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漫长夜 167 在北京的最后十年 5

有关译书，有些后续的事情也需交代一番。

我先后按法文，英文译了两遍，耽误不少时间也花费两倍的精力，从表面看，似乎很吃亏。但中国是个与众不同的国家，不能按常理衡量。1964年我已译完了法文版，如果没出英文版，我可能在64年底交稿，66年文革开始前应可出版了。若在文革前拿到一笔可观的稿费，
按中国人特有的羡慕嫉妒恨，文革中我死不了也将脱一层皮。英文版的问世等于救了我。

中国懂英语的人多，懂法语又学过金属物理专业的人少，所以1963年我与科学出版社联系翻译Les Dislocations 时，没有竞争对手，履行完必要的手续后就签约了，非常顺。如果作者一开始就出英文版，恐怕轮不到我译了。

第一版问世后，科学出版社按每千字四元计算稿酬，给了我一千八百元的稿费，到出版社会计处取钱时我才知道，当时中国的所得税制是一次性收入超过八百元的，超出部分抽取百分之二十的所得税。我的这笔钱很好算，扣了我贰佰元，净得一千六百元，我给章豫梅寄去三百元，实得一千三。1979年我的工资是每月69元，这笔钱相当于我一年半的工资，是个不小的数目了。也引起机电所一些人的议论。

在哈尔滨四清时曾听一位职工说起东北农村的贫穷，说有的村子中，若某人有五毛钱的现金，全村都会知道而成为借贷的对象，那时人们还比较讲信用，都是好借好还。所以说这五毛钱就是全村的流动资金。

突然间我有了这样一笔稿费，也就成了一些同事的流动资金，向我借贷的大有人在，我的态度是来者不拒，往往是临时通融五十元，一百元，借几天或几周就还回来了。但是也因此得罪了两个同事。

那时物资极度短缺，不能随心所欲地买家具，新人登记结婚可以申请家具票，凭票可以买双人床，桌子，椅子和一个柜子。 有个和我不错的同事说："我结婚后还没换过家具，有朋友结婚领了家具票，他们有旧家具不想买，可以把家具票给我，但我没钱" 他要向我借一百五十元换家具，我认为这不是理由，我结婚时只买了一个痰盂，家里的家具都是四十年代买的，至今没换过，也不想换。所以没借给他。从而把他给得罪了!

另一人是中技校毕业生，住颐和园附近，他是居民户，他的妻子和三个儿子都是农民户，他的工资只有四十几元，不超过五十元。他要借伍佰元盖房子，我恐他没有偿还能力，也没借给他，也得罪了。

第二版出版后，给了我七百多元的稿费，我用它走后门买了一台冰箱。当时的家用电器就是这么贵。相当于我十个月的工资。

记得1956年还在北大读书时，校方请了几位文化人到校讲演，他们是丁玲，曹禺，冯雪峰等，丁玲讲话时大批文化界流行的所谓"一本书主义"，我绝不是一本书主义者，没料到的是，我译的这本<位错>竟然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我的人生进程。后文会有详细介绍! 附带要提一句，来的这三人中，一年后有两人(丁玲，冯雪峰）中箭落马，被打成右派分子，去北大荒劳改。曹禺也被消音了。

漫漫长夜 166 在北京的最后十年 4

这一段写我在大陆出版所译"位错"一书的经过。

1959年我到鸡鸭院，同年12月由中国物理学会出面在北京友谊宾馆召开全国第一次固体物理会议，我和王燕文代表鸡鸭院参加了这次会议。我刚到鸡鸭院不久，任何工作都还没做，所以也没拿文章去发表，只是带耳朵去听而已。吴有训，叶企孙，周培源，钱临照，葛庭燧，柯俊，黄昆，冯端，等人都去了，称得上是一次盛会。

发给每个代表的资料中，有一份科学出版社印制的"选题计划"，列出了国外几十本固体物理方面的名著，希望代表们本人或推荐合适的人选译。其中有一本是法国人 Jacques FRIEDEL
1956年出版的< Les Dislocations>，当时我不懂法文，也只是知道了有这样一本书而已。

1960到1962年 我有幸业余在北京外国语学院所设的北京外语夜校学了两年法语。每周两次，每次两学时。这两年正是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全国挨饿，我因浮肿休了半年病假，但我没放弃法语，终于坚持学完了。我们所用教材和北外本科生一样，只是少了练习口语的机会，我相信，对语法和课文的理解以及写作能力，不比本科生差很多。

