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漫长夜 141 五七干校 14

大约是在1971年，五七干校正在大抓516分子的时候，校部接到北京的电话说，王燕文的丈夫杀死两个孩子后上吊自杀了，让王燕文火速回北京处理后事。校部立即找到正在田间劳动的王燕文，谎称她的孩子有病让她回京照顾并派了一位女士陪他一起回去。王等二人前脚离开干校，她丈夫自杀的消息便随即传开了。

王是上海人，1951年入同济大学化学系，一年后被选派留苏入莫斯科钢铁学院读金属物理。1959年初毕业回国，早我半年来到鸡鸭院物理组，我们共事多年，相处不错。她的丈夫顾叔钊是她在莫斯科钢院的同班同学，他们的毕业论文是二人共同完成的同一个题目，回国前在莫斯科结的婚。顾叔钊被分配到二机部原子能研究所，该所位于北京近郊的房山县，他们的家设在了鸡鸭院，顾叔钊每两周可以回北京一次。二人育有一子一女，这两个孩子既聪明又漂亮，人们称这一家是神仙眷侣。

顾叔钊出身知识分子家庭，其父顾仲彝是作家，他写的话剧"秋海棠"在三四十年代名噪一时，曾被改编为电影，记得我幼年时看过，吕玉堃饰演男主角。中共建政后，顾仲彝曾任上海文化局副局长。1951年顾叔钊考入上海交大电机系，次年被选派留苏。

1969年王燕文和我们一起去了五七干校，两个孩子交由顾叔钊带到原子能所看顾。文革初期顾叔钊站在了造反派一边，大抓516分子时也受审查，据说本应对他"隔离审查"，但他有两个未成年孩子需要照顾，所以让他"日托"，即上班后隔离交代问题，下班后回家看孩子。一天夜里顾叔钊先后把两个孩子掐死，之后自己从容上吊身亡。

四口之家的神仙眷侣一夜之间只余下一人，王燕文遭此打击精神近乎崩溃。

漫漫长夜 140 五七干校 13

中共治下，夫妻双方两地分居的很多。因为大城市的户口限制极严，其它地方的人根本无法进入，特别是从五十年代起就把人分为城镇户口和农村户口之后，农民户成了二等公民或贱民，除了考大学一途，根本没有任何指望可以成为城市居民。以我个人为例，我是1968年结婚的。妻子原是北京居民，到天津上大学后，把户口迁到了天津，1961年毕业被分配到河北阜城当中学教师，户口迁到了阜城。我们结婚后，两地分居十二年，直到1980年8月她才调到北京与我团聚。而那时工资低，交通费高，许多人不可能靠自费与家人团聚。与我同年分配到鸡鸭院的一个小伙子，是中山大学化学系毕业的福建人。单身住在鸡鸭院的宿舍内。大概是到了1962还是1963年，节衣缩食积攒了一些钱，他请假自费回福建探亲。他前脚走，我们即后脚听了一个文件传达：从即日起，实行探亲假制度，夫妻分居两地者或未婚与父母分居者，每年可有十二天的探亲假，路费报销。福建这小伙子有点倒霉，如果晚走一个月，就可省下数目可观的往返路费了。写这些都是为了后面的铺垫。

1969年4月，我们去五七干校，同年八月，我以探亲假名义去阜城，之后回北京看望父母小住数日。从干校到阜城的路费可以报销，从阜城到北京的路费就要自掏腰包了。其他同事在北京原是与配偶同住的，要到次年才可享受探亲假。而那些夫妇双方同去干校而把子女留在北京的却无权享受探亲假。在干校都是男女分开住集体宿舍。对他们来说是天涯咫尺。

那些受"审查"的人是无权享受探亲假的。受审查的又分成了两种，一是1969年年底根据林彪的"一号命令"被带到五七干校的所谓"走资派"和历史有问题的人，到干校以后，其中一些人被查清了问题"解放了"，余下的待查的人已不多。二是在五七干校被列入调查的人，主要是原来的造反派，在清查五一六分子时"被揪"的人。例如：和我较熟悉的陈玉民，他是从清华大学调派的留苏生，1958年回国，在鸡鸭院二处工作，因家庭历史清白，曾是鸡鸭院加意培养的对象，俨然一颗冉冉升起的明日之星。只因文革期间站在了造反派一边而被列入了另类。
多年不允许他回北京探望妻子和儿子。他家住鸡鸭院宿舍的底楼，抓516高潮期间，有人向他家扔砖头，打穿玻璃进入房中，幸未伤人。其他如顾汝亮，刘述意，贺XX(忘记名字了）都是多年不允许探亲的。

冲出重围 又来一个短平快

我所在的聚会点隶属于华侨教会，在这里聚会的人有一部分是从华侨教会过来的，本就是华侨教会的会员。 另有一些人填表加入了华侨教会，也有些人没有加入。在这里经常聚会的六七十人中，共有二十二位华侨教会会员。

聚会点成立于2009年6月，华侨教会每两年改选一次执事会，2011年和2013年华侨教会的执事会选举，都为安东尼聚会点的会员参加选举做了妥善安排。

今年不同啦!  按会章规定，召开会员大会前十天，应当把开会的通知分发给每位会员。 今年华侨教会执事会的选举是三月二十二日。三月八日执事会就托人把开会的书面通知带到了聚会点。但受人干扰不让此间的负责人分发，直到三月十五日才发。原说是此间的会员可以在安东尼聚会点投票，但到了投票前一天又告知，不能在安东尼聚会点投票了。我是周六十一点半接通知的，有人接到电话通知已是傍晚了，甚至有人是周日的上午才接到电话通知。 通知告诉大家，如果去不了华侨教会可以通过微信或电子邮件委托那边的天人代为投票，这就为我们设置许多的障碍，我没有智能手机，无法发微信，我拟委托的人又没有电脑，怎么办？看来只有弃权了。 不过人到了没办法的时候也会"情急智生"，我给华侨教会国语部执事会的十个人发了封邮件，请他们告知我的委托人代我投票，我相信这十位执事不会不做，果然就这样终于把票投入了票箱。 我称此事为<冲出重围>，又打了一个短平快。

不过有两个遗憾： 一是聚会点的二十二位会员不都有我这样的坚持，绝大部分人不得不弃权。 二是按规定，委托人要签署一份委托书交给受托人。这次来不及了，是一位执事请受托人代我签名的。 如果按法律追究起来，等于是犯了伪造文书罪。

