粹主義和法西斯主義在戰爭中的失敗，“並不意味著野蠻和殘酷已經失敗”。相反，“希特勒成功地降低了世界的道德水准，當今世界存在著比第一次世界大戰後那十年所容忍的更嚴重的暴力和野蠻。文明可能最終毀於希特勒希望用於我們頭上的那些新式武器。”他以20世紀猶太人特有的憂郁告誡：世界也許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第一個十年就走向毀滅。 世人不可對此警告發出嘲笑。1949年柏林危機、1950年朝鮮戰爭、1956年蘇彝士運河危機、1958年台灣海峽危機、1956年蘇彝士運河危機、1960年古巴導彈危機、柏林牆危機、1969年中蘇衝突以及多次局部戰爭、“代理人戰爭”，都已數次使世界走到第三次大戰的邊緣。無論西方還是東方，都有人公開鼓吹發動第三次世界大戰，其中最不加掩飾的當數毛澤東。他公然鼓吹核大戰，聲稱世界27億人口死掉一半，還可重新建立社會主義的地球。毛的言論，不僅是他個人喪心病狂的表現，而且嚴重惡化了世界形勢，空前敗壞了中國人的形象，毒化了中國人的精神。 二戰結束到1949年斯大林假手毛澤東對中國的征服，面臨俄國由“一國社會主義”向世界社會主義革命的全球戰略轉變，美國被迫帶領西方進入冷戰。只是由於“核恐怖均勢”，甚至只是由於斯大林在1953年——而非1963年——去世，世界才得以維系。 應該注意到，斯大林死後，俄國傳統人道主義和人類意識在蘇共統治集團內一定程度和範圍內得以存留。從赫魯曉夫到戈爾巴喬夫，掌握蘇聯核電鈕的指頭始終沒有被超越文明底線的邪惡思想控制，沒有落進毛澤東式的瘋魔手中，——正如二戰結束前第一顆原子彈沒有被希特勒控制。這是不幸人類的幸事，而蘇聯制度征服世界的本質並沒有改變，直到它壽終正寢。                                                                               十          斯塔夫裡阿諾斯在他那已譯為世界主要語言的長約1000頁的《全球通史》末尾列舉的一組數字，冷酷地道出了二戰後人類的真實處境（止於美蘇兩國和1987年）： 原子彈：美國1945年，蘇聯1949年。 洲際轟炸機：美國1948年，蘇聯1955年。 氫彈：美國1952年，蘇聯1953年。 洲際彈道導彈（ICBM）：蘇聯1957年，美國1958年。 人造衛星：蘇聯1957年，美國1958年。 照相偵察衛星：美國1959年，蘇聯1962年。 潛艇發射的彈道導彈（SLBM）：美國1960年，蘇聯1968年。 多彈頭導彈（MRV）：美國1966年，蘇聯1968年。 反彈道導彈（ABM）：蘇聯1968年，美國1972年。 多彈頭分導式導彈（MRV）：美國1970年，蘇聯1975年。 遠程巡航導彈：美國1982年，蘇聯1984年。 新戰略轟炸機：美國1985年，蘇聯1987年。 今天，全球核武庫中已裝備了幾萬件核武器，20多個國家擁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中國已擁有從陸地、深海和太空發射核彈頭的能力。人類毀滅的可能性已成為一個時間概念、一道簡單的算術題。 如果第三次世界大戰爆發，任何人都可以預測，它決無可能像前兩次世界大戰一樣曠日持久。也許從發射第一枚氫彈的指令被執行，一個工作日或更短的時間，戰爭就結束了。肯定沒有失敗方和勝利者，也沒有戰地記者和牧師，一切記錄和記憶都永遠消失了。因此，我們可以合符邏輯地稱第二次世界大戰為最後一次世界大戰。 