La Dislocation，在中国大陆译为"位错"，台湾则译为"差排"， 是西方学界三四十年代提出的解释金属强度的一种理论，到四五十年代成了金属物理研究中最活跃的一个领域。FRIEDEL的这本书，在某些方面很具特色。是从事这个领域研究或教学的人应该熟读的书。上海有个光华书店是国家办的专门盗版出书的书店。重要的期刊和名著都由那个书店影印出版。原著问世后约半年，中国的影印版就能出来了，并且影印的技术相当高超，书刊中的图表，照片都很清晰。

可能是因法文版的书在中国的读者不多，到1960年代，1956年出版的Les Dislocations 尚未被影印。据我所知，在诺大的北京城，只北京图书馆，中科院图书馆和北大物理系各存有一本原版书。那时我持有北京图书馆和中科院图书馆的个人借书证，可以把书借出来，借期是一个月。等读完法语课后，我交替地从这两个图书馆借Les Dislocations 通读一遍，觉得确实有必要把它译出来，于是和科学出版社联络，经过两次试译，终于在1963年签了译书的合同。

那时白天上班，晚上还要经常开会，有政治学习等活动。只能在一早一晚译书， 到1964年已完成了初稿，此时看到国外的期刊上刊广告说，不久将出此书的英文增订版，按照译书合同，在翻译期间若有新版，应按新版译，当时科学出版社并不知道这消息，我告诉了他们后，只能停下来等待英文版新书，大约到1964年末或1965年初，北京图书馆才购到一本，我和一位也有它的借书证的同学交替地借来翻译。此书的英文名为 Dislocations，其篇幅比法文版增加了大约一倍。又过了几个月，光华书店影印了这本书，我记得是花了三元九角就买了一本，非常便宜。自己有了书，以后就方便了。1965年8月，鸡鸭院派我去哈尔滨四清，我不能不去，好在此时已基本译完，余下的工作就是再核对一遍并抄写在稿纸上，我把此事交给了高我一届的同学章豫梅。1966年8月一切都完成了，那时我尚在哈尔滨，由家人把书稿寄给了科学出版社。 这章豫梅同学是物理系的高材生，记得1956年"向科学进军"时，我正读物二，章豫梅在物三，系里曾组织一次会，请章豫梅介绍学习经验，当时他就精通俄文，英文，法文和德文。可惜1957年被打成右派，1958年春，在他们毕业前夕，被送到北京农药厂监督劳动。文革开始时，被送回老家上海，在里弄和小脚老太等一起劳动。直到1978年才改正，到同济大学任教，荒废二十年后很短时间就出了不少研究成果，曾应邀到德国工作过一段时间。他说过一句也许被认为是狂妄的话，他说："我怀疑谢希德到底懂不懂固体物理!" 扯远了，回归本题。

1966年8月 文革开始，一切工作都停顿了。

1969年4月 我去了五七干校，次年收到科学出版社的一封信，大意是说，您的书稿完成于文化大革命之前，势难满足当前的大好形势，而我们出版社全体人员又都要奔赴五七干校，不能处理您的稿件，所以将稿件退还。信是统一铅印的，只是用钢笔填上收信人的名字和书名。按照合同，违约是要罚款的，但在那种环境下，有谁肯和你讲理？! 只能自认倒霉。所幸退还给我的稿子完整无缺，并且已经由南京大学物理系冯端教授和他的助手李齐校对过了，他们的校对意见用铅笔写在稿子上。

1976年我重回北京到机电所上班了，看到以机电所二室的名义编印了一些资料，当然这些资料的绝大部分都没什么价值。我想，<位错>这份稿子压在箱底一点用都没有，若能在机电所印出来，也许能引起某些读者的兴趣。所以我找二室支部书记谈了我的想法，过了两天，那位物理组组长对我说："支部书记对我说了，让我看看那份稿子，如果好，就印!" 我觉得这事有点好笑，因为这位组长对位错一窍不通，从未见她看过这方面的文献，便回答她说："就凭你! 看完你能说出个一二三？"  这下子把她气坏了。  外组有位同事余文惠和我很友好，她听到此事后对我说，千万不能给她，给了她，他给你改一个字，就可能要求共同署名。我考虑的倒不是这点，而是有前车之鉴，初到鸡鸭院物理组时，有位吉林大学物理系毕业早我一年来的女士，向我借我在北大用过的金属物理专门化的实验讲义，讲义是钉在一起的成为一册。我毫无犹豫地借给了她，过了些日子她对我说， 那本讲义找不到了。就等于是强夺了我的那份讲义，她说丢了，我也无可奈何。此时如果我把<位错>的稿子交给这位组长，什么事她都能干得出来，所以绝不能给! 过后她又两次找我要，最后一次还拍了桌子，我始终不疾不徐地回答她说："你看了也说不出个一二三!"  这事就无疾而终了。幸好如此!