漫漫长夜 139 五七干校 12

我的妻子是1961年河北大学毕业被分配到河北省阜城县阜城中学任教的，那里的生活条件和工作条件都相当艰苦，饮用水带有苦涩的咸味，每天只能让大伙房灌一暖壶。她是学生物的，因生物课在中学里并不重要，而校内大学本科毕业的教师又不多，所以让她教主科化学和英语。有些内容她也得从头学。

该校教师大体分两类，一是本地人，年龄较大教龄较长，学历都不高，比如专区的师范专科生等；另一类是60年以后从北京，天津等地分派去的大学生，我认识的就有一位家住北京，北京师范大学物理系的毕业生，在那里教初高中的物理。文革前这两类人相处没有什么隔阂。

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各大城市都是以中学生大学生到社会上破四旧开始的，继而是回校
批斗校长教师。阜城中学文革开始时，学生们都比较保守，不敢打人斗人，搞得相当温和。 后来北京六中的一批学生到了阜城串联，向那里的学生传授经验，当天就打死一个语文教师。从此，阜城的学生们像是得了真经，武斗之风一下子起来了，校团委书记刘广智是个中专生，工资较低，平时就嫉妒大学毕业的教师每月有五十元的"高薪"，文革开始后混入红卫兵组织乘机引导，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了京津来的大学生教师。这些外地来的教师几乎无一幸免，全部被揪斗，弯腰低头喷气式，拳打脚踢等成了家常便饭，吃饭前还要到毛的像前认罪。我的妻子平时为人低调，此次挨整也是随大流的众人之一，当地老乡对他们说：本地的教师差不多都拐弯抹角地有亲戚关系，不整你们外来的整谁？!我太天真，得知妻子挨整受委屈后，心中不平，利用回北京探亲的机会到处告状，去过文革接待站，去过国务院接待站，
等把我写的申诉材料转到阜城后，刘广智等人把我妻子提升为第一号斗争的对象，在全县的斗争大会上判我妻子三年管制。 妻子被整以后，每次我给她写信，信封上都写魏新愚 田立忠两个人的名字，魏新愚是阜城中学的校长。因为写给她的信肯定先要经过红卫兵的审查，说不定还被压下不给她，同时写上校长的名字，他们倒不敢扣押了。不了解的人看这信封，说不定还以为这是夫妇两呢!

红卫兵从我的信中摘抄了一些话，寄给了我们五七干校，期望以此把我株连进去一并打倒，五七干校接到告发后，立刻派了鸡鸭院政治部的徐雪芬和一吴姓干部去阜城调查，徐雪芬是抗日时期加入共党的干部，多少懂一些政策，看到阜城揭发我的那些材料都是肥皂泡，向五七干校报告说我没问题，所以五七干校那一届的负责人没有整我。他们也理解了我的妻子挨整是冤案。后来这些负责人或是去了漯河，或是回到了北京。校部和连队的负责人都换成另外的一些人。一名叫孙大勇的成为我们连的指导员，此人是鸡鸭院二处的一名技术员，极左，1971年阜城中学更进一步整我妻子，我天真地以为五七干校保留着徐雪芬二人调查的材料，所以我向孙大勇介绍我妻子的近况，期望得到干校的帮助。没料到这一下等于是给这位孙某提供了材料，认为我袒护反革命的妻子。此事不久，上面就传达九一三林彪出逃事件。五七干校中凡是受审查尚未有结论的均不能听传达。我从未被宣布受审查，但这孙某却不让我去听传达。这等于是向所有五七干校的人员宣布我是有问题的。至于什么问题，人们不知道，只能猜。这样一来，我的处境比那些一直受审查的人更尴尬。因为他们的所谓问题是明的，我的问题是个"谜"，孙某人通过这件事整了我一次。 我被"亮相"后，周围的人反应两极，有人一如既往地和我来往，有人却从此不再与我交谈，好像根本不认识我一样。做得最突出的是一个叫把健的工程师，他比我大约十五岁，是搞冷加工的, 情商应该极低，看风使舵却无底线。此时不理我了，走对面连看都不看我，和我似乎是划清了界限。十几年后，我们都回到了北京，1986年我来法国前到他和其他几位老朋友的办公室辞行，他把我叫到楼道里悄悄地对我说，出国后要紧紧地依靠组织，周末多去大使馆汇报。在我被冷落的日子里，学妹陈佩云，老友沈铁成均表现出色，令人感到安慰。当然在此情况下我也尽量少与他人打交道，免得他们为难。

2015年4月4日给黄玮珥和国语部执事的邮件

玮珥 各位执事    主内平安!      
2015年3月29日 安东尼聚会点的主日崇拜程序表上刊登了以下文字：

教會消息:

1. 母堂執事會黃瑋珥弟兄致安東尼聚會點的華僑教會會員說明書:

3月 8 日丁均姊妹帶上了華僑教會 3月 22日分部會員大會通知書,交給王大台弟兄。我本人因為兩個月前和大台萌珥弟兄已經計劃於 3 月 22 日舉行安東尼弟兄姐妹確認同工會議,(當時認為由華僑母堂確認母堂同工,安東尼聚會點確認安東尼同工,合情也合理)。因此我就請王大台弟兄暫不發母堂分部大會的通知書。3 月 12 日植堂小組會議中,我們回應安東尼負責同工在收集人選信息需要,和界定安東尼聚會點同工會性質,我們決定原定的 3 月 22 日的聚會點表決推遲至 4 月 12 日舉行。於是 3 月 12 日當天,我請賀晗姐妹向所有在安東尼的華僑教會會員發出母堂分部大會通知書,賀晗姐妹在當天共發出 15 份,其餘 7 份直接由王大台弟兄在 3 月15 日轉交。也由於母堂國語執事會沒有確認植堂小組建議的異地投票方案,有會員誤認為該建議已是決議,使你們未能提早清楚投票方式,我在此深表歉意。我們會在未來,給予安東尼聚會點確定的教會會員大會和分部會員大會做法。