人類仁慈、謙卑、懺悔、悲憫、良善、和解、博愛的向往和事業一直在頑強而英勇地存在。1970年12月7日，德意志聯邦共和國總理威利·勃蘭特在華沙猶太人死難者紀念碑前下跪；翌日，該國總統赫利發表“國家贖罪書”；1995年6月科爾總理在以色列猶太人死難者紀念碑再次下跪；此前此後，德國向有關國家賠付近1000億美元戰爭贖罪金；勃蘭登堡大門附近2700根方柱組成納粹大屠殺受害者紀念碑；希特勒男姓後裔決定永不結婚以使這個姓氏永遠斷種絕根。世界對此作出回報。1989年11月11日，一戰結束紀念日，矗立了近30年的柏林牆轟然坍塌；第二年，德國在被肢解44年後再次統一。 歐洲合眾國的偉大夢想開始出現在這塊飽經戰爭蹂躪的土地上。歐洲主要國家率先陸續將國防、貨幣、外交、行政、教育等國家主權部分讓渡給一個超國家聯盟。凱撒、亞歷山大、拿破侖、希特勒等征服者以武力和戰爭稱霸歐洲進而統治世界的歷史基本宣告結束。柏拉圖、但丁、康德、莫內等哲人和智者以文明聯合歐洲的偉大祈盼開始成為“歐洲意識”。這是人類亙古未有的進步，這是兩次世界大戰後歐洲歷史的新生，也是對無數戰爭亡靈的真正祭奠。 俄國曾經是兩次大戰的主要參予國，“冷戰”的主角之一，20世紀的災難重心。俄國是嚴重分裂的國家，至善與極惡、燦爛與黑暗、自由與專制、人道主義與野蠻殘忍、大俄羅斯主義與人類意識奇特地共存於一體。俄國在20世紀帶給世界的最大喜訊是，在經歷了500年擴張征服建立的大帝國內部，自由奇蹟般降臨，——俄國自行退出征服世界的帝國行列，而且竟然沒有嫁禍於世界。發軔於德國的統，一個邁向“合眾為一”的歐洲；聽從自由的呼召，一個寧願四分五裂也拒絕邪惡帝國的俄國，這是人類第三個“千僖年”之前最激動人心的文明突破。雖然歐洲統一的步伐時快時慢，俄國的自我更始艱難而緩慢，但是，聯繫到歐洲2000年分裂、爭戰的歷史，俄國1000多年漫長的專制傳統、尤其付出6000萬生命代價的極權主義蘇聯的記錄，應該承認，文明在歐洲和俄國的進展足以令人欣慰了。                                                                             十一           但是天下遠不太平。世界獻給21世紀的禮物是2001年9月11日紐約世貿中心的恐怖爆炸。歷史學家指出，世界上所有偉大的黃金時代都充滿緊張、衝突和恐怖。偉大時代的標志就是生活、社會制度、思維觀念、利益格局和權力關系的急劇演變，舊制度舊觀念不願退出歷史舞台，新思潮新生力量新希望總是必須經過艱難痛苦的鬥爭才能爭得自己的權利。我們已經不能接受這種變革至上、進步神聖的危險而虛偽的“轉型理論”。從1979年伊朗霍梅尼革命，到2014年ISIS國的突然出現，沉默了一百多年的伊斯蘭世界已成為當代世界的新角色，其極端激進者組成的聖戰組織，再次擰緊了世界毀滅的發條。他們甚至不屑於征服世界，轉而奉行一種史無前例的精神：無條件的共同毀滅。——希特勒、毛澤東追求的史無前例，已經被超越。 1948年11月11日，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布拉德利將軍在波士頓商行舉行的第一次世界大戰停戰紀念日午餐會上指出： 我們有無數科學家卻沒有宗教家。我們掌握了原子的奧秘，卻摒棄了耶酥的訓喻。人類一邊在玩弄著生命和死亡的危險秘訣，一邊卻在精神的黑夜中茫然地蹣跚而行。這個世界有榮耀而無智慧，有強權而無良知。我們的世界是核子巨人、道德侏儒的世界，我們精通戰爭遠基於維護和平，諳熟殺戮遠甚於共同生存。 