毛死后，中共的领导人又觉得学问有用了，发起了"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学过那么一点科学知识被冷落了十几年的这批人好像又是那么回事儿了。大约在1977或78年开了"全国科学大会"，物理学会也召开了文革之劫后的全国固体物理大会，我恢复工作不久，无缘参加。参加此次大会的金属物理学界四位学部委员钱临照，葛庭燧，柯俊和冯端意见一致，找到科学出版社一室主任，敦促尽快出版我译的那本<位错>，于是这书在1979年出版了。印了五千册，很快售光，出版社拟再印一版，此时已成为我好友的编辑李义发建议我与作者FRIEDEL联络，再补充一部分内容，再版时成为增订版。我从善如流，接受他的意见，FRIEDEL 给我寄来新近发表的约有百页的长文，我把它译出附在了原书后面。第二版又印了五千册，于1981年出版。

此后，李义发又想让我译另一本书， 我找了中科院金属所的李家宝合译，约在1982或83年出版，现在我连这本书的书名都忘了。

关于译书的事儿，暂写到这里。  后面还有后续的发展，再写。

长夜漫漫 165 在北京的最后十年 3

这一段打算写一写有关我儿子上学的事，为了说得清楚，需要把背景交代一下。这会很费笔墨。

按照中国政府的规定，若父母不住在同一个地方，子女出生后，他们的户口应报在女方的地方。我儿子出世时，我在北京工作(其实此时我被下放到河南罗山县的五七干校），户口也在北京。我的老伴(也许 那时还不应称之为"老伴"，用中国大陆的流行叫法为"爱人"，我非常讨厌这称呼，从来不用，其实简单说就是"妻子"）在河北省阜城县当中学老师，户口自然在那里，而且是报在她学校的集体户口之中。 我儿子出生后，必须在阜城县报户口，却又不能报在阜城中学的集体户口内，所以他一出生就自立一个户口本，自为户主。这很有意思。

那时物资短缺，许多东西都是凭本凭票购买，农村中又分成农民户和居民户两种，居民户每月可以收到上面按规定的粮食定量标准发给的粮票和油票，购买商品粮和食用油，每到冬季还可凭户口本买几百斤煤取暖。农民户则只能由生产队分配粮食和油，如果某年歉收，就有可能全年处于半饥半饱的状态。农民户也无权买煤，他们烧火做饭全靠自己捡柴禾。我儿子出生后不久就到了北京，他那户口本上的煤用不到，所以老伴都让给她的同事，农民户的同事多，只能轮流，比如，张三今年买，李四明年买，王五就要等后年了，如此等等。此事从一个侧面反映那时生活的艰难。

买粮食要用粮票，粮票又分地方粮票和全国通用粮票，地方粮票只能在当地用，全国通用粮票则可在全国各地使用。发给我儿子的是河北省粮票，老伴要想办法把它换成全国通用粮票寄到北京才能买粮食，此事很费周折，有时要到医院，招待所托人换。办事自然要送人情。

儿子住在北京要报临时户口，每半年办一次，要由单位写信说明理由，而那时我已被下放到五七干校，请留京的鸡鸭院人开信也很费周章。凭购物本买的副食品只供有正式户口的人，临时户口享受不到这待遇。

现在该言归正传讲我儿子上学的事了。

文化大革命中，不知出于何种考虑，中小学的学年改为春季开始。小孩子要满七周岁才能上学，1977年初，小学一年级只接受1970年2月以前出生的，而那时毛刚死不久，社会上各种小道消息很多，有传闻说中小学将于本年改回秋季开始的学年，意即1977年秋季还将招一批学生，那一届必然是招1970年9月以前出生的。而我的儿子是1970年10月生的，如果遵守规定，他要到1978年秋才能入小学。我就利用他在北京没有正式户口这一点钻了个空子，也说了几句谎话，得以让他在1977年2月就入了小学。