看了这一段说明之后 引发了更多的疑问：<我本人因為兩個月前和大台萌珥弟兄已經計劃於 3 月 22 日舉行安東尼弟兄姐妹確認同工會議,>安东尼聚会点植堂小组共有六人，即法语部的邱星火和李基纳，国语部的黄玮珥和丁均，安东尼聚会点的黄萌珥和王大台.两个月前，你和大台，萌珥三人是以什么身份确定的这个计划，在你们开会讨论计划前有没有植堂小组的授权，确定计划后有没有向植堂小组其他成员报告，如果这一切都没有，那你们三人确定的这个计划有效吗？2015年3月1日 巴黎华侨教会召开会员大会，为便于在安东尼聚会点聚会的会员参加会员大会，特地停止了当天在安东尼聚会点的聚会。3月22日华侨教会再次召开会员大会，选举国语部的执事会，其重要性不亚于3月1日的会员大会，你们三人却偏偏把安东尼聚会点选举同工会的日子定在这一天，意图就非常明显了，无非是不让在安东尼聚会点聚会的会员去华侨教会投票选举国语部执事会。<,(當時認為由華僑母堂確認母堂同工,安東尼聚會點確認安東尼同工,合情也合理）>这句话又没有主语，没有提当时"谁"这样认为。

 巴黎华侨教会会章规定会员有权利在会员大会进行审议和投票，而国语部执事会决定把将在三月二十二日开会员大会选举执事会的通知发给经常在安东尼聚会点聚会的会员，而且已经在三月八日托人把开会通知带到了安东尼聚会点，那就意味着在安东尼聚会点聚会的华侨教会会员有权参与华侨教会国语部的执事会选举。不管什么来头的人<认为由华侨母堂确认母堂同工，安东尼聚会点确认安东尼同工>就都不管用了，个人意见总不能否定国语部执事会的决定。再者，如果认为<由華僑母堂確認母堂同工,安東尼聚會點確認安東尼同工,合情也合理>, 那么，华侨教会国语部把开会通知发给安东尼聚会点的会员就是不合情也不合理了。如果您坚持认为< 华侨母会确认母会同工，安东尼聚会点确认安东尼同工合情也合理，为什么在长达两个月的期间，不在国语部执事会讨论和安排此次执事会选举时提出您的意见呢？国语部执事会若采纳您的意见，干脆不给安东尼聚会点聚会的会员发通知不就完了吗？国语部已经托人带来了开会通知，您却让王大台弟兄暂时不要发，我要请教您，您把您的位置摆在什么地方了？能凌驾于国语部执事会之上吗？  综上所述，<请王大台弟兄暂不发大会通知书>的理由不能成立。

安东尼聚会点从2009年6月建立以后，已经经历过2011和2013年的巴黎华侨教会国语部的执事会选举，从来没有人认为安东尼聚会点的华侨教会会员没权参加国语部的选举。

<我就請王大台弟兄暫不發母堂分部大會的通知書>，其中的<暂不发> 指多久？

<也由於母堂國語執事會沒有確認植堂小組建議的異地投票方案, 有會員誤認為該建議已是決議,使你們未能提早清楚投票方式,我在此深表歉意>

确定安东尼聚会点的华侨教会会员在安东尼投票，到底是植堂小组的决议还是向国语部执事会的建议？植堂小组由国语部和法语部的人组成，2013年组成后第一次在安东尼聚会点亮相时说过，植堂小组决定的事就是最后决定，不需经过执事会或理事会的认可，植堂小组成立一年半以来，曾有哪件事是要由国语部执事会确认的？ 为什么这件事要由国语部执事会确认？而为什么国语部又没有确认？


植堂小组开会时，应无其他会员参加，如果植堂小组的人不对外宣布开会的内容，未参加会议的其他会员当然无从了解会议讨论了什么议题和做了什么决定。按程序表所引文字，三月十二日开了植堂小组会议。三月十五日王大台分发的开会通知，十七日胡薇把通知送到我们家中，同时告诉我说，二十二日可以在聚会前在安东尼聚会点投票。二十一日我妻子在大街上遇到胡薇，胡薇仍然说可以在安东尼聚会点投票。胡薇是位普通的姐妹，目前在教会中没有职分，但她的丈夫黄萌珥是植堂小组的六位成员之一，也是安东尼聚会点两位负责人之一，当时我没有详细问胡薇，是谁告诉她的可在安东尼聚会点投票，我直观地理解是萌珥开完会后把植堂小组的决议告诉了她让她转告我，因此，没有任何会员误认为该建议已是决议，而是植堂小组成员把会议的决定告诉了其他会员，如果植堂小组只是向国语部执事会建议在安东尼聚会点投票而不是最后的决议，作为一位科学家出身，平时又谨言慎行的萌珥，断不会违背教会纪律如此肯定地说可以在安东尼聚会点投票。如果三月十二日植堂小组会议决定安东尼聚会点的华侨教会会员可以在安东尼投票，那么，提请华侨教会认可，就是多此一举了。如果有人背着植堂小组其他成员这样做，那只是个人行为。

退一万步来说，即使认为植堂小组的决定只算是一个建议，令人奇怪的是，教会国语部竟然在十天之内没有处理植堂小组的<建议> 而作为植堂小组成员和国语部执事会的主要负责人的黄玮珥也没有积极地推动"认可"，听之任之，不了了之。直到二十一日中午，才由王大台出面给每人打电话告知二十二日安东尼聚会点不设投票点. 翠菊则是二十二日上午才接到电话的。这等于是给了个措手不及。为什么如此呢？？  我们无法搞清!


<於是 3 月 12 日當天,我請賀晗姐妹向所有在安東尼的華僑教會會員發出母堂分部大會通知書,賀晗姐妹在當天共發出 15 份,其餘 7 份直接由王大台弟兄在 3 月15 日轉交。>

这段话有含混之处，巴黎华侨教会国语部向每位会员发出的是书面的开会通知，这书面通知是三月八日被带到安东尼的，压了一个礼拜，直到三月十五日才分发。 三月十三日(而非上段话所说的十二日）我收到一封电子邮件，其附件是开会通知。



如果梳理一下上文所记述的事情，可以看到，从两个月之前三人确定安东尼聚会点选举同工的日期；告诉王大台暂时部分发开会通知；到植堂小组决定了的事情还要提请国语部认可，提请之后国语部却又置之不理，始终是一双手在操控，所有这一切活动的结果是安东尼聚会点的大部分华侨教会会员不能行使投票权，正符合了他<<,(當時認為由華僑母堂確認母堂同工,安東尼聚會點確認安東尼同工,合情也合理）> 这一切都是偶然的吗？ 很值得深思!

安东尼聚会点的成员大部分是年轻人，工程师，硕士博士一大堆，难道他们看不透这点小把戏？不要过分低估了他人的智商。更不要弄巧成拙!