這段話如果出自托爾斯泰伯爵、聖雄甘地、天才科學家愛因斯坦、特莉莎修女和約翰·保羅二世之口，世人也許覺得不過是又一通道德說教。但是出自一位以戰爭為職業的軍人之口，就別具一番意味。——可惜，它不會出自納粹德國和蘇聯任何軍事首腦之口，更不可能出自任何一位中共軍委委員之口。 20世紀是兩次大戰和“冷戰”的世紀。核蘑菇雲籠罩在世界上空達70年之久，至今沒有硝散。美蘇兩國主導的“冷戰”之所以沒有釀成第三次大戰，最主要的原因不是因為雙方文明和人性的勝利，而是因為共同毀滅的結局難以承受。——人類不能永遠生活在新的世界性滅絕的陰影下。 1950年，伯特蘭·羅素預言，20世紀後50年將發生三種前景：一，人類生命結束，也可能所有生命隨之結束；二，文明在一場大災難中崩潰，退回野蠻；三，所有戰爭武器由一個政府管理，世界統一。羅素稱，只有美、蘇兩國有條件符合第三點，不過他傾向於美國。65年過去，世界沒有兌現羅素的預見。 20世紀末，學者、政要、經濟學家都達成一個共識，人類可能在兩種狀態下同歸於盡：全球氣候和生態不可逆轉的徹底破壞以及又一次世界大戰。宗教家把前者歸為宇宙的“物質惡”，把後者劃入“倫理惡”。其實，二者都是人類自身罪孽的報應。——當然，還有一種毀滅力量，直接來自自然：行星撞擊、全球地震、大洪水……。但是，9，11恐怖襲擊後，再無歷史感的男女都知道，即使是一個完全無名的恐怖分子，都可能毀滅世界。1914年薩拉熱窩那名刺客用兩顆子彈拉開一戰序幕，他的子孫則只要從不同渠道弄到小型核彈，就可能毀滅一座大城市，從而使世界陷入紊亂。要滿足羅素預言第一條，在美、蘇之外，現在增加了中國。當今中國擁有德國、俄國不曾擁有的特點：它是黃種人國家，有14億人民，相當數量中國人對西方充滿敵意；它正迅速趕超美國成為頭號強國，致力改變戰後世界秩序，——當然是按照馬克思列寧主義及其東方變種毛澤東思想；它正式由紅二代、太子黨統治，全力從韜光養晦轉入其世界性戰略布局；它不加掩飾地聲稱其制度、道路和理論符合宇宙真理，公開否定西方普世價值，在全球範圍內展開意識形態滲透和對抗；它正把內政與外交、政治與經濟、政權安全與社會管制、國家—民族與社會主義重新接榫，快速轉向總體化國家利維坦。——人們也許還無法準確預見到這頭史無前例的利維坦怪物在何時何地張開它的巨口。但是在紀念二戰結束70週年的2015年，中共政權和普京政府已在前後四個月內相繼舉行盛大閱兵式，露出它們的鎧甲和利齒，顯示北京—莫斯科軸心聯盟。 亨廷頓擔憂的文明衝突，儒教中國與伊斯蘭世界聯手對抗基督教西方的局面不僅已然出現，而且更為復雜、嚴峻。歷史似乎有意把世界毀滅的浩劫，安排在21世紀的某日，讓從兩次世界大戰中幸存下來的人類目睹自己共同的末日。 1941年德國進攻蘇聯兩個月後，美英兩國對德開戰。羅斯福、丘吉爾在紐芬蘭阿金夏海灣的奧古斯塔號軍艦達成《大西洋憲章》，這是威爾遜綱領向聯合國憲章的過渡藍本。經過50年冷戰和中國崛起、伊斯蘭革命到由互聯網、市場經濟、自由貿易和新技術革命導引的全球化時代，以民族國家為世界秩序基礎的聯合國及其憲章，已經不能反映世界的本質，既不能處理戰爭與和平等傳統危機，又不能解決文明衝突、恐怖主義和中國崛起等新型困局，不能在免於恐怖、匱乏、強權和不義基礎上，免於共同毀滅的危險。 作為中國人，我們也許不能緩解伊斯蘭世界與基督教世界的衝突——它已經持續了1400年，但是中國本應保持持中調和立場，——北京政權多年以來卻一直向世界各地反美、反西方國家和組織輸運軍火。重要的是，北京當局必須意識到，無論選擇“代理人”——在中東、拉美、南亞、非洲……，還是對美、歐滲透、利誘、分化，或發起直接衝突甚至開啟戰端，都是危險而愚蠢的行為。