我先让老伴从阜城她工作的中学开了个证明，大意是说孩子七岁了，学校里没有家属宿舍，孩子无法在那里居住，只能在北京借读。我带着孩子到鸡鸭院附近的二里沟小学，见到了教导主任，说明来意后，先是推托，问为什么不能在阜城上学，我说没有宿舍，他妈妈住单身宿舍，二人一室。如果是个女孩，同室的人可能还会接受，一个男孩且越长越大，那人绝不可能接受。她又指着旁边的一个孩子说，七岁应该是那个样的，你的孩子怎么那么小？ 我说他妈妈身高不足一米五，所以孩子的个子也小。 后来我说，他妈妈1961年河北大学毕业后，自愿到基层工作，已经教出了差不多两代人的学生，没想到自己孩子受教育倒成了问题，这句话深深地打动了这位教导主任，慨然允许他借读了。到1982年暑期，他在小学读了五年半后毕业了。如果我不钻这个空子，我儿子就要到1978年秋才能入小学，1984年才能读完小学，我这一招把他的学龄提前了两年。使他十七岁就考了大学。

那时的告密风还不太严重，开学后，鸡鸭院宿舍内和他年龄差不多的孩子见他入了学都觉得奇怪，因为在托儿所中，彼此都非常清楚谁是哪年哪月生的，孩子家长也清楚，所以有的孩子见到他就喊"后门学生! 后门学生!"  显然，这样的话不可能是小孩子想得出的，一定是其家长认为的，通过孩子的口说了出来。虽然如此，却没人出面到他小学告发。他也就平平安安地继续读下去了。 说实话，他能入学，完全不是靠后门，是我钻了个空子连带说了一句谎。

至今，我还为此事感到得意。

漫漫长夜 164 在北京的最后十年 2

现在回过头来看，从1976到1986的这十年，过得相当累，因为几乎每件事都要争，而我又是个极不愿意争的人。

第一件事是1979年的增加工资。这事若从头说会很长。从1952年起 我的工资就是220分，当时不知道折合行政是多少级。1954我入北大，是按行政二十一级核定我的调干助学金，毕业时已经取消了工分制，按人民币算工资了。给我定的是每月62元，算是技术十二级。后来我听说，工分制时，行政21级是215分。这样的工资我拿了二十七年。1979年长工资的原则是照顾那些"工龄较长工资较低"的，在机电所我是最符合这条件的人：1949年参加工作依然拿我这样工资的已不多见，但二室的那位支部书记不愿给我涨，在全室人员名单中他把我参加工作的时间改为我从北大毕业的1959年，只是在括弧中写个1949，令看的人弄不明白是怎么回事。经过了"四清"及"五七干校"的所谓锻炼，观察到那个体制内的种种弊端，我不再逆来顺受，和那位支部书记展开面对面地抗争，我说的话很和缓，却以事实讲道理，让他哑口无言，只能以"名额有限"来搪塞。经过几番较量，他认输把我加在了调增的名单中了。那时上面说，国家财政尚有困难，此次涨工资不是调升一级，最大的调幅为七元，技术十三级是55元，调一级正好是十二级的62元，十一级是75元，我只能增到69元。  过去对当权者我只是消极地抵制，少有正面冲突，这是第一次且取得全胜。之所以如此抗争是因他们欺人太甚，不仅仅是七块钱的事。

物理组组长夫妻二人都是十三级，每人55元，有两个孩子，当时也算过得去。79年增工资时，第一次公布的名单中只有组长本人，她丈夫不在增工资之列。小组开会时，她哭哭啼啼为她丈夫争，要把她的名额给她男人。说她男人有时迟到是头天夜里在家中忙业务所致，别人不说话，我忍不住说话了，说：这些事都无法证明，按你这种逻辑推理，上班越迟到的人就是越勤奋的，按时上班倒不正常了! 当然还说了些挖苦的话，他们只能听着。会后二人阴沉着脸，过两天后忽然阴转晴，我就知道他们打通了后面的门。这话 说起来又长了： 1964-65年期间，为加强对研究机关的思想控制，所有的研究院和研究所都奉命建立政治部，鸡鸭院来了一位名叫车敏的转业军人当政治部主任。此人是三八式干部，进城后休了妻子，连儿子也不要了和妻子一起送了人，又娶了一位女学生，曾参加过抗美援朝，在南京军区搞政工，对研究当然是一窍不通，不过在提倡外行领导内行的年代，他的到来一点也不稀奇。他到鸡鸭院后，抽调了许多研究人员到政治部，使之成为一个庞大的机构。文化大革命中自然要靠边站接受批评，有一次鸡鸭院的造反组织已出通知要在下午批判他，但到开会时此人却失踪了，遍寻不见，会也开不成了，成为鸡鸭院的一个大事。几年之后物理组组长不无骄傲地对他人说，是他们夫妻两把车敏藏到了自己家中，从此他们两家成为至交，这等于是押了一宝，等干部们纷纷恢复工作，就有可能用得着了。1979年调工资时，这对夫妇让车敏对二室的那位支部书记说了话，心里踏实了，脸上也就阴转晴。

