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康：圣徒，奇迹，希望
2015.11.06 06:45
编者按：这是来自中国、旅居美国的学者王康为美国之音撰写的文章。这篇文稿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转载者请注明来自美国之音或者VOA。
他与中国结缘，自愿躬身成为中美友谊的一座民间桥梁：寻访中美共同抗战老兵，抢救历史；收养中国孤女，成为四个中美女儿的美国父亲；拣选并感受中国普通人的友情，实践一种仁义道德人生。
——北明：一个美国人的中国故事（2005年）
一
2015年10月18日下午四时，北京五塔寺内船山书院举行活动，美国人卢百可（Patrick Lucas）获得中国民间“公和基金”2014年度人物奖。这名身高1.90公尺的美国人用中文致获奖辞，题目是：记住历史（Remembering History）。他说：
非常感谢公和基金会对我的支持与鼓励！也感谢把我向基金会推荐的与投我的票的人。感谢那么多支持我的朋友、家人以及那些我尚未没亲自见面过的但同样支持我的人。真很感动。
我们项目叫做“共享光荣”，是想去记录中美合作的口述史的一项目。“共享”这词大家都明白，但对于“光荣”，我想先解释一下。实际，对不起，打仗并不光荣，没有光荣。打仗是相当糟糕的事。打和平、打友谊、为了和平而共同努力，这才是“光荣”的事。尤其，不同方为了和平而共同努力，这是尤为光荣的一事。
2002年时，为了能够找到中美之间可以沟通的另种共同话题与语言，思考了很久，就选择了中美二战的合作史，然后就开始收集这方面的资料，并跑了中国许多曾经发生过这场历史的地点，拜访了当时的历史目击者与参与者并录下了他们的口述回忆，也跑遍了几次美国，非常荣幸地认识了许多老兵与在中缅印战场牺牲的美军的亲属，也把他们的宝贵口述都纪录下来了、老照片扫描了、老信件也读了、很感人的人情故事听到了，让人痛心的和让人产生希望的，由于接触多了，最终好像统统都进入我骨头去了，都进了我想象去了。对我，这一切印像非常深，非常感动。工作中，我经常会得到别人的协助，或有他人暂时加入这工作一段时间，也有部分较为固定的人参加了工作。同时，由于我每学期在中国都带一帮美国大学生，经常会有他们参加整理资料、开小会议，甚至与我在中国一起到田野体会此历史的机会。这些年太特别，我忘不了这工作中认识的这些各种人与各种丰富的体会。都是我一生中的一大福气。
我们这项目中所强调的是个体故事，关系到个人的故事，并不是什么大历史。关于二战的大历史的数据已经很完整。那么，抢救这些个体故事有什么价值呢？个体历史经常更有情节性与感情，而个体故事能提醒我们：打仗的是人，受苦的、牺牲的、面临灾难的（绝对包含军人在内）也都是人。这对于那些没有体会过战争而对于打仗比较不反对的年轻人，说不定会有一定的启发。或这么说吧，在有部分人把对方妖魔化时，能记得对方也是人，甚至可能会引发潜在的新的结果。
历史好重要。一个人，一个家族，或者一个民族，它对于自己以及对他者的许多理解是来自于自己对于历史的认识和诠释。对于历史的理解是一种窗口：历史是我们去观察与判断我们世界的标准。尤其，在我们想解读他者的行为时，对于历史的某种理解会导出某种结论，对于历史的另种认识会导出完全不同的结论。历史实在太重要了。
这么多年来，在大学里做中美年轻学者的桥梁已经做了快20年了，另外做中美二战合作的口述史做了快13年了，这都起源于什么呢？这与历史有关。我1985年第一次来中国读书时，我就认识了一些中国朋友，是我第一次有中国朋友了。在那时的大气候下，与一个外国人交朋友是有风险的，所以不是像今天那么简单的事。但幸亏，有些勇敢的中国人决定去冒险，愿意在友谊上投入，并对于一个不懂事的美国青年积极地去理解与宽容。很有意思：就是因为他们的那时的行动与投入，以后就结了这一切果子。假如我的这些年的工作真的对社会有价值、有贡献的话，那么都是起源于他们那时先种的种子。我上面说的当然是我的个体历史，但实际民族之间也一样，民族之间的友谊是需要先投入的，是需要用积极并开放的眼光去理解与宽容对方的，甚至有时是需要先去冒险的。这种勇敢的友谊真光荣。