请玮珥和各位执事判定： 这一次的执事会选举有多人因人为因素无法行使会员的投票权，正常吗？怎么办？

2015年4月1日 我给黄玮珥发了一封邮件并抄送国语部执事，全文如下：

玮珥 平安

三月二十九日 安东尼聚会点的主日崇拜程序表上刊登了如下一段文字：母堂執事會黃瑋珥弟兄致安東尼聚會點的華僑教會會員說明書:3月 8 日丁均姊妹帶上了華僑教會 3月 22日分部會員大會通知書,交給王大台弟兄。我本人因為兩個月前和大台萌珥弟兄已經計劃於 3 月 22 日舉行安東尼弟兄姐妹確認同工會議,(當時認為由華僑母堂確認母堂同工,安東尼聚會點確認安東尼同工,合情也合理)。因此我就請王大台弟兄暫不發母堂分部大會的通知書。3 月 12 日植堂小組會議中,我們回應安東尼負責同工在收集人選信息需要,和界定安東尼聚會點同工會性質,我們決定原定的 3 月 22 日的聚會點表決推遲至 4 月 12 日舉行。於是 3 月 12 日當天,我請賀晗姐妹向所有在安東尼的華僑教會會員發出母堂分部大會通知書,賀晗姐妹在當天共發出 15 份,其餘 7 份直接由王大台弟兄在 3 月15 日轉交。也由於母堂國語執事會沒有確認植堂小組建議的異地投票方案,有會員誤認為該建議已是決議,使你們未能提早清楚投票方式,我在此深表歉意。我們會在未來,給予安東尼聚會點確定的教會會員大會和分部會員大會做法。


三月二十二日恰恰是华侨教会国语部投票选举执事会的日子，在安东尼聚会点聚会的华侨教会会员是有权投票选举华侨教会国语部执事会的，不知你们三人在确定上述计划时，是如何安排安东尼的华侨教会会员行使会员权利去投票的？请便中给予答复。 谢谢!

迄今没有收到回复，按照黄玮珥以前给我的邮件所述，不回复，不是回避而是尊重。这一次我又得到了他的一次尊重，深感荣幸!

这封邮件发出后，估计也不会得到回复，那我就再次得到尊重吧!



主恩永谐
                                                                王 煜敬上

2015年4月1日致黄玮珥邮件

玮珥 平安

 

三月二十九日 安东尼聚会点的主日崇拜程序表上刊登了如下一段文字：

<母堂執事會黃瑋珥弟兄致安東尼聚會點的華僑教會會員說明書:

3月 8 日丁均姊妹帶上了華僑教會 3月 22日分部會員大會通知書,交給王大台弟兄。

我本人因為兩個月前和大台萌珥弟兄已經計劃於 3 月 22 日舉行安東尼弟兄姐妹確認

同工會議,(當時認為由華僑母堂確認母堂同工,安東尼聚會點確認安東尼同工,合

情也合理)。因此我就請王大台弟兄暫不發母堂分部大會的通知書。

3 月 12 日植堂小組會議中,我們回應安東尼負責同工在收集人選信息需要,和界定

安東尼聚會點同工會性質,我們決定原定的 3 月 22 日的聚會點表決推遲至 4 月 12 日

舉行。於是 3 月 12 日當天,我請賀晗姐妹向所有在安東尼的華僑教會會員發出母堂

分部大會通知書,賀晗姐妹在當天共發出 15 份,其餘 7 份直接由王大台弟兄在 3 月

15 日轉交。

也由於母堂國語執事會沒有確認植堂小組建議的異地投票方案,有會員誤認為該建

議已是決議,使你們未能提早清楚投票方式,我在此深表歉意。我們會在未來,給予

安東尼聚會點確定的教會會員大會和分部會員大會做法。>

三月二十二日恰恰是华侨教会国语部投票选举执事会的日子，在安东尼聚会点聚会的华侨教会会员

是有权投票选举华侨教会国语部执事会的，不知你们三人在确定上述计划时，是如何安排安东尼的华侨教会会员行使会员权利去投票的？请便中给予答复。 谢谢!