1979年以后，又接续地调了几次工资，因我们单位进了许多工农兵大学生和职工的子女，他们初来均不在调增的范围，却加大了职工总数，即调资的基数，所以能够进入调增工资之列的人数多，或者再加上1979年和那位支部书记的较量，让所的领导层领教了我的坚持，后来这些次的调整工资都有我，到1986年出国时，我的工资已达二百多元。  我有一朋友，原在上海交大学学汽车制造，院系调整时，这个专业归并到长春汽车学院，1956年毕业，文革前的 工资是技术十一级，在北京是75元，比我高一级。他所在的单位多是老职工，基数小，调整工资时名额少，需要调整的人数多，总也轮不到他，到1986年他的工资反比我少了。 走运不走运和单位也有关系。

转帖雨林的一封公开信

遠志明牧師，您是怎樣失去我的尊敬和信任的？

遠志明牧師，當柴玲姐妹在2012開始年站出來指證您曾經強姦過她，你否認了指控。當今年2月份生命季刊18位牧師調查團介入調查此事時，又有兩位年輕姐妹指證您對她們有不檢點行為，您也簡單以一句“我一概否認”了事，我個人認為您對這起事件的處理是非常不恰當的。

如果主內姐妹對您做出子烏虛有的不實指控，那她們就是犯了非常嚴重的做假見證的罪，儘管她們的行為對於知名度和資歷大為懸殊的您可能構成不了什麼威脅，可是作為一位資深牧者，難道您不應該稍微關心一下她們作為基督徒的基本靈命和品格嗎？你很應該挺身站出來澄清不實指控，並規勸她們需要誠實正直，因為做假見證陷害神重用的僕人，這罪行在神面前是極其惹祂怒氣的。

另一方面，如果她們是因為年輕不更事而誤解了遠牧師您當時的良好意圖，並誇大了當時的某些事情經過，您也很應該還原事情真實經過，消除她們的誤解和其他基督徒的疑慮。

當然，如果她們指控屬實，您就更應該向神認罪、向人道歉、辭去一切服事職務，回到十字架面前好好對付自己裡面的捆綁和虛偽。不管如何，您簡單的一概否認在我個人眼中完全不是正直和豁達的表現，而是畏縮和不負責任的表現。

最近聽說您要出書了。在11月份的神州通訊中寫道：“.......今年神州傳播協會和遠志明牧師一家經歷了一場風浪.......”。我相信這場風浪指的就是我以上提到的這起事件。這件事不只是遠牧師您和神州傳播協會所經歷的風浪，其實也是許多敬愛您信任您的基督徒心中的一場大風浪，作為一間面對廣大群眾的福音傳播機構，在信仰風浪中只是你們自己“體會到救恩的寶貴，更享受到主愛的甘甜”（引用通訊中的原文）是遠遠不足夠的，陳明事實真相、彰顯神國度的公義才是您們更應該執行的使命和責任，請問這段時間以來您們做了什麼來陳明事實真相、彰顯神國公義？

看了您的新書“遠方”的選摘，首先我可以肯定我絕對不會購買這本書，我也不會推薦任何信徒或非信徒去購買。而且從選摘中的內容看來，遠牧師您確實已經離聖經真理越來越遙遠，因此您面對風浪的態度如此晦暗不明就變得容易理解，您似乎已經不再是一位忠於聖經原則，渴慕神聖潔公義的忠心僕人，而是一位曲解聖經真意、消費上帝的心靈雞湯商業作者！

現在根據部份選摘原文和聖經教導來做一點簡單比較：

“這顆珍珠是如此燦爛，以致於人們不會在意盛放他的器皿是如何殘缺，也不會嫌棄裝載他的竹筐是如何醜陋。”----您可能是根據聖經哥林多後書4章7節寶貝和瓦器的比喻而寫，如果是的話這真是對這處經文的扭曲和斷章取義，同一處第10節說：“身上常帶著耶穌的死，使耶穌的生，也顯明在我們身上。” 神雖然不嫌棄我們外在的醜陋，然而當耶穌的生命進入我們的生命時，我們的外在言行是要彰顯基督的榮美的。