谢谢各位！
这是一篇获奖感言，也是一篇个人宣言。据卢百可的一名中国朋友透露，卢是一名虔诚的基督徒。本文作者不是任何教徒，只能尝试从某种信仰去体验这篇表面看来“无甚高论”的文字。
二
卢百可是美国俄勒冈州农家子弟，父亲曾是二战军人。1985年，他的女友（即他后来的妻子）大学毕业后去了法国，他自己则选择了中国，“一个没有汉堡包的国度”，一住30年。其间除在北京“中央民族学院”读完文化人类学博士并留校任教外，他为自己做了三件事。
一是用九年时间出版了《屯堡人：起源、记忆、生存在中国的边疆》。
2000年，他坐车路过贵州安顺大西桥吉昌村时，见到田里干活的妇女的服饰很有民族特色。一种强烈的好奇心驱使卢百可走进那个村落。此后几年，他来往于北京—贵州，辗转到屯堡，与村民一起干活，吃饭，聊天，挤中巴车、三轮车，跋山涉水，拜访老人，修复族谱，探寻墓碑，参加不邀外人的家族祭祀，搜集历时600多年的屯堡人史诗。《屯堡人》刚刚出版，尚未上市，卢百可即飞到贵州，将书送到村民的手中，“我是屯堡人！”
若非英国考古学家斯坦因、法国考古学家伯希和在上世纪初年来到敦煌，瑞典地质考古学家安特生（1923年）在北京周口店发现人类化石，英国牧师董宜笃（1931年）在四川广汉月亮湾寻得几件玉石器并立即交给华西大学博物馆馆长（美国人）葛维汉，中国20世纪最伟大的几次考古发现不知将伊于胡底。卢百可的《屯堡人》不能与上述三次考古发现相提并论，但它显示了一种中国人欠缺的眼光：对文明的孩童般的陌生感、好奇心，对真理的单纯的追求精神。这种精神源于某种宗教情怀：上帝创造的世界是永远的奇迹，值得终身探求的恩典。急功近利的现代中国人，由于丧失某种终极意识，不仅不能洞悉宇宙奥秘和世界真谛，到头来也不能辩识自己，——被马克思列宁主义征服就是一个可悲的例子。
终极真理有可能造成极端哲学和绝对意识，导致极权主义，20世纪共产主义和纳粹主义给人类带来空前灾难，人们有理由警惕任何终极性乌托邦。但是，正如蒂里希所言，战胜乌托邦的，正是乌托邦精神。卢百可对偏远贵州小村落的难以遏制的“好奇心”，正是超逾功利成败的趋向真理的乌托邦精神，当千千万万普通人行在这种有益他人又实现个人理趣的真理之路时，那种极端性乌托邦就可能不断地被“微创”而销蚀。
三
卢百可做的第二件事，是绝大多数中国人不大可能做到的：他先后收养了两名中国女婴。卢百可本是两个美国女孩的父亲。因为不忍中国被弃女婴的状况，尤其不忍见居家附近十公里处“福利院”的现状，先后收养两名女婴。他的理由很简单：“我有家，我要给她们一个家！”
毛泽东和很多中国人都不相信世上有“无缘无故的爱”。他们以己度人，用粗鄙的因果关系和功利算计衡量世人，以物化标准诸如“阶级”、“自己人”、“我国”判断人类。多年来一种令世界侧目的中国悲剧是，每年以三万人数增加的弃婴，——最悲惨的自然是女婴。“她们被关在简陋的砖瓦小平房里，屋梁上挂着一个闪来闪去的灯泡，顺着阴冷墙壁的四面搭成一大趟无间隔的通铺，上面挤满了裹得严严实实的只剩一双小眼睛的女婴。每个20平米的房间怎么也得有三四十个孩子，有的哇哇大哭，但大部分一动不动。房间里看不到阿姨，也没有热水、医药和玩具”（《南方人物周刊》：一对夫妇23年帮助11800个中国孤儿找到“美国父母”）收养弃婴费用大约3万美元，包括申请、材料整理、家庭调查、指纹鉴定、移民审批、收养前培训、收养后跟踪服务以及给福利院的3万人民币的“儿童养育费”。
基督徒服事上帝，也是爱家之人，结婚成家是他们的幸福和责任。基督徒没有对“父权”和“夫权“的抗拒，相反，丈夫和父亲是家庭的船长，以爱心和智慧引领家人穿越俗世。基督徒的宗教生活以家庭为单位，家庭是其“天然的教堂”、“永远的修道院”。人人都是上帝的孩子，这样的训诫直接通向每一个人，亲人和外人。真正的基督徒本能地同情不幸者、弱小者、被抛弃者，——弃婴甚至有童年耶稣的形象。