转载 纵览中国 一篇文章

水木风雨，清华百年－从清华历史到清华精神

作者：唐少杰

清华的历史有多长？现代中国的历史有多长，清华的历史就有多长。清华孕育于清王朝“逊朝”的前夜与中华民国“分娩”的黎明之际。清华诞生的1911年是中国现代历史的起始年份。20世纪30年代清华校友提出的“与国同寿”的清华校庆口号，今天看来远远不够了，因为清华比中华民国的历史更长。 　　 　　清华的天地有多大？现代中国的天地有多大，清华的天地就有多大。放眼当今中国党、政、军、民、学，纵观现代华夏东、西、南、北、中，清华的影响可谓无所不及。无论有形的还是无形的空间，清华都与现代中国相互包容。例如，台湾海峡两岸，就有两个同名的“清华大学”（北京海淀“清华”和台北新竹“清华”）。众多中国大学在海峡两岸同名的，这在整个中国仅此一例。 　　 　　北京清华与新竹清华，尽管同属广义上的清华，但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它们又分属两个范畴，即海峡两岸这两个同名的“清华大学”有着各自不同发展的途径。本文涉及的是北京清华的问题。 　　 　　一 清华的“发祥” 　　 　　大学作为欧洲文明进入中世纪后期出现的一大硕果，迄今约有一千年的历史。大学随着“欧洲化”或“西方化”普及、深入到世界其他地区，它也以近代化、现代化的一种“普世”方式，成为人类数百年来教育发展的主力军和科学进步的发祥地，特别是近百年来，成为一个民族先进与否或一个国家发达与否的关键。作为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大学，清华的孕育、形成和发展无疑是一百年前中国与外国之间的文化冲撞、东方与西方之间的文明交流的产物，换言之，清华乃至大学在中国的出现或确立，既不是纯粹中国因素的使然，也不是纯粹外国因素的油然，而是“华夷之辨”直至“华夷之变”的必然。大学进入中国并在中国成长起来，表明了中国文化新纪元的来临。中国进入近代和现代的历史包含了教育由传统和本土到渐进开放和渐近西化的历程。西方教育的介入和作用使得中国的教育发生了巨变，而清华的孕育和出现表明了中国教育在东西交汇、中外砥砺的过程中所形成的时代主流和社会趋势，亦即大学及清华问题本身就凸显了近、现代中国文化及教育所蕴含的东西文化双重性的价值和中外教育双重性的取向。 　　 　　另一方面，毋庸讳言，美国对于清华的建立起到了重要的甚至是独到的作用。缘起1900年（庚子年）事变而于1901年签订的致使清王朝气数已尽的“辛丑条约”，美国获得的赔款额度为2444多万美元（3200多万两白银），此款项约占“庚子赔款”4·5亿两白银总数的7. 8 %，名列当时外国列强获得赔款数目中的第六位。至1905年底，美国就获得了上述赔款。在当时所有外国列强中，美国与中国的地理距离最远，两国关系起步较晚，但是，无论人们今天如何斥责美国怀有的是“文化野心”或从事的是“教育侵略”，作为最年轻的“帝国主义”国家，美国在当时比起其他所有外国列强的一个不同就是它要开辟出与其他国家有所区别的对华关系，它要用今天所说的“软实力”方面赶超其他国家的对华影响。经过美国朝野上下以及不同人士的努力，1908年5月，美国国会通过退款决议，决定将1078.529612万美元，从1909至1940年逐年按月地“退还”中国，用于在中国办一所留美预备学校。这就是清华的直接由来。在当时美国众多的对华退款建议中，伊利诺大学校长詹姆士（E. J. James）1906年给罗斯福（T. Roosevelt）总统的信就最有代表性：“中国正临近一次革命……哪一个国家能够做到教育这一代青年中国人，那一个国家就能由于这方面所支付的努力，而在精神和商业的影响上取得最大的收获。……那么，我们现在一定能够使用最园满和巧妙的方式，控制中国的发展。这就是说，使用那从知识上和精神上支配中国的领袖的方式。”① 　　 　　清华的历程也是中国现代文化发展特别是中国现代大学教育发展的一个缩影。清华先是帝国主义或准殖民主义文化与中国古老文化相结合的一个“怪胎”，后是中国人自己兴办大学、主导大学教育的一处“重镇”，它所走过的“清华学堂”—“清华学校”—“清华大学”的百年历程，既折射了西方大学制度及其理念在中国生根、开花和结果的过程的折射，也展现了中国大学教育观念及其实践的生成、转型和自主的过程的。 　　二 百年清华的五个时期 　　 　　回首清华百年历史，我认为，可以分为五个时期，每个时期都有其值得我们深切反思和积极转化的特定内容或蕴涵。 　　 　　清华历史的第一个时期是1911年春至1925年春，可谓清华“史前期”。这一个时期清华没有自己的特色，几乎是美国大学文化在中国的翻版，正如英国哲学家罗素1920年代初来华讲学时，访问过清华，他在答记者问时说，清华完全是一个美国化的学校。②但是，这一时期的清华有两个重要特点：一方面，清华作为美国化的学校机构，这既不同于中国传统的学校及学堂，也不同于此一时期中国的那些教会学校。最为引人瞩目的就是这个时期清华培养的众多学子，经过日后留学美国等国，学成归来，成为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中国一大批著名的学者、专家甚至文化泰斗，如胡适先生。另一方面，清华在美国的部分庚款退还支持下，没有遇到当时中国不少大学所出现的经济拮据问题。清华有财力上的充分保证，这为清华后来的发展奠定了可靠的基础。 　　 　　清华历史的第二个时期是1925年春至1937年夏，可谓清华“创世纪”。1928年清华改制，由“清华学校”改为“国立清华大学”。这一个时期清华有两大“突破”：第一是1925年初，在清华过去的“初等部”和“高等部”的基础上，亦即在过去为留美预科培养的初中生和高中生的水平上，新建了“大学部”，清华已不是单纯给美国输送预科学生，而是开始培养自己的大学生。第二亦即更加重要的事情就是同年清华建立了自己专门研究中国文化的机构——“清华国学研究院”，聘请了著名的“四大导师”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招收志在研究中国文化和中国精神的研究生。清华国学研究院不仅成为清华教育上的一大飞跃，甚至是清华学科史上的某种“绝唱”，而且也是中国20世纪学术史、学科史和思想史的一个绝无仅有的“奇观”。这一时期清华还有两件大事值得关注：一是1931年底，清华留美第一届学生梅贻琦出任清华校长，经过他和清华同仁的努力，清华步入了中国著名的大学、世界知名的大学的行列，清华迎来了自己短暂的、仅有六、七年时间的第一个黄金时期，亦即“崛起的时期”。二是1935年底由清华学生发起的“一二九运动”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领导的全国性的青年学生运动，这一运动为中共培养和输送了不少的干部。尽管“一二九运动”无法与“五四运动”（指五四新文化运动及五四青年爱国运动）相提并论，但是由青年学生为主体的“一二九运动”比起“五四运动”来更多地是一场救亡运动，也是后来的中共学生运动的滥觞。 　　 　　清华历史的第三个时期是1937年夏至1946年初，可谓清华“西南联大期”或“传奇期”。