“基於我與全能上帝的關系，我相信不管在我身上發生什麽事，歸根到底是我和上帝之間的事。”----這是聖經的教導嗎？這是連基本做人道理都違背的態度，難道您不是生活在社會、人群、家庭中的一份子嗎？難道您做的任何事情都不會影響其他人的嗎？難道除了上帝以外您就不需要向任何人負任何自己言行上的責任嗎？難道上帝不會追討您對其他人所造成的傷害和跌倒嗎？ （哥林多前書12:26，馬可福音9:42，腓力比書2:4）

“我直面上帝，上帝也會直面我。”----這是很奇怪的說法，基督徒都應該知道其實我們任何一個人都是污穢不堪的罪人，我們都需要藉著耶穌基督的寶血遮蓋、通過十字架的赦免才能面對全然聖潔的上帝。 （羅馬書3:20-25，加拉太書6:14）

“他注視我的目光足以驅散我身內外一切黑暗權勢。”----我們身內外的黑暗權勢是藉著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得勝而替我們勝過的，不過基督徒在世上仍然要與自己身外的邪惡勢力以及身內尚存的犯罪的律爭戰，靠聖靈的力量一生都要謹慎律己，遠牧師您的說法太過簡化聖經中對屬靈爭戰的教導，誤導性太大了。 （羅馬書7:23，以弗所書6:12）

“不管在什麽遭遇中，我享受著上帝對我的愛，他那超乎所有人想像、難以被任何人了解的愛。”----基督徒當然應該享受與上帝之間的親密關係，經歷患難時上帝的同在確實比什麼都寶貴，然而上帝的愛真的是毫無原則和要求，只為我們的享受而存在的嗎？上帝的愛不也包括祂對祂兒女聖潔的要求、公義的責罰和嚴厲的管教嗎？ （彼得前書1:15，希伯來書12:6-7）

遠志明牧師，作為一位曾經尊敬您信任您的基督徒，現在這些感覺已經蕩然無存，不過我還是願意盡一位主內基督徒的愛心和責任，嚴肅地對您提出建議，請您認真回應生命季刊18位牧師公開作出的調查報告，尤其是對於兩位姐妹的指控，在事情被合理處理之前，請您停止出版書籍以及其它服事職務，為神的國度、地上的教會樹立一個正直清新的典範，在這個是非曲直不分的邪惡世代，一位基督徒的誠實態度遠比多一本新書來得重要和寶貴！

祝平安

主內 雨林

远志明的被揭露 不过是个副产品

上世纪下半叶，学术界提出所谓<蝴蝶效应>，大意是说，亚洲的某个蝴蝶的一次振翅，有可能在欧洲或其它地方引起一次风暴。也就是说 ，看似不相关的事，可能有很重要的联系或后果。  当然从另一个方面讲，绝不是说，亚洲的每个蝴蝶的振翅都会引起风暴。 这也相当于中国人所说的，有意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

华人基督教界的一位牧师，著名传道人远志明的被揭露，恰恰就是如此。

大约十年前，神州工作室制作的<十字架在中国> 在巴黎举行首映式时，巴黎华侨教会就有人对我说：八九六四以后，远志明等人逃出中国，住在巴黎郊区Massy难民营时，他就曾强暴过一位中国的舞蹈演员。当时我没太在意，这却成了日后的一个铺垫。

柴玲从法国到美国后曾也遭到远志明的强暴，数年前她偱圣经指示的方式"先找他谈，若他不接受再找几个人同他谈，再在教会中与他谈，若依然不接受 就视他为外邦人" 柴玲走过这一切程序后无效，就在2014年春夏之交的时候把这事捅到了网络上，引起基督教界的震惊，我也忆起了十年前听到的那则消息， 觉得不能等闲视之。

接下来，发生了一系列巧合的事：
                                                                                                                                                                一是恰在此时，一位老资格的民运人士来到了我所住的小镇，我主动和他谈起远志明，又向我说了当年在Massy的事，补充说：中国古人云：朋友妻不可欺，而远志明曾把他的一位好朋友的妻子从巴黎带到了美国，二人成双入对，双宿双飞，在民运界影响很不好。