我们不知道卢百可夫妇如何决定收养两名中国女婴，只知他们做了十多年的调查和心理准备，取出结婚以来的所有家庭储蓄，先后两次呈交中国政府索取的高额领养金。“离我们家十公里远的福利院，那里的弃婴没有家，可我们有家！我们能力有限，只能收养一个。再储蓄一笔钱再收养一个，不能不做！很简单！”这就是他们的理由。曾经有过犹豫：你不是有钱人，你只是教师，永远不会发财。但是，一想起弃婴，痛苦就挥之不去。终于把“小姑娘”接回家，“所有过程，申请书，填表，签字、交费，一直激动，幸福！”卢百可夫妇由衷赞美自己的中国女儿：她们棒极了！一个一岁半，一个三岁，聪明、活泼，什么都吃。真正的问题只有一个：怎么做一个好爸爸好妈妈？！
卢百可亲生的大女儿叫卢天蓝（CielleAnnamarieLucas），他说，“Cielle本是sky或heaven的意思”；亲生的二女儿叫卢天歌（KyrieElisabethLucas），“Kyrie是基督教某古老歌曲的歌词的第一词”；老三是从孤儿院里收养的第一个中国孤女，叫卢天仪（AlaiaTianyiHelenLucas），他说，她“是‘天’送给我们的一个非常宝贵的礼物或眷顾（仪），是我们本来没有资格获得的礼物”；他和妻子收养的第二个中国孤女是家中老四，叫卢天媛（SaretTianyuanIsabelleLucas），这位美国父亲说：“‘媛’代表‘圆’，意味着有了她，我们的家才是完整的”。这样解释自己女儿，卢百可充满着父亲的自豪和幸福：“四姊妹之间特别亲”。
2300多年前孟子就呼吁天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但中国人几乎没有收养异族幼孤的事例，——我们没有真正履行“天下为公”、“四海之内皆兄弟”的高尚理想。基督教传教士走遍沙漠、荒原、丛林，到完全陌生、充满敌意、野蛮不开化的地方传播上帝福音，对于所有中国人——即使最高尚最卓越的中国人——都是不可思议和难以承受的负担。像武训那样，从己身际遇出发，推己及人，为穷孩子办义学，就是中国式圣徒。西方传教士，出身显贵望族、著名大学者不绝如缕。对于中国，如俄国十二月党人那种为“不幸的俄罗斯人民”而走向“伏拉基米尔大道”的圣徒，至今还是太稀罕的事像。
四
“2005年全美美国老兵协会统计显示，每36小时就有一名抗战老兵去世。卢百可为抢救被遮盖并正在被带进坟墓的历史，自2001年开始，走访太平洋两岸在华抗战的中美老兵至少150位。十年过去的今天，那一代人绝大多数变成了美国墓碑和中国天空的难魂。岁月已经证明：卢百可是中美两国唯一以一人之力，当国家之责，奋力留住了这段历史的人！”（北明《一个美国人的中国故事》）。这是卢百可做的第三件事情，是他此次获奖的理由。
2005年，北明主持的自由亚洲电台《华盛顿手记》节目，首次报导了卢百可。这个美国人足迹遍布山西、浙江、江苏、广西、贵州、江西、湖南、湖北、云南、四川等省，以及十余个美国州。中世纪的教士经过阿尔卑斯山时，并不欣赏如画风景，——他们沉浸在内心的上帝之国中，聆听神圣的福音。卢百可似乎没有陶醉于中国山水，——这使他把自己隔绝于数以亿计的中国旅游者之外。他的使命是寻访数百名中美老兵及其亲属，编写中美二战合作口述史，“再现刻意掩盖半个世纪的中美两国共享抗日光荣的真实，抢救即将被岁月带走的历史。倾倒家财，奉献时间，身患重症，艰难困苦，坚持不懈！眼看八旬老兵纷纷谢世，却常因资金短缺，采访无法成行，而扼腕叹息。”为了可能的捐款，北明还在节目中公布了卢百可的信箱。