这个时期由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南开大学组成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借西南边陲一隅，鼎力协作，众志成城，保证了在抗日战争极为艰难困苦的条件下，既没有使中国的大学教育薪火熄灭，也没有使中国的高等学术偃旗息鼓，更没有使中国的林林总总的杰出人才告罄阙如。今天，这三个学校在各自校园所共同矗立的纪念碑上的铭文“西山苍苍，南国荡荡，联合隽彦，大学泱泱”，就是“西南联大” 作为当时中国大学首屈一指的楷模的明证。“西南联大期”既是清华历史的一个传奇，使得清华教育流光溢彩，也是中国现代大学教育史上的一段佳话，给后来的中国大学教育留下了难以言尽的思索和追寻。我总是在询问：是什么、又是为什么包括清华在内的三所大学在民族危亡和祖国危难之际，办起了并且办好了“西南联大”这样一个卓越的大学，使得当时中国的大学没有落伍于世界大学发展的水平和主流呢？ 　　 　　清华历史的第四个时期是1946年初至1948年底，可谓清华“复员期”或“过渡期”。这一时期也是清华历史最短的一个时期。抗战结束，清华复员北上，但由于国共两党的决战提到了历史议程，清华难以正常办学。清华历史开始进入一个根本性的转折。 　　 　　清华历史的第五个时期是1949年至今，可谓清华“新时期”。这一清华历史最长的时期分为三个阶段：1949年至1966年夏、1966年夏至1976年底、1977年至今。这一与新中国六十年余年历史几乎同步的清华时期，前三十年基本上是整治、折腾、动荡，清华不断地处在政治漩涡之中甚至处在政治风暴中心，后三十年基本上是休养、恢复、建设，清华驶入回归大学角色和重建大学职能的航道。无论从哪一方面来讲，这一时期对清华的今天和清华的未来都关系至大，影响至深。 　　第一个阶段1949年至1966年夏的“十七年”是清华脱胎换骨的阶段。清华不仅在政治上进入了中共政治绝对领导的岁月，而且在教育制度及其理念上进入告别欧美化、汲取苏联模式的时代。这一阶段对清华命运和清华建设影响最主要的方面是：1、1952年全国性的“院系调整”致使清华成为失去了文科、法科、理科、农科而只拥有工科的大学，这一调整给清华的学科结构和学科发展带来了半个多世纪的负面后果，到今天都没有使清华恢复过元气。2、1957年清华的“反右斗争”致使约571名师生员工被打成“右派”（约占全校师生员工总数的5%多）。③清华居于全国“反右斗争”的前列。3、1958年清华进行了三个多月的“教育革命”，这种革命可谓教育乌托邦实践的个案，并与文革“教育革命”有着一定的历史渊源。4、1964年清华几近半数的师生员工下乡从事某种文革预演的“四清运动”。此时清华如同全国一样，越来越激进、偏执。 　　 　　第二个阶段1966年夏至1976年底的“十年”是清华生死磨练的阶段。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所有单位中，清华对于文革的作用独占鳌头，即清华成为一个从最高领袖到群众、从中央到基层、从首都到全国、从大学到社会的独一无二的“文革样板”，成为一个有文革理论变异、有文革实践创举和有文革思潮新径的“文革典型”。清华在文革中的具体意义可以通过下列非凡事例来界定和显现：首先，清华提供了“红卫兵”这个文革初始的生力军和突击队。如果说文革在北京大学点火引爆，那么文革在清华找到了其杀向全国的“冲击波”。清华能够成为红卫兵运动和红卫兵组织的策源地，表明文革绝不是偶然的。其次，清华是文革“无产阶级司令部”战胜“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前沿。通过“工作组问题”和“蒯大富问题”，清华把文革最根本的问题即群众性问题无以复加地展现出来，把文革群众与干部的矛盾异常深切地揭示出来，进而把文革造反派运动推向一个极致，表明文革从根本上不同于以往中共的任何政治运动及群众运动。再则，清华带来了结束文革群众运动、终止红卫兵运动和断送造反派运动的契机。清华在文革头两年所出现的群众论战和分裂不但注定了文革的异化，而且铸就了文革群众的自我异化。清华1968年4月23日至7月27日进行的“百日大武斗”实质上敲响了文革最初的丧钟，拉下了整个文革初期历史的帷幕。还有，清华是文革“教育革命”的首要基地。从1970年开始，清华把文革最具有乌托邦“魅力”及其破坏力的“教育革命”推向全盘的实践，这种“教育革命”嬗变为反知识、反教育、反文明、反现代性以及封建特权（“走后门”上大学）等等的大杂烩。最后，清华是文革最后一场运动即“批邓运动”的发源地。1975年刘冰、惠宪钧、柳一安、吕方正四人两次写信给毛泽东反映清华问题的事件，演变成了翌年邓小平被再次打倒，促使文革走入了历史的死胡同。文革十年对清华意味着什么呢？这里，仅用数字来回答：清华在文革中约有1228名教职员工“被立案审查”（约占教职员工总数的20%），178人被定为“专政对象”、58人“非正常死亡”，受伤人员数以千计，经济损失无法估算。④毋庸置疑，清华这一占据清华历史十分之一时间的阶段是整个清华历史中最为惨痛、最应铭记和最不该回避的。 　　 　　第三个阶段1977年至今的三十四年是清华长足进步的阶段。相比较于以往的清华历史，这三十多年是清华发展比较迅速、显著和顺利的时期，特别是从1993年开始，清华的发展在2001年校庆九十年前后达到一个小高潮。 　　 　　清华百年的历史实际上是以清华20世纪的八十九年（1911—2000年）为主干的。无论是清华百年历史，还是清华20世纪八十九年的历史，我个人认为，真正属于清华自身相对稳定、相对和平、相对持续发展的时间也就只有七十余年，因为，日本侵略的“外祸”和文革的“内乱”至少使清华陷于二十年不止的动荡和灾难。显而易见，清华的百年历史属于清华独自享有的、弥足珍贵的时间实际上不足百年！质言之，清华的百年历史既是中国大学百年变革的多重性的凝聚，也是中国精神百年进化的多维性的映照。 　　 　　三 清华精神 　　 　　清华百年历史影响重大，意义非凡，这总会促使人们从思想意识层面去加以探寻、概括清华的某些方面，诸如清华校训、清华传统、清华学风等等，我把这些方面统称为“清华精神”。那么，有无清华精神？什么是清华精神？这无疑是非常复杂、众说纷纭、见仁见智的问题。 　　 　　梁启超先生1914年冬天来清华演讲，他引经据典对清华学子的殷切鼓励变成了今天人们耳熟能详的清华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⑤如同杜维明先生所言，这一校训是所有的中国大学校训中最富有内涵的校训。⑥ 有人把清华传统概括为“古今贯通，中西融汇，文理结合，综合创新”，⑦有人把清华学风称作“严谨、勤奋、求实、创新”等等，不一而足。这些都涉及到如何从精神的维度看待清华，也即从清华历史引出清华精神、从清华精神来把握清华历史的问题。 　　 　　如果说大学校训是一个大学精神的生动体现，那么大学传统、大学学风等则是大学精神的内在凝聚，由这些方面所构成的大学精神是一个综合体，即大学精神既是大学办学的固有机制和根本理路，又是大学治校的特定目的和基本取向。但是，对于清华精神而言甚至对于整个清华大学而言，由于清华百年历史的多变和曲折使得清华不可能有一成不变、持续稳定、牢固深化的清华校训、清华传统、清华学风，因而也就给清华精神带来了在上述的清华五个不同时期的不同风貌和不同蕴涵。