二，也在2014年，巴黎华人基督教界的黄玮珥等人决定要在2015年1月1日在巴黎举办一个定名为<1511>的大型音乐布道会，除了邀请远征，孙海英，吕丽萍等演艺界的知名人士外，还将邀请远志明做主要讲员，另外也邀请远志明主持由巴黎华侨教会等几家教会在圣诞新年之间举办的的学生福音营。有一天我对一位学生说，柴玲控告远志明强暴闹得沸沸扬扬，此时让他主持福音营和布道会恐怕不大合适。 这位学生立即说，远志明不仅有柴玲的事，2013年在法国还有件强奸未遂事件，这事很让我吃惊，没想到他信主且成了传道人和牧师之后，还干这种见不得人的事。这位学生没有说2013年事件的细节，也没说受害人的身份，但我相信他不会说谎。出于对教会的责任心，2014年10 月4 日我给华侨教会的执事会写了一封邮件，提到了教会中两位传道人说谎骗人的事实，顺便提到远志明的事，期望他们考虑让这样的人主持福音营和布道会是否合适，随后我把这封邮件贴到了我的博客上。出乎我的意料，这封邮件被柴玲和调查远志明事件的有关人员注意到了，柴玲在我的博客后面留言，希望与我联络，可惜 这期间我们公寓为我的房间进行装修，老伴和我临时迁到公寓的客房暂住，这房很小，不通电话也不能联网，很长一段时间我未能看到柴玲的留言。  而又是恰在此时，一位曾在1989年天安门事件中担任过纠察，身中三颗子弹，后流亡法国，皈依上帝成了全职传道人的弟兄在教会聚会时遇到我，索要我的联系方式，我此时唯一的对外联络方式是手机，很快他把我的手机号给了柴玲，于是我们双方联系起来了。(顺便提一句，这位弟兄在教会和我作了一次长谈后，教会一位女士问他："你和他(指我了）谈了什么？他和你谈了什么？" 奇怪，我们谈什么，你能管得着吗？ Espion 竟然搞到教会来了？!）

三。 有一天我请2013年曾遭远志明企图诱骗的当事人和她的朋友来家共进午餐，开饭前十分钟，突然接到前面提到的那位资深民运人士的电话说： 中午想到我家来蹭顿饭吃，我说那好，就这样这位先生和2013年的受害人不期而遇，席间，他再一次对这两位年轻人介绍了远志明的恶行。这也为日后双方书写证明做了铺垫。当时，这位民运人士并不知道他面前的这两位年轻人就是2013年远的受害者。

四。在我与远志明事件调查组的负责人员通电话时，当事人恰恰在我身边，他们直接通话，交流得非常顺畅，免去了此后我再为他们传话，

现在回过头来看整个事件，主要由两部分组成。 一是柴玲对远志明的揭露；一是2013年发生在德国和法国的事。柴玲和他较量了好几年，他步步为营，先把强奸说成是二人同意，之后的说辞是那事发生在他信主以前，信主以后就<成了新造的人了>，<旧事已过，一切都是新的了>，轻而易举地用<信主前的性过犯>把几件事都推掉了。这种说法在基督教界还很有市场，约在十年前我听到他住Massy 难民营时强奸朱姓舞蹈演员，也认为是他信主前的事而没太在意，许多基督徒对他和柴玲的事以及前面提到的几件事，也是持差不多同样的看法。另外，若就2013年在德法两国的事而言，他只是有企图而并未得逞，如果单独提出来，他也会有许多推脱之词。但当这两组不同时段的事情同时被揭露出来，他就百口莫辩，只能耍赖了。 他在声明中说，"对于针对我的强奸、诱奸未遂和性侵指控，我一概否认"。其实他说的这话很没底气，你否认什么呢？ 你能否认巴黎之行？ 能否认住进旅馆召90后女生单独会面？ 你还能 否认给她看色情片<肚脐>？!  一样也否认不了!