近年，很多中国人也开始收集抗战史料，做成影视、雕像、公园、博物馆，几乎没有人不在显要地方留下自己的尊姓大名。一部表现国军抗战的100集电视片，每集20来分钟，竟在末尾用近5分钟时间缓慢地显示摄制人员名单，另一部影视“集资”过亿，干脆叫《我的抗战》。卢百可买不起摄像机，靠借来的老式机器拍摄的镜头，被中央电视台取用。“他们都用上了，而且不止一个电视台。但是从来没有承认过我们。没关系！承认不承认我们，那是小事情。承认我们，对我们将来继续做这个事情有好处。但是关键，把这些故事宣传！我们做不到，我们没有费用……”他的中国助手：“有时候，睡觉都梦见老兵的嘱托，梦见他们的面孔。四天了，我们每天只能吃一餐。只有一餐的费用……”中国亿万富翁已居世界首位，北明曾在节目里留下卢百可的邮箱，但是几乎没有人慷慨解囊。“没关系！”
尤金·蓝斯（EugeneLance）是中缅印战区美军机场输油管道工程兵，收养过一个当地男孩。60年后，他旧地重游，与他的“小男孩”重逢。“牵线人”就是卢百可。华盛顿—北京—昆明—腾冲，承担所有费用的也是他。“中央电视台”报导这段“佳话”，照例没有提及卢百可。湖南某地为抗战阵亡将士祭祀，组织起出殡队伍，当地媒体报导，没有出力出钱的美国人卢百可，“没关系！”。贵州某县发现美军机残骸，卢百可闻讯前往，跟村民走进山野河谷，从不言官僚刁难，只道“老百姓，太棒了！”一个景颇族老人出示一枚戒指[JZ1] ，索价不菲。卢百可认出上面的英文（UniversityofOregon）竟是他的母校缩写，于是返回故乡，找到戒指主人卢米斯的父母的墓地，上面刻有“我们的儿子在中国打仗失踪”字样。卢百可继续寻访，终于把死者的侄子带到腾冲那架飞机坠毁处，——没有谁把戒指归还亡者亲属。没关系！
基督教一开始就超越了种族、地域和国家。它源自人类心灵，它唤醒沉睡在重重迭迭的世俗皮囊中的善意和爱。无论仇恨和战争如何毒害人类，但虔诚的基督徒始终渴慕着和平，希望人类通过宽容和自由涌进圣殿。卢百可从来不言“上帝”，但他始终在践行某种只有在信仰世界才成立的真理：梦想一个消除一切分歧、没有争战的世界。
中国与世界刚刚纪念抗战、二战结束70周年。莫斯科和北京竟然举行盛大阅兵，向世界炫耀武力。除了民间零星声音，整个中国一片沉寂。卢百可在北京颁奖仪式上关于战争的发言，可谓空谷足音：
打仗并不光荣，没有光荣。打仗是相当糟糕的事。打和平、打友谊、为了和平而共同努力，这才是“光荣”的事。尤其，不同方为了和平而共同努力，这是尤为光荣的事。
无疑，卢百可是反战人士，但他不止于抽象反战，他有十分明确的反战目的：中美共享合作作战，更应共享和平。中共正整军经武，其鹰派叫嚣战争，已全然不顾国际视听。时下，中美在南海剑拔弩张，卢百可近20年坚持不懈地推进其“共享光荣”项目，显然不能阻止战争狂人，但他在“公和基金”颁奖仪式上公开发表反对中美之间开战的言论，则使异常沉闷诡谲的深秋北京，平添一股光芒。卢百可呼吁双方记住：把对方妖魔化时，能记得对方也是人！不必引用康德（人是目的），卢百可有更深的企盼：
能记得对方也是人，……在我们想解读他者的行为时，对于历史的某种解读会导出某种结论，对于历史的另种认识会导出完全不同的结论。
五
虔敬的基督徒直接对上帝倾诉，他们甘于做世界的“光”与“盐”，——他们不怕孤独。救赎的对象从来不是抽象的“人民群众”而是个人，每个人。基督徒忧心世道的败坏，更省视自己的缺欠、软弱，寻求弥久常新的启示，以承担神示的负荷。奉行“简单”信条的卢百可身上似乎有一层神秘面纱，——不仅因为他生性腼腆，不善言辞。在中国人看来不足为训的凭证，却成为这个美国人的“大福气”：
假如我的这些年的工作真的对社会有价值、有贡献的话，那么都是起源于他们那时先种的种子。我上面说的当然是我的个体历史，但实际民族之间也一样。民族之间的友谊是需要先投入的，是需要用积极并开放的眼光去理解与宽容对方的，甚至有时是需要先去冒险的。这种勇敢的友谊真光荣！
如果这段话出自中美两国元首、尤其出自习近平之口，世界将刮目相看。“种子”当然是基督教的重要概念，卢百可所称颂的“友谊”、“勇敢”、“冒险”，指的是他初来中国时的遭遇所引发的中国人性。上世纪80年代，囿于多年对西方特别是美国的敌意宣传，中国人多少需要点勇气跟卢百可这样的美国人接触。事实上，跟他接触者有的受到警告，有的被扣押了工资，是否有牢狱之灾，我们不得而知。