⑧ 以清华校训为例，在1949年之前为“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在1949年至1966年变为“又红又专”，即政治上的“红”和业务上的“专”；文革年代又变为迟群所说的“清华大学只有一个专业，这就是斗走资派的专业”；1977年之后，有人批评以工具主义的方式把清华校训诠释为“听话、出活”；⑨直至1996年之后，清华才逐渐肯定和重新确立最初的清华校训为自己的校训。 　　清华精神的多变甚至脆弱无疑会制约着清华文化的积累和清华底蕴的延续。由上所述，不难发现，不仅清华百年历史的五个时期有着深刻的差异，而且清华前四十年的历史与后六十年的历史也不可同日而语，甚至有过相互的牴牾或隔阂。即使是在同一时期，例如清华在1949年之后至今的那三个阶段之间的相互对立也颇为明显，具体地说，清华文革阶段对清华文革前的阶段的否定、清华文革后的阶段对清华文革阶段的排斥已是不争的事实。 清华精神的流变及其凝重还特别体现在20世纪上半叶和下半叶清华两位著名校长的不同的大学教育理念及其实践上。 　　带领清华崛起的梅贻琦校长为清华所倡导并且所奋斗的是：一、通才标准。这是清华培养学生的标准，亦即“自由教育”（liberal arts）的标准；二、教授治校。这是清华治校的原则及其运作机制；三、学术自由。这是清华办学的理路和氛围；四、大师办学。这是清华办学的宗旨和目标。梅校长那句“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⑩名言，应该视作清华精神的隽永神韵和最好定位。我认为，20世纪上半叶中国有两个大学校长居功至伟：一是北京大学蔡元培校长“开风气之先”，另一个就是清华大学梅贻琦校长“落建设之实”，即梅校长比较成功地把现代大学制度及理念贯彻到清华、落实到清华。1948年底，梅校长离开清华出走海外，这与其说是梅校长本人的挫折，不如说是清华精神的一次裂变。 　　 　　在20世纪下半叶清华历史上无出其右的蒋南翔校长给清华带来的主张和举措：一是坚持中共党的政治领导，保证清华的政治方向，建立“学生政治辅导员”制度；[11] 二是坚持“又红又专”的人才标准，确保清华学生在政治上和学业上的双项合格；三是坚持教学、科研和生产的“三结合”原则，使清华具有多种职能；四是坚持以质量为主、以数量为辅的策略，保证清华稳步发展。蒋校长更多地是一位“政治校长”，他作为1949年至1966年“十七年”中国大学教育模式“第一人”，在今天的清华依然发挥着影响，例如，清华的干部队伍一度就被喻为“没有蒋南翔的蒋南翔队伍”。文革的来临以及在清华的得势，这与其说是蒋校长本人的失败，不如说是包括清华在内的“十七年”大学教育模式的溃败。 　　 清华精神是历史的、具体的和多样的，它仿佛在清华那不可能一以贯之或始终如一的百年历史中经历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即在清华早年所独立特行的精神或其某些因素，由后来某个清华历史阶段所否定、所抛弃之后，又有可能被重新认识、重新确立甚至重新弘扬。上述的清华校训之经历就是一个例证。虽然人们不可能对清华精神有着一致的理解，但是清华百年历史的业绩还是孕育出并且聚集着为清华所特有的、所不断前行的清华精神。今天的清华一些人士把清华精神主要概括为“明耻与自强”、“独立与会通”、“科学与实干”三个方面，[12]我认为这有一定的合理性，当然，即使是这些方面及其内在关系也在不断地得以阐释、充实和升华。 “明耻与自强” 是清华精神的动力。清华最早在时间上的形成和空间位置上的确立都渗透着近代中国以及中华民族的奇耻大辱，清华在历史上表现出的第一痕迹或历史给予清华的最初烙印就是“耻”。清华数代学人没有在这个“耻”面前退却、萎缩和沉沦，而是发愤图强，自强不息，把一个“留美预科班”学校改造成了中国数一数二的著名大学，这是中国大学的荣耀，也是中华民族的骄傲。总令我感慨不已的就是清华办学的最初动机与清华的后来及清华的现状之间的差距何止十万八千里！ “独立与会通”是清华精神的理路。清华的成长显然是中国人办大学的一个比较成功的尝试，正如冯友兰先生所言：“清华大学的成长，是中国近代学术独立自主的发展过程的标志。”[13] 这种独立主要是指清华在历史上对于美国文化的独立关系，还不是人们所更加注重的精神独立和思想自由，而这种精神独立和思想自由对于清华来说依然是有待努力、有待奋斗的目标。清华要建设自己的学科大业，就不可能在西方化或美国化上徘徊游弋，也不可能在复古维旧上抱守残缺，而是在中外、古今、文理三大关系上加以“会通”，即会合变通，就有可能使清华趋向一个现代的、多元开放的和世界性的大学。 　　“科学与实干”是清华精神的方法。朱自清先生说过：“清华的精神是实干。”[14]长期以来，清华学人保持和发扬的是“科学救国”、“实干为民”的作风，一度被视为“红色工程师的摇篮”，一度在毗邻的北京大学喊出“振兴中华”的时代口号而随即提出“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的务实主张，等等，这些“科学为本”和“实干为先”的精神都为清华的崛起和发展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硕果。然而，相比较于中国其他优秀大学所具有的精神，清华精神有着浓厚的、过重的科学主义气息。问题在于：清华作为中国有着较为强烈的的科学主义、实证主义和实用价值氛围的高等学府，清华精神应该如何不断地通过人文主义、理想主义和普世价值的精神来加以会通或互补？以王国维先生当年所期望的科学主义（“可信的”）与人文主义（“可爱的”）之间的协调与融合，如何来使清华“更上一层楼”实现既可信更可爱的统一？ 　　清华精神现今缺失的是什么？这又与清华现今的历史有着密切的关系。1993年，清华大学新一届领导班子决定：在清华建校百年之际，把清华建成世界一流大学。1998年北京大学百年校庆之际，这一决定演变成了中共党和国家政府决定在21世纪之初把十一所（后来变成二十余所）中国大学办成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稍后就是中国大学界著名的“211工程”的实施。2011年的到来，不仅中国还没有世界一流大学，就是清华领导班子自己也把建成世界一流大学的时间表推迟到2020年。清华领导班子的规划变动旨在用三个九年的阶段即共计二十七年（1993—2020年）的时间来把清华建设成为世界一流大学。清华急于跻身世界一流大学之列，但是很有可能不会准时地或适时地如愿以偿。清华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它是否具备了世界一流大学的精神？因此，具体地讲，清华精神缺失的是世界一流大学的精神！ 　　 　　清华领导班子在提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时并没有也不可能对世界一流大学的标准作出规定或明示，这有点类似于胡适先生，他于1947年9月发表《争取学术独立的十年计划》的谈话时提出过争取十年建立五个、十个“第一流大学”，但对“第一流大学”的标准却语焉不详。