柴玲控远，远志明在Massy的事以及他和朋友妻的事与2013年发生在德国法国的事并无关联。能使这不同时段的事连在一起的主要原因是巴黎华侨教会黄玮珥等人要举办<1511>大型音乐布道会并请远志明做主要讲员! 出于对 神的敬畏，我于2014年10月4日写给华侨教会理事会一封邮件，说出了我听到的远志明的劣迹希望他们慎重，又在10月6日写邮件提出"几点思考和一个忠告" 我把这几封邮件贴在了我的博客上，没想到引起了柴玲和调查组的注意，从而把2013年发生在法国的事写进了调查报告。其实我写这几封邮件的主要目的是要求华侨教会正视和解决国语部传道人柯志仁和法语部传道人邱星火骗造谎言欺骗会众的事，只是在谈到<1511>时顺便讲了讲远志明的事。迄今，那两位传道人说谎骗人的事仍未解决，倒是因着这封邮件使得远志明在不同时段犯的事被联系到了一起，从而导致他辞掉神州工作室的工作也进入了<安息年>。应该说，远志明落得这个下场真的只是个副产品。

我部分参与了对远志明的调查，也和写过证词的人有过深入的交谈，我发现调查工作就像是 神亲自带领一样，环环相扣，看似偶然的事情其实都是为后面做铺垫，严丝合缝，一点人力物力的浪费都没有。恰到好处!   我只能说 神是应当敬畏的。靠人的机巧绝对骗不过 神!

由此我也深信，巴黎华侨教会那两位传道人说谎骗人的事终有大白于天下的一天，靠人的手段胡搅蛮缠，捂盖子不可能经久。

漫漫长夜 163 在北京的最后十年 1

前面三段用的小标题是"重回北京"  接下来写的时候感到这样写不太确切，因为重回是一个动作，做完就完了, 所以从本段起将小标题改为"在北京的最后十年"， 这十年，中国的变化较大，我个人及家庭的变化也不算小，一是爸爸在久病之后过世了，二是妻子调回北京，孩子的户口也随即迁到北京，不必再借读了。三是我译的那本书，经过十三年的耽延终于出版了。十年之后，我离开北京到法国，以后的生活轨迹就完全不同了。

毛死后，整个社会弥漫着一种不知何去何从的气氛，用物理学的名词来说是处于非平衡状态，人们思变，但又不知该如何变，变的结果是福还是祸？!  人人都在等，也不知等什么。我个人的看法是，不管怎么变，总不至于比毛活着时更差。

毛的尸骨未寒，他的亲信四人帮就被抓起来了，可是接下来又要人们继续批邓，真不知上面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只能过一天看一天，也许这就是邓所说的摸着石头过河吧! 其实呢，过不过河对老百姓都无所谓，别折腾就好了。

前文已经提到过，文革期间，鸡鸭院外迁，把已经建成的院址分别送给了北京第二汽车厂和公安部的两个研究所，后来看到中央各部所属的研究院都没有迁出，院领导后悔莫及，想办法补救。一是把未迁出的部属的电器研究院和鸡鸭院尚未迁出的一部分处室合并，改名为机械工业部机电研究所，将失去了存身之地的原鸡鸭院那那部分迁到德胜门外的原电器研究院去，成为新成立的机电研究所的二室。二室的最高领导人是室主任兼党支部书记王某，此人原是个大兵，转业到鸡鸭院后在人事处当干事。充其量读过高中，倒写得一笔好字。 鸡鸭院仍保留它的名称，因一部分研究工作迁到了河南的漯河(后到郑州），另一部分到了机电所，所以鸡鸭院只剩下一个空壳，迁到了前北京农业机械化学院的主楼，从此以后就成了机械工业部所辖各个研究机构的总管，代替了部科技司的一部分职能。

在德胜门外上班的时候，虽说鸡鸭院的留京部分和电器研究院合并了，但无论从组织上还是某些人的思想上，都还是各搞一套。机电所二室成了所里比较特殊的单位，发出的资料，研究成果(说实在的没什么成果可言）都特别标明机电所二室，而其它所有各室均属名机电研究所。 一次物理组开会，组长大放厥词，质问所党委成员中为什么没有二室的人，她本人并不是共党党员，这有点管得过界了，实际是借此拍二室那位支部书记的马屁。在此场景中，我们只能做壁上观。

在德外上了两年班之后，组织结构又重新调整，机电所二室顶着机电研究所的名字迁到了原北京农业机械化学院的一座楼，留在德胜门外的原电器研究院的那部分改名为机械工业部自动化研究所。农机学院内还有两个地球物理研究所，一个属于地震局，一个属中科院。我的两个同班同学在地震局的地球物理所工作。

从鸡鸭院宿舍到机电所可能有十几里路，所里有班车接送，除了最冷的十二月和一月我搭乘班车外，其他时间均骑自行车上下班，单程约用40到45分钟，对身体是很好的锻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