就世界歷史和現狀而言，扳倒西方進而征服世界，是一個不可能實現的夢幻。這種戰略選擇的結局，要麼重蹈納粹德國的覆轍，要麼再走蘇聯解體的老路，要麼同歸於盡。從理論上講，這種侵略擴張征服的思想，本來就源自歐洲19世紀的叢林法則，——即使北京實現了其全部戰略，稱霸世界，也是西方思想的勝利，撒旦對耶穌的勝利，希特勒對歌德的勝利，斯大林對托爾斯泰的勝利。中國共產黨不過做了西方毀滅原則的工具，如此而已。                                                                              十二      無待遠求，存有一條解救之路——回到孔孟之道。在人類思想史上，雅斯貝爾斯對軸心時代的發現，彌合了東方與西方的鴻溝。孔子、釋迦牟尼、蘇格拉底和耶穌共同奠定了人類精神共和國的基石，開辟了人類思維的共同範型，後世可以循此路徑行於真理之路，建立共同家園。但雅氏沒有將軸心時代的創見引申到現代人類秩序和文明重建。符合邏輯的一個結論是，如果中國恢復儒家精神，遵行“天人合一”、“天下為公”、“世界大同”的聖賢理想，信奉“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己欲達而達人”、“推己及人”的君子風範，秉持“極高明而道中庸、致廣大而盡精微”、“道並行不悖”、“和睦百族、協和萬邦”的中庸之道，中國起能夠不參予文明衝突，更不做火中取栗、取而代之的流氓小人劣態。 在這個空間和資源有限的星球上，在關懷人類命運的思想源頭上，孔子可以與耶穌對語，開辟人類文明迄今為止沒有顯示的的天地。東西方思想的交流遇合，本是全球化時代應有之義，更是在兩次世界大戰和冷戰結束後，建立人類意識和世界文明的基礎。它消除了道器、體用、優劣之爭，也避免了以戰爭、屠殺、毀滅爭奪世界統治權的無謂犧牲。一言以蔽之，中國人不可能用西方和俄國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在西方和俄國已經名譽掃地——來復興自己，更不可能借此致力於天下一家的偉大事業。結論只能且應該是，摒棄馬列主義及其共產主義制度，回到中華民族固有文明正軌，再與西方主流文明相互融通，綜攝，“以建共和，以進大同”。——返身而誠，善莫大焉！如果世人有幸見到中國不再宗奉馬克思，不再相信“百代皆行秦政法”，而轉向孔孟——當然包括他們的精神兄弟老莊釋迦——，那麼羅素和亨廷頓的憂鬱預言就將作為20世紀悲觀主義的杞憂存入思想史的檔案。 但是，誰願意拿孔子、耶穌真正當回事呢？而從薩拉熱窩射出的兩顆子彈，穿過歐洲，變成降落在東亞兩座城市上空的兩顆原子彈，再變成撞向北美兩座高樓的兩架客機。無人知道文明承受更嚴重打擊的限度，幾乎全世界都在等待觀看，那道來自20世紀的戰爭軌跡把世界碾成齏粉的一剎那，在等待一個聲音：你們只配這種結局，因為你們擁有自相殘殺的欲望和力量，以及鼓動這種慾望和力量的思想，卻沒有制止它們的慾望、力量和思想。——也許有，要么早被遺棄，要么還沒有誕生。 21世紀剩下的85年，或許是人類終極命運的臨界點。我希望，莎士比亞和曹雪芹這樣的天才不再出現，愛因斯坦和波普爾式的告誡不再只由猶太人發出。人們只分別述說和聽取關於石頭和食物的故事，沒有人會像彌爾頓那樣呼籲：你若是上帝的兒子，叫這些石頭變成食物吧。無論如何，如果再次發生大戰，將不會有人用石頭作戰，會有無數攝影攝像機拍下無數末日奇觀，咽下最後一口食物，不會再有一個大腦的憂思和預言留下絲毫痕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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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杂忆 30