卢百可很少提到西方游客喜欢的中国相声、太极拳、烹饪、山水，他爱的竟然是“中国人”，中国人表现出来的友谊和勇气。是中国人对美国人的信任、友善，渴望自由的“种子”，在卢百可心里生根了，令他如此痴迷中国，并心存感念。
“公”、“和”两字是中国哲学思想和社会伦理的高级概念，与基督教的信条有深度的契合。鬼使神差，“公和基金”撞上了卢百可，一名现代美国君子，一名只看外貌没有什么异常禀赋的圣徒，——无论按照基督教还是中国先哲的准绳，都可视为圣徒的人。
这是无数偶然奇迹般碰撞的结晶。没有北明十年前对卢百可的发现和介绍，没有耿潇男坚持不懈的举荐和游说，没有“公和基金”理事们的慧眼和良知，没有四面八方的支持关注，没有中国民间社会的成长，这个奇迹不会发生。
六
“卢百可的人生行动的坐标是信仰、希望和爱。他俯身成舟，奋力行驶在中美友谊的断流上，与此同时，他用人在异乡的个人行动，展示了人类之爱超越种族和民族、文化和历史的伟大力量，实现了这种爱超越国家和制度、个人和金钱的深在价值。”
这是卢百可行为的终极价值所在，也是荐举他为“公和人物”的理由。
年近九秩的张思之先生愉快地担任了卢百可的颁奖人。张思之是中国年高德劭的法律界泰斗，他近日中风卧床，谢绝所有邀请。70年前，张思之曾作为远征军一员，跟美国飞虎队结缘。我们不知道是什么力量把他从卧榻上接引到现场。老人颤颤巍巍，用微弱声音靠拢麦克风念完颁奖词，最后提高音量：
“我认为，这次颁奖并不是颁给卢百可个人的，而是颁给卢百可代表的美国人民！”
颁将典礼主持人是北京图书出版人、公和基金会执行理事、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的耿潇男。她不知何故离开了演艺圈，结识不少思想界人士，参加过很多抗战纪念活动，策划了2013年北京雍和艺术馆抗战巨卷国画《浩气长流》图集发布会，抚恤过若干抗战老兵，还到华盛顿阿灵顿国家公墓凭吊过陈纳德将军。卢百可打动她的，是“为中美老兵招魂”。在耿潇男眼里，颁奖给卢百可，简直是奇迹。“我的一个群，七嘴八舌为‘公和年度人物’评选推荐，最后聚焦在一个陌生的美国人卢百可身上。于是开始长达几个月的寻找，提名，复选，等待，拉票，祈祷……直到卢百可挽妻携女走上领奖台。”耿潇男的抗战，是反抗奴役追求自由，“9月初那场阅兵式，不是我的表达。卢百可的故事，是真实的美国梦；他的当选，又成了中国梦。这是何等美妙的故事，也是我个人的小小的中国梦，最完美的个人表达！一群人说说说的，居然就成了！”
胸有万言艰一字，世存千秘共一念。美国、中国、战争、和平、博爱、圣徒……中国每天有无数会议、论坛，也许只有2015年秋在北京佛教圣地五塔寺船山书院举行的简短仪式，表达了如此不寻常的意义：一群中国人把一项寄托了古代东方理想的奖项，颁给了一名美国基督教圣徒。世界的正念如此奇妙地遇合在2015年的北京，一个普通美国人，在变异日亟、吉凶未卜的历史关头，获得来自中国民间的认同与敬意，犹如退潮浊浪中闪烁起一颗彩虹似的水珠，引起当事人和知情者一片欢呼。
10月27日，卢百可知会朋友：“我计划用这笔奖金继续做口述历史”。
20世纪是好人、君子、圣徒受难的世纪，21世纪还看不出终止这种悲剧的力量。卢百可在中国30余年的经历和他这份意外的奖励，不可能使悲剧改观。但我们毕竟目睹了一次几乎转瞬即逝的奇迹，也就有了些许希望……
谨仿杜翁《闻官军收河南河北》，贺卢百可先生获2014年度公和基金人物奖：
海内忽传卢百可，美国圣徒临公和。
俯身沉舟补断流，人孤己怜共天乐。
却幸北明钓忘水，便付潇男举木铎。
五塔千秋藏剎那，船山栖伏终有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