虽然人们对于何谓世界一流大学不可能作出一致的、公认的评定，但是世界一流大学至少应有三个“底线”：世界一流的教师、世界一流的学生和世界一流的校长（广义上的大学管理职员及体制），只有这三者形成鼎足之势，才有可能真正造就出世界一流大学及其风范。一些人评价清华时总是看重从清华走出了诸多中国著名的政治领导人（“大官”）、实业家及金融家（“大款”）、社会名流如体育、影视明星（“大腕”），尽管这些人物的出现确实是清华成就的多种体现，但绝不是清华成为世界一流大学的定位所在。毫无疑问，一个大学是否成为世界一流大学的主要“指标”，不在于其有大官、大款、大腕，而在于其有世界一流大学的精神，特别是在于有生成、保持和发扬这种精神的大师。套用梅贻琦校长的那句名言来说：“世界一流大学者，非谓有大官、大款、大腕之谓也，乃谓有大师之谓也！”。因为，大官、大款、大腕完全可以为非一流大学或者非大学的机构所培养出来，而大师者，只有在一流大学中并且通过一流大学才能最终确立起来。由于种种原因，不仅仅是清华大学在迄今为止的的六十余年里没有出现过大师，而且包括清华在内的所有的中国大学在这过去的六十余年里没有培养出大师级的人才，亦如钱学森先生在其晚年所发问的令人深思不已的“钱学森问题”（即“为什么我们长期缺乏杰出人才”），“没有大师”这一事实或“缺失大师”这一现象的重大作用和深远影响绝不限于一代人的历史，而是波及到数代人的历史。概言之，中华人民共和国六十年来没有出现大师、没有造就大师，这说明了什么呢？何谓大师？大师不只是一流大学的“标杆”，最主要、最重要的是大师之所以为大师就是其对于思想、对于科学、对于文化的创造性变革和开拓性促进，并由此而带来的对于人类生活的造福和社会历史的推动，不是限于地区的、民族的、暂时的和某一大学及某一学派的，而是世界的、人类的、持久的和跨大学的及超学派的，也就是说，大师是对于思想、科学和文化作出了世界级的、世纪性的成就和贡献的杰出人才。“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15]大师之道就是大师精神。 　　 　　世界一流大学的精神重在大师精神。今天，从整体上而言，清华可能有世界一流的学生，但没有世界一流的教师和世界一流的校长（广义的）。面对人们提及清华在当今中国是“英才半国，名师荟萃，学子莘莘，人杰辈出”等等时，更应看到清华还没有世界顶级的大学教师和学术流派，清华还没有世界一流的大学学科及相关专业，清华从总体意义上还没有取得世界尖端的教学与研究的成就或业绩，清华还没有达到世界领先的大学教育的成果和效益。清华的教师和校长（广义的）还处在由过去的或传统的“士”、文人、学者、教书人、专家到可能的或现代意义上的“公共知识分子”和“独立知识分子”的转变过程，距离由知识分子之中产生出思想大师、科学大师、文化大师直至教育大师等等还相当遥远。例如，六十余年来，清华没有雄厚而深重的人文社会科学的传承，没有开创性的、普世性的人文社会科学的成果，没有培养出清华自己的思想家、哲学家、历史学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法学家、教育学家、宗教学家、伦理学家、逻辑学家、美学家、心理学家、语言学家、政治学家等等人才，没有对清华异常稀薄的人文学科所具有的异常丰富、厚重和珍贵的人文资源进行应有的开掘和提炼，这些都不能不给清华历史留下了空白，不能不给清华精神造成了缺憾。 　　 　　如果说一个英明的大学校长是一流大学的“灵魂”，那么诸多优秀、卓越的大学教师就是一流大学的“骨骼”，而众多出类拔萃的大学学生就是一流大学的“血脉”。世界一流大学不可能是“形象工程”的产物或“政绩工程”的结果，而应该是闪耀着“至真、至善、至美、至圣”及其相互统一的一流“大学精神”的精髓乃至伟大“时代精神”的真谛，更应该是对于全人类和对于全世界作出划时代的思想贡献、科学发明和文化创造的一个“大本营”。 　　 总之，追溯清华历史和探寻清华精神，则是由于清华在当今中国大学的特殊地位以及它肩负的责任和使命所致。因而，我要把清华大学誉为“中国大学的王子，中国希望的眸子”。清华百年校庆之后，清华历史能否欣欣向荣，清华精神能否蒸蒸日上，让我们翘首以待。 注释： ① 转引自清华大学校史组编著：《清华大学校史稿》（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页2。 ② 闻奇、周晓云编著：《清华精神九十年》（北京，民族出版社，2001），页10。 ③ 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编：《清华大学九十年》（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页212。 ④ 参见唐少杰：《清华大学文革中的“非正常死亡”》，载《二十一世纪》2006年2月号，第九十三期。 ⑤ 黄延复、贾金悦：《清华园风物志》（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增订版，页3-4。 ⑥ 杜维明先生2010年5月15日在清华大学哲学系建系85周年及复系1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致辞。 ⑦ 参见徐葆耕：《紫色清华》（北京，民族出版社，2001），自序，页1、页145。 ⑧ 清华学长王铁藩（铁凡）在清华校庆九十年前夕所写的一文，对这个问题做了比较深入的探讨；参见王铁藩著：，转给笔者本人的电子文本打印稿，2001年3月8日定稿。 ⑨参见徐葆耕：《紫色清华》（北京，民族出版社，2001），页145。 ⑩ 梅贻琦著、刘述礼、黄延复编：《梅贻琦教育论著选》（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页10。 11蒋南翔1953年元旦正式出任清华大学校长之后，决定建立“学生政治辅导员制度”，即为清华大学每个学生班级配备“政治辅导员”（与每个学生班级“班主任”相并列，这一体制有些类似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各级部队的“军事首长”和“政治首长”共同负责制），从学生中选拔出管理学生的“政治辅导员”，一边学习，一边工作，又称“双肩挑”学生干部。至1966年初，清华共出现了618名学生“政治辅导员”，其中不少人后来成为中共党和国家领导干部，如胡锦涛、吴邦国等。 12 参见徐葆耕：《清华二题》，载《人在清华》（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3），页45-46。 13 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一卷（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页308。 14 闻奇、周晓云编著：《清华精神九十年》（北京，民族出版社，2001），序页1。 15 韩愈：《韩昌黎全集》（北京，中国书店，1991），卷十一，页185。

—— 原载: 香港《二十一世纪》 本站刊登日期： Wednesday, April 01, 2015