机电所在八十年代起 组织了一批人搞金属超塑性的研究 用了不太长的时间 就在制做工艺上取得一些成就 比如用超塑工艺为某个"代号单位" 压制出了钛的容器  得了很高的奖项 所以一时间炒得很热  在此情况下，用北京土语来说 我也跟着起哄架秧子， 看了几篇有关的文章。

他们把超塑性与超流 超导并列 称之为三超。 超流 超导有较深的物理机制， 超塑性， 在我看来 不过是个工艺问题 没什么太多的研究价值。

位于 Grénoble 的一个很小的实验室从事超塑性的研究 我寻机会去那里工作了几个月 主要是看看那里的超塑研究情况和设备  这是我1986年初到巴黎后 首次离开Orsay   五月初 带着简单的行李上路了 到那里后被安置在校园区的学生宿舍里 宿舍 食堂 实验室 离得都很近 如果不想外出 生活很方便  但是若有高些的要求 比如想要多些文化生活， 那里比起巴黎来就差得多了。因为寂寞 周末常有人组织舞会，入场费约40 法郎，男女青年们趋之若鹜 我从未参加过，回到Orsay后 听在那里度过一年的老包说：舞会很刺激  有些人跳到热烈时就找地方打炮，我不懂打炮的意思，他的解释吓了我一跳。听几个人说，那个校园区 艾滋病很流行! 我住宿的那个楼道里 有十来个房间 都应是一人一间 但许多房里都住的是一男一女  有平时住一人的 到周末 也会有异性来幽会  除我之外 唯一一个例外 是个爱斯基摩小伙子。他始终是一个人。身体棒得要命  居然能光着脚踢足球。和我处得很好。

Grénoble 四面环山 市区是和校园区隔开的  都处于盆地的底部 举目四下观望  都是山 山上总有积雪  住在校园里 若去市区 需乘公交车 距校园区最近的超市需步行约一刻钟才能到。那时我年轻  下班后去趟超市不成问题。

我工作的那个单位 也算是专门学校 即法国人所说的Grandes écoles  比起全国有名的专门学校如 Polytechnique，  Central， Mine，  Pont et Chausser，或 Supélec  来， 这只能算是三流的学校。 这里的固定工作人员只有十人左右， 其他都是博士生 实习生等。我去时 那里有两个中国的博士生。一个人的来历有点奇怪，他在中国只读了个夜大学，却以自费生名义来法国读博，  三十年前的中国  普遍贫穷，谁能自费供子弟到法国读书呢？  初到时就有人提醒我  要当心他。我并没因此而疏远他，和对待其他人一样对他，在那里呆了几个月 倒也没发生什么问题。另一中国学生姓刘， 湖北农村来的。他说他的爸爸是农村的"能人"，思想活跃，手巧  毛死后 邓实行改革开放政策， 他爸爸这样的人在农村很吃香。

这实验室的主任是老F 的学生 五十岁左右 只有三阶段博士 另有一较年轻的研究员是国家博士  在超塑研究中有些贡献   由于实验室的人少  彼此间都很亲切 像家庭关系似的  他们的儿女们批次也都熟悉  他们每年轮流在一个家庭里携家眷聚会一次 我在那里的那几个月 正好赶上聚会 有幸参加了一次  那种亲切